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未曾发生的历史（转）安德鲁?罗伯茨 尼尔?弗格森 著 -- foundera

非绥靖政策

当然，对于那些导致二战爆发的事件，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假如……将会怎样?”式问题。但是，最近历史学家们已经开始考虑，是否有可能更早地采取更多措施，以便阻止希特勒掌权，或者在他已经掌权之后迫使他下台。假如英国在早些时候就勇敢地面对第三帝国，将会怎样?――这是关于英国和希特勒的反事实假设的传统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是丘吉尔本人最先提出的。正如他后来写的，“假如法国和英国能够及时勇敢地面对它们在最后时刻冒的战争风险，做出明确的战争声明并且履行之，那么我们今天面临的前景将会多么不同啊。”对丘古尔而言，二战是“不必要的战争”。他和其他人认为，如果法国、英国和苏联强烈地表示抵制德国人侵捷克斯洛伐克，这将足以迫使德国军事机构中的批评者们反对希特勒，这样即使不能使后者下台，也至少能够迫使其改变政策。他指出：“假如同盟国在希特勒的早期阶段就强烈地抵制他……那么德国人中那些明智者(他们的势力十分强大――尤其在高级领导层中)就有可能阻止德国落人那种它正在陷入的疯狂体制。”

那么，假如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政府并不是集中力量于防空事宜，而是构筑了一支强大的陆军，足以抵御(如果不是防止)德国进攻法国，情况将会怎样?假如英国和法国在1936年抵制德国在莱茵兰解除军事限制的做法，情况又将会怎样?希特勒本人曾经承认，“假如法国进军莱茵兰”――这在20世纪 20年代的确发生过――“我们将不得不夹着尾巴逃跑。”假如尽管英国在军事力量上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弱点，但是英国政府仍旧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便只是虚张声势――表明英国决心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进攻的时候援助它，情况将会怎样?假如1939年英国和法国已经说服斯大林共同抵御德国，而不是让他接受了里宾特洛甫的示好，情况将会怎样?这些都是多年来历史学家们针对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些可以被人们所接受的反事实假设。然而，事实上这些想象实现的可能很难与另一种令人不快得多的可能性相比――那就是德国战胜英国的可能。

一战后的英国已经沦为那个1914年参战的自豪的帝国的缩影。在经济上，这个国家试图令时光倒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它实际上已经肩负着战争期间负下的累累债务，英镑的价值也已经一落千丈。从1920年开始，史无前例的大失业成为反复出现的难题，波及数十万人――很快地，失业者的数目第一次超过了数百万。1929年华尔街危机和1931年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主义本身似乎也进入了垂死挣扎阶段。这导致了两个直接的政治后果，它们对英国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维持社会安全的成本前所未有地上涨，速度比经济的萧条快得多。其次――也是前者的结果――用于国防的资金达到了一百多年以来的最低点。1920年到1938年之间，英国国防开支始终少于国民收入的5％――这是英国历史上的最低记录；而当时英国做出的帝国承诺几乎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程度。在财政方面，英国优先执行的是传统的战前政策，即保证强大的货币和平衡的预算。由于英国在战争期间负下了沉重的债务，以及由于紧缩政策导致持续出现的失业问题，可以用于国防的经费大大减少。然而，英国在安全方面的开支减少只引起了一些鹰派人士的焦虑，其中包括一战期间的前第一海务大臣丘吉尔。并且，不幸的是，他和他的同仁并没有得到多少公众支持。一战期间，丘吉尔为自己赢得了战争贩子的名声，葛列坡利半岛惨败之后，他又被称为一个笨蛋。他名声中的污点还不止于此。他在工党中极其不受欢迎，因为他对工会和俄国革命都持有明显的敌意。自由党人认为他是一个蠢货，因为他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首相期间在经济上做出了错误决策，当时他碰巧也对国防开支做出了削减。他在自己的政党中甚至也变得非常不受欢迎，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他反对对印度进行政治改革的政策，后来又对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的婚姻表示支持。

