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千古谁识汉张良（改进稿） -- 菜九段
菜九段/菜九愚
幼时读《三国》，诸葛亮出场前就有许多渲染，当时流传其自比管仲、乐毅，但水镜先生向刘备举荐时认为，诸葛亮的自比并不恰当。刘关张等人揣测是不是比高了，谁知水镜先生说是比低了，应另拟两人才更恰当。这两人是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兴汉四百年的张子房。张子房就是张良。当年帝王将相被统统逐出了生活的全部角落。至此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不禁令人神往。幼时的心灵猛然会冒出了个念头：这个张良能耐那么大，干嘛不自己弄个天下耍耍？难不成他是个活雷锋？估计世世代代包括现下的成人也会有类似的想法。究竟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可能到头来不过是还他个高风亮节完事。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菜九这个共产党人偏偏不理这个茬，斗胆篡改一下可能更贴切，这句话应该这样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国人就最不认真。张良问题应该是中国人不认真的典型表现。前些年，菜九曾发布一短帖道是“张良的地位是知识分子捧起来的”，现将其细细拾掇，看看中国人的这种不认真造成了多大的历史误会，或者会因此而误人误己也未可知。
一、张良地位无限拔高的基础
历史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与他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就肯定了其历史功绩。汉定天下后，胜利者君臣在探讨成败得失时，刘邦有一段非常精彩有名、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表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汉人好大言，其中又以刘邦为最。所谓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刘邦信口开河于上，以下人等胡说乱道就更加不可收拾。刘邦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实事求是，有点意气用事，有点信口开河。而他信口开河的直接后果是给自己上了套子，这个套子是他是个没本事的人，完全是因人成事，但这不是事实。为什么说他是信口开河，因为后两人的事迹还与事实接近，尤其是萧何的事迹与本事确实是刘邦不具备的。而摆明了被排在第一位的这个张良的作用，尤其是这个评价，显然得不到具体事实的支持。张良的事迹俱在，可还真没有哪一桩能当得起这个评价。于是汉高祖给张良特制的这顶帽子太大，帽子底下没人。这顶帽子不仅把张良罩没了，也把天下后世的人全给罩进去了。
对于汉王朝的建立，张良无疑是有功之人，但要说他有过什么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计谋，也确实指认不出来，即使想牵强附会也很难办到。张良的功劳在《功臣表》里记得清清楚楚，“以厩将从起下邳。以韩申徒下韩国。言上张旗志。秦王恐降。解上与项羽之郤。汉王请汉中地。常计谋平天下。侯万户”。这里的功劳也是虚实夹杂，其实者是可以指认的，而其虚者也是可以指认的，最明显的虚就是以韩申徒下韩国。但张良的世家记得清清楚楚，他与韩王成每得一城，旋即被秦军夺去。所以这个下韩国，更确切地说是战韩国。真正下韩国的是刘邦的西征军办到的。但刘邦与张良的关系好，他要把自己的功劳算给张良，谁好意思说长道短。至于“常计谋平天下”则可大可小，在平天下的过程中出谋划策的事是有的，谋大谋小，谋好谋歹，则可另议，但可以肯定，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计谋，否则就直接讲就是了。比如前面提到的“言上张旗志。秦王恐降”，就是个真假参半的事，但至少还有那么一回事。破武关后，张良设计“张旗志”，使得秦军懈怠，促成了沛公的胜利，但把“秦王恐降”也安到他头上，就明显过了头。所以，如果真有什么决胜千里的计谋，《功臣表》里应该不会不记。之所以不记，是确实没什么可记，只好空缺，留给后人无限想象，大家胡编乱道可矣。
准确地说，张良的真实功劳只被记下了两条，即解鸿门刘项冲突及讨要汉中一郡。这两条功劳都不小。但推算起来，刘邦得张良之助事应该有四起，一是下南阳，二是攻武关，三是鸿门解难，四是多要了汉中一郡。这四件功劳确实非常人所能及。但也只是出谋划策，而不及其他，与决胜千里挨不边。
二、铁哥们的关系不够铁
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与张良非常投缘，两人出道的时间差不多，但刘邦的气象一开始就比张良大。《留侯世家》称（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但没搞出什么名堂，而刘邦与秦作战已是连战皆捷，对秦作战取得了全胜，甚至击毙秦泗川守的战绩，这是史载战场上丧命的秦国最高官衔者。张良在投奔楚假王景驹的路上，在留遇沛公，两人一见如故，沛公拜良为厩将。尤其是“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而此前张良也为他人说过这些，但都如石沉大海。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 《留侯世家》说：“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实际上刘张二人还是去见了景驹，张良找到刘邦是找到了依靠，但刘邦找景驹的目的不是投靠，而是借兵收复被雍齿占领的丰，所以刘张相遇无助于解决刘的问题，见景驹还是免不了的节目。
《汉书*高帝纪》称与张良一同见了景驹，这一点有《汉书楚元王传》为佐证，其称同去见景驹的还有萧何、曹参。故《汉书补注》引齐召南曰：“《史记》作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此班氏改正《史记》之失也。《高（帝）纪》明言沛公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请兵以攻丰。可见良亦见驹。但自此决意从沛公耳。”所以，张良遇刘邦即不以个人身份去见景驹而是以刘邦从属的身份一起见了景驹。景驹的地位高于刘邦，但以张良之英明，知道景驹没什么前途，所以见过景驹后，他仍跟定了刘邦。不知是不是因项梁立楚怀王，勾起了张良的故国情结，他鼓动项梁 ：“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于是项梁将找到韩成的事委托给张良，终立韩成为韩王。从此张良以韩申徒之职，与韩王成带着项梁襄助的千余人，西向旧韩攻城略地。至此，刘张相得的关系出现停顿。张良可能想在故国的旗帜下建功立业。这种举动与张良的一贯行事轨迹毫不冲突，因为他家祖上几世都为韩国效力，他这样做正是沿续前人的事业。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以张良的材具难道就不想自己弄一番事业，非得依附于人不可吗？如果在见到刘邦之前，张良或者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但看到刘邦的事业红红火火，张良的心里或者会痒痒的欲有所为，毕竟他还时不时地指点过刘邦几招嘛。而他在刘邦这里肯定不会有太大的作为。因为刘的才气大，张的本事显不出来。所以，张良怂恿项梁立韩应该有双重目的，既可继续为韩国效力，又可取得自己的发展空间。对张离开刘寻求发展，刘邦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感觉。肯定不爽，但也说不出什么，因为张的理由还是相当正当的。刘只不过是怀王以下、项梁的一偏将，还不能与徒有空名的韩王成相比。
