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一 -- 东东山
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口经济学
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一
林毅夫等
2005 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人口未来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对未来发展战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讨会安排四个专题，每场专题由三位学者做主题发言，一位学者进行总结评论，到场学者展开讨论。我们分四期简报报道研讨会内容，本期简报报道第一场专题“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口经济学”的研讨内容。
发展战略、人口与人口政策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我国五、六十年代的生育率约为6，1971年推行“晚稀少”政策和1980年进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后，人口生育率显著下降，直至现在仅略高于1。在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时，我国出现了发达国家高收入时期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2004年60岁以上人口高达12.4%，已超过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
进行国际间比较可以看到两种对立现象。一方面，五、六十年代人口生育率与中国相当的韩国、新加坡、台湾、泰国等东亚经济没有推行人口政策，人口生育率到八、九十年代依然和中国相似。另一方面，印度也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五、六十年代人口生育率也和中国相当，到了70-90年代，它的人口生育率平均每年比中国高出1-2%。如果用印度的生育率作为参考，中国假如没有实行生育政策，人口将比目前多3亿，达到16亿。
对于印度与东亚经济的人口增长差异，有两个假说。一是决定人口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水平。在低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和金融体系不发达，“养子防老”是保障的主要方式。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养老手段增加，“养子防老”的必要性下降。同时，低收入水平下，父母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低。因此，生育率和人均收入水平负相关。二是一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取决于该国是否遵循比较优势。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生育率会迅速下降。
对台湾、印度、韩国、印尼四国的人口生育率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进行研究，用技术选择指标TCI（制造业的人均资本密度与整个经济的人均资本密度的比值，TCI越高越背离比较优势）衡量发展战略，结果显示人均收入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有负向关系，发展战略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有负向关系，发展战略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有正向关系。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人均GDP增长慢。因此，如果没有推行人口政策，人口增长会很快，与印度相似，而不似东亚经济。赶超战略下，虽然投资多，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人口不能充分就业，从而变成负担。因此，我国70年代起实施的人口政策对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应予以肯定。
然而，我国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低收入水平下过度人口老龄化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应当考虑放松现有的“一胎化”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放弃赶超战略，经济发展逐渐遵循比较优势，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升。而且，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2001年加入了WTO，今后不太可能再通过政府干预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赶超产业。未来一二十年，人均GDP仍将高速发展，人口生育率会逐渐下降。因此，如果实施好过渡政策，改变现有“一胎化”政策不会出现人口生育率急剧上升的情形。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人口与劳动力因素
蔡昉（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经济增长来自两方面：一是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土地、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二是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发展的早期，自然资源起很大作用。对于早期的发达国家，土地肥力保证经济增长领先。但由于土地肥力的递减，根据“贫困陷阱”假说，人口增长将使得人均生活水平达到极限。因此，必须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一次转变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将对土地的利用转变为对可再生物质资本的使用。罗斯托(Rostow)、刘易斯 (Lewis)等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工业化核心在于能否将积累率从3-4%提高到10%或以上。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这一转变，实现资本积累。
第二次转变是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劳动力增长赶不上资本积累，资本报酬递减造成增长减慢。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此时的增长核心不再是资本积累，而是全要素生产力（TFP）的提高。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实现了这个转变，苏联因为体制原因没有实现，经济减缓直至崩溃。
东亚经济例外，东亚虽未实现第二次生产方式转变却保持了高速增长。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杨（Alwyn Young）认为东亚模式并没有所谓奇迹，东亚的增长依靠高投入，跟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增长方式一样，不同的是东亚地区的人口红利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因而有更长时间进行调整。然而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最终一定以TFP作为经济增长源泉，亚洲四小龙目前也以生产力提高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中国计划经济阶段的GDP年增长率为3.9%，其中资本投入占2.3%，劳动投入占2.1%，全要素生产率为-0.6%。改革开放时期9.1%的增长速度中，4.1%来自资本投入，2.3%来自劳动投入，2.7%来自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尽管改革开放时期TFP增长较快，但主要是资源重新配置引起的（GDP 贡献率21%），微观效率改进贡献份额很小（GDP贡献率仅3%）。而且TFP增长在部门间存在差异。TFP的贡献率在农业、交通、邮电和通讯行业增长，而在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下降。此外，如果把生产率提高分解为环境生产率和市场，反映减污技术利用效率的环境生产率是下降的。
新加坡、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70-90年代，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源于人口红利的贡献。欧洲移民去新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几乎全部归结为人口红利因素。中国在1982-2000年间，人口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为27%。根据人口红利理论，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出现倒U字型，滞后20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也出现倒U字型。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得快，人口红利来得早，而消失得也快。此外，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率、储蓄率存在正向关系。
