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 萧喜东 -- bshu

刘少奇是最极端的群众运动－－文革群众运动的直接受害者。1963-1965年的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可认为是文革运动的前奏，而这个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

领导的。文革群众运动造成了刘少奇的巨大的个人不幸，同时文革也暴露出群众运动的

严重问题，也造成后来人们对群众运动的厌恶和冷淡。而常常较少被论述的，是刘少奇

本人的工作作风对文革群众运动的影响，特别是通过他所直接领导的四清运动，其政策

、方法和遗留下的矛盾，对后来文革中矛盾冲突的影响。事实是，刘少奇、王光美在四

清运动中的工作方式和他们在文革初期的表现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对中国群众运动经

验教训的总结，离不开对刘少奇与群众、刘少奇与群众运动的关系的考察。

　　先从四清之前发生的一个故事中来考察刘少奇和群众的关系，这其中包括刘少奇走

“群众路线”的方法，刘少奇的群众观，刘少奇对待干部、群众的方式、处理矛盾冲突

的方法，等等，这一故事，就是1961年刘少奇的湖南蹲点调查。

　　这件事的来由是：1960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广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于4月1日至5月15日到湖南的宁乡、长沙两县农村

进行了44天蹲点调查。刘少奇先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塘生产队呆了五天，9日到湘潭

市郊荷塘公社许家垄生产队，三天后，即4月12日，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这

里刘少奇蹲点18天，是他整个湖南之行蹲点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他在后来的多次讲话

中反复提到的地方。之后，刘少奇回到故乡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作了七天调查，又继

续看了一些地方后，回到长沙，结束了调查。①这次调查，成为刘少奇“模范执行中央

决定、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重要资历，成为他后来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的题材

，也成为他订政策、发批示的参照。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刘少奇提到：

“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凭的就是这次调查。

　　在这里加以特别考察的，是刘少奇在天华大队长达18天之久的蹲点调查，这不仅是

因为很多文章和传记材料较详细地记载了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的活动情况，也因为刘少

奇在这里蹲点时间最长，对当地事务涉入最深、影响最大。这里所根据的材料来源，多

数是文革后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文献，个别是文革当中群众组织的出版物上所发表的相关

材料。

　　天华大队原来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立起的一面“红旗”。刘少奇来以前

，中央曾派出胡乔木和人民日报的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调查组认为这里是生

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然而，刘少奇通过18天的蹲点调查，却

得出了和中央调查组不同的结论，认为这个队有问题，生产和其他工作并不是最好的，

而是中等，并且和大队总支书记发生了严重的面对面的冲突。下面，我就根据有关材料

，避免其中明显带主观判断的部分，将有矛盾冲突的信息加以分析、取舍，将材料还原

成尽量完整、尽量客观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故事中的个别细节，在1980年以来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和刘少奇在有关四清运

动的几次讲话中所透露的略有出入。先来看前者。

　　按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1998年出版的《刘少奇传》和其他官方记述，天华大队

受“左”的错误的影响，粮食连年减产，平均主义、虚报浮夸现象严重存在。当地干部

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因此，先前的胡乔木和中央调查组没有反

映真实情况。刘少奇在蹲点的18天中，首先连续召集大队干部座谈会和生产队干部座谈

会，徵求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开始时，干部们都言不由衷，欲说又止，广大干部、群众

受历次政治运动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不敢讲真话。为了克服干部们“左”的思想的束缚

，刘少奇努力打消他们的顾虑，反复诚恳地请求他们说真话，干部们终于被刘少奇的诚

恳态度所感动，纷纷诉说公共食堂的坏处。刘少奇还走访了社员家庭，把群众对食堂的

批评归纳为八条，讲给社员听，大家都很赞成。于是，刘少奇在天华大队总支委员会会

议上说，食堂办起来是大错误，“不是我们提倡散，而是群众要求散，要允许群众有这

种自愿。”之后，刘少奇正式对当地公社、大队的干部说：“请你们立即宣布解散食堂

！”②

　　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公社食堂成败的问题（而天华大队食堂是否和其他地方的食

堂一样彻底失败，这是有疑问的，下面将要谈到），而主要是政治精英和群众的互动方

式的问题。让我们特意来看一下有关记述对当时情景的生动描写：

　　　　　　“食堂解散了！”消息传出，许多群众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大

　　　　家都当作特大喜讯奔走相告，很快就传遍了附近的社社队队。

　　　　　　“这是什么人开的恩？”

