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天才军事家－－杨秀清 -- 司马水镜

杨秀清在中国历史上，19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段相当特殊的事件，史上独一，表现在诸多方面。而其真正的首脑，东王杨秀清，更是特殊事件中的特殊人物。他在世的时候，太平天国取得了一系列奇迹般的胜利，他被难之后，一切终于难以挽回。这使人们在钦佩他才干的同时，也对他深切同情，为他惋惜。这种双重情感，人们似乎还没有赋予给历史上其他的军事统帅。更奇怪的是，他不识文字。这方面只有成吉思汗能够跟他比一比。

1821年，杨秀清出生于广西省紫荆山区一个贫苦的山民家庭，5岁丧母，9岁丧父，零丁孤苦，困厄难堪。他成为烧炭工，每天进入深山取柴烧火，然后背炭出山贩卖。孤陋寡闻，最多只是看过一些表现古代将帅征战的乡村戏剧，这应该算作他惟一受过的军事教育了。他性格机警，在山民中颇有人缘和威望。1847年前后，洪秀全、冯云山来到紫荆山区发展“拜上帝教”，人数不少，杨秀清也加入其中了，作为一个很普通的成员。在“拜上帝教”中，洪秀全自称上帝的次子。不久又去往别处，留下冯云山主持这边的事务。因为一次泄密事件，冯云山被抓，会众们立刻陷入群龙无首之中，甚至各层干部也难以服众，情况十分紧急。

这时身为普通一员的杨秀清开始了他大胆的表演，突然伪装上帝降临己身，发布圣旨，稳住了人心。冯云山回来之后，便承认了杨秀清的降神之能，两人开始共同管理事务。

从此杨秀清的才干开始发挥，筹备行政组织，颁布行政法度，组建严格的军队，创造军事规章，整然有序。直到太平天国后期，军政人士们还在慨叹不识文字的杨秀清何以能治国建军，席卷天下，称之为不解之谜。于是用天降英才来解释。1851年太平天国建国，太平军出师反清，略经早期弱小时的困难周旋之后，1853年便波及了武汉、南京以南的半个中国，同年西征、北伐，同年北伐军逼近北京、天津，1855年西征军全面胜利，1856年9月2日杨秀清在内讧中遇难。此后由他组建、训练、指挥过的太平军仍长期保有强悍的战斗力，为满清八旗和蒙古骑兵所难以匹敌，包括曾彻底压制住南下助清的英法联军。

只是由于缺失战略统帅，太平军才最终功败垂成。后面总共坚持了12年，超出了人们的预想。这样的历程为历史所仅见。

其中独特之处在于：

一，中国汉族自唐末以来，经北宋、南宋、元、明，在民族信心上始终受打击，其间亡国两次，升平时期也仍有外敌威胁，挥之不去。明朝又一次亡国，满清八旗武功显赫，使汉族从上层文武到下层百姓都陷入民族信心上的最低点，连脑后也拖着一条长辫子。满族在自己全族皆兵的同时，对汉族宣扬“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汉族也颇为接受了。但太平军却在这种长期的低迷中异军突起，事前连一点征兆也没有。随后战绩辉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善战的几支军队之一。这番奇迹中，东王杨秀清的建军原则是奥秘所在，后面将要探讨。

汉族的信心自此觉醒，随后办工业，开教育，深介朝政，追赶西方，直到孙中山建立民国，将中国推入近现代的潮流中。而且，孙中山始终是洪秀全、杨秀清的崇拜者和宣传者。

二，杨秀清指挥的战争进程显得十分流畅。

　这个进程和其中的一些关键战役应予分析。

三，不识字和有才能之间能启示什么？显然并非小问题。

这一点关系到对战略思维的深入认识，有可能破除一些常识的条框，一些似是而非的

长久观念。四，太平军中的人才比例似乎是偏高的，而且不同的将领各有不同的特殊指挥风格，最著名的例如石达开善变，陈玉成避虚击实，李秀成严谨，赖文光游走歼敌等。此中的各种风格也有着重要探讨价值。

首先，关于太平军的建军原则。

据《太平军目》记载，“军”是基本单位，设军帅一人，军帅以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师帅，师帅以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旅帅，旅帅以下设壹、贰、叁、肆、伍五个卒长，卒长以下设东、西、南、北四个两司马，两司马以下设刚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个伍长，伍长以下为冲锋、破敌、制胜、奏捷四个圣兵。

