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序） -- 小银钩

一、逍遥派

　　　　1966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亲自发动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大兴安岭离政治中心太遥远，这里的“革命形势”总是比内地慢上一拍，而且往往是强弩之末了。再加上铁N局的一般工人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不怎么热心的，因此虽然也成立了造反组织，但规模比内地小多了。内地开始“全面内战”时，这里的武斗却少得可怜而且很不激烈。

　　　　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及通信工具，独裁者的统治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大兴安岭虽然地处偏僻，但远不是世外桃源。实际上，自从六十年代初以来，政治空气一天比一天浓厚了，即便是这个接近国境线的深山老林。当时的党委书记总是跑到父亲他们住的帐篷里讲形势，讲以阶级斗争为纲，讲“要把帐篷里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我的父亲在五七年遭到那次打击后，对“政治”二字早已厌烦得不得了，自然是不会搞什么“政治”的。

　　　　由于工人们的普遍抵制，铁N局最早“造反派”们势力单薄，于是拼命拉人入伙，就连父亲这样的人都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我父亲出身不好、又有历史问题，自己一向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哪敢去造别人的反呢？于是他对造反派的拉拢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最多只干干舞文弄墨的事情，而且从不针对任何个人。有一次武斗，造反派给他发了铁棒让他也去参加，父亲虽然表面上痛快地答应了，但等到卡车来了临走时，父亲就谎称拉肚子躲到厕所，逃过了这场“革命行动”，等到武斗结束，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伤员被汽车拉回来时，父亲只感到庆幸。时间长了，造反派也渐渐发觉他是个软钉子，于是就不再理他了。好在父亲人缘颇好，造反派又忙于夺权，也就没时间顾及这个“拒绝选择革命道路”的人，只是贴了几张大字报骂他消极，也没批判他。就这样，父亲成为一名“逍遥派”。

　　　　　　　　　　　　　　　　　　　　　　　二、群魔乱舞

　　　　由于大家都忙于闹革命，生产自然停顿下来，很快没人管了。我的父亲就利用这个机会和铁路工人坐火车不花钱的条件，频频回家探亲。所以一路上见了很多，听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父亲后来说，当时那些“造反派”一个个不可一世、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可当时他就想，他们不过是些可怜的木偶丑角，被那个魔术大师操纵着，一旦角色完成、魔术大师的目的达到，这些木偶就被他永远抛进了垃圾堆――红卫兵、造反派、“王关戚”、陈伯达，哪一个不是如此？

　　　　由于运输秩序的混乱，再加上挤满了串联的人群，火车上拥挤不堪，定员118人的车厢里，往往挤进三、四百人，空气中弥漫令人窒息的体臭。即便是这样，革命情绪高涨的列车员还时不时地都出现在车厢门口，“乘客同志们！现在大家掏出红宝书，我们一起背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预备――齐！”于是人们就一起背诵“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表情虔诚、声嘶力竭者，也不乏父亲这样滥竽充数、言不由衷的人。背诵完以后，乘务员又手握“红宝书”，“让我们一起祝愿我们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于是人们有节奏地高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1966年夏末，我父亲从郑州到北京去找大姑。火车走到石家庄，上来一些红卫兵，挨个问出身。当时人们都很老实，挨着父亲坐的两个人是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一个报了“地主”，另一个报了“富农”，结果被红卫兵抓走了。那两人还申辩：“凭什么抓我们？我们可都是共产党员啊”。红卫兵骂道：“共产党员算个屁？都他妈的是地主阶级狗崽子！再不老老实实老子就不客气了！”那两个共产党员面色苍白地随他们走了。接着又查到父亲，看到父亲穿着铁路制服，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问道：“你什么成分？”我父亲灵机一动，马上报道：“工人”。红卫兵又问：“在当工人以前家里是什么成分？”父亲说三代都是铁路工人。红卫兵听了很客气，连声说“坐！坐！”继续查别人去了。我父亲心中暗骂：“呸！老子凭什么跟你们说实话？什么玩意！”列车到丰台，父亲看到刚才在自己身边坐的报地主出身的两个共产党员和其他一些人窜成一窜，被麻绳牵着，头上戴着“地主阶级狗崽子”的高帽，被红卫兵押送下车，个个垂头丧气。

