主题：未曾发生的历史（转）安德鲁?罗伯茨 尼尔?弗格森 著 -- foundera

关于合作的反事实假设

占领意味着什么?在下一章中，迈克尔?伯利将对德国在东欧取得胜利的可怕后果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很清楚，西欧的经验――这与英国的情况更为相近――是非常不同的。在法国、荷兰和欧洲其他被占领地区，种族政策并没有像在东线那样成为至高政策，只有犹太人仍旧被不论国籍地送往东部的死亡集中营。换句话说，德国对西欧的盘剥主要是在经济方面，而不是种族方面进行的。法国尤其被德国当成了战争的供给源，成千上万名法国战俘被迫在德国作为人质工作，为德国提供劳动力，同时也成为德国要挟维希政府的把柄。

最近，人们开始热衷于讨论这个可能性：英国人民对被进攻和占领的态度将与法国人、捷克人和卢森堡人大致相同。当然，这是一个深入英国的民族自我观念的问题。《卫报》记者玛德琳?布庭在她于1995年出版的、关于战时海峡群岛的作品中提出，由于“英国岛民就像欧洲其他被占领地区的人们一样与占领军妥协、合作和往来”，因此他们的作为“直接地挑战了那种认为二战证明[英国人)与欧洲其他地区的人们有本质不同的信念。”她相信海峡群岛在1940年到1945年的经历削弱了那种认为“英国的性格存在着与欧洲大陆的性格截然不同的秘密”的论点。根据她的研究，“对战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理解”应当被“对那些动荡岁月的欧洲整体历史的认识”所取代。在重温她的观点时，剧作家约翰?默坦摩将群岛描述为“对处于压力下的英国性格和英国美德的理想的实验场所”。他得出结论，认为“英国人受到了检验，他们的表现与欧洲的许多其他人相比，并没有什么差别。”甚至连在保守的《旁观者》上撰稿的记者安妮?艾坊波也提出，“在纳粹占领中，英国人也许将表现得与其他战败国的人民没有什么两样。”其他作者则想象“英国人民与德国武装部队之间开始慢慢发展起各种各样的关系……许多医院的孩子都收到带德国口音的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的可能性。另一名历史学家则相信“大量普通正派的英国人会开始与德国人合作，阻止抵抗，目的是为了达成一定的和平。”

所有这些评论员都没有注意到海峡群岛和英国主体的局势之间的深刻区别。首先，群岛已经得到了战争部发出的不抵抗命令，原因是它们的战略地位无足轻重；而6月4日在英国本土，丘吉尔却不断告诫人民要“上海滩作战。”丘吉尔认为伦敦可以容纳一整支德国军队，但圣赫利尔却不是这么回事。其次，群岛三分之一人口已经离开，其中包括所有适合从军的男子 (他们中有1万人在战争中英勇地服役)。余下的6万人受到了不少于3．7万名德国士兵的看守――这种比例如果要在英国本土实现的话，那将意味着德国纳粹要在英国驻军3000万!第三，海峡群岛尽管建筑风格与萨里郡毫无二致，但在整体上不可能与英国相提并论。根西岛民仍旧把泽西岛人叫做克拉坡兹 (crapauds)，而且在1939年，群岛的土话诺曼法语仍被广泛使用。岛民只占英国人口的0．1％，因此这些群岛在统计学上实在不具备可以充任英国的其余部分的政治晴雨计的重要性。群岛的地理和社会情况同样也使它难以进行有效的抵抗。当地地形平坦，人口稠密，在战争期间每平方英里德国人所占的比例比德国本国还要高，而且没有政党，商会或者任何明显的抵抗中心，因此群岛不可能成为什么例子，用来说明伦敦东区，南威尔士的山谷矿区、东北的工厂区或者格拉斯哥的贫民窟将如何对进犯的德国军队做出反应。就连布庭也承认“群岛没有反抗当局的传统。它们是遵从等级制度的服从的社会团体。”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假如德国人真的在英国登陆，那么他们由于武器和战术上的优势，也许可以在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取胜，但是他们随即将遭遇到一个武装了的民族不屈不挠的、发自内心的憎恨和抵抗――尽管后者的装备都是临时拼凑而成的。为了征服一个国家，必须由步兵去占领乡镇和城市。一个仅有坦克和集中营的的军队未必能够取得胜利。根据我们对 1940年5月的英国的了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任何德国的进攻，无论它是多么无情，都将极其难以取得成功。