这种结构固然简明，但还并不特殊。特殊的规定在于：军帅仅为治军之官，行军作战时另由统帅指派高级将领予以指挥。这倒是前所未有的规定了，可以使全部军队的任何一个部分消除本位主义思想，在最高统帅的统一调度下任意协调，毫无阻力，成为最自由的战略变形的基础。太平军从早期到晚期始终战法灵活，善于大规模机动，为敌方所难以仿效，原因就在这里。这是所谓“组织决定战法”的最佳例证之一。另外，设立“圣库”制度，规定军人不得私藏财物，日常只应从圣库领取基本开支，上下一律平等。反过来想就可以发现了，上上下下有私财的军队，也是不大服从调度的。仅从这两点便体现出太平军的根本一条建军原则，就是使军队组织符合战略上彻底自由调动的需要，一切都围绕着这个核心进行，十分简明。这在此前的历史上比较起来，是非常有创造性的。1864年天京陷落之后，遵王赖文光以太平军制改编了华北散漫的捻军，仍称太平天国，使捻军面貌一新，行动整齐，然后在大规模的机动中以少胜多，歼灭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所部骑兵。可以说，这最后一支太平军仍击败了满清方面的第一悍将强军。杨秀清治军严厉，甚至稍有过严之病，但的确做到了令行禁止，效率充分。清方人士所写《武昌纪事》中评论：“（杨）有事传令，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贼所倚赖者，秀清一人而已。”这些都是以组织方法作为基础的，而战略自由则是结果。士气从何而来？

士气的根源在于行动自由程度的大小。

最晚的赖文光一军仍有高昂士气，信心充足，也就不奇怪了。太平军从任何方面看都是一支彻底正规化的军队，着装漂亮，器械精良，有充分的训练和战斗素养，行军作战条令清晰，而且纪律严明，保持着高度的理想。在拥有一支优秀军队的基础上，杨秀清的战略指挥确实流畅回还，迅速多变，处处意在敌先，从敌方看来显得深远莫测，富有奸狡之能。

其总的特点，按清方评论有如下这些：《贼情汇纂》：“智虑精祥，防维周密。”

《贼情汇纂》：“识字无多，奸谲异常。”《贼情汇纂》：“（杨说）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武昌纪事》：“外似端绪纷乱，内实总揽大纲，一无所紊。”这第四条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说明了杨秀清的全部特点。而且这一点也正是战略艺术的要点所在。端绪纷乱是给敌人看的，总揽大纲是给自己用的，胜敌之道无过于此。攻克武汉之后，杨秀清进一步的全局筹划最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这些特点。后人多有认为杨东进南京和轻师北伐是胜利中的失算，但杨已不在，一旦冤枉，他如何为自己辩解？实际上前一条指责是将太平天国12年后的失败逻辑跳跃式地（连跳了六七关）归因于12年前的状况了，而且忽略了杨遇难导致原有战略中断这个因素。而后一条指责如果成立，便等于说杨犯了一个战略上极为初级的错误，杨有这么低的水平吗？！

武汉和南京时期，太平军总兵力约在十五万左右，清军仅在华北就接近百万，杨秀清以两万人北伐，谁以为他真地要用两万人并吞华北吗？那么他就真地是很低级了。

应该回首从头开始分析当时的局面。攻克武汉之前，太平军长期围攻长沙不下（1852年10-11月），南方清军反而尾随而来，于是杨秀清决定撤围，然后突然占领益阳、岳州（12月3日、13日），获得大量船只、弹药和新兵，又不停顿地顺流直下武汉，于1853年1月12日攻占。至2月9日，全军离开武汉，东进南京。这停留武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与太平军此前此后的进军速度比较起来，显然是略有耽搁的味道了。

因为武汉居天下之中，下一步该向何方，确实需要考虑。当时南方清军继续尾随，兵力数万，陆续赶来者还有更多。翼王石达开多次在武昌城外与之交战。北方清军向南调动，蒙古诸部也被动员。此时太平军无论继续向北还是回头向南，所遇的阻力都是相似的。

后人有主张太平军应该一鼓北进的。实则战略上从无“进攻必须直线到底”这一条。

相反克劳塞维茨曾论述过战略进攻有其顶点，不要轻易地用尽这个顶点，应该在顶点到来之前进行某种转向。这一论述十分重要。而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为后人所难察的一点，在于：

