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论说“文革博物馆”问题 -- 清徽

在中国，已经 强调了太多的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强调还远远不够。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是要求人性服从于党性，恨抓私心一闪念，批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批判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邓小平的富民政策如同雨后春笋xxx(此处省略三百零六字)，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进一步纠正了对人性的压制。我本来也没有理会到“以德治国”思想的“精髓”，后来读到几篇官方文章从“以德治国”思想出发，强调尊重人，强调工作中的“人情味”，强调“以人为本”，感觉说到我的心坎里面去了xxx(此处省略一百三十三字)。

个人感觉黑岛兄是见过了，体会过了，然后这些东西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点，这是我最为钦佩的，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反而是自由心证的人太多了。

要听取的是有建设性的意见，不论善意也好，恶意也罢，总之有营养才行。

什么“为了做稳了奴隶而得意”这样的话里银杏树也能听得出好处来吗？

比如鲁迅，柏杨，李敖等人就说过不少。

建设性的意见固然可贵，‘非建设性’的意见来点也没有问题吧，哪怕很不合事宜。

批评与牢骚是否具有“建设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允许发牢骚，允许批评。能够提出一些“建设性”的东西固然不错，但是有这种能力的毕竟是少数人。不能因为我只会发牢骚而不会提“建设性”的东西，就不让我说话。

“这个还是子矜等前面解释过的，而黑岛兄一直没有澄清的，您对于左右，特别是“极左”“极右”是如何定义和理解的。这个不是抠字眼，不先搞清楚，只能是各说各话。”

——下精度的定义是个很麻烦，挑战度很高的问题，以俺大约摸的看来，就中国的历史惯性和现实语境来说，“极左”一般是指主张全面肯定和恢复整个毛时代的政策，政治上主张重新以原教旨的共产主义理论为标准，经济上希望重新全面国有或集体化，严格抑制私有经济，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在历史问题评价上，对反右、文革等运动整体持正面意见。“极右”嘛，就是政治上主张尽速赶中共下台、全面引入西方制度（代表性话语“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是已经成熟了，而是已经烂熟了”），经济上主张彻底私有化，提倡“市场万能论”，将私有财产加以神圣化的同时贬损对现阶段国有、集体财产保护、支持的意义（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们也猛批国有资产流失），要求国家完全退出经济干预，包括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另外也有一个重要特征——在各种问题上，逢美必挺、逢共必反，包括当中美发生国家间矛盾时。

“在很多反民主人士的眼里，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多是历史原因，殖民，战争财，等等，而与自由民主一点点关系也没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多是因为他们实行了民主制度，民主会带来贫穷，动乱和低效率。”

——这个至少不是俺这种“反民主人士”的看法，俺一向以为，欧美日之所以发达，当然有殖民主义的绝大功劳（包括对那些没有直接大规模殖民海外的欧洲国家），但当年首要动能却是大力发展、重视科学技术之故，而其后能极好的保存了胜利果实并进一步发展了优势，不象古代各强盛一时的帝国们那样陷入治乱盛衰循环（各国相对地位的升降不在此列），则不能不首推民主制度之功。而大批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从根本上说也不是其引入的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俺只是以为，讫今为止的先例证明，将西方民主制度引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没有达到比较高的地区，对于解决贫穷以及由贫穷衍生的一系列其它社会问题，基本是失败的，根本达不到支持者期望的效果，包括很多人就津津乐道的所谓民主制度在制止腐败的优势。而相反，二战后少数几个成功的从后进国家晋入发达体的例子（当然，我们这里不计那些产油的酋长国），都是在一种“开明专制”下完成了关键的起飞，实现了成功的社会转型（从农业半农业式的传统社会转为工业化的市民社会），当然，这些例子中，除了二战前就有相当好基础的日本以外，都是中小型经济体，其国际环境又相对优越（冷战下其发展得到欧美的庇护、容忍甚至鼓励，为作为已方阵营的典型），很难说一定就可以成为中国的明天，但至少这是目前为止唯一成功的追赶道路。如果说，那是“撞大运”——撞碰上一个懂得合理控制和使用自己权力的“开明专制政府”的运气，那其概率似乎也不并不比后进国家在“民主制度”下选出一个有远见、有能力甚至仅仅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的概率小，如果不是更大的话。（顺便说一句，俺觉得上述这种似乎违背“理论”情况的出现，与二战后国家间交流、联系与互动由于技术的飞跃发展而空前密切很有关系。）

