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关系 --- 回复 一刀 兄 -- 煮酒正熟
在民主制度保证个人利益这个问题上，我与一刀兄存在分歧。这个分歧起始于一刀兄下面这两句话：
一刀兄说：(1) 作为一个具体的国民，我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出最有利于我的决定；(2) 民主最根本的目的，不是实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是将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力交到每个人自己的手里。
对于这两句话我分别进行了反驳，继而又引出了一刀兄这一贴：
http://view.cchere.com/article/560991
请让我来归纳一下一刀兄的主要观点 (如有误解，请兄纠正并谅解)：
在言论自由和信息传播自由的情况下，民众有能力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又能帮助民众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投票，选择最符合自己利益的 领导集团。全部公民都基于自身利益进行选举，通过选举出的领导集团“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可能”。
我的看法是：
1 诚然，民主制度可能确实为 公民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提供了更好的、更公平的机会 (比之专制)，但是，国家利益由谁来保证呢？
公民的利益(冲突) 有了较好的解决办法，可国家的利益呢？如果国家利益遭受严重损失，该国公民的利益难道就不会遭受损失吗？
刀兄一直说到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个“个人利益”里面，究竟有无包括国家利益呢？
2 我以为，广大民众由于信息来源问题，更由于他们与生俱来的短视倾向，使得多数民众目光短浅，只关注自己那点个人的短期利益，而无法将国家利益与自己的长远利益联系起来。
我还要举美国二战那个例子 ---- 如果不是日寇偷袭珍珠港 美国还不会参战，最终很可能导致德寇重新控制苏联战局，继而征服欧洲全境，严重威胁美国的战略利益。而美国之所以开始拒不参战，还不是因为民间的isolationism 和反战情绪太浓？而这，恰恰正是民众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所做的选择！
所以，民主制度虽有助于民众利益最大化问题的解决，但是民众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却有可能令国家/民族利益陷入危险之中，甚至遭到实际的损害！
所以，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 都带有“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属性，它更适合解决国内矛盾和问题，却不适合解决国际问题、无法有效确保国家和民族利益最优化。
西罗马帝国的覆灭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覆灭前的数十间年，罗马公民基于对个人享乐的追求(这也是个人利益啊)，集体抛弃了祖辈的尚武精神，穷奢极欲、酒色无度和铅中毒，造成最后的数十年间罗马青壮公民中够格做军人者寥寥无几，庞大帝国的边陲安全，靠的是区区数万罗马军队和十数万蛮族雇佣军来维持，最终国家终于亡于蛮族入侵和雇佣军领袖的篡位，大批罗马公民被杀或逃亡。这就是一个民众只顾自身短期利益，不愿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最终彻底丧失自身利益的实例！
正因为多数民众习惯性的短视，才更加显出政府强制民众服从国家利益、牺牲个人短期利益的必要性。更何况，确保了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等于也是确保了民众的长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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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针对刀兄的一些看法所做的讨论：
--- 对这点我是实在无法认同。我先引一段同为“民主派”的 有点搞笑 兄的评论：
http://view.cchere.com/article/561491
我以为，“国与国之间是不讲民主的，唯讲利益” ---- 这，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了。我上面说的“民主制度和思想是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就是这个意思。民主是拿来解决国内问题的，怎么能指望它来解决国际问题呢？真要指望它也能解决国际问题，除非世界范围内的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都彻底消亡了！
既然国与国之间只讲利益，那就是丛林法则，谁胳膊粗谁说了算！当然这个表述就绝对化了，不够理想。比较精准的表述是：国际生态是 追逐利益 与 恪守基本道义的混合生态，但前者占据主导地位。只要在基本道义问题上不处于绝对低点，绝大多
数国家肯定会以国家利益为自己行动的唯一准则！而且即使在基本道义上处于绝对低点，仍会有部分“邪恶”国家唯利益是从(二战中的德日)。
既然国际生态如此险恶，我们当然必须将战略目标定为“强国争胜”。刀兄认为不一定如此，那么您认为还有其他什么目标吗？讲民主吗？英国和阿根廷可都算是民主国家吧？可当他俩出现领土纠纷时，怎么没见他们讲啥民主捏？还不是如跟街头流氓一样 挽起袖子抄家伙儿抡丫听的！美国又是怎么出手拿下不亲美的拉美民选政府的？它在国际问题上怎么不讲民主捏？
--- 这里刀兄似乎对“强国争胜”有所误解。我说“强国争胜”，本意就是增强国力和军事实力，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四个字并没有要征服世界或好勇斗狠的意思，而更多地是一种制衡和止战的思维。其实，国家强大了、军事实力强劲了，同时你又能设法让潜在对手充分意识到你的强大，这恐怕是消除战争苗头的最有效手段了。刀兄所举的亚历山大、铁木真和希特勒等例子，我以为他们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强国争胜”，而是“强国征服”，他们不是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扩大自己的地盘！他们不是制衡和止战的思维，而是要用实力迫使对手屈服、如果不屈服就征服的思维。我以为这几个例子并不能论证“强国争胜”的战略目标是错误的或有缺陷的。
--- 对这一段我表示谨慎地同意。首先美日欧在二战前就已经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了。其次他们从前和今后的发展都离不开稀缺资源如石油等，而他们又是依靠什么东西来确保自己对稀缺战略资源的掌控呢？美英法难道不是靠的国家实力和影响力么？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难道不是靠的美英法么？归根结底，还是绕不开这个“强国争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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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到珍珠港之前，美国参加欧洲战场已经是箭在弦上。一方面因为在罗斯福的推动下，对英苏的租借法案得到国会通过（这也是民意的表现），而且罗斯福还派海军以演习偶遇为名护送商船队到英国，这其实已经是不宣而战，希特勒当时已经非常地pissed off
。另一方面，纳粹屠犹的规模渐渐扩大，真相渐渐扩散到美国公众，也使他们认识到这一次不象一战，只是“旧大陆那些贵族们的家庭纠纷”。所以珍珠港只不过是迫使大家都摊牌的导火索而已。
最后，说了不争了，不过还是忍不住问酒兄一句--我们怎么能信任执政者就真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之名侵犯我们的个人利益？
什么是国家利益？我想，经过几十年被教育的中国人都会在政治课中学到一个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概念：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于是，个人利益成为了集体利益的对立面，而在“国家利益”四个字下面，所有其他的利益都变成了理所应当可以被牺牲的对象。
国家利益，多么冠冕堂皇的名词；背后却隐藏着无数人的血泪尸骨。
什么是国家利益？我手头没有什么词典。按照我的理解，似乎是指一种以一个国家为整体的国民的利益总和。^_^，这个定义不知是否合适，姑且言之。