根据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中国的总人口将于2030年达到14.39亿的顶点后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 2013年停止增长，稳定几年后开始下降。2013年以前，少儿抚养比下降幅度超过老年抚养比上升幅度，总抚养比下降。2013年起，少儿抚养比趋于稳定，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人口抚养比不再是人口红利源泉。人口结构在1953年是典型的金字塔形，现在已接近橄榄形。根据联合国预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将逐渐下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一趋势将影响劳动力成本。根据美国劳动部数据，中国正规部门工资仅为美国制造业工资的2.9%，民工工资只有2.1%。中国目前尽管拥有低廉的劳动力，也是世界上工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由于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中国需要实现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以生产率提高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因此，未来人口政策需要适当调整。中国的“未富先老”是非自然过程，应该尽快恢复自然倾向。以人口质量提高代替人口数量增加。清除制度障碍，充分利用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此外，中国还没有转入完全积累的模式，也没有把民工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实现这两条可以把2020年的养老负担率从45%降到25%。
中国长期发展目标与人口目标
胡鞍钢（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
中国的HDI在 1950年低于印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数据表明，中国HDI在1975年超过了印度，世界银行数据表明中国HDI增长快于印度，我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力资本增长明显高于印度。此外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预测，中国到2020年HDI继续领先印度。
比较中印两国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来得快，峰值高，消失得快；印度的人口红利来得慢，时间长，对人口结构冲击小。2030年，印度的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将超过中国， 2050年，印度总人口比中国多2.2亿，劳动年龄人口多2亿。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规模和增长幅度都高于印度，差距在不断扩大，2040年中国将高出 1.35亿。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目标，既要提高人均HDI，也要调整人口年龄结构。两方面结合起来，提出总人类发展指数（General HDI, GHDI）概念。
人口发展有规律，它的惯性和长期性的决定人口政策不能是短期的，应当考虑长期至少两代人的时间。人口政策从80年代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符合长期发展目标。我们一方面应该充分肯定过去二十多年的人口政策，也应当看到人口政策的成本和代价。过去的人口政策因为当时的人口压力，目前的人口压力已经减轻，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衡问题更加显著。
生育政策方面，曾毅教授提出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是一个很好的设想。劳动政策方面，建议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提高青少年劳动参与年龄。发展高中和大学教育，适当提高年轻人群的入学比例，对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必要的。我国平均退休年龄的下降，与预期寿命上升相反，也与全世界退休年龄上升趋势相反。退休费用占GDP比重，从80年代初的1%，上升到现在的3%，并且会继续上升。中国55-65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远低于印度，如何将这部分人转化为创造财富的人取决于制度安排。然而，即使调整退休年龄也不能改变中国老龄人口比例高、社会负担增加的问题，只能相对缓解。中国人口有三个基本问题：吃饭，就业，以及社会保障和养老。人口政策不能独自解决，需要多种政策相配套综合治理，包括劳动政策，教育政策，健康政策等。
评论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林毅夫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讨论人均收入变化和生育率的关系，观察中国实际生育率的变化。结论很清楚，改革开放后，比较优势利用越来越多，生育率会逐步下降，即使政策发生调整，生育率也不会急剧上升，所以现行“一胎化”政策可以进行重新考虑。但其中有两个因素可能需要考虑。
人口和收入水平的变化是长期的过程，可以进一步分阶段研究。在经济增长初期阶段，生育率可能随GDP增长而上升的趋势，这个过程可能是三五年或者几十年。中国处于哪个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果没有分阶段的具体研究，就很难对现行政策进行准确的定义和评价。
从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看，生育率受多方面影响，包括死亡率下降，城市化进程，教育水平提高，养老保障制度建立。这些都和人均GDP有关系，把GDP作为一个总的指标。具体研究政策时，进一步细化对政策会有更为直接的意义
蔡昉描述了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未来的增长来源和人口方面情况。未来增长靠教育，调整政策，延长人口红利时间，破除制度性障碍，增加人口流动，对未来的人口政策设定提出了很好的背景和理论支持。
但没有说明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起到什么作用。此外，人口红利最终会结束，政策调整可以延缓这一过程，但只是短期。要想清楚，长期中中国经济增长源泉依赖于人口结构还是依赖技术的创新能力。
胡鞍钢提出用GHDI指标衡量人口总福利，拿中国和印度相比，在国际竞争处于不利形势，人口达到高峰，应该防止人口负增长。除人口政策外，教育和流动也值得重视。未来经济增长，不取决于劳动力数量，而取决于劳动力质量。劳动力流动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解决中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此外，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很有新意的设想，如果有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增加劳动年限，实际上说明人口红利的时间可以延长。
自由讨论
邬沧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经济学考虑问题，长期通常指一二十年；人口学考虑得更远，至少一两代人或者一个生命周期，70年以上。目前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是最优选择，有利也有弊，但是利大于弊。现在最应该考虑的是资源和环境问题，不能光从经济角度考虑。中国和印度变成中等收入和发达国家以后，世界的消费会怎样。人口问题不能只考虑短期，放松生育率后出现出生高峰，50年后也会出现老龄高峰。老年劳动力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本期简报报道第四场专题“人口结构、医疗保障、储蓄率以及国际比较”讨论内容。
我国未来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变化对医疗卫生体系影响
李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西方国家的老龄化是一个自然过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生孩子的机会成本提高，出生率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使人口趋于老龄化。而中国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西方国家富了才老，中国未富先老，养老压力比较大。老年人支出费用中，吃住行支出的不确定性较小。老年人消费中最贵的是医疗费用，而且不确定性相当高，并且这种不确定性随着寿命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随着医学的进步，医疗费用也变得昂贵。
OECD 预测，老龄化将导致与老龄人口相关的社会支出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19%上升到2050年的26%。其中一半是养老金支出，一半是医疗卫生支出。韩国的研究预测，2030年老龄化将使得人均实际卫生支出增长30%，但年龄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医疗费用、保险等因素对医疗成本的增长更重要。国内有研究计算，2025年我国医疗费用将达到6万亿元，占GDP的12%（目前为5.7%，普查前数据），老年人人均医疗费用是总人口的2.56倍，占总人口10% 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占总数的30%。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其他人的三到五倍。老龄化的过程中医疗费用会增加，但是医疗费用增加还有其他因素。