至于之所以“一说向民主国家看齐就一定要向菲律宾看齐”，那时因为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其实都隐含有一个永远的中心词——“中国”（确切的说是中国大陆），以中国的国情（经济水平、人文素质、平均资源等），想来大家都会同意，与其说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近，不如说和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近，那么当我们假设中国以目前的情况，忽然跳到了“民主国家”的行列，想来向菲律宾看齐的可能性要比向美国看齐的可能性大得多吧。说实在的，菲律宾在发展中“民主国家”里，“范”是不一定“模范”，“典”却是很典型的。

另外再说一句，调侃，特别是格调不高的调侃是有场合、看气氛的，大家如果是很亲密的朋友，或是一见如故、不拘小节的互相玩笑时倒也罢了，而并非如此，相反是在意见本来就相当对立的情况下，用“阴茎”这样的词汇比喻他人热爱的飞船，恐怕不能是一句“调侃”就能轻松的为之开脱的。我想河里诸兄，大概不会认为对不熟悉或正有争执的人说“问你妈好”，也仅仅是一句“调侃”（实际上，这句话的隐讳度还远在赤裸裸的“阴茎”之下吧）。倒不是紧追着这话不放，又不是我们河里任何一位朋友说的，只是说这种作为也仅仅是“品位不高”，不由不让俺佩服这实在是大度至极。不过，请问一句，兄等能对此等行径如此宽宏大量，而对极左言论必做立目金刚状，难道不是有点双重标准了吗？“关心的并不是神舟重不重要，而是我们要如何决定神舟是不是重要的，我看，搞明白后者，对于中国未来比前者要重要得多了”当然是，在政治上绝对正确，不过拿着这挡箭牌就可以证明批评者站在了绝对正确的位置上了吗？不过，我在请问，兄等以为在现有条件下，如何才算是通过正确的方法决定何事重要？或者说，只要仍在现有体制下，那么任何对国家作为或不作为的批评，不管多么偏激或扭曲剪裁事实，都可以打着“关心的并不是某某重不重要，而是我们要如何决定某某是不是重要的，搞明白后者，对于中国未来比前者要重要得多了”的旗号，获得无条件的赞赏或谅解？

离得近的人往往不能从长远来重视这个事件影响，比如西方好多学者对文革就充满了“理解”。

反而是我们自己切身体会的人深恶痛绝，只因文革的负面影响只发生在我们身上。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推崇巴金，我固然达不到他的高度，不过他的表现并不让我恭维。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文人而已。

我肯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但是就我们讨论的上下文，我觉得黑岛兄的描述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起点。这和我想象当中老兄会给出的定义也差不多，所以我的观点也没有什么改变：按照老兄说的，就算“极右”派当道，既然他们“全面引入西方制度”，那么其他“坐标”上的观点，应该也是有表达的权利，而且影响平衡政府的政策--实际上，在“全面西方制度”下，我不认为您所说的“极右”派有当道的可能，因为他们所持的完全自由市场政策必然导致低或无社会福利，这是除了富人阶层外的大多数人口都无法接受的政策。另一方面，如果“极左”派象您说的“全面肯定和恢复整个毛时代的政策”，那么您能想象他们会允许持不同观点的人说话吗--包括您本人在内？我之所以认为在中国防左仍然比防右重要，原因仍然在此。

那要看“期望的效果”是什么。在历来对民主的各种质疑中，很老的一条就是“民主就能根治腐败么？”，然后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来否定“民主对于制止腐败有优势”这个弱得多但却更有实际意义的命题。对于后者的证明要通过民主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比较。历史上和现在的非民主政体没有一个不被严重的腐败所困扰，即使有些在建立之初因为有一两位英明的君主而能够压制腐败现象，没有制度性保证的情况下最终结果是一样的。

问题就在于如何保持？您自己在这一段的开头就说了“能极好的保存了胜利果实并进一步发展了优势。。。则不能不首推民主制度之功”。区别在于，对于某一次政府的选择，大家也许都是撞大运（实际上，我还是认为民主制度下的言论自由对于提高选择的正确性大有好处），但是很多次选择下来就不一样了。这个“统计优势”前一段时间河里已经掐过了（肯定也不是第一次），老兄如有兴趣可以翻翻月初的帖子。

那您让我说什么啊，总不能对骂吧？

那不是双重标准，那是因为两者的恶劣程度不同。骂神舟的人无非是给我心里添个堵，他们就算当道，也就是把我关心的一项航天计划给“宫了”，而且我还有机会参与拥护神舟的人给扳回来。极左派的言论，比如“知识分子就应该上山下乡去干校接受改造”之类，一旦成为现实，可能威胁到我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这何能同日而语？

