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蓝衣社的碎片 -- foundera

第二章聚餐会

1、

日本明治大学是东方最早、也最著名的人文社科院校之一。它是维新

时代的产物，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参与缔造着一个以西装、制服、议

院、法官为装点的日本。它诞生后的大部分时间，正是日本社会欣欣向荣、

破旧革新的时期。明治以下，历经三代，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一

个民众蒙昧、血腥气息浓重、军刀价值被极度强调的领主国家，被包围在

一种西方文明的清新里。机械、贸易、现代军队，义务教育，制造出了洋

溢在空气里的自信。

当然，并不是没有问题。20 多年时间，日本人口从5，000 万激增到7，

000 万，财富却日渐集中在少数财阀的手里。日本出现了转型期的大量社

会问题。一方面，工厂日夜开工，港口吞吐不已，生产、贸易、繁荣，是

日本人的一般印象；另一方面，农村破产、工人失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

则是日本贫民的活生生日子。一整代日本青年就在这样畸形、冲突的印记

里，打发了自己的迷惘生活。

这些问题与日本社会大量的封建残余一起，将成为日后各种动乱的发

酵池。但在繁荣景象下，这些问题毕竟潜伏着。日本更多的是一种近乎自

大的信心。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里概括过

这种信心：“……日本代表亚洲迅速地成为世界五强，进而为世界三强之一，

在西太平洋处于领导的地位。日本……对于人类的文化负有极为重大的责

任”。

明治大学，正是这么一个日本的见证。

与这一段日本历史相对应，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大致

同时进行，但甲午战争却构成了两国截然相反的历史分野。战后，在官吏

腐败、鸦片泛滥、农村破产、民众愚昧之外，中国更添上了军阀混战这个

要命的毒瘤。“闹华五鬼”会聚齐全了。

清末和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最败坏恶劣的时期之一。在这个背景下，效

法日本开始成为盛极一时的潮流。一群群扎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青年

纷纷坐着快船东渡，而后消失在东京、神户、大阪的街市和学堂里。

几十年里，日本海关的出入境登记册上，先后留下了严复、孙中山、

鲁迅、蒋介石、汪精卫等现代史大人物的名字。东京成为那个混乱时世，

中国各种思潮、主义、动乱、革命、组织、暗杀的总的发酵池和策源地。

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既多，政治派系更极为复杂。派系间种种“争

人争地盘”的冲突，时常引起辩论、敌意甚至打斗。这是华人社区的一个

特殊景象。

及至20 年代，长袍马褂变成了中山装和各种制服，辫子变成了平头，

但这种景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日益严重。以派别而言，分成了国民党、

共产党、青年党等，属于国民党的，又分“中央派”、西山会议派与汪精卫

的改组派等。

1929 年，东京又先后迎来了三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都很年轻，但

清一色是现役军人。而且，他们都毕业于中国南方的黄埔军校。

三批学生共有90 人，有“带兵官”，但绝大多数是政治军官。他们散

布在各“文武学校”内。如早稻田、陆军大学、士官学校，以及户山、炮

兵、工兵、经理等。其中十余人则进入明治大学为他们专门设立的“政治

经济系”。

到东京后，因为同乡、同学、同僚等密如蛛网的私人关系，这些中下

级军官频繁往来。他们按照黄埔传统，有时是三五个人，有时是全体参加，

以“凑份子”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聚餐会”。

日本清酒、生鱼片、“聚餐会”纽带着他们的私人关系。此外，为抵制

其它党团、派系的“渗透”，他们遵照南京的指示，组建了“黄埔东京同学

会”。

对这些黄埔学生来说，东京生活一开始是平静的。进入他们视野的绝

大多数日本人，军官、教授、平民，乃至酒吧间的涂抹着厚粉的老板娘，

都以惯有的谦卑形貌容纳着他们。但不过几个月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

潮就席卷了日本，也伏笔着他们的命运转折。

温斯顿-邱吉尔在20年后，曾以政治家特有的冷静描述了1929 年的悲

惨秋天：“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景况。……但在

10 月间，一阵突发的狂烈的风潮横扫华尔街。”