杨秀清从广西打到武汉，这般神速，并不是攻坚破锐平推过来的，而是乘隙蹈虚跳跃过来的。例如长沙就并未攻破。这是卓越的战略手法，何以卓越，后面将会谈到。倒是要说，从武汉继续跳到北京去，不仅不再可能，跳到了也没好处。平推过去就更是下下水平了。进攻固然可转向，但半途而废地变为防守却不可。西入四川正是有防守的嫌疑。而如果东进南京，却可以发现有如下好处：

（1）清方的守备重点是在河南方向，大军云集，江浙的阻力则较小。

（2）一旦进入江浙，太平军的作战面就只有西和北两方，比原来四面临战要好得多，同时也容易将江浙以南的福建清军压缩歼灭。

（3）清方的经济基础大半在江浙，而太平军一直还没有经济基础。

（4）速进江浙的过程中，易于使清军的追击脱节，秩序紊乱，太平军在战术上容易反打时 间差，回头歼敌。总之，东进是继续进攻，而非防守。比向北进攻战果要大。夺取清方经济基础比夺取河南，长远价值应是更大。反之北进可能是有灾难的。1853年2月9日至3月19，太平军攻克南京，迅即横扫江浙，5月8日从扬州北伐，5月19日从安徽和州西征，10月29日北伐军克天津郊外静海、独流镇，1854年6月26日西征军重占武汉。杨秀清是先占领南京再回头西征，相当于又是一次乘隙蹈虚的跳跃式行动，跳跃之时并不歼敌，完成换位了才回头歼敌。什么是换位？换位是战略变形方式的一种。一经换位，太平军就获得了上列的四条好处。而一般，在攻坚破锐之后却往往会丧失很多利益，因为既消耗了力量，又拖延了时间。

这一次战略变形甚至不是一次等量变形，而是一次增量变形，很明显。相应清方所被迫接受的这次变形，则是个减量变形，由于经济基础被夺和优势兵力脱节。平推式歼敌和换位后歼敌，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因为换位后的双方力量对比会有变化，时间、空间配置也会有变化。所以说战略中并非所有的行动都要用来直接歼敌，有些行动仅仅是用来改变时空配置的，也就是说，用来改变歼敌条件。更精彩的还在于，北伐不是一个真正的战略进攻，而仅是一个战略牵制，为了使北方的百万清军不至于全力支援西战场。后来也果然如此：西战场上只有曾国藩、胡林翼这些本地军队加上原南方清军在抵抗。北方清军被两万太平军牢牢地吸引了注意力，为什么？因为这两万人又是乘隙蹈虚，没打硬仗，几乎是偷行到了北京、天津。北伐军最终覆没，但从它所起到的全局战略作用来看，杨秀清是成功了而不是失败了。相当成功。失败的是清方，他虽然解救了腹心之灾，但武汉、南京以南的半个中国已不在其手。更糟的是，一旦太平军尽南方之力开始一场真正的北伐，后果就难以想象了。不能说太平军西征成功和清军剿灭北伐是双方各有胜负，因为在北伐军危难之际，杨秀清并未认真解救，他重视的是北伐军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存亡。如果既要两万人扰乱北方又要两万人如数而归，那就过于拨弄如意算盘了，而清军并不是一堆草料。在清方看来，杨秀清围长沙不克则下武汉，转北上之势忽为东进南京，意外地又回头卷击南半天下，同时北伐矛头百出，确实是“外似端绪纷乱”，至于杨怎样“内实总揽大纲，一无所紊”，那倒不容易看清了。值得强调的是，西征战事不再是乘隙蹈虚的跳跃，而是扎扎实实的歼灭作战。这说明杨秀清对跳跃和非跳跃的各自不同作用，是分得很清楚的。该用此则用此，该用彼则用彼。1854年5月西征军曾遇到挫折，1855年2月由石达开扭转局势，此后全面压倒清军，可以说是全胜的结局。南京附近的形势，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太平军总兵力并不充足，却在两个大战场上大举出击，外加一个小战场：扬州、镇江、苏州方向。但很奇特的是，与各个战场上的飞扬之势相反，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却长期被清方江南、江北大营围困，从1853年3、4月一直到1856年6月。很显然杨秀清不急于解围，而是在坚城自保的前提下尽全力于远方诸战场的胜利，这番全局气魄自古以来不多见。可谓是爱惜兵力，重视效率。当然，这也是总兵力不足才逼出来的气魄，但也难能他竟然如此而为，而且效果良好。连最后破掉江南、江北大营，他也是抽空进行的，却干净利落，摧枯拉朽，这就更值得喝彩了。当中有个场面，体现出他指挥风格的一个侧面。6月14日，陈玉成、李秀成大军在驰骋中突然接到杨秀清命令，要他们立即改道立即攻破孝陵卫江南大营，陈、李认为“向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杨秀清指示“违令者斩”，于是陈、李不得已而展开全力攻击，竟破毁无余，追杀千里。所谓出其不意并胸有成竹，大概就是如此吧。而且，这也是“端绪纷乱”的又一次表演。总结而言，杨秀清注重战略之形的变化，将作战行动和非作战行动（跳跃）区分得很清楚，多以非作战行动（有时还包括半作战行动）来改变作战行动的条件，当战则战，不当战则变形蹈虚，这是他指挥流畅的原因所在。这番战略才干与“识字无多”如何联系得起来？应该说，战略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关于武装力量的直接运用的普通战略内容，此中天赋可以代替文化，一部分是关于军事、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运用的大战略内容，此中文化不可代替。还应强调，在当代和未来，普通战略内容中文化的重要性也更提高了。但天赋的作用永远不会被排挤成零。特别对于两个文化相同的人，天赋就更是决定性的。

