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阿蒙：重温《增长的极限》 -- none空空

重温《增长的极限》

　　阿蒙

　　30 年前的预言成了今天的现实，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30多年前，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L. Meadows)为首的研究小组，针对长期流行的高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这份报告在促使人们密切关注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同时，对人们不断追求经济增长的欲望给予了强烈的质疑和批评。

　　《增长的极限》刚一出版旋即成为超级畅销书，并陆续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30多年后的今天，增长的极限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普遍的存在；崩溃的概念不再那么不可思议，而是绕不过去的公众话题。

　　“在人类财富积累规模和增长速度都史无前例的这个时代，有必要在人类亲手构建的经济系统的终极产出能力和环境承受能力之间达成谅解。”这是《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最初的期望，现在看来，谅解似乎仍未达成。

　　长期有多长

　　西方近代文明史中，有两句极其著名的话，一句被视为臭名昭著，另一句则被众多学者和政客奉为圭皋。前者是骄奢淫逸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说过的，“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后者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的，“在长期中，人都是要死的。”

　　在我看来，这两句话的实质颇为相似，只不过是用不同的形式把人类的短期自利行为进行了定义。当然，语气表达上温和很多的凯恩斯在其中遗留了一个技术性问题——长期到底有多长？

　　由于丹尼斯·梅多斯等人都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系统动力学小组的成员，因此在进行“增长的极限”的研究项目时，主要使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和WORLD3 计算机模型对世界人口和实物经济增长的原因及其所导致的后果进行连续性的跟踪和分析。在《增长的极限》出版后的30 多年里，作者们先后在1992年和2002年两次进行了修订，修订版在原有核心理论不变的前提下，把最近更正的经济数据与早前研究小组通过WORLD3 计算机模型预测的情况进行对比。

　　增长的极限曾经是遥远的未来，但今天它们已经广泛存在；崩溃的概念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但今天它已经进入公众谈论的话题，尽管它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假设性的和学术化的概念

　　“对那些相信数字的人，我们可以报告一下，WORLD3模型高度总量化的各种模拟场景在30 年以后仍然表现出令人吃惊的精确。2000年世界人口的数字（从1972年的39亿增加到大约60亿）跟我们1972年从WORLD3模型标准运行中预测到的数字完全一样。并且，模拟给出的全球粮食产量的增长情况（谷物从1972 年的每年18亿吨增加到2000年的30亿吨）也与历史数据吻合。” 《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满怀失望地感叹自己的预测得到了验证。

　　尽管《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在第1版中就频频使用“过冲”（Overshoot）一词来形容已经大大超过地球承载量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并第一次提出了地球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的观点，进而对人类社会不断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和警告。但由于当时正是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社会身处“二战”后的经济黄金增长周期的顶峰，西方主流社会弥漫着浓厚的乐观情绪。直到该书出版一年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到来轻易地击碎了黄金增长周期的事实，所谓主流的西方经济学者和政治家才开始意识到问题似乎存在，不过更多的人对此仍然抱以质疑和批判态度。

　　丹尼斯·梅多斯等人用大量数据和计算模型来说明，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五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呈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如果目前人口和资本的快速增

　　长模式继续下去，世界将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

　　当然，由于丹尼斯·梅多斯率领的研究小组专业背景所限，因此无法真正给出造成这一后果的更深层次上的政治经济学原因。我们不妨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前院长莱斯特·瑟罗的名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找到一点注解，在论及美国政府为何无法缩小美日贸易逆差的时候，瑟罗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政党政治型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的时间条件（最多4 年）和终身行政的日本贸易谈判代表的时间条件不同，日本人只要用拖延的办法总能赢得双边贸易谈判的胜利。最终，美国人为了在下一届竞选前宣布谈判的胜利，便会同意一个纸上的方案，此方案可以让他们宣称胜利，同时日本的贸易顺差丝毫未动。3 个月后，大多数美国人对此已不再关注了，日本谈判代表回到东京悄悄地举杯庆祝，确保日本的公众知

　　道谁真的‘赢’了。”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都是政党政治型的，因此在决策上很难实现真正的长期一贯性，像丹尼斯·梅多斯等人在《增长的极限》第1版中所预测的40多年后将到来的所谓“极限”很难成为当时执政者要优先解决的问题。问题似乎又回到了“长期有多长”的老路上去，然而一个又一个极限征兆的出现，很可能会改变执政者解决问题的原有排序，由于环境意识在选民中的普遍觉醒，使得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现在已经和增长的重要性等量齐观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期已经没办法再“长”了。

　　可持续发展与文明复兴

　　事实上，早在《增长的极限》问世之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反思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并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干预。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Karson)在潜心研究美国使用杀虫剂所产生的种种危害之后，于1962 年发表了环境保护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这也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在经济增长至上时代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卡逊向世人呼吁，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发展道路容易使人错认为是一条舒适、平坦的超级公路，而实际上，在这条道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岔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岔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以保住我们的地球。当然，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卡逊没有确切地提出这“另一个岔路”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但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先行者，卡逊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自身行为和观念的深入反思。

　　由于《寂静的春天》所引发的巨大的民众压力，被迫开始正视环境问题的美国政府斥资加强农业投入品的管理，法律规定所有农药必须在联邦农业部登记注册，农场主必须经过培训拿到合格证书才能使用农药，联邦农业厅拨款对农产品农药残留普遍检查分析，严防农药污染环境。这也是环保主义者们所取得

　　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此后不断涌现的环保主义著作和日益升温的环保主义运动迅速波及全球。《增长的极限》曾一度成为当时环境运动的理论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环境运动的开展，其中所阐述的“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也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这一场可以称之为“文明的复兴”的运动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联合国成立了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H. Brundland)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以制订长期的环境对策，帮助国际社会确立更加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经过3年多的深入研究和充分论证，该委员会于1987 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经过充分论证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注意力集中于人口、粮食、物种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在系统探讨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

