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2） -- 老拙

那么，是谁通知特科，毛岸英兄弟俩离家出走的呢？

李云说：

这就对了。

如果毛岸英带着毛岸青出走，董健吾知道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非同小可，肯定立即报告特科。

“几位高层领导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儿子，发动了地下党员寻找。”李云说。

特科或是上海地下党怎么会得知毛泽东的儿子出走失踪，报告中央，再等中央下达任务，才去寻找呢？肯定不会呀。

所以，如果毛岸英兄弟俩离家出走，时间就在1935年秋。特科和上海地下党立即发动隐蔽的党员们四出寻找。连李云这样掌管电台的重要干部都被派到大街上去找孩子，按说这是很不应该的啊！李云管电台工作，意味着她掌握很多核心机密，一旦被捕，后果不堪设想！

可能有人会说，上大街找孩子会有什么危险？

所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特科和上海地下党处于一个什么样危险的景况。我把当年发生的事件列在下面，大家不难有所体会：

1934年，大名鼎鼎的“红队”，被“中统”派遣“细胞”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复劝降无效后，1935年2月，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壮烈牺牲。邝惠安就是我们前面曾经提到的红队队长，枪决黄永华的龚昌荣。

几乎与此同时，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36名党员干部被捕。

1935年7月22日-27日，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

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康生的来信，决定对本身机构进行缩编并分批撤离。500多党员干部，一部分转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

这就是李云说的：“当时形势相当严峻，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特科’成员大部分撤离上海，留下我们这些未暴露的同志坚持战斗，总负责人是邱吉夫，我丈夫徐强主管情报工作，也是我的直接领导”。

可是过了两个多月，国民党特务又将办事处破获，定于1935年11月18日晚8时同时在18个地址抓捕特科最后隐蔽的人员。万幸的是，特科在法租界巡捕房联系的“关系”在下午4点半送来一份警告通知，通知上没有姓名，只有18个地址。情报科交通员老丁接到通知，立即找到特科的孟菲。而老丁和孟菲也不知道这18个地址都是谁，孟菲急忙取出原来组织上给的紧急应用的几块大洋。因没有手表，她带上一只小闹钟，放在手提包里，急忙上路，坐了出租车分别去通知撤离，见了人就说暗语“你母亲病了住医院，你快去看她！”最后，大约八点钟已经过了，孟菲急急忙忙回来，焦急地对老丁说：“剩下还有两个地方没有来得及通知，怎么办？”这时，躲在交通站布帘后面的吴兢走了出来。本来纪律规定她不能与老丁见面的，现在情况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她看了这两个地址说，一个是陈克寒的住处，另一个是邱吉夫的住处。她知道他们的电话，马上出去打电话通知。吴兢回来讲，陈克寒的电话接通了，已告诉他：“你母亲得了急病住进了医院，赶紧去看她。”另一个电话无人接，通知不到。孟菲当即要他们两人赶快离开，她留下来等邱吉夫，因为约定晚上八时到九时，邱要来了解情况的。老丁离开交通站，赶到徐强家汇报上述情况。徐强听后当机立断，要老丁九时后去通知孟菲，如邱未按时来会面，让她赶紧转移。后来得知，邱吉夫那天未接到通知，也未去交通站，而是在广东大埔同乡会被捕了。

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已经掌握了特科留在上海几乎是全体隐蔽人员的姓名、职业、相貌和地址。

徐强和李云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走上大街，四处寻找毛岸英兄弟二人的，而且“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

前面我们已经看过李云的照片，可以想想，一个带着眼镜的文弱年轻女孩（当时李云只有21岁），在流浪儿聚集的街道边，半年里经常出没， 仔细观察，“一站就是半天”。而大街上，到处都是拿着他们照片的国民党侦探，是不是非常危险？算不算提着脑袋？

