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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第八章 腾挪(1)·非常轨迹 -- 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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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第八章 腾挪(2)·非常轨迹

 

  先说罗炳辉、何长工这边。

  4月1日那天红九军团没能渡过乌江,只好留在江北活动。按理他们孤军徘徊于敌垒丛中形势非常险恶,但当时乌江北岸的敌军都纷纷往乌江南岸“追击”,并不知道还有一支“赤匪”现在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罗炳辉是位战争阅历相当丰富的老行伍,1日那天他率部向沙土东北连夜疾行20多里后又向折向西北,竟然在对手南进部队的缝隙中穿行了两天之久而未被觉察。

  但4日那天他们进至老木孔附近时却发现屁股后头远远吊着一大堆“九响捧棒”,派人侦察回来报告说是黔军第三师第一旅魏金荣部3个团。罗炳辉掂量了一下手中本钱和这伙“九响棒棒”的份量,决定在老木孔以东的菜子坳打魏金荣一个伏击:魏部虽然人马不少装备却很寒酸,都是“九响捧捧”连挺轻机枪都没有,跟红九军团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而且还是“双枪兵”……

  但打魏金荣还是有点走钢丝的意思在里头:魏金荣不经打可附近还有东进或南下的中央军,仗一旦打胶着了他们围将上来也是一件麻烦事儿。不过这事儿罗炳辉好像胸有成竹,他在中央苏区老演“疑兵计”演得是精明异常,几天前离开沙土时他就叫人买光了镇上所有的红布,旁人不知何故问他他还笑呵呵地不讲。这会儿红布一抖落出来被剪取裁成一面面大大小小的红旗,人们这才猜出了它们的用场……

  4月5日拂晓前红九军团在菜子坳铺排停当,八团居左七团在右,九团居中进行正面阻击,七团一个连携带大量红旗前出五公里准备打起来时演一把“疑兵计”。早上8时左右敌人及时出现了,但人马众多老也走不完好像远不止3个团,而罗炳辉、何长工似乎也在等待着什么一直也不下令出击,等来等去几个小时过去了有人就悄悄发开了牢骚:“军团长是不是睡着了?”……

  13时左右敌人队伍中出现了大批的挑子担子轿子马驮子,罗炳辉这才在电话中吼出一声“打”,原来他等了大半天儿等的就是这个,这是魏金荣旅部和直属队的摊子,如果说“九响棒棒”没什么战斗力他们则是没什么战斗力中的“最没战斗力”!机关枪扫过伏兵杀出他们马上便乱作一团拼命溃逃,魏金荣身负重伤被左右架着连滚带爬好容易才得以脱逃……

  红九军团乘胜掩杀追出数里,不料魏金荣这司令部是走在队伍当间,后来还有几个团的队伍。他们见红军人数不多便反扑了上来,但红军战士个个挺着刺刀挥着马刀十分骁勇,双枪兵抵挡不住又被撵出了十来里路。然而越往前追敌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也挤成的疙瘩就越大,挤成的疙瘩越大就越是凭添了几分胆气,于是乎又一次反扑上来反把红军赶退了好几里路……

  罗炳辉也没想到敌人竟然有这么多(后来才知道敌人实际上是5个团),但仗打到这个份上也绝对不能闪气,否则胜仗就可能变成败仗。他一咬牙亲率军团侦察连和教导大队冲了上去。侦察连有180多人6挺轻机枪,罗炳辉是红军中著名的神枪手把侦察连也调理得个个是神枪手,教导大队也都是年轻的连排干部战斗经验非常丰富,这两件宝贝一押上去局面立马改观,战士们士气大振欢声雷动,纷纷又掉头杀了回来,黔军则再无招架之功只得一路溃逃……

  战至18时战斗基本结束,红九军团抓1000多俘虏也捡了1000多条“九响棒棒”。

  这天中央军一部正赶赴乌江边过渡,其先头部队离老木孔、菜子坳也不足20里路,但见到漫山的红旗飘扬军号嘹亮杀声震天,不明就里不知虚实他们也不敢贸然上前,红九军团打完了仗还回到老木孔消消停停安安稳稳睡了一个好觉……