人口老龄化对老龄人口医疗费用的影响，与老龄人口数量和老龄人口健康状况两方面有关，老年人口数量增长和老年人口患病率上升都会导致老年人口医疗需求的上升。联合国公布的数据预测中国的人口到2040年左右达到最高峰。中国的人口增长地区间不平衡。一方面出生率不平衡，大城市出生率很低，农村尤其是偏远贫穷地区出生率很高。另一方面人口分布不断变化，人口从贫穷地区向富裕地区移动。人口总量增加会增加医疗卫生的需求。人口结构变化也对医疗服务体系产生影响。广东尤其东莞加工制造业地区民营医院发展很好，与增加的大量外来人口有关。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城乡居民主要死亡原因有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和呼吸道。尽管中国农村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我国呈现出发达国家的疾病谱。疾病谱变化也对医疗费用增加起很大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都会增长，医疗服务需求上升。
对芬兰，德国，葡萄牙和美国研究发现年龄越高消耗的资源越多。以芬兰为例，65岁以上人口比重是14%，75岁以上6%，6%人群消耗了22%资源。中国有一个特色是50%的人因为经济原因应就诊未就诊，30%的人因为经济原因应住院没住院。如果老年人口人均医疗费用是其他年龄人口的3倍，根据老年人口趋势估算中国老年人口总医疗费用，结果显示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
我国未来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变化的经济发展
李克平（社保基金理事会）
中国的人口问题始于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进入稳定拥有大量劳动力的时期，65岁以上老人比例从1982年的4.9%上升到2000年的 7%，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同，而此前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更年轻。目前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五十年后，65岁以上老人比例将上升至23%，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略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老龄化趋势将造成养老支出比例的上升。老年人支出的平均水平高于劳动力人口，其中医疗成本是重要因素。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世界性问题。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政策取得成果同时，造成了未富先老的非自然过程和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目前从不丹这样的小国到人口最年轻的印度，都在讨论如何应对老龄化和制定养老制度改革方案，包括如何进行基金的运作。老龄化问题已成为一个必须关注和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一种应对措施是改变制度也就是参数的调整，通过增加缴费时间来增加养老支出的来源，减少享受养老金的时间。比如提高交费率，延长工作年龄等。但是可能带来其他问题。另一种方式是改变筹资模式。尽管存在分歧，但在实践中的运作非常一致，即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度，转向以个人账户为代表的积累制。因为现收现付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很敏感，在人口迅速老化的时候难以维系平衡，不断增加财政负担。
中国90年代起在国有企业模式基础上开始建立具有现代雏形的社会保障体制。最初是现收现付制，1994年提出统帐结合，1997年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在现收现付制基础上建立个人账户。2001年，全国31个省级单位只有七个个人账户留有余额，因为现收现付部分赤字，地方政府用个人账户的积累弥补当期统筹账户的亏空部分，不是真正的积累制。2001年建立新的制度在东北三省试行， 2006年将对全国进行调整。目前制度调整只引入统帐结合方式，没有考虑延长退休年龄，实际退休年龄反而从规定的60岁左右大大降低。由于同时面对两种问题，现实政策同常更倾向于先解决眼前的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6月份的分析报告，与不同组别国家相比，中国的储蓄率都更高。把储蓄分解为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储蓄率处于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的政府储蓄水平比较高，但中国有一个特殊情况是政府的资本转移，主要是对国有企业转移。中国企业储蓄仅仅略高于其他国家。
根据人民银行的储蓄动机调查，2000年后中国居民储蓄动机第一位是社会保障。目前中国的储蓄率为41%，高储蓄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但1997年后已不同于过去的短缺年代，供给能力大大提高，内需扩张成为经济动力，高储蓄开始起负面作用。推进社保有利于消除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储蓄，增加消费。社保基金来自中央政府财政拨款，国有股减持收入，国有资产划拨，彩票福利金等方面，不涉及国民储蓄。
现在的个人账户实际上在弥补统筹账户亏空，如果单独做实，政府要增加支出弥补统筹账户的支出，等于减少政府储蓄增加个人储蓄。这关系到个人储蓄和公共储蓄谁更有效，储蓄如何转化为投资的问题。目前，全国社保基金已开始投资运作，是全国投资政策最宽的机构投资者。企业年金也开始运作，也能进入股票市场领域。个人账户在全国逐步做实，将面临投资运作的问题。强制性积累的基金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取决于市场和投资管理之间的关系，智利是一个成功典型。
中国、印度与韩国人口发展的比较分析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任何事物发展变化都有客观规律性，经济的发展变化遵循客观规律，人口的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性比经济更强。人口变化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低速增长；随着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下降滞后，进入人口高速增长阶段；最后由于出生率下降，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低速增长阶段。中国在历史上人口一直增长缓慢，到17世纪明朝达到1亿，最近几百年人口迅速增长，但不会永远增长下去，经历一定变化最后也会降低。
上海人口结构头部很大、腰很高、底部很小，决定了长期持续负增长。北京人口结构比上海晚十年，趋势与上海相似。全国人口结构在解放后是典型的金字塔形，2040年将变成柱状，上海人口结构 2040年将成为倒金字塔。根据这一趋势，中国人口将在若干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出现负增长。
印度人口结构也由现在的金字塔向柱形发展，但头部较小。虽然也会出现老年人口增加年轻人口减少的趋势，但是劳动力在很长一段时间仍会增长。韩国在朝鲜战争后是困难国家，总和生育率与中国一样高达6。韩国政府也把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推行，被视为成功的典范，而90年代起出现了是否应该继续实行人口控制的争论。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然而，其生育水平却持续下降，现在是1.17已低于日本1.29，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即将出现负增长。
韩国学者认为由于从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过于严厉，以至于生育率不能恢复。目前采取诸多措施，加强妇幼保健中心、家庭健康和妇女联合会、保管部等机构的职能，建立人口政策发展中心加强研究，提倡新的生育文化，并且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的基本法。韩国学者指出几个教训：一国到达更替水平时人口政策要及早变化；新的人口问题会不断出现，要不断地研究；计划生育工作要进一步加强改进。
以前把人口问题分为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和发达国家人口问题，中国的人口研究一直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但现在已经难以区分，发展中国家是高生育率，中国已是低生育率。发达国家的青少年和婚姻问题在中国越来越多。人口结构，社会保障已成为重要问题。现在还面临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带来文化冲突的问题，巴黎地区最近的骚乱带来一些提醒。
评论
王丰（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系）
在25 年前中国经济改革起步时，对人口和经济关系也有过激烈的讨论，与今天有两点不同。首先，当时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人口年龄结构青人口增长速度快被视为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均生活水平提高的不利因素。甚至出现了人口决定论，认为一切不好的原因都是中国人口太多，似乎如果没有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此外，当时讨论人口和经济关系的绝大部分是从事人口研究的，经济学者基本没有参与。
过去25年中认为人口是经济发展不利因素的声音越来越小，一种新的人口决定论开始关注资源环境。但人口和经济环境的关系不是单向的，不能只用人口这一个变量进行解释。一些观点曾认为中国会造成全世界的粮食饥荒，事实上粮食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又开始关注能源危机，而中国作为生产大量出口品的世界工厂，不可能不利用资源。