对这股风潮的后果，他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轻松来阐述：“不过英语

世界中还没有人饿死。”同时他也谈到，“1929 年到1931 年的经济风暴，

对日本的冲击绝不亚于对世界任何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

何止是不亚于其它地方？稻米价格一向昂贵、曾经屡次爆发米骚动的

日本，短短几个月后就出现了大量饥民、难民。大萧条、失业、恐慌、破

产……象风暴一般地席卷了日本，风暴一般地使日本经济陷入瘫痪。

它也风暴一般地使尚武精神重新赢得了日本。平和思潮在功利、浅薄

的日本，本来就如此脆弱。经济危机、贸易萎缩，一下子改变了千家万户

的命运。日本所关注的经济资源，此时从机械、制造、人才、外贸，变成

了原料、采掘、人力、土地。在20 年代的尾声里，日本民众重新关注起了

土地。

这些关注的眼光，聚焦于离东京约三千里的一个“新大陆”------满洲。

甲午战争使日本吞并了台湾、朝鲜，但日俄战争“只取得了满洲方面极不

完全的权益”。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写到，“日本在满洲权益的

基础，是关东州（旅顺、大连）的租借地”。但由于战后的“三国干涉”，

租借地“从俄国接收过来的时候，公文上只有二十五年的短租期”。也就是

说，日本只能租借该地到1931 年。

这个事实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心病。随着“交还关东州”日期的抵近，

它更成为日本的病灶。议员松冈洋右的“满蒙生命线”说，短短几个月就

席卷了日本。

到1930 年，一些日本教师甚至在课堂上宣扬起了“满蒙生命线”，日

本的学童、青年都为之倾倒。

和平的日本象纸糊的大厦那样坍塌了下来。它更制造出了一个以视死

如归的气概，决心为日本吞并满洲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日本陆军，特别

是军内密谋组织。

1905 年到1928 年，大批从渔村、小店铺、佃农以及失业工人家庭走

出来的日本子弟，纷纷投身陆军。这些出身贫寒的人，把投军当作是改变

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们是平民的儿子，和优越的海军不同，他们只坚信汗

水、操练、献身精神和个人奋斗。他们的努力在20 多年的锻造后，表现为

陆军的集体果实。日本帝国陆军在投入很少、军费不给的情况下，一举而

为综合战力全球第四的部队。

这些出身苦寒的军人，他们的大脑连接着日本的灵魂，因此直面着各

个社会肿瘤。要改变这个畸形的日本社会，靠机器还是靠土地？要贸易还

是要特权？乃至，要对内改革还是要对外侵略？……他们朴素而迫切地渴

望改变这个不公正的社会。为此，他们在士官学校、基层营地热烈争论着

这样的问题。

在这样的争论中，一股将席卷日本社会15 年以上的潮流，悄悄崛起。

这股潮流就是以密谋组织、暗杀、政变等为手段，以“下克上”为习气，

追求对内实施社会变革、对外确立日本太平洋霸权的新型武士思潮。大萧

条前后，军内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密谋组织，所有校尉军官都可能身属某个

组织。“天剑党”、“大行会”、“国本社”、“樱会”等，不过是其中比较著名

的几个。

1930 年11 月，一小群密谋军官在东京车站，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态度，极其镇静、极其从容地刺杀了首相滨口雄幸，而后投案自首。这

是一个离奇的刺杀，因为在事后的审判里，他们说对滨口首相的刺杀，与

首相的“个人品格”无关。只是对大日本帝国前途的“不同理解”，对满洲

地位、中日关系的不同理解，他们必须刺杀首相。

这些军官的大多数，最终被判处死刑。然而在日本人的心里，他们却

一下子成为这个“太阳帝国”的英雄人物。是把生命奉献给“拓荒八极”

