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意大利侧记(3)：夕阳下的那布勒斯 -- 风雨声
那布勒斯名字来源于希腊文,就是城市的意思，这里首先是希腊人征服的地方。那布勒斯离罗马不远，记得两三个小时的行车距离，是意大利第三大城市。面对着地中海的Tyrrhenia Sea，当年是意大利人背井离乡去新大陆的主要港口。
不知道是否是心理原因，觉得天气越来越暖和，也觉得离黑手党的地盘越来越近。美丽的那布勒斯名声远扬，MAFIA也是其名声的一部分，它是离西西里最近的大城市。意大利人对黑手党看法得看他是什么地方来的，北方人说MAFIA讹诈勒索杀人越货，是罪犯，发誓要将其斩草除根；不少南方人却宽容得多，说那只不过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a stronger sense of community，他们有权捍卫自己的传统。这争论有点象当年中国人争论姓“资”姓“社”的劲头。
每天下午开完会后我就去海边散步，夕阳西下，晒着暖暖的阳光。那布勒斯确实很美。海边的街道并不宽，陈旧但精致，大多人的门前种有花草。
我东张西望走在街上，街上的行人不多，这里的东方人看来更少。一群小孩子在街上玩耍，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我走过来。等我走远了，他们在身后又蹦又跳争相大喊：“JAPANO， JAPANO...” 当我转过身去，他们便突然停下来怔怔地看着我，我远远冲他们笑笑就走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后来我在别的地方遇到类似的情况，总会走过去告诉他们我是从中国来的，中国是一个美丽友好的国家。
地中海边的城堡
离饭店不远的地方，我就看到城堡，修建在一个离岸边很近的小岛上，一条小桥连接到岸上。走进城堡中，光线顿然暗下来，除了楼梯和又厚又重又冷的墙，什么都看大不清。如果旁边没有别的游客，真渗地慌。城堡外面的墙一般是石头，里面也有泥筑的。城堡底下还有一层关犯人的，又深又潮，真能想得出来。沿着石阶爬上顶层是炮台，这就是当年城邦国家的国防力量了。
Nuovo城堡始建于于1279年，同一年蒙古人攻陷临安，灭掉了南宋最后一只军队，中国一个王朝终结。宋朝时期我们的城市大多富甲天下，“参差十万人家”，也是我们盛极而衰的开始。Castle Nuovo开始体现贵族品位，那时欧洲人已经开始告别蛮荒，慢慢地觉醒，走向文明和强盛。这个城堡大概可以算一个明证，
(CASTLE NUOVO)
那布勒斯据说是发明了PIZZA的地方。市中心是Piazza Plebiscito广场，背景是圣弗兰西斯科大教堂。广场的旁边一条窄窄的街道，沿街而上行人熙熙攘攘，穿梭于为数众多的商店，尤其卖鞋的多。意大利人对自己做的时装和皮鞋有着深深的自豪。他们的质量和品味赢得天下顾客的尊敬和颧顾，盛名之下，其实的确相符。在这里买鞋挺便宜，三四十美元可以买一双内外皆皮做工精致的鞋，端庄大方，我遗憾自己当时有些小气，否则应该学习一个美国人买一大箱子打包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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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臭名昭著的黑手党了.
他们挺潇洒，11点的会议12点才悠闲地到场；他们活得很轻松，“悠着点”是赠给朋友一个口头禅。他们对时装、皮鞋、咖啡却如此认真，绝不敷衍。就象中国的叔叔舅舅和爱斯基摩人的雪，意大利人的面条和咖啡有无数种名称，让一个外来文化的人很难分清楚过谁是谁。满大街的面条店和咖啡店比红绿灯还多，浓郁的香味把意大利的大街小巷织成一个个温暖的栖居地。
也许因为我们曾经有过汉唐盛世，我对罗马帝国的传人充满了好奇，我想知道他们的眼睛中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人的观点大概就象他的鼻子一样，每人都至少有一个，跟了解与不了解没多大关系。很难把一个观点强加给所有意大利人。我打过交道的意大利人顶多不过一打。在我和主人的交谈中，我希望他们能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和他们认为的意大利人的普遍观点。
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和中国人打过交道，对中国人有什么印象。其实中国人在意大利基本上指的是温州人，甚至大部分都是青田县人。在意大利的温州商帮大多集中在意大利的北部工业城市，尤其是米兰。让我有些吃惊的是所有我问过的人，不论南方人北方人都给了我相似的回答。他们大多没有和中国人打过多少交道，但是对意大利的中国人有很深的印象。意大利人开玩笑说中国人有两个特点：
一、他们从来不说意大利语。
二、他们永远都不会死。
不说意大利语能明白，不会死是什么意思？
意大利政府发现米兰有很多中国人年龄都超过了100岁，后来调查这些中国人怎么保持长寿的。结果才发现，很多中国人死后，另一个中国人冒名字顶替他的身份，这样“他”可以活好长时间。由此混进了很多非法移民。再问他们还知道别的关于中国的事情， 一般不大知道了。
我又问他们对罗马帝国的评价，怎么看待自己的那段灿烂的历史。我感到他们言语间的自豪。他们告诉我罗马建立了世界最早的民主政体。罗马帝国曾经是大半个文明世界的中心，疆域之大，无人匹敌。今天的世界处处见到罗马给整个世界的印迹。我说后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意大利今天很小，难道没有一点伤感？
大多数人会给我画一个简单的意大利版图，象一只靴子。他们说虽然罗马人曾经统治世界，但是那不勒斯也曾经被希腊统治，意大利南方曾经被西班牙统治居民至今还讲西班牙语，二战后意大利也被盟军占领，疆域在不断变化。有哪个国家的领土上千年来一成不变？这个世界在不停变化，罗马人曾经是世界的主人，中国人也曾经征服世界，西班牙也曾经征服海上，盎格鲁萨克森人今天崛起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不必耿耿于怀，世界和历史是个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们越来越有智慧，懂得理解生命的意义。意大利现在挺好，也不是特别怀念罗马时代，只要每个意大利人活得都高兴，受到人们的尊重就挺好。
那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