　　　　一出北京车站，我父亲就看到站前搭起了戏台子，一群身穿绿军装的人在台上扭来扭去。只见他们有的做忠心状，有的做决裂状，有的做满腔仇恨状，煞是过瘾。父亲明白了，那是在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呢。不过，这些革命群众实在是缺乏舞蹈细胞，把个“忠字舞”硬是弄成了群魔乱舞，让父亲不禁想起了伟大领袖的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到北京后我父亲饿了，于是找了家名叫“兴无灭资”的饭馆吃麻酱面。发现碗筷被人用过后都没洗，喊人也没人搭理，于是只好自己动手洗干净。等面条做好了坐在凳子上吃饭时，猛一抬头，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饭店造反派的造反宣言，是这样写的：“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们！你们他妈的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妄图把你们寄生虫似的寄生生活延续下去，可是你们的阴谋破产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本饭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郑重宣布：从现在起，本饭店不抹桌子，不洗碗筷，想吃饭就自己他妈的动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祝我们革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吃完饭，我父亲到《解放军报》报社找大姑父，在报社门口看到两个红卫兵骑着三轮车，押送一个满头大汗的小脚老太太，估计是押回农村。三轮车上放着行李，一个红卫兵手里牵着根麻绳，绑着老太太的双手。每当老太太跟不上三轮车时，牵绳的红卫兵就猛拉几下绳子，于是老太太就是一个趔趄。后来从北京到大兴安岭，也遇到几个红卫兵押送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大约80岁，满头银发被剪了个“阴阳头”，脸上还有黑色的墨汁，路上不断地发出呻吟。路过大虎山车站时，一个女红卫兵发现老太太死了，急得大哭起来。于是红卫兵们把她的尸体往车下搬，这时父亲发现老太太双手还被反剪着绑着。经历这两件事以后，父亲对红卫兵十分反感，直到现在当他看到有些文学作品描写文革红卫兵后来上山下乡时所受的苦时还说，这叫罪有应得，红卫兵干过的坏事真是罄竹难书，毛泽东让他们上山下乡也是活该，这就叫“兔死狗烹”啊！

　　　　此时，在郑州的祖母因为是“地主婆”而被红卫兵抄家，要把她赶回乡下。因此，大姑接祖母到北京小住避避风头。接她们来那天，我父亲去联系出租车。当时的出租车可不象现在在街上溜达，招手就停，而是必须到个什么“管理机构”去登记、预约后才可以使用。父亲去登记时恰好碰到一个一脸横肉的中年胖女人在值班，双腿叉开站着以表示自己阶级立场站得稳。当父亲说想用出租车时，那胖女人斜睨了父亲一眼，操着一口京片子，仿佛感冒没好、鼻子不通似的：“你什么成分？”父亲连声说“工人，三代铁路工人。”――这才给登记上。如果说是“地主”成分，那么恐怕除了登记不上，没准还得挨一阵批判。

　　　　在北京那阵子，我父亲有一天到前门逛街。在一家商店门口，看到两个人在筛沙子。当父亲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发现他俩每人胸前都缝有一个白底黑框黑字的胸牌，类似他当年当兵时的那种，只是当兵时是红框。胸牌上分别写着：“资本家”和“小业主”。父亲脑海里顿时想起三个字：犹太人。（【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强迫犹太人在胸前缝上黄色大卫星标志，以便于同一般人区分）

　　　　在逛到天坛公园时，看到公园的空地上堆满了红卫兵抄家抄来的家具，有沙发、铜床、梳妆台等，堆得像小山一样；另一堆是抄来的高跟鞋。后来还让人去认领，可是这些东西的主人都被整怕了，也没人去认领。再后来就拍卖这些高跟鞋，一块钱一双，看热闹的人不少，但也没人敢去买。现场还有一对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夫妇在那里翻来翻去，大概是外交官，也没挑中什么。

　　　　大姑他们家就住在平安里3号《解放军报》社院子里，住二楼。一楼住着另外一家报社工作人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闹腾起来时，我父亲还见到他们家跟大姑一家有说有笑的。那家的孩子当时大约十三四岁，是个儿子，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喜欢养小动物。后来他养的一只兔子可能是被谁偷走了，还在阳台上用粉笔写了“偷兔贼，不得好死”几个字。到了1967年我父亲再到大姑家时才得知：那家两口子都被打倒了，留下那个孩子自己在家，触电自杀了。父亲走下楼去，看到“偷兔贼，不得好死”那几个粉笔字依稀还在。