但事实证明，张良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刘邦能干好的事，张良未必能干得好。果不其然，历史记得清清楚楚，张良与韩王成“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即使这样，里面可能还有溢美之辞以遮掩张良的窘态——即他与韩成不是什么为游兵，而是东躲西藏，疲于奔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项梁襄助的人马可能打得所剩无几了，还游什么兵呢。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据《韩信卢绾列传》“项梁败死定陶，（韩）成奔怀王。”之所以以前没有奔怀王，实在是因为没脸见人。给了你千把号人，打得没剩几个，见了人又能说什么。难不成还好意思再开口索要兵马？但项梁死后，情况有所不同。毕竟怀王不是项梁，可以再开一次口。史书上没有明确说怀王襄助了人马，但沛公击秦时，韩地武装又再次活跃于故地这一事实，说明韩成肯定又得到兵员补充。这一补充只能来自楚怀王。否则，他怎么奔去没留下，肯定是得到新的增援，又重新开始作战。
对秦作战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也不是非刘项不能有所作为。这里可以将韩地的情况与魏地的情况联系起来看：魏豹也得楚助数千人，但在没有其他外力支持的情况下，魏豹攻占了二十几城，这个成绩是张良统领的韩国武装没法比的。在同样得到了楚的援助的情况下，韩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即没有一块实地，始终在流亡。这一点对张良的形象非常不利，但也没有办法，谁要你连个立足之地都拿不到呢。这个旧韩之地，还是到了刘邦西征时才得以征服。刘邦西进击秦在洛阳受阻后，转道旧韩从武关入秦。刘部一入旧韩，就强势作战，连破秦军，为张良这条地头蛇出尽鸟气。从此，刘张二人得以再续前缘。只是刘邦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刘邦——兵强马壮，气吞万里；而张良却还是当年甚至不及当年的那个张良——穷困潦倒，无所依傍。此情此景，不知张良将作如何之想。估计是像做梦一般，虚掷了光阴。让张良、韩成吃尽苦头的秦南阳守军被刘部打得龟缩在南阳城内作困兽之斗，刘邦便想弃城轻进。这时，张良的作用就出来了。他劝告刘邦不能置自己于进退失据的险境，刘邦何等聪明，一点就灵，掉头猛攻南阳。在刘邦部的强大攻势下，南阳主将齮被迫投降，刘邦封其为殷侯。应该说张良在这个问题上立了一功，也可以看出刘张相得甚欢，刘并没有因为张助他人而心存芥蒂。这与刘邦的胸襟有关。刘的立场一贯是，来去自由，去了不妨再来。革命不分先后，即使中途退出，也不影响继续加入，还一样受重用。重用张良一事很快就有了回报，功臣表上记的那个“张旗志”破秦的事，就有张良的重要贡献。但应该看到，刘邦不止张良一个谋士，为其出谋划策者多多，有的连名字也没留下。比如克武关是怎么一回事，就很不清楚。菜九曾作《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倾向于将功劳归于张良，但了没什么把握，毕竟《功臣表》上没这么记，只得存疑。
破秦之后，刘邦的感觉良好，可能想大大地骄奢淫逸一番了，这时旁人的话也听不进了。我们想都能想出来，灭秦后的刘邦是何等的嚣张跋扈。那些天，可能天王老子都不在他眼里，你们这些凡人还想来掺和什么。难道臭秦始皇能享受的东西，我沛公就不能沾边吗？难道我们这些受尽秦政鸟气的楚国佬就不能在皇宫里撒撒野、撒撒尿？难道我们这些胜利者不该在皇宫的龙床上打打滚？这也不能，那也不能，那我等打天下所为何来？穷棒子翻身，扬眉吐气很容易变成张牙舞爪，这也是人之常情，换了你我，也决不会有什么两样。所以樊哙的劝说成了耳旁风就不奇怪了。还是张良与刘邦的关系更铁，所以张良让刘按樊的主张办，刘邦也就遵从了。大概刘邦已经过了把瘾，浅尝辄止了，从善如流了。其实张良这件功劳并不小于什么运筹帷幄，但又与运筹帷幄无关。如果任刘邦在秦始皇的宫里胡闹下去，什么夺天下的梦想都不会有，有也不会成。
接下来，张良为刘邦做的事，就是功劳薄上记载的鸿门宴解郄与分封多要一郡的事了。这两件事，非张良做不来，张对刘做这些事不仅是尽铁哥们的本分，其中应该包括酬谢刘邦的知遇之恩的成分在内。但是不是没有张良这两件事就肯定做不成，当然不是。菜九倾向于张良在这里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使得这两件事容易办了。因为既然刘邦决心拱让关中的支配权以换取自己的生存权，项羽杀他的理由就不成立；而汉中本就在刘邦掌握，项羽也不一定就非得将其从刘手中挖出，便宜章邯、司马欣等人。当然，如果没有张良，这两件事办起来都很棘手，而有了张良，刘邦的事就如愿以偿了。退一步的如愿以偿，也是如愿以偿。所以功劳薄上，这两件功劳写得实实的。设想，如果汉中落入项羽势力掌握，刘邦想出巴蜀直难如登天。
就在摆平了两件事后，张良又与刘邦分手了，这次的理由还是韩王成。但在菜九看来，总是怀疑里面有投机的成分。项羽分封后，不让韩王成之国。给出的理由是恼恨张良助刘邦。这叫什么理由嘛？项羽不遣韩王成之国的真正理由，更像是他贪这块地。因为项羽对魏豹早先已占之地还要巧立名目将魏改封西魏，而将魏地攫为己有。正好韩王成在反秦事业中一事无成，所以对韩国如法炮制，不让他之国，其他人也不会有太大意见。就如项羽将燕王韩广改封辽东王的原因一样。所以这里不牵涉受张良助汉王牵连的因素。但《史记》记载的这种说法到底是司马迁的揣测之辞，还是旧有说法。如果是前者，则可不予计较。如果是后者，可能就要追究抛出这个说法者的居心了。依菜九之见，这个记载更像是张良为他与刘邦的第二次离别制造出来的假话。以项羽的力量，真要处置刘邦，并不是做不到，难道因张良帮刘，他就不便处置，于情理不通。如果真正对张良反感，张良与项羽单独在一起达四个月之久，处理起来也方便得很嘛，为什么没处理？设想，连无辜的韩王成都能说杀就杀，为什么会对张良网开一面？如果说项羽杀刘邦还有点下不了手，那是因为他们早先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但杀张良可没什么交情要顾，难道项伯的面子就那么大。所以这里面的事情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只得存疑，以待有识教我。
那么，张良为什么要制造这个假话呢？我们不妨来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菜九以为，张良看刘邦被派发到巴蜀汉中，以为刘邦的气运也就是老死川中，所以他要另谋出路。我们来看看他为刘邦出的馊主意。他让刘邦入汉中后烧绝栈道，以示永不东还，除项羽之戒心。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刘邦可能真的会老死川中，这一下可真遂了项羽的心愿。项羽和范增为刘邦规划的未来不正是让刘在川中幽囚自生自灭吗？这一下可是你刘邦自绝东还之路，怨不得别人。如果不是赵衍指出一条暗道，刘邦就是想出川也办不到。什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都是后人敷演出的鬼话，当不得真。这也是中国人最不讲认真的典型事件。所以菜九做成语词典时，对这个条目下的措辞是传说，与其他辞典均不同。连《现汉》都是错的。菜九的尾巴老是乱翘，也多拜中国人一贯的不认真所赐。但对张良离开刘邦的理由还不敢乱翘尾巴，但提出问题总是可以的吧。认真一番就这么难吗？总不能张良怎么说，后人就怎么信吧。
如果张良有什么如意算盘的话，那他跟着项算是他走了眼。因为项羽是个目中无人的家伙，什么人都不在他眼里。张良与项羽就没能套上近乎，连韩王成的命也没能保住。说项羽目中无人是因为他既不用张良，也不怕张良会去助别人，任何人都不在话下。所以张良在那里还蛮自由，所以张良再次投奔刘邦也没费太大周折。而张良的这次投奔刘邦的时机值得注意，那是在刘邦已打出汉中，基本上荡平三秦的时候。换言之，刘邦已从那个仄逼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又显示出一派大好形势。张良此时去投奔，正其时也。刘邦对张良的归来肯定是满心欢喜，他立即封张良为成信侯，而这时很多跟随刘邦出生入死的功臣还没封侯。这是刘张关系铁的明证。