天赋是什么？

就是直接在生活世界中感受万物变化规律（含战略规律）的能力。

相反世界上还永远存在着一些假文化（含假战略学）。

某些“饱学”的败将，就是受了它的害。

败给只剩天赋，没有文化的杨秀清。

“1864年天京陷落之后，遵王赖文光以太平军制改编了华北散漫的捻军”

这个，恐怕是传统左派史学的宣传误导，实际上并不存在“用太平军制改编捻军”这样的事情，众多史料表明，捻军始终保持了原来“旗”的编制及号帜，且延续了其鲜明的家族特色，赖文光等人对捻军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他无论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不能算捻军的主帅。后期太平军自己的军制都十分混乱，一方面，“丞相”已经成了一百人里可以有十几个的芝麻小官，另一方面，英王陈玉成的部队也将从前以“军”编制改成了以“队”编制，则作为陈玉成部将，后期将领的赖文光，其自身部队恐怕也不可能完全保持“太平军目”的编制，更何况是去改编别人的军队。

“杨秀清以两万人北伐，谁以为他真地要用两万人并吞华北吗？那么他就真地是很低级了。”

事实上杨秀清就是犯了这种低级错误。北伐军九个军，全部是武昌以前加入的老部队，可以集中了太平军中绝大多数的百战精锐，领兵的李开芳林凤翔，在从广西到南京万里转战中绝大多数时候是斩关夺碍的先锋，而在太平天国当时全部的6名丞相中，北伐统帅就占了三名。北伐军牺牲了最好的士兵，最好的将领北伐(当时太平军最优秀的将领应该是石达开，李开芳，林凤翔，罗大纲，林李的表现一直比罗大纲更突出)，难道仅仅是为了进行“战略牵制”“扰乱北方”？把自己最有力的一只拳头从手臂上割下来，远远掷向敌人，却未能伤及要害，难道是“成功”的战略吗？

“北伐军危难之际，杨秀清并未认真解救，他重视的是北伐军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存亡”

北伐援军数量有限，是因为天京方面兵力本身吃紧，但援军中有不少是从扬州撤出来的士兵，据清方在天京的间谍人员报告，这些人是太平军中仅次于北伐军的精锐。

“太平军总兵力并不充足，却在两个大战场上大举出击，外加一个小战场：扬州、镇江、苏州方向”

太平军前期并不曾出击苏州，扬州早已撤守，镇江也一再处于敌军围困中，只是因为西征战场节节败退而无暇顾及，直到西征局势全面好转才得以抽兵解镇江之围。

“1854年5月西征军曾遇到挫折，1855年2月由石达开扭转局势，此后全面压倒清军，可以说是全胜的结局”

西征军在石达开在江西撒下天罗地网，即将收网置曾国藩于死地的关键时刻，被杨秀清抽调主力参加天京解围战，错过了擒贼擒王，平定江西，直捣湘军老巢湖南的最好时机，致使西线战场从此陷入长期对峙局面，惜哉未臻全胜。

太平军在定都天京后不是扫清眼下的清军，集中兵力开拓江南根据地，而是把有限的兵力投入到天京，西征，北伐三个彼此相隔千里，相互不能呼应的战场，个人以为这实在不是什么大气，而是大意，是对形势过度乐观的估计造成的失误。