5月14日，战争大臣安东尼?艾登在无线电台号召“17岁到65岁的男人们站出来，”加入地区防御志愿军。他尚未结束演讲，全国各地警察局的电话就已经泛滥成灾。第二天早晨，排起了人数众多却秩序井然的长队，24小时内，25万英国人自愿报了名。到5月底，战争部――它原先只计划吸收15万名成面对着40万名志愿者，而且报名的人仍旧有增无减。到 6月底，至少有145．6万人自愿报名参加对抗预想的进攻者的战斗。他们中有三分之一强是一战老兵。

坦白地说，这些人的装备很差。地区防御志愿军组织往往尚未得到上级命令就开始巡逻，他们装备着农业用具，短枪和家制武器。只有六分之一的人有来复枪。不过，如同西班牙内战和华沙起义表明的，以不正规的方式装备起来的一群人可以成为卓有成效的游击队。在6月份，情报部关于怀特岛的海报清楚地表明，政府鼓励人们进行一切形式的抵抗：“这些岛屿的人民应当对进攻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每个公民都应当将以一切机智有效的方式阻止和挫败敌人、帮助我们的军队视为己任。”当时散发的名为《绝不让步》的小册子甚至不得不对公民高涨的热情进行抑制：“公民不应当对敌人军团发起单独进攻。”

在军事集结地区，抵抗将会是最有成效的。最近，一位研究战时伦敦的“后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描述了“人民团结一体，以尊严、勇气、决心和惊人的幽默感承受猛烈空袭”的情形。从事民意调查运动的汤姆?哈里森将抖露战争秘密作为己任，不过此人同样认为在空袭中，“如此众多的英国人最终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也许用不朽来形容它也并不过分。他们没有让战士们或者领袖们失望。”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对抗进攻和占领的行为将会与他们对抗夜间空袭的壮举有所差别――事实上他们对进攻和占领的反抗也许还将更加英勇。对伦敦的空中袭，直到1940年9月才开始，因此人民的士气应当会比德国在1945年5月进行抵抗时的士气更为高昂，当时德国已经经受了四年轰炸和一年毁灭性的千架轰炸机袭击。

丘吉尔本人尽管在唐宁街、在圣詹姆斯公园的林荫道和救世军会议厅地堡中对死亡高谈阔论，但是他也许在更没有诗意的尼斯登就有可能送了命。伦敦北部高地上的“围场”掩体被伪装成格莱斯顿公园的一部分，在那里安顿着一个地下城市，里面是战时内阁的所在，居住着200名成员。丘吉尔也许就将从那里的广播电台对首都的抵抗运动发出号召。在这个地点于 1995年对记者开放之后，一家报纸宣称，“‘围场’本来将成为丘吉尔的葬身之地。大英帝国的灭亡也有可能在那里发生――只要德国坦克开上多利斯山巷，压扁那些没有经验的抵抗者们。”正如丘吉尔在战后写的，“双方的残杀行为都将有可能是严酷的、大量的……我本来打算使用这个口号：‘拼个你死我活’。”

