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声“爸爸”，将军泪如雨下…… -- george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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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将丁德福是甘肃陇西人，1964年入伍后在边疆工作了37年，仅在西藏阿里边关就驻守了25年。阿里是奇寒、荒远的天边边，人称“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四季穿皮袄，氧气吃不饱”。

　　20世纪70年代初，丁德福率部队从新疆惠远开赴西藏阿里高原。当时，他3岁的儿子全锐正患小儿麻痹症，他妻子牛银秀一筹莫展。牛银秀向丁德福发加急电报、寄信，均无音讯。牛银秀当然不知道丈夫此时正率领着铁骑直插阿里，堵截达赖率领的叛匪之后路。那天夜里，丁德福一队15人与数倍于他们的叛匪交火，战斗异常激烈，一直打得叛匪连连溃退。后来，丁德福等人弹尽粮绝，差点牺牲。

　　等不到丈夫回家，牛银秀只得自己背着儿子翻山攀崖走了20多公里路，好不容易才到了医院。这次手术失败了。回家后，牛银秀三天三夜水米未进。

　　从战场归来，丁德福回到家里，看见日思夜念的儿子两条腿瘫软如面条，艰难地扭动着……丁德福的心一下子碎了。

　　从这一年开始，丁德福的儿子全锐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住院生涯。

　　80年代初，牛银秀带着儿子随军到了叶城留守处。他们母子虽然随军了，但是，还不能随队，阿里军区的家属院，离机关还有上千公里远哩。

　　全锐上学后，尽管留守处有军车接送学生。但丁德福只要休假在家，必定坚持天天到学校背儿子回家。全锐在父亲的背上始终沉默不语，不笑也不闹，就像石头似的。丁德福越背心情越沉重，他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即使你真的是石头，我也要将你暖热。全锐说什么也不肯原谅父亲。年复一年，丁德福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

　　过年了，丁德福给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每人准备了一份比以往数额大得多的压岁钱。女儿与小儿子都兴高彩烈。只有大儿子全锐保持沉默，毫不理睬父亲，也不肯接红包。丁德福只觉得天旋地转，差一点跌倒在地。

　　返回阿里后，丁德福心里压着的石头越来越沉重，压得他好长一段日子精神恍惚、夜夜失眠。他思来想去，觉得儿子大了，仅靠背是不行的，应该把责任和情感，把人世间很多的事情和道理给儿子说清楚。于是，他决定给儿子写信。

　　丁德福在信中解释道，有一次没有陪全锐做手术，是在送新兵的路上，他差点儿死掉。几十年生活在阿里高原，他见惯了各种各样的死亡，有多少士兵为祖国而牺牲啊！最后，丁德福提到了孔繁森伯伯。孔繁森伯伯为百姓献出了一生，还关心着全锐的病情和成长，亲自采草药让将军带回去给全锐治病。丁德福在信中倾诉了自己多年来心中的内疚和痛苦，恳切请求儿子原谅，并向儿子保证：“一旦退休了，就天天守在你的身边，哪也不去。”他还说：“爸爸就是你有力的双腿！”

　　这封长达10多页的长信，丁德福写了一天一夜，每一页都被泪水打湿了。

　　这一年9月18日，对丁德福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最激动的日子。这一天，他风尘仆仆地踏进家门，大衣还搭在手臂上，20岁出头的，终身残疾的儿子一瘸一拐地迎了上来，一头扑进他的怀里，用沙哑而哽咽的声音喊了一声“爸爸”。

　　那一刻，丁德福几乎怀疑听到的“爸爸”二字不是全锐叫的。直至真真切切地看到怀里的全锐泪流满面，他才确认是真的。霎时，一股热流涌遍他的全身，他双手抱紧儿子，泪如雨下……

　　原来，全锐自从收到爸爸的来信后，将信看了无数遍。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和妹妹冬梅发现了父亲的秘密———父亲每次上山都要往抽屉里塞东西，然后锁起来。冬梅估计抽屉里可能是存折，也可能是珍贵的纪念品。只妹俩偷偷打开抽屉，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里面有几十张字条，而且都像是令人心悸的讣告。

　　“高原丧生本是常事，万一不测，不要悲伤。”

　　“不要给组织添麻烦，国家会发给家属抚恤费。”

　　“大儿子的病要继续治。”

　　“只给组织提一件事，边城教学质量差，梅梅考大学肯定有难度，照顾女儿上军校，了却我一桩心愿……”

　　“替我请求全锐原谅爸爸。我是军人，家国不能两顾。如果没有儿子的原谅，我死也不瞑目啊……”