岂知天道好还，张良有过主动离开刘邦的前科，就受到被刘邦两次抛弃的报应。刘邦在荥阳、成皋两次被项羽打得夺路狂奔，一次带了陈平，一次带了夏侯婴，没提到张良，看来多半是撇下不管了。所以说铁哥们有时也不够铁。刘邦丢下张良及其他人，任其自生自灭。好在天助刘邦，那些被撇下的将领及张良都自行找到了出路，然后再继续追随刘邦打天下。但大概抛下军队只身逃跑是楚军的传统，黥布落败时是这样，刘邦落败时是这样，到项羽落败时还是这样。局中之人也就见怪不怪了，无怨无恨了。而就张刘两家的关系来说，两者扯平了。实事求是地说，刘抛弃张的两次也有人之常情在其中，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遑论其他。刘邦打败仗时，情急之下，连子女老爹都顾不上，铁哥们又岂比儿女老爹更亲。所以，张良对刘邦抛弃他的作法不会有太多的反感，抛之坦然，跟之坦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比照张良被刘邦两次撇下的记录，那个运筹什么决胜什么更像是个笑话。这既可以理解为刘邦善意地开了历史的一个玩笑，也可以理解为刘邦为了使张良能多得封地而编造的幌子，以堵天下悠悠之口。
三、张良的自知之明
张良出道前的事迹中有一受老父兵书事最令人神往。按说他占有天下第一奇书，以他的不世才具，取天下当如反掌。但岂知事又有大谬不然者。张良一出道就有百十号人，与刘邦走出芒砀山时差不多，也与彭越的人马相仿佛。但他并不知道自己不具备领袖资质，所以试了几试。看人挑担不吃力，事非经过不知难。张良吃足了苦头之后，就知道自己不是单干的料。如果我们后人认可韩信的说法，将刘邦将兵的本事定为不超过十万，那么，给张良将兵本事定个不超过千应该是个准确的定位。到了千人，则左支右绌，手忙脚乱，不成体统。所以他的官衔是将军，但他从来不带兵。他的理由是身体不好，但这个理由不成其为理由。
司马迁因刘邦“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的评语，“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但张良虽不甚魁梧，身体肯定不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司马迁记他击秦始皇失败后，隐居下邳“尚任侠”，也就是说好打个抱不平，大概与人动动拳头的事也没少干。没有身体做底子，又岂能办到。再说指挥作战，身体并不是必要条件，刘邦击黥布时就是在担架上完成的指挥。所以说，张良的身体不好是免于带兵的托词，以便藏拙。否则所有人都知道你精通世上第一流的兵书，不露两手出来岂不是不合时宜之至。但这两手以前也不是没露过，再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把戏就怕穿帮，神话就怕戳破。在张良而言，或者唯恐天下人提及他有天下奇书一事。刘邦是装神弄鬼起家的，跟张良关系又非常铁，犯不着去逼鸭子上架。你说身体不好就不好吧，你要歇着就歇着吧。反正也没什么非你不可的事，大家就这样抬着混，就这样一直混到革命成功，皆大欢喜。
有一点可能所有读者都没有注意到，刘邦在张良没有加入本方阵营前的作战中，从未吃过败仗。倒是张良跟了刘邦后，刘在与项羽的作战中连吃败仗，而张良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张良在指导作战一道上肯定没有作为。刘邦击三秦，张良还没有回到身边，也是全胜。由此可见，刘没有张，即使称不了帝，还可以有不小的局面，而张没有刘，则无所措其手足，整天逃命不暇。这一点各位千万不要忘记。当然，即使没有刘邦，张良也被历史记下重重一笔，其博浪击秦始皇一事，已为秦记录在案，只是没有结案就成了一个无名英雄。
刘邦与项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项羽是人之过无所忘，刘邦是人之功无所忘。刘一直感念着张良对他事业出的大力，尽管出大力的人不少。他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样的虚词给张良定位，就可以厚封张良。所以刘让张自择三万户，这在当时可足以抵一个小王。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只得六县之地，或不足三万户。当时居功第一的曹参所封也只得万六百户，让张良得三万户，足见刘张关系的铁。但天下也不是刘邦的私产，所以他厚封张良也不是信口而占，而是有依据。早年他曾有号令，道是以一郡降下者，封万户侯。张良为刘邦讨得的汉中一郡成了最后胜利的起点，仅此一条就足以得万户侯。何况张良的功劳还不止这一条。所以刘对张的偏爱是于公于私都能站得住脚。而张良的头脑何等清醒，他哪会不知天高地厚地接受这样的封赏。他乖巧地只要了与刘邦初次会面的留为封地，而此举不仅是为了铭记这次君臣风云际会，更是真正地为刘邦排忧解难。当时天下平定，地正不够分呢。留作为楚汉决战的最后战场，其户数肯定非常之少。但谁让他们是铁哥们呢，他不帮刘谁帮刘？张良此举是真正的高风亮节，有了张良这个参照，那些功劳不及者又怎么好意思胡乱争功？
张良的可数得出的功绩基本上都是在楚汉战争前立下的，功劳簿上也正是这样记的。到两边开战后，他反而淡出了斗争的舞台，转向了谐调刘邦集团内部的事了。于是张良其人给人的感觉是越来越低调，直至胜利后，闭门不出，修道辟谷，与世隔绝，与世无争。根据张良的行事，我们可以描绘出这样一条轨迹：刺杀秦始皇（什么都敢干）——乱任侠打抱不平（什么都想掺合）——逐鹿中原，带兵作战（雄心勃勃，尝试建功立业）——运筹帷幄（能不掺合就不掺合）——闭门不出（什么都不想掺合），典型的一条有为向无为退缩的轨迹。大概也就十五年光景，张良从一个生龙活虎的人，蜕变成了个不食烟火的隐居者，感觉上蜕变得也太快了，也许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换了菜九这样的寻常之人，可能不会轻易甘拜下风、认赌服输，一遇挫败总是向外找原因，怪张三怪李四，惟独不怪自己，非得碰得头破血流、焦头烂额、灰头土脸、原形毕露、山穷水尽才不得不罢手。而张良何等高明，只需试一下，就知道自己与世界的水深水浅，没那个金刚钻，就不去揽那个磁器活，岂止是不揽，连看都懒得看一眼。为什么不看，看了心烦。而如菜九一般的寻常之人，分明揽不下磁器活，还会忍不住在边上大言谵谵，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让自己来干又如何如何。
应该说，张良对自己的认识与定位基本上是准确的，他辞谢刘邦的三万户之封的说辞就很中肯，他说：“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幸而时中，可以看成为是谦词，也可以看成是事实，也就是说有的计谋对了，也有的计谋不对。出谋划策有对有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算无遗策，怎么解释张良自己单独干不成事。所以说，张良的这句自评，可以看作为对刘邦评价的回应。运筹帷幄云云，有对有错耳，不得据此将刘邦的成功归功于张良，尤其不能据此评价而将张良的地位无限拔高。但后世不认真的人却在为张良的地位大争特争，无休无止。
这也难怪，人性的特点就是好为他人作主，如果他人不反对或没法反对，人们就强行替他人作主了。张良的情况好象就是这样。反正张良也不会说话了，大家还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也不管对不对，也不管是不是合张良先生的意，先说个痛快。可能人们反感刘邦的人品，所以最不服气张良与刘邦的君臣关系，于是从张良指点过刘邦一事，并自承为帝者师一事，引发出帝王师的概念，令天下世代的读书人为之心醉。历代的人都在为张良助刘邦找各种借口，表示助刘非其本意本心。如：“王介甫咏张良诗，最好，曰：“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当此每从容。”人言高祖用张良，非也，张良用高祖耳。秦灭韩，张良为韩报仇，故送高祖入关；既灭秦矣，故辞去。及高祖兴义师，诛项王，则高祖之势可以平天下，故张良助之。良岂愿臣哉？无其势不及。” （《历代名人论刘邦》引《伊川先生语四》《二程遗书》卷十八）“程子醇儒也，知小义而不知大义。夫张子房以五世相韩，报秦于博浪沙中，义也，以祖父事韩君也。身事韩王成而楚杀之，若汉王西归，释羽弗击，虽叩头流血以争之可矣。程子以为不义，且曰不义甚矣。此何哉？夫楚汉之事，英雄相竞以智力耳。此固难以儒者之道论。即以儒者之道论之，程子之说亦非也。请详言之。