的天皇事业的再一个神话。

1931 年初，“滨口刺杀案”进行审判。整个日本屏声静息。有线广播

所直播的声音略有沙哑，还有一些对话模糊不清。但，举国的青年乃至许

多老人、妇女、儿童，都为被害者即滨口首相，以及凶手即几个陆军军官，

共同地流泪。23 万军人、以及7，000 万国民，此时认为首相以及凶手的

生命都应该得到回报。

这个回报就是满洲。

普通居民对“滨口案”的反应，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心态、政治潮流的

信号。到这时，那些几乎还是崭新的、在日本视野里才出现几十年的事物，

机械、贸易、市场，都一下子退居于日本生活的次要地位了；相反，那些

古老的、带有血腥和狂暴气质的武士道传统等，又占据了日本意识形态的

主流。日本社会在急剧嬗变中。

而发生于1931 年夏天的“万宝山事件”，使这个嬗变达到了顶峰。

2、

万宝山位于满洲中部，当时隶属长春县管辖。所谓“万宝山事件”，原

本是一个山野小事。它起源于两群农民的斗殴。一些史料谈到事件的最初

缘由时，只是简单地说：“李升薰是一个朝鲜的土地掮客。他早年在万宝山

一带当过佃农，认识了这一带有名的富户、和日本公司做过大豆生意的郝

永德。1931 年初，李升薰带领400 多个朝鲜失业农民到万宝山一带谋

生。……目的是当‘二地主’从中牟利的郝永德，以长春稻田公司的名义，

向三姓堡农民租借荒地500 垧（5000亩），转租给这些朝鲜人。……”

