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2） -- 老拙

特科离开上海后的历史资料比较少了。

不过坦白讲，那一段最困难的时期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意外，话里话外也听不出刘思齐有埋怨董家人什么，但从另一件事情上，董健吾曾埋怨过潘汉年不是（原文如此），可能是董家人由某些地方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在此事上计较。

好，现在我们从头说起。先说两家都没有争议的部分。

1929年8月，彭湃等人因叛徒出卖牺牲，行前给他的爱人许冰留下诀别信：

“冰妹,从此永别,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你的湃。”

彭湃还留下了一个孩子。

由此，悲痛万分的周恩来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利用上层社会的关系，借助社会名流、友好人士的威望和影响，建立一个表面上收养社会流浪儿，暗地里抚养革命遗孤的福利机构。这个机构作为地下党的秘密机构，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安全因素应放在首位。该机构的负责人更要慎重考虑，此人不但要有特殊身份，还必须有在白区工作的丰富经验。

周恩来把这件事交待给陈赓，陈赓则建议由特科情报科的董健吾出面承办。

董健吾毕业于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获得理工科、文科和神学学士学位，1928年在冯玉祥军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回到上海。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实际上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工作人员。由他来开办一个表面上收养社会流浪儿，暗地里抚养革命遗孤的幼稚园，确实是非常合适的。

确定人选之后，周恩来拨了500元开办费。这点钱根本不够，董健吾以教会名义向教友募捐，募捐数额依然不够。这时，董健吾正好得到祖母分给的遗产——几十亩田地。董健吾既将田产卖掉，共数千元，填补开办费的不足。

1930年3月，中共第一个幼儿园——大同幼稚园居然在情报人员的手中诞生了。一开园，就收养了30多名烈士的子女。董健吾的夫人郑兰芳也在园里担任保育员。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就义。在上海的毛泽民得知后，想到了她的三个儿子，于是向周恩来请示，将毛岸英三兄弟接来上海，收养在大同幼稚园。得到批准后，毛泽民托人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带去一封信。1931年春节前，这封信几经辗转，到了杨开智手中。

春节后，毛岸英三兄弟在杨开智夫人李崇德护送下，乘火车经武汉换船到达上海。毛岸英三兄弟由此进入大同幼稚园。

1931年端午前后，毛泽民和夫人钱希钧离开上海去苏区以前，曾和毛岸英的外祖母，趁孩子们游园的机会，到“法国公园”附近看望过三个孩子。见面后，毛岸英向毛泽民等同志讲了他们在幼稚园的生活。据说，毛岸英还给爸爸写了一封信，托毛泽民带给毛泽东。

此前，1931年3月董健吾受命周恩来护送顾顺章赴鄂豫皖苏区。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董健吾立即乘船回到上海，周恩来已经接到特科钱壮飞、李克农发出的密报，正在安排暴露的人员疏散隐蔽。董健吾见到周恩来，汇报情况之后，也被要求停止地下活动， 暂时躲避。董健吾躲进了中共特别党员杨度的家中。

就在董健吾避难期间，1931年5月底或6月初的一天夜里，毛岸龙突然生病，腹泻、高烧，由保育员陈凤英（又名泰怡君，李求实同志的爱人）抱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紧口痢，经救治无效当夜病亡。次日，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棺入殓处理的丧事。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党遭到很大破坏，形势更加严峻。接着，1931年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更大破坏，党中央不得不向中央苏区转移。这时，大同幼稚园也受到怀疑。有人送来恐吓信，警告董健吾不得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以“通共”论处；租界巡捕房也来人查问孩子父母的情况、工作人员的履历。

1932年3月，保育员管荷英(又名桂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多方寻觅不着，凶多吉少。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为保证孩子们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全，特科欧阳新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园。对于收养的孩子，采取三种方式疏散：有家可归的，遣散回家；无家可归、但有亲友的，投奔亲友；无家又无亲友的，托付给与党有关系的可靠的人家。

毛岸英、毛岸青属于第三种，欧阳新决定托付给董健吾抚养。就这样，毛岸英、毛岸青来到了董健吾的家，从1932年到1933年秋天，住了一年半左右。

按董霞飞、董云飞所著《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一书描述，在董健吾家居住的日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两人受到了良好的照顾，吃得饱、穿得暖，有时还能看上电影。毛新宇所著《我的伯父毛岸英》中，也只是说：“岸英兄弟寄居在董家后，董健吾的丈母娘，感到不悦并常有怨言。”（在中组部的调查报告中，也这样说到：“董健吾的岳母（同董在一起生活）对照料岸英、岸青有些怨言”。）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微词。毛岸英自己跟刘思齐回忆时也说：“我们到上海后，在幼稚园住了一段时间，我好像告诉过你，有一天岸龙的小床空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看见他。不久，幼稚园解散了，我俩住到了一个牧师家里，时间不长，我俩又被送到他的大老婆的家里，大老婆姓黄（岸英兄弟都称董健吾的前妻为大老婆）。大老婆有好几个孩子，有一个儿子比我们小，他总欺负我们，尤其是岸青，岸青又倔，因此经常挨打，我和岸青睡在楼梯下的小黑屋里，那小屋我后来才知道是住家放扫把拖把的地方。“

