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阿蒙：重温《增长的极限》 -- none空空

重温《增长的极限》

　　阿蒙

　　30 年前的预言成了今天的现实，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30多年前，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L. Meadows)为首的研究小组，针对长期流行的高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这份报告在促使人们密切关注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同时，对人们不断追求经济增长的欲望给予了强烈的质疑和批评。

　　《增长的极限》刚一出版旋即成为超级畅销书，并陆续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30多年后的今天，增长的极限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普遍的存在；崩溃的概念不再那么不可思议，而是绕不过去的公众话题。

　　“在人类财富积累规模和增长速度都史无前例的这个时代，有必要在人类亲手构建的经济系统的终极产出能力和环境承受能力之间达成谅解。”这是《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最初的期望，现在看来，谅解似乎仍未达成。

　　长期有多长

　　西方近代文明史中，有两句极其著名的话，一句被视为臭名昭著，另一句则被众多学者和政客奉为圭皋。前者是骄奢淫逸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说过的，“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后者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的，“在长期中，人都是要死的。”

　　在我看来，这两句话的实质颇为相似，只不过是用不同的形式把人类的短期自利行为进行了定义。当然，语气表达上温和很多的凯恩斯在其中遗留了一个技术性问题——长期到底有多长？

　　由于丹尼斯·梅多斯等人都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系统动力学小组的成员，因此在进行“增长的极限”的研究项目时，主要使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和WORLD3 计算机模型对世界人口和实物经济增长的原因及其所导致的后果进行连续性的跟踪和分析。在《增长的极限》出版后的30 多年里，作者们先后在1992年和2002年两次进行了修订，修订版在原有核心理论不变的前提下，把最近更正的经济数据与早前研究小组通过WORLD3 计算机模型预测的情况进行对比。

　　增长的极限曾经是遥远的未来，但今天它们已经广泛存在；崩溃的概念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但今天它已经进入公众谈论的话题，尽管它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假设性的和学术化的概念

　　“对那些相信数字的人，我们可以报告一下，WORLD3模型高度总量化的各种模拟场景在30 年以后仍然表现出令人吃惊的精确。2000年世界人口的数字（从1972年的39亿增加到大约60亿）跟我们1972年从WORLD3模型标准运行中预测到的数字完全一样。并且，模拟给出的全球粮食产量的增长情况（谷物从1972 年的每年18亿吨增加到2000年的30亿吨）也与历史数据吻合。” 《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满怀失望地感叹自己的预测得到了验证。

　　尽管《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在第1版中就频频使用“过冲”（Overshoot）一词来形容已经大大超过地球承载量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并第一次提出了地球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的观点，进而对人类社会不断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和警告。但由于当时正是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社会身处“二战”后的经济黄金增长周期的顶峰，西方主流社会弥漫着浓厚的乐观情绪。直到该书出版一年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到来轻易地击碎了黄金增长周期的事实，所谓主流的西方经济学者和政治家才开始意识到问题似乎存在，不过更多的人对此仍然抱以质疑和批判态度。

　　丹尼斯·梅多斯等人用大量数据和计算模型来说明，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五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呈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如果目前人口和资本的快速增

　　长模式继续下去，世界将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

　　当然，由于丹尼斯·梅多斯率领的研究小组专业背景所限，因此无法真正给出造成这一后果的更深层次上的政治经济学原因。我们不妨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前院长莱斯特·瑟罗的名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找到一点注解，在论及美国政府为何无法缩小美日贸易逆差的时候，瑟罗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政党政治型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的时间条件（最多4 年）和终身行政的日本贸易谈判代表的时间条件不同，日本人只要用拖延的办法总能赢得双边贸易谈判的胜利。最终，美国人为了在下一届竞选前宣布谈判的胜利，便会同意一个纸上的方案，此方案可以让他们宣称胜利，同时日本的贸易顺差丝毫未动。3 个月后，大多数美国人对此已不再关注了，日本谈判代表回到东京悄悄地举杯庆祝，确保日本的公众知

　　道谁真的‘赢’了。”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都是政党政治型的，因此在决策上很难实现真正的长期一贯性，像丹尼斯·梅多斯等人在《增长的极限》第1版中所预测的40多年后将到来的所谓“极限”很难成为当时执政者要优先解决的问题。问题似乎又回到了“长期有多长”的老路上去，然而一个又一个极限征兆的出现，很可能会改变执政者解决问题的原有排序，由于环境意识在选民中的普遍觉醒，使得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现在已经和增长的重要性等量齐观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期已经没办法再“长”了。

　　可持续发展与文明复兴

　　事实上，早在《增长的极限》问世之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反思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并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干预。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Karson)在潜心研究美国使用杀虫剂所产生的种种危害之后，于1962 年发表了环境保护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这也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在经济增长至上时代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卡逊向世人呼吁，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发展道路容易使人错认为是一条舒适、平坦的超级公路，而实际上，在这条道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岔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岔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以保住我们的地球。当然，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卡逊没有确切地提出这“另一个岔路”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但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先行者，卡逊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自身行为和观念的深入反思。

　　由于《寂静的春天》所引发的巨大的民众压力，被迫开始正视环境问题的美国政府斥资加强农业投入品的管理，法律规定所有农药必须在联邦农业部登记注册，农场主必须经过培训拿到合格证书才能使用农药，联邦农业厅拨款对农产品农药残留普遍检查分析，严防农药污染环境。这也是环保主义者们所取得

　　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此后不断涌现的环保主义著作和日益升温的环保主义运动迅速波及全球。《增长的极限》曾一度成为当时环境运动的理论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环境运动的开展，其中所阐述的“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也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这一场可以称之为“文明的复兴”的运动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联合国成立了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H. Brundland)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以制订长期的环境对策，帮助国际社会确立更加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经过3年多的深入研究和充分论证，该委员会于1987 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经过充分论证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注意力集中于人口、粮食、物种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在系统探讨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

　　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之后，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提出把人们从单纯考虑环境保护的角度引导到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相结合，体现了人类在可持续发展思想认识上的重要飞跃。

　　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今天，阅读这本最新版的《增长的极限》不仅重要而且紧迫。近日，我国在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方面出现的两个“不降反升”的数据，引发了广泛的忧虑。根据最新披露的《2006 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公报》显示，上半年我国单位GDP 能耗同比上升0.8%，按照“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明确要求，2006 年全国单位GDP能耗要同比下降4%。再有，根据对我国1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最新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我国在2006 年上半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2%和5.8%，同样未能达到先前制定的控制目标。

　　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大约10 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倍。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它告诉我们所谓增长的极限绝对不是杞人忧天。如今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其背后不仅仅是大规模低成本劳动力，更要命的是对资源和环境的极大消耗甚至破坏。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增长的极限》不再是一种寓言或者警示，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事实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