　　全锐捧着那些遗言般的字条哭倒在地。

　　重读父亲的信，将自己的过去回忆无数次，对照经常走在死亡边缘的英雄爸爸，全锐为自己的自私羞愧难当。他哭了：“我对爸爸是多么残酷啊！我太混了。”从那以后，全锐就盼着父亲回家，盼着叫一声“爸爸”……

　　20年了，全锐才叫这一声“爸爸”，叫得全家人都哭成了泪人。

　　全锐像男子汉那样，陪父亲开怀畅饮。他端起酒杯向父亲道歉：“我太自私、太狭隘了……”

　　丁德福哽咽道：“好儿子，不说了。爸爸对你、对这个家都是有愧呀！”

　　此后，父子无话不谈，亲密无间……（汤锡松摘自《家庭》第11期作者冯捷李广智）

他是阿里军分区原政委,现甘肃省军区副政委,以下是从GOOGLE CACHE COPY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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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党的事业　建功雪域高原

丁德福

　　我作为一名边防军人，在被地质、生物学家称为“永冻层”、“生命禁区”，孔繁森同志曾经生活战斗过的阿里地区，整整工作了25年。25年来，我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团结带领官兵艰苦奋斗，建设阿里，保卫阿里，把自己的理想、追求、事业和家庭都融进了阿里这块雪域高原。

　　面对阿里高原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有人说，躺着就是一种奉献。但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中，越是要干出优异的成绩，苦干不苦熬，苦中见精神，苦中有作为阿里虽然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但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31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000多公里的边防线，是祖国西北边陲的重要门户，是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的前沿阵地。党和人民把守卫阿里的重担交给我们，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早年的阿里边防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住房。我们把改善边防设施和官兵的生活条件，作为建设和保卫阿里的一项基础工程，实施了宏伟的三年边防建设规划。当时我在扎达县武装部当政委，负责1300多平方米的营建施工任务。在“永冻层”上搞施工，要付出比山下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体力和代价。为了确保施工质量，我白天十五六个小时盯在工地上，晚上还硬撑着起来检查施工情况。繁重的劳动把我累倒了，我仍不下工地，躺在简陋的工棚里，一边输着液，一边指挥施工。验收工程时，天不下雨，我就用水泵往房顶上抽水，看漏不漏；用大卡车装上水泥来回跑，看水泥路面结实不结实。营房峻工后，我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墙上，以接受子孙后代的检验。三年下来，我的体重减少了12 公斤，但工程的优良率却达到了百分之百。三年边防建设告捷后，我和党委“一班人”又把目光投向解决吃菜难的问题上。驻守阿里的官兵有两大常见病，一是脱发和指甲凹陷；二是皮肤角化症。主要原因都是因为长期吃不上新鲜蔬菜，缺少维生素。所以人们常讲，在阿里吃菜就跟吃人参一样珍贵。记得有一年，一个叫杨建新的战士，患重病生命垂危，弥留之际，我把他抱在怀里，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政委，当了几年兵，肚子里装的全是罐头和脱水干菜，真想吃上一根黄瓜。”小杨这不是遗言的遗言，算不上要求的要求，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发誓一定要在阿里高原种出蔬菜来。为了种菜，我们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经过多少次失败，才摸索出了建造半地下温室的经验，上接天光，下通地气，试种小白菜、萝卜、辣椒、茄子、西红柿、芹菜，都获得了成功。如今，阿里军分区海拔5000米以下的所属单位，全部建起了温室，每年产菜200吨以上，夏天能基本自给，冬天也能吃上四五种鲜菜。最让官兵们自豪的，是我们种出了一个19斤重的大萝卜，还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接着，我们又组织官兵开山筑路，安装地面卫星接收站，在阿里高原上创造了一个拴心留人的环境。