　　　　　　“听说是省委工作队。”

　　　　　　“没有听说传达中央文件，省委工作队有多么大的权力？”

　　　　　　“是刘主席亲自下的命令！”

　　　　　　感激、喜悦、疑惑。但“食堂解散了”确是实实在在的。

　　　　　　束缚在群众身上的枷锁被砸开了，人们能不笑逐颜开，能不欢呼

　　　　雀跃吗！③

　　　　　　……

　　　　　　天华人民从心里感谢刘主席。他们说“这回真是来了青天”“刘

　　　　主席和我们想到一起了”。④

　　这样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情节的描写，很自然地就纳入了中国封建传统的“清官”乃

至“明君”话语：一位高高在上的皇上或大官，微服私访，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才发

现民生艰辛，且恐于当地恶吏的横行霸道，敢怒不敢言。皇帝（或清官）的临幸惊讶和

感动了苦难中的小民，他们跪地痛哭，一股脑地将苦水倒出，皇帝（或清官）开恩，凭

举手之劳，就解决了民众的倒悬之苦，万众欢腾，齐呼“皇帝万岁”，或“真是来了青

天”。

　　有关刘少奇湖南调查的官方记述，和以上话语的各个细节都是吻合的：比如：轻装

简从，住在老百姓家里，睡门板铺禾草，亲自到社员家中访察，启发诱导社员讲真话等

等。还有两个细节突出地表现了人民共和国的这位“青天大老爷”的“体察民情”的形

象：一是在东湖塘公社调查时，用脚撩开山坡上一堆风干的人粪，来察看有多少没消化

的草和草根，二是在天华大队施家冲社员座谈会上，取下篮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

敬地向大家鞠躬。共和国主席察看农民的粪便、向社会最底层鞠躬的描写，表现了在九

天之上的高级官员对九地之下的民间躬亲访问的反差，更从反面突出了精英和群众之间

的森严等级。

　　刘少奇的湖南考察被誉为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典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强

大的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传统。翻开刘少奇的著作、讲话，他对群众和群众路线的

论述比比皆是，看上去似乎和毛泽东的差别不大。然而，仔细解读，并参照刘少奇在湖

南调查中的工作方法，我们能看出一个微妙但重大的差别。1955年，毛泽东号召领导同志都下去调查农业合作化运动时，自己

并没有去实地考察，而是根据各地的调查报告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另一方面，毛泽东除了强调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之外，他更强调：将传

统意识中的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观念颠倒过来。他说，群众是

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应该是指共产党领袖和一般的精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软弱、愚昧的群众，需要开明的政治精英去领导和拯救，而问题在于让民众永远脱

离软弱、愚昧的状态，让民众组织起来、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救民于水火，与增

加民众自己手中的权力，前者是拯救，后者是赋权，虽然都能给民众创造福祉，但却是

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在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阶段，这两件事并没有冲突，都体现在中

国共产党的革命造反之中。在共产党以人民的名义掌握国家权力之后，两种群众观、两

种不同的对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渐渐显露出来，并发生矛盾冲突。

　　在毛泽东心目中，“给那部分社会地位低下、‘愚昧无知’的人以更多的权力”的

方法，就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言论的解

放，因此，赋权的主要手段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在其他很多中国共产党人

心目中的群众路线，是经过封建传统的“明君”、“清官”的棱镜过滤过的“爱民如子

”意识、“为民请命”意识、“青天老爷”意识。

　　刘少奇湖南调查的官方记载，无论是否准确、是否片面，都反映出：刘少奇倾向于

将群众理解为可怜无助的子民，而他很乐于以至高无上的中央领导人的力量去解民于倒

悬，使他们恢复到“安居乐业”的理想状态。官方记载的描写也加强了这种渲染，比如

下面这段描写：

　　　　　　少奇同志听着社员们的这血与泪的控诉，再也坐不住了，他气愤地

　　　　说：“既然已到了这个地步，你们过去怎么不提意见，现在还是胆战心

　　　　惊不敢直说？”