项羽弑义盗窃案，汉王至洛阳为义帝发丧，哀临三日，告诸侯曰，寡人愿从诸侯击楚之杀义帝者。今若与项羽约分天下而去，是失大信于天下也。夫君子为义，当务其大者，项羽剽悍贼害，汉王与战，不能当也。幸其失计窘迫，可乘而取之耳。使得休息，他时卷土再来，楚汉之成败不可知。天下之民自此涂炭，亦未知何时而已。使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较之失小信于项羽，孰大孰小。救民于水火者，宜如是耶。以臣弑君，大不义也。汤武行之，大易以为应天顺人。孟子以为诛一夫。项羽屠杀之惨，桀、纣亦不至是，区区失小信而取之，不义亦微矣。救民于水火之中，犹贤于汤武之放杀也。”（《钝吟杂录》卷九）历史上有关刘张的笔墨官司牵涉面颇广，但古人也有能明事理者，如宋吴曾说：“宋景文公云，或讥汉高祖，非张良陈平不能得天下。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于良平，乃能听其谋，项羽不知用范增，败矣。予以为景文徒知其一耳。独不见韩信之言乎？方信之被擒也，至论其长，信曰：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嗟乎，不知高祖胸中能著几韩信耶？”（《能改斋漫录》卷九）
菜九一开篇就说，“历史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与他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经以上分析后，这句话用在张良身上可能要做点微调，可能这样说会更好：历史是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但得到高人的提携后，情况可能会不一样。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就是与铁哥们刘邦的刻意提携分不开的。刘邦对三杰的评论，就很有为张良个人造势的成分。张不仅是三杰，而且是三杰之首，其功劳总高不过萧何吧。刘邦本拟以萧何为首功，但碍于众武官的情面只得让战功大的曹参居首功。所以，张良居三杰之首里面的猫腻就大得很。刘邦再三说运筹帷幄，就是有对铁哥们的照应成分在内。与张良对刘邦的帮助相比，刘邦如此力挺张良，后者是得了大便宜了。中国历史上得天下者多矣，又有几个人能比得了张良的名气。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不服气张良为刘臣子的人也应该感谢刘了。所以，菜九原先的那个“张良的地位是知识分子捧起来的”之作，也应该改成“张良的地位是铁哥们刘邦捧起来的”。
至于刘邦的人品才具究竟如何，菜九另有专论，不在这里讨论了。可参见以下篇什。网上都有。搜索 古史杂识。即得。
◆劉邦西進滅秦的戰爭線路及歷史功績辨析
◆劉邦趙高聯絡始末考論
◆千古誰識《鴻門宴》
附 秦楚之際稱臣考
◆項羽分封新論
◆項羽敗亡原因新探
附 解讀項羽
論以歷史的角度評價劉邦的個人品質與漢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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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有个人见解
张良的事迹主要还是在他的本传和其他人的传记中。《功臣表》不过是个不完整的简历性质的东西罢了。
张良对于汉朝建立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条：
1。智取武关。
2。劝刘邦不要迷恋秦朝宫室美女。
3。鸿门宴救了刘邦。
4。献烧绝栈道之计。
5。献马鞍对策，联络黥布、田荣反楚。派韩信外线作战。
6。阻止刘邦采用郦食其的分封六国之后的策略。
7。提醒刘邦分封韩信。
8。垓下决战劝刘邦承认韩信和彭越的既得利益，从而使二人参战，导致项羽的覆灭。
9。赞同娄敬的意见，建都关中。
10。规劝刘邦分封功臣，先封雍齿，平息诸功臣的不满情绪。
这十条功劳中，对刘邦个人最重要的是在鸿门宴上的解围。如果没有张良从中周旋，刘邦未必能够全身而退。以后也就无所谓和项羽争夺天下的问题了。
但如果仅仅只有前面这四条功劳，张良最多也就是樊哙救主一类的人物，如何能够当得起刘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评价？
张良本人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战术家。甚至都不是一个成功的刺客。但是张良的本事是他有非常清醒的战略头脑。
刘邦在彭城一败涂地后逃回下邑，惊魂未定，下马倚着马鞍问道：“我打算舍弃函谷关以东等一些地方作为封赏，谁能够同我一起建功立业呢？”张良进言说：“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的猛将，同项王有隔阂；彭越与齐王田荣在梁地反楚。这两个人可立即利用。汉王的将领中唯有韩信可以托付大事，独当一面。如果要舍弃这些地方，就把它们送给这三个人，那么楚国就可以打败了。”汉王于是派随何去游说九江王黥布，又派人去联络彭越。等到魏王豹反汉，汉王派韩信率兵攻打他，乘势攻占了燕、代、齐、赵等国的领地。而最终击溃楚国的，是这三个人的力量。（原文：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③；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不要小看这条献策。当时刘邦新败。原来归附刘邦的各路诸侯又纷纷倒向项羽。刘邦嘴上说“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其实他又哪来什么关东之地。在这种表面上看来前途渺茫的情况下，张良一眼就看出了关键所在。项羽的军事能力很强。但是政治能力极差。如果和项羽硬拼肯定败多胜少，但如果采取外线作战的方法，袭扰项羽的后方让其疲于奔命，则打败项羽并非不可能。
诸葛亮的《隆中对》历来为人称道。可是《隆中对》最后不过是一纸空文。盖这类计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关键问题在于由谁去执行这个战略。刘备虽然得了四川。在荆州的关羽却并不是恰当的执行人选，结果导致全局的失败。
张良要实行这个计策也面对同样的问题。而张良提出的人选非常恰当，正是针对项羽的弱点。英布、彭越虽然不是项羽的对手，却也不会被项羽一下子吃掉，韩信更是大将之才。有这三个人牵制项羽，才能够逐步蚕食项羽的势力范围，最终消灭他。
而此后的对楚战事完全依照了这个既定战略来展开的。上面所举的6，7，8三条功劳都是在具体执行中对这个战略的维护和修正。
定都关中的战略虽然不是张良首创，但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刘邦未必就会采纳。为什么要定都关中？刘邦是楚人，和项羽一样有思乡情节。但是在历经了秦末动乱和楚汉争霸之后，只有关中一地还相对受到战火的波及较少。而关中为天下最为富庶之地之一，又有地形优势。项羽虽然灭亡，天下其实还远没有平定。各路诸侯还在日夜密谋造反。定都关中就只有东方一条战线。而回到楚地则要受到四面包围。项羽的殷鉴不远，当然不能重蹈覆辙。
汉朝新创，功臣们都盼着分封。可是刘邦却迟迟不能做出决定。成天只犒赏亲近宠幸的老友，诛杀仇人。这种情况下，刘邦集团内部的不满情绪自然越来越高。张良这时候提出尽快分封，先封跟刘邦有仇的雍齿，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否则变生肘腋，汉朝早就完蛋了。
什么叫做“运筹帷幄”？从战略的高度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并时时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正。这才是真正的“运筹帷幄”。张良成为汉初三杰之首岂是偶然？
刘邦是老板董事长，张良就是市场策划部长，是劳心的；韩信萧何一个是事业部长,一个是总务部长,都是劳力的咯^-^
