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弦箭文章几时休—与浮云兄论胡适 -- xiaoxiao

浮云兄的大作/article/913408，让我读得有点面红心跳，说实在的，好久没有读到这样的文章了，怎么说呢？个人觉得实在是“大而无当”，整篇没有什么确实的事例，或事实，好像都在喊口号。小时候学写作文，老师教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纵观全篇，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呢？

不是说胡适不能批，任何人都可以被检验—但请提出确凿的证据。也有可能云兄是觉得事实都太明显了，那这里请云兄不吝赐教，至少说仔细些。

众所周知，胡适被骂也不是一二十次，一二十年了。早在本朝开国之处，太祖不就封他了顶“反动文人”的帽子吗？当时是怎么样的？九个小组一同开炮：

1。 胡适哲学思想批判

2。 胡适政治思想批判

3。 胡适历史思想批判

4。 胡适文学思想批判

5。 胡适哲学史观点批判

6。 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

7。 胡适的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批判

8，9。 《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和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胡适口述自传》第十章，文中注：原文录自《学习》1959年，2月号，p42）

好家伙，洋洋洒洒。之后出成书的《胡适思想批判》，三百万字，三联书店出的。至于谁真正读过？据唐德刚的说法，可能胡适自己读过。（还有一则，据北大的欧阳哲生说，他去芝加哥大学访问时，听说他们有一篇当年英文Ph.D thesis 研究这场运动，作者是谁？--当年在那读政治博士学位的连战。 --河里的朋友有兴趣，有机会的话，可以确定一下）

个人想谈一些自己的体会，因自己是读理科的，有所谓隔行如隔山，更何况是胡的哲学与史学，文学！所以不当处还请河里的朋友指教为幸！

云兄说”该不该骂胡适，文中亦有所论证”，不妨来看看如何论证的

首先，云兄到底给“哲学”什么定义？我有点看不太懂，是不是有点虚了？对于胡适有没有以哲学“家”自居？我早已说过，这个“家”那个“家”，都是别人给封的。没听说过胡适自己称“家”的。从国外回来后他不也在北大战战噤噤的教书？把他所学，传授与人？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这个是算哲学还是历史，或都是？请高手赐教），他倒是有点自信，认为自己是开山的人。个人不是学哲学的，我不知是真是假，不过当时的人物，都没向云兄这样说胡“不知羞耻”。

蔡元培说此书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说此书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倒是梁任公跑去北大“踢馆”-- 应北大哲学社的邀请去做演讲，偏偏挑此书。一天还没讲完，连讲了两天。对于胡适，他觉得老梁有点不通人情，第一天就去和鲁迅，周作人俩聊天去了。第二天，应不过同校张竞生教授的劝说，去听了一天。梁任公对《大纲》有褒有贬（应该是贬多于褒了），比如认为胡的时代感太分明，认为墨子荀子说的好，孔子庄子就差了。胡适既表示感谢，也进行了一些“反驳”。写出此事，有点走题，但也想借此点一下，即所谓大师的风范，容忍和肚量。）云兄可不可以具体说一下胡适是咋一哲学家自居，又咋不知羞耻了呢？

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写到一半，又点接不下去了—碰到佛学了。这下好，那部先等等，先整好佛学吧。又去研究禅宗，去搞神会和尚。（《神会和尚语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国禅宗史》…）。至于之后的几十年，胡钻进了《水经注》（1942年始吧）。至于值不值另当别论。

当然亦有人说，胡适就是“乾嘉之风（训诂）”加“狭义的进化论”，河里的高手们也可以加以讨论。至于说“虚有其名”，还是那句话，这“名”可不是他自己封的。

（教育上的成就是怎么样的呢？也许有点跑题，戴季陶曾送副对子给胡适“天下文章，莫大胡适；一时贤士，皆出其门”也许有点夸张，姑且放在这。）

至于所谓“贪时代风气为己功”有点过了。一个是他根本没有贪，也不需要贪！《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后，陈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发表在《新青年》上之后，陈独秀在紧接的一期上，就立马回应“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指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确实，一经陈的大旗，“改良”飞跃成了“革命”。1918年春，胡发表的长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无疑又把运动推向了更高潮。