我前面的帖子已经提到过，人是社会性的生物。每个人的能获得的利益必然要在社会环境中进行一种博弈和妥协。因此，每个人能获得的最大利益，跟他所期望的利益总是有差距的。民主制度，恰恰就是在这种社会博弈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相对较合理的制度。通过民主制度进行的利益博弈，从目前的情况看，正是能最大保障每个人能获得合理的最大可能的利益又保证了多人作为集体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
举个不是很贴切的比喻。
有5个人共同拥有100元钱。某甲作为其中一个个体来说，如果能将这100元钱独自占用，无疑将是他个人的利益最大的理想值。可是5个人都有这个愿望的时候，在权力平等的民主制度条件下，只能进行一种协商妥协。于是，每个人平均拥有其中的20元钱。那么某甲在现实中拥有的利益最大值只能是20元钱。此时，有一种投资的途径。将100元钱投入会获得20元钱的收益；但投入20元钱，只能获得1元钱的收益。同样在权力平等的民主制度中，大家进行协商。对于某甲来说，他不将自己拥有的20元钱进行投资，那么他获得的收益是0；他自己进行单独投资，获得的收益是1元；他将这笔钱跟其他人共同进行投资将获得20元钱的收益，而某甲将可以分得其中的4元钱。经过这番衡量。无疑共同投资将获得最大的个人收益。
涉及到国家跟个人的关系时，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但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一种国家利益跟个人利益相协调统一的倾向。我们将这种情况简称为A。
那么，讲上面那个例子的情况改变一下。如果这种投资行为由个人进行，并且20元钱将能获得4元钱的收益；然而，进行共同投资，由于各种管理成本原因，100元钱只能获得15元钱的收益；每个人平均获得3元。无疑，此时单独投资最有利于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我们将这种情况简称为B。
国家利益的推动者和执行者是执政集团。他们拥有的权力来自于普通国民的个人权力的让渡。作为执政集团来说，它拥有其自己的“集团利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是，所有的执政集团都本能地试图将自己的“集团利益”凌驾在抽象的国家利益之上。他们往往借助国家利益的“羊头”来贩卖自己集团利益的“狗肉”。这一点在所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团体中尤其明显和突出。对于一个集团来说，所谓的“集团利益”最终将演变成集团领导者的个人利益。^_^，不幸的是，这一点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团体中又是最为典型的。（更多的内容，我觉得一本叫《寡头统治铁律》的书写得挺清楚的。）
现代国家的形成，有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然而维系一个民主国家的力量，无疑是要让A情况尽可能多地出现。由于民主国家中，国家的权力在于国民。如果某个国民在这个国家中总是利益（包括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利益）受损，他何必要参与其中呢。作为民主国家的执政者，他们要维持统治，在各种制约下，不得不约束自己的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从而尽可能地让每个国民在这个国家中作为整体的一个分子获得的利益比他们作为单独的个体能获得的利益更多。
对于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就没有这种制约了。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为了个人的、集团的利益，根本不惜牺牲所谓的国家利益。当然，^_^，现代的专制独裁者们绝不会笨到还使用“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赤裸裸的话。他们使用的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在这个口号的掩盖下，集体利益变成了“统治集团的利益”，国家利益变成了独裁领导者的利益。现实中看到的就是上述的“情况B”大量出现。
有人喜欢在谈到国家利益时，引用当年肯尼迪总统的那句名言：别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我觉得这句话，在民主国家尚且可以一说；在专制独裁的国度讲这句话就有点无耻了。在民主国家，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在专制国家，国民不过是统治者的奴隶和人质。当某人对着他家里的奴隶说：“别问这个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这个家做了什么”；是不是显得很无耻？^_^
明天我继续谈谈用民主来解决国际问题的好处。^_^
非常认同一刀兄说的：
国家利益的推动者和执行者是执政集团。他们拥有的权力来自于普通国民的个人权力的让渡。作为执政集团来说，它拥有其自己的“集团利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是，所有的执政集团都本能地试图将自己的“集团利益”凌驾在抽象的国家利益之上。他们往往借助国家利益的“羊头”来贩卖自己集团利益的“狗肉”。这一点在所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团体中尤其明显和突出。对于一个集团来说，所谓的“集团利益”最终将演变成集团领导者的个人利益。^_^，不幸的是，这一点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团体中又是最为典型的。
关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我比较认同胡适先生言，“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
从历史上看，当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句话绝对化了之后，往往伴随的是对本国民众人权的压制，因此我认为只有在民众的个人利益得到普遍意义上保证的基础上所谓的国家利益才是有意义的，国家也是由一个个的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当然反过来把追求个人利益绝对化了之后，同样也会带来负面作用。
煮酒兄举的一些历史上的例子，我认为是过于强调了个人利益的绝对性，或者民众判断能力不够所带来的问题。民主体制能保证民众基于自身利益的表达，但却不能保证民众判断力的正确性，比如二战前夕美国民众曾经的普遍的孤立主义情绪，还有纳粹通过选举上台，还有我相信当年如举行全民选举的话，文革也很可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但这些弊端并不能用来证明：由于民主体制强调保护个人利益所以就是民主的错，因为民主并非是确保社会整体理性、提高社会整体判断能力的全部，还需要舆论自由、全民教育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魔胖兄提到的美国正式参加二战前夕民众的主流情绪慢慢地放弃孤立主义的转变正说明了这一点，珍珠港事件只是加速了这一转变而已。在民主体制+舆论自由+教育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民众得以提高自身的认识，最终促成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最大的一致性，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需要强制的手段，或者说，即便需要强制的手段也是很有限度的（确保牺牲的个人利益最少，如美国的南北战争）。
所以，我认为本质上追求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不冲突的，只有个人认识上（判断能力）的偏差。每个人对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理解是不同的，也不可能有一个外界强加（比如政府强制）的统一的评判标准，只能基于每个人自身的理性，尽管人的自身的理性有很大的不足。
说得简单点呢，就是没有与利益无关的美德，人在捍卫自身利益的时候才会具有最大的美德，比如爱国。这样的一个原则，对于个体来说，其作用或许是负面的，但对于社会所有成员的整体而言，其作用必然是一个体现在历史进步上的正作用了。
关于类似的话题，我也曾写过一贴，请见拙作。
我觉得这句话，在民主国家尚且可以一说；在专制独裁的国度讲这句话就有点无耻了。在民主国家，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在专制国家，国民不过是统治者的奴隶和人质。当某人对著他家里的奴隶说：“别问这个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这个家做了什么”；是不是显得很无耻？