这次会议叫经济学家谈人口，因为人口政策和就业、养老、医疗，以及经济发展和人均生活水平提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在过去25年中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出现一些新的事实。比如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1.4亿，比日本总人口更多，同时人口增长速度已经非常慢。
我们对中国的内部差异要有更多的讨论，中国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类似于欧洲不同国家存在不同情况。现在城市里65岁以上老人已经达到10%，到20年以后会是20%，这与现在的日本和意大利一样，部分城市老龄化已经相当严重。此外各地区人口和健康情况也不同，所以在制定政策和研究分析时，希望看到地区性差异的研究。
自由讨论
易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今天的会议有人口和社会保障两个关键词。中国八十年代初去美国的新移民，没有受到中国计划生育的限制，有些夫妇选择生了两个、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孩子，但是到了孩子现在上高中上大学，有的父母反思当时生三个四个五个孩子过于情绪化了。人口问题和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一样，有预调、微调的问题，要有超前性。
现在的主流观点都清楚地认识现收现付的缺点和局限，不利于积累和个人监督。很多人希望把个人积累账户做实，而做实会带来投资、管理的问题。而中国储蓄率过高，全积累型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储蓄率。最近PeterDiamond等专家提出个人名义账户，兼有现收现付和个人账户的特点，名义账户是现收现付和全积累之间的另一种选择。
李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目前的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就是名义账户，所谓个人积累实际上是空账，因为过去没有积累，用现有账户的钱支付统筹账户，东北试点就是想把它做实。影响人口的最大因素是教育，最应该投资的也是教育，教育水平尤其是妇女的教育水平高了，出生率就降下来了。
李克平（社保基金理事会）：
中国不是名义账户。名义账户以瑞典为蓝本，世行有一个专门研究。名义账户的核心把收益确定型(DefinedBenefit,DB)和缴费确定型 (DefinedContribution,DC)两种模式的优点结合起来，每年可以查询个人账户养老金数额，但是资金没有实际积累。目的是用DC的激励机制督促个人交现收现付的钱，而将来用个人账户的钱享有个人权利。
张二力（中国人口学会）：
讨论人口和经济发展都认为将来第一产业降到10%以下，甚至3%、2%，10亿人口在城市进行三产活动，这不现实。目前的产业结构是世界工厂，每年新增1000万劳动力，将来人口下降每年减少1000万，如果产业结构没有到自动化、IT产业、信息产业，仍是加工业，劳动力将会短缺，需要转移加工产业。
穷人对于很多医疗费用都支付不起，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照顾是很大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仅是养老，还要考虑工伤、职业病和大病的问题。养老和失业不可能都解决，城市在职职工的养老已经是大问题了，再把农村养老兜起来是不现实的，还要中国国情出发。
2005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分四期简报报道研讨会内容，本期简报报道第三场专题“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讨论内容。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探索
刘从龙（中国劳动部农业司）
中国存在城乡的二元结构，城乡差别超过3:1，如果加上城镇的社会保障和各种价格补贴，达到5:1或6:1。由于农产品受自然灾害和市场两方面的影响，农民收入不稳定，尽管免交农业税，由于农业资产资料和农药化肥涨价抵消了。我国农村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受计划生育和农村人口城镇化两方面影响，农村的老龄化比城镇高出1-2%。农民收入中土地收入只占1/3，主要收入依靠打工。由于家庭小型化和年轻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年轻一代和老一代之间的经济联系减弱，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我国80年代中开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2004年底在1887个县不同程度地展开。尽管覆盖面广，参保农民数量少，目前约5400万。1997年曾经达到8000万，但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农民退保了。基金总量不断增长，目前为260亿。205万农民已经领取养老金，2004年支付保险金20亿左右。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不同。筹资方式以农民个人缴费为主，集体给部分补助，国家给政策扶持（城镇以企业缴费为主）。但事实上，国家政策扶持在大多数地方没有落实好。管理方面，农村养老保险完全采取个人账户制，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全部记在个人名下（城镇采取部分集体统筹部分个人账户），以县为单位进行核算。发放养老金时，根据个人账户积累金额和运行收益确定发放标准（城镇有一个固定的替代率）。工作方法以政府组织引导与农民自愿相结合，不是强制实行。
对目前工作开展情况举几个例子。山东省烟台市是最早开展农村养老保障的地区，98% 农民参保，基本上每年缴费一次，金额从最初的20-30元钱增加到现在的300元钱，已积累基金16亿，有14万农民领取养老金，人均月领取80元。江苏省苏州市在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金额达到农民缴费的50%，实行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北京市今年决定每年拿出5000万财政支持农民参保，大兴区每年拿出1400万。
不发达的地区中，安徽省霍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政府对农民养老基金给予2%的利率补贴。新疆自治区的呼图壁县，农民参保后可以用缴费证办理小额抵押贷款。因为农村房屋和耕地不能抵押，用保险证进行抵押可以解决农民小额贷款的抵押问题。操作上通过银行办理，到现在为止八年多来没有发生过一笔不良贷款。
农村养老保障还存在很多问题。土地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非常低，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老的时候不能把土地卖掉。而且农民年老后失去劳动能力，有土地也不能得到保障。土地并不能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没有农民保险，是不完善的体系。商业保险等设想仍需要具体规划。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应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财政收入中应该有农民的份。基金安全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宽，解决基金增值而不能丢失。
下一步工作思路主要以经济发达和城镇化较快的地区为重点，以非农就业和收入稳定的农民和重点群体，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需要解决的包括两个重要群体：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全国有4000多万被征地农民，无地、无业、无创业资金，生活非常艰难。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应该适应农民工特点能够带走，而不像现在每退保一次蒙受很大损失，也不是以农民工补贴城镇。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若干东亚经济的作用
王德文（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东亚奇迹不仅收入水平大幅增长，整个社会也得到了发展。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把人口和资源作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变量。人越多，消费的资源和环境越多，从而产生悲观的看法，出现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如果按照早期发展理念，应该在非洲这样人口稀少的国家获得经济的奇迹；而事实上发生奇迹的恰恰是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东亚地区。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速恢复并高速增长，人均GDP在70年代中期赶上美国。亚洲四小龙经济也迅速增长，目前新加坡和香港人均GDP是美国的50%，台湾和韩国30%左右（中国正处在这些经济60年代的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也大幅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得到很大改善。