不是很理解老兄这些反问的逻辑。我说那段话的意思不是替辱骂神舟的人辩护，更不是试图把他们的辱骂本身解释为是为了达到什么比神舟更重要的目的。再说，我说“A比B重要”，不等于说“B不重要”，对不对？

另外，坦率地说，您这些反问背后的论证方式不那么令人佩服，因为它们是把对手的观点极端化成非常容易的靶子再打。对于有“绝对”、“任何”、“不管多么”、“无条件”这样的反问，没有个打不中的靶子，但是和我们原来的观点就相去甚远了。

“自由心证”也是自由心证的，对不对？

正反双方都可以找到一些支持自己观点的民主制度的例子。这里我就不找中国不能跟印度，菲律宾进行比较的理由了。我们不妨在进行横向比较的同时，进行一下纵向比较。反民主人士是不是同意我的这个观点：中国的民主建设与经济建设是不矛盾的。这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水平越来越高，也正是政治制度越来越民主的阶段。尽管两者的步伐不一样。所以，也就存在一个我昨天回复神仙驴时所提的问题：是谁最先将两者对立起来的？

说到辩论，像胖兄啊，银杏树兄啊，还有这里的众多高手，俺都甘拜下风，各自保留意见就好。

“按照老兄说的，就算“极右”派当道，既然他们“全面引入西方制度”，那么其他“坐标”上的观点，应该也是有表达的权利，而且影响平衡政府的政策--实际上，在“全面西方制度”下，我不认为您所说的“极右”派有当道的可能，因为他们所持的完全自由市场政策必然导致低或无社会福利，这是除了富人阶层外的大多数人口都无法接受的政策。另一方面，如果“极左”派象您说的“全面肯定和恢复整个毛时代的政策”，那么您能想象他们会允许持不同观点的人说话吗--包括您本人在内？我之所以认为在中国防左仍然比防右重要，原因仍然在此。”

——那么请问，俄罗斯的极端自由派是如何上台当道的？他们不是大大降低了原有的社会福利，大大降抵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这一切很多即使在经济大衰退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做得更好许多，只要他们稍微不非意识形态化或是有点良心——比如不要在声称国库没钱支付法定养老金的同时，以63万美元卖掉了全国最大食品公司之一的布尔什维克饼干公司，类似情况的公司波兰卖了8000万美元。——然而，且不说八一九事件后的突变，就是数年后，1996年当时仍然代表极端自由派政治势力的叶利钦照样连任总统，虽然他在连任前一年的支持率长期徘徊在10%上下（记得大概是，反正极低），但在得到寡头上亿美元的竞选经费支持后，凭借强大的媒体优势和高明的政治手腕（成功与排名第三的对手结盟），他们仍然胜利了。不管您承不承认，现代媒体的力量足以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左右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当然，中宣部手下的那批党八股机构没这个本事），而媒体的影响力大小如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后的资本实力，不是只要唱”人人都有平等发言“的高调就是改变现实的。虽然由于前苏联的先例在前，中国重蹈复辙的可能性要小了许多，但不是说完全没有了。

相反，请问极左派却如何重新执政？党内复潮？党内的法统早就是太宗一脉，理论更是修改得面目全非，就算是太祖复生，面对整体都是现行体制、制度既得利益者的官僚集团，也是徒呼奈何，更何论他人。民众运动？更是玩笑，请问百中可有一人，愿意称文革、反右的好吗？至于外来势力支持？火星人吗？

您虑的更多是理论上最坏的结果，而在下虑的更多则是发生的可能性，这就是俺之所以以为在当下，防极右或比防极左更重要（温和的左、右其实都不必太害怕）。

“那要看“期望的效果”是什么。在历来对民主的各种质疑中，很老的一条就是“民主就能根治腐败么？”，然后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来否定“民主对于制止腐败有优势”这个弱得多但却更有实际意义的命题。对于后者的证明要通过民主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比较。历史上和现在的非民主政体没有一个不被严重的腐败所困扰，即使有些在建立之初因为有一两位英明的君主而能够压制腐败现象，没有制度性保证的情况下最终结果是一样的。”

——1。中国现实的情况是，极右的“自由派”往往是在宣称“民主就能根治腐败么”，而不是告诉听众，民主仅仅是“对于制止腐败有优势”，而温和右派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基本也没有出来纠正视听。