从这些文字里，看不出李升薰的“土地掮客”的味道。很可能，和任

何一个东方村社的头领一样，这是一个有些见识、处事得体、为人也比较

公道的人。否则，几百流民不会仅凭他和郝永德的一纸协议，就抛家弃业、

携妻带子地流亡满洲。

4 月初，400 个朝鲜人开始了搭建茅舍、开荒垦地等艰苦工作。到18

日，他们基本平整完了土地。为引水灌溉，这一天他们顺着当地农民的耕

地边角，开始挖沟，并在伊通河边的一个叫“马家哨口”的地方筑坝。

此举却激怒了当地农民。中方大部分史料称，这是“……蓄意要淹掉

长春县的数千顷农田。”三姓堡富农孙永清等几人，立即向长春县政府请愿，

要求制止日本人（实为朝鲜人）开挖水渠。长春县公安局长田锡谷在得知

孙永清的请愿后，也立即派一群警察前往制止。

孙永清、田锡谷的面貌，今天已无可考察了。他们面容模糊地在历史

里，仅仅留有一个名字。后来有人把田锡谷说成是一个“反日义士”，有人

则暧昧地说到，孙、田两人本是亲戚；日本方面谈到孙永清的请愿时，更

认为一是孙永清盲目排外，再是他和郝永德“有隙”。

从一般村民的处事方式来看，孙、田两人是亲戚，孙永清和郝永德“有

隙”的说法，可能都成立。如果和“衙门”没有个人关系，一个富农是不

会轻易地惊官动府的；而如果不是因为和郝永德有矛盾、想借机报复的话，

他也不需要惊动警察。作为一个当地人，他会以欺生的方式，自行或带同

族人去制止那些朝鲜人。

至于朝鲜流民要“蓄意淹掉农田”的说法，则几乎站不住脚。在中国

警察的警棍和枪口下，这些卑贱的朝鲜流民，立即停止了施工。他们唯一

的应对，是李升熏跑下山去，去找郝永德。

郝永德是那种趋炎附势、心胸狭隘的土豪。并且，“人争一口气，树活

一张皮”，也是乡间富户的心态。他先是奔走大小衙门，但都被冷淡地回绝。

一直到6 月初，他才通过和他做大豆生意的日本人介绍，面见了日本驻长

春领事田代重德。他要借助日本人的势力，确立自己在三姓堡、万宝山的

土豪地位。

但郝永德预料不到的是，自田代重德介入此事后，这个日本外交官就

以他不敢想象的强悍方式，来处理这个细微的纠纷。田代以及7，000 万日

本人，不仅看到了万宝山400 名朝侨的命运，还看到了整个中国如火如荼

的排日情绪，看到了“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一个机会。

1931 年6 月3 日，田代重德派出60 名日本警察，荷枪实弹来到筑坝

地点马家哨口。他们架设起机关枪，和中国警察、乡民进入了对峙状态。

7 月1 日，日警以黑洞的枪口，威吓那些可怜的朝鲜人继续施工。同

日，大约500 名三姓堡农民，打出一面写有“迫不得已，实行正当防御手

段”的大白旗，冲到引水渠工地。他们和日本警察进入混殴状态，同时用

铁锹将堤防掘毁，把水路填平。后来日方的一份材料提到：“……从该事故

的组织性，所用的武器……以及该标语非中国农村民间惯用，可以判定这

是中国方面经过策划的一起蓄意事件。”

在拳头、警棍阻挡不住村民后，日本警察向空开枪射击，以示威吓。

三姓堡村民为示反抗，也在沟中向空中鸣枪，双方对峙鸣枪约半小时。此

时，马家哨口前村一位正在分娩的产妇马氏，受到惊吓，母子双亡。

7 月2 日，在现场的60 名日本警察，不顾已因母子两命案、而被彻底

激怒的村民反对，再次命令朝鲜人强行挖渠。此后数日，在马姓族人的牵

头下，三姓堡村民持步枪、刀片、农具、棍棒等，几次袭击日警、朝侨，

造成几名朝侨伤亡。日本军警、领事馆迅速作出反应，命令进行报复。

此时，一个叫金利三的小人物出现了。

金利三是朝鲜人，接受过大学教育。此时，他任《朝鲜日报》和《东

亚日报》驻长春记者。冲突发生后，长春的日本军警、特务和领事馆官员

召见了他，要他赴万宝山实地采访、撰写通讯。

在万宝山，金利三见到了他的许多目光呆滞、激怒而惶恐的同胞。他

先后和日警、郝永德、李升薰以及别的朝鲜人进行了谈访。日本人的压力

和同胞的苦难，使他夸大、渲染了这一事件。

尔后，几份通讯稿发回朝鲜。

7 月上旬，《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全文刊发金利三

文。7 月上、中旬，日本的主要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也纷

纷转发，并发几年来满洲政府和中国人排日、迫害朝鲜人的消息总汇。

金利三文象一声惊雷，震醒了整个朝鲜。整个7 月，朝鲜各地出现了

疯狂冲击在朝华侨的浪潮。日本便衣军警、特务、浪人等混杂在朝鲜失业

青年、学生中，肆意扩大事态。他们杀死、打伤、劫掠、扣押、驱逐华侨，

焚烧华侨的住宅、店铺。到当月底，在朝华侨被打死109 人，160 余人受

伤。

一股的难民潮形成了。据中国海关统计，逃亡回国的华侨，7 月9 日，

“抵威海卫者600 余众，烟台者千余众”；次日，“返回安东者达2，881

人之多”。

与此同时，一股更大的难民潮也在形成。朝鲜在满洲的流民大约有200

万，史料记载：“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满洲居民开始处处袭击“二鬼子”

朝鲜人。在山野、村社，流血事件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大批朝鲜人被迫

回国。短短一个月时间，“在满洲寸步难行的朝鲜人，锐减到不足10 万人”

（《剑桥中华民国史》）。

仍然居住在长春的金利三，此时感到了空前压力。他连起居、出行都

受到长春市民的监视。从朝鲜返华的华侨，更对这个朝鲜事件的始作俑者

有着切齿之痛，他们在报刊上、金利三的住宅前，哭诉、谩骂，将在朝鲜

的家破人亡，归罪于金利三。一些亲属抛骨朝鲜的人，决心血债血偿，商

议筹款买命。

金利三被吓坏了。这个可怜的、违背了新闻公德的小人物，在几经思

衡之后，决心在这种压力前低头。7 月14日，他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忏

悔声明，谈到“有关万宝山事件之真相歪曲，盖因余受日本领馆之愚弄。”