当然，海峡群岛并不是用来作为类比，对英国在德国占领下将有可能做出的反应进行探讨的惟一基础。在某些方面，将法国作为参照物也许会更有意义。但是那些认为维希政府将是英国的榜样的人其实没有注意到1940年英国和当时法国的民族情况的巨大差异。比起英国国王兼印度皇帝和伊利莎白女王，第三共和国召唤公民的忠诚的力量与之不可同日而语。1924年和1940年之间，法国先后有35次内阁更迭，而英国只有5次。1934年2月6日，伦敦最受争议的政治规定是驾驶考试的规定，而巴黎的协和广场附近却发生了15人死亡、2000人受伤的巷战。法国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同期的英国则是共产党和法西斯党徒不断失去信任――意味着在1936年的法国大选中，37．3％的选票被投给了左翼人民阵线，35．9％选票则被投给了新法西斯党派。英国政治领域中，没有人对莱斯利?霍尔?贝利沙(英国交通大臣)做出过法兰西行动派的查理?摩拉对列昂?勃鲁姆进行的那种评价，后者宣称这位犹太籍大臣“必须被枪毙，不过是从背后开枪。”腐败、党派积怨、鼓惑人心的宣传、反议会联盟、反闪米特主义和广泛传播的对宪法本身的反对都是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政治的特点，而这些在英国却鲜有出现。在法国，对于德雷福斯事件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分歧尚未得到解决，因此对纳粹主义进行联合的民族抵抗是不可能的。1940年7月9日，安德鲁?纪德在日记中写道，“假如德国统治能够给我们带来富裕，十个中有九个法国人会接受它，其中三到四个还会面带微笑地接受。”

然而，几乎就在同时，哈罗德?尼科尔森正在给他的妻子写信，表明自己决心带着一片毒药赴死，而不会在纳粹的铁蹄下偷生：“我一点也不惧怕突然而光荣的死亡。”尽管20世纪30年代中期，绥靖主义思想在英国广为传播，它在战争爆发时，作为一种严肃的政治力量已经几乎完全消失了，在芬尼战争(Pho― neyWar)期间召开的与会者寥寥的会议和工党内部对和平主义情感的缺乏都是明证。无论如何，英国的和平主义是宗教和道德原则所驱动的，而法国人拒绝服役的做法往往都是虚无主义的、与道德无关的行为。《为但泽而牺牲?》是1939年夏天在巴黎的报纸上经常出现的大标题。而英国评论员决不会写出罗杰?马丁?德加尔在1936年9月写的那种话：“来点战争之外的什么东西吧!任何东西都行啊!……就算在法国实行法西斯主义也罢：没有任何东西、任何审判、任何奴役比战争更可怕：什么东西都行，希特勒也比战争强!”在政治腐败方面，英国没有出现过类似斯塔维斯基事件等事件的例子。法国在1870年和 1914年已经两度被普鲁士进攻，在一战中比英国经受了更惨重的死伤，却居然出现了宣称“远离进攻路线”的房屋广告。

当然，作为忠诚的最终焦点以及国家的合法性的最终保证者的英国皇室也许将由于军事形势而被迫出国。正如BBC在广播大楼倒塌之后，计划将伍斯特郡的伍德诺顿大楼当作避难所一样，皇室也指定了四个高贵的场所――其中主要的是伍斯特附近的博尚伯爵的曼德斯菲尔德宫――作为他们的避难所，以便在温莎宫无法继续居住时进行迁移。有人推断他们将从那里转移到利物浦，随后到加拿大继续指挥帝国的抵抗。1939年用报纸裹着被带进温莎宫的王冠将被送到渥太华，作为国王乔治六世继续担任国王的合法标志。不过，皇室的迁移故事中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许会让我们怀疑是渥太华还是百慕大的总督官邸才会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1940年5月25日，罗斯福总统被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告知国王和王后抵达加拿大的可能性将对美国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将因此指责总统在北美大陆上确立了君主制度。他们还进一步建议国王可以在百慕大避难，这样就不会挑起美国的共和国情结了。罗斯福将这个结论告知了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斯安勋爵。尽管当时这激怒了丘吉尔，但是美国对英国本土的最终解放提供的支持将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迁移事件中，如果美国政府坚持的话，皇室也许真的会将避难所换成百慕大，德里，堪培拉或者奥克兰。我们有必要指出，美国对于英国银行的黄金和债券被运往加拿大一事则没有这类保留态度。这些财宝在6月24日开始搭乘“绿宝石”号巡洋舰离开格里诺克，接下来三个月中，英国所有类似的有形财产都被储存到了加拿大太阳生活保险公司在蒙特利尔的办公室地下三层下的一个面积60平方英尺、高度 11英尺的地窖中，由两打加拿大皇家骑警看守。

