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二战中日本陆军的对华经济作战——真假法币之战(完) -- luckyman

“杉工作”与登户研究所

日军针对中日之战的长期化趋势而展开的经济战略研究，始于1937年底。之后，在1938年12月，以“策动蒋政权治下法币体系的崩溃，搅乱其国内经济，使该政权在经济上持续抵抗之能力衰竭”为最终目标，正式列为“对支（那）经济谋略实施计划”。这就是所谓的“杉工作”。（译注：文中的‘工作’意指‘展开工作的机构’，‘杉’为其代号）

而在“杉工作”中，实际负责进行伪钞制造的，则是陆军登户研究所。

登户研究所，位于今天的明治大学生田校区内。

其直接的前身，是1937年11月日中爆发全面战争后，于神奈川县稻田町登户设立的陆军科学研究所的分室之一—登户实验场。设立之初，实验场的主要目的是研制与电波武器相关的特种兵器。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长期化，研究设施被不断扩充。自1939年8月起改称“陆军科学研究所登户出张所”，并在1941年6月陆军技术本部改编后，独立为“第九技术研究所”。

登户研究所的组织结构中，包括研究电力、光学、音响等物理攻击手段的第一科（小有名气的气球炸弹和杀人光线武器就出自这里）；主攻毒药、细菌、特种炸弹等生化武器的第二科（也负责开发打火机型照相机等间谍武器）；专攻对华经济战略的第三科；和负责实验并对陆军中野学校进行实用指导的第四科。法币伪钞的生产与使用，自然是由第三科主导的。

负责在现场指挥法币伪钞印制的，是第三科长主计少佐山本宪藏（译注：主计少佐=负责管理后勤工作的少校军官，山本后升为大佐）。山本于1921年毕业于陆军经理（译注：经理=财会）学校后，因其曾进行针对中国货币制度的研究而被配属到陆军参谋本部第八课（负责谍报与阴谋活动）工作，并在同年夏天，转为登户研究所第三科长，开始全面负责“杉工作”。

当初，陆军要求日本政府中的内阁印刷局全面合作，但出乎意料的是印刷局方面坚决抵制以国家机构参与到印制伪钞这一犯罪行为中去。最后，双方各退一步，妥协为印刷局派遣技术人员以个人身份配合陆军工作。此外，在受到陆军的强力施压后，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等民间企业也派出了大约250名印刷、造纸方面的专家配合工作。这些人以“保密费”的名义获得了相当于原工资25%的额外奖金……

由于动用国家机器伪造敌国货币这一行为显然是见不得光的，因此第三科的活动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最高机密。位于今天的明治大学五号楼中的“机密印刷局”，除了研究所所长、陆军中野学校（译注：日本陆军设立的特务学校，用于培养敌后作战的骨干人员）相关人员和印刷局工作人员外，外来人员严禁出入。

“杉工作”伪造的对象，除了法币纸币外，还有被用于对印度谋略活动的卢比和美钞（曾被少量用于澳门），甚至还有用于苏满边境渗透工作的伪造苏联护照。但是，从第三科整体的活动来看，主要任务还是伪造用于中国大陆的法币。

在“杉工作”展开活动的1939年前后，面值1元以下的法币主要由香港的中华书局和大东书局负责印制；而5元、10元等高额纸币，则由伦敦的德纳罗印钞公司（中央银行券和中国农民银行券）和美国钞票公司（中国银行券和交通银行券）负责印制。

这些在英美两国印制的高额纸币，均采用了正反两面的精密凹版印刷，并有多色复合凸版印刷的底纹。

传统的印刷机，在印制多色底纹时，需要分别使用单色母版多次印刷，而复合印刷机则可以一次性印制多种底色，有利于减少印刷次数，提高速度并降低成本。并且，由于在不同底色交界处会产生微妙的渗漏效应，其印刷效果相当独特。以当时日本国内的技术，反复多次进行单色印刷的话，显然无法实现法币大面值纸币的印刷效果。

此外，德纳罗印钞公司印制的中央银行券，除了在主要部分采用了精密的凹版印刷外；还运用当时的最新技术在空白部分准确地加入了水印标志；并且使用造纸过程中混合了染色绢丝的“毛纸”进行印刷。这些，对于参加伪造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山本首先从设备的采购入手，他毫不吝惜地投入了大量对当时的日本尤显珍贵的外汇，通过秘密渠道购买了德制的复合凸版印刷机。其金额换算成今天的货币价值的话，高达数亿日元（译注：一说为3亿3000万日元）。