  老木孔一战对红九军团在江北的单独活动意义不小,自此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处于“前无阻敌后无追兵”行军状态。战斗中缴获的黔军服装被他们充分利用起来,行军时前头的队伍穿着扮演黔军喝五吆六,后头的主力紧紧跟着准备一露馅就开打。如此这般,他们经常与敌人擦肩而过点烟递火却也毫发无损,还常常得到军粮和酒席的伺侯……

  然而乌江南岸这边儿的“朱毛”连候了两天,也没把这设计好的伏击打成。

  “朱毛”走到清水江边儿又徘徊了几天,这事儿很有点耐人寻味儿。

  从“朱毛”南渡乌江后的这两天的部署来看,他们似乎的确有渡清水江“东窜”的意图。而按常理衬度,乘追兵还没撵上来,江东暂时也没什么重大敌情,要“窜”就得抓紧时间赶紧“窜”——4日那天红一、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已经在清水江上架起了浮桥,一两天之内中央红军主力就可以全部过江重入黔东南。

  然而“朱毛”却突然止住脚步把头掉了过来,要找个对手来切蹉一把武艺了!

  如今关于长征中的回忆文字可谓汗牛充栋,而“朱毛”南渡乌后江徘徊于清水江边这几天却似乎难以寻觅,后人对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首长此间的决策活动当然也就难以清晣透视。不过根据中革军委这两天的部署和他们停在清水江边却徘徊不定的情况我们其实不难作出这样的推断:毛泽东等此间实际上正面临一个相当重大的战略性抉择:东进,还是南下(其实是西行)?

  有一种观点认为,“朱毛”值此重要关头却徘徊此间要寻追敌决战,一则是在行动方向上拿不定主意,二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向东会师肖贺有清水江所阻,向南寻求机动有贵阳敌的侧翼威胁。我若歼敌欧、梁两师,向东则免受敌击我于半渡,向南则可解除我后顾之忧”(13)。

  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个看法:过清水江实际上不存在什么问题,4日中革军委决定要打欧、梁伏击那天清水江上已在架设浮桥且架得相当顺利,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的侦察人员亦已进至江东的鸡场侦察,而此刻欧、梁二位尚在沙子哨一线。中央红军主力真要打算全部渡过清水江也就是一两天的功夫,欧、梁二位就是有击“朱毛”于半渡的积极性也未必有那个机会。此外,“向东会师肖贺”的真正障碍也不是什么清水江,而是湘军何键那个“剿匪军第一路军”。中央红军倘若迅速“东进”,在短暂时日的前景也不会太差,此间清水江东岸一大片地域只有都匀、榕江驻有桂军第七军廖磊部两个师,但他们年初刚被蒋公涮了一把这回行动不会有多大积极性;蒋公这两天虽然又屡屡电催湘军“李云杰责在石阡、余庆一筑碉,陈光中师应星夜经由余庆、瓮安开贵阳听调”,但该两师原任乌江东岸防务,“最快动作,亦需两三日,始能调撤西移”(14),如果行动迅速,“朱毛”在黔南黔东南地界儿内还是有几分伸展手脚的余地。

  然而“东进”之选择似乎并不在毛泽东等视野的当间,虽然这两天他们的部署中反复表现出“东渡”的意图,但在动作上却并不着急,给人感觉得似乎是在观察和等待着什么,而等待的显然又不是“东进”的时机——时机只会越来越差。如此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居于他们视野当间的不是“东进”而是“其他”,打欧、梁伏击也主要是为这个“其他”作一铺垫暂解后顾之忧,“东渡”最多也只是打欧、梁不利及“其它”难行时的备用选择之一。

  5日那天中央红军主力各部按军委部署隐蔽待机于羊场(今龙岗)附近地域,可欧、梁两师接近百宜附近却止步不前,红三军团派出的诱敌部队忙活了大半天儿也没诱出敌人的主力。军委纵队当晚进至谷寨,毛泽东却宁愿再候一天也执意要打这一仗:我野战军今日以小部移动,集中主力于下述地区,以便明6日进行作战机动,不便作战时,则仍继续前进。部署为,红三军团(欠第十三团)移至白果坪、桑树湾、长城地域,主力出一部至水尾架桥,并控制渡河点,向马场坪警戒,第十三团应节节抗敌,今晚转至中沙坝、黄金树地域;红一军团(缺第一团)集结于平寨、谷坝、高寨地域,派小部架桥,并控制牛渡、顺岩河两点渡桥,一部进至鸡场,向马场坪侦察警戒。在新渡口的一个团仍留该处警戒(15)。