---- 非常认同。子衿从前在这方面就有过很好的评论。说实话我是非常非常看不惯网上一些朋友动辄就攻击那些质问国家为百姓做了什么的人。如子衿所说，国家与百姓应该是平等的，或者至少不该是高高在上，国家不能完全无视百姓 而要求百姓绝对服从国家利益。
其他问题我另贴再谈。
我觉得这句话，在民主国家尚且可以一说；在专制独裁的国度讲这句话就有点无耻了。在民主国家，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在专制国家，国民不过是统治者的奴隶和人质。当某人对著他家里的奴隶说：“别问这个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这个家做了什么”；是不是显得很无耻？
呵呵，这也有点太唯意识形态论了。我同样
http://view.cchere.com/article/561218
另外下面这个我赞成，这样国家与百姓最终利益应该是统一的。
There is no 可行性分析 now? Even if there was no 可行性分析 on WWW, There must be one for CCP's leaders 
I agree this: 社会发展推动着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逐步过渡是个大趋势，这样的转变虽然需要民众推动但也要务必慎重。
是因为现在有这个趋势，也有逐步民主的需要，那么这样的气氛和意识也要培养。苏联的政治制度改革代价付出过于高昂，中国先在基层试点逐步做起，是个非常好的办法。所以如果我回答中华走卒兄（我在相当程度上认可目前的开明专制的说法），就是什么都别说，先从基本的做起。
转几篇看到的消息和报道，中央能扎实的做功课，非常好。多嘴一下，现在感觉是意识形态的禁锢，已经从专制一方，转移到民主一方了呐？（或许是我看到的还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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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09日 瞭望东方周刊
改革创新者是否获得了升迁，其实意味着改革是否得到了肯定和推广，是否得到了高层的支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焦点话题，而政改之路也极为艰难，关注的人认为太慢，而事实上，对于一个如此之大之复杂的国家来说，哪怕一个很小的动作，也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瞭望东方周刊》从创刊以来一直持续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除了中央高层推动政治文明进程的举措外，我们也特别关注基层的一些实验，比如，我们看到了四川的创新性行动，并对成都市新都区的党内基层民主改革作了关注。
本刊先后以《中国地方政改冲动》、《一个“出格”书记的政治改革》为题，对新都区直选镇党委书记、民主评议等进行了追踪报道，并引起了强烈反响。
事实上，新都区党内基层民主改革仅是四川政改过程中，继步云直选、雅安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之后的又一政改范例，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新都政改的突破性更大，影响将更广泛；而四川因此在中国地方政治体制改革安排中，担当着一个众所周知的特殊角色。
“目前的许多改革实际上已经触及政治体制的底线，下一步改革能否继续创新，关键在于执政党的政治胸怀、政治眼光和政治艺术。”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博士蔡霞对中国地方政改作出上述评价。
中央调研组考察新都政改
对成都市新都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麻渝生来说，整个9月份几乎都是在接待调研组中度过的。
9月5日，中组部党建研究所赵湘江等到新都调研；9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孟曙初一行也来到成都市新都区调研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来自中央的调研组观看了‘公推直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等反映新都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专题片，并与部分直选的镇党委书记进行了座谈，了解公推直选等举措的实施情况。”
作为新都政改的制度设计与具体操作的重要决策者之一，麻渝生深知来自高层的肯定和支持，对新都的改革意味着什么。
“调研组认为：新都近几年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创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麻渝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9月初，新都政坛权力构架有了新变化:新都政改的操盘手、区委书记李仲彬调任四川巴中市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原成都市双流县县长牛敏就任新都区委书记；常务副区长屈健红任代理区长；组织部长麻渝生升任区委副书记。
“改革创新者是否获得了升迁，在中国的官场政治里其实意味着改革是否得到了肯定和推广，是否得到了高层的支持。我们也曾对两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获奖项目进行过回访，其中创新者是否得到升迁就被作为回访指标之一。”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杨雪冬博士对此评价道。
新都政改触动了政治底线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蔡霞博士在新都民主政治如火如荼之时，曾多次前往新都调研。她对新都正在进行的民主政治的感觉是:“新都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党内基层民主问题，其实已经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底线。新都探索的问题实际上是执政党如何去破解兴衰规律、如何破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这一命题的问题。”
蔡霞博士对“新都经验”的评价非常高调。她认为，“新都经验”为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中共民主执政模式做了开创性的探索。
“新都其实是在‘建国’。”蔡霞语出惊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建立起来了，但远远没有把社会主义的内在理念和优越性在社会生活中充分体现出来，而新都正是把制度理念转变成现实生活的实践。‘新都经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党内基层民主问题，事实是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并逐渐形成一种系统化、法制化的运作机制，并在人民的思想观念上固定下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都政改的操盘手李仲彬虽然离开了新都，但民主政治的进程并不会倒退，现在不让新都人搞民主，可能哪任领导也没有这个胆儿。至少在干部选任上，绝不会退回到任命制，因为新都的民主政治已经成了常规动作，新都人已经对选出他们信得过的干部习惯成自然了。”蔡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政改经验有望纳入更高层面部署
公推直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一系列创新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举措使四川小城新都名声大噪。原新都区区委书记李仲彬也成为继雅安市委副书记张锦明之后又一为外界瞩目的政改新星。
“你是名声在外哦。”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握李仲彬的手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8月27日，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的陪同下，率领江苏省代表团实地考察调研了新都区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各项举措，一路上，李源潮对新都改革大加赞赏。