请记住，顾顺章是在武汉大街上被特务发现的，向忠发是从情妇家里出来，在路边上打车那么一会儿的功夫，被叛徒认出逮捕的。

所以，尽管有些历史真相存在争议，但是，当时的特科人员和他们的亲属，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毛岸英兄弟。这一点，是绝对不可以有争议的！

好，我们接着分析，如果毛岸英兄弟在1935年秋离家出走，特科是什么时候找到他们的？

前面李云的回忆说：“1936年夏天前后，徐强告诉我，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解开了孩子真正的身份。”

1936年夏天，当时毛岸英兄弟已经于6月底离开了上海。显然，徐强为了防止万一李云被捕，是在毛岸英兄弟已经安全离开上海后，才把消息告诉妻子的。否则，徐强肯定不会告诉李云，他们是毛泽东的孩子。

那么，究竟特科可能是在什么时候找到毛岸英兄弟的呢？

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如何联系上李杜将军说起。

对此，在毛新宇的书中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后来，党组织联系到了李杜将军，在得知他将以考察为名，去苏联召集旧部时，就委托他把毛岸英和毛岸青带出国。”

我们还是采用董霞飞、董云飞一书的记载，简述并分析如下：

1936年1月，宋庆龄托董惠芳（董健吾的女儿、曾任中共与宋庆龄的交通员）给董健吾带来一封信，约他见面一谈。宋庆龄见到董健吾时，告诉他，有一封国民党上层给党中央的信，要他送到陕北。

原来，当时蒋介石通过四条线寻找与中共高层进行谈判的途径。其中一条，就是通过宋子文找宋庆龄，蒋介石知道宋庆龄与中共方面有联系。宋庆龄即向宋子文提出董健吾，他们二人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董又是宋老太太最信任的牧师。宋老太太做礼拜，非董健吾不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董健吾接受任务后，临行前在宋老太太家做礼拜时，蒋介石亲自在密室里见他，当面对董健吾说了一段带给中共领导人的口信。

很显然，蒋介石这是通过董健吾告诉中共领导，这是他亲自安排的，来自国民党最高层的决策。

这时，与蒋介石另一条线曾养甫、谌小岑进行了初步谈判的特科成员、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张子华也要去陕北汇报，于是特科要董健吾带张子华同行。临走前，宋庆龄给了董健吾一个从孔祥熙那里要来的财政部委员的合法身份，并且交待董健吾，如果无法通过封锁线，可以去找张学良帮忙。

在西安，董健吾果真无法通过封锁线去陕北，于是他拿着宋庆龄的名片去见张学良。张学良通过向陕北、南京两边证实，董健吾确实是负有重任，两边都“认账”的人物。于是，张学良派自己的专机，把董健吾、张子华送到延安，并从延安送到瓦窑堡。

此前的1935年12月，张学良秘密到达上海。在上海他见了两个人，一个人是杜重远，另一个人就是李杜。杜重远劝张学良联共抗日，可是“共党”在那里？张学良就要李杜帮他寻找共产党。

董健吾启程去陕北之前，李杜打听到董健吾是个“红色牧师”，于是请董健吾帮忙寻找共产党。董健吾答应从陕北回来就设法解决。

1936年3月中旬，董健吾从陕北回到上海，向宋庆龄复命时，谈到张学良通过李杜寻找共产党做他的顾问，宋庆龄当时就推荐躲在艾黎家的刘鼎。

刘鼎是陈赓任特科情报科长时的副科长，1933年去中央苏区，路过闽浙赣时被方志敏“截留”。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方志敏、刘鼎均被俘，但刘鼎谎称自己是个“机修师傅”（这话也不假，刘鼎在闽浙赣根据地开办的兵工厂造出了我军第一门炮，在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造出“八一”式步枪，是个绝对的传奇人物，不过在这儿就是跑题了），乘国民党对他放松警戒，在九江逃出，潜到上海，被宋庆龄通过艾黎保护起来。