多年以后我到美国读书，和我的意大利朋友长谈旧事，他基本重新应证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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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忙考试，接下来要忙PROJECT， ASSIGNMENT，然后又要考试。。。
不过，还是常上来潜一会水，怕错过好文章。匆忙间，也不敢吐泡，这不，把老朋友都冷落了。多包涵！^-^
等着见你的好文！先行谢过！向记者风雨声同志敬礼!!!
《意大利与中国》
一部全面探索意中关系史的名著
沈定平
当代意大利著名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和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撰写的《意大利与中国》中译本的问世（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版），为我们展现了这相距遥远的东西文明古国间二千余年交往历史的画卷。其中，既生动地勾勒了15世纪前东方文明处于强势地位时，彼此间最初的接触和朦胧的印象，丝绸贸易的兴盛，及意大利商人、传教士与使节络绎往返于蒙古帝国的情景。亦如实地描绘了16至18世纪当东西方文明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主要通过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而进行的和平与较为平等的文化交流的盛况。更概述了19世纪以后西方文明凭借船坚炮利强加于中国期间，意大利对中国的不平等的外交事件，中国仁人志士从赴欧洲考察和意大利建国复兴中所领悟的摆脱民族屈辱的改革之路，以及两国人民之间愈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据该书中译本序言所说，从古代罗马与汉朝开始接触至清代初期，即中西或中意交往前两个阶段的历史，是由德高望重的白佐良先生撰述的。而清朝中叶到民国初年，亦即前面提及的第三阶段的史实，则经年富力强的马西尼先生精心编纂而成。由此构筑出学风严谨、搜寻赡洽、叙事畅达且启人睿智的一代名篇。
欧洲汉学家那渊博的学识，勤于搜求与精于考订资料的功力，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知道，欲追寻早期意中交往的历史，须长年在浩瀚的中外古籍中爬梳与鉴别，是一项极具语言和史学素养的开拓性工作。白佐良先生不仅以其对欧洲历史和语言的深刻了解，从古希腊、拉丁与早期意大利文典籍中，收集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以其深厚的汉语功底，从中国古代文献和考古遗迹中，发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线索。仅就该书征引的中文资料出处来看，可知涉猎的范围已经涵盖正史（《汉书》至《明史》、《明实录》等）、野史（《笔记小说大观》）、丛书（《昭代丛书》、《四库丛刊》等）、文集（《秋涧先生大全文集》、《陆子全书》）等、载记（《诸蕃志》、《筹海图编》等）、文献目录汇编（《四库全书总目》、《清朝文献通考》等），乃至考古发掘（元代扬州拉丁文墓碑）、图画（《三才图会》、故宫博物院藏画）、《道藏》及传教士撰写的中文著作等诸多方面。
正是在此搜罗广博和考订精当的前提下，白佐良先生在书中梳理出自古罗马帝国与汉朝开始接触以来，意中之间在贸易、外交、宗教和民间交往的清晰可辨的历史线索。这其中，如从《道藏》中发现蚕子西传后罗马帝国丝绸技艺日臻优雅的记载，考证宋代赵汝适《诸蕃志》有关斯伽里野岛乃意大利西西里景致的描述，以及援引扬州明意大利商人家族曾在元代中国生活的事实，凡此都是过去中国学者极少闻问，而又是书中论证十分精彩的地方。
非特止此，作者还针对历来中西关系史上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申述了自己的意见。例如，对近些年中外学术界流行的所谓公元前中国军队将攻占中亚郅支城后俘获的百余名罗马士兵移往甘肃省建立骊?Τ堑目捶ǎ?作者依据西方记载、地理环境和时间迁延等因素，作出了否定的推断。又如，作者虽像以往的中外学者那样，谴责了蒙古帝国扩张初期对中国和欧洲的战争破坏与杀戮，但同时亦明确指出，随着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和平”时期的到来，缩短了长期以来一直阻碍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进行直接接触的巨大的地理距离，使东西方之间的首次接触真正得以实现，其历史功绩不应抹煞。再如，就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问题，作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且从《游记》成书环境不理想，搀杂了并非马可本人的思想，以及联系马可本土的习惯和生活在蒙古人中间见闻受限制等原因，对于《游记》缺乏中国长城、茶、汉字和女人小脚的记载，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最后，过去中外学者认为欧洲至18世纪方才出现“中国热”，而作者通过对介绍中国情况的传教士的书信、报告和著作在欧洲、意大利流传过程的考察，指出这种对中国的狂热在欧洲一直存在，17世纪便是“中国热”最强烈的初期，18世纪发展到高峰。诸如此类的议论、分析和推断，为使中意或中西关系史置于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当代，一部高品位的中外关系史，不应只停留于对某些具体史实的搜集、考订和阐述，而须联系世界历史进程，深入揭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间的交往，在彼此的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作用与影响。在这方面，该书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马西尼先生在论述意中关系的近代部分时，首先，并不回避“被西方新列强拖着走的意大利”，在中国推行的扩张和征服政策。如胁迫清政府企图租借浙江三门湾未遂的外交事件，及参加八国联军获取赔款和天津租界等侵略行径。其次，概述了自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迫开放以来，东西方之间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显著变化。如清朝帝国的沦落使欧洲人迅速抹去了过去对中国热情描绘的理想化的痕迹，而代之对中国平民百姓落后的风俗习惯最冷酷无情的描写，以此证明西方文明的优越。于是，所谓中华文明的静止性特征，便经常成为欧洲评论家抨击和嘲讽的主题。与此相对应，日渐增多的中国人赴欧日访问留学，及西方书刊在中国的出版流行，使中国人在痛感侵略威胁的同时，对西方文化和居民形象的认识亦有了深刻的转变。从最初为先进技术与异国风俗所吸引，到认识西方的强大正是基于其政治和社会制度，进而领悟中国必须变法图强才有出路。而此时积弱积贫的意大利通过复兴运动摆脱强国桎梏而独立的经历，使正在替中国寻求出路的先进人士深为敬佩和鼓舞。