英国在大都市进行的抵抗运动也许会由柯灵?古宾斯上校担任先锋，此人后来成为特别行动部队领导人。作为二战中的无名英雄，古宾斯在1940年组织了后备队。他本来有可能成为英国的民族英雄，因为他的组织是“留下来”的组织，有望形成民族抵抗运动的核心。这个由3524名男男女女组成的组织以斯温登的海沃斯附近的科尔斯希尔宫为基地，在爆破、袭击、游击战术和短波联系方面进行了训练。他们在树林中、地窖里和甚至被遗弃的小贩摊上构筑了储备良好的藏身之处，由三个到五个人组成的巡逻队会在晚上出现在敌人后方，对之进行骚扰。根据德国在其余部分的欧洲进行占领的记录来看，后备队――以及他们也许达百万的未受训的支持者――将有可能遭受重大的打击。对人质进行野蛮的报复是德国人的习惯做法。敦刻尔克战役之后，希特勒在大陆性的战俘集中营里已经有了25万人质。当地的上等人士市长、郡议员、乡绅和扶轮社主席也会被抓去为老百姓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每个德国士兵被杀害后按照1比10的比例被枪决。按照丘吉尔的说法：“他们也许会使用恐怖统治，而我们则决定不顾一切代价。”

毫无疑问，报复的威胁也许会改变一些人对持续抵抗的看法。当类似萨里郡的沙姆莱?格林的村庄遭遇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或者法国的奥拉德?舒尔?格兰尼的命运时，这种态度转变会更加明显。威尔?斯宾斯爵士是东部地区的民众防御地区指挥官，也是剑桥大学的前副校长。他觉得一旦德国人获胜，他的首要任务将是保护他的人民的安全。他威胁古宾斯的参谋长彼得?威金森他将“逮捕任何在他的领地进行运动的[后备队]成员。”

陆军元帅冯?勃劳希契是被指定统治英国的陆军总司令，他在1940年9月9日签署了《关于驻英军事政府的组织和作用的命令》。所有火器和广播器材都应当在英国投降后24小时内上缴，人质将被抓走，以保证英国人行为良好，张贴海报者将被立即处死，另外，最残酷的一条是“17岁到45岁的所有身体健全的男性人口都将在最短的时间内被拘留并派往大陆，除非当地局势有特殊要求。”这样一来，艾伯特?斯佩尔就将得到大量的额外劳动力来参与他的建设计划。防御经济指挥部的官员们也将从这个国家榨取原材料和战略设施。罢工者、游行者和私藏火器者都将立即被送上军事法庭。只要战争仍旧在持续，这就将意味着饥饿和艰难；法国的经历证明，情况越糟糕，抵抗运动得到的支持就越多。

对于43万名英国犹太人来说，他们的厄运将更为可怕：不可避免的“向东重新安置”也就是被运往波兰的死亡集中营。克里特岛和法国南部的犹太人曾经被迫经历了漫漫长途到达奥斯维辛，希姆莱大概也不会在英国本土建造起煤气室。玛德琳?布庭推断英国人和英国警察将帮助包围犹太人，或者至少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事实：英国人并没有像许多法国人那样，将战争或者社会问题归咎于犹太人。英国的法西斯联盟规模相对较小(在1937年后期，它只有40名正式成员，而且它从未在议会中赢得过席位)，这也说明反闪米特主义在英国并没有像在法国那样普遍。因此，尽管军情五处和特务处进行了大量搜寻，有时甚至还进行了凭空捏造，但是战时英国实际上不存在纳粹的第五纵队。保护犹太人的英国人――比如在伦敦东区对付莫斯利的刺客的工人――显然将超过那些谴责犹太人的人。就像自由波兰和自由捷克力量一样，在英国战场上，犹太人很有可能将在民族抵抗运动中成为最坚决的反纳粹者，并且因此得到人们的敬重。