不错，陈独秀曾经后来有提过，那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可无论如何，点第一把火的，可是这些人！这无可非议已是历史了！现在提及“新文化运动”不可能跳过胡适！

（至于所谓“有些成就”，个人看来，得套句小品里的话:那是有“相当的”成就。）

还请浮云兄明示，胡适怎么个“当花瓶”，尤其是咋个“助纣为虐”呢？

先前胡适在上海的时候（1929年），一系列批评国民党的文章《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以至各地党部上书中央，要严惩“反革命”的胡适，最后是国民政府要教育部警告胡适。蒋介石怎么面告清华学生代表的？“胡适是反党！”。之后胡回北京（1931年左右），由于日本发动的“九一八”，随之“八一三”，侵华的步子越来越快，为了一致对外，胡也放下批评的角色。几年之后，又去美国当大使，争取外援去了。

1946年胡适回来之前，在1945年托王士杰给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建议放下武器，为中国建立一个没有武装的第二政党，想像当时英国的工党一样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无疑，胡适太天真了。--不知云兄所谓“助纣为虐”是不是指此事。

之前有帖，说的是傅斯年的态度（赶走孔宋），个人曾提，由此可见胡的态度。云兄认为未必。确实，手中缺少些资料，只好“大胆假设”，却没“小心求证”。有机会一定补上。不过有两点，一是以傅大炮的脾气（试举一例，当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对于丁的政治立场痛恨到当胡适的面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如若胡适当时甘做花瓶，或助纣为虐，这门大炮不会不打向胡。其二，当时对于傅主张没收孔宋家产，胡的确不同意—他认为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容易成为一种清算。（有关这，也是胡适一生向往的制度--不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或立法机构的零时法律或规则，来褫夺个人的财产（或更重要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无论你怎么恨他或厌恶他—判谁有罪无罪是法院法官的事）。

云兄说胡适“以章回小说为业，选准红楼”，那就有点偏离历史了（或是云兄另有所本？）1921年为什么胡适要“选准”《红楼梦》？事实上这只是一系列“整理国故”，尤其是白话小说的一部分。胡适提倡白话文，但当时白话小说是被鄙夷为文学小道的，于是胡提出了“施耐庵，曹雪芹，吴茧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于是紧接着，表示“要对这些名著做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他们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胡适口述自传》）于是他和亚东图书馆策划与合作，先后整理了一批古代白话小说（最早的是《儒林外史》，然后是《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一共16种。而且这次整理有三大原则：1。 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2。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3。正文前一定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不用问，胡适当仁不让地扛起了最后一项。顺便说一句，标点符号亦是胡的一项贡献（这个可看他的《逼上梁山》，当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也是他草拟的）。（整理这些小说可是业余时间干的！）

1921年胡适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应该是指《红楼梦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还批驳了之前的三个所谓“旧红学”的观点（一是王梦阮的《红楼梦》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二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康熙朝政治小说”（比如说宝玉是康熙朝的废太子，黛玉是指朱彝尊，宝钗影射高士其，等等）；三是主张记的是纳兰性德的。）到这，想问一下云兄：是否认为之前的都不是恶搞，自胡适起才有恶搞呢？相对于胡适您觉得之前的又如何呢？何所谓“开红楼研究之恶搞”？

在文中，胡适考证了作者，以及作者的家事，也提出了他的自传说，和高鄂续书（至于脂本，胡适到27年才得到甲戌本）。至于对错，（以及和蔡元培的争论），就不是这儿一两句的事了。

这话实在是不知从何说起！！！学术成就可以讨论，其观点，也可以批评（当然，也要考虑到时代的局限性）。但对于“品”上，无论学“品”或人“品”，个人认为胡适都是第一流的！