　　　　有人倒霉，也就有人飞黄腾达，大姑父就是这种人。1966年底，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当了记者，化名“肖力”。这位“红色公主”来了还不到一个月，就贴出了一张名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先后打倒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赵易亚，让社长华楠靠边站，成为当时的《解放军报》的最高主宰。大姑父看准了李讷这匹“黑马”，都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每天鞍前马后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即便是回到家里，也还“肖力同志说了”，“肖力同志对我的这个建议很满意”，一副令人厌恶的奴才像。他的这种样子还影响到他的儿子，当时他儿子有一个很大的毛泽东像章，做得非常精致，拿出来向我父亲炫耀，还神气活现地说：“别碰坏了，这可是肖力姐姐送给我的！”

　　　　大姑父这种犬马之劳也得到了“肖力同志”的丰厚回报。原本在《解放军报》地位一般的大姑父在肖力“主政”期间，当上了第四版的编辑。“红色公主”还颁布了一条圣旨：假如刊登的文章中有“毛主席”三个字出现时，必须透过专门的设备看清楚，以保证背面上的同一个位置，没有“死”、“坏”、“病”之类任何带有贬意的文字；如果某一版刊有毛泽东照片，那么就必须得审查清楚，以保证该版别照片不能有人把枪口指着毛泽东的方向。《解放军报》是军队的报纸，照片上扛枪的多，于是解放军报社的秀才们每天忙忙碌碌的，尽干着这种无聊透顶的事。此外，“肖力同志”在《解放军报》社前后，其党羽们还捏造了一个“阴谋绑架肖力同志案”，为此株连、陷害了不少人。

　　　　由于熟知“肖力同志”的上述老底，因此当我把魏巍写的那篇《壮哉！李讷》拿给我父亲看时，我父亲微微一笑，说：“壮什么壮？不过是过了气罢了，当年她风光的时候，厉害得狠呢！”

　　　　当时大姑的一儿一女都参加了红卫兵，烧书、破四旧、抄家都参加了。大姑父很懂得自我保护，总是教育他们两个：抄家时千万别走在前头啊，有人万一拼起命来可不得了。

　　　　　　　　　　　　　　　　　　　　　　　三、水深火热

　　　　1966年秋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也降临到我母亲居住的小村庄。河南这个地方很怪，什么政治运动来了都表现得异常积极，甚至还花样翻新。于是农村也成立了以郑八为首的造反组织，天天拉成分不好的人批斗。起初，造反派还把我的母亲划作“可教育好的子女”，因此让她进学习班，唆使我母亲与外公外婆划清界限、“揭发”我的外公外婆，而这个学习班的“毕业证”就是在批斗大会上踹上自己的父母一脚。有一些人顶不住压力，的确这么做了。

　　　　但是，我的母亲虽然当时年仅15岁，但是却特别有骨气，无论造反派如何恫吓与打骂也不肯屈服。于是，我的母亲作为“地主阶级狗崽子”也要去陪着外公、外婆挨斗。在批斗会上，灭绝人性的造反派给她的脖子挂上十斤重的大木牌，还觉得不够刺激，于是又加挂两块砖头，麻绳深深勒进这个女孩稚嫩的脖子里。

　　　　郑八他们做了个蒋介石的模拟像，让原来的地主、富农及不肯与他们划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我的外婆聪明，知道这是个圈套，于是对外公和母亲都做了交代：无论造反派怎么劝、怎么打，都坚决不能喊。有些老实人就上当了，喊蒋介石“爹”，造反派一听，就把他们往死里打。造反派还给他们戴上高达一米五的大高帽子，押着他们在各个村巡回游街示众，有时要连续不断地游上三五天，连续不断地被驱赶走上几百里路。

　　　　郑八为大姨的事情对我们这个家庭一直怀恨在心，于是格外“优待”我们家。在批斗大会上，他让外婆这个小脚女人站在一个破凳子上，一脚踢翻；再连打带拽放到凳子上，再一脚踢翻……直到外婆浑身是血。每天都命在旦夕，因此每次被批斗之前，我们外公、外婆、母亲三个人都要做一次诀别。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面对那些丧心病狂的法西斯打手，面对那些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禽兽和畜生，我的外公、外婆和我的母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现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心平气和地讨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如此冷漠、麻木、残忍、缺乏人性？为什么搞传销的人专事“杀熟”，连自己的父兄姐妹都可以坑？想揭开这个谜底，就请到“文革”中间去寻找答案，看看那时鼓励的是什么，消灭的又是什么……