　　　　　　“谁敢说哟，上面说公社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是向共产主义过渡

　　　　的桥梁，谁说食堂不好，就是拆桥，就是破坏社会主义阵地，就要被戴

　　　　上右倾分子帽子，就要受到无休无止的批判，如果今天不是你刘主席，

　　　　我们的这些心里话只能让它烂到肚子里……”

　　　　　　这位社员的哭诉，又使少奇同志冷静了下来，是啊，不能怨这些善

　　　　良而宽厚的群众。我们的群众多好啊，他们已经到了饥寒交迫的地步，

　　　　还在默默地忍受着。⑥

　　接下来的情节，就是刘少奇宣布解散食堂，群众奔走相告。感谢大慈大悲的领袖，

将饥寒交迫的群众，复原到感激涕凌、安居乐业的群众，仍象以前一样善良而宽厚，继

续忍受着其他世间的不平。这一段描写，于其说是对公社食堂的控诉，不如说是对下层

群众安于被宰割的谦恭态度的赞美，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党员必须作

驯服工具的论述，和这种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刘少奇没有安排让更多的社员去控诉，更没有安排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控诉和辩

论并不是刘少奇的目的，从上至下施行大兹大悲的仁政，才是目的。控诉和辩论将赋予

群众权力，将使他们自信，将使他们摆脱“善良而宽厚”、“默默地忍受着”的状态。

但这不是刘少奇所要的。

　　既然不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就要由党和精英来“体察民情”，来“为民做主”，

刘少奇指示调查组讲究工作方法，注意群众情绪，注意他们说话的语气，从中发现问题

。如你提出一个问题，群众“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笑脸，还是哭脸，是昂着

头，还是低着头”。⑦群众变成了不会说话的婴儿，要由父母官们去解读其表情。干部

群众一开始说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因为或是被当地干部所胁迫，或是被“极左”所禁

锢，不敢说真心话。这真描绘出一个封建传统秩序下的民众状态。总之，群众就是这样

一群软弱无助的不幸者，一些沉默的群氓。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调查，也遇到了一些矛盾斗争。这就是发生在大队总支书记彭

梅秀和刘少奇之间的冲突。文革后的官方文献中，趋向于将此事件轻描淡写，可能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刘少奇和当时长沙县委在此问题上的矛盾，比如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和长

沙县委就对彭梅秀的褒贬程度不一。有关文献记载，刘少奇发现天华大队的一些问题并

着手解决时，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和刘少奇产生了对立情绪。刘少奇的调查显示彭梅秀

有讲大话、搞浮夸、欺上瞒下、压制民主的错误。而彭梅秀则公开对国家主席发表不敬

的言论，说：“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岔子的。”一次刘少奇正在同工作队谈

话，彭梅秀在外面大声叫骂，刘少奇只是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地继续谈话。在离开天华

大队那天，刘少奇找彭梅秀作了最有一次谈话，说：“我作为国家主席，是领导；作为

共产党员，我们都是同志。我这次到这里来，群众都说过去大队工作有成绩，有一些好

的经验，同时也给上面，给你们大队总支，包括给你提了很多批评。我看这些批评很正

确。”据记载：“彭梅秀同志坐在慈祥的刘主席身边，又激动、又愧悔。她诚恳地作了

自我批评，衷心感谢党组织，感谢刘主席对她的教育和帮助。”“后来，彭梅秀同志愉

快地服从党组织决定，调到黄花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她仍然积极地为党工作，一年后

被可恶的病魔（淋巴癌）夺去了生命。”⑧

　　这件事，刘少奇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反复提到（如：《在河北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