最后说几句，胡适不到三十，就“暴得大名”。所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必然有无数的指摘。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肯定是有他的缺点，（比如性格上有时的软弱，比如不可避免的学术上的局限性（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甚至于有时候的执拗—比如，他给丁文江写传记，要叫《丁文江的传记》，有人说就是因为他要写白话文，所以连《丁文江传》都不用，：p--等等）。有问题大家可以拿出来讨论，互相辩诘，才是做学问的态度。还是那句话，就事论事，不要随便扣帽子，也不要随便骂人。所谓“弦箭文章几时休”，意便在此。（说实在的，个人倒不介意您刻薄，或言辞激烈，但主要希望可以“言之有物”，不要放空炮。）

说实在的，我有些吃惊，维基百科居然也有这样一个记录（关于胡适的），“当事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牵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当然，至于这三千字是怎么写的，维基百科没有留下纪录。个人手头上没有胡适日记原稿，不过有一本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第一章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有一些纪录，这里把它誊上来，大家可以读读

[1960年11月18日]

早上十一点出门，十一点半之前几分到总统府。约十一点半，秘书长换了衣服来陪我做了一两分钟，就同进去见总统了。今天出岳军之外，有一个秘书，一个副官，手里没有纸笔，任务当然是用心听话作记录的。

…

我忍不住说：我本来对岳军先生说过，我见总统，不谈雷案。但现在谈到国际形势，我不能不指出这三个月来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措施是在外国发生了很不好的反响。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绝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自有他的自由，由他的主权，我们不能不找法律办。

我说，关于雷震与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交司法审判，就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这案子的量刑，十四年加十二年，加五年，总共三十一年徒刑，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太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十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Princeton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余的评论] 胡适这段话等于当面揭穿军事审判根本是假的，是事先早就决定的，也等于直说蒋这样做是给国家丢脸，还得他在国外无面目见人。这些都是很重的话，所以蒋的话也开始重起来了）

总统忽然将一件旧事。他说，去年XX回来，我对他谈起，‘胡先生同我想来是感情很好的。但这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XX对你说过没有？’

我说，XX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现在总统说了，这话太重，我当不起。我时常常劝告雷儆寰的。我对他说过，那年（49年）总统要我去美国。我做的轮船四月廿一日到旧金山，四月廿一日在中国已是四月廿二了。船还没到进口，美国新闻记者多人已经坐小汽轮到大船上来了。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头条大字新闻是‘中国和谈破裂了，红军过江了！’这些访员要我发表意见，我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话，‘我愿意用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但是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今天总统说的话太重，我受不了，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卅八年四月廿一日很郑重说过的那句话。

…

说到这里，我知道时间已不早了。我打定主意，要加入一段话。我说，我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所谓‘反对党’的发言人—李万居，高玉树，郭雨新，王地，黄玉娇—来看我…

同时我还表示一个希望。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这算是对胡适努力的一个佐证吧？但胡适说了之后有什么用呢？老蒋主意早定，要拿雷震开刀。胡适晚年，所受精神打击莫此为大。以至于把杨万里的诗抄来抄去，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送给雷震。

(之前，胡适也与老蒋有过面谈。如1953年1月16日的

“

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疑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

）

对于几次《自由中国》引起的风波，余文（重寻胡适历程）中也多有提及：如《自由中国》第4卷11期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因受军事机关的压力，第12期发表一篇立论相反的文章表示道歉。胡适于8月11日写了一封严重抗议的信，

“《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了‘发行人’的名衔，一来是表示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 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以及后来再给《自由中国》社同仁，