“区委组织部做了一个统计，到9月底为止，全国先后有12个省市县到新都区调研，四川省内也有10多个州、县前来交流经验。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中组部党建研究所、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官员和学者也对新都的党内基层民主改革给予了持续关注，提出了一些问题和看法，新都下一步就是要对改革进一步总结和完善。”新都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麻渝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新都政改其实是一个“自选动作”。原区委书记李仲彬清醒地认识到党内民主作为民主建设的“第一推动力”，必须走在前沿，有所突破。在他及其班子的全程策划组织下，民主概念已经在新都深入人心，经过三年来的实践，已经探索出一套颇具操作性的制度设计规则。
《瞭望东方周刊》在采访中了解到，新都经验有望纳入更高层面的有序部署，改革者将探讨下一步如何进行。
事实上，中共十六大为各级地方政府推动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资源，并开启了广阔空间；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要求也对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推动着地方政治改革。
目前，四川省已决定将全省县以下的党委系统的官员全部放到直选中产生。基层党的领导者全部由党员直选产生，这样大规模地在一个省的范围推开，在全国尚属首次。
“从自发低调、在一区一县范围内推进民主政治，到获得省里及中央高层的认可和肯定，到现在新都经验在全省范围内推开，这是新都的成功，也是政治文明的进步。”蔡霞博士就此评价道。
8月27日，四川省委组织部正式下发的《关于推进党内基层民主深化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建设的意见》中除此之外还包括:实行社会评价；推行“三联”制度；开放基层党务；扩大全委会权力，逐步取消县（市、区）委书记办公会，全面推行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制、重要人事任免全委会票决制，积极探索重要人事提名全委会推荐制、委员视察督查制等制度。
这些都是刀刀见血，直触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川地方政改已经走在全国前面，并形成了示范效应。”中组部党建研究所赵湘江表示。
改革确实到了拐点
对四川来说，省内州、县自发的政改创新，以及中组部统一部署安排的改革试点，一直是二线并行，并最后殊途同归。
从步云直选到巴中等地党委书记公推公选到雅安党代会常任制的推行，直至新都经验全省范围内推广，四川不缺少制度创新。这种渐进式改革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有选择地避开一时无法解决的矛盾，选择执政党和政府能够承受的路径进行，但最大的不足，又恰恰是因为对一些尖锐矛盾有所回避，使得改革在局部停滞不前。
改革确实已经到了拐点，需要进一步突破。
中央党校蔡霞博士认为，新都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从整个四川来看也存在改革会否停滞不前的危险。
那么，新都民主政治下一步的关键是什么？
“一是巩固现有的东西；二是理顺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当民主政治成为潮流的时候，要冷静下来，从理论层面上去挖掘和思考，总结经验。目前的改革已经触及体制的底线，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拐点，或者说攻坚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都在期待执政党有所动作。”蔡霞说。
蔡霞举了一个例子。新都进行乡镇党委书记直选过程中，争议最大的就是“直选上任的乡镇党委书记组阁，提名镇长候选人。”
“这一改革动作的确有创新。但现有做法按政治运作规律来讲是比较勉强的，从政治行为上看，与现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权高于国权相吻合，所以直选先选书记，再由书记提名行政机构首脑候选人。事实上，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力图在现有体制框架内，使改革能够推进。”
但蔡霞认为，按《党章》要求，党内直选不是选书记，而应选全委会，新都正好搞反了，和现行《党章》关于选举的具体程序上有矛盾的地方。
“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讲，新制度的产生必然有对旧制度的突破。新都直选书记组阁面临的困境不在于新都本身，而在于更大的体制框架。下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就不是新都所能解决的了。”
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杨雪冬博士赞同蔡霞的判断。
杨雪冬表示，改革目前确实已经进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一方面，部分改革的推动者成为了改革的阻力；另外，改革受益者与利益受损者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强烈。
应该说，从决策者来看，已经认识到目前改革的症结所在。但目前的政改，绝大多数是在县、区这个层次上取得成功的。因为这个层次，冲击不大，不会失控。但能否将改革推进到更高层，比如说推到地级市、省一级这个层次？这需要执政党有充分的体制变革准备以及政治胸怀。
“改革实质上是中央和地方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现在来看，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利益冲突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党委、人大、政府这三套机制都还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要改革，就要首先变革这三个方面。”蔡霞博士说。
中国地方政改冲动
2005年11月09日 瞭望东方周刊
（节选，原文载《瞭望东方周刊》第36期，2004年7月22日出版）
李仲彬的“前卫”首先体现在他对一些“神秘的制度”进行改革，提出了“还权于民”。
何谓民主？李仲彬首先撩开了区委常委会、政府办公会的神秘面纱。
一般来说，地方党委、政府的会议和文件，对公众是保密的。尤其是作为研究和决策重大问题的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对普通百姓来讲，更是遥远陌生、神秘莫测。
李仲彬开放的就是这两个会议。从2001年开始，区政府常务会每次都邀请三名 人大代表、三名政协委员、三名市民代表以及企业代表、大学生代表等社会各界代表列席会议。并且，每次邀请的参会代表都不相同。参加会议的代表不但有发言权，还有表决权。
作为区一级党委，一般设置11至13名常委，开常委会之前，往往要开书记办公会统一思想，一个地区的书记办公会和常委会就成了绝对权威。2002年以来，新都区则把常委会开成了全委会或全委扩大会。
李仲彬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开会研究的就是老百姓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的工作，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东西。
6月23日，在《瞭望东方周刊》的一再要求下，李仲彬同意记者观摩当天下午的第11届区委全委会第九次会议。共有31名区委委员，10个列席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两个半小时的会议议程表决通过了九项议题，一个议题没有通过，需要重新商榷。
会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会议进行到第六个议题时，新都区公安局局长吴影梦向全委会汇报审定《关于成立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的请示。
一直凝神细听的李仲彬突然提出一连串问题:目前正在使用的居民身份证是否已经作废？“相信还不能全部作废，因为我自己的身份证上的有效期标的就是20年。那么，新都能不能不搞统一安排或强制安排换发这个身份证？”