讲话》（1964年7月2日）、《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

1、23日）、《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

日）），内容大同小异，我们从中可知：虽然刘少奇这次调查活动号称不要领导人陪同

，但实际上湖南省公安厅派了几十个人的武装队执行保卫工作，带着枪，用刘少奇的话

讲，“声势浩大”⑨。说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这次蹲点调查兴师动众不为过，除

了刘少奇叫县长带一个工作组去扎根串连之外，中南局、湖南省的主要头面人物陶铸、

王任重、张平化以及胡乔木都专程前往天华大队。⑩作为一个小小的大队总支书记的彭

梅秀，也真是长了反骨，不仅当面和国家主席发生冲突，（刘少奇在讲话中愤愤地说：

“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队去，都要赶我。”[11]）而且在阵容强大的官僚的压力面

前也没有屈服，刘少奇派省委一位处长找她商谈，她避而不见。事后，刘少奇派了省妇

联主任易湘苏去做彭梅秀的思想工作。[12]

　　有关彭梅秀被调动工作，以及后来病逝的情况，官方文献没有详述，这里参考文革

运动时期发表在群众组织报刊上的一篇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根据这篇彭梅秀的爱人

万国华口述的报告，彭梅秀被调动工作是出于刘少奇对彭进行打击迫害，而彭梅秀的病

逝，省、县的领导人负有一定责任。

　　这篇题为《血泪的控诉－－刘少奇是怎样害死优秀的共产党员彭梅秀的》的调查报

告说[13]，自从刘少奇认定彭梅秀是坏干部之后，就下了一道命令，责成省、市、县委

派来一百多人的工作队，刘少奇自己任分队长。省委张平化、王延春带着三个厅局长级

干部、十多个处级干部、几十个一般干部也闻讯赶到，长沙市委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汪季

云，长沙市委副书记，县长李满城也带着大批干部报到，一场以“整风整社”之名来打

击、陷害彭梅秀等人的运动开始了。彭梅秀听说刘少奇决定开大会斗争她，就气冲冲地

跑到王家塘找刘少奇讲理。他责问刘少奇：“我犯了什么法，有什么错误，包庇了什么

坏人，你就指出，你不指出，不搞清我就不走。”这时胡绩伟（应该是和刘少奇一齐来

的）跑出来叫人捆彭梅秀，说：“彭梅秀反对刘主席”，并骂彭梅秀是混入党内的坏家

伙。而彭梅秀板着脸说：“你捆吧，我没犯法，我没有错误，你吓不了我，你不敢捆，

你以为我会怕刘胡子呀，不怕哩！”当时很多社员在田里做活，听说要捆彭梅秀就都跑

过来了，将她劝着拖走了，并对她说：“彭书记，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斗得过他呀？他

是国家主席哩！”彭梅秀仍大声说：“怕什么，国家主席吃不了人，我不怕，捆就捆呗

，我没犯法，他不敢捆。”

　　从此，刘少奇就将彭梅秀一脚踢开，大小会不让她参加，而彭梅秀有两次硬要冲进

去参加，一进去就质问他们：“你们要开什么会？为什么不通知我？谁决定的？现在我

还没有被撤职，就是撤了我大队书记的职务，我还是公社副书记，还有权力参加哩！”

　　刘少奇想打击彭梅秀，又抓不到她的小辫子，就决定把她调到金山桥大队去，但彭

梅秀决定抵制，她说：“我的问题是在天华大队出的，应该在天华大队搞清楚，刘胡子

不搞清我的问题，我就不去。”最後，刘少奇将彭梅秀调离反省，还派两个干部长期监

视她，连吃饭、大小便、睡觉都派人跟上。住在彭梅秀家监视她的人，或躲在窗户下，

或溜进屋内放下蚊帐睡在床铺上，偷听彭梅秀和家里人的谈话，监视半年之久，不准和

社员谈话见面，连住一个屋的亲兄弟也不能见面谈话，后来又借口保护她，调到县里反

省几个月，她仍坚持不写半个字的检查。那时，彭的爱人患重病住院，彭梅秀在县反省

，抽空去看她爱人，也有人偷偷跟上，躲在外面花台树下偷听。面对打击，彭梅秀说：

“刘胡子来，我不怕哩！我没贪污弄弊，没做坏事，你把我们大队班子解散，把我搞走

，我不同意。”