当然除此之外还购买了其他许多造纸、印刷专用的最新设备，它们都被秘密转运到了登户研究所。

历尽千辛万苦的技术改良

就这样，“杉工作”开始全面展开。

最初的仿制对象，是德纳罗印钞公司的产品。如前所述，德纳罗印制的纸币上采用的水印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是通过纸张厚度的微妙变化来表现图形图案的。而在登户研究所，来自印刷局的工作人员以工作上的保密义务为由，坚持抵制军部的命令拒不合作，一直到日本战败，这些印刷局出身的技术人员都没有向军部提供水印技术。

因此只得依靠来自民间的技术人员，通过反复试验勉强找出一种印刷效果较为接近的水印实现方法。但与印刷局的印制水平相比，仍然相去甚远。

并且，母版的雕刻也是困难重重。

用于纸币印刷的凹版，在原版刻制过程中，每毫米范围内都会被刻入将近10条纹路。这些纹路，就像指纹或声纹一样，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会显著反映制作者的雕刻风格。而通过翻拍真实纸币再反刻出来的复制母版上，刻出的线条显然有欠清晰。用这样的母版印制的伪钞，一眼就能被分辨出来。

并且，纸币上印刷的人物头像（法币上印的是孙中山头像）只要稍有区别，很容易就会引起使用者的注意——这也正是自古以来纸币多以人物头像作为图案的最大原因……

由于以上诸多原因，1939年底试制的第一批5元券，与实物相去甚远。

到了1940年夏天，随着不断的技术改良，总算达到了在最低限度上可称为“精巧的伪钞”的水平，并开始了批量生产。为此，还专门从当地的女子高校召集了25名女生，负责伪钞的“旧化”工作。她们的工作就是将伪钞揉皱、弄脏，以减低被看穿的可能性（无独有偶，纳粹德国伪造的5英镑纸币，也都经过了这一工序）。至此，登户研究所批量生产的法币伪钞，正式登台。

图3 法币5元券（上）与登户研究所制作的伪钞（下）的对比。通过使用最新式的复合印刷机印制，底纹已经达到几可乱真的地步，但在细节上两者之间仍有不少差异。除了图像整体的尺寸、编号的字体都有所不同之外；中央圆弧内印制的蒸汽机车图像上，凹版雕刻的线条差别较大。真品线条细腻，而仿制品上就显得较为粗糙，整体上给人以模糊不清的感觉。

不过，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法币伪钞虽然在史书中多被称为“相当精巧的伪钞”，但在对纸币印刷过程有所了解的业界人士看来，仍然是问题多多的。而且在实际的流通中，许多普通的中国市民都能准确地分辩出其真伪。这就像今天在电视节目中反复出现的所谓“精巧的伪钞”，在专家眼中往往不值一提一样。（译注：随着彩色打印机和扫描仪的普及，日本国内曾发生过多起个人伪钞案。新闻报道无不将其称为‘精巧的伪钞’，而事实上大多是个人出于好奇用家用扫描仪和彩喷印着玩的……）

为了能够生产更为逼真的伪钞，山本等人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他们的烦恼，最终却由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了解决。

图4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接管了当地的印刷厂。在九龙的中华书局，日军获取了最新的转轮印刷机和法币的半成品及母版；而在商务印书馆也找到了母版和不少实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占领了英属香港。在此，日军接管了原本负责印制“正版”法币的印刷厂，将印刷机和法币半成品一股脑地搜刮一空。而困扰登户研究所三科已久的水印问题，也有了很大起色——日军占领爪哇岛后，同样接管了岛上的班顿造纸厂，该厂的技术人员取代了日本内阁印刷局的技术员，对从事“杉工作”的民间技术人员提供了技术指导，使其水印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并且，还有一艘载运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法币半成品的美国货轮，被德国潜艇拦截并捕获，后被完整地移交给日军。这对“杉工作”来说，无疑是另一大意外收获。

就这样，在相关人员的努力工作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1942到1943年间登户研究所生产的法币伪钞与早期产品相比终于有了很大的进步，接近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http://www.cchere.com/article/154272

精巧的伪钞Vs通货膨胀=废纸？

登户研究所印制的伪钞，主要通过日本陆军的“御用商人”阪田诚盛和陆军的特别工作组“松机关”（由陆军参谋冈田义政中佐指挥，亦曾被称为‘阪田机关’）散布到中国大陆。

阪田其人1900年生于和歌山县田边市，后赴大陆，于1928年毕业于北京民国大学。1930年，进入陆军参谋本部调查班（译注：调查班=调查组）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尉官待遇服务于关东军参谋部，并兼任满洲国自治指导部训练所（后来的大同学院）的教官。