2。实际上，历史的经验其实并不是“历史上和现在的非民主政体没有一个不被严重的腐败所困扰，即使有些在建立之初因为有一两位英明的君主而能够压制腐败现象，没有制度性保证的情况下最终结果是一样的”，而是“历史上和现在的非发达经济体没有一个不被严重的腐败所困扰，即使有些在建立之初因为有一两位英明的君主或一套比较严密的制度而能够压制腐败现象，但在无法合法提供行使权力者合理的体面生活报酬的情况下最终结果是一样的”。事实上，制止严重腐败的最好利器是合乎现实且得到严格执行的法制，欧洲列强进入工业化后很长一段时间，按现在的标准算不上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但在遏制腐败上已经大见成效，相反，当今诸“民主”的穷国腐败猖獗，就可为明证。

“问题就在于如何保持？您自己在这一段的开头就说了“能极好的保存了胜利果实并进一步发展了优势。。。则不能不首推民主制度之功”。区别在于，对于某一次政府的选择，大家也许都是撞大运（实际上，我还是认为民主制度下的言论自由对于提高选择的正确性大有好处），但是很多次选择下来就不一样了。这个“统计优势”前一段时间河里已经掐过了（肯定也不是第一次），老兄如有兴趣可以翻翻月初的帖子。”

——问题是，后进国家利用“民主制度”实现追赶先进国家目标的，至今没有成功先例，相反，“开明专制”倒是有好几个已经成功的先“专制发展”后“民主转型”的。我一直认为，任何理论，即使它的纸面上如何自洽，如何打遍天下无对手，但唯独不符合实际，那它如果不进行大的修改，就没有多少价值。总不能用斯大林“理论与实际不符，就修改实际”的办法坚持“民主的绝对优越性”吧。

“那您让我说什么啊，总不能对骂吧？”“那不是双重标准，那是因为两者的恶劣程度不同。骂神舟的人无非是给我心里添个堵，他们就算当道，也就是把我关心的一项航天计划给“宫了”，而且我还有机会参与拥护神舟的人给扳回来。极左派的言论，比如“知识分子就应该上山下乡去干校接受改造”之类，一旦成为现实，可能威胁到我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这何能同日而语？”

——当然不是要对骂，但至少不应该总是为其尽量开脱吧。

从以上来看，您似乎还是因为极右还没有成为过现实（其实某种程度上，本朝胜国就是当时的极右，只不过现在恐怕不会承认，就是承认了也不一定承认那时不好，相对本朝而言），所以就不以为然。“神舟”其实还是件小事，停了最多也就是让中国的太空竞赛上损失个十几几十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在未来的太空大发现时代再次落伍，说不准也确实能宫了后再扳回来。可有些东西，宫了后还能再扳回来吗？比如三分之二的前苏联人主张保持苏联，三个人决定散了苏联，现在民调多次显示多数前苏联人仍然非常可惜苏联的解体，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能把苏联扳回来吗？当然，您可能认为这仍然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能在大街上公开痛骂国家元首、首脑？至于同日而语的问题，也许明天就是流星把地球给毁了，就不比其它事更可怕？怎么人们并不怎么关心建立太空防护？无它，可能性极小而已。

“不是很理解老兄这些反问的逻辑。我说那段话的意思不是替辱骂神舟的人辩护，更不是试图把他们的辱骂本身解释为是为了达到什么比神舟更重要的目的。再说，我说“A比B重要”，不等于说“B不重要”，对不对？”

——原话的中心坦率的说也可以归为一句：兄等为何只视极左为极端、不可接受，而拒绝对极右的观点——哪怕他们已经使用了最赤裸裸的下流语汇进行辱骂——出一句略微的批评重语。

比这些话更狠的也有，比如鲁迅，柏杨，李敖等人就说过不少。

——反对这种说法。我以为把某人捧为永无错误的完人，句句都是至理名言的圣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错的就是错的，即使是伟人说的、做的。所以，不能因为某某大人物（正面的）也做过某事，就可以论证某事就是对的，或者说可以欣然接受忍的。不要说柏杨、李敖，就是鲁迅也一样，老实说，鲁迅的嘴有时本来就太恶毒，为人也是气量太狭、有隙必报，很是不可取。比如我们都读过的《拿来主义》，主旨立意本身极好，可其中却又掺着拿论敌入赘的经历（当时男人入赘是受到歧视的）进行夹枪夹棒的人身攻击——至少以我们现在的标准，这种做法很下乘，似乎就不必也向鲁迅学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