　　刘少奇在讲话中曾提到“一个地主的儿子当彭梅秀的秘书”，根据万国华的口述，

这是指天华大队的秘书彭登奎，被刘少奇认定为漏划破落地主，并把一大批干部划入“

彭登奎集团”加以排斥，一概打倒，成立工作队把权接了过去，整理了彭梅秀等人的黑

材料，并让“有问题”的干部调公社反省，把彭梅秀当“石头”搬开。

　　后来，彭梅秀被调到黄花公社不久，即含冤患瘤病而死去。万国华的口述说：“在

她患病治疗中，省卫生厅和长沙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搞了不少阴谋诡计

。当时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说要立即转武汉，但是省、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不同意，同时还将患者放在妇产科住了一个月之久，使患者病情越来越重了，才

转入内科治疗。后来内科又要转北京协和医院，经县打电报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这个坏

家伙回电不同意，彭梅秀就是这样活活地拖死了。刘少奇的魔爪就这样恶狠狠地夺走了

彭梅秀年青的生命，她死时仅三十一岁。”

　　天华大队贫下中农对彭梅秀调走非常惋惜，对她的死非常难过。彭梅秀死后，晚上

十一点钟尸体才能送回去，贫下中农一千多人站在公路上等候。第二天追悼会又是一千

多人，很多人痛哭流涕。

　　以上叙述，和文革后的官方文献出入较大，但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讲话所透露

的信息基本吻合。综合所有的材料，我们可以大致作出一些观察：

　　首先，天华大队的食堂并不是最差的，而刘少奇下令立即解散食堂，倒是给生产和

群众生活带来很多困难。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彭梅秀说：“马上散食堂，社员炊具有困

难，锅碗什么都没有，这样一来会搞糟的。”但刘少奇不听，说：“我说你不要谈了，

你不老实，不讲真话，为什么群众要散，你不要散哪？”不出所料，很多地方解散食堂

后，社员家里吃小锅饭的炊具都没有，问题严重。解散食堂，本来是纠正政策一刀切的

错误的措施，但解散食堂本身，也采用了粗暴专制、不顾地方实际情况的一刀切。

　　其次，彭梅秀基本上是一个好干部，没有贪污，这是连官方文献都承认的；对这样

一位年轻干部，动用上百人的工作队、几十人的武装队，长期地监视、迫害，这就是国

家主席、人民的大清官所干出来的。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刘少奇的另一面，那就是历

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善于搞斗争、善于整人，敢于动用“大兵团作战”来对付反对

他的人。

　　彭梅秀事件展示给我们：在政治运动的残酷打击迫害下不幸死亡的刘少奇，本人也

是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人、迫害人的内行里手。如果说，刘少奇死亡的原因，是文革运动

对他的打击迫害，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刘少奇亦应该为彭梅秀的死负一定的责任。

　　在毛泽东晚年有关群众运动的论述中，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是群众运

动的主要形式。这就显示出和刘少奇心目中群众运动如何搞法的差别：毛泽东主张群众

自己起来展开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所开创的先例，而刘少

奇则惯于依靠党的官僚机器来展开运动，即向基层派遣工作组、工作队，它们在基层就

代表党，可以以党的名义、以运动的名义打击一切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群众只是为

他们壮大声势的侍从。本文下面将要论述的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情况，将更进一步证