大多数选民已经厌倦了战争。并非只有共产党――以及它的年轻的剑桥新成员伯吉斯，费尔比，麦克兰和布兰特等人――坚决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直到莫斯科改变路线之后)。也并非只有工党采纳了一种由其领袖乔治?兰斯伯里用“关闭所有征兵站，解散军队，解除空军的武装”整个可怕的战争设施”这样的誓言概括的和平主义立场。――简而言之“废除整个可怕的战争设施”这样的誓言概括的和平主义立场。类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前任战时首相劳合?乔治等自由党人现在都认为一战是对年轻生命的浪费：是1914年进行的慌乱的外交活动的结果，这些外交活动没能在任何程度上终止德国要求获得欧洲的统治地位的野心，而且令德国老百姓饱受冤屈。许多保守党人士都悄悄对战后德国怀有侧隐之心，这在许多方面成为绥靖政策的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力图避免战争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战壕中进行的显然毫无意义的屠杀使人们对那种为祖国牺牲是高贵行为的想法产生了深刻的反感――那一度是一代勇敢的 (也是短命的)公学教育出身的军官的座右铭。另外，人们还担心科技进步将使新的战争比一战耗费更多公民的生命。“轰炸机将一往无前，”首相鲍德温如此预言道。丘吉尔本人也预言过，在战争的第一周，4万伦敦居民将在密集的空袭中丧生或者受伤。正如1934―1935年展开的所谓和平投票中的1000万张投票证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想――外交将不再意味着秘密条约和盟约，而是应当专门为一个新的国际联盟服务――是一个吸引人的想法。约克大主教坦普尔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兰之类心怀善意的的牧师并不是“共同安全”这条吸引人却不实际的原则的惟一倡导者。这类想法的最有名的论证也许是于 1933年在牛津联盟的辩论室中展开的――它之所以令人吃惊，主要是由于它是由一贯保守的牛津人提出的。西瑞尔?纳德在倡导“这个学院拒绝在任何情况下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想法时，警告观众道：“如果英国与任何西欧国家宣战，20分钟之后轰炸机就会在英国上空盘旋。仅仅一枚炸弹就足以毒死四分之三个一平方英里范围内的一切生物。”记数员统计票数的结果既清楚又惊人：275票赞成，153票反对。丘吉尔将此称为一场“卑鄙的、可怜的、无耻的供认……一种非常令人不安、讨厌的症状。”但是他的儿子伦道尔夫试图将这一动议从联盟的会议备忘录上抹去的企图没有成功。

金融紧张和流行的和平主义思想相结合，是张伯伦不成功地担任首相期间英国外交态度软弱的最大原因。在这些情况下，许多人相信(受凯恩斯的影响)应当对因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受到过分对待的德国实行绥靖政策，这是合乎情理的。在实践中，绥靖意味着批准德国提出的显得合法的要求，以便避免(或者至少推迟)战争。在这些要求中，首要的是对于“自行做主”的要求，这是一个在《凡尔赛和约》会议中被频繁用来要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中欧国家的独立的词；但它有意被避免使用在德国上，后者事实上被迫交出了大约10％的领土给它的邻国。问题是假如所有在欧洲的德国人都被统一进一个单一的德意志帝国里，那么这个帝国将比1914年的德意志帝国更广阔――因为这样一个联合体将包括奥地利、部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立陶宛。这是绥靖政策中的一个基本失误的所在：德国的“后院”――这是一个为在莱茵兰解除军事限制正名的词太大了，难以保证欧洲的和平。但是直到很迟的时候，绥靖的倡导者――特别是哈利法克斯和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都非常危险地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哈利法克斯本人在谈到德国人的时候，表达了许多保守党贵族的观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是不自然或者不道德的……我本人并不怀疑这些人真正是仇恨共产主义等等的人!而且我敢说假如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这种恩赐的态度――哈利法克斯初次遇见希特勒时，一时把后者当作――名服务员，差一点把大衣递给他――是非常典型的。当元首告诉这位前任总督如何处理印度的民族主义时(“枪毙甘地”)，哈利法克斯“盯着他，带着惊异、反感和怜悯交织的表情。”类似地，戈林让他觉得像“一个大孩子”。他忍不住“颇为喜欢”“矮个子”戈培尔。但是，他在告诉希特勒“但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属于可能改变的欧洲秩序问题，随着时间过去，它们也许注定会出现”时，他递给希特勒的就不仅是一件大衣了。他实际上向他交出了中欧。

当然，在1938年，英国在军事上尚未准备好面对一场德国已经为之蠢蠢欲动的战争的时候，绥靖政策绝非一个非理性的政策。希特勒实际上感到自己在谋略上被张伯伦胜过了一筹，后者的外交努力有效地阻止了他发起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为这场战争他从1938年春就已经开始进行策划了。在最近出版的戈培尔日记中写道，张伯伦像一只“冰冷的”“英国狐狸”，用种种伎俩挫败了希特勒与捷克速战速决的希望。显然，张伯伦在贝希特斯加登有时显得夸张的外交政策成功地说服了德国人，使他们相信他关于英国可能进行干涉的言论并不是在夸夸其谈：“情况到了这个程度，”戈培尔写道，“张伯伦突然站起身离开，好像已经尽了责任，没有必要再逗留下去，可以金盆洗手了。”9月28日，希特勒被怂恿要求张伯伦的助手荷瑞斯?威尔逊爵士“直接说明英国是否希望爆发世界大战，”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他担心张伯伦有可能希望这样。戈培尔在六天前还相信“伦敦极其害怕武力”，现在却被迫认为“我们没有战争的借口……我们不可能为了修正案而冒世界大战的风险。”