但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可能有点小才气、却猥琐怕事的人，次日就被

日本警察署派出的朝鲜巡捕朴昌厦暗杀。

更来不及避免的是，“万宝山事件”已经通由郝永德、孙永清、李升薰

等烦琐普通的小人物，使满洲的动荡，犹如不断添加柴火的热水那样，达

到了它的沸点。并且还通由田锡谷、田代重德、金利三等形形色色的官僚

与文人，从山野和乡民，进入了在东京的几十名黄埔军人的视野。

从“滨口案”到“万宝山事件”，短短几个月时间，日本在急风暴雨中。

全民族的反华情绪，充斥在东京的大街小巷。90 名黄埔军人犹如风雨中的

小舟，他们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些人物、细节、声音、场景所构

成的巨大风潮，是他们所看到的、亲历的，并将用一生时间来思考的。

而更加强烈地震撼了他们的，是此时东京的一个浩大场面。

3、

万宝山事件象一声惊雷，震惊了饥饿的东京。如果说，1929 年以来日

本的生活是忍饥受饿、祈望转机、顶多也只是在广播和报章边喃喃咒骂的

话，那么，到这个沉闷的夏天，一个徘徊、剧烈的日本年代就彻底结束了。

1931 年7 月下旬，一片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的阴霾，压在日本列岛的

天空上。乌云越来越低，逼近了东京犹如积木玩具的精致建筑。比阴霾还

厚重的，是一大片陆军军人的列队身影。10万余名分布在本岛、台湾、朝

鲜、满洲的军人，都严严整整地穿着军装，身材直挺挺地面对东京。

10 万余双眼睛，穿越日本海和黄海，向二重桥广场的那一片神秘建筑

祈求着。与此同时，建筑前的草坪上，也有无数日本民间团体、青年组织

的旗号字样浮动。在军人列队身影的衬托下，这里的服色和人群显得五花

八门。军人、学生、议员、工会活动家，工人、小业主、老人、妇女，身

份各异，贫富悬殊，代表了日本的大多数阶层。

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地或坐或跪。他们也在向日本之神乞求。二重桥

广场是日本天皇的住所。可能也只有这么一个场所，才能负载起7，000

万国民的共同决心，才能负载此后的14 年历史。日本在表达一种彻底、永

远告别过去26 年平和日子的决心。

就从这里开始，东京盛大的群众场面、全民族不惜献身的狂热情绪，

后来变得越来越平常。战争扩大、将士出征、战役胜利、又一块土地的获

得，都使日本一再发出狂风暴雨般的喝彩声。满洲、华北、淞沪、武汉、

珍珠港、东南亚、中太平洋……在一次一次的喝彩声里，7，000 万国民达

到了他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权力顶峰。

这样的场面，到硫磺岛易手、大批轰炸机将东京夷为一片瓦砾，冲天

的火光使整个日本散发尸首烧焦的霉味时，不仅没有过去，反而以更极端

的方式来表现。在塞班岛，日军2 万3 千人全部战死后，岛上2 万2 千名

日本平民集体自杀。其中8，000 名妇女儿童，站立在峻峭山崖上，一边平

静凄苦地唱着《君之代》，另一边成批成队地跳海自杀。

1944 年10 月25日，日出后不久，刚刚结婚的关之雄大尉带领6 架飞

机上天，随即撞向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轻巡洋舰；而1945 年8月15 日黄

昏，当2，519 名神风特攻队员化做尸骸后，最早发起“神风特攻”战术的

大西海军大将留下遗书：“……我将以死向这些勇敢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表示

歉意”。随后剖腹自杀。

从1931 年7 月到1945年8 月，整整14 年另一个月，整个日本都以这

样极致的悲欢、杀身的决心和《君之代》的伤感乐声，来铺垫自己的道路。

这样道路的第一程，当然要从满洲开始。

从满洲开始。陆军军令部长南次郎大将，这一天在日记里写着：“一个

现实已经被制造出来了。……除了内阁以外，大多数人都了解了日本要满

洲这个现实，都在推动这个现实。即使内阁也出现了松动，安达内相就有

了足够的认识。……”