“特别是农村的老百姓，换一张证最少要10元钱，加快要60元钱，一家几口人的身份证就是一笔不少的支出。全区62万人口，农村人口就占45万，对农民来说，如果要求全部换发第二代身份证将是一大笔支出。那么，新都能不能不搞一刀切？采取自愿换发的方式？毕竟原来的身份证也没有说要作废嘛！”
李仲彬的问题难住了吴影梦，因为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是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吴影梦本来以为自己这个议题在全委会上只需报个题，就算通过了，没想到，因为事涉千家万户，全委会最后表决需要重新商榷，公安局要重新拿出一个换发方案报全委会重新讨论。
开放常委会与全委会只是党内民主和民主监督的第一步。干部的选拔任用权也全部交给了全委会票决。
2003年3月，新都区全体区委委员采用无记名票决方式决定了区人事局、建设局等七个区政府工作部门、六个区委工作部门、七个区政府直属局级部门等20个部门“一把手”的任命。
2004年6月20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新都采访的当日，李仲彬刚好在四川省委党校进行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他的论文题目即是《新都区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6月21日，李仲彬赶回新都，和记者长谈他的基层民主实践。
“民主的内涵就是开放，就是阳光，就是让有权力的地方就有阳光照进来，就是还权于民，革自己的命。还权于民是我长期思考的东西。”他说。
“什么是‘阳光政府’？阳光就是明亮，阳光就是生机；‘阳光政府’就是一个透明的政府，就是一个勤政的政府，就是一个廉政的政府，就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府。将政府的一切行为都置于‘阳光’之下，不搞暗箱操作，不搞私人勾兑。”
相关链接 基层民主实践探索
● 1991年，吉林省梨树县在中国首创了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海选”，又称“全民直选”。梨树“海选”，现在的基本做法是：（1）“七个规范”，规范程序、规范文书式样、规范计票方式、规范就职仪式、规范村委会组织机构、规范工作交接、规范选举档案。（2）不设候选人，直接“海选”村委会成员。（3）实行选举前竞选演说、秘密划票等方式。此举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 1998年12月，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采取村民直接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乡长，被称为“中国大陆直选第一乡”。2001年12月，该乡根据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对直接选举乡长的方式进行了调整，采用全乡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唯一的乡长候选人，然后交乡人代会进行等额选举的方式，成功地进行了乡长换届选举。
● 1999年初，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进行了“三轮两票制”镇长选举制度改革试点，该年1至4月大鹏镇进行了“三轮两票制”镇长换届选举。具体做法是：镇党委公布镇长候选人基本条件，发动全镇选民广泛提名推荐候选人；召开选民代表大会，5名高票提名人选发表竞选演说，代表投票选举正式候选人；党委审定唯一候选人，提交镇人大选举产生镇长。三轮投票中，前两轮属于选民推荐票和代表推荐票，合称“民意票”；后一轮属于法定选举票，故称三轮两票制。
● 2002年10月开始，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和荥经县结合区县换届进行了县级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引起广泛关注。
● 2003年12月，江苏省金坛市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全票通过吴晓东为金坛市副市长、代市长，公推公选产生了全国第一位市长。
●2004年，湖北省罗田县在全国率先以党代会直选的15人全委会取代了由1名县委书记、5位副书记和5名常委组成的县委常委会，率先 “打破了以‘书记为核心’的权力格局”。
近看“新都现象”
——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新探索
新都人看新都
在处理了18个向企业伸手的“恐怖主义”官员后，区政协主席罗时武说，新都老百姓是一直不断地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但只有这一次，他们是真正实在地看到新都在一点点地变化：去机关办事不再找不到人，官员们不再白眼看天，下乡的干部也收敛了“土匪”气质，白吃白拿的现象少多了。而且新都群众上访次数和信件比往年均有下降。他还说，他对新都的未来没什么担心，只是担心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否能完成配套机制建设，因为民主不是万能的。一刀切不对，但切一刀是可行的，它可以解决随意性。
在校长直选后，20多名老教师联名给李仲彬发来电子邮件，“谁当校长，由教师说了算，新中国几代教师的梦想今天变成了现实，我们虽然退休了，仍由衷的高兴。”
木兰镇中国第一例直选镇党委书记刘刚毅在竞选成功之后说，“直选书记”经过了更多的“阳光”过程，接受了更多的“曝光”过程，通过了更多的“过滤”过程，受到的监督渠道更多、角度更广、压力更大。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推直选，“自我监督在无形中迅速增强”。
关于直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斌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为了得民意，直选出来的党委书记在个别地方可能会对下负责多、对上负责少，这样会否对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来一定的影响。
针对新都实验，木兰镇前党委书记黄建华认为，现任书记基础好、威信高，领导放心、群众愿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直选也易造成一些问题。如，该调走的调不了，该进的人也进不去。
编者按：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各种利益之间的博弈也日益复杂化。作为西部农业大省的四川，正是现阶段中国的缩影。这里不仅有经济结构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转型期间腐败现象的滋生、干群关系的紧张等等问题。“新都现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熟悉的人都知道，“新都现象”的出现，与基层政权的执掌者成都市新都区委书记李仲彬是分不开的。虽然李仲彬等同志推行的改革是自发的，但是这与基层民主实践和制度创新的坚定支持者四川省委也是分不开的。
新都故事
2001年，成都市新都区委书记李仲彬提出建立“阳光政府”。他解释说，所谓“阳光政府”，就是一个透明、勤政、廉政的政府，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府。打造“阳光政府”就是为了强化“人民政府为人民”这一宗旨，就是为了将“我用权力管人民”这一“民王”思想，转化为“我为人民管权力”这一“民主”思想。
2001年，新都开始开放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区政府常务会每次邀请3名人大代表、3名政协委员、3名市民代表以及企业代表、大学生代表等社会各界代表列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不但有发言权，还有表决权。2002年以来，新都区把常委会开成了全委会或全委扩大会。在2003年，区委召开的36次常委会有24次开成了扩大会议，扩大到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及各镇、各部门负责人。共产党的干部开会研究的就是老百姓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的工作，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东西，李仲彬如是说。
从2002年开始新都每年举行两次“企业测评职能部门作风会”，邀请上百名企业老总对全区47个窗口部门的工作效率、服务质量进行无记名测评打分。其结果现场统计，当场公布，并在电视台公开——分数排名最后5位将被责令限期整改，连续两次排名靠后的部门负责人要受到严肃处理。2003年，全区有18名干部因办事拖拉、以权谋私被撤职。
