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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天才军事家--杨秀清 -- 司马水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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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天才军事家--杨秀清

杨秀清在中国历史上,19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段相当特殊的事件,史上独一,表现在诸多方面。而其真正的首脑,东王杨秀清,更是特殊事件中的特殊人物。他在世的时候,太平天国取得了一系列奇迹般的胜利,他被难之后,一切终于难以挽回。这使人们在钦佩他才干的同时,也对他深切同情,为他惋惜。这种双重情感,人们似乎还没有赋予给历史上其他的军事统帅。更奇怪的是,他不识文字。这方面只有成吉思汗能够跟他比一比。

1821年,杨秀清出生于广西省紫荆山区一个贫苦的山民家庭,5岁丧母,9岁丧父,零丁孤苦,困厄难堪。他成为烧炭工,每天进入深山取柴烧火,然后背炭出山贩卖。孤陋寡闻,最多只是看过一些表现古代将帅征战的乡村戏剧,这应该算作他惟一受过的军事教育了。他性格机警,在山民中颇有人缘和威望。1847年前后,洪秀全、冯云山来到紫荆山区发展“拜上帝教”,人数不少,杨秀清也加入其中了,作为一个很普通的成员。在“拜上帝教”中,洪秀全自称上帝的次子。不久又去往别处,留下冯云山主持这边的事务。因为一次泄密事件,冯云山被抓,会众们立刻陷入群龙无首之中,甚至各层干部也难以服众,情况十分紧急。

这时身为普通一员的杨秀清开始了他大胆的表演,突然伪装上帝降临己身,发布圣旨,稳住了人心。冯云山回来之后,便承认了杨秀清的降神之能,两人开始共同管理事务。

从此杨秀清的才干开始发挥,筹备行政组织,颁布行政法度,组建严格的军队,创造军事规章,整然有序。直到太平天国后期,军政人士们还在慨叹不识文字的杨秀清何以能治国建军,席卷天下,称之为不解之谜。于是用天降英才来解释。1851年太平天国建国,太平军出师反清,略经早期弱小时的困难周旋之后,1853年便波及了武汉、南京以南的半个中国,同年西征、北伐,同年北伐军逼近北京、天津,1855年西征军全面胜利,1856年9月2日杨秀清在内讧中遇难。此后由他组建、训练、指挥过的太平军仍长期保有强悍的战斗力,为满清八旗和蒙古骑兵所难以匹敌,包括曾彻底压制住南下助清的英法联军。

只是由于缺失战略统帅,太平军才最终功败垂成。后面总共坚持了12年,超出了人们的预想。这样的历程为历史所仅见。

其中独特之处在于:

一,中国汉族自唐末以来,经北宋、南宋、元、明,在民族信心上始终受打击,其间亡国两次,升平时期也仍有外敌威胁,挥之不去。明朝又一次亡国,满清八旗武功显赫,使汉族从上层文武到下层百姓都陷入民族信心上的最低点,连脑后也拖着一条长辫子。满族在自己全族皆兵的同时,对汉族宣扬“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汉族也颇为接受了。但太平军却在这种长期的低迷中异军突起,事前连一点征兆也没有。随后战绩辉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善战的几支军队之一。这番奇迹中,东王杨秀清的建军原则是奥秘所在,后面将要探讨。

汉族的信心自此觉醒,随后办工业,开教育,深介朝政,追赶西方,直到孙中山建立民国,将中国推入近现代的潮流中。而且,孙中山始终是洪秀全、杨秀清的崇拜者和宣传者。

二,杨秀清指挥的战争进程显得十分流畅。

 这个进程和其中的一些关键战役应予分析。

三,不识字和有才能之间能启示什么?显然并非小问题。

这一点关系到对战略思维的深入认识,有可能破除一些常识的条框,一些似是而非的

长久观念。四,太平军中的人才比例似乎是偏高的,而且不同的将领各有不同的特殊指挥风格,最著名的例如石达开善变,陈玉成避虚击实,李秀成严谨,赖文光游走歼敌等。此中的各种风格也有着重要探讨价值。

首先,关于太平军的建军原则。

据《太平军目》记载,“军”是基本单位,设军帅一人,军帅以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师帅,师帅以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旅帅,旅帅以下设壹、贰、叁、肆、伍五个卒长,卒长以下设东、西、南、北四个两司马,两司马以下设刚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个伍长,伍长以下为冲锋、破敌、制胜、奏捷四个圣兵。

