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搏出位”的媒体人（1） -- 老土豆

就李大同的情况，有两个人可以做类比，恰好这两个人都和新闻媒体行业有关。

哪两个人？一个是马立诚，一个是焦国标。再说说我所知道的情况吧。

马立诚，被某些网站称为《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这个职位不知道是人家抬高他还是他自高身价——他名声大噪之前，身份是《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

而这个“主任编辑”虽然比“主任”多了两个字，却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说白了就是一个职称，副高职称（相当于副教授）。

40好几的人了，副高职称，在北京的媒体单位里可以说不算出色的。一般来说，中央媒体单位高级职称比例高，工作10年、35岁以前获得主任编辑职称是很正常的。40好几还只是“主任编辑”，只能说他进步慢。

为什么要说这些呢？这表明了他在本单位的地位，以及更重要的、背后业务成就。

在《人民日报》评论部这么个工作岗位，正常情况下，写两篇重头社论，获个什么奖，职称进步是比较容易的事情。那么就马立诚的情况可以判断，他的业务能力和成就应该打个问号。

当然他也不是没试图闪光一下，比如那本《交锋》他也是编者之一。这本书，据说得到了江CORE和元老万里的夸奖。但有些同行评论说，这样的书“攒”出来很容易，找点历史资料，在一个“正确”的大口号下拼拼帖帖，所以书里面都是“编者”而无“作者”。

• 一一回复一下。

《交锋》的出版，一下子使马立诚成为媒体中的“改革派代言人”之一。尽管他本人在《人民日报》的地位没变，但外国的交流访问邀请来了。于是就有了日本之行及此后的“对日新思维”。

这篇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由于《战略与管理》是总参背景的刊物，而马立诚有《人民日报》背景、又因为《交锋》而小有名气。这种种信息，一下子使日本人如获至宝，甚至放出风声说，这可能是国内高层中“亲日派”的一个试探信号，可能要预示着中国对日政策的转折云云。

“对日新思维”是马立诚平生第一次日本之行的产物，有幸拜读之后我的感觉是，文中日本之行的直观感受太多，对中日关系的深入分析太少，而那仅有的一些分析，似乎带着浓重的“日本味”，和日本某些学者说的几乎一样。

这篇文章加深了我的一个感觉，那就是马立诚的分析能力确实有些问题。更何况，对国际关系发表评论根本不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的业务，而是该报国际部的禁鬻。而且这篇文章，居然没有一个研究国际问题背景的作者。

《战略与管理》是刊登宏观战略研究文章的专业刊物，发行量微不足道，马立诚的文章夹杂在期间确实显得突兀，也难怪人家猜测有背景。

紧接着问题又来了，这篇文章通过日本和港台媒体的强力反馈，在国内名声大噪。外交部、新华社和社科院搞中日关系的专家们，一下子都仿佛挨了美国“MOAB”般傻在那里，难道高层真酝酿着对日政策大变局，那为什么他们这些日本通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肯定有人会问，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这样一篇奇文是否需要什么背景？就我了解，不需要任何神秘背景。

这个刊物更类似于国内的一些学报。接受文章有两种，一是确实有深度的研究文章，二是人情稿。如果你认识他们的一个编辑，有篇可以充数的文章，大不了请人家吃顿饭，OK了。

“对日新思维”依我看来更像后者，当时甚至和《人民日报》的一位朋友说“他是不是要评职称啦”。当然啦，他既要提出“新观点”，又不能在《人民日报》自己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估计是怕本单位搞中日问题的人耻笑），所以找了这么个路子。

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这篇文章在某些有心人的运作下，搞得国内一片混乱。

估计高层领导之间也得碰碰头：胡总啊，新班子有新气象，您是不是琢磨着对日本来点新思维啊？！那头也犯疑惑：到底是总理的新思维呢还是庆红的？看了海外报道的公众则怒气满腔：咱这新领导的新思维咋就有些像汪精卫捏？

不过这混乱毕竟是暂时的。此后社科院日本所几位重量级专家轮番出来驳斥，那就明显是高层领导意见统一的产物。

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个人的感觉，马立诚太想“搏出位”，太热衷于“求新求异”，而本身并无相应的分析思考能力，以至于开一趟研讨会就全盘接受了日方的观点。当然他自己也终于“出位”了，跑到海外媒体上发表他对国际关系并不高明见解去了。

每段之间增加一个回车，多一个空行读起来不累眼。

感谢楼主提供行内人的看法，让我们对这事清楚了很多。马立诚也就算了，照楼主的说法不过是想博个职称（但楼主说，他混得不算好，有没有可能是他的观点太奇特乃至反动，或者不拍领导马屁，所以被打压呢？），那个焦国标才是一大笑话，真正是博出位，最后都博出国了。现在除了海外民运还有人把他当宝外，国内自由派都耻与为伍了。献花一朵，期待楼主的下文。