“总之，自由中国不可没有自由，不可没有言论自由。总统与行政院长在这个国难时期，更应该切实鼓励言论自由，使人民的苦痛，政府的毛病，都有上下周知的可能”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目标，就是德先生。胡适对民主又有什么看法呢？胡适说“民主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一个渐进的过程”，“多数人的统治”“ 民主政治的含义，千言万语，只是政治统治须得人民的同意。”…不仅如此，胡适更强调的“自由主义”—“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精髓”。（此点尤为重要！至少对于我，中学时学的政治，总以为民主就是“大多数人当家作主”，“少数服从多数吗！”可对于少数人，他们的基本权利呢？）1926年胡适有一趟欧洲之旅，也去了莫斯科。虽是匆匆参观，--访问监狱，讨论教育体制—映像很好。而且在莫斯科巧遇蔡和森（本是要访于佑任的），激辩了六个小时，虽谁也没说服谁，但胡思想上有了些改变：苏俄的dictatorship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未尝不适用。甚至以为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到了后来，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才认为社会主义专政与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绝不能并存的。其中有两部书对他影响尤为深刻：Hayek的<<Road to Serfdom>>, 和Kravchenko的<<I Chose Freedom>>.

47年胡适在北平作了个演讲《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谈到民主制度时，说：现在的时髦时是阶级应该有自由，个人应牺牲自由，以谋阶级的自由。但他认为“最近三十年来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政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演讲一出，立刻激起了批评与抗议。胡适又写了篇文章《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陈述了自己的理由：“第一，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第二，我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导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民主政治的含义，千言万语，只是政治统治须得人民的同意。第三，我深信这几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如上所述，在《自由主义是什么》（48年）中，他说：“基本权利是自由，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精髓。”《陈独秀的最后见解》（49年）中“（独秀）看得更透彻了，所以能用一句话综括起来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重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

不知道别人如何想，个人是从中读到些东西的。

蒋介石没到北京的时候，装模作样的骂上两句。

蒋介石势力到了北京，利马奔石家庄勾搭上，从此在北大作威作福，回头就把几个看不惯的教授开走，同时期的冯友兰倒是被蒋介石关起来。别人问他为何如此，我要做政府的“铮友”，从此跟蒋介石做了一辈子的“诤友”，鲁迅看死他了，说胡博士开始讨厌了。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他老人家好，发表文章，请用文化征服我，SB！这就是他的水平。后来看到龙应台的大文，利马想起了她的老祖宗胡适，这么多年这类知识分子真没长进。

鼎鼎大名的 低调俱乐部 他就是领导，其他人全成了汉奸，要不是蒋介石派他去美国，也就是汉奸了，蒋介石开始很迷信他，在美国完全没有工作能力，尸位素餐，倒是几个没学历的银行家实实在在的跟美国政府打上了交道，真的给中国争取到了利益。

45年后，美国人来了，连连发生强奸案，人问他的意见，他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胡适的名声也臭了，不是到共产党才臭的，倒是80年代后似乎又香起来了。

北京和平解放，几个战士不小心闯了美国外交人员住处，他隔着海破口大骂，完全不顾事实如何，不知道自己是那国人，说起来小心求证，可惜一步留神就漏出狐狸尾巴。

学问很一般，名声很大，给后辈树了很好的榜样，让大家知道原来人可以这样混。

梁实秋讲胡适身边那一帮人经常在他家打牌，输钱给他老婆，个老子。

李敖说他从来不给没名声的人介绍工作，如果出了名就主动给介绍工作，有趣。

看看余秋雨倒是和他接近的很，开头倒还象个有为青年，上位了利马就漏出了什么也不会的嘴脸，拉帮结派，审时度势倒是离索的很。

总之，胡适正是那些严重脱离中国老百姓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只要给名给利，蒋介石也好，美国人也好，都是可以商量的。天天民主自由，美国人肯定是碰不得，和蒋介石是可以眉来眼去一辈子，不是一般的好功夫。

另外胡适的照片给我的感觉就是yangwei，他们那一批人都是这个感觉。

胡很年青的时候就开始写日记，老早就准备流传后世的，所以很是给后来的捧场者早早提供了弹药，所以详尽的很，也高尚的很，至于事实是不是真的，天知道。

对比一下看鲁迅的日记，那才是日记，吃喝拉撒，白天看电影，晚上敦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