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二战中日本陆军的对华经济作战——真假法币之战(完) -- lucky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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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1日，一套全新设计的日银券（日元纸币）正式投入了流通市场。

时隔20年来再一次投入全新的纸币，纯为阻止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日渐精巧的伪币肆虐于市场。而所谓的货币史，事实上就是一部与伪币不断斗争的历史。

伪造货币，被称为是一种“很不划算的犯罪”。货币的印刷，是一种大规模的国家行为。要想印制出能够骗过专业人员犀利眼光的伪钞本来就相当困难，更何况一旦事败，还必然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但是在日本史上，曾经以空前（希望它也是‘绝后’的，但这可不是笔者能够保证的……）规模进行过这么一种“不划算的犯罪”的，恰恰正是日本政府本身。

这就是在侵华战争背景下展开的，被称为“杉工作”的针对中国货币的大规模伪造作战，这一貌似“并不划算的犯罪”，却在日中战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为何伪造敌国的货币？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最根本的问题。

新版的日元纸币暂且不论，从1984年开始流通的旧版日币中，面额最大的万元日币（日本银行一万元券）的印刷成本是21日元零70分。每张一万日元的纸币，通过流通能够为政府及日本银行带来大约9980日元的差额利益。严格地说，中央银行在账面上的收益应该是对国债投资运用后回收的利益与纸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价，因此实际的收益并不能简单地用加减法来计算。但是从中长期来考虑，发行纸币的获利应该是无限接近上述差额的。

这种发行通货而获取的利益有一个专有名词——seigniorage。

不过，要想让signiorage有所保证，就必须确保印着一万元面值的纸币能够切实拥有相当于一万元的购买力。如果面值10000元的纸币只能买到5000元的货物，那么signiorage就自动减为大约4980元。

在战时，如何削弱敌国的signiorage，使之无法获得持续战争所需的各种物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为此需要做的，就是持续压迫敌国的经济，使之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状态。最常用的手段，是进行经济封锁或对重要产业进行直接攻击，间接地造成与流通货币相对的物资不足状态。

除了上述的常用手段外，如果能直接造成货币流通过剩的状态，也能够加重敌国的通货膨胀。有组织地伪造敌国货币并大量散布，其最终目的也就在这一点上。

不过，只是简单地把伪钞散布出去的话，等它们渗透到敌国的经济圈内，并造成相应的影响，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在以短期决战为前提的情况下，在经济战略上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反倒是直接用伪钞大量收购敌国战略物资的行为，在实际操作中更为有效。这样不但在中长期战略中能够削弱敌国的signiorage，还可以直接打击到敌国的战略物资供应。

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时，法国为了筹集军费，曾经伪造了欧洲各国的货币。广为人知的，就有奥斯特利茨会战之后，法国人接管了占领下的奥地利银行，并直接将印刷母版运到巴黎“伪造”了大量维也纳国家银行券；以及大量伪造俄罗斯的25卢布纸币等案例。

之后的纳粹德国，也曾利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专家”，大量地伪造了5英镑纸币。

图1 纳粹德国伪造的英镑（下）与实物的比较。两者之间在女神像轮廓线条等数处有所差异，真品线条更为清晰。

这些伪钞曾被用于营救墨索里尼的突击行动。仅在战后从特朗河中打捞出来的5英镑伪钞，就有1200万张之多，足见它们使用周期之长、范围之广。

这些伪钞应该对英国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但遗憾的是具体的功效却难以从数量上进行统计。

本文介绍的“杉工作”，是一个足能与上述事例相提并论的大规模伪钞案例。

1930年代后期中国货币的流通情况

为了理解“杉工作”，首先需要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工作对象——当时的中国货币流通情况。

这个话题需要上溯到日中之间展开全面对抗之前的1930年代前期。

1930年代前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所有国，采用了保证现银与纸币之间等价交换的银本位体制。而纸币，则是由大大小小的银行分别发行并投入流通的。

因此，为“满洲国”的建立而与国民政府激烈对抗的日本，希望能迫使中国所持有的现银流向海外，从而削弱中国国内通货的信用度。以至到了1943年，英国经济学家E.M.Gull在他的论文中专门提及“日本政府正在鼓励中国人将银子走私到海外”。

碰巧的是，当时的美国政府为了改善国内的景气，于1934年通过了“银购买法案”，导致国际市场上的银价高涨。

其后果就是中国国内出现了将纸币兑换为现银，并将其贩卖到海外的风潮，国内的储备银开始大量流向海外。这造成中国国内陷入了严重的通滞状态。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开始将民间持有的现银收归国有，以防止银的大量流失，并保证国内货币市场的稳定。

另一方面，为了阻止日本势力对大陆的侵蚀，英国于1935年9月，派出了弗雷德里克•里斯•罗斯作为中央政府的经济顾问。在他的帮助下，自11月3日起实施货币改革，禁止现银流通；指定中央、中国和交通三行（后又加入了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直接与英镑挂钩，成为“法币”；并发出“币制紧急令”，强制民间将现银与法币兑换。此举，最终实现了中国国内通货的全国性统一。

币制改革一方面将现银收归国有，防止银流失海外造成的损失（注1）；另一方面使得流通的纸币成为没有金银等贵金属为支撑的“纯纸币”（无限制法币），阻止了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

对此，日本方面通过横滨正金银行（后来的东京银行，现为三菱东京UFJ银行。当时是外汇兑换的专业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倾销中国货币，试图压低币值。为了对抗日本的经济侵略，中国拉来了美国做庄，由美国政府出面以远高于市价的高价从中国购买了5000万盎司的现银，这笔资金后来成了中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稳定基金。不过，中国从美国获得的美金和黄金并没有运回国内，而是直接存在了纽约。之后中国政府对外汇兑换市场的介入，就在美国人的指导下进行了。

图2 战时中国民众摆设的地摊照片。日军希望通过诱发通货膨胀促使法币贬值，以削弱国民政府征集战略物资的能力。

到了1937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时，美国已经确立了通过从中国购买现银，从而在侧面支撑中国继续抗战的体制。

并且，当中国政府几乎卖光库存的现银后，1939年3月英国又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了1000万英镑的贷款，联手维护法币的流通。

美国政府从开始实施现银购买法案的1934年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的1941年，共从中国购买了超过2亿6266万美元的现银，总重量高达5亿7180万2000盎司（约为16210吨）。按当时的日美汇率（1美元约等于3.45日元）计算，其价值在9亿日元以上。这一数字，远超过了1939年日本的贸易黑字6亿5800万日元。

在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对美英两国的以中国大陆为舞台的经济战早已是如火如荼了。

在广袤的中国大陆上，不论是由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王克敏为主席）发行的联银券（注2），还是南京的汪精卫政权发行的储备银券（由汪伪政权的中央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等根基脆弱的傀儡政权发行的货币，抑或是日军在占领区强行使用的军票都无法与法币正面对抗。

这就是“杉工作”出现时的整体背景。

注1：币制改革之前，现银承担着事实上的通货功能，银的海外流失直接构成国家财产的损失。而改革后，现银与通货再无直接关联，即使被卖到海外，只要能回收相应的外汇，对国家而言就没有损失。

注2：联银券由北京的伪政权所属的中央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虽然随着汪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北京政权随之烟消云散，但联银券却一直流通到抗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