由此可见，在董健吾、郑兰芳家中，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是没有遭很大罪的。

然而，董健吾、郑兰芳的家，就是地下党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号，人来人往不说，还距离租界巡捕房很近。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满口的湖南话，一旦被敌探盘问，后果不堪设想。特科欧阳新经过反复考虑，要求董健吾将毛家兄弟二人另觅安置地点。

董健吾思来想去，认为只能托付给他的前妻黄慧光（不是“大老婆”）抚养。

1933年8月，郑兰秋给兄弟二人各买了一套新衣、新鞋、新帽，含泪把他们送到了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生活。董健吾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黄慧光处时，只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暂时住在这里，以后另有安排。

到此为止，两家的说法并无大的不同。

好，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一点：即便后来毛岸英兄弟流浪街头，也不会长达“5年”。因为，从1933年8月到董慧光家，到1936年6月徐强告诉李云已经找到两兄弟，就算毛岸英兄弟在黄慧光家住了2个月就出走，最长的流浪时间也不会超过2年半。

花了再看

彭士禄.

另外这个幼稚园今天的地址老拙可有信息?

1930年3月初建时的地址是戈登路武定路口（今江宁路441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原建筑已拆）。1930年12月迁到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附近的陶尔菲司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

彭士禄是澎湃的儿子，但大同幼稚园里的彭小湃（董文称：彭小丕）不是他。

彭士禄的母亲是蔡素屏，1912年与澎湃结婚，1928年6月在海丰牺牲。彭士禄出生于1925年。

彭小湃的母亲是许冰（许玉罄），1928年与澎湃结婚。1929年澎湃牺牲后，中央决定送许冰和孩子去苏联。许冰坚决要求去了海丰，把孩子留在了上海。1933年，许冰在海丰大南山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彭小湃从大同幼稚园出来后如何了，找不到资料。

好象是县委书记。文革刚开始被打死了。

毛岸英和毛岸青迁到黄慧光家中后的情况，我们先摘一段毛新宇的叙述：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三点：

第一点：在当时形势非常危险的情况下，对毛岸英兄弟管得是很严的。

《党史研究》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的情况》一文中，也有相同的描述：

10岁上下的两兄弟怎么能理解当时的危险形势？不允许出门，会产生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跑出去玩，时间长了忘了回家，这个岁数的孩子谁没有过？但是大人着急害怕的心情他们很难理解，大人又不可能跟他们讲实情，情急之下，打两巴掌恐怕是很难避免的。

第二点：后期的生活异常艰苦。艰苦到什么程度？

据董霞飞、董云飞文章中说，在党提供的生活经费中断、董健吾被教会要求辞去牧师职务后，黄慧光一家7口的生活，仅靠长子董载元一点微薄的工资维持不了，黄慧光只好靠典卖过活。东西典当光了之后，黄慧光就和女儿替人家缝补、洗衣贴补家用。这也还是不够，黄慧光和女儿又学做纸花，卖给百货公司。

“她们不顾劳苦、夜以继日，使一家生活勉强维持下来。毛岸英、毛岸青也帮助扎纸花，干些家务事，减轻家中的困难。1935年，先是岸青出麻疹，继而岸英患伤寒，需要开支医药费，无疑使本已窘困的生活雪上加霜，急得黄慧光团团转。没奈何，只好典当些旧衣服，拼凑些钱，陪岸英、岸青，去医院看了几次病，后来实在付不起医药费，只好背扶着岸英、岸青，向附近送诊给药的慈善机构求救（实际应该就是乞讨了——拙注）。”

第三点：岸英带着岸青离家出走。假如真的有离家出走这件事，应该是什么时候？

毛新宇文中有两个线索。

第一个是：“一个寡母（不应该是‘寡母’，应该是‘离婚女人’）带着几个孤儿转换了三个住处。”

毛岸英兄弟到黄慧光家时，黄住在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住了一年左右（那就到1934年8月前后了），搬到成都路三多里1号楼上。在成都路三多里时，当时的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还经常来看望毛岸英、毛岸青。在三多里住了不到一年（那就到1935年7月前后了），又搬到牯岭路斯盛里（现牯岭路51弄10号），这是第三次搬家。所以，如果按毛新宇所说“转换了三个住处。”毛岸英带毛岸青出走，当在1935年7月之后了。