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少将在拍往满洲的一份密电里称：“形势的变化让

人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寻的机会。……对满洲的行动可以开始了。”

但南次和建川都不是主角。接到建川电报后，满洲，一个大尉急冲冲

地走进会议室，他大声地说：“清谈、议论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要紧的是

行动、行动！只要一个中队，一夜之间，奉天和整个满洲，就永远归属大

日本帝国了！……”

时间凝固于这一个大尉的面容上。那么，他是不是石原莞尔呢？

1928 年，经关东军参谋、曾策划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介绍，毕业于

日本陆军大学的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军衔大尉。这是一个让人带有

一丝恻隐的调任。出身于普通农家的石原已年近四旬。在人才辈出的陆军，

这样的岁数还和“参谋”、“大尉”等字眼相联系，是异常刺眼甚至近乎滑

稽的事情。

但这个调任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在河本大作的眼里，石原是罕见的、

可以引导日本未来道路的天才人物。他带到满洲去的，不仅有他被当作笑

料的大尉军衔，还有一叠薄薄的手稿。

手稿是一批文章和计划，是石原对战争日本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它

后来被概括为“石原构想”。“石原构想”从“文明发展趋势”出发，要点

包括“以日美为中心的两个文明决战”、军国“总体战”等。为实现这一目

的，必须占领满蒙、建立日中“新关系”、改造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这

几乎就是此后十余年的日本历史。

也是在河本大作的帮助下，石原构想首先赢得的，是一个小小的、名

为“满洲青年联盟”的密谋组织。

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了板桓征四郎大佐、土肥原贤二大佐、田中隆

吉武官等后来非常有名的中下级军官。此外，和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一

直有交情的河本大作，也在此中。它的成员大概没有超过50 人，但已经够

了。板垣为它提供了和陆军高级军官的联系，土肥原为它提供了对满洲社

会的深刻了解，以及数百名训练有素的特务，大川提供了侵略理论，河本

则通过自己当时任职的南满铁路侏式会社，使它和满洲23 万日侨休戚与

共，也使它获得在满洲的民间基础。它缺少的只是一个能引领他们道路的

战略家。到1928 年，这个战略家出现了，这就是石原。

石原不仅是“满洲青年联盟”所急需的战略家，还是使它深深扎根于

满洲土地的组织家。一生的艰厄，使他不仅目光长远，并且作风细致。他

刚刚加入“联盟”时，是不满意这个组织的。因为它人数太少，和满洲社

会、特别是中国人的隔绝也太严重。它几乎只能算是旅华日侨和军官的一

个俱乐部。

石原要求的“联盟”，是一个日占满洲的政府，是一个未来能完全控制

满洲的政党。在他的提议和系列努力下，1928 年年底，一个叫“大雄峰会”

