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也来说个中师毕业生60年代70年代的农村生活 -- 十八亩段

可能各位弄错了我的原意，仅仅提到”包产到户”后农村解决了粮食问题。本来想就此打住，看来还有必要对农村“包产到户”后农村政策失误做个回忆，啥时有空了再整吧。

至于工资，请参考我今天的一个帖子，很符合你所说的这个标准。

如果你有个正确的讨论问题的态度，哪怕你撒谎，我也可以原谅你，但现在太晚了。一个满口谎言的人居然还要指责没有撒谎的人，且刁钻刻薄，不可以原谅。所以你最好再去编一个谎话来。

中师只是中专中的一个类别-可以称之为中级师范专科，当时还有其他类型的专科院校，而且往往比师范更好。

干部不需要文凭是真的，但是干部还是和群众有分别的。以学校为例，可能更容易找到历史踪迹。学校教职工之说，而能称为教师的包括行政部门和教学师资，其他的是员工职工，改革到今天，还能保留在编制内的就是前者，而后者现在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临时工性质。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官员和士子的身份地位一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可以理清官学一体的特有科举遗风。

1956年，对全国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事业人员工资实行改革。这次工资改革进一步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经过这次改革，新都县小学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比调整前提高了36.37%，即由24.69元提高到33.67元；新繁县小学教师的月平均工资比调整前提高了34.71%，即由24.66元提高到33.22元。

1961年，国家决定新参加教育工作的教师一律按国家行政人员的工资标准转正定级，经过一年实习期满的高校本科毕业生可定为二十二级，专科毕业生定为二十三级，高级中专毕业生定为二十五级，初级中专毕业生定为二十七级，中师毕业生不论分到中学还是小学，均按上述规定定级。

1963年7月，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新都、新繁两县除调整工资类别外，着重调整了一部分教职工的工资级别，使教职工的工资有了较明显的提高。

1969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吉林省梨树县《农村中小学大纲》(草案)，并要求全国讨论这个大纲。新都县实行了农村学校经费“民办公助”，改教师的工资制为工分加补贴，全县305名中学教师、755名小学教师均下放到生产队落户、评工记分，不足原工资部分，由国家给予补差。

1971年7月，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调整了部分教职工的工资。调资对象：1957年底前参加工作的三级工或以下，1960年底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或以下，1966年底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和低于一级工的教职工。全县按规定参调的共654人，占教职工总数1598人的40.93%。调资结果，升级的共635人，占参调人数的97.09%，占教职工总数的39.74%，经过调资，全县教职工人平月工资达42.41元，比调资前的39.17元增长8.27%。

1977年，根据国务院〔1977〕89号文件精神，新都县对1971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工资进行了一次调整，调资面控制在40%左右，侧重于1966年以前参加工作工资偏低的老职工，其中当于二级工的一般调升一级，相当于三、四级工的调60%，相当于五级工的调35%～40%，相当行政十七级以上者不调。全县中小学教职工总数为1899人，属于调资范围的参调人数共1475人，实际调整工资的836人，占教职工总数的44.02%。这次调资后，全县中小学(含师范)教职工的月平均工资由40.88元提高到43.78元。

1978年12月，根据国家劳动局的通知精神，全国公立学校教职工中“成绩优异，贡献较大和提职后工作表现好而工资特别低的人员”，按2%的比例提升了工资。新都县有42名教师提升了工资。

1979年11月，教育部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251号文件关于自本年11月起给百分之四十职工升级的决定，对1978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全民所有制教职工进行了一次工资调整。这次调整，按照工作态度、业务技术水平、贡献大小对教职工进行考核、评比，并以贡献大小为升级的主要依据。据1979年10月底全县教育部门办学资料统计，固定教职工2037人，属于调资升级范围人数1874人，实际升级人数853人，占教职工总数的41.88%，占升级范围人数的45.52%。经过调资，全县中小学教职工月平均工资由调资前的43.29元提高到44.37元，其中：小学教职工月平均工资由41.05元提高到42.08元，中学教职工月平均工资由45.79元提高到46.93元，在升级的同时，对所有教职工实行副食品补贴，每人每月5元。同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劳动局联合发出通知，从本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普通中学和小学公办教师中试行班主任津贴。