陈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首领，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陈胜更因是造反的老祖宗，而受到较以往更多的尊崇，毛主席就在“批判”林彪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论时说过陈胜也是天才之类的话。在阶级斗争色彩褪去后，陈胜的老祖宗地位似乎也开始靠不住了。搞不清历史的人可能会因为党的推崇而对陈胜产生反感，这就有点不应该了。陈胜的历史地位不是因为造反，而是他打破了暴政设的局，从而改变了历史。
实际上，陈胜似乎在旧时代也没有被视作为寇。最早对他的尊崇还是在大汉王朝开国之初，由汉政权开始的。司马迁据实而记，记录了他的历史功绩，并以历史学家的笔法将其与古代的圣贤并列。今人不懂历史，往往据此将司马迁列为进步的历史学家。他们的意思大概是，陈胜之举是统治者反对的，司马迁大胆将其列为世家，是进步之举。殊不知，陈胜在有汉一代的地位是崇高的，这一点也不奇怪，毕竟他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上级嘛。但汉王朝的尊奉给人的感觉只是因为陈胜是刘邦的老上级，仅凭这一点，陈胜也不会有太高的历史地位，真正给出历史准确答案的还是司马迁。他说：“桀纣失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太史公自序》）看看，整个历史的走向都是陈胜开创的，那么司马迁将其定为世家就谈不上拔高，也与什么进步的历史观无关。司马迁对陈胜的评价在书中也不止一处，其他的评价是：“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至今血食。”（《陈涉世家》）“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儒林列传》）昔贤提及司马迁称许之人时，总喜欢说史公“三致意焉”，而到了陈胜这里真正是三致意，一处也不少。这就是陈胜的崇高地位的实际体现。
一、 陈胜的楚人身份
二、 陈胜破了秦始皇的局
三、 陈胜的历史地位
四、 陈胜的楚人身份
五、 陈胜破了秦始皇的局
六、 陈胜的历史地位
七、 陈胜的楚人身份
八、 陈胜破了秦始皇的局
九、
十、 陈胜的楚人身份
陈胜是楚人，自古以来没有异议。但其出身地一直有争议，而这个争议，就使得这个楚人身份成了问题。
《史记·陈涉世家》曰：“陈胜者，阳城人也。”对阳城之名，从来没有异议。而对阳城一地，向有二说。其一为韦昭说，以为属颖川郡；其二为《汉书·地理志》说，以为属汝南郡。前者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后者在今河南周口市至漯河之间，即今河南淮阳。清代史学名家钱大昕据汉之阳城为汉宣帝时才有，故以为韦说是。不知是否受钱氏影响，后世学者都依韦说，将陈胜故里之阳城定位于河南登封。现在的大部分教科书、工具书都把陈胜说成是河南登封人，实际上他是河南淮阳人。这两个地方都曾有阳城之名，而淮阳的阳城一度是楚国之都，在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即提到阳城。据《辞源》，宋玉为楚鄢人，此鄢，即阳城，距春秋之陈国国都不远。战国后期，即宋玉生活时代，楚为秦逼，东迁以陈为都，当即此阳城。这个阳城，即指现在的淮阳，也与陈胜的楚人身份吻合。在今天看来，这个小范围的地域差别算不了什么，在当时可以决定一个人国籍的不同。如果按流行说法，陈胜就是个韩人，但大家又都公认他是个楚人。也只有淮阳的阳城才能满足陈胜的楚人身份。
可能有人会说，难道这么多人都会把这么简单或者说这么重要的问题搞错，就你菜九能。不好意思，这个问题菜九以为，不是以人多人少决是非的，当年所有人都说太阳绕着地球转，能改变地球绕太阳转这个事实吗。司马迁写鸿门宴在新丰鸿门，新丰这个地名当时也没有，这是以后出地名记早年事，也不妨以早期地名记日后事。何况汉宣帝以淮阳为阳城可能只是沿用或恢复早先名称。所以，每当碰到这种事，菜九的尾巴就会翘到天上去了。把那么多俸禄给专家教授，等于是送到狗肚子里去了。菜九的这类偏激之辞，只是姑妄言之，算是狂言吧，各位看官当笑话看可也，把菜九当靶子扔砖批判可也。陈胜的楚人身份，应该是对阳城汝南说的最有力支持。有关陈胜为楚人的问题，《史记》并无明文记载。但从相关记载中可推论而得。这些记载是，一、陈胜起事前，吴广作狐呼“大楚兴，陈胜王”。果然，陈胜起义之初，即以大楚为号，称王定都于陈后，又建国号为张楚。足见其念念以楚为意。二、陈胜所委攻秦诸将，除周市外，均为楚人；令其徇赵地的武臣，更是陈胜故时所善，所谓“故时所善”，也就是谪戍前就捻熟之意。而武臣为陈人，此陈即陈胜定都之陈，陈王故里阳城，当在陈左近，或即汝南之阳城。三、陈胜称王后，其微时同耕之人观其宫中陈设而惊叹：“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司马迁指明楚人称多为夥。而陈胜故旧结伴前来探望一事，亦表明其故里与国都陈相距很近。四、陈胜起大泽，随后攻克陈并定都之，不再作迁徙。而在其后迅即发展的反秦风暴中，吴广军、周文部、宋留部均克复故韩旧地甚多，如陈胜是韩人，自应以攻克一旧韩旧都定都定居为务，而事实上，他没有这样做。吴广围三川，周章率大军击函谷关入秦，必克韩之阳城而西。五、陈胜定都于陈，似有日后项羽所说富贵不还乡如衣绣夜行之意。如果说陈胜身份为楚人当无可怀疑，而其故里阳城为汝南之阳城也没任何疑问，与颍川之阳城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因阳城为旧有古地名，不应牵涉汉宣帝所置事。司马迁写史沿用古地名，如同其写古事用新地名一样，也没什么不可以。因此，我们今天若再论及陈胜籍贯时，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其为今河南淮阳，而不能毫无道理地再指认其为河南登封。
问题是陈胜怎么会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被抓起来了呢？如此之多的楚人同时与陈胜编伍发配，应该考虑到他们本来就是楚将项燕的旧部。楚将项燕最后被秦击破于蕲，即大泽乡所属之县，其部属溃散南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陈胜等人当是从南方某地出发北上，途经大泽乡而起事。
关于陈胜的身份，还是有必要辨一辨的。在我们今天的习惯思维里，总是把陈胜看作是一个农民。原因是他在与乡亲们（可能就是那些陈胜为王后来探望他的乡亲们）同在田里耕作时说“苟富贵，毋相忘”。人们最熟悉的陈胜事迹莫过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是在那时说的。好象他一直以来就是个农夫，这与他农民起义的身份倒是符合的，但与其日后的行为模式又不符合。一个农民能指挥得了千军万马吗？原来陈胜还有旧楚军人的身份，这个垄中之叹，应该是其从军前的事。但可以肯定地说，大概在发出这些浩叹后，陈胜加入了旧楚军队。这一点，司马迁并没有说，但不妨碍我们根据事实推出。据司马迁的记载，陈胜部下那几个有名有姓的，都是陈胜家乡人或家乡附近的人。这些人就是日后陈胜的主要将领，他们是：吴广为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武臣为陈（即河南淮阳）人，周文为陈人，邓宗为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葛婴为符离（今安徽宿州）人，房君蔡赐为上蔡人，邓说为阳城人，宋留为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伍徐为铚人，吕臣为新阳（今安徽太和）人。尽管司马迁同样没能记下他们早先的楚卒身份，但不影响我们作出正确的推断。对于为什么这些人都在阳城以南南的多的地方被秦政权抓了差的最合理解释是，当年秦灭楚时，他们所在的部队战败，且战且退，最后溃散逃到南边，也就在南边安顿下来了，再最后被秦王朝一同抓了差。在秦王朝苛政的氛围下，谋划起义这样的大事问题上，应考虑同乡之间的凝聚力。如果陈胜不是楚人，那些楚地将领能否团结在他周围就很成问题。司马迁记下的那几个有名有姓的人，起义后都统领过千军万马，如果没有行伍经历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让你我带上成千上万的军队试试，恐怕根本玩不转。经过这番指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肯定陈胜及其战友是楚国名将项燕的部下，这不仅是日后陈胜以项燕的名义起兵，而且陈胜武装对秦的连续作战方式也与项燕连续七战破秦将李信的模式极为相似。日后，吴广部将田臧、李归杀吴广的理由就是吴广军事上不行，看来陈胜部下中军事上行或自认为军事上行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我们将陈胜及其战友定性为旧楚军人，不能算是无稽之谈。