为了凸显这种文化交流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作者撷取了几位颇具典型的历史人物，揭示他们不断深化的思想旅程。如首位中国驻外代表郭嵩焘通过考察相信，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并非要报复西方蛮夷，而须使中国更深入地进行革新。这在那闭目塞听、仍以中国文化为傲的保守的氛围中，不啻认识上的一个转折点。又如稍后中国驻外使节薛福成在欧洲停留期间，沿着郭嵩焘的思路继续探讨，发现西方技术和贸易的强大正是基于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于是得出中国制度需要进行彻底改革这更新的认识。再如因维新变法失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所撰《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及其同志康有为在访欧日记中有关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比较，不约而同地对意大利复兴时期的事件与杰出人物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认为既然在地荒人多、少用机器、古国旧俗和工商未盛方面，意大利与中国大体相同，那么意大利之变法中国亦可采择，亦可恢复昔日光荣的盛况。这种对为中华复兴而彼此传承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的揭示，正是该书高品位的明证。
据我所知，这两位任教于罗马大学的作者，都曾有过担任外交官的经历。由此在字里行间，既渗透着学者的严谨和求实精神，又传递着外交家因阅历而磨练出的豁达与睿智的思考。关于前一种特征我们在介绍中已多有领略，至于后一种信息则集中反映在该书的总结部分，即被称为《子不语》的最后章节。
执笔者白佐良先生，以丰富的人生阅历，从东西方日常生活中一些细节的比较谈起（如形体、家庭、食物、音乐剧等），引申出一个民族在深为其文化传统自豪并颂扬优越性的时候，如何克服民族虚荣心和潜在的偏见，以开放的心志去接纳与适应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这十分严肃的问题。从而使全面追溯意中关系的历史叙述，跟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紧密联系起来。作者坦言，中国人与其他民族没有什么两样，都需要警惕和防止过激的民族情绪。文中对某些缺点的针砭、批评，应视为这位与中国有着数十年情谊的老人善意的表露，亦可作为于去年辞世的异国友人对其第二个祖国人民的临别赠言。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The End of a World
Pictures of a lost Empire
Giuliano Bertuccioli
When Fr. Nani arrived at Hanzhong in 1904, China’s millenary Empire was in full decline and seemed close to an end. The various wars waged during the previous century against overseas invaders ?C Europeans as well as Japanese ?C had resulted in disastrous defeats and deep humiliation, even if they had only dented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 Empire which for centuries had regarded itself at the centre of everything, above every other nation, was eventually forced to give in to yield territory and acknowledge the superiority of foreign nations no larger than its provinces, that it would once have treated as tributaries. Huge damage was caused by a number of bloody internal revolts, central as well as peripheral, which depopulated whole regions, destroyed prominent wealthy towns and drained the country’s resources. As a last proud effort, the Boxer Rebellion attempted to shake off foreign aggression, hoping in vain to move the clock a hundred years backwards. But the Empire was invaded, its capital humiliated by occupation, and it was forced to sign even worse dishonourable conditions.