芝加哥的杨（Young）对亚洲四小龙进行研究后，认为它们的奇迹完全是依靠高投入，包括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投资的大幅增加。同时他强调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非农和制造业就业都得到快速增长。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后，来自于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与同期的拉美国家和 OECD国家比较没有太大区别。
克鲁格曼（Krugman）引用了杨（Young）的资料并自己对亚洲的观察，认为四小龙和日本存在区别，日本人均GDP的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亚洲四小龙还不到美国50%，日本实际上有很大的技术创新，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较高增长，而亚洲四小龙没有。
世界银行对亚洲经济的全面回顾强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亚洲经济奇迹的发生。一方面存在高积累，另一方面通过选择相应的发展战略，采取好的政策，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从人口学角度，东亚奇迹发生于人口快速转型时期。林毅夫教授用收入水平作为外生变量解释人口变化；人口经济学家也用人口作为解释变量，衡量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包括劳动力的增加和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
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口扶养比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东亚经济选择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竞争，贸易依存度大幅提升。经济快速增长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出生率非常高，失业率很低。储蓄率大幅上升，人均资本拥有量迅速上升，体现为高投入。同时重视人力资本积累，一方面改进教育、健康医疗措施，另一方面有劳动力政策支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改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
生育率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以日本为例，老龄化速度非常快，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均出现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带来一些问题。日本70年代建立了现收现付养老体系，由于人口转变产生了养老金账户危机，并引发财政危机，很大程度上造成了90年代后日本经济低迷增长。
人口既是消费者来，也是生产者，人口转变通过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和宏观经济相互影响。人口转变中获得的人口红利是一次性的，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到来，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中国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长远影响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
我国的生育控制政策是一个非常态的政策。如果没有非常强烈的理由，应该恢复到常态。我国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更替生育水平以下，今后人口老龄化会比较严重，应考虑对生育政策做适当的调整。
我国制定人口政策的背景是短缺经济，当时希望通过减少生育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和投资，从而加快经济增长。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宏观政策重要目标是增加内需尤其是消费，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可能会面临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局面，产业结构需要进行升级，不然经济将停滞。
人口学的重点应当放在人口质量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中国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资占GDP比重低于很多经济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政府要发挥更多作用。并要鼓励公平竞争，创立一个鼓励研发和创新的制度环境。
人口下降就业率的影响不确定。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减少会提高就业率；另一方面消费需求下降造成劳动力需求减少。短期内多生孩子不会对就业产生压力；却会制造很多需求，中国人都愿意为孩子花钱。世界上出生率最低是欧洲和日本，欧洲失业率较高，日本失业率虽低，却在上升。低生育率不一定带来高就业率。国内低生育率的地区也不一定是高就业率的地区，上海人口多年负增长，失业率大约11.9%，在全国前列。
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有两种解释。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青少年时期提取储蓄，成年后成为储蓄者，老年后再度成为提取者。因此，老年人越多消费越多。按照理性预期理论，中青年看到社会养老保险不可靠会增加储蓄，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老龄化程度越高储蓄率越高。
中国进入老龄化以后储蓄率没有下降，目前超过40%。中国家庭调查表明，城乡家庭储蓄的主要动机是养老保障和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是社会储蓄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日本也是如此，尽管采取各种措施，消费始终推不动。如果经济增长靠需求推动，没有需求就不能增长，今后老龄化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对技术进步没有决定作用，芬兰人口非常老龄化，科技创新能力却在世界前列。老龄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是确定的。如果替代率不变，不缩减退休职工的福利，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和赡养率成正比。医疗费用的上涨和老龄化是相关的，上海非常明显。缺乏足够的养老保险资金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育，美国风险基金的50%来自养老基金。
对城市化的影响分两方面。移民的主体是年轻人，年轻人减少可能减慢城市化进程。移民减少，城市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出现）。目前城市对外来劳动力进入有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可能是内生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制度安排。如果劳动力供给增加，这些制度可能会改变，城市可能会更欢迎农村人口进入。从这个角度看，老龄化可能会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减小城乡差别。政策上建议逐步放宽生二胎逐渐恢复常态，重点放在提高人口素质上，着重考虑农村人口的老龄保障问题。
自由讨论
王国强（国家计生委）：
我国70年代以来开展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不容置疑。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贡献和改革开放的贡献是相提并论的。人口政策不等同于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只是生育数量问题，还有人口素质、结构和迁移问题，人口政策是所有人口问题的政策。
1981 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第一次提出我国的人口政策，是“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经过20多年，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我建议把人口政策扩展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合理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应对当前遇到的人口问题。
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预测2010年把人口总量控制在13.7亿，2020年控制在14.6亿，2033年左右达到15亿左右的峰值。为了实现这个指标，十一五期间需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我国人口地区间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生育率还比较高。我们不能把目前行政手段下的生育生平看作群众的生育意愿。50年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的子女在十一五期间进入婚育年龄，会形成一个小高峰，1亿独生子女和部分单独可以生两个孩子，因此生育水平可能回升。生育政策应该采取缓渐变的方式，逐步针对不同人群进行调整。上海人口已经十几年负增长，但是如果在政策上率先放宽，会带来很大影响。全国各地的青壮年、学生涌向上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海的老龄化问题。
张二力（中国人口学会）：