　　　　　　　　　　　　　　　　　　　　　　　四、逃亡

　　　　在一次批斗中，造反派挥起一掌，把母亲的右耳打聋了。那次批斗结束后，外婆对母亲说：“秀菊（【注】我母亲的小名），这老家没法活了，我和你叔（【注】滑县方言管父亲叫“叔”，母亲叫“婶”）也算是活够了，不怕死……可你还小，赶快找个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里不知道哪天就没有命了！”就这样，我在郑州的大姨辗转找了媒人，遇到了我的父亲。那是1967年，我的母亲16岁，我的父亲32岁。

　　　　　　　　　　　　　　　　　　　　　　　五、“铁八师”

　　　　1966年底，我父亲的单位从东北流动到陕西潼关。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从关外迁到关内，那种“山高皇帝远”的悠闲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单位分化组合后，开始成立造反组织。一开始，我的父亲还继续游离于造反组织之外，然而很快就发现：身边已经没有几个人不戴红绣箍了。当所有人都戴上红袖箍之后，没有戴红袖箍的人反而显得非常扎眼了。

　　　　为了随大溜以求得自保，我的父亲也申请加入一个造反组织――工人阶级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红总”，是铁N局这个拥有20000名职工的大企业内最大的一家造反组织。当父亲向工程队内的造反派头头递交申请时，那个家伙却阴阳怪气地说：“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但是，你还需要接受考验。”父亲一听就明白了，人家是嫌自己出身不好，不要。

　　　　怎么办？我父亲一想，既然你不要我，那我自己成立个组织好了。于是，他和队里十来个出身不好的工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成立一个组织――铁八师。之所以起“铁八师”这个名字，是因为1966年冬天周总理制订了《十五条》，号召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和“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因此他们就自己定位为一个“业余”革命组织。“铁八师”的最初成员不过十余名，都是成分不好的家庭子女，在当时都属于被歧视的对象。但是这十来个人受教育程度却比一般的工人高得多。我的父亲虽然只有初一文化程度，但由于多年来一直酷爱读书，特别是在农场改造期间与那些干部、知识分子接触得多，因而不知不觉中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铁八师”成立当天，我父亲就被大家推选为领袖。

　　　　“铁八师”成立的初衷是求得自保，因此除了发表个成立宣言，印制了几个红袖箍之外就无任何活动了。但是，“铁八师”的成立却引起了“工红总”头头们的不满，在他们眼里，这帮牛鬼蛇神也要成立造反组织，岂不太可笑了。于是他们贴出大字报来，百般嘲笑“铁八师”，不许牛鬼蛇神们革命。

　　　　“铁八师”成员们的文化特长立刻在大辩论中得以发挥出来，写出的大字报政治方向把握得又准，措辞又尖刻，内容又生动；而“工红总”内有文化的人凤毛麟角，几个能写的也文化水平不高，经常辞不达意、错字连篇。一优一劣对比明显，工人们都喜欢看“铁八师”的大字报。

　　　　双方斗了许多回合，每次“工红总”都处于下风。时间一长，逐渐有新的成员加入“铁八师”，甚至一些原来加入“工红总”和其他造反组织的工人也“反水”，加入了铁八师，短短三个月里，铁八师成员竟然扩大到四百多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小组织了。此时，“工红总”的头头们有些坐不住了，私下约我父亲谈判，要求联合。我的父亲成立“铁八师”本身就是为了自保，此时目的已经完全达到，因此顺水推舟将“铁八师”并入“工红总”，自己仅当一名普通成员，继续过他的逍遥生活去了。

　　　　　　　　　　　　　　　　　　　　　　　六、乱世景象

　　　　“文斗”很快成为过去，渐渐地武斗盛行起来。先开始用铁棍，再后来就自制枪支，越来越血腥。在1967年春末夏初武斗第一次打死人之后，单位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我的父亲感觉不能再在单位待了，于是跑回了郑州，虽然郑州也不是什么太平世界，但毕竟待在家里感觉安全一些。