1940年8月1日，戈林命令德国中央保安局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开展活动，有效地逮捕打击那些对德国持有敌意的重要组织和社团。”这些组织和社团中包括商会、共济会、公学、英国教会，甚至还有童子军。六个特遣队将被成立，以便协调德国对政敌的清算工作。它们成立的地点将是伦敦、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利物浦、曼切斯特和爱丁堡(如果福斯大桥被毁坏的话，就换成格拉斯哥)。被海德里希任命为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头目的党卫队上校是弗朗兹?西克斯，此人从前是柏林大学经济系的主任，现在他将专门管理清算事务。不过，西克斯最后是在斯摩棱斯克而不是伦敦下台的，在那里他犯下了屠杀无数苏联政委的罪行，并因此被宣判了20年的囚禁。为了帮助西克斯识别组织和个人，德国中央保安局拟订了一份包括2820个人的姓名和地址的名单，这些人应当受到“保护性监护”。这份“特别搜索清单”或者“黑名单”――是匆忙制订的：比如，西格蒙?弗洛依德在1939年9月就已经去世了，而里特恩?斯特雷奇则在1932年就去世了。但是，它仍旧暗示了纳粹眼中的潜在敌人，后者不仅包括政界人士，而且还有文化界和文学界的人。除了明显的政治人物之外――包括丘吉尔，艾登，马萨里克，贝奈斯和戴高乐――这份清单还包括 H，C?威尔斯、弗吉尼亚?伍尔夫、阿尔多斯?赫胥黎(此人自 1936年起就在美国生活)，J?B?普里斯特利，C．P?斯诺和斯蒂芬?斯彭德，以及移居国外的艺术历史学家弗里兹?萨克斯尔以及左翼出版商维克多?格兰兹。吕贝卡?韦斯特在发现自己和诺埃勒?科沃德都被列在这份清单中后，致电后者道：“天哪!我们要和那些名人一起死了!”德国人认为“丘吉尔，温斯顿，斯宾塞，首相”将会耐心地等在“肯特郡，查特威尔庄园，韦斯特勒姆”被逮捕，未免少了点自知之明。不过这份清单的确很好地表明了纳粹试图对英国公共生活中的上层人士进行的清洗的彻底性。令人注目的是，那些提倡与德国达成和平的人物没有被列入清单，这些人中包括名人乔治?肖伯纳(他在1939年10月7日在《新政治家》中写道：“我们的任务就是与他达成和平。”)和劳合?乔治(他在1936年曾经声明：“他的确是一个伟人。元首对他而言是一个合适的称谓，因为他生来就是个领袖――是的，一个政治家。”)

试图识别哪些人将与德国人真正进行合作的游戏被以塞亚?伯林爵士描述为“英国人所能进行的最邪恶的游戏。”尽管国家政府可以被那种通常的可鄙的组合取代：狂热的法西斯党徒、被忽略的公仆和野心勃勃的不满现状者，但是傀儡政府为了在大众眼里具备政治上的合法性，必须吸收一些全国都认可的挂名首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适合这个位置的人是温莎公爵，他在1939年曾经私下反对战争，而且直到1940年12月还对美国记者私下说明英国将与希特勒达成妥协，以避免布尔什维克渔翁得利。最近，关于公爵在1940年的的言论和行动进行的煽情描述使人对于他与纳粹的同谋关系得出了夸张的印象。