　　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之后，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提出把人们从单纯考虑环境保护的角度引导到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相结合，体现了人类在可持续发展思想认识上的重要飞跃。

　　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今天，阅读这本最新版的《增长的极限》不仅重要而且紧迫。近日，我国在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方面出现的两个“不降反升”的数据，引发了广泛的忧虑。根据最新披露的《2006 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公报》显示，上半年我国单位GDP 能耗同比上升0.8%，按照“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明确要求，2006 年全国单位GDP能耗要同比下降4%。再有，根据对我国1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最新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我国在2006 年上半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2%和5.8%，同样未能达到先前制定的控制目标。

　　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大约10 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倍。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它告诉我们所谓增长的极限绝对不是杞人忧天。如今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其背后不仅仅是大规模低成本劳动力，更要命的是对资源和环境的极大消耗甚至破坏。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增长的极限》不再是一种寓言或者警示，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事实本身。

　　译 序

　　　　《增长的极限》从1972年公开发表以来，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在这新世纪即将来临的年代里，在我们这个人口数量最多，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大国，重新出版这本“旧书”，仍然有深远意义。这不仅因为这本书早已是名满全球的一块丰碑，而且因为这份研究报告所提出的全球性问题，如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问题）等，早已成为世界各国学者专家们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在思想上必须高度重视，在实际行动上必须高度负责，切实解决，否则，人类社会就难以避免在严重困境中越陷越深，为摆脱困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将越来越大。

　　　　书中的观念和论点，现在听来，不过是平凡的真理，但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正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对这种惊世骇俗的警告，并不以为然，甚至根本听不进去。现在，经过全球有识之士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取得了共识。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产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倡导的“人类征服自然”，其后果是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并不断地受到自然的报复，这条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已经导致全球性的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人类社会面临严重困境，实际上引导人类走上了一条不能持续发展的道路。

　　　　人类社会要继续发展，该怎么办？

　　　　为了人类社会美好的未来，我们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地向自然界贪婪地索取，恣意地掠夺了。因为，“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这句话寓意深刻，《联合国环境方案》曾用这句话来告诫世人。1981年，当代科学家、思想家莱斯特·布朗又在他的影响深远的著作《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扉页上引用了这句话来呼唤人类猛醒，呼吁人类社会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稳定全球人口规模，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资源，自觉地改变价值观念，努力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切实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以致每一个人，要开展广泛和有效的国际合作。

　　　　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期望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有效地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制定了实施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构成危害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以及《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尤其是《21世纪议程》，已经成为指导世界各国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为新世纪人和自然的发展，为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新方向。

　　　　会后，我国政府即着手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 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作为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计划的指导性文件。1996年，又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是国家今后发展的大战略，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同年7月，我国政府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的意见”。

　　　　但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单靠政府发文件显然是不够的，还要引导企业和全民广泛参与，不断提高认识，落实到行动。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基础薄弱，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承受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是世界罕见的，必须经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艰苦奋斗，并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21世纪的发展主要靠什么？靠提高人的素质。

　　　　我国人口不仅数量很大，而且科学文化素质又比较低，这是21世纪我国发展的最严重的制约因素。我国人口总数于 1995年12月己超过12亿，到2000年将接近13亿。1990年时，全国文盲半文盲还有1.8亿，农村就业人员中文盲半文盲占36％。全国有一半省市有待完全普及基础教育，而迄今为止，对教育的投入仍旧偏低。1994年，我国教育经费仅占 GDP的2.6％，不仅远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1991年为 5.6％），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1％）。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大。因此，人的素质和能力问题，今后仍将是我国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

　　　　由于人口多，我国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等自然资源的人均水平，都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8.1％、32.3％、14.3％和32.3％。

　　　　我国农业和城市缺水十分严重。农业每年缺水达300亿立方米，农村有8000万人饮水困难，全国300多个城市缺水，而且水污染严重。耕地近十年来每年减少36万公顷，受污染的耕地近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土地严重退化，自然灾害频繁，人均粮食占有量，至今不足400公斤。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和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可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个领域往往被忽视而制约发展的全局。

　　　　能源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高速增长，我国能源供需矛盾尖锐。我国的能源又以煤为主，约占消费构成的75％。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燃煤所产生的污染占全国总污染的70％以上，造成全国城乡严重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现在，几乎所有城市都有烟尘污染问题，北方城市在冬季尤其严重。南方则己形成大面积酸雨区，对森林、土壤、农作物和建筑物造成危害。因此，要尽量减少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废物排放，提高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是，这需要巨大的投入。

　　　　至于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更加任重道远了。

　　　　事实上，全球性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恣意掠夺自然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废弃物造成的，他们理应对全球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负主要责任。现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成为富国，既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理应为切实解决全球的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可是，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是文件写得好，实事干成的不多，雷声大，雨点少。我们期待着全球社会在21世纪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团结协作，切实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努力把地球建设成为人类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李宝恒

白人在快速消失中。美洲，白人的老窝欧洲，白人成为少数民族只是时间问题。对于白人来说，不是发展的问题，而是存在的问题。

问题是，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政治正确”的压力使得“主流”政客、学者不敢谈论民族构成的话题，只能拿《增长的极限》来曲折地表示那个意思。

西方无产阶级反“全球化”，中国的前卫人物也跟着反“全球化”；白人谈《增长的极限》，中国的前卫人物也跟着谈《增长的极限》，都属于脑袋灌水了。

估计没看过原著。 ：）

不过重要的是极限提示的一种新的增长方式的必要。

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跟这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