杨秀清是很有天赋，但仅仅靠天赋是不够的，太平军在定都天京后犯了不少战略错误，西征军在两湖的挫败，虽然原因众多，但也与杨秀清在调兵遣将方面的明显失误有直接关系。杨秀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极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善于总结失败的教训，及时调整策略，因此除了北伐军鞭长莫及以外，其他战场的一时损失大都得以挽回，尤其是1855~1856两年，杨秀清的在战略方面渐趋成熟，指挥更加得心应手，太平天国也步入军事全胜期。

１．江浙财富充足，是大清的很大一部分粮，税来自于此，占领它相当于半个大清。

２．当时太平军水军明显占有优势，沿江而下，可以扬长避短，而清廷的南京方向防备很空虚

　如果北上河南，土地贫瘠，几十万太平军的粮草如何解决？当时太平军还没有马队，而清军的蒙满骑兵在平原可以来往驰骋；没有富裕的根据地，也没有切断清朝的物质供应，即使打到北京，恐怕还是李自成，黄巢的结局

　　定都天京之后，失去进取心是另一回事。在当时，沿江东下，无论在军事上，战略上都是正确的

　　另外，当时翼王提出了西取四川的建议了吗？

向西控制两广，向东控制江浙，将满清的粮仓和钱库抓在手里，隔江而据。最后鹿死谁手，也还很难说呵。为什么要急于北伐呢？

作者：陶短房

王庆成先生在其《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一文中，对太平天国在占领南京前后围绕建都问题的争论考据甚详，并认为，东王定都南京的意见占据上风后，太平军的战略态势因此趋向保守，失去了与清廷争天下的勇气与决心。

窃以为，事情远非看上去那样简单。

首先，太平军并未因定都金陵，而失去对北中国的关注。

扫北军从客观上看，的确不足以致清廷于死地，但从太平军方面来说，却已是最精锐的部队，全部九个军都是编号5以内的老部队，统兵主将则系惯打头阵的林李吉，占了当时全部六名正副丞相的一半。他们的确是低估了敌人，高估了自己，并为此铸成大错，然而当时太平军从偏远山区一路打到东南大邑，尤其自武昌至金陵，简直势不可挡，对于经验缺乏、阅历不丰的起事农民们而言，由此引起对敌我力量对比判断不明，并产生轻敌急躁情绪，是非常正常的。这当然应该批评，但因此而指责他们忽视北中国而偏安东南，是不客观，不公平的。

扫北失败后，太平军也并非就此失去争衡全国的信心。“誓屠八旗以安九有”、“与该清争天下”之类词句，在各级天国官员的对内对外文书布告中屡见不鲜；干王初到天京不久便连衔发布《诛妖檄文》，并自拟北伐文稿，以出师扫北，消灭清廷相鼓呼；天王本人在答复欲与其平分疆土的外国冒险家时也明白地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庚申十年并曾命忠王等出师扫北，因不切实际遭到抵制而未果，直至壬戌十二年湘军兵临雨花台，还强令忠王“进北攻南”、争夺北方；甚至天京陷落之后，退到福建南阳乡的汪海洋余部，也仍然在壁上大书“陈谭胡廖定灭清”。虽然这些北进的想法未必现实，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并给天国带来重大损失的部署，但这足以表明，上至天王，下至普通官兵，并未因定都天京而抛弃与清廷争天下的理想。

其次，占领南京后，分军镇守江南，而主力北进取河南为业的战略本身，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

太平军占金陵后号称百万，其实战兵不过十万多，精锐更少，如分军镇守，主力北进，能北上之战士估计也不会多于八九万，盖江南留兵太多则北上兵力不敷，留兵太少，则不足以保固南方。历史上起义军北伐，分兵留守者多不能持久，如卢循攻建康，而广州为晋水师袭夺；黄巢攻长安，鲁景仁只堪退守连州一隅。且当时天国眷属老弱，多达数十万，随军北上则无舟楫便利，必碍军情；留江南则力不能佑，北伐将士后顾有忧。历史上吕子明白衣渡江，尽取荆州军户家口，使关羽数万得胜之师旬日崩溃的前鉴，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扫北军以单薄的兵力一路打到天津，有其特别的条件，即这数万人马都是久经战阵的选锋锐卒，战斗力较强，且无眷属拖累，骨干官兵家小俱在相对安全的天京，将士无后顾之忧，因而不论攻守进退，较诸拖家带口的部队，在战略上的选择余地要大得多；而若是全军北进，利钝相杂，妇孺相望，人员虽多，反倒失去了战略上应有的机动性、灵活性。太平军自金田至永安，从蓑衣渡到郴州，屡屡盘桓打圈，束手束脚，也常常因为此。而从武昌到金陵的神速进兵，系因有舟船万计以安顿妇孺，且可轮流修整兵士以保持其精力，这才大大提高了老幼相杂数十万的太平军的进军效率。而北上中原，无此舟楫之便，再想重复上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便是粮食问题。