不过所有研究那个时期的严肃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尽管公爵自负幼稚，但是他并没有做任何变节的事。但如果英国溃败，他将有什么举动就又另当别论了。假如里宾特洛甫对5月底呆在法国的公爵――以及更适合扮演麦克白夫人的公爵夫人――提出令他恢复傀儡王位，作为给这个受伤的民族的慰籍，他们也许会乐于接受。公爵可以用维持大英帝国整体上和功能上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理由为自己的决定辩解――希特勒经常宣称自己对这个国家并不反感。当然，公爵光复的政府能否成立将有赖于运做了四年的退位文书能否被撤消而定。戈培尔的宣传机器的全部力量――也许将由担任BBC的总裁的威廉姆?乔依斯管理――将被用来改变英国人对《退位法案》的观念。我们能够大致知道将被采纳的路线，因为1940年9月乔依斯发表了政治声明《英国上空的曙光》。在其中他写道：

看到神圣的宪法和所有公共代表的原则由于几个类似鲍德温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这样的冷酷的阴谋家的煽动，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全盘推翻，真是太有意思了……爱德华在一个周末之间就被推下了王位……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国王或者总统的身份更让人民有权过问了……然而在赶走英国国王的时候，却没有人问英国人民一声。

这样，爱德华八世回归王位就将被当成一种倡导民主精神的做法。

由于与英国的失利相伴而来的困惑、沮丧和绝望，一些合作主义者必然将会因为广泛的爱国主义动机(假如被伪装成这样的话)而涌现出来。作家阿伦?马西在小说《忠诚问题》中描述了一些维希政府的领导人的形象，认为在德国的胜利成为既成事实后，他们至少在开始时是以保护战败国的人民为其主要动机的。英国也许会出现这种论点：“国王的政府必须被继续下去，”而且人们还会从1688年、甚至是玫瑰战争中援引先例来说明新政府的合法性。充任英国的贝当一角的候选人一般包括劳合，乔治，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塞缪尔?霍尔爵士――他们都没有被列入德国中央保安局的“黑名单”――还有哈利法克斯勋爵，此人的名字出现在黑名单上。像贝当一样，劳合?乔治也是一战英雄；而且他也担任过首相。希特勒相信他能与自己合作，并在1942年1月对马丁?博尔曼说，“假如劳合?乔治拥有必要的权力，他当然会成为开创德一英友好关系的人。”德国人知道他对战争持怀疑态度，他必然会成为他们的首选对象

“假如机会对我们不利，”劳合?乔治在战争爆发时曾经对哈罗德?尼科尔森说道，“那么我们当然应当尽快达成和平。”1939年10月3日，他在下议院又说了同一番话。到1940年8月时，比弗布鲁克相信“公众被分成了两个阵营；有些人认为温斯顿逮捕他，另一些人则认为希特勒会扶他上台。”劳合?乔治本人在1940年10月告诉秘书，“我会等到温斯顿被逮捕。”他也许已经说服自己，回到掌权的地位是他的责任，目的是为了阻止德国直接统治英国这种最糟糕的可能。

至于莫斯利，即使他已经准备好为德国服务(考虑到他在1940年5月9日发出的战斗到“外国人被赶出我们的土地”的命令，这是不太可能的)，他是否会被德国选中来统治英国仍旧是令人怀疑的。在和平时期，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政治记录不胜晦暗，这使任何黑衫党员担任的首相都会过于露骨地显示出傀儡政府的本质，并且，如同法国的情况显示的，德国人首要的目的是政府的合法性，无论那有多么虚伪。莫斯利一贯更为推崇墨索里尼而不是希特勒，因此在战争爆发时，他并没有受到德国人的太多信任。1940年12月，在对莫斯利进行仔细盘问之后，诺曼?贝克特爵士认为他能够“完全否定”任何认为莫斯利是一个叛徒，或者他在德国登陆之后，将会站在德国一边的说法。

无论如何，在德国人到来的时候，在1940年5月22日已被拘留的莫斯利很有可能已经在布里克斯顿的牢房里被吊死了。他在战前的行为、他的被逮捕以及报界对他连续的攻击将是他这种不受欢迎的处境的原因。