现在各省新规定是双独生两个，农村单独生两个。这一政策对2010年以前十一五期间没有太大影响，影响到2010年后才开始体现。生育和就业之间有时间差，现在生的孩子2025年后才会能进入就业矛盾。2025年以前就业压力比较大，2025年后劳动力以每年900-1000万的速度往下降。
生育政策调整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花25年降到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恢复到生两个孩子至少要15年时间。有很多技术上的准备工作要做，也要从计生干部工作的角度出发，才能保证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开展。
赵宝华（中国老年学学会）：
我们应该分析一下生育率的下降中，政策性因素和非政策因素各起多大作用，及其变化趋势。随着社会经济进步，不仅城市里不愿多生孩子，农村也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看到多生孩子弊大于利，这部分因素在明显地变化。
老龄化高峰到来大概是二、三十年时间，非常紧迫，迎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准备工作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有制度性的发展规划，设计未来的养老发展战略。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社会化的养老照料服务体系，解决高龄人口的照料问题。
（刘鎏、卢锋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本期简报报道第二场专题“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内容。
我国19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及其未来影响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人口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人口抽样调查，国家计生委1993年的生育率调查，1997年和2001年调查。三个调查基本说明，生育率在90 年代持续下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较高水平下降到2000年的1.23。分孩次看，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较小；二孩和三孩总和生育率在90年代不断下降，三孩总和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水平。考虑更长时期，终生生育率从70年代的六个孩子下降到80年代初二点几的水平；80 年代没有明显下降；90年代出现新一轮下降。
生育率下降受到婚育年龄影响，生育年龄推迟会使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下降。如果不划分孩次，90 年代的生育年龄变化不大。如果划分孩次，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年龄都有所上升。把生育年龄推迟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剔除出去，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对终生生育率的一种估计，我们称作“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比按常规方法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偏高0.2-0.3。调整后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由1.25上升至1.6左右。
进行地区间比较，生育率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以及全省（包括农村）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江苏和四川。我国的生育政策根据各地情况因地制宜，不是统一的一胎化政策。东部较严，中西部较松，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较多，一些地方甚至没有生育政策。
现行生育政策分为一孩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二孩政策（主要在不太发达的农村地区），以及三孩政策（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生育政策人口比例是：一孩政策三分之一以上，一孩半政策50%以上，二孩政策约10%，三孩政策比例很小。把一孩半政策平分，一半生一个，一半生两个。最后得出生育一孩的人口占63%，二孩占三分之一以上，三孩忽略不计。全国平均生育1.47个小孩。
如果以1990年人口普查为基数，假定总和生育率从90年代初的二点几下降到2005年政策要求的1.47，模拟得出2000年总人口为12.67亿，高于人口普查数据。按照正式公布的2000年1.8的总和生育率（而不是1.6）计算会更高，少儿人口比例也会增加。
人口政策可以选择不同方案。下限方案是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其中考虑双独夫妇（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开放；上限方案是一步到位允许所有夫妇生两个孩子。中间可以有多种方案选择不同条件逐步开放二孩。
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最平稳，总人口数最低；一步开放危险较大，2005年出生人口从1400万上升到3300万，人口最高处超过16亿。老龄化水平，到 2070年，一步开放政策65岁以上老人比例较低，不到20%；现行政策不变这一比例较高，达到28%。60岁妇女中只生一个小孩的比例，现行政策不变将超过50%；一步开放政策会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一步开放政策将先上升再下降；现行政策维持不变，会急剧下降，二十几年减少两亿。
一步开放会出现出生危机，总人口过多。现行政策长期不变会在其他方面带来风险，比如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过快、老龄化速度过快、独生子女家庭过多。因此需要有一个过渡期，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比较分析，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现行生育政策虽然已考虑开放双独甚至单独生二孩，但不足以完成整个过渡，还需要有中间的衔接过程。
农村发展、劳工迁移与社会保障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出路是将绝大多数的农民转移出来，这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需要把农业劳动人口减少到10%以下，韩国目前低于10%，日本5%，美国 1.7%，法国2.3%。目前的社保制度下，农民不参保，只有进了城市、工业、非农产业，才能够进入社保（尽管农村有一些合作制的社保）。农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是年轻人，这意味着人口老化，而社保体系可能年轻化。按照14亿人口高峰计算，农业人口降至10%需要转移2-2.5亿农村人口。目前非农就业每年新增900-1000万，其中300-400万来自城市，农村只有600-700万，按照这个速度，至少需要二三十年。
而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进了城的农民尚没有加入社保，成为老龄化的核心问题。进城农民的流动性很强，社保体制的统筹率很低，农民加入社保后无法带走，缺少动机加入社保。因此农民工加入社保比重很低，造成两个问题，一是他们自己的养老，二是社保体制没人付费。所以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提高统筹程度的同时，实行一些过度办法，尽可能使新进城的农民工加入社保，对农民工的未来和整个体系都有好处。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留下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继续宣扬民族文化，鼓励农民工进城后将部分资金转移到农村，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投入，实行农村养老合作等。其他政策问题包括，如何让失地农民拿土地补偿的一部分买社保，创造商业保险模式、保险政策、保险产品，让进城的农民工为父母购买点商业保险等。
三农问题之所以被社会关注，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增长太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中国目前的收入格局是倒丁字形，80%劳动者属于低收入阶层。其中的一半已经从农村转移出来成为蓝领工人，平均年工资8000元左右；另一半是现在的农民，年收入平均3000元左右。GDP增长主要体现为20%人的收入增长，民工和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只有由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才从 3000元涨到8000元。由于30%的劳动力等着从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市场的竞争压力使这部分人工资不能增长。只有实现充分就业，这部分人的工资才能上涨。农村人口转移到10%以下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如果是16亿人口，就需要更长时间。
如果依靠人口红利增长，社会矛盾不能解决，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能逆转，会有比较大的风险。国际上拉美、印度因为收入差距太大，出现各种补贴、社会运动、财政赤字、外债、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使经济陷入停滞。与此相比，失去人口红利的风险相对较小。在老龄化和充分就业之间进行选择，宁可要老龄化的问题，而不要不充分就业的问题。