马可以说被坑了。一个苦孩子，这辈子没怎么出过国，一到日本就被忽悠晕了。他自己为人没什么太出格的，业务上比较一般，不过也有些偏执，认定的事情很难接受别人的批评（这几个人都有些偏执的味道）。

因为政治上敏感，评论部气氛比较保守（也可以说谨慎），但如果没“对日新思维”事件，他可能也快出头了，《交锋》这本书还是给他带来些正面影响的。

照我的想法，“对日新思维”应是日本人恶搞的结果。江CORE吃过日本人一闷棍，在位的时候怎么也不会再和日本改善关系。新班子上来后，日本方面急于探测中国对日方针是否会有变化，马立诚的文章就被他们当风向标用了。

对照一下文章被炒作的年代，我觉得自己的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外界炒作，这篇奇文最多被大家耻笑一下而已，但后来，大概马立诚自己也觉得没得混了，辞职了事。

我有个朋友，先在战略学会（就是《战略与管理》的主办单位）待过，后来调到《人民日报》国际部，恰好两方面的事情都知道些，听他说了一些情况。

关于“拍领导马屁”，就我所知道的几个媒体单位，一般的人大概都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放不下面子去拍领导，除非很有心、也做的很高明才行。评价一个人的地位，业务还是第一硬指标，靠拍马屁混的人也得有点东西才行，这样的人很少，就算一时得宠也风评不好。

一个例外是中央电视台，官僚气、江湖气、铜臭气太浓，所以央视也没啥出息。

焦国标就是另一回事了，有空再说说。

　楼主分析了马立诚的性格弱点，导致他最后的失足。这个很可能是对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从整体上看看如何避免被敌人利用？

　你说被日本人这么试探和利用，问题出在在哪里？

　为什么需要高层领导意见统一之后才能“日本所几位重量级专家轮番出来驳斥”呢？

　大佬们终于出手，是看文章错的离谱？是看作者用心险恶？还是看高层领导意见统一了？

　我觉得问题的要害在于：在现在的机制下，我们的高层领导需要对中国境内全部媒体的所有观点负责。领导容许某种观点的存在，被我们自己、敌人解读为领导立场的变化。你想象一下，有资格有能力被当成高层领导的有几人，国内报刊杂志、网络媒体有多少，你就会深深同情，这领导得多么辛苦，得多么有智慧。为了保证容许一定的公差，一定的可靠性，我们领导的立场必须比实际的理想位置要严格那么一点点，否则执行起来，不那么智慧的下属如果放水，就放到敌人那里去了；可这样又给了“反动分子”足够的口实，而且反应慢了，反应错了，后果很严重，领导很没面子。

　注意：无须事先持有“民主、自由、人权”的观点，仅仅从纯操作角度分析，就可以得到上述结论。

　只要存在：

　　１有非官方直接控制的信息传播渠道；

　　２官方不能采取行动使得社会成员只能和官方保持一致；

　　３官方的立场复杂到不可能几句话说得清楚，并且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明白

　只要这些条件存在且不被破坏，那么像我们现在的这种舆论控制机制就是一定没有前途的，维护成本就是大于获得收益的。无论从国家还是执政党的角度出发，都是一样，这是系统分析出来的，无需先有什么信念。

这件事的前后过程没什么太多的争议。

第一，他发表了观点，发表了也没人封杀；第二，有争鸣有批评，对他的批评居多；第三，单位并未对他采取什么措施，辞职应是自己的事。

马立诚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这么概括：他试图进入自己一点都不了解的领域，却没有在知识和能力上做好必要的准备，徒然暴露了自己的浅薄，还被别人当枪使。

中日关系这个议题太复杂，可以说是国内搞国际关系研究的头号难题。历史、现实、未来，感情、道义、利益，交织在一起。要提出新想法就得有足够的论据支持，就算刘文玉（前新华社东京分社社长）这样几十年的日本通，大概也不敢贸然提出“新思维”。

那焦国标就有些问题了。他的背景和马立诚有些像，都是刚到中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难出头，如果不改弦更张，那人生就会在平淡中结束。

于是他抛出了檄文《讨伐中宣部》和那篇著名的抒情赞美诗，立刻见效。所谓笑骂由人，好“前途”我自奔之，你对他不耻，他当个美国炮灰还自得其乐呢。

他出名前在北大，更多的背景我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情上，我有把握指证他撒谎。

　已经写完内容，请指正。

　关键是不应让他发文章这件事给我们带来足够大的影响，如果他文章本身没有足够的依据和力量的话。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什么时候开始放弃这个原则的？