极其自负的塞缪尔?霍尔爵士曾经是一名积极的绥靖主义者，在5月后期成为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他也是希特勒希望用来替代丘吉尔担任首相的人选之一。如果德国人向他示意，他也许会感到洋洋得意。外交部次长R?A?巴特勒是另一名认为现实政治比情感更重要的政客。他在6月17日告诉瑞典特使波瓦恩?普利茨他的“现在的官方态度是战争应当被继续下去，但是他必须确定，在可以就合理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任何妥协的机会都不应当被错过，任何顽固分子都不得加以阻挠。”巴特勒是妥协大师，他认为政治是“有关可能性的艺术”，并且对丘吉尔这样的坚定的政治家表示怀疑。他还进一步对普利茨说“拥有常识、不虚张声势”应当成为政府与德国打交道的指导精神。当被问及英国在维希政府般的局势中的反应时，他的朋友和同事恩诺克?鲍威尔简略地回答：“巴特勒是一名行政天才。”巴特勒对于绥靖与张伯伦本人一样热切，他很有可能会觉得通过与征服者达成一种可行的妥协，尽力减少英国人民的苦难，是他作为爱国者的责任。

在另一方面，哈利法克斯很有可能成为丘吉尔选择来陪伴国王和王后(后者是他非常熟悉的)赴加拿大组织国外抵抗运动的人选。作为殖民部前次长、印度前总督和1938年起一直担任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对帝国的了解非常广泛，而且对那些自由英国政府将不得不对付的殖民地政治家也非常熟悉。假如他能够被说服离开心爱的约克郡，他也许可以成为流亡政府的 首相。他在5月初将首相职位让给丘吉尔时，在政治领域拥有广泛支持；假如丘吉尔下台，那么这些支持也许还会转向他。惟一的一个另外的潜在领导人是张伯伦，但是此人因为癌症已经奄奄一息。他在10月份失去了活动能力，在11月就去世了。

假如德国人采纳了他们在法国实施的那种政策，即占领工业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和首都，选择一个疗养胜地小镇作为傀儡政府的首府，那么英国的维希政府很有可能被设在哈罗盖特。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型旅馆有可能成为农业、卫生、交通和内务大臣的住所。外交和国防政策将由在伦敦的勃劳希契或者其他被希特勒任命为占领区统治者或者保护长官的人来掌管。法国共和国最终在一个改建的电影院安顿了下来，而残余的英国下议院至少还拥有皇家巴斯会议厅。

对任何接管“维希”政府或者加拿大流亡政府的英国政治家来说，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都是帝国的地位问题。尽管希特勒在1937年提出愿意“保证”大英帝国的存在，而且他在1939年10月6日的演讲中提到的和平建议中也已经肯定地提及了这一点，但是帝国显然不太可能在任何有意义的英国政府的控制下维持很长时间。假如希特勒在打败俄国之后将注意力转向美国，英国的加勒比基地将成为德国海军的无价的前方港口。大英帝国同法兰西帝国一样，也将成为两个英国政府发生冲突的焦点。假如哈罗盖特(维希)政府和渥太华(自由英国)政府都对印度和其他英国殖民地宣布所有权，那么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将发生冲突，1940年到1942年维希政府和自由法国政府因为非洲而起的冲突就是先例。令英国人对抗英国人也许将是纳粹取得的最大胜利。

