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一 -- 东东山

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口经济学

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一

林毅夫等

2005 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人口未来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对未来发展战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讨会安排四个专题，每场专题由三位学者做主题发言，一位学者进行总结评论，到场学者展开讨论。我们分四期简报报道研讨会内容，本期简报报道第一场专题“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口经济学”的研讨内容。

发展战略、人口与人口政策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我国五、六十年代的生育率约为6，1971年推行“晚稀少”政策和1980年进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后，人口生育率显著下降，直至现在仅略高于1。在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时，我国出现了发达国家高收入时期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2004年60岁以上人口高达12.4%，已超过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

进行国际间比较可以看到两种对立现象。一方面，五、六十年代人口生育率与中国相当的韩国、新加坡、台湾、泰国等东亚经济没有推行人口政策，人口生育率到八、九十年代依然和中国相似。另一方面，印度也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五、六十年代人口生育率也和中国相当，到了70-90年代，它的人口生育率平均每年比中国高出1-2%。如果用印度的生育率作为参考，中国假如没有实行生育政策，人口将比目前多3亿，达到16亿。

对于印度与东亚经济的人口增长差异，有两个假说。一是决定人口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水平。在低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和金融体系不发达，“养子防老”是保障的主要方式。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养老手段增加，“养子防老”的必要性下降。同时，低收入水平下，父母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低。因此，生育率和人均收入水平负相关。二是一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取决于该国是否遵循比较优势。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生育率会迅速下降。

对台湾、印度、韩国、印尼四国的人口生育率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进行研究，用技术选择指标TCI（制造业的人均资本密度与整个经济的人均资本密度的比值，TCI越高越背离比较优势）衡量发展战略，结果显示人均收入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有负向关系，发展战略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有负向关系，发展战略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有正向关系。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人均GDP增长慢。因此，如果没有推行人口政策，人口增长会很快，与印度相似，而不似东亚经济。赶超战略下，虽然投资多，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人口不能充分就业，从而变成负担。因此，我国70年代起实施的人口政策对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应予以肯定。

然而，我国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低收入水平下过度人口老龄化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应当考虑放松现有的“一胎化”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放弃赶超战略，经济发展逐渐遵循比较优势，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升。而且，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2001年加入了WTO，今后不太可能再通过政府干预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赶超产业。未来一二十年，人均GDP仍将高速发展，人口生育率会逐渐下降。因此，如果实施好过渡政策，改变现有“一胎化”政策不会出现人口生育率急剧上升的情形。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人口与劳动力因素

蔡昉（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经济增长来自两方面：一是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土地、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二是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发展的早期，自然资源起很大作用。对于早期的发达国家，土地肥力保证经济增长领先。但由于土地肥力的递减，根据“贫困陷阱”假说，人口增长将使得人均生活水平达到极限。因此，必须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一次转变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将对土地的利用转变为对可再生物质资本的使用。罗斯托(Rostow)、刘易斯 (Lewis)等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工业化核心在于能否将积累率从3-4%提高到10%或以上。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这一转变，实现资本积累。

第二次转变是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劳动力增长赶不上资本积累，资本报酬递减造成增长减慢。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此时的增长核心不再是资本积累，而是全要素生产力（TFP）的提高。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实现了这个转变，苏联因为体制原因没有实现，经济减缓直至崩溃。

东亚经济例外，东亚虽未实现第二次生产方式转变却保持了高速增长。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杨（Alwyn Young）认为东亚模式并没有所谓奇迹，东亚的增长依靠高投入，跟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增长方式一样，不同的是东亚地区的人口红利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因而有更长时间进行调整。然而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最终一定以TFP作为经济增长源泉，亚洲四小龙目前也以生产力提高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中国计划经济阶段的GDP年增长率为3.9%，其中资本投入占2.3%，劳动投入占2.1%，全要素生产率为-0.6%。改革开放时期9.1%的增长速度中，4.1%来自资本投入，2.3%来自劳动投入，2.7%来自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尽管改革开放时期TFP增长较快，但主要是资源重新配置引起的（GDP 贡献率21%），微观效率改进贡献份额很小（GDP贡献率仅3%）。而且TFP增长在部门间存在差异。TFP的贡献率在农业、交通、邮电和通讯行业增长，而在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下降。此外，如果把生产率提高分解为环境生产率和市场，反映减污技术利用效率的环境生产率是下降的。

新加坡、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70-90年代，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源于人口红利的贡献。欧洲移民去新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几乎全部归结为人口红利因素。中国在1982-2000年间，人口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为27%。根据人口红利理论，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出现倒U字型，滞后20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也出现倒U字型。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得快，人口红利来得早，而消失得也快。此外，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率、储蓄率存在正向关系。