　　　　当时郑州市有三个比较大的造反组织形成鼎足之势：第一个叫“河南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主要由机关干部组成，代表文化大革命前的既得利益者，相对比较稳健保守；第二个叫“十大总部”，主要由工人、警察组成，据说后台是武汉的“百万雄师”，十分恶毒，特别热衷于武斗，后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七公社事件”；第三个是“二七公社”，主要成员来自街头商贩、无业游民等，他们把“文革”看成自己翻身的机会，由于其成分复杂，所以河南民间有“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之说。

　　　　父亲回到郑州时恰逢三个造反组织剑拔弩张之际。那天晚上一出火车站，就碰到几个戴柳条盔的人拦住他问：“你支不支持‘二七公社’”？当时被人这样问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二七公社的人还是十大总部的，或者是跟这两个组织都对立的其他什么组织的。万一答错了往往会遭到一顿暴打，甚至是杀身之祸。幸亏父亲经历过“反右”，政治经验已经算比较丰富了，因此灵机一动，掏出了自己工会会员证。当时父亲的工会会员证还是在大兴安岭时发的，上面有汉文也有蒙文。父亲指着会员证对造反派们说：你看，我在边疆工作，对咱们郑州的革命形势不太了解，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几个戴柳条盔的人一听，也变得客气起来，原来他们是“十大总部”的，于是跟父亲讲了“十大总部”如何如何好，“二七公社”如何如何坏的话。父亲耐着性子听完，当即表态支持十大总部。此后父亲在郑州街上多次遇到类似的盘查，均以该计应付，屡试不爽。

　　　　当时的郑州已是一片混乱。如果说，宋代画家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开封城的繁华景象的话，那么就当时郑州市的混乱景象也完全可以画一幅《郑州文革图》，定能成为传世经典之作。一出火车站，站前广场上挤满了卖各种小吃的商贩，当时各单位都陷于瘫痪，结果意外地导致了对“资本主义尾巴”管理的放松，很多在“大跃进”以后已经绝迹的风味小吃此时都兴盛起来，全都在火车站前摆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离火车站不远，是郑州的政治中心――二七广场，那里各造反组织摆起擂台，宣传车开来开去，高音喇叭此起彼伏，远远听去，就如夏天池塘里的青蛙唱歌。单位大的开着汽车宣传，有些小单位没汽车，但也讲究革命精神，派个男的拉个架子车，女的坐在上面念稿子。再往远，造反派的打手们头戴柳条盔，手持大刀长矛、还有人手持冲锋枪站在汽车上，一个个面相凶恶、不可一世。另外一些造反派则开着抢来的轿车招摇过市，有些车已经被砸得不像样子了：外壳瘪了、车窗没了、喇叭坏了、车灯灭了，居然也能凑合着开。车上的造反派们打个手电筒充当车灯，用木棍敲击车门替代喇叭。那时流行的保健方式是“注射鸡血”，街道两边到处挂满“注射鸡血”的红十字牌子。远处的居民区和工业区，则因为停电，点着微弱的蜡烛，如同坟场的星星鬼火。

　　　　当时我们家住在郑州市黄河路，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当时公共汽车已经停开，全市大部分地区天天停电，加上市面混乱，父亲晚上还不敢回家，于是在站前广场上吃了点小吃以后，在火车站候车室长登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方才回到家里。

七、批斗常香玉

　　　　家里确实是这个纷纷乱世之中的避风港，尽管外面风云变幻，但父亲每天足不出户，在家看书、睡觉，兴致来了就喝两口小酒。当时单位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社里租了间房子当办事处，每个月头父亲他们都到单位办事处领工资，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就这么着在家里待了两个月以后，有父亲的郑州籍工友王××来找父亲，二人约好去街上看看热闹。

　　　　二人刚出家门走到大街上，就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半大孩子突然指着一个正在走路的中年妇女喊道：“她撕了毛主席像！”于是大街上素不相识的“群众”一拥而上，把那妇女打得躺在地上求饶，还申辩着：“我没有，我没有啊……”打了以后，人们四散而去，那个妇女躺了半天，挣扎着站了起来，扶着墙慢慢远去了。父亲再找那个可恶的半大孩子，可是早已不知去向。

　　　　走到德化街，又看到造反派在烧书，各种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父亲走过去看，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简直是莫名其妙。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拎着个塑料桶往书上倒汽油，另一个则点燃个纸捻子扔在书堆上。顿时烈焰熊熊，人类进步的阶梯化做缕缕青烟。旁边则是砸唱片、摔瓷器的、烧油画的，随着“砰、砰”、“咔、咔”的响声，无数珍贵的艺术品成为一堆废物。