预测戈培尔将对英国人民如何解释他们的灾难比较容易。他会鼓励他们将自己的失利归咎于犹太人、社会主义者、游移不定的民主“老派”政治家、丘吉尔式的战争贩子、制造武器的北美资本家和外国金融家等人。他还会指出皇室和哈利法克斯采取的是一条怯懦的逃跑路线。(我们几乎可以听到威廉姆?乔依斯爵士嗤鼻嘲笑他们的“落荒而逃”)。不过他还会指出一个新的希望；正如乔依斯在著作中指出的，“英国将转败为胜。”约瑟夫?张伯伦在20世纪初关于英一德联盟的提议将有可能被重新提出，并且在劳合?乔治和希特勒之间“成功地”得到讨论。德国人和英国人将被描述成共同对抗布尔什维克斯拉夫人和资本主义的美国人的天然的雅利安盟友。戈培尔将选择用来传播他的这些信息的媒体除了无线电之外，还有在欧洲其他被占领地区著名的“拍马”报界。在被占领的波兰，统治政府在不同城市主办了八份(大致相同的)日报以及六份期刊。它们的稿件都是由战前就居住在波兰的德国人撰写的，并得到了大约 120名波兰人的协助。20份在政治上中立的、覆盖了从助产学到家禽饲养等等范围广阔的主题的专业杂志也同样被保留了下来。

假如德国人开始遭受他们在1943年在东线遭到的那种挫败，英国的“拍马”报界与波兰的一样，将会微妙地改换它的音调。它们的宣传重点将从德国军队和文化的光荣转向共同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泛欧洲斗争”。维希政府的宣传者宣传欧洲共同的未来，以此作为恢复荣誉和自尊的催化剂的过程也许将会被英国惟妙惟肖地重复。“与继续成为德国在欧洲的竞争对手相反，”希特勒对马丁?博尔曼说，“英国应当尽可能促成欧洲一体化。它如果与一体化的欧洲结盟，就仍旧有机会扮演世界事务的仲裁者。”1942年，帝国经济部长和帝国银行行长瓦尔特?丰克博士写出了《欧洲经济社会》一书的第一章，在其中他呼吁建立欧洲单一货币。该书还描述了纳粹关于统一的农业政策、交换机制、单一市场和中央银行的蓝图。化学巨人伊?格?法本公司的安东?伦庭格博士撰写了叫做《新欧洲及其共同特点》的一个章节。对新欧洲秩序的展望将被纳粹百般捏造宣传，目的既是为了使英国的战败显得比较容易为人接受，也是为了为德国赤裸裸的绝对统治寻找遮羞布，同时，它还是煽动反斯拉夫、反美国情绪的一种手段。

地区性的独立运动也将受到怂恿，以便削弱伦敦的影响。

1940年夏天从比利时进行的广播“喀里多尼亚之声”鼓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起来反对他们的英格兰压迫者。戈培尔将会鼓励任何能够削弱失败国的英国民族意识的行为。希特勒在1941年说，“我们对居住在广阔的俄国的各个民族的政策必须以鼓励各种不和谐和分裂为目的。”对苏联的对策必然也会被施加给英国的凯尔特少数民族。不过，这类宣传看来不会蒙骗多少苏格兰人。有人在敦刻尔克海滩上曾听到一名苏格兰高地人对同伴说，“假如英国也投降的话，那将有一场漫长的战争了。”在另一方面，任何相信大英帝国崩溃后，爱尔兰自由邦的独立将会得到纳粹的尊重的人很快就会大跌眼镜。

纳粹希望用来削弱英国人的民族意识的另一种手段则是建筑，这是新秩序中的一个令希特勒非常感兴趣的方面。众所周知，他花了很多时间为柏林和其他德国城市策划改建方案，它们在战争一旦结束，就将得到实施。这个政策的相反方面则是对德国征服的城市进行建筑上的掠夺。在《对英国的计划》的备忘录中，德国中央保安局的第三部门提出了一种象征性的建筑羞辱方案。“纳尔逊纪念柱对英国来说，是英国海军的力量和它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的象征，”报告中陈述道，“假如纳尔逊纪念柱被运往柏林，那将醒目地强调出德国的胜利。”一份冗长的计划掠夺的英国艺术宝库的清单被开列出来，毫无疑问――假如英国无法将储藏在北威尔士矿井中的国家美术馆的美术作品安全地转移到加拿大――戈林将夺走英国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正如他对欧洲其他国家所做的那样。纳粹还企图将埃尔金大理石雕运回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