根据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中国的总人口将于2030年达到14.39亿的顶点后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 2013年停止增长，稳定几年后开始下降。2013年以前，少儿抚养比下降幅度超过老年抚养比上升幅度，总抚养比下降。2013年起，少儿抚养比趋于稳定，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人口抚养比不再是人口红利源泉。人口结构在1953年是典型的金字塔形，现在已接近橄榄形。根据联合国预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将逐渐下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一趋势将影响劳动力成本。根据美国劳动部数据，中国正规部门工资仅为美国制造业工资的2.9%，民工工资只有2.1%。中国目前尽管拥有低廉的劳动力，也是世界上工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由于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中国需要实现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以生产率提高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因此，未来人口政策需要适当调整。中国的“未富先老”是非自然过程，应该尽快恢复自然倾向。以人口质量提高代替人口数量增加。清除制度障碍，充分利用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此外，中国还没有转入完全积累的模式，也没有把民工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实现这两条可以把2020年的养老负担率从45%降到25%。

中国长期发展目标与人口目标

胡鞍钢（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

中国的HDI在 1950年低于印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数据表明，中国HDI在1975年超过了印度，世界银行数据表明中国HDI增长快于印度，我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力资本增长明显高于印度。此外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预测，中国到2020年HDI继续领先印度。

比较中印两国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来得快，峰值高，消失得快；印度的人口红利来得慢，时间长，对人口结构冲击小。2030年，印度的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将超过中国， 2050年，印度总人口比中国多2.2亿，劳动年龄人口多2亿。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规模和增长幅度都高于印度，差距在不断扩大，2040年中国将高出 1.35亿。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目标，既要提高人均HDI，也要调整人口年龄结构。两方面结合起来，提出总人类发展指数（General HDI, GHDI）概念。

人口发展有规律，它的惯性和长期性的决定人口政策不能是短期的，应当考虑长期至少两代人的时间。人口政策从80年代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符合长期发展目标。我们一方面应该充分肯定过去二十多年的人口政策，也应当看到人口政策的成本和代价。过去的人口政策因为当时的人口压力，目前的人口压力已经减轻，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衡问题更加显著。

生育政策方面，曾毅教授提出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是一个很好的设想。劳动政策方面，建议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提高青少年劳动参与年龄。发展高中和大学教育，适当提高年轻人群的入学比例，对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必要的。我国平均退休年龄的下降，与预期寿命上升相反，也与全世界退休年龄上升趋势相反。退休费用占GDP比重，从80年代初的1%，上升到现在的3%，并且会继续上升。中国55-65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远低于印度，如何将这部分人转化为创造财富的人取决于制度安排。然而，即使调整退休年龄也不能改变中国老龄人口比例高、社会负担增加的问题，只能相对缓解。中国人口有三个基本问题：吃饭，就业，以及社会保障和养老。人口政策不能独自解决，需要多种政策相配套综合治理，包括劳动政策，教育政策，健康政策等。

评论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林毅夫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讨论人均收入变化和生育率的关系，观察中国实际生育率的变化。结论很清楚，改革开放后，比较优势利用越来越多，生育率会逐步下降，即使政策发生调整，生育率也不会急剧上升，所以现行“一胎化”政策可以进行重新考虑。但其中有两个因素可能需要考虑。

人口和收入水平的变化是长期的过程，可以进一步分阶段研究。在经济增长初期阶段，生育率可能随GDP增长而上升的趋势，这个过程可能是三五年或者几十年。中国处于哪个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果没有分阶段的具体研究，就很难对现行政策进行准确的定义和评价。

从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看，生育率受多方面影响，包括死亡率下降，城市化进程，教育水平提高，养老保障制度建立。这些都和人均GDP有关系，把GDP作为一个总的指标。具体研究政策时，进一步细化对政策会有更为直接的意义

蔡昉描述了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未来的增长来源和人口方面情况。未来增长靠教育，调整政策，延长人口红利时间，破除制度性障碍，增加人口流动，对未来的人口政策设定提出了很好的背景和理论支持。

但没有说明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起到什么作用。此外，人口红利最终会结束，政策调整可以延缓这一过程，但只是短期。要想清楚，长期中中国经济增长源泉依赖于人口结构还是依赖技术的创新能力。

胡鞍钢提出用GHDI指标衡量人口总福利，拿中国和印度相比，在国际竞争处于不利形势，人口达到高峰，应该防止人口负增长。除人口政策外，教育和流动也值得重视。未来经济增长，不取决于劳动力数量，而取决于劳动力质量。劳动力流动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解决中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此外，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很有新意的设想，如果有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增加劳动年限，实际上说明人口红利的时间可以延长。

自由讨论

邬沧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经济学考虑问题，长期通常指一二十年；人口学考虑得更远，至少一两代人或者一个生命周期，70年以上。目前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是最优选择，有利也有弊，但是利大于弊。现在最应该考虑的是资源和环境问题，不能光从经济角度考虑。中国和印度变成中等收入和发达国家以后，世界的消费会怎样。人口问题不能只考虑短期，放松生育率后出现出生高峰，50年后也会出现老龄高峰。老年劳动力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