为什么不说陈胜的垄中之叹是秦灭楚以后的事呢。理由之一是司马迁明言那是陈涉少时的事。理由之二就是那些一起耕作的同伴是在陈附近，也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起，陈胜说过：“苟富贵，无相忘。”日后看来，陈胜的这个话多半是指望别人不忘他。一开始，那些旧伴来看他时，他也与这些人载笑载言。后来大概这些人老不忘提他小时候的糗事，他就恼了。于是，他发起的许诺，失信于人，见笑于世。这当然是题外话了，打住。
二、陈胜破了秦始皇的局
尽管秦以前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只有秦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一统天下。因为前三个朝代只能算是部族联盟，最高统治者也只是为各方所尊奉，对各个盟友或部落并没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遇到事情也只是商量着办，而不能真正做到发号施令。所以，秦始皇及其臣子，认为秦始皇的功业超过了三皇五帝，属于功德无量。既然如此，秦始皇的享受也理所当然地要前无古人。所以秦定天下后最急于办的事就是大肆兴建供皇帝享乐用的建筑与道路，对于刚刚结束战乱的天下百姓来说，就是苦难加重的开始。
就拿秦始皇陵来说吧，从秦始皇十三岁继位为秦王时就开始建造，当时可能因为战争的缘故，也因为秦始皇当时只是个年幼的列国之王，其兴建的规模与力度都不能得到保证。到了一统天下，可以驱使天下民力，而秦始皇又自认功超三皇五帝，这座陵墓的规模可能就非当初计划可限。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要兴建这样大的工程，就得加倍压榨百姓。秦亡后，汉人总结秦的残暴说其“收泰半之赋”，也就是说百姓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收入供统治者享乐。这样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的百姓会不会对统治者形成威胁，从理论上说，活不下去的人民会铤而走险，但这在现实中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在秦始皇一统之初，为了他的家天下能二世三世乃至万世地传下去，并且不影响他们这些最高统治者大肆享乐，他就防着这一手了。秦统一后为了后世的太平干了这样几件事，第一是销毁天下兵器，第二是拆除各地的城防关隘，第三是将各国有名望的宗族迁往旧秦腹地，第四是禁锢各种思想，第五是颁布各种惩罚条例实行恐怖统治。经过这样的精心布局，对秦政权的威胁确实是小得可以忽略不计。汉人记载了当时的不满气氛，从天下半数人想反直到百分之七十的人想反，但都没有形成像模像样的反抗。原因在于，统治者的残暴还不足以构成反抗的必然条件。对于人民来说，秦的残害不仅是现实的，同时也是历史的，秦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斩杀无数各国士兵，更有不知其数的百姓死于非命。所以当时最流行的话语就是“天下苦秦久矣”。但苦归苦，你还非得忍受不可。于是，无数的百姓在修建秦宫室的工程中使尽了最后一丝气力而毙命。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在传统上，秦成了名正言顺的统治者，仿佛天命所归，又掌握强大的专政工具，百姓的怨气再大，也只能是呻吟着的一盘散沙，而形不成足以撼动统治的力量。当时最流行的反抗也只是不合作，而不合作的形式主要是藏起来。张良就藏起来了，刘邦也藏起来了，项梁也藏起来了，吴广在起义前也口头威胁朝廷军官准备逃跑藏起来。其次就是当山大王，比如英布与彭越就搞起了小打小闹的打家劫舍的营生。但是，不论你是藏是当土匪，都奈何不了秦王朝一根汗毛，它照样继续它的暴政，大批的民众继续沦为暴政的牺牲品。就在这万马齐喑、举国绝望的情况下，有一个小人物，一个统治者根本不屑防范的小角色，一个行将成为暴政牺牲品的苦役犯，发现了秦政权的命门所在。这个人就是陈胜。历史就是这样，秦始皇为了一姓江山能千秋万代传下去，做了各种防范措施，应该说这些措施都奏效了，上面说的五个方面确实没给他添乱，但却由陈胜这类不入法眼的小角色掀起了冲天巨浪，一举颠覆了秦王朝。
陈胜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秦始皇刚刚去世，传位给了秦二世胡亥。秦二世全面继承了秦始皇的暴政，一面宣扬秦始皇的丰功伟绩，一面继续秦始皇生前未曾完工的各项享乐或显示权力的建设。而就在秦二世继续着其父的享乐事业没隔多久，就在秦二世继位后的第十个月，陈胜与他的九百同伴在大泽乡掀起了反秦风暴。
当陈胜这些旧楚军人集体被秦王朝抓来戍边充军行走到大泽乡这个地方，遇到了连绵大雨，耽误了行程。按秦朝的法律，不管什么原因没能按期到达指定位置，就犯下了杀头之罪。于是，陈胜等人面临着无论反抗与否同样是死的结局。在这种横竖都是死的情况下，陈胜选择了“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道路。然而区区九百人，能对秦王朝构成什么威胁，能有什么取胜的希望？当年被秦灭掉的各国，哪个没有几十万军队，但在强大的秦军面前，还不是都如摧枯拉朽般地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秦之关中作苦役的刑徒动辄几十万，其强悍足以打退陈胜的几十万大军，但在暴政的压制下，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在天下苦秦久矣的总体氛围下，要说不想反那是不真实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反抗的合适名义。换言之，如果有一个合适的名义，反抗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个名义被陈胜找着了，或者说是发掘出来了。
陈胜是怎么样找到这个名义的呢，司马迁在《陈涉世家》里是这样记的：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原来这个反抗的名义，就是要将统治者置于不合法的地步。看来打破统治的利器还是要从统治的营垒中去发掘，在陈胜这里，就是要将秦二世弄成篡位之人。
应该说陈胜的第一谋画，就有两大高明之处。其一是置暴秦的统治者以不合法的地位，以瓦解敌方阵营；其二是推出已不存在的老长官项燕，以号召楚地民众。看来，秦始皇没防范到陈胜这一层面应该是一大失策，但谁能保证即使防范到这一层面，在其他方面就不会出问题呢。可能后人会说，这个创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是因为陈胜找出来后人们才这样说的，当时可不是这样。张良、刘邦、项梁、韩信这些后世公认的聪明人都没想出来嘛。如同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在后人看来不过是只要一个劲地向东行驶就能办到的事，没什么了不起。但这个首创之功是不容磨灭的。所以司马迁才会给陈胜以极高的评价，将其推举到与商汤、周武王、孔夫子相提并论的层面。
正是在陈胜天才的创意下，今天所认定的秦二世少子说出笼了。但我们要说，这并不是事实。陈胜言二世为少子一说，当是二世少子说的最重要历史来源。陈胜是否知道秦始皇所有子嗣的齿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解决当时局面的钥匙。秦王朝的残暴统治人所皆知，为什么皆隐忍不发，其原因或在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须知，统治者的残暴还不是充分的理由。此前的刘邦、彭越、黥布、张良皆一代人杰，因为没有合适的理由，只好选择了隐匿。陈胜此说的提出在当时可以看作是革命性的创举。秦二世的残暴再加上其继承权之不合法，就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起而抗争。