　　　　又往前走了一会，碰到了造反派押着天主教徒、修女游街。郑州的天主教徒多系穷人，以养奶牛为生，按理说也都是劳苦大众。此时的造反派让他们牵着自己的奶牛示众，还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个牌子，上面写四个字：天主教徒。

　　　　走到一个单位门前时，已经快中午了。恰好里面由造反派押出来一批专政对象，脖子上挂着木牌，赤着脚在烤得烫人的柏油路上走着。其中一个女干部摸样的人，身上糊满报纸做的盔甲，胸前挂着两只破鞋。

　　　　等到他们走到郑州市百货大楼对面的河南省人民剧院门口时，看到门前人山人海。抬头一看，竟然是在批斗著名艺术家常香玉和她的丈夫陈宪章。造反派让他们两口子站在剧院门廊的平台上（【注】河南省人民剧院建于五十年代，具有俄式建筑风格，门口有一排大柱子，柱子顶上是个平台），两人戴的大高帽足足有两米高，没办法戴稳，只好用手扶着。常香玉胸前挂着一个大木牌，上写：“大戏霸常香玉”，陈宪章胸前木牌则写着：“反革命分子陈宪章”。楼下，造反派正忙着烧常香玉的戏装、行头。当时的戏装不象今天的戏装那样，是由尼龙绸、塑料片制成的。那时戏装非常考究：布料完全用真丝绸，上面闪闪发亮的部分，都是用老鼠的筋或者很细的金线，一针一针绣上去的，价格十分昂贵。那些做工精细的蟒袍、凤冠、乌纱帽东西付之一炬，实在令人惋惜。

　　　　常香玉是人们喜爱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她所唱的《花木兰》、《拷红》、《断桥》、《大祭桩》等在河南脍炙人口、妇孺皆知。常香玉是苦出身，而且她非常爱国，抗美援朝时期还曾经捐献了一架飞机。就这么一个有口皆碑的优秀艺术家，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她？我的父亲看着汗如雨下的陈宪章、常香玉夫妇，陷入了沉思。突然，他想明白了――是嫉妒！批斗常香玉最积极的，就是那些跟她朝夕相处的同事。平时这些人没有她那样高的艺术造诣，看到她功成名就，心中妒火中烧，但在正常秩序下也只好忍着。如今碰上文化大革命，这些艺术上无甚成就的半瓶子醋们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嫉妒就是这样可怕，比仇恨要可怕得多。

　　　　此时已经时值下午，天气太热，父亲他们二人肚子也饿了，于是又回家去。父亲刚到家，就看到我们的邻居，铁路技校的常校长他们两口子面色苍白地被一群造反派押着从大院里出来。常校长夫妻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当时国民党半夜派人抓他，事先有内线来送信，在国民党兵来之前他先在村里放了两枪，大声喊道：“乡亲们，我常××走了！但我还会回来的！我老娘和孩子还在家里，拜托大家照顾一下，谁要是敢动他们一下，休怪我常××不客气！”就这么一个老革命，也居然成了革命对象，真不知道这是哪家的革命。不过，那次批斗常校长是陪斗，喊了几句“打倒走资派的孝子贤孙常××”之后就把他给放回来了，没怎么着他。

八、文革三国志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从控诉“大跃进”和“信阳事件”搞起来的。在“大跃进”和“粮食关”期间，河南的领导人吴芝圃“左”得出奇，给河南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百姓恨在心上。其实，无论是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上海的柯庆施，其“左”得出奇，根源都在上面。上面本来就需要忠实的、不具有任何独立思考的执行者，敢直言说真话的干部，如同彭德怀、周小舟之类，在双轮双铧犁事件、反右派、反右倾等一浪接一浪的运动中，早就反掉了。因此，河南人从对毛泽东的迷信出发，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归咎于吴芝圃，因此河南造反派一起来，就把当时已调到广东的吴芝圃给揪了回来，也算大快人心事。