2003年3月，新都区全体区委委员采用无记名票决方式决定了区人事局、建设局等7个区政府工作部门、6个区委工作部门、7个区政府直属局级部门等20个部门“一把手”的任命。李仲彬说：“民主的内涵就是开放，就是让有权力的地方有阳光照进来，就是还权于民，革自己的命。”
2003年4月，从海选区教育局副局长、国家级示范高中新都一中4名副校长开始，教育系统开始了基层民主政治实验的第一步；同年10月对大丰中学等两所学校的校长进行了直选；12月下旬，12所中小学校长全部开始直选。现在连一位中学班主任指定班长时，都遭到学生反对：“我们要直选班长！”
2003年5月，新都通过“以工补农”的手段，在四川省率先成为农民“零赋税”的区县。
2003年8月，区领导和区级各部门、各镇以及驻区单位主要负责人近150人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对17名区级党政领导从工作能力、政策水平、调查研究、办事效率、清正廉洁、工作实绩等11个方面，分“好”、“中”、“差”三个等次进行公开测评。9月1日，通过媒体如实公布测评结果和存在问题的领导提出的整改措施。在此基础上，将这种方式推广到各镇和区级部门，各级层层接受下级和公众的民主测评，并以半年一次的形式坚持下来。其中一名副镇长因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被依照程序免职。
2003年12月7日，新都区木兰镇639名党员差额直选了他们的镇党委书记，刘刚毅以480票当选，成为中国第一位直选的镇党委书记。此举还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4年3月3日，新都出台了《关于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实施意见（试行）》，只要是“条件成熟的镇”，都可以直选镇党委书记。
2004年2月28日到4月30日，新都区299个行政村进行了村支部书记差额直选。在此次差额直选的299个行政村中，有52名村支书落选或未报名，有3个村因候选人得票数未超过半数而没有产生新任村党支部书记。李仲彬表示，在村支部书记直选之后，他还将全面推行村主任直选，并将村干部编制由原来6个减少为3个，还鼓励村支书竞选村主任，两个位子一肩挑。李仲彬用“革命”来形容新都正在进行的差额直选：谁当领导，不是组织部说了算；谁当领导，也不是书记说了算!直选对组织部来讲，是一场革命，对我来讲，更是一场革命，因为我们都在革自己的命。
2004年7月20日，新都举行大会，包括区委书记、区长在内的17名区级党政领导接受了该区1100名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村、社区干部的测评。次日，将测评结果在区常委会上公布。22日，针对测评结果，新都区级党政领导通过电视直播作了自我剖析，17名党政领导每人面对镜头3分钟，对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此次测评涉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受关注程度之高，在新都、成都乃至全国均属少见。今年除“好”、“中”、“差”三个选项外，还增加了“弃权”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项，如果“弃权”票多了，李仲彬认为这就说明干部还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
李仲彬说，这些只是新都宏大计划的开端，只是“逗号”，真正的改革才刚刚展开。他要做的是“还权于民”，打造“阳光政府”，推进基层民主政治，为加强党的凝聚力、探索政治体制改革思路与模式做一些试验。
“新都现象”是渐进改革的结果（专家视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就“新都现象”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他说，从目前中国的国情看，新都一系列的尝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从新都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可以看出，李仲彬是一位有现代意识和行动魄力的基层官员。但是他的现代意识主要还是来自直觉，理论基础并不扎实。例如他认为民主政治似乎与老百姓的素质有关，其实，老百姓的素质并不重要——民主政治是一种专业化的政治，也就是说，只要官员的素质好，问题就不大。在谈到新都直选时，他指出，选举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能什么岗位的领导人都要靠直选产生。选举是要付出成本的。选举太滥，老百姓受不了。在谈到新都还存在哪些问题时，他指出，李仲彬该认真进行一番思想上的梳理了，例如：如何引入竞选机制？在民主政治改革中如何发挥人大的作用？如何建立长效机制让继任者也能走下去？“新都现象”是渐进改革的结果，李仲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但他应该走两步，退一步。当然，他一切努力的上限就是他支持一个人出来和他自己竞选。
四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刘益飞认为，本届省委的执政方式也不同于以往的执政模式，比如省委组织部长魏宏提出了“建设开放的组织工作系统”，这不仅仅是组织部门表现出来的一种务实亲民姿态，重要的是他们把这种改革冲动付之于实践。而且四川有一批像李仲彬这样的基层领导者，他们有着强烈的改革意识，善于思考，富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们在现有体制的大构架下进行的改革实践，有可能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出一条更具可操作性的道路。
中国第一例直选镇党委书记调查
2003-12-30 21世纪经济报道
12月7日，对于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该镇639名党员以公推直选的形式，选出了自己的党委书记，开创了全国直选镇党委书记的先河。
12月7日，对于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该镇639名党员以公推直选的形式，选出了自己的党委书记，开创了全国直选镇党委书记的先河。
木兰镇是新都区的一个镇，距成都6公里，总人口约3.52万人，其中97％是农业人口。
初步热身
11月27日上午，区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了木兰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下午，区委组织部在木兰镇传达精神；晚上，成都市新都区电视台播放了“公推直选”的公告。
第二天上午，区委书记李仲彬给新都区的机关干部作动员，讲公推直选的目的和意义；下午，区委组织部又进行了参选动员大会。
这是中国第一例直选镇党委书记。新都区这两天动作紧凑，足见其准备之充分。规定的参选条件是：全区范围内大学专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党龄，任副局（镇）级实职2年以上或现任正局（镇）级干部，年龄在45周岁以下。
截止12月1日中午12点，4天内共有20人报名参加。经过资格审查，11人符合竞选条件。据记者了解，11人中除了刚上任的镇党委副书记李勇，木兰镇的还有镇长刘刚毅、副镇长吴春华，这些参选人员除了听黄建华介绍情况外，还被安排到木兰镇进行为期两天的实地调研。
既然是“公推直选”，第一步就是公推———从11名参选人中选出两名进入直选。至于为什么只选择两名，参加了公推的木兰中学校长李兴木认为，主要是为了避免票数分散。
12月4日9点，木兰中学阶梯教室，11名参选人正式“亮相”。
参加投票的人员是来自各村的党代表、镇全体机关干部、村委书记、村委主任、企业代表、镇各级政协委员及知名人士等，总计243人，阶梯教室被挤得满满当当。
作为参选人之一，竹友镇副镇长吴宏强是公推1号演讲者。他告诉记者，参选的理由很简单，就像他回答李仲彬书记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为了写好“施政纲领”，对木兰镇“略知一二”的吴，在木兰镇呆了一整天，走访了几家农户，听取了一些群众意见，但了解还是表面的，“有些参选人就只呆了半天”。事后，在区委组织部调查木兰镇直选相关情况时，校长李兴木告诉记者，就有很多人反映了调研时间短，难以深入了解情况。
11：15，计票结果出来。吴宏强得了8票。刘刚毅和李勇以绝对优势进入直选，分别是220票、136票。11个参选人中，得票最少的是2票。
据结果显示，除了刘刚毅和李勇，其余9人的得票数最多的不超过45票。
对于这样的结果，黄建华表示这不是参选人对木兰镇了解与否决定的，而是老百姓不可能因你的一次演讲而投你的票，老百姓凭什么相信你？
直选结果
两天后，12月7日星期日，刘刚毅和李勇“决一雌雄”。
与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公推不同，直选必须要由镇全体党员的80％以上参加，才能进行。4号那天，黄担心人员不准时到场。到了7号，黄建华最担心的是党员出席率。