李杜得到董健吾的回复，立即电张学良：朋友找到了！

此时，张学良已经与陕北建立了联系，但他也十分重视李杜这边找到的共党。刘鼎于是到了张学良的身边，名义上是张的副官，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代表。

就这样，董健吾与张学良、李杜的关系密切起来。

董健吾回到上海，宋庆龄立即给了他第二个任务：再次去西安，护送斯诺、马海德进入陕北。

这样，董健吾在上海只待了几天，就再一次启程前往西安。时在1936年3月下旬。

原来约定，斯诺应在3月底到达西安，可是因故推迟，董健吾在西安等了2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中，董健吾时常拜访张学良，除了谈时局、谈抗日救国外，还在一起打牌，鉴赏张学良的收藏。由于董健吾经营特科的一个古玩店联络点，因此他对古玩颇有研究，在鉴赏张学良的收藏时，验证出不少赝品，引起张学良对他的极大兴趣。一次，张学良对董健吾说，赵四小姐曾经打坏过他的一套精美宋瓷。说者无心，听着有意。董健吾在西安拜访一名他的老客户古玩商人时，看到一套精美的宋代彩瓷，于是花重金买下送给张学良。张学良要给钱，董健吾坚决不收。少帅于是提出：帮你去陕北，那是公事，不算数。你有什么私事，说出来一定帮你。

这时，董健吾想起了毛岸英兄弟俩。他对张学良说：有个革命朋友的两个孩子寄养在我这里，还有我自己的一个儿子，想让他们读点书，可是上海的时局太乱。如有可能，请张副总司令帮忙，送他们去苏联读书。

张学良一听，并不问这孩子的父亲是谁，一口答应下来。

注意，答案就在这里！这说明，如果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找回他们的时间应不晚于1936年3月底。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董健吾对张学良提起送毛岸英兄弟俩出国时，肯定已经找到了他们哥儿俩。否则，人都没有找到，而且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怎么可能对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乱开口呢？这是其一。

其二，董健吾是1936年3月下旬离开上海，到达西安后不可能与上海特科联系。因此，他只能是在从陕北返回上海之后，再次离开上海之前得到的消息。

所以，如果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找回他们的时间应不晚于1936年3月底。

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时间当在1935年秋，到1936年3月，大约半年时间。

好，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完。

1936年6月初，斯诺和马海德到了西安，中央派保卫局长邓发来接，张学良安排了一辆军用卡车，把他们送到陕北。董健吾从西安直接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不久，董健吾接到李杜将军的电话，告知张学良不久来沪，履行帮助他三个孩子去苏联的诺言。董健吾吃了一惊，他本以为张学良讲过就算了，并未当真，没想到张学良这么快就来办这件事。

而张学良当初答应董健吾，则是有把握帮这个忙。因为，李杜早在1935年底就跟他说过，要绕道苏联，进入东北，召集抗日联军旧部，重树抗日大旗，并准备在1936年6月成行。

张学良到了上海，秘密约见董健吾，董健吾则带着当时的上海党负责人刘仲华，在哥伦比亚路一家幽静的酒吧与张学良会面。见面后，张学良即告李杜准备去苏联进入东北，决定由他带三个孩子去苏联。张学良还交给董健吾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作为资助，并要董健吾马上与李杜联系，尽快把孩子送去。

几天后，董健吾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自己的儿子董寿琪送到宝庆路9弄3号李杜将军住所。

1936年6月底，李杜及其副官、秘书、翻译，张学良的东北军代表刘志清师长，护送毛岸英兄弟的上海地下党代表杨承芳，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一行9人登上法国“康脱罗梭号”邮轮，离开了上海，向着法国港口城市马赛进发。

但是，在巴黎等待了几个月后，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不准其他人入境。

最后，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苏联大使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专程到巴黎迎接他们的康生。

1937年年初，董健吾的孩子董寿琪跟着李杜将军，回到上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