这种结构固然简明,但还并不特殊。特殊的规定在于:军帅仅为治军之官,行军作战时另由统帅指派高级将领予以指挥。这倒是前所未有的规定了,可以使全部军队的任何一个部分消除本位主义思想,在最高统帅的统一调度下任意协调,毫无阻力,成为最自由的战略变形的基础。太平军从早期到晚期始终战法灵活,善于大规模机动,为敌方所难以仿效,原因就在这里。这是所谓“组织决定战法”的最佳例证之一。另外,设立“圣库”制度,规定军人不得私藏财物,日常只应从圣库领取基本开支,上下一律平等。反过来想就可以发现了,上上下下有私财的军队,也是不大服从调度的。仅从这两点便体现出太平军的根本一条建军原则,就是使军队组织符合战略上彻底自由调动的需要,一切都围绕着这个核心进行,十分简明。这在此前的历史上比较起来,是非常有创造性的。1864年天京陷落之后,遵王赖文光以太平军制改编了华北散漫的捻军,仍称太平天国,使捻军面貌一新,行动整齐,然后在大规模的机动中以少胜多,歼灭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所部骑兵。可以说,这最后一支太平军仍击败了满清方面的第一悍将强军。杨秀清治军严厉,甚至稍有过严之病,但的确做到了令行禁止,效率充分。清方人士所写《武昌纪事》中评论:“(杨)有事传令,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贼所倚赖者,秀清一人而已。”这些都是以组织方法作为基础的,而战略自由则是结果。士气从何而来?

士气的根源在于行动自由程度的大小。

最晚的赖文光一军仍有高昂士气,信心充足,也就不奇怪了。太平军从任何方面看都是一支彻底正规化的军队,着装漂亮,器械精良,有充分的训练和战斗素养,行军作战条令清晰,而且纪律严明,保持着高度的理想。在拥有一支优秀军队的基础上,杨秀清的战略指挥确实流畅回还,迅速多变,处处意在敌先,从敌方看来显得深远莫测,富有奸狡之能。

其总的特点,按清方评论有如下这些:《贼情汇纂》:“智虑精祥,防维周密。”

《贼情汇纂》:“识字无多,奸谲异常。”《贼情汇纂》:“(杨说)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武昌纪事》:“外似端绪纷乱,内实总揽大纲,一无所紊。”这第四条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说明了杨秀清的全部特点。而且这一点也正是战略艺术的要点所在。端绪纷乱是给敌人看的,总揽大纲是给自己用的,胜敌之道无过于此。攻克武汉之后,杨秀清进一步的全局筹划最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这些特点。后人多有认为杨东进南京和轻师北伐是胜利中的失算,但杨已不在,一旦冤枉,他如何为自己辩解?实际上前一条指责是将太平天国12年后的失败逻辑跳跃式地(连跳了六七关)归因于12年前的状况了,而且忽略了杨遇难导致原有战略中断这个因素。而后一条指责如果成立,便等于说杨犯了一个战略上极为初级的错误,杨有这么低的水平吗?!

武汉和南京时期,太平军总兵力约在十五万左右,清军仅在华北就接近百万,杨秀清以两万人北伐,谁以为他真地要用两万人并吞华北吗?那么他就真地是很低级了。

应该回首从头开始分析当时的局面。攻克武汉之前,太平军长期围攻长沙不下(1852年10-11月),南方清军反而尾随而来,于是杨秀清决定撤围,然后突然占领益阳、岳州(12月3日、13日),获得大量船只、弹药和新兵,又不停顿地顺流直下武汉,于1853年1月12日攻占。至2月9日,全军离开武汉,东进南京。这停留武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与太平军此前此后的进军速度比较起来,显然是略有耽搁的味道了。

因为武汉居天下之中,下一步该向何方,确实需要考虑。当时南方清军继续尾随,兵力数万,陆续赶来者还有更多。翼王石达开多次在武昌城外与之交战。北方清军向南调动,蒙古诸部也被动员。此时太平军无论继续向北还是回头向南,所遇的阻力都是相似的。

后人有主张太平军应该一鼓北进的。实则战略上从无“进攻必须直线到底”这一条。

相反克劳塞维茨曾论述过战略进攻有其顶点,不要轻易地用尽这个顶点,应该在顶点到来之前进行某种转向。这一论述十分重要。而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为后人所难察的一点,在于:

杨秀清从广西打到武汉,这般神速,并不是攻坚破锐平推过来的,而是乘隙蹈虚跳跃过来的。例如长沙就并未攻破。这是卓越的战略手法,何以卓越,后面将会谈到。倒是要说,从武汉继续跳到北京去,不仅不再可能,跳到了也没好处。平推过去就更是下下水平了。进攻固然可转向,但半途而废地变为防守却不可。西入四川正是有防守的嫌疑。而如果东进南京,却可以发现有如下好处:

(1)清方的守备重点是在河南方向,大军云集,江浙的阻力则较小。

(2)一旦进入江浙,太平军的作战面就只有西和北两方,比原来四面临战要好得多,同时也容易将江浙以南的福建清军压缩歼灭。

(3)清方的经济基础大半在江浙,而太平军一直还没有经济基础。

(4)速进江浙的过程中,易于使清军的追击脱节,秩序紊乱,太平军在战术上容易反打时 间差,回头歼敌。总之,东进是继续进攻,而非防守。比向北进攻战果要大。夺取清方经济基础比夺取河南,长远价值应是更大。反之北进可能是有灾难的。1853年2月9日至3月19,太平军攻克南京,迅即横扫江浙,5月8日从扬州北伐,5月19日从安徽和州西征,10月29日北伐军克天津郊外静海、独流镇,1854年6月26日西征军重占武汉。杨秀清是先占领南京再回头西征,相当于又是一次乘隙蹈虚的跳跃式行动,跳跃之时并不歼敌,完成换位了才回头歼敌。什么是换位?换位是战略变形方式的一种。一经换位,太平军就获得了上列的四条好处。而一般,在攻坚破锐之后却往往会丧失很多利益,因为既消耗了力量,又拖延了时间。

这一次战略变形甚至不是一次等量变形,而是一次增量变形,很明显。相应清方所被迫接受的这次变形,则是个减量变形,由于经济基础被夺和优势兵力脱节。平推式歼敌和换位后歼敌,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因为换位后的双方力量对比会有变化,时间、空间配置也会有变化。所以说战略中并非所有的行动都要用来直接歼敌,有些行动仅仅是用来改变时空配置的,也就是说,用来改变歼敌条件。更精彩的还在于,北伐不是一个真正的战略进攻,而仅是一个战略牵制,为了使北方的百万清军不至于全力支援西战场。后来也果然如此:西战场上只有曾国藩、胡林翼这些本地军队加上原南方清军在抵抗。北方清军被两万太平军牢牢地吸引了注意力,为什么?因为这两万人又是乘隙蹈虚,没打硬仗,几乎是偷行到了北京、天津。北伐军最终覆没,但从它所起到的全局战略作用来看,杨秀清是成功了而不是失败了。相当成功。失败的是清方,他虽然解救了腹心之灾,但武汉、南京以南的半个中国已不在其手。更糟的是,一旦太平军尽南方之力开始一场真正的北伐,后果就难以想象了。不能说太平军西征成功和清军剿灭北伐是双方各有胜负,因为在北伐军危难之际,杨秀清并未认真解救,他重视的是北伐军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存亡。如果既要两万人扰乱北方又要两万人如数而归,那就过于拨弄如意算盘了,而清军并不是一堆草料。在清方看来,杨秀清围长沙不克则下武汉,转北上之势忽为东进南京,意外地又回头卷击南半天下,同时北伐矛头百出,确实是“外似端绪纷乱”,至于杨怎样“内实总揽大纲,一无所紊”,那倒不容易看清了。值得强调的是,西征战事不再是乘隙蹈虚的跳跃,而是扎扎实实的歼灭作战。这说明杨秀清对跳跃和非跳跃的各自不同作用,是分得很清楚的。该用此则用此,该用彼则用彼。1854年5月西征军曾遇到挫折,1855年2月由石达开扭转局势,此后全面压倒清军,可以说是全胜的结局。南京附近的形势,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太平军总兵力并不充足,却在两个大战场上大举出击,外加一个小战场:扬州、镇江、苏州方向。但很奇特的是,与各个战场上的飞扬之势相反,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却长期被清方江南、江北大营围困,从1853年3、4月一直到1856年6月。很显然杨秀清不急于解围,而是在坚城自保的前提下尽全力于远方诸战场的胜利,这番全局气魄自古以来不多见。可谓是爱惜兵力,重视效率。当然,这也是总兵力不足才逼出来的气魄,但也难能他竟然如此而为,而且效果良好。连最后破掉江南、江北大营,他也是抽空进行的,却干净利落,摧枯拉朽,这就更值得喝彩了。当中有个场面,体现出他指挥风格的一个侧面。6月14日,陈玉成、李秀成大军在驰骋中突然接到杨秀清命令,要他们立即改道立即攻破孝陵卫江南大营,陈、李认为“向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杨秀清指示“违令者斩”,于是陈、李不得已而展开全力攻击,竟破毁无余,追杀千里。所谓出其不意并胸有成竹,大概就是如此吧。而且,这也是“端绪纷乱”的又一次表演。总结而言,杨秀清注重战略之形的变化,将作战行动和非作战行动(跳跃)区分得很清楚,多以非作战行动(有时还包括半作战行动)来改变作战行动的条件,当战则战,不当战则变形蹈虚,这是他指挥流畅的原因所在。这番战略才干与“识字无多”如何联系得起来?应该说,战略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关于武装力量的直接运用的普通战略内容,此中天赋可以代替文化,一部分是关于军事、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运用的大战略内容,此中文化不可代替。还应强调,在当代和未来,普通战略内容中文化的重要性也更提高了。但天赋的作用永远不会被排挤成零。特别对于两个文化相同的人,天赋就更是决定性的。

天赋是什么?

就是直接在生活世界中感受万物变化规律(含战略规律)的能力。

相反世界上还永远存在着一些假文化(含假战略学)。

某些“饱学”的败将,就是受了它的害。

败给只剩天赋,没有文化的杨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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