这里要插一段：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派遣潘汉年、陈云到上海与共产国际联系，他们二人1935年4-6月到了上海，都是通过关系与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联系上的。但是，1935年7月22日,浦化人及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其他几位同志被捕。两天后,共青团中央局也遭破坏,书记文德、组织部长张信达等8人被捕,文德叛变。

这就解释了1935年7月，为什么黄慧光要从成都路三多里搬到牯岭路斯盛里。而浦化人是董健吾的入党介绍人，在欧阳新去苏联后，是董健吾的单线直接领导。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原则，一旦浦化人被捕，董健吾就必须立即隐蔽起来，黄慧光那里，董健吾也不敢去了。对于黄慧光，更加严峻的是，此时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做出决定，解散特科，大部分地下党员撤离上海，仅留少数未暴露的人坚持隐蔽，但停止活动。

在浦化人被捕、董健吾隐藏，再也无人顾及黄慧光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不是党员的家庭妇女，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要抚养前夫的两个“来历不明”的湖南孩子，其心情应该是可以想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岸英带着毛岸青离家出走，也就成为可能。

所以，如果毛岸英带毛岸青离家出走，当在1935年秋冬之交。

我们从毛新宇文中看到：这一年的冬天，上海潮湿寒冷，伯父领着自己的弟弟岸青向西南方向走啊走…

在李云的回忆中也说：1935年秋，徐强突然要我帮忙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

那么，在上海留下来坚持的特科人员，是怎么知道毛岸英和毛岸青离家出走了呢？

毛新宇说：

这一段没有交代具体年月，所以显得很乱。认真研究之下，其实不太可能。

咱们先看这一段：上海的中央特科经过整顿改组后，逐渐把工作开展起来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潘汉年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才知道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至今没有下落的消息。

这里指的如果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特科重整，潘汉年接手特科情报科时“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的话，一定是搞错了。因为，潘汉年和钱之光都是1933年夏到中央苏区的，潘汉年如何能在上海“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呢？再者说，前面我们看到，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是1933年8、9月，经欧阳新提议，由董健吾家迁到黄慧光家的。也就是说，毛家兄弟在潘汉年离开上海前住在董健吾家。潘汉年当时是董健吾的直接上级，并且通过欧阳新领导董健吾，他怎么会不知道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反倒从钱之光嘴里得知“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至今没有下落的消息”呢？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不知道毛岸英兄弟俩在董健吾家，就算他见到了“从苏区来的钱之光”，听到“毛泽东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这个话，问一下他的助手欧阳新，不就马上知道了吗？

那么有没有可能，潘汉年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到达上海时见到了钱之光呢？也没有可能。因为钱之光走完了长征，所以在1935年10月之前，潘汉年都没有可能在上海“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

再看毛新宇写的下面这一段：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因为毛泽民，那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的领袖。毛泽民自己负责的这个部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前线。常与白区发生经济往来，人员走动也频繁，毛泽民便动起了代哥哥打听岸英兄弟下落的念头。

从这一段看，好像又是在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以后了。因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才出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而这时，也才能说“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的领袖。”

毛新宇接着写到：正巧，国际无产阶级为支援中国革命，筹集了一大笔款子，准备由法国汇到上海，毛泽民和钱之光受命具体负责此事。商定由时任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的钱之光先去探一探路，作些前期准备，毛泽民托钱之光在出差西安、上海时，打听毛泽东三个孩子在上海的下落。钱之光见到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便把这个任务当面交给了他。

这就更不可能了。因为，长征之后，钱之光第一次离开苏区，是1936年2月随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达成苏区与白区互通贸易协议。此时，潘汉年还没有回到国内。而潘汉年在莫斯科领受了回国与国民党谈判的任务，第一站到了香港时是1936年5月，1936年7月7日在香港与陈立夫、陈果夫的代表张冲联系上之后，才乘船去上海、南京的。在此之前的1936年6月，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已经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

所以，说钱之光将寻找毛岸英兄弟俩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特科会不会通过电台得知毛岸英兄弟俩失踪的消息呢？也不会。我们知道，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与上海临时中央局中断了电报联系，所以才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与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系，希望通过上海临时中央局与共产国际联系，汇报遵义会议情况。而陈云、潘汉年到达上海时，共产国际上海办事处已被破坏，不久，上海临时中央局也被破坏，陈、潘只好去苏联直接汇报。直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达到陕北后，才与上海沟通无线联系。

而这时，就是前面说到的李云主管上海的电台。

李云说：“当年我掌管着“特科”惟一一台与党中央联系的电报机，从没收到过中央要求寻找孩子的电报，也没发出过通知孩子不见了的电报。”

由此可见，特科并不是接到中央方面的指示，才开始寻找毛岸英兄弟俩的。

那么，是谁通知特科，毛岸英兄弟俩离家出走的呢？

但是拙总的这个一丝不苟令人起敬。对个人的回忆录经过如此一番甄别，可信度就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