1980年10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从1981年10月起，给中小学教职工、医疗卫生单位部分职工、体育系统优秀运动员、专职教练员及部分从事体育事业的人员调整工资。1981年，根据国务院〔1981〕144号文件精神，这次调整工资，采取先补后靠再升级的办法，即先补齐1977年调资时的级差，再把低于国家行政人员工资标准的都靠到国家行政人员相应的工资额，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升一级；贡献较大，教龄较长，与同类人员相比工资偏低的少数优秀骨干教职工也可以升二级。新都县中小学(包括师范校、进修校、教研室、幼儿园)教职工2484人参加了工资调整，其中升一级的2004人，占升一级范围人数的98.62%，占教职工总数的80.68%；再升一级的777人，占升一级人数的38.77%，占教职工总数的31.28%。这次调资金额计18224.13元，人平增资7.34元，与当年全县中小学教职工月人平工资37.17元比较，增长19.75%，民办中小学教师在原国家补助费的基础上，每人每年增加50元。

还是这句话，正儿八经师范毕业、吃皇粮的中学教师、17块/月，三者中间，总有个出纰漏的。

29块/月的话，在“四类地区中、小学教师工资表”里对应的正好，小学教师9级是30。5块/月，地区差一校正，就成了29块/月，很好理解：那个师范毕业出来的学生，再正儿八经也不管用，只能当小学教师，至少给工资时只给小学教师水平的。

问题是63年起，就知道钱拿少了，即使少一块、二块，都应当会去问的，这是日常世久的事情，总要有个名堂。平日跑不开，暑寒假总有机会去县城，又不是一个、二个人的事，问了，领导个人的腰包不会有任何影响，……，为什么没去追问呢？

29块/月绝对在校没有毕业时就是知道的。如果去追问过哪怕一次，甚至让学校校长什么的，把这个意见带上去也行， 政府必须负全责，否则17块/月拿了17年恐怕只能算作“自作自受”了。

这种“自作自受”没裤子穿的谎言，骗不了人。

自己编一堆谎言出来还振振有词，实在有趣的紧：））））

有人举证铁道部当年几十万人工资都

比国家规定低，东北有陈三两高到

分配定额比别的地方低，

照你观点，没人去找去追问？

四川当年的情况还在找，这狗狗还真好用啊！））））当年是否没有统一的啥子标准啊？刚阅读完贵州那边的东东，当年也是县财政局管发教师工资，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文教局，真是很混乱嘛。

1936年11月，李秉滔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高陂镇留田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这是一个客家人聚居的边远山村。据老人们说，客家人的祖先多从中原发配流放迁徙而来，为躲避战祸，他们漂泊到这个远离城市中心的僻静之地安顿下来，开荒种地，繁衍子孙，既延续着血脉，也传承着古老的农业文明。他们在带来中原文化的同时，也与当地风俗人情融合，形成了客家人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淳朴民风，其中崇尚教育的风气熏陶和激励着客家子弟，使他们自幼就懂得只有刻苦读书方能出人头地的道理。在李家，李秉滔的父母一共生养了九个孩子，李秉滔排行第七。一家十几口的生计全靠父母用勤劳的双手经营着几亩薄田，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李秉滔的父母以及他的兄长们，秉承客家人吃苦耐劳、崇尚教育的优良品性，让天资聪颖、成绩优良的李秉滔在村上的小学和镇上的中学，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李秉滔小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所在的村子离大埔县城到底有多远，他只听大人们说过，从他们家走路去大埔县城，最快的脚力走一天也走不到。在他上大学之前，他没去过县城，没见过火车甚至没见过汽车，他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模样。大山的遮挡、地源的阻隔，确实挡住了、隔住了绝大多数乡民与外界的联系，但却挡不住、隔不断李秉滔心中那种发愤读书，让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高中毕业后，这个自幼生长在边远山村的农家子弟，在苦水中泡大的穷孩子，以一种对农业、农民、农村的特殊感情，更以一种对艰苦行业的无所畏惧，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华南农学院。