其实，秦二世既不是少子，其继承权可能也完全合法，但陈胜可管不了这么多，先这么定了再说。不难想象，陈胜部在向秦攻击时当是何等大张旗鼓地宣传二世少子说。此说对统治集团将造成极大的混乱，从而加速了起义形势的发展。刘邦部中有相当多的人原为陈胜旧部，到汉王朝建立後，此说当能延用下去。故後世只知道秦二世是秦始皇少子的秘密或在于此。关于秦二世非秦始皇少子事，可详参菜九《秦二世少子身份辨》。所以汉王朝的建立者，视陈胜为圣人，这比司马迁将陈胜与汤武孔子并列又要早得多。刘邦的孙子刘安与属下伍被讨论反叛时曾有论曰：“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淮南衡山列传》引伍被语）这里的圣人指的就是陈胜。刘邦说这话时，他已同秦王朝决裂，其时间要早于陈胜两三年，但也仅仅是躲起来无所事事而已。但躲起来的又岂止刘邦，勇悍如项羽，机变如张良也都只能在秦始皇设的局里躲躲藏藏，真可谓智勇俱困，可是陈胜这个败军之兵信手拈来个二世少子说，就破了这个局。能破这个局的人，当然是圣人了。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六国几十万之师都非秦人之敌，而陈胜的九百人竟然奏功。但陈胜的九百人其实在当时不是个小数字。所以菜九要说古人所说的天亡秦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明人张燧说：“秦灭六国，楚独无罪，诱怀王而幽囚以死，骨方未寒，王翦六十万人，风骤雨至，五湖七泽，势如破竹，陆终、熊绎之後，荡无孑遗，即于此时生二男子于东楚，曰陈胜、吴广，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刘季、项籍，奋臂大呼，四方响应，神都天阙，三月烟飞；七百年之基，拱手付焉。此四人者，盖从外取之。楚国之愤气所化也。孰谓天道聩聩耶！（《千百年眼》卷四《天亡秦》）这里的东楚西楚，可能不确，但事实倒是存在的。就是陈胜及其同伙在举事前一直没散，可以比较的是刘邦为沛送徒咸阳，还没走出所治地面，就跑了一大半。而陈胜所部行伍出身者甚众，居然一个都没跑。如果他没有九百人众，其下场恐怕也会如英布一般，落草为寇了，就不可能撼动秦王朝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灭秦是上天的意志，秦始皇人算不如天算。更有奇者，是陈胜起义的地点，大泽乡正是秦破楚将项燕的地方，可能陈胜及其战友正是在经这一战败后，星散到南方的。所以王应麟说：“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楚之灭秦也，陈涉起于蕲大泽中。同此地也，出尔反尔，天道昭昭也。”（《困学纪闻》卷二十）王翦杀项燕，而项燕的孙子项羽又反过来活捉了王翦的孙子王离。项燕死而楚亡，王离禽而秦殆。真是天道好还。
三、陈胜的历史地位
与我们今人肯定司马迁定陈胜为世家的评价相反，历来反对司马迁定陈胜为世家的人也不少。如作《史记索隐》的司马迁后人司马贞就说：“胜立数月，无後，亦称系家者，以所谴王侯将相灭秦，为首事故也。又言历年不永，功业蔑如，可降为列传。”这个观点还颇普遍，但一生钻研《史记》且看不懂《史记》者又何可胜数。所幸的是，历来也不乏有识之士，有人就这样评论（抱歉，菜九不知此书为何人所作，其中可能还有录入错误，现找不到原书，不知是菜九录错，还是原书就错了）：“呜呼，中何以知作史者之深心哉！太史公隐以陈王亡秦之功，上拟孔子，故列《陈涉世家》于《孔子世家》之後，而自序作《陈涉世家》之意，则以涉之发迹，比之孔子之作《春秋》，汤武之除桀纣，何则？孔子继周公而传尧舜汤武之道者也。秦人坑术士，焚诗书百家言，是废灭尧舜汤武与周孔之道者也。陈涉首起义师，亡秦以兴汉，汉兴而儒术复盛，是有大功于尧舜汤武与周、孔之道者也。钱竹汀谓，史但言秦之亡起于涉，非以涉比汤武，是亦未窥太史公之旨者。大抵论人之德者，内究其心，论人之功者，外观其事，涉之心非汤武之心也，涉之事则汤武之事也。太史公第论其事而已。当嬴氏恣为残虐，重役暴敛，黩武繁刑，族与弃市者，数不可考，而隐宫徒刑之人，多至七十馀万，蒙氏北逐匈奴，暴骨于长城下者三十万，尉屠睢南攻百越，伏尸流血数十万，乃更发適戍五十万人以备之，荼毒生灵，于斯而极，癸辛虽虐，祸不逮此，海内愁怨，并思亡秦，较之偕亡祸丧，殆有甚焉。然而智如徐福，渡海东逝；贤如（张）耳、（陈）馀，隐于监门；勇如（项）梁、（项）籍，亡命会稽；举劫于威虐，相顾莫敢先发，涉以一耕佣，奋起陇上，豪杰云兴，秦遂夷灭。由是言之，荥阳戏亭之军，与鸣条牧野之师，功绩讵有异哉？张、陈谓涉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已明以汤武之诛残贼比之，而非始于太史公也。而况尊用圣裔，以孔鲋为博士，鲁诸生与孔氏礼器胥归之，此即太牢祀圣，绍嘉封侯之先声也，此即诏愍崩废，广厉学官之嚆矢也，功在後世，尊为世家，不亦宜乎！太史公既于《自序》见意，复于《儒林传序》畅述其旨，首叙孔子论次《诗》《书》，次及秦季焚书，次及陈涉为王，诸儒委质，次及汉兴诸儒，修经习礼，其大指已昭若发蒙，而司马贞不悟，犹云宜降为列传，何其谬哉！”（《历代名家评史记》引《後乐堂文钞》卷一《史记陈涉世家书後》）“以陈涉与汤武、《春秋》并言，此理最精深，以其功同也。汤武有德，力通达于一时之天下，故功在一时，孔子有德，力不能达一时之天下，而能传于万世之天下，故功在万世。陈步无德，力亦不能为天下之功，而能为天下之有力者发端，故功即在发端也。”（《历代名家评史记》引刘光《史记太史公自序注》）
历史上对司马迁给陈胜的评价不服气的人非常多，洪迈也遇到了：“《扬子法言》：‘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轨以为轻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运，不足为福先，适足以为祸始。’予谓不然。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陈胜出于戍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士乃始云会向应。并起而诛之。数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陨命于御者之手。身虽已死，其所置遣王侯将相竟亡秦。项氏之起江东，亦矫称陈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且其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馀之言，迎孔子之孙鲋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岂小小哉。汉高帝为之置守冢于砀，血食二百年乃绝。子云指以为乱，何耶？若乃杀吴广，诛故人，寡恩忘旧，无帝王之度，此其所以败也。”（《容斋续笔》卷十四《陈涉不可轻》）王应麟曰：“或问：太史公自序曰：桀纣失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以涉拟汤武、《春秋》，岂其伦欤？曰：天下苦秦之虐，如在汤火中，陈涉亦秦民之汤武也。拨乱反正，莫近于《春秋》，陈涉起事，而汉收之，民得去大残，蒙更生，涉为之倡也。太史公之言，盖未为过。或曰：匹夫操天下存亡之权，自（陈）胜、（吴）广始，其然欤？曰：徂徕石氏曰：书云可畏非民，民虽匹夫也，有义勇，有豪杰。伊尹、吕望不忍桀、纣之民涂炭，奋于耕钓，起佐汤武，放桀系纣，义勇矣。陈胜不堪秦之民役苦，愤然起兵以诛秦，豪杰矣。夫是以圣人不敢侮于鳏寡，盖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谓：民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盖不敢以万乘骄民也。昏君庸主，以草芥视民，以鹿豕视民，故民离叛。吁，斯言至矣！秦既并六国，所畏者匈奴，攘之、却之，不知小民之为敌雠；所虑者豪杰，诛之、徙之，不知豪杰之在甽畂。