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2） -- 老拙

在人们的印象中，特科干的都是打入敌营、获取情报、营救战友、消灭叛徒等惊心动魄的大事，岂不知，他们也干提着脑袋保护孩子们的事情。30年代初期，周恩来让陈赓通过董健吾设立的上海大同幼稚园就是其中最典型例子。而其中，董健吾保护的毛岸英三兄弟则最为引人关注。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董健吾的大同幼稚园收养毛岸英三兄弟70年后，2002年，董健吾的儿孙，将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告上了法庭。

2002年１月１９日，刘思齐受邀到武汉理工大学演讲。刘思齐在演讲中称，毛岸英、毛岸青“除没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三毛其他的经历都经历了”，“像三毛一样流浪五年”；并称毛岸英、毛岸青是上海特科从大街上找回来的。为此，董健吾的儿子董龙飞、孙子董闯向武汉市武昌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刘思齐的演讲“其中有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有些言论污蔑诋毁了董龙飞之父董健吾，损害了董家人名誉，使其精神受到了损害。” 要求刘思齐停止宣传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言论，登报赔礼道歉；被告武汉理工大学承担提供场地的责任。几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和因诉讼引起的经济损失一万元人民币。

（铁老大别紧张，此事不算“青史微言”，主流媒体有报道：在武汉演讲惹官司 毛泽东儿媳刘思齐成被告）

我相信，年龄稍微大一些的河友，恐怕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都是毛岸英三兄弟流浪在上海街头，后来被地下党在一座小庙中找到。刘思齐所说，依据的是毛岸英对她的叙述和原中共特科老地下党员李云的证明材料。

解放初期，一次毛岸英和刘思齐一同去看电影《三毛流浪记》。刘思齐回忆说：“看《三毛流浪记》时岸英非常激动，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电影结束了，他还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我推了推他说：‘该走了，影院都快空了。’他抬起头望着我说：‘这就是我在上海的流浪生活，我和岸青除了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以外，三毛其他的经历我们都经历了。’这以后，他对我细细地谈了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的前前后后。我深深地感到他对上海的这段流浪生活是刻骨铭心的。”

而李云的爱人是当时特科情报负责人李强。李云回忆说，1935年秋冬，李强通知她，要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并给李云圈了范围，就管老西门一带。这说明特科的人员全体出动，分工负责。李云就到流浪儿多的地方去找。到底找过多少地方，记不清了，只记得为了不暴露身份，不敢随便打听，只能站在路边偷偷观察，一站就是半天。就这样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没找着。

李云当时主管特科的电台，1936年6月后担任中共与宋庆龄的联络员（之前中共与宋庆龄的联络员是董健吾的女儿董慧芳），深受宋庆龄的信任。1937年淞沪会战，毛泽东、周恩来两次去信，要宋庆龄撤到香港。宋庆龄向中共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让李云也去香港。

因此，李云所说，应该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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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董健吾的后人也有依据，依据的是中组部的调查报告。1979年，胡耀邦抽调中组部三人，以李芳文为组长，组成调查小组，调查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时的情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访问当事人、证人、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查阅档案资料，勘察毛氏兄弟居住过的地方，最后撰写了一份《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时的情况》的调查报告。2001年，董健吾的儿子董霞飞、董云飞出版《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书中说，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事实究竟如何呢？

对于这个官司，《香港商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对董健吾后代状告毛泽东儿媳的看法》，文中说：

李云在回忆寻找毛岸英兄弟时说：“１９３６年夏天前后，徐强告诉我，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解开了孩子真正的身份。至于谁找到的，怎么找到的，他对我这个妻子也不会说的。徐强１９８８年去世，直到最后，他也没告诉我当年是谁、在哪里找到了毛岸英兄弟。”

在如此严格的保密制度下，恐怕要找到确凿的第三方证据，特别是那个最终找到毛岸英兄弟的人，应该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老拙既不是“历史学家或中共党史学者”，也不是“人民法院的法官”，更不掌握第一手资料，只有通过对双方发表的书籍的分析，给大家一个交待，结论要让各位自己来下。

双方发表的书籍是：

《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 董霞飞、董云飞著

《我的伯父毛岸英》 毛新宇著（有关内容见第三章、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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