实这一论点。

　　当然，这里也不是把历次运动所造成的打击迫害的罪过都推到刘少奇身上，在基层

用打击迫害的方式搞运动的，是许许多多的党的驯服工具，和一些机会主义者。比如：

象胡绩伟这样的党员，仅仅因为别人顶撞了刘少奇，就要把人捆起来，他们是刘少奇式

的政治运动的积极推行者。而讽刺的是，几十年后诅咒群众运动残忍暴虐的，正是同样

他们这批人。

　　在刘少奇蹲点的地方，也有类似这样一个人物，这就是王升平。50年代，他在刘少

奇的故乡炭子冲任过村长、农业社长，人民公社化时任党总支书记。1952年起曾多次写

信给刘少奇，反映家乡的情况，被称为是刘少奇的“农民通讯员”。刘少奇在国事繁忙

的情况下，还给他写过三封回信。在大跃进中，王升平犯了“五风”错误，被上级宣布

撤销职务，停职反省。但他不服气，认为当时一切要大办、大跃进都是上面号召的；鼓

干劲“放卫星”、“一天等于二十年”动机是好的。刘少奇在家乡考察期间，请来王升

平，向他询问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在刘少奇的启发下，王升平说：“实话讲给刘主席听

，大锅饭再吃下去，就会人路死绝，国破人亡。”[14]请看，正是王升平这种不顾群众

利益和声音的干部，大搞“五风”，大搞“极左”，才造成了公共食堂的失败，而这些

人很容易从“极左”变到极右，成为群众新生事物的最恶毒的诋毁者。文革后的许多官

方文件，用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的手法，把“人路死绝，国破人亡”这一惊世骇俗之语

，本来出自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大队前“五风”干部，却普遍地塞进湖南群众口中，特

别是强加给食堂搞得没那么糟的天华大队，这一伎俩实在不高明。讽刺的是，刘少奇在

迫害彭梅秀的同时，却在为这位搞“五风”的干部平反，从而成为刘少奇落实党的政策

的一项功劳。

　　胡绩伟、王升平的共同点就在于：积极参与刘少奇式的政治运动，用“极左”的方

式把运动推向荒唐的极端，造成普遍的恶果和群众的厌恶之后，再调过头来攻击毛泽东

发动运动的初衷，把群众运动的形象彻底败坏。

（三）运动群众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

最後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

　　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

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

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

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

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心目中群众运动的理想搞

法。

　　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

搞包办代替。据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

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

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

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37]

　　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

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

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

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鸡给猴看”。

　　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

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盲目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

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不发动群众而搞秘密的查帐，找到

一两个缺口作为子弹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

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

员心里没底。[38]

　　应该说，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心诚意执行党的决定、贯彻刘少奇

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将王光美的动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似乎没有说服力。仅从她

在艰苦的农村条件下长期坚持蹲点这一点看，她是有为革命做工作的意愿的。王光美也

表现出关心群众的一面，比如：重视妇女工作、为群众作红娘等等。然而，问题在于：

她和其他许许多多党的驯服工具一样，是刘少奇式的哲学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时也是其

受害者。

　　刘少奇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让

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

、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

验”，招致了刘少奇大发脾气。[3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参与的、天津市委写的

《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是和《桃园经验》类似的一个样板，“小站经验”同

样是在刘少奇的思想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在刘少奇的积极推荐下，中央也转发了这份

报告。[40]

　　刘少奇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

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

实的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不从实际出发，而是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

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工作造成很大损失。

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

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地代表多少将这种严重情况反馈给中央和毛

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就表现出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并发展成为和

刘少奇的公开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秘密扎根串连”、

“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说，

“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

清干部先解放”。“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

、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

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41]

对于“人海战术”，毛泽东批评说：“听说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

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调这么多？……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

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为什么不能让当地几十万人参加

四清，而要派去那么多人？[42]

　　中央根据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後一个文件《农村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

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

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据当年参加四清的人回忆，1965年春节期间传来了《二

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很

多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

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42]

　　　　　　　　　　　　　　　　　结语

　　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

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关于运动的搞法上的分歧前面

已经论述了，结果是以毛泽东的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的主张写进《二十三条》。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

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应该概括为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在《二十三条》中写进“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

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句关键的话。

　　提出社资矛盾、“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修辞上的

升温和加码，但这并没有立即转化成“极左”的操作，《二十三条》的实际作用，是大

力纠正了刘少奇领导四清中的“极左”、粗暴的作法。

　　这个插曲，打破了传统意义和通常用法上“左”、“右”概念的稳定性。这也是为

什么毛泽东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出“一

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说法，来准确概括刘少奇所特有的政治风格。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刘少奇和党内的许多领导干部，善于将毛泽东对矛盾、斗争的