1956年9月，李秉滔，一个山区农民的儿子，终于第一次走出山村，走出乡野，来到省城广州，来到华南农学院，开始了他的大学求学生涯。走出了山区，考上了大学，却没有改变他家境贫寒的现实。父母亲无力按照录取通知书的要求，给儿子准备被褥蚊帐和其他必备的生活用品，因为如果他拿走了家里哪怕是很破旧的被褥，那么他的兄弟姐妹们只能以地作床，以天当被了。李秉滔来学校报到时，只背了一个军用书包，里面只装了一些学习用品和几件旧衣服。班主任见状，问清缘由后，对他的家境唏嘘不已，随即到学生会为他借来了被子、蚊帐、凉席。到学校报到后的第二天，他没有象其他同学一样，满怀对大都市的新鲜和好奇，到广州市去转一转，开一开眼界，而是开始靠勤工俭学自食其力。为了完成学业，也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大学整整四年，他一边勤奋学习，一边勤工俭学，白天到教室听课、去图书馆看书、做作业，晚上到印刷厂去刻蜡版，刻一张挣四角钱，李秉滔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恐怕与此无不相关，假期他去挑塘泥，去帮工程队测量海岸线……正是靠着勤工俭学挣来的钱，他还清了学校给他买被褥的钱，自行解决了生活和学习所需费用，为此他整整四年没有回过一次家，没乱花过一分钱。

也许是他这种勤奋好学、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品格得到了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国家一级教授蒋英先生的欣赏，蒋英教授在他大学毕业后选中他为助手，使他荣幸地得以留校任教。原以为，参加工作了，成了大学助教、讲师了，生活、工作条件都会好起来，也该回家乡看看了。可谁能料到，大学毕业一开始，却也是工作最艰苦、最繁忙的开始，也是担负起家庭、社会沉重责任的开始，他几次想回家看看，都因工作走不开未能成行。一直到1988年，也就是他离开家乡整整32年，他的老母亲去世，他赶回去奔丧，才重又回到了那梦魂牵绕的故土。

在他离家的这几十年里，赤贫如洗的家乡父老需要接济，窘迫的城市知识分子生活压抑着人的许多正常欲望。李秉滔的妻子在从化县当小学教师，家也就安在从化县城，为此学校按规定没配给他宿舍，他只好睡在实验室里。实验室里有一口长方型水缸，他晚上在水缸上搭起一块木板当床睡觉，白天把铺盖卷起来放到实验台下，晚上再搭上木板，展开铺盖，白天再卷起来……这样一睡就是17年！那时教师工资低，大学毕业后一年转正，每月工资61元5角人民币，也刚好领了17年。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从化，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说远吧他比别的长期分居两地的教师要幸运一些，他可以两个月回去一次，说近吧两个月一次交通费吃不消，他就骑自行车回家。那时的路不象现在宽畅平坦，而是坑坑洼洼，一到雨天泥泞不堪，骑一趟自行车回去，单程至少要花4个小时。当然，与李秉滔同时代的人大都吃过这样的苦，荒唐的政治年代就这样残酷地考验着这一代人的意志，无情的岁月就这样销蚀着这一代人的生命和精力，这种情况一直到了1979年，党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甘霖终于降临。李秉滔的妻子调到了广州，被安排在华农附小工作。但夫妻的团聚，并没有使妻子得到丈夫、儿女得到父亲更多的关爱，作为一位搞植物分类学的学者和学科带头人，他经常外出作科研调查，一年中有半年时间不在家，即使回到学校又是忙于教学，又是忙于科研，无暇顾及妻子和照顾孩子，为此李秉滔承认自己是个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1982年，也就是李秉滔夫妇团聚才3年的时候，他的妻子为了照顾年迈的岳父岳母，率儿女离开他到香港定居。他的妻儿苦苦劝他到香港去工作，好让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李秉滔很认真地设想了一下，假如要他离开他的学校，离开他的植物分类学事业，离开他已经打下良好基础的研究领域，即使让他住世界上最好的房子，过最富足的物质生活，他也不会感到幸福。因此他一直没有离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