　　　　郑州最早的造反派组织是郑州大学里出来的，叫“郑大联委”，得到了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其头头就是在文革时期河南省大名鼎鼎的党言川。“郑大联委”联合了河南全境的大大小小70多个造反组织，成立了“二七公社派”。刘建勋调走以后，代理省委书记文敏生反对“二七公社派”，一度把党言川等“二七公社派”头头们给抓了起来。文革初期我的父亲尚在东北，对郑州几个造反派分分合合的过程不太清楚，也懒得打听，但还是有所耳闻。反正到了1967年，郑州三大造反组织的形势有点像“三国志”：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三足鼎立，后二者在河南省军区的支持下常常联合起来对付二七公社。当时的郑州市已被三者搅得地覆天翻、乌烟瘴气了，经常有武斗事件发生。特别是1967年5月间，二七公社、十大总部之间武斗最为激烈、频繁。

　　　　从五月初开始，“十大总部”就派人将“二七公社”的人围困在一栋大楼内，断水断电，日夜攻打。可楼内的“二七公社”的人坚守不出。外面“十大总部”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车吊了一个火车轮子，硬是把大楼撞塌。先开始让吊车主司机撞楼，主司机是个老工人，知道这事的分量，于是他拒绝了。 “十大总部”的造反派打了他一顿，并高唱“革命的站出来，谁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于是他滚蛋了。他的徒弟年轻，革命态度积极，头脑一热主动请缨开吊车。攻进去后，把还没死的找出来一个个用梭镖扎死，那些人死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真的要就义似的。

　　　　后来“二七公社”死于武斗的人被自己一方埋葬在郑州大学校园里，并立上“革命烈士×××”的墓碑，文革结束之后就被炸掉了。到了1967年7月底，中央明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形势迅速明朗化了，“十大总部”作鸟兽散，那个用吊车撞开大楼的吊车司机也被找出来枪毙了，父亲在郑州街头亲眼看到过枪毙他的布告。接着成立了以一些老干部和“二七公社”头头们为骨干的革委会，局势渐渐才平静下来。后来，“二七公社”头头之一，大姨父所在单位的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头头申茂功在中共“九大”时还被选为中央委员。

　　　　　　　　　　　　　　　　　　　　　　九、攻打戴子营

　　　　在家里放假好几个月以后，我父亲接到单位通知：单位派性问题基本解决，可以回来上班了。于是，我的父亲又返回了孟塬。回到工地才发现，单位内的武斗虽然解决了，但现在武斗成了枪口一致对外了，而且已经换成了真枪实弹。原来，是当地军分区支持铁N局，要他们去攻打一个叫做戴子营的村寨。

　　　　戴子营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寨，甚至还有土城墙、壕沟。那天中午，单位里的工人民兵在军分区代表的暗中指挥下，手持半自动冲锋枪、手榴弹，向戴子营杀去。碰到这种事，我的父亲肯定是根本不沾的，但是他有几个熟悉的工友却去了。这些人回来时死了两个，几个受伤，剩下来的则把攻打戴子营的经历讲给了我父亲听。

　　　　那天他们乘着汽车来到戴子营时，村里早已壁垒森严，寨门紧闭。原来人家也有民兵，也有半自动步枪和土炮。外面人“嗒嗒嗒”往里面打枪，里面人则以牙还牙。这时穿着工人制服的军分区的参谋已经制订了调虎离山的计策，用大量工人民兵佯攻寨门，加强火力配置，造成寨门吃紧的假象。戴子营的人都是农民，哪懂战略战术，于是傻乎乎地一股脑往寨门那里跑。此时，已经挑选出来的铁N局敢死队员们则从另外的方向悄悄翻过寨墙，进了寨内，来了个“敌群开花”。这时戴子营的农民民兵就以寨内房屋、院落作为堡垒，继续与工人民兵激战。我父亲的工友刘××当时与另一个工友孙××二人一组，躲在街道拐角往前推进。孙××想看看前面情况，刚一伸头，一粒子弹恰好击中前额，瞬间倒在地上。刘××连忙将其扶起抱在怀中，鲜血从孙××头上的弹孔里直往外喷，喷得刘××浑身是血，只一分多钟孙××就断气了。另外死掉的一个工友是个学徒工，姓卢，那年才十八岁，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他是在翻越一堵院墙时被土炮轰死的。他母亲是个寡妇，就这么一个儿子。

　　　　经过大半天激战，到天黑时戴子营投降了，俘虏们被五花大绑地押送回铁N局，还进行了审讯、拷打，又打死一个俘虏。是役，铁N局的工人民兵死九人，伤数十人；戴子营的农民民兵死伤不详，但肯定比工人更多。死于武斗的九个人，后来都被埋葬在黄河大桥南岸的沙滩上，永远注视着大桥上南来北往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