  6日凌晨4时和拂晓6时,中革军委又先后下达总政治部训令和当日伏击部署:“我野战军以全力遭遇和伏击欧梁两师于羊场(今龙岗)地区。本日进攻吴奇伟两个师的战斗,关系我野战军转变今后局势甚大,务以全力鼓励全体战士以最大决心取得完全胜利,与红四方面军近日消灭川敌田颂尧十余团的大胜利相配合”,“五军团隐蔽集结于羊场(今龙岗)以北及其西北地区向南打军团隐蔽集结于羊场东北、正东及东南进击;三军团及干部团隐蔽集结于羊场(今龙岗)以南及西南向北打;十三团在坝子新场东北山地钳制敌之后梯队。各部队务于正午赶到,如敌向羊场前进,则各兵团先突击前梯队梁师,如敌人先发现我军而不动,则速至羊场、界牌间进击之,勿对峙。”(16)

  这天的伏击仍然没有打成。欧、梁两师从百宜进至马场以西即止步不前,进入红军伏击位置的只有梁师一个来探路的别动队,就是这个别动队也是一遇打击就拼命逃回马场,红五军团侦察连紧赶慢赶也只打捞上来几十人枪。15时左右中革军委决定不再等待这个等不来的伏击,遂令各部停止战斗,“继续转移地区,寻求新的机动。一、三军团立即以一小部向百宜方向积极佯动,暴露自己主力在此。一军团主力得电后集结于高寨、羊场之线,仍以一部留渡口,架好牛渡浮桥,准备明7号向鸡场方向前进。”(17)

  “朱毛”这是要东渡了?

  这好像也顺理成章,徘徊此间好几天,他们不是一直就在准备这个么?现在连对手都瞅到了他们在清水江上架设的浮桥,其意图简直就是明白无误。而且就这样明白无误了他们却还要“以一小部向百宜方向积极佯动,暴露自己主力在此”,这简直就是在给对手发通知了!

  蒋公的态度显然比“朱毛”预计的还要积极,同一天里他甚至抢在“朱毛”之前向何键发出了这个“匪情”通报以及自己相应的研判:“匪微午(4月5日11~13时)由牛渡河、清水河,向牛场、瓮安方面东窜。现吴纵队尾追,李韫珩部由中坪向瓮安追剿。将来匪窜方向,以乘隙窜向黄坪、施秉之公算为多。”(18)而日前他本来对“赤匪主力东窜瓮安,恐其东而南”还有所顾虑,手头还备有一张让滇军第七旅龚顺壁部“于鱼(4月5日)、歌(4月6日)两日,开赴定番(今惠水)布防”的底牌(19),这才刚刚过了一天,他老人家就自觉自愿地撤掉了这张底牌,把龚顺壁也差向龙里,押上了“堵匪东窜”这一笔大注。

  蒋公这么着似乎忒着急了一点,跟“朱毛”打了恁久的交道,他其实应该长点记性有点悟性了:“朱毛”越是表现出想干什么,那就越是不想干什么;越是对表现出对某件事不在意,那就越是对这件事很在意。要是归纳能力再强一点,他还应该从中导出规律性的结论——毛泽东战争活动的指导原则基本上可以一言以蔽之:绝不按对手制定的游戏规则和游戏套路行事!

  6日24时,中革军委突然将另一张底牌翻开,毛泽东等视野当间的“其他”开始凸显:改变进军方向,全野战军向南转移新地区。部署为:“三军团转移到洗马河,向贵阳、龙里警戒侦探;五军团应经干坝河开到白果树,并对牛场坝布好掩护阵地,通知干部团撤动。五军团在北岸行军中,须加强右侧替戒,并派小部队分向大石扳、白泥方向伏击,并破坏干坝河桥;一军团应经高寨、顺岩河、袁路坪进到老巴乡、长坡、上坝、刘家庄地域,向贵定、龙里警戒,向干家、马场坪侦察,后卫应破坏新渡口、牛渡口浮桥。各军团均须拂晓出此加强渡河指挥和严守军委指示到达地点,以便作战。”(20)

  在蒋公及其麾下诸侯中,只有一个不怎么起眼的人物对毛泽东这一手有所预见。

  这就是“龙主席”派驻贵州的代表黄毅夫——此公基本上名不见经传。

  但他的预见有一个实际上还未兑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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