人口老化、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与经济社会发展
曾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0年总和生育率是1.22，如果加上25%的漏报，实际是1.62。如果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假设2012年后失去生育年龄上升的效应，总和生育率将提高到1.7。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假定平稳过渡到2012年，城镇终身生育率是1.8，农村2.27。
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总人口2050年12.6亿；二胎晚育软着陆在2050年总人口是14.6亿。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25年将达到14.05亿的峰值；二孩晚育软着陆晚一点，2038年达到14.8亿的峰值。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50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是负的1-1.3%。
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老年人口比例和独居老人比例比二孩晚育软着陆都高得多，差距在2030年后急剧拉大。保持现行政策不变，65岁老人2050年占28%， 2080年占38.6%，80岁以上老人占9%和17.6%。过高的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比例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应该向二孩晚育平稳过渡。
两个方案的劳动年龄人口2030年后差别很大。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30到208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每10年减少1亿；二孩晚育软着陆在 2030，2050，2080分别多2600万，1亿和2.74亿。劳动年龄人口急剧下降可能不是好事，劳动年龄人口过多会增加就业压力，这里面关系，请各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一起探讨。
一孩半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是124，二孩政策地区出生性别比是109。一孩半政策实际上产生一种心理暗示导向作用，导致了性别失衡；而二胎晚育软着陆不存在这种心理导向和负面影响。两种方案20-49岁婚龄女性与婚龄男性的比例的差异非常大，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在2030年到2050年2080年的总人口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少7840万，1.96亿和 4.2亿，减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劳动力资源，只有2060年后，减少的人口中才有一小部分是老年人口。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将导致劳力资源每十年减少1 亿，是不可取的。
由于政府需要花费巨额财政支出对农村计划生育户进行养老补助，如果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这项财政支出将大幅度增加。如果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这项财政支出2021年达到72亿峰值后迅速下降，2050年几乎为零。假定计划生育户每年领取的600元养老金不变，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多支出5千亿。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补贴标准提高，财政支出会大大超过5千亿。
现行政策中，农村独女户生二孩和双独或单独夫妇生二孩的方案作为临时的过渡措施尚可，但作为长期政策调整方案会产生一些问题。农村独女户生二孩会产生心理暗示作用，男孩价值等于女孩两倍，使性别比升高。生二孩需要指标，可能会出现抢指标甚至假证明。双独单独夫妇需要抚养四个父母和两个小孩，抚养比是3：1。非双独非单独夫妇只让生一个小孩抚养两个老年父母，抚养比是1.5。存在公平问题。城镇双独单独绝大部分是城镇老住户，非双独非单独多是农村迁进来的新住户，现行政策可能会人为强化社会分层，老住户间通婚，新住户间通婚。由于与非双独单独子女结婚不能生二孩，有可能产生家庭矛盾。
评论
于学军（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
郭志刚教授从人口发展前景比较不同方案，倾向于人口政策的调整。我国人口发展，惯性大，周期长，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口政策规划要有前瞻性。以前过于强调人口过多的负面效应，对人口的比较优势和减少人口负面影响研究不够。
樊纲教授从社会公平角度论证不需要太多人口，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解决农民工问题，让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是解决人口问题和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市场信号告诉人们去哪儿，政府为人口流动创造环境，让人们去该去的地方。
曾毅教授详实地论证了不同政策的后果，提出抓紧落实两孩晚育政策。说明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有弊，决策者要用最小的代价换最大的利益，时刻关注政策的效应，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政策调整。
人口老龄化程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生育水平，预期寿命和人口迁移。国际移民忽略不计；国内的人口迁移不改变整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人均预期寿命越高越好，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会加深人口老龄化；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唯一可以调控的变量，就是多生孩子。不同政策方案，人口峰值相差1-2亿。
大家对与人口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四个问题：多生1-2亿人口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多方面代价，包括环境压力、经济发展、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殊轻殊重；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变，多生1-2亿人能否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假设调控多生1-2亿孩子，会是谁生的，生在哪里，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否能够就业；人们是否意愿多生1-2亿。
过去中国生育水平下降，主要靠计划生育。今天生育水平下降，有更多的非计划生育因素，包括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婚育年龄上升，人口加速流动，城市化加快，生活水平提高，孩子抚养成本快速上升，效益下降，结婚人口比例下降，离婚率上升，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不孕不育比例增加。
人口问题包括：生育问题、结构问题，素质问题和分布问题。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低生育水平，且下降趋势并未停止，生育水平问题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问题才是大问题。
自由讨论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未来劳动力减少实现充分就业以后，我国的比较优势也不会完全丧失。如果2030年14亿人口充分就业，我国人均GDP是5-6千美元，与国际上是4万美元还有差距。下阶段发展应当靠提高生产率支撑经济增长及养老。
邬沧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政府面临三个困难：老龄化问题，失业问题，还有中国的继续发展问题。就业问题比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解决失业问题，也是解决老龄问题。现在社会保障的重点应放在中青年农民工和城市人口，解决他们的就业，对老年人也有好处。
赵耀晖（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拉美国家出现不稳定，和人口出生率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人口多的国家，失业率不一定高。人口政策如果放松，增加的是相对高技能的人，因为原来的独生子女主要分布在城市和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用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解决城市社会保障，同时再负担自己家里的父母，是不公平的。
（刘鎏、卢锋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学术环境一正常，部门忽悠就失常！