的秘密群众组织诞生了。“大雄峰会”完全处在“满洲青年联盟”的控制之

下，其各分会、各外围组织的头目，均由联盟成员担任。它是联盟的下属

组织。

和石原的要求一模一样，“大雄峰会”的成员，不仅包括关东军士兵、

满洲日侨，还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满洲居民、“汉奸”。地方士绅、流氓无赖、

满蒙少数民族居民、乃至旧官僚胥吏，都身在此列。

经过惨淡经营，到1931 年，“大雄峰会”已有成员数千人。未来日占

满洲的一个政党雏形产生了，关东军占领满洲的时机，也随之成熟了。“万

宝山事件”爆发前后，为给满洲事变进行舆论造势，一些由石原、河本等

人亲自撰稿的小册子，在日本本土的军营、军校被悄悄散发。同时，以偷

袭为手段、迅速占领奉天、制造中日开战既成事实、并经营日占满洲的绝

密计划，也被制定出来了。

7 月份东京街头的喧嚣场面，不仅掩护了他们的这些秘密行动，更使

和平内阁的国内影响一落千丈。在这个新陈代谢急剧、各种潜伏力量此起

彼伏的权力真空时期，他们终于要出现在历史的前台了。

4、

石原莞尔等人的计划，不仅有军事行动部分，还包括占领满洲后，“新

满洲”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详尽规划。其计划要点，是形成“满洲

青年联盟”---关东军---“满洲国”的三位一体，制造一个事实上的“独立

王国”。它综称《虎卷》，是仅仅由四、五个人掌握的绝密文件。

《虎卷》刚刚形成，在东京，几十名黄埔军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向蓝

衣社的历史迈出了第一步。

1931 年7 月中旬的一天，“万宝山事件”所引发的东京风潮还在飙升，

“东京黄埔同学会”又按照惯例，举行了一次聚餐会。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聚餐，几乎没有联谊、漫谈、私人的成分。一个黄埔五期学生后来回

忆，主要是“讨论此事件之前因后果与日本对华政策。参加的人数很多，

发言也很踊跃”。

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小规模的但严肃、有力的会议。他们按照进入黄

埔的期别，先后发言，低沉处泪流满面，慷慨处怒发冲冠。

这些黄埔学生，绝大多数来自长江流域的小城市、集镇、乡村。他们

生长在破碎、蒙昧的晚清和民初，也生长在各种各样乡土传说、人文遗产

里，如《水浒传》、瓦岗寨的故事，曾国藩、左宗棠等近现代名人的事迹。

前者浸染进他们的血液，使他们对“聚义”、会社，有着天然的亲近。后者

则激励着许多人的志向、抱负。

又不止是这些遍布于山野的乡村传说。他们一般都接受过私塾教育，

熟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随后因为时世的变迁，他们又上了

近代化学堂、进入黄埔，阅历着一个辛酸而热腾的大时代。在断裂、转型、

同时黑沉得看不到前途的社会里，他们渐渐成为一群热血青年。

与大时代的“书生”不同，他们打过仗、流过血，见过死人堆，身上

弥漫着硝烟味道。于是，不清议、不空谈，敢想敢做，迅捷有力。分析了

日本的人心民意、军方异动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中日之间，行将爆

发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战。

在他们看来，这场大战的结果，是山河破碎、大片国土沦陷。那么，

怎么办？

这个会议的具体内容，已经随时间的流逝而永远湮没了。作为一群下

级军官的聚餐会，它没有做会议记录。于是，会议的地点只是简单的“东

京地区”；准确的时间更没有人能够说出。

至于会议所产生的结果，也只是“……这些黄埔毕业生确信日本很快

就要发动一场全力的侵华战争……便选派了腾杰和肖赞育一起，于7 月下

旬返回中国，就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向南京政府提出警告……”（易劳逸，

《蓝衣社的建立》）。

又不止这两个黄埔生。这一路回国的，还有一个叫陈启宇的留日文官。

他和腾杰有一层私人关系，是腾杰未婚妻的胞兄。他是为回国探亲，才与

腾杰、肖赞育做了一路的。

在模糊迷惘的历史尽头，在晨雾笼罩的东京码头，1931 年7 月中下旬

的那个早晨，腾杰、肖赞育、陈启宇等三人，在一群黄埔学生的挥手送别

下，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远洋渡轮的甲板。他们的目光中一定没有多少

依依离情，从他们的行李里也能看出，他们以为只要再有一些日子，就能

够再到日本、再到东京。

船渐渐地离开码头了。薄雾渐渐地淡去。不知道这一天的天气，是晴

朗还是阴沉，不过7 月的日本海，一般说来天气都是不错的。海上有一些

水鸟，渐渐升起的还有太阳。而他们一定会愿意一直地站立在船头，不愿

回到那狭窄沉闷的船舱里去。

东京远了。看不到了。那么他们能够意识到吗？以后的许多年里，他

们将没有机会再来东京。

1931 年7 月下旬，几天的航行后，终于，南京、中国，都近了。都到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