　　在阿里高原，生与死、苦与乐、得与失的考验处处伴随着我们。只有党员领导干部腰不弯，群众才能挺起胸膛跟着走我们那里的人都说，阿里官兵头上架着五把刀，这就是暴风雪、泥石流、雪崩、滑坡和洪水。这些随时都能置人于死地。就是在这样一条险象环生的“死亡线”上，我先后穿行了100多次。有一年春天，我带队护送200名新兵上山，经过凶险的库地大坂时，山坡上几百立方米的积雪因连续受到过往车辆的震动，突然崩塌，我这辆车的车头和前面一辆车的车厢被埋了进去。我和司机挣扎着从车窗里爬出来，正想把车从雪堆里往出拖，山上的积雪又铺天盖地地塌下来，幸亏我们跑得快，才没有被埋任。车队开出红柳滩，那天冰河突然涨水，淹没了路面，我们12辆大卡车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更不能等，等下去就是等死。于是，我一边稳定大家的情绪，一边脱下棉裤，跳入冰水中，在200米的地段上，趟了23个来回，经过8个多小时的奋战，才使车队顺利通过，我的腿从此留下了静脉曲张的后遗症。最后一道关口是海拔6200米的界山大坂，沿途白骨遍地，人们叫它“死人沟”。我指挥别的车先过去，我收尾。轮到我这辆车通过时，险情发生了，前面泥石流堵住了进路，掉过头来往回撤，积雪又隔断了退路。我们被困在冰天雪地里7天6夜。干粮吃光了，连司机带的几斤干辣椒也吃完了，大家又冷又饿，严重的高山反应使人头痛难忍，只好用背包带、毛巾扎在头上止痛。这时，我要求党员干部做好最坏的打算，把生的希望留给新兵，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到了第7天，营救的部队找到我们时，我的脸肿得象个脸盆。由于无数次地与死神和病魔打交道，我对可能发生的一切都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每次上山下山前，我都要写一张纸条放在抽屉里，时间一长，引起了女儿冬梅的注意。有一天，她趁我午睡时，偷偷摸走钥匙，打开抽屉，读着那一张张带有遗言性质的纸条，女儿惊呆了，一头扑在我的怀里，哭喊着说：“爸爸，求求您，再也不要上山了，我们就是回老家种地，也比在阿里做官强。”我帮女儿擦着眼泪说：“好孩子，不行啊。爸爸是党员，是领导，即使牺牲在高原，那也是光荣的，但要是丢了一寸国土，可就成了千古罪人啊!”长期劳累使我患上了高原病，有时连上楼梯都非常吃力。一次，军务科长下来叫我到二楼开会，因为走得有点急，一下晕倒在楼梯上。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一把把我抱住，说：“政委，我背你上去!”看到自己现在上个楼梯，都要别人背，我心里特别难受，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我对军务科长说：“小贾，我是真的不行了。”还没等我说完，他一下子哭出了声，我们两人的眼泪流在了一起。有人会问，你在阿里干了25年，付出了那么多，组织上就没有看见吗，就不能把你换一换吗？不是的。多年来，组织上曾9次征求我的意见，想把我调到山下工作，但我都没同意。因为，在阿里高原工作的不只是我一个人，10多年、20多年的还有不少人。这些同志谁不是一身的病呢？就说阿里军分区的9名领导吧，除了2名藏族同志，其他人都程度不同地患有各种高原病。还有那些年轻的干部、战士，不少人不仅有病，甚至连生育能力都丧失了，有的结婚五六年，连个孩子都没有。他们也需要照顾，也需要下山，而阿里这个地方总得有人守，阿里的边防事业总得有人干，我下去了，就得有第二个丁德福上来。再说，和那些长眠在阿里高原的战友们相比，这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掰着指头数一数，不算当年进军阿里牺牲的63名战友，光是25年被高原疾病夺去生命的干部、战士、职工就有几十人。每年清明节，只要我在山上都要给他们扫墓，看看我的战友，看看我的兄弟。从墓地回来，我的心情就十分沉重，晚上常常彻夜难眠。他们把最宝贵的生命都献了出来，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舍不得丢掉呢？再看看身边这些可爱的战士，他们告别亲人，远离家乡来到这荒瘠的高原上，那么苦，那么累，却无怨无悔。所以，我始终坚定一个信念：只要不倒下去，就要一直干到底。

　　说实话，在阿里高原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累，我都能挺住，但大儿子全锐10多年不叫我一声爸爸，我实在受不了。全锐4岁时，患重感冒长时间高烧不退，家里接二连三来电报要我回家，当的我正在阿里剿匪，万山阻隔，什么也不知道，半年后回家，儿子转成了小儿麻痹已经瘫痪了。他10年间多次住院，做了7次手术，每次我都不在身边。从8岁起，孩子基本上是一个人住院，每次手术，麻醉药效一过，疼痛难忍，在病床上撕心裂肺地叫喊，同病房的人都难过得直掉眼泪。最后一次手术，要从胯部锯下一块骨头，移植到腿上去。儿子害怕，希望我留在跟前，我也答应要好好照顾他，但就在手术的前几天，分区急电催我上山。我拿着电报百般为难。儿子看到我的表情，又一次感到失望了，把床头柜上的水果一把掀翻在地，悲伤地哭喊：“你走，你走，你不是我的爸爸，你从来没管过我的死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上前抱住儿子却被他一把推开。大儿子怨恨我，1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叫过我一声爸爸。为此，我痛苦万分，常常背着人流泪。好多次，我几乎是央求儿子：“全锐，你就喊我一声爸爸吧。”但全锐始终沉默不语。1993年初，我在山上给儿子写了一封10多页的长信，向他倾诉了内心的一片真情，说明这些年为了边防事业，在处理大家与小家的关系上，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并向他保证，退休后一定天天守候在他身边。半年后，记得是9月18日，我下山一进家门，儿子一瘸一拐地迎了上来，一头扑在我的怀里，用沙哑的声音大声呼叫：“爸爸!”顿时，我百感交集，泪流满面。他终于理解了我这个当边防军人的爸爸。大儿子残疾了，我又把二儿子全刚送上了阿里高原，去实现一个边防军人对党的事业的执着追求。