人多是好事还是坏事？知名国情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这主要不取决于人口规模，而取决于人类发展水平。他提出，中国今后人口政策的目标，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
胡鞍钢近日在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称，在人类发展指标(HDI)水平极低情况下，人多必然是坏事——既是发展的包袱，也是社会的负担，而当HDI达到高水平，人多必然是好事——既是发展的来源，也是发展的财富。从中国长远发展趋势看，当HDI逐渐进入高水平，人多就可以从坏事向好事转化、从人口包袱向人力资源财富转化。
这位专家表示，一味地减少人口数量规模不一定是好事，中国过去的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是迫于人口数量压力，目前人口数量压力减轻了，但例如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开始浮现，人口政策面临条件已发生变化。同时，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历史长期积累的问题，不可能用短期政策就能调整过来。
现在看来，中国至少需要花两代人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从人口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政策调整作用所形成的逻辑可能是：先严格控制一代人，后主动调整一代人；先控制人口数量，后调整人口结构。因此，中国今后的人口政策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逐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
从生育政策看，胡认为有专家提出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政策调整设想是适宜的，其方案亦切实可行，但这一调整需花至少一代人时间，并需要精心设计，同时要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支持和监督，总结经验、稳步实施，不急于一下子推开，以免引起国内外强烈震动。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开发人力资源、强化人力资本投资、高效利用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始终是中国发展的重大课题与决策。胡总结说，中国自一九七三年以来成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条件予以适当适时调整，这既可保持中国人口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也可实现其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中国在职人员与离退休人员的比例，已由一九八二年的十比一降到二00二年的三点五比一；中国目前大多数老年人口不能领取养老金，而靠自身积蓄和子女供养，养老压力非常大。因此，从减轻社会养老压力意义上说，延长退休年龄很有必要。
从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看，十五至五十四岁年龄人口数量二0一五年后将显著下降，而五十五至五十九岁和六十至六十四岁人口将成为劳动力重要组成部分，延长退休年龄也会使中国仍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避免出现劳动力不足。
胡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可谓来势均汹汹，到二0二0年、二0五0年左右，六十岁以上人口将分别达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如果作为纯消费人口，尤其是在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负担。
2006年05月09日 08:59:27 来源：新京报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全球最快？因为中国的投资率全球最高。那为什么中国的投资率高呢？答案是中国的储蓄率高，是高储蓄率支持了高投资率。而高储蓄率的原因是我们前边提到的中国的人口结构所决定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当然离不开制度、战略、技术进步等因素的支持与配合。但也应该看到，中国青壮年劳动力的不断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所在，财富的基础是中国的劳动力资源。
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试想有一户十口之家，两位辛苦的父母抚养着八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家人的日子自然是过得十分紧张，存款是谈不上的，因为所有的钱都要用于给孩子买奶粉。18年-20年后，父母退了休，赚不到钱了，不过没关系，八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个个都赚钱，全家赚的钱用不完，银行存款天天增加，全家的生活红红火火……不消说，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十口之家，中国改革前后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十口之家的变化。
不妨作一预测：不论中国文化如何，也不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的投资政策如何，随着未来10年-2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将从目前的“橄榄型”变成“倒金字塔型”，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定会有明显的下降，投资率也将随之而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还可以进一步作大胆预测：未来10年-20年，由于印度的新增劳动力很快将超过中国，全世界的工作机会将向印度转移，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中国。
由此联想到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笔者首先要承认“十一五”规划非常伟大，几乎所有的大事都被勾画进去了，可惜的是有一件小事在规划中未被提及，而这件小事在笔者看来，其未来20年的影响实在是不亚于目前规划中所有提到的大事。这件小事就是中国的人口，直接地说则是中国的人口政策。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实施20多年了，其效果，一是新生婴儿的增长确实放慢了，由此减少了在这一段时期的社会净支出，成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二是也导致中国过快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几成无法改变的事实，其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是相当负面的；三是中国社会事实上出现了一种精英淘汰式或者叫“逆淘汰”的生育机制，即知识和能力较高的人其生育率相对较低，知识和能力较低的人其生育率反而较高。这对于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本结构、社会犯罪将会产生何等的影响呢？回忆一下前面谈到的美国的情况，应不难想象，只是结果是刚刚相反的。
从现在起开始对中国的人口政策进行修正，18年后才能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这才是真正具有战略性的决策啊！有人担心一旦放开人口政策，中国人口增长将失控。其实，生孩子作为一项家庭决策，和其他经济决策一样都将遵循经济的理性，因此不会漫无节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孩子的成本由公家掏，收益却是自己的，所以大家才放开生孩子，最终导致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其效果其实与“公共地悲剧”如出一辙。
现在教育、医疗、就业等与人有关的几乎各个方面都逐渐由市场调节，生孩子的收益和成本已基本内部于家庭并且是对称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家庭自然会作出最优安排。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就是，随着生孩子成本的日益上升而家庭预期收益的下降，中国越来越多的家庭将会自愿选择较低的生育率。
如果我们都相信理性人会在市场上作出最优决策，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在其他问题包括人口问题上作出的却是非理性决策。
仍然回到正题：世俗理性与世俗智慧揭露的世界真相的差距。贩毒真的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毒贩个个都富得流油吗？这是电影和电视带给人们的流行印象，但真实的情况是犯罪是一个高风险低收益的买卖，美国的毒品贩子多半买不起房子，还要跟妈妈住在一起，所以人类才幸运地没有走上竞相犯罪的道路。
类似这样的世俗智慧与世俗理性相悖的例子实在太多，这提醒我们在公共决策等重大问题上要格外小心。当前，中国改革正处于激烈的争论中。争论中的一个说法就是指责市场化改革错了，主流经济学家错了。但请允许在下斗胆提出，类似一锅端的思维就像中国古代“女人祸水论”一样实在是过于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最愚蠢的思维。在辩论中，我们不应该去简单地贴标签，而需要自问我们是否真的搞清楚了这个世界的真相。说到底，世界未必如你想象。而公共决策最重要的不仅在于其民主性，更在于科学性，一个民族能否进步，最终将取决于这个民族理性的进步，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总体对世界真相的认识能力。（赵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