假如张伯伦不是促使关键的慕尼黑四国会议的召开，而只是做出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攻击时，对之进行援助的直接保证，情况将会怎样?我们知道在1938年8月30日的会议上，内阁已经一致同意“如果希特勒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应当对他宣战”；但是张伯伦坚持对这项承诺保密，因为他不希望“对希特勒先生造成威胁”。假如他没有这样做，将会怎样?那是否会像人们经常认为的，成为对希特勒发起军事政变的信号呢?看来是非常不可能的――因为关键人物，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在这个关键的内阁会议召开之前几天就已经辞职了(这个事实直到内阁会议后第二天才被宣布)。无论如何，张伯伦对于罢黜希特勒的想法持怀疑态度。“谁能保证德国不会因此变成布尔什维克国家呢?”他在慕尼黑会议前夕向法国将军甘末林如是问道。

今天，我们以为慕尼黑会议是对捷克人的十足背叛――的确如此。为了避免战争，张伯伦有效地迫使他们不仅放弃了苏台德地区，而且还放弃了保卫自己的能力。但是，当时希特勒将此看作是自己的政策的失败而非胜利：他希望的是速战速决，而不是外交妥协。他在柏林大发雷霆，对于德国公众对和平前景的热情响应暴跳如雷，并命令开展一场新的宣传战，以便帮助德国人民准备好进行战争。与他相反地，张伯伦在返回英国时被当作英雄。事实上，他在慕尼黑会议时期的声望如此之高，以至于假如他发动大选的话――如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谋士建议的――他几乎毫无疑问能够比1931和1935年赢得更大的一边倒的胜利。

当然，他在慕尼黑的成就后来被证明是昙花一现。1939年 3月15日，希特勒干脆撕毁了他给予残余的捷克国的保证，发动了单方面进攻。这一般被认为是标志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刻。但是，当时仍旧存在着从此对之实行绥靖政策的强烈呼吁。4月初对波兰做出的保证并非一个必然的选择。实际上张伯伦对布拉格被占领的第一个反应是希望有“缓解紧张局势、与独裁者恢复正常关系的可能性”。在战争爆发前，支援波兰并不是英国公众关心的事业，是情报部在战争爆发后才将它包装出这种效果的。劳合?乔治和许多其他社会主义者对贝克将军的反闪米特人的、不民主的政府非常不满，他们认为它正在由于其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从捷克斯洛伐克夺取特青的做法受到报应。实际上劳合?乔治评论道，给予波兰独立无异于给猴子一块高级怀表。假如希特勒重使苏台德策略――在“自行做主”的基础上强调德国对但泽和通过普鲁士的“波兰走廊”的要求――那么就不大可能出现什么通行的宣战理由了。毕竟，但泽80％的居民都提出希望加入德国。

促成英国支援波兰的决定的关键人物实际上是一个怀有忏悔心理的哈利法克斯。假如他没有成功地影响了张伯伦，威尔逊，约翰?西蒙爵士，塞缪尔?霍尔爵士，R．A?巴特勒，约瑟夫?波尔等人组成的强有力的联合体，那么支援波兰保证就不可能被签署。事实上，这份保证是在未经磋商的情况下，在一种由毫无根据的、关于德国即将侵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谣言导致的恐慌气氛中被签署的。哈利法克斯从不断抵达英国的关于纳粹德国的真实目的的消息中(既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得到支持。1938年11月所谓的“打砸抢之夜”――实际上是由希特勒发起、由戈培尔组织的一场国家发起的大屠杀――已经进一步揭露了纳粹德国的所谓种族政策的真面目。现在布拉格沦陷了，立陶宛的梅梅尔被攥取，这一切都揭示了哈利法克斯在―年前提出希特勒并不希望“进行拿破仑式的征服”的观点是多么错误。希特勒难以证明他夺取残余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代表了少数民族“自行做主”的胜利。正是这个迟来的认识――这种曾被愚弄的感觉――导致了下议院双方一致反对绥靖政策。在这些情况下，张伯伦能够再次像对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让波兰让步吗?也许不大可能了。

但是，我们仍旧应当注意到，希特勒是希望他这样做的。8月22日，他在上萨尔斯堡告诉手下的指挥官：“英国在两三年内不希望爆发冲突。”里宾特洛甫的妙举――第二天在莫斯科签署的纳粹一苏维埃协议――看来更是增加了希特勒的筹码。如果希特勒有斯大林的支持，英国又怎么可能为了波兰发出干涉的威胁呢?尽管希特勒看来的确出现过片刻的动摇，推迟丁原定于8月26日入侵波兰的计划，但是在四天之后他重新恢复了好战情绪(“英国人认为德国是软弱的。他们将会发现自己在自欺欺人。”)；第二天他否定了戈林和戈培尔的看法，无视他们对于英国将采取不介入政策的“怀疑”：“元首不相信英国会进行干涉。”

当然，希特勒错了。但他在战争即将打响的前夜能够持有这种信念，说明了英国试图用更强硬的政策路线来避免战争、甚至迫使希特勒下台的做法是异想天开的。事实上，一个看来更加貌似有理的反事实假设是英国政策有可能在安抚德国和回避战争方面走得比绥靖政策更远，完全无视纳粹主义的内在动力将促使其在外交方面提出持续的扩张要求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