东王不愿迁都河南的顾虑是“水小而无粮”，这个顾虑是不无道理的。淮北以至河南，当时是地瘠人多，粮食本已不敷食用，因此捻幅打粮之众才此伏而彼起。自元初汴水湮塞后，漕运断绝，仅凭陆运，是无法解决数十万兵民妇孺的温饱问题的――事实上大得舟楫之便、广略湖广江南鱼米之乡的天京军民，还时或弄到吃粥的窘境，何况“取河南为家”呢？

王先生在文中部分承认了上述困难的现实性，但认为革命应有勇于冒险的精神。话虽不无道理，但冒险必须建立在稳健的基础上，即冒险可能得到的收益应远远高于可能遭遇的风险，冒险才有其合理性，而从上述分析上看，这样的冒险，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必须指出的是，始终坚持迁都河南的天王，其迁都的决心系建立在“天父天兄佑护”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对局势和战局的理性分析基础上――这是这位“睡稳都坐得江山”，身居宫中不出，不喜庶政的真命天子所不屑为的。这样作出的决策难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他后来不顾敌情，强行“进北攻南”的恶果，不正血淋淋地验证了这一点么？

当然，定都天京后，诸王矛盾激化，生活腐败，享乐主义抬头，并最后导致天京事变的惨祸。但此事系诸王因胜利冲昏头脑所致，与定都本身并无关系。定都天京，同样可以如刘邦、朱元璋那样选择正确的战略措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全军北上，也同样有可能像杜洛周、翟让等部那样发生火并和内讧，而且，倘在流动作战的情形下发生如此事件，损失必然更大，太平天国政权本身也很可能无法象后来那样，在天京事变后仍维持长达八年之久。

以当时天国之力，只能倾全力于一个战略方向，先定东南而后北图，则是最稳健的选择。然诸王虽定都天京，却计不出此，而是置百里外的清军于不顾，分兵北进以取燕京，这种战法如同只手搏双鹿，结果导致两个战役方向都不足以致敌于死命，窃以为，这才是扫北无功的症结所在，却不能因北伐的失败而认定“建天京于金陵”是一项错误的抉择。

这一说法出自《发逆初记》，所记太平天国初期历史错谬甚多，如误冯云山为“左军师”，甚至误将“洪秀全”和“洪大全”当成一人，而另一份说石达开曾提议取四川的《粤匪起手根由》却说，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人都主张进军四川。太平天国初期，清方对其情况极不了解，甚至长期把韦昌辉当成太平军的首领，直到太平天国离开武昌，东下天京以后，其情况才渐渐由一些“被掳逃归”者透露出来，清方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开始注意搜集太平天国情报的。因此《发逆初记》和《粤匪起手根由》中的错谬甚多，往往依据道听途说，甚至臆断揣测。

就进军方向的讨论来说，《李秀成自述》中明确记载，洪秀全主张取河南为业，杨秀清主张定都天京，而《发逆初记》和《粤匪起手根由》都与之颇有出入，两者都没提到“进取河南”的主张，且《发逆初记》说太平军在出广西前就有取金陵之议，石达开于此时提出西进四川，但太平军“舍城堡，弃要塞”，沿江东下的决策是在湖南道州才作出的；而《粤匪起手根由》的记载说杨秀清也主张取四川就更不可信了。

总之，有关石达开在初期曾提议取四川的记载都与《李秀成自述》的记载有明显出入，不足为信，而《自述》中却完全没有提到石达开有进取四川的提议，这些都显示所谓石达开提议进取四川不过是后人的揣测而已。例如《发逆初记》的作者记载完所谓石达开和杨秀清在广西全州的争论后就说“此石逆之必至四川也，可豫知之矣！”

从石达开离开天京后一年半的征战历程看，兵锋所指或向东，或向北，或向南，就是没有西进意图----而四川是在天京正西。这就说明，石达开直到离开天京一年半以后仍然没有进军四川的想法。

至于石达开后来确实远征四川了，基本是客观环境变化后才产生的思想，不能因为他确实到了四川，就把他决定进取四川的时间随意上推。既可以推到1857年5月离开天京之时，也可以推到1852年未出广西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