镇办公室主任李强告诉记者，木兰镇党员总数为785人，有选举权的是766人，出席参加投票的有639人，“缺席127人，主要是在外打工一时回不来，或是卧床不起等”。
让黄建华终于可以放心的是，党员出席率达到了83.4％。
9：12，直选正式开始。李勇抽到了1号签，规定10分钟的演讲时间他6分钟就搞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将秉承有位有为、无位也有为的奉献精神”；刘刚毅则继续诚恳动人，“我是木兰培养的干部，我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
结果，刘刚毅依旧一马当先，得480票，李勇比他少了322张票，只有158张。
公推时，校长李兴木投了刘刚毅的票，他的理由是———刘刚毅年轻，在木兰呆了这么多年，各单位负责人、支部书记和党员对他的印象可能也更好些，他能让老百姓找到信服的切入点。毕竟李勇来木兰镇才两个多月。
就双方“施政纲领”而言，李勇接受记者采访表示，“其实演讲内容大抵相同，落选主要原因是我的基层时间工作还不够，最近10年来我几乎都在机关工作”。
对此，黄建华持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李勇的稿子写得要比刘刚毅还要通俗，但刘的演讲更好地体现木兰镇前后政策的连续性，“刘刚毅说的正是木兰镇正在做的事情，而且是得到老百姓认同的。刘刚毅把它们一一具体化了。”
事已至此，黄建华告诉“服从组织安排”的李勇，“这是一次改革，也是一场试验”。
让基层党员和群众说了算
为什么要直选？用区委书记李仲彬的话说，“谁当书记、谁当镇长，让老百姓说了算、让广大基层干部说了算、让广大党员说了算”。
选马不如赛马。在当选镇党委书记后，刘刚毅告诉记者，“我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也无时无刻不盯着我，看我能否实现竞选演讲中提出的目标”。
直选结束时，李仲彬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诫刘刚毅，“我们今天是上有天、下有地作证，还有市委组织部的几位处长监督。承诺的东西要兑现啊！”
如果承诺不兑现，按新都区的规矩，半年后，最多不超过1年，作为在职领导干部，刘刚毅将接受民主测评，如果得到的不称职票超过30％，那他就必须下课。
但是，与参加直选投票的比起来，测评乡镇党委书记的人员少多了，只有200多人。据知情人士透露，基本上是镇全体机关干部、党代表、村主任和各机关单位负责人等。
同样，黄建华也对刘刚毅表示，“现在的木兰镇已不是过去的木兰镇，你要变压力为动力”。
新都区真正有直选想法应该说是在10月初。
新都区的民主氛围很浓，也是跟曾经提出过“阳光政府”的区委书记李仲彬有很大关系。在李仲彬看来，木兰镇直选是水到渠成，因为“新都区已有了民主化土壤”———
除了“阳光政府”，木兰镇直选之前，新都区还举行了新都一中副校长的海选、新都职业技术学校和大丰中学的校长直选、让老百姓和基层干部给区级领导打分等。
李仲彬认为新都区就是要“还权于民”，他还向记者透露，接下来要把9所中学、3所小学的校长全部直选，再对医院院长进行直选。
通过直选，刘刚毅成为了新都区目前17个乡镇中年龄最小的党委书记。对落选的参选人，吴宏强告诉记者，李仲彬认为他们是“新都未来基层民主政治的种子”。
现在刘刚毅不仅要对上负责，还要对下负责。然而他感受到的压力前所未有。
为了加强镇党委班子的团结，据知情人士透露，12月16日，区委要求刘刚毅以镇党委书记的身份进行配备班子。即由刘刚毅提出人事班底方案、人员可以在全区范围内选、组织部最后进行考察，包括目前空缺的“镇长”一职人选。
看起来，组织上已经把足够大的权利下放给了刘刚毅。但对刘刚毅而言，下面的过程并不轻松，“万一、如果兑现不了竞选时的诺言……”
据悉，以往凡公示或多或少都要收到举报，这次11名参选人在公示的7天里（12月1日－7日），新都区纪委、区委组织部没有收到一封检举信和一个举报电话。
公开干部民主测评结果引发冲击波
对于普通百姓一向神秘的干部考察和测评工作，在成都市新都区被撩开一角。
这个区去年下半年开始对干部民主测评工作进行改革，特别是通过报纸、电视，原原本本地公开了区委区政府领导干部民主测评结果统计表。这件事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的反响，不亚于一场"高强度地震"。
当地干部这样告诉记者，这种大范围的公开干部民主测评结果，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由神秘走向透明的一次开创性实验，"个别干部丢了面子，却树起了党的旗帜。"
一些群众不会讲这样的"道理"，但他们会告诉你一个在新都区流传的具体事例：当地一名副书记是"上面"下派到新都区的，这位副书记在去年８月份针对区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测评中得分最低，测评结果公开后，大家明显感觉到，这位区委副书记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好象变了一个人。"
争论
去年8月20日，新都区打破一直由上级组织部门对区级领导班子进行"官评官"测评的惯例，除了让区各部门、各乡镇的负责人参与测评外，还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和群众代表参加投票。144名各界代表对17名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工作能力、政策水平、精神状态、群众观念、调查研究、碰硬精神、办事效率、作风民主、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工作实绩等11个方面，按照"好、中、差"三个档次，进行测评。
为了保证投票不受干扰，144名测评代表分成四个组，在四个不同地点进行了无记名投票。
测评结果出来后，17名党政领导的得票有高有低。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区委书记李仲彬提议将结果公开，但一些同志提出担心：一、原来测评结果只在小范围内掌握，大范围公开会不会影响正常的组织工作；二、一些领导干部的"差票"较多，他们会不会由于丢了面子而闹情绪。一些得票较差的干部更是直接表示反对。
新都区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种争论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一度使区委有了取消进行公开的念头。但就在这一测评后不久，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到新都区进行调研，听到这一情况后，明确支持将测评结果进行公开。
经过讨论，新都区委的意见趋于一致，公开干部民主测评结果与《党章》和中纪委、中组部有关政策规定并不矛盾，关键问题是干部们丢不起个人的"面子"；但这样"保密"的结果是使民主测评的效果大打折扣，除了有三分之一以上"不称职"票的极个别人要被"拿下"外，其他人都一样地"轻松过关"了。
新都区委最终决定，将区委区政府领导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率先向全区公开。接受测评的17名党政领导分别在全区300多名干部参加的大会上进行自我剖析，针对个人民主测评结果进行反思和总结，提出存在问题的根源，制定整改措施，还做出了今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承诺。
2003年10月13日，新都17名党政领导干部（13名区委常委和4名副区长）民主测评的全部数据均在《新都报》和新都有线电视台上向全区公开。他们的自我剖析讲话稿和录像也经整理后在《新都报》和电视台上公开。
新都区委书记李仲彬说了这么一句话："别人给你揭下面具是你的失败，自己揭下面具才会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震荡
雄宗凡是新都区西街的一名报贩，他回忆起《新都报》公开区级领导干部测评结果当天的情况，这一天找他要《新都报》的就有70多个人，由于《新都报》是内部赠阅发行，不能上摊零售，看不到报纸的群众纷纷让他"去搞一些报纸来卖"。
雄宗凡说："我干报贩很长时间了，在我手上，还没有一份报纸象当天的《新都报》一样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这一测评结果和区领导干部自我解剖讲话同时在电视台播出，新都电视台成了当时收视率最高的栏目。
在新都区所在媒体将对区级领导干部测评结果公开的10月13日当天，新都区对58名区级部门"一把手"和17个乡镇的121名领导干部也进行了民主测评，投票分为"优秀、称职、不称职、弃权"四个层次。这两次测评的结果，很快在10月16日的《新都报》和新都电视台全部向社会公开。
马宁利是新都区监察局局长，她称自己经历了两次内心的震荡，一次是参与测评区级领导干部，"这次测评的具体情况全部都公开了，这是区里的干部没有预料到的。"一次是对她自己的测评结果的公开："心情非常复杂和紧张，预先一点都不知道结果，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是从新都报上看到了测评情况。对我的评价我印象特别深刻，一共有5票不合格，两票弃权。"