使他一跃成名的，是1933年的热河作战。当时，他创立的军需物资运输机构“阪田组”承包了关东军的全部军需运输。

之后，阪田组的业务被满铁（满洲铁路）接管，阪田本人则摇身一变成了“实业家”。当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因为他在满洲的工作经历得到高度评价，而以佐官待遇重回参谋本部工作。为进行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战，由他出面成立了资本金1亿日元的诚达公司等3家公司（共有53处分公司）。

并且，阪田本人还通过迎娶青帮要人之女为妻等手段，深入了上海的黑社会，与青帮头子杜月笙来往甚密。

杜月笙，于1888年生于苏州，幼年时父母双亡，13岁即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后以法租界为据点，通过贩卖鸦片、经营声色场所和绑票等非法生意崭露头角。

在此过程中，他与身为国民党新星的蒋介石意气相投，在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中镇压了周恩来等指挥的工人暴动，并成功地将共产党势力赶出了租借区。因此功绩，他在蒋身边的地位更加巩固（可笑的事，他竟然还是蒋任命的上海禁烟局长！），坐上了上海黑社会的第一把交椅。其势力即使在抗战爆发后也依然健在，人称“上海夜市长”。

阪田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与杜月笙的关系，大肆散布登户研究所印制的伪钞。

整个流程是，先由陆军中野学校出身的特务经长崎将伪钞运到上海，然后使用伪钞购买物资，而阪田自身销售的物资则收受真正的法币。因此，他的交易不但散布了伪钞、以零成本获取大量战略物资，还顺带进行了洗钱操作。

通过这一渠道在大陆流通的伪钞，一说高达25亿元（先后印制的伪钞面额达到了40亿元）。

不过，散布如此大量的伪钞究竟是否对中国经济造成了相应打击呢？这一点留下了很大的疑问。因为中国大陆的通货膨胀情况在开战后迅速恶化，其速度远远超过了伪钞作战计划中日军估算所能获得的效果。

在日中开战的1937年，市面上流通的法币约为15亿元；到了1941年，这一金额上升为150亿元；而到了1944年，竟高达1900亿元。

光从数字上，也许还无法体会到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但从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变迁即可见一斑。

图5 能够说明战时中国大陆通货膨胀形势之严重的附捐邮票。左边是印制之初的面值3角3分加捐款3角3分的邮票；右边则是实际发行时加印了面值、附捐额均为10元的邮票。

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化，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难民。为此，重庆政府在1941年计划发行附捐难民救助金的邮票以募集救助款。因在战时条件下工作进展缓慢，这套邮票实际发行时已是1944年10月了。其间，由于通货膨胀，按原价发行附捐邮票显然已经毫无意义。因此，国民政府最终发行的是加印了面值和附捐款的邮票。

这套难民救济邮票共有6种。这里介绍的是原面值、附捐款均为3角3分的邮票。而在实际发行时，面值、附捐款都被加印为10元。这是原面值的30倍，由此可见当时通货膨胀形势之严重。

在此情况下，日军费尽心机伪造的5元、10元法币，很快就变为形同废纸的小面额纸币，根本无力达成“通过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挤垮中国战时经济”这一原始目标。

在1939年，中国方面还曾颁布了“日本伪造纸币取缔方法”和“日本人伪造法币对应方法”等公告，呼吁在流通中取缔伪钞，而后来，却默许了伪钞的流通。在他们看来，日本人愿意“免费提供”印制时颇费成本的小面额纸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是求之不得的。

1945年日军战败后，耗费巨资展开的“杉工作”和登户研究所，在未能完成使命的情况下就此被从历史上抹去，研究所内储存的伪钞也被全部处理一空。

而在中国大陆流通的伪钞则继续流通下去，在通货膨胀后空前庞大的法币经济体系下成了沧海一粟。在大陆神通广大的阪田撤离中国时，将所有的个人资产都留在了大陆，一时被传为“美谈”。其金额据说高于当时日本全国的国家预算，但其中究竟混杂着多少伪钞，却再也无人知晓了。

中国大陆上淹没了“杉工作”所有战果的通货膨胀，在抗战结束后依然不止，到了1949年，终于将抗日战争的胜者蒋介石政府，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主要参考文献：

《伪钞的世界史》 植村峻

《陆军登户研究所》 海野福寿等

《阪田机关出动——不为人知的对支谍报工作内幕》 熊野三平

《陆军伪钞作战》 山本宪藏

《British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Far East》 E.M.Gull

《Currency and Coerc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J.Kirshner

看到一个说法，一个国家的纸币印刷，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印刷和造纸的最高水平。

回在这里就抢到沙发了。

的确，货币印刷代表着该国印刷技术的最高水平。

搞不定的时候就只能靠“外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