强调，直接翻译成、解释成一套具体的政策操作，这就是一系列极端的、过火的简单粗

暴的搞运动的方法，对打击对象实行分类、贴标签、残酷迫害，然后将这套暴行解释成

是来自毛泽东的部署。（很可能，毛泽东在四清后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后来他说：“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

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

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43]）然而，实际上，毛泽东在具体操作层次上，从

来没有主张过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简单粗暴的政治运动，在具体操作层次上，毛泽东倒

是反复强调反对武斗和体罚，主张让人讲话，主张批评辩论和言论表达。

　　如何理解这种差距？遗憾的是，毛泽东的确没有系统地阐释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

争在具体的操作层次上怎样展开。然而，用心解读毛泽东建国以後的言论，就能够发现

，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的继续”

，等等，是通过一系列极其复杂、间接、曲折的中介和斡旋过程来实现的，其中最主要

的，就是言论思想、文化艺术，以及政治代理。这样的中介和斡旋过程，远远要比刘少

奇和其他领导干部所理解的“揪出百分之几的坏分子”、开除党籍、行政处罚、肉体消

灭这类简单、机械式的中介和斡旋过程复杂的多，微妙的多。

　　毛泽东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漫长的过渡期间，“阶级”并不总是以传统意义上

的“处在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群”的形式出现，而更经常是以一种文化语言、思想观念

的形式出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可以让走资派重新工作，因为这些当了走资

派的“人”并不是资产阶级，并不是斗争对象，资产阶级存在于党内一些人的头脑之中

，因此这些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愿，而且掌握着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禁止讲话、

体罚、监禁乃至肉体消灭，都无助于事，问题在于“思想上的阶级”只能与之作思想的

斗争，而不能以暴力手段去消灭。“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是说，当暴力是游戏规

则时，说服是无效的，但反过来的道理，其实更重要，更是现代政治支配的基础，人们

去思考的反而不多了。我相信，适合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具体操作方

式，只能是：各种言论的自由、充分的表达，长期的、深入的批评辩论。

　　当然，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问题的另一面，即：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许多领导

干部，他们将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机械地理解为通过行政命令对不同政见实行简单粗暴

的压制，这是造成历次政治运动伤害许多无辜者，并最终使广大人民对群众运动产生厌

恶感的主要原因。根据这个理解，就不难区分毛泽东的“左”和刘少奇的“左”的根本

区别；根据这个理解，也就不难看到：“官僚主义者阶级”告别革命、作威作福、逍遥

享受固然可恨，但形“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官僚主义者，当他们以阶级斗

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整人、运动群众、乃至镇压人民的时候，给群众带来的痛苦，

给革命声誉带来的败坏，都是更严重的。

　　其实，形“左”实右，是一切“官僚主义者阶级”、腐化变质者的主要特征，他们

打着革命旗号、借用革命的法统和仪式，把革命的口号庸俗化，实际上歪曲、败坏、窒

息革命。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一般被视为一“左”一右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它们是

经常结合在一起、互补得非常好的统一体。列宁以後的苏联领导人，中国的刘少奇，都

非常好地体现了这种统一。

　　只要政治存在，左和右的概念就是普遍适用的。但本文试图说明：主流和流行文献

中“左”和“右”的通俗用法，其实充满矛盾和歧义，因而是不稳定的，也是现象的、

不触及本质的。更重要的，也真正有本质意义的区别，还在于对群众的看法，对群众运

动的态度。此外，重要的也不在于是否把群众挂在嘴边，是否提出包含“群众”字眼的

“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的口号或明天的什么花样。重要的在于：让群众有完全

的、彻底的、不受任何阻碍的言论表达、批评辩论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後通

向一个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人民受官僚或商品所管理的社会。

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

虽然写的不全面，但是想必能看出些东西。

成王败寇，反映的是同一个体系的荒谬。

可以阅读杨小凯的若干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