新都区农工办主任何江林自我评价自己的得票结果是"中等偏上"：优秀票46张、称职票99张、不称职票９张，弃权票0张。老何告诉记者，农工办是一个综合服务部门，干得怎么样，不能靠上面的领导来评价了，只有群众满意，你的得票才会高，一点也马虎不得。
对这一举措，新都区的老百姓首先是感到很新鲜，其次是感觉到区里干部的作风有了明显转变。竹友镇迴南村十社村民叶忠先说，我们老百姓能评价干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干部的作风扎实了，就能够更好为老百姓办实事。这样让干部和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我们的气就更顺了。一些群众告诉记者，新都区就这么大一个地方，哪个干部干得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有数。让干部群众参与对主要领导的测评并直接将测评结果公开，给了大家"用眼睛投票"的机会，让群众对干部的监督不再是一种形式。
新都区委决定，将对干部进行民主测评并将结果公开，作为一项制度在新都区保留下来，每年都要进行一次。
观点
赴新都前，记者专门就干部测评结果公开的问题请教了中组部一位高层负责人，他的回答是，在目前现有的干部人事管理的政策和制度中，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但在具体操作中，一些地方考虑到干部问题的敏感性，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震动，因为一般情况下测评结果都是在"小范围"内进行掌握。他的看法是：公开当然是一种趋势，但在目前条件下，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具体由各地组织部门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在此之前，记者曾经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行专题调研，各地的基本情况是，对于干部考察过程中的测评结果，一般都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内部掌握"，参与谈话和投票的干部群众都很难知道具体的结果。这在许多地方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程序和"规则"。
新都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麻渝生告诉记者，实践证明，干部民主测评结果向社会公开，并没有原来想象得那么可怕，却带来了多种正面效应。
一是可以有效加强干部队伍的日常管理。麻渝生说，区委组织部只有20多个人，其中干部科仅有4个人，管理对象仅全区副科级以上干部就有300多个，还要管理各单位的大批中层干部，说实话，根本管不了也管不好，因为你无法全面了解全区干部的真实情况嘛。而民主测评结果公开后，干部面对的是全区群众的监督，一言一行都可能对今后的民主测评产生影响，这样干部管理工作就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是公开民主测评结果也使处理不称职干部变得不再棘手。泰兴镇党委书记王培龙对此深有体会。该镇一名老资格的副镇长平常工作不认真，在民主测评中不称职票数超过三分之一，经过组织程序，这位副镇长被免职。王培龙说，如果是原来，他肯定会"强烈反弹"，或者找上级告状扯皮；但这次他却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他知道过不了群众这一关。
新都区委书记李仲彬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感触：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透明化操作并不可怕，将群众堵在"墙外"才是真正的可怕，让群众在干部考察和选拔、作用方面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应是今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有了这种"透明"的思想的制度，就完全可以堵住"递条子"和跑官要官，去年市里让区里报三名副区级巡视员，一共有十几个科级干部符合条件。本来这件事情在区委常委会上"过一下"就可以了，但我坚持在区委常委扩大会上进行公开投票。我原来看好一名干部，结果我看中的这名干部并没有在投票中被通过，他最后心服口服，没有找我来"讨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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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争的就得争，呵呵。你是知道我的，我与人争论，主要目的是帮助自己弄明白道
理(这包括弄明白对方持有那种立场的理由)，所谓理不辩不明；次要目的是训练自
己的逻辑和表述。
关于魔兄最后的问题，我另贴回答。其实这也是刀兄和搞笑兄的问题。
这里简单谈谈美国二战问题。正如魔兄所言：“在罗斯福的推动下... 而且罗斯福
还派海军...”
这与我对那段历史的有限了解相吻合，就是：罗斯福本人，而不是美国的民主制度，
在美国参战问题上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所以后世才会有"Roosevelt saved the world" 的说法。
何谓“关键作用”？怎么判定某人或某集团的作用是否关键？
我觉得比较合理的判定方法是：假定没有某人或某集团。
具体到这里(假设日本没有偷袭)，我们可以将罗斯福单抽出来作为势力A，将抽出了
罗斯福的美国政府看作势力B。
如果我们换一个民主政府B'，却仍保持原来的总统A(罗斯福)，相信A+B'这个组合仍
会与罗斯福政府的作为一样优秀。
如果我们换一个专制政府B''，却仍保持原来的总统A(罗斯福)，相信A+B''这个组合
仍会与罗斯福政府的作为一样优秀， if not more efficient.
如果我们换一位领袖A'，还保持原来的政府B，您认为A' + B还能与罗斯福政府做得
一样好吗？
所以我说，罗斯福个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个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换了
别人，多半美国参战时间会推延下去，而推延就意味着显著提高了欧洲战事朝不利
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的概率。(假设日本没偷袭)
魔兄提到了美国犹太裔后来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光有他们的关注和参与还不够，
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且本身就有强烈参战意识的领袖来整合全美的参战势力，所以
还是绕不开罗斯福本人。
我的意思很简单，在日本没偷袭的情况下，美国参战与否及何时参战，更多地取决
于领袖个人的判断力，而不是民主政府。因此在处理国家外部事务时，政府是民主
性质还是专制性质，也许没有区别。至少没有足够证据或者逻辑上的推理过程能证
明这种区别。
驴兄啊
我承认那句话确实有点意识形态论，但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现行政体与美国现行政体
在本质上的巨大差异，那么我们恐怕也只能说这句话有其合理意义。中国老百姓没
有如美国公民那样比较充分地享受到作为一个公民所应享受到的权益，所以，虽然
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都可以要求本国百姓为国家牺牲个人利益，但是，显然美国政
府在这样要求和质问时更加理直气壮一些。
说实话我不觉得这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论，因为它揭示了某种现实上的差异。
我当然很同意驴兄关于“大趋势是向民主方向发展，但具体如何促成发展要慎重”
的观点。
驴兄下面转的长文我会找时间认真拜读的。
另外感谢一刀、搞笑、魔胖、PURO等兄的讨论。
事实上能觉出中央政府已经在做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相一致的功课了。我对此还算乐观。民众自主积极维权，推动社会发展，绝对是具有相当正面意义的。当然在具体细节上，不足需要改正之处甚多，保守封建势力的阻力还较大，这工作都是需要一步一步做的。
俺也认为强制手段并非是绝对的不可取，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迫不得以的最后的手段（两害相权取其轻），同时仍希望在民主体制的框架内将其负作用控制在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