One wonders how, despite such repeated blows the Empire had resisted, why it did not fall much earlier. Many answers can be suggested, but two in particular deserve mention. The sheer extension of the Empire made sure that no single Western nation could attempt occupation single-handed, while rivalry prevented any joint action to this effect. Furthermore, the ancient bureaucratic framework of the Empire was able to hold it together and acted as a catalyst. Its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was kept still running for a long time, as it had been for centuries earlier, by a class of bureaucrats ?C the mandarins ?C senior state officials who were selected through extremely difficult examinations. «Emperors and invaders pass by, but mandarins remain... » was repeated at every change of dynasty, at every invasion; without the mandarins the Empire would have ended much earlier, just like the Roman Empire. Despite their many defects, they were in fact held together by an extraordinary corporate feeling and by the bold, arrogant knowledge that they constituted the pillars on which the state rested.
But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mandarins was held for the last time in 1904. The following year this age-old tradition of state exams was abolished so that the Empire would no longer be administered by civilian mandarins chosen for their brilliant yet useless literary and Confucian learning, or by military mandarins selected through archery and weight-lifting tests suitable, at most, for recruiting the leaders of a Medieval army. Mandarins were only useless remnants and the Empire, in order to survive, had to renew itself, get rid of these incompetent bureaucrats and replace them with a new class of administrators, a new type of officials. But where could such skilled individuals, loyal to the Empire and driven by a deep commitment to the State, be found? The reforms were too hasty and came too late to yield the expected results. The Empire’s fall came only a few years later, in 1911, brought on by the selfsame new class of soldiers to whom it had committed its future, and China entered a long period of civil war, without a central government, at the mercy of the army; the country was ruled by the warlords, that is the military leaders who had established their personal control over each province.
Father Nani arrived in China just after the abolition of state examinations and of the mandarinate had marked the end of a whole age. The demise of the mandarins brought about the end of many other traditions and customs; it also started a troubled and distressful process of change destined to carry on for decades. The society of imperial China had always relied on the strict principles of Confucianism, which favoured stability and order, separ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social classes (peasants, artisans, merchants, literati), respect for the hierarchy, gender divisions and the submission of women. But Confucianism was no longer a state doctrine or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classes had to accept a new middle ?C class of merchants from the coastal towns, educated in the western manner; the hierarchy was thrown into disarray; gender divisions, which entailed the inferiority of woman, were upset.
From 1904 to 1914 Father Nani was confined to a part of inner China still strongly governed by tradition, where with his camera he captured the last images of a dying world and witnessed the first changes. He recorded everything: male and female portraits, both posing and during everyday work, festivals and ceremonies, both joyful and sad, the monuments of a civilization anxious to deny itself and thus destined to disappear out of neglect and carelessness, the humanitarian work of fellow?Cmissionaries. His precious photographs bear witness to a world which disappeared less than a century ago and yet seems ages away from present?Cday China.
Father Nani ended the age of the great photographers and pioneers who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onwards, regardless of endless difficulties and using makeshift equipment often in dramatic conditions, recorded aspects of China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unknown or restricted to the descriptions of travellers. An Italian photographer, called Felice Beato left some dramatic pictures of the battlefield just after the taking of the Dagu (Taku) forts and a few views of Peking, including one of the beautiful city wall, the only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an exceptional monument which was regrettably destroyed after 1950.
So we can proudly say that both the first and the last great photographer of imperial China were both Italians. But while Felice Beato’s name is known by very few Italians and the original copies of his photographs can be found only in the American and English museums that fondly preserve them, the work of Fr. Nani never left Italy.
http://www.artmuseum.gov.mo/italy2001/english/intro_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