本来就这么篇文章，即使发表出来也就大家当笑话，水平比袁伟时差多了，《战略与管理》除了一个小圈子外也没啥影响力，严格地说都不算媒体。

应该说，国内后来有那么强的反应，主要针对的还是炒作马文的那股力量。那些人，造谣到点名哪些国家领导人支持“对日新思维”的程度，用心很深。（是不是有马立诚自己对外吹牛的因素在里面，也值得考虑）

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有必要由官方或半官方来澄清一下，表明“你那点招数我明白”。

而且马文被批评，恰好就是群众观点发挥作用的过程，所以拿这个来做例子并不妥当。再说，那股力量确实存在，它就要搅事，这不是我们的意志能改变的。

即使有像你所说的纯粹不受任何官方影响的媒体存在，并发表了马文或类似的文章，那日方还会拿来做证据：“你们有不少的学者支持‘新思维’嘛。”这和媒体官方不官方没有任何关系。

焦国标有一篇文章，提到当年他毕业后很想到新华社属下的《了望》杂志工作，他登门拜见穆青并得到老先生的赞赏，穆青还为他的事打了招呼，但《了望》的总编居然不买帐，硬是不要他这个天才。

这篇文章网上也有流传，有兴趣的河友可以查一下。焦国标大概是要表明体制对他的“打压”吧，居然不能容得下这个天才，何等罪恶的体制啊！

但就这事他撒谎了。穆青水平之高、为人之正，不仅在新华社有口皆碑，在整个中国新闻界也是高山仰止，很难想象他会为了一个河南老乡打招呼。

事实也是如此。恰好我曾在一个学习班认识了穆青晚年的秘书陈二厚（好怪的名字），谈起“老头”（新华社对穆青的称呼）生平的高风亮节，二厚很感叹地说，老头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为任何人进入新华社打招呼、递条子，就连自己儿子混的比较惨，他也从来没有动用权力和影响做任何事，不愧是老八路风范。

所以我推测，整个事情的过程可能是这样的：焦国标以老乡、晚辈和后进的身份见穆青，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心愿，而老头出于客气夸了他几句，又出于好心，给他个机会去《了望》面试。

很不幸，天才没通过考试，而这个结果对他的心灵产生了严重的伤害。

我们都知道官场的招呼是什么意思，穆青秘书所说的“招呼”就是这个走后门的意思。但焦这里的意思，从上下文看来，好像只是说穆老爱才，所以向《了望》推荐。如果焦和穆以前素不相识，非亲非故，那就不能算走后门，但焦也确实可以说是穆打过招呼的。这两个招呼在意思的轻重不一样。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不是要为焦辩护，只是想弄清楚事实。

另外二厚这名字不怪的，以前穷人家孩子没大名，就按顺序叫二后，三后，估计后来就干脆取了二厚的大名。哈哈，我乱猜的，也许这里有典故，鄙陋如我不知道耳。

　什么时候那里有过纯粹不受官方影响的媒体了？任何国家也没有做到吧？关键是我们的官方继续维护和坚持这种绝对的，不受约束的权利，即使迫于实际条件，只是名义上的。

　可有多大的权利，就有多大的义务。我们的政府有控制所有媒体、不受约束、没有明确规则的权利，就有承担所有言论后果之责任，不能拒绝别人借以猜测之义务。这样的机制是很被动，代价很大的。

　比马更不懂行、更有恶意的人一定会有的；炒作马文、用心很深的力量也是会有的；如果我们假定只能有一个正确立场的存在，而且我们只能从高级领导的反应中了解、明确这个正确立场的话，那么敌人随便攻，我们只能拼命守这种局面就得不到改善。

　说实话，我觉得有点像当年法国修马奇诺防线：所有的国家安全都寄托在那条防线上，后面的民众没有任何保护，一旦被别人绕过或突破，那么就是完全失败。客观地说，马奇诺不是没有用，但依赖于这个一定是错的。

　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不是仅靠官方说法就能深入人心的。没有争论，仅仅靠权威来灌输的精神，是可以靠一个良好的策划，足够分量的其他权威（不一定是政治上的，李教主的意义也在此）抵销掉的。通过争论，使每一个人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考虑到我们所面对地复杂的、并不友善的国际处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从现在的情况出发，舆论控制应当是逐步放开的，高层也要配套地逐步拥有站得住脚的理论，以及形成软性的导向机制。对冰点的处置依然是一种僵硬的、授人与柄的机制和思路在起作用，这比冰点本身如何如何更让人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