不宁唯是，古者士传言，庶人谤，百工谏，遒人徇于路以采诗，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小人之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此圣王所以长世也。秦以斧钺箝天下之口，其民深怨积怒不宣之于口，而郁于心，是以一箝而不可御。《春秋》书梁亡心昏耳目塞。桀自亡也。秦亦自亡尔。”（《通鉴问答》卷二《陈胜吴广起兵于蕲》）锺惺说：“胜称涉，书字也。字之者，贤之也。世家者，贵之也。曰胜虽已死，所遣置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者，明涉所以得为世家。处秦诸将相之後，在汉功臣之前，诈称太子扶苏、项燕以从民望，草草中起手，亦自有想头，有本领。至其谕众之言曰：公等遇雨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勿斩，而戍死者固十七八。但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非惟雄略可想，情辞明决，实有一片诚心感人，驱策智勇，良非苟然。殁谥隐王，赏其功而惜其志之不成也。死之後两言，复以陈为楚，徘徊感慨，有不尽之意焉。”（《史怀》卷五）张燧说：“陈涉之王也，其事浅微。然缙绅先生抱祭器而往归之。张耳、陈馀、房君之徒又皆以兴王之业说之。至其不幸而败，史氏犹再三致意，称其所致王侯将相竟足以亡秦。夫涉起谪戍而首事，其大要不过偷一时之欲；用军行师，未尝有一日之规；天下後世，正不当以兴亡之事责之，旧史犹复云云。吁，亦悲矣！ 天下苦秦之祸，故家遗俗、豪杰侠士，丧气略尽。乃其所不虑之戍卒，犹能为天下首事。虽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浅，而古今犹幸之。盖积万年之憾，而发愤于陈王，犹曰此秦民之汤武耳。”（《千百年眼》卷四）但这个评价有误，后面将说这个问题。 郭嵩焘说：“案陈涉首事仅一攻蕲下陈，而所遣诸将武臣则自立为赵王，韩广则自立为燕王，周市则立魏咎为魏王，葛婴则立襄彊为楚王，秦嘉又立景驹为楚王，其自立者，齐王田儋而已，馀皆陈涉所遣将也。陈涉起未久，事迹无可纪者，而楚、汉相争大局并由陈涉发端，史公叙汉世家，首陈涉以此。”（《史记札记》卷四）陈埴说：“史氏谓陈胜诸故人皆引去无亲胜者，与诸将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此是胜之节目。先儒乃谓胜之亡，其大体不在是。胜与吴广，同功一体，田臧擅杀吴广，胜不能制，则纪纲扫地，唇亡及齿，此胜之不能自存然否。胜、广为救死无策，故判命出此，姑延一旦之喘息耳。即不须以纲纪画略望，亦不须以兴亡成败论他。但先史义其为豪杰首事，故于其亡也，再三致意焉。犹曰是秦民之汤武耳。（《木锺集》卷十一）黄淳耀说：“三国时人谓刘玄德能乱人而不能治。观陈涉、吴广辈，举事草草，军无纪律。涉所遣诸将徇地者，辄反他所；吴广为田臧所杀，胜不能讨，因而将之；所信用朱房、胡武皆小人无识者，以至人情不附，六月而败。盖胜本庸材，初不能乱人者也。以秦之虐百姓，人人思叛，独难其首事者。会胜攘臂一呼，不觉响应耳。太史公称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盖时势使然。初不繇胜，盖胜生而称王，死而有谥，久而血食于砀，幸矣。抑人心恶秦之故，而不忍死哉。”（《陶庵全集》卷四《陈涉世家》）日人龙川次言也说：“陈涉起于谪戍，蜂起侯王将相皆奉其命，非区区管蔡陈杞之比。何得不为世家乎。” 曰“不当立”，曰“数有功，爱士卒”，则未尝不依附于纲常勋德之间也。曰“多闻其贤”，曰“楚人怜之”，则未尝不深识夫人心向背而众志成城之效也。草间有如此人，宜其辍耕太息矣。《史记菁华录》卷一。
对陈胜的大体评价多数是肯定总体，而对陈胜的局部举措不以为然。很多人没有看出陈胜反秦的创举，多以为其因怕死而不得不反。其实陈胜自己已说得很清楚，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举什么大名，难道仅仅是当个王，过把瘾就死吗。否。陈胜一开始就以推翻秦的暴政统治为己任，未待入陈称王，就派葛婴等东向略地。之后又复遣召平东略地，召平之遣似有重复之感。以陈胜所图，旧楚一带不可能不予光复。那么，召平之遣或在遣葛婴之稍後，如遣周章在遣吴广之後一般；或在诛葛婴之後，以替代葛婴的职责。陈胜之战略是全方位的：其以陈为中心，派吴广攻三川郡入秦，宋留攻南阳郡入秦，邓宗攻九江郡，召平攻广陵意在会稽郡，武臣攻赵意在北方，周市攻魏意在东北，葛婴东略意在巩固後方。此等可指认者，井井有条，包罗天下殆尽。由此可见，陈胜所为非徒为苟活，其以陈为根据地，四面八方出击，其心存天下之志一览无馀。正应了其起义之初所宣言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陈胜对秦的攻击不遗力，显示了强烈的亡秦之心，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确实有这种气势，并以陈胜始。值得注意的是，陈胜部采用了连续作战的战术，不给秦王朝以喘息之机。此等战术在战国末年有楚将项燕破秦军时采用过，陈胜是项燕之旧部，故对此战术不陌生。从此，连续作战法在秦楚之际得到普遍使用。日后刘项击秦也都是急风暴雨式的连续作战，与陈胜战法正是一脉相承。
陈胜当然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前人指责其重用小人，就是秦的苛法之一种。赵高对秦二世说远者近之，贱者贵之。陈胜重用朱房、胡武等人，使部属寒心，亲信疏远，所以迅速致败。在陈胜来说也有他的不得已，他毕竟出身社会底层，不谙统治之道，只能拣现成的办法做起，而现成的办法正是他竭力反对的秦暴政。我们后人站着说话腰不疼，如设身处地，恐怕行事也没什么两样，谁没有局限性。而且这个现象可能还不是一个局限性所以尽言。这里可能牵涉一个统治精髓，是不是有一个以不干活的整干活的规律。我党的延安整风，好象也是不干活的在整干活的，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给批得死去活来，此是题外话。不如此，那些干活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怎么办。陈胜身在局中，在所难免，这也叫无可奈何。不过陈胜也确实过了把瘾，他的老乡亲说他那个王当得还蛮像那么一回事，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不止是王当得像回事，他的话也没人敢不当一回事。武臣自立为王后，陈胜还一个劲地催武臣击秦，武臣虽然阳奉阴违，但还是派人去击秦了，后世司马皇室冒认的祖先司马卬就被派出向河内进军，另外还派了李良向常山进军。陈胜死后，景驹为楚王的使者就让齐国给砍了脑袋。如果是陈胜的使者，可能他们就不敢这么做。
陈胜的权威来自于其开创的反秦首功，因为他破了秦始皇的局，所以取得了号令天下之权。所以陈胜一死，争夺陈胜法统的斗争也就立即展开。秦嘉擅自立景驹为楚王，就是为了继承陈胜的法统。但其势单力薄，不足以服众，遂为项梁所败。项梁灭景驹的名义却是借口陈胜生死不明，景驹自立为大逆不道。看看，连大逆不道都用上了，陈胜的作用与地位非同小可。在司马迁的笔下，对这个法统也是有交代的，陈胜的世家就是以项梁立楚怀王心为楚王而收结的。而项梁失败后，正是楚怀王心整合了刘项的部队，重新授予二人名号，所以这三户亡秦的另两人，就成了陈胜的部下，法统上的部下。所以，汉定天下后，楚的国号不灭，由韩信从齐王改为楚王，说是义帝无后，其中是否也包含了对陈胜之统的尊奉。我想应该有这个含义在其中。那能让一个为亡秦首建的政权消失了呢。司马迁记下陈胜说过的两句话也足以让世人永远忘不了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除陈胜外，还有那个农民起义的领袖留下了什么足以传世的话。所以千万不能把陈胜与其他农民起义领袖混为一谈。
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陈胜大呼，天下响应。《淮南衡山列传》引伍被语。
『煮酒论史』 [历史随笔]
作者：菜九愚 提交日期：2005-10-21 12: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