　　越是条件艰苦，越要关心爱护官兵，只要我们党员领导干部把心掏出来给战士，战士就会掏出心来爱我们的党，爱我们的祖国，就会把一切无私地奉献给阿里高原我觉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部队建设中，就是要一心一意地为官兵着想，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个官兵的心坎上。平时，无论哪个战士家里有了难处，我都竭尽全力帮助，总是一百二百地接济他们。老伴怕我在山上把脚冻坏了，给我做了60多双棉鞋，我一双也没穿，全都送给了战士。战士从山上下来，没个落脚的地方，我就把分给我的师职楼作了战士招待所。关键时候，为了官兵的安危，我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一年冬天，军分区参谋杨永致因胃穿孔导致大出血，生命危在旦夕，急需输血，但山上没有血库。阿里有句俗话叫“给金给银不给血，送羊送牛不送命”。在阿里高原献血是非常危险的，即使抽血不出事，失了血的身体有时难以抵御高原风雪的侵袭，身体垮下来，活罪比死罪更难受。但要挽救杨永致的生命，只有现场献血。我带了33名战士赶到医院，经化验，只有我和4名战士与杨参谋是一个血型。战士们对献血顾虑很大，我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带头抽了200毫升。针头一拔出来，我就瘫倒在椅子上，好长时间没有站起来。当时给献血者的补偿只有一袋奶粉，我也没舍得吃，留给了病床上的杨参谋。后来，我又为边防连干部武树林的儿子献了200毫升的血，血一抽完，就晕了过去，在床上躺了10多天。老伴看到我这样子，声泪俱下地对我说：“老丁，你好好想一想，自打成家，我哪件事阻拦过你？大儿子住院、做手术你都不在跟前，我没怨过你；独立连那个战士复员了，娶不上媳妇，你说守阿里的兵娶不上媳妇你睡不着觉，叫我寄去300块钱，我东凑西借地寄去了；你说战士下山不容易，叫我无论如何包顿饺子给他们吃，这么多年，我不知包了多少回，人家都说我们家快成饺子馆了，我也没说过啥。可你不能把血本都搭上去呀!万一你倒在山上起不来，叫我们孤儿寡母怎么过？”老伴的话句句在理，但我想，谁的命都宝贵，而只管自己不管部下，那样的领导，群众是要戳脊梁骨的!

　　党员领导干部，唱红脸容易，唱黑脸难。但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维护党的形象，这个黑脸还得唱。我始终把“摆在桌面上办事，挺起脊梁骨做官”作为一条基本准则多年来，在权力使用上，我从来没有因自己是党委书记而以权谋私，每当遇到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事，如干部的提升使用，战士的考学、转志愿兵、学技术等问题，都从部队建设的需要来考虑，充分发扬民主，由党委集体研究决定。1992年阿里军分区要配备20多名团职干部，为了选准配好这批干部，我深入到边防、基层，行程5000多公里，先后找了400多名官兵谈话了解，最后任用的干部群众普遍比较满意。对违反党的原则的事，不论来自上级的、下级的、同级的，还是社会上的，我都敢批敢顶，不留情面。一次，有位上级领导动用了10万元生活费去做生意，我知道后，当即找到这位领导，要他在3天之内全部退回来。1994年，有位正团职领导干部的亲戚，在营区大门口开了一个餐馆，仗着这位领导的面子，经常向连队推销各类副食品。听到这件事后，我就找到这位领导，严肃地对他说：你立即把这个餐馆撤了，要不，我就给上级打报告，把你这个领导给撤了!这位领导受到极大的震动，最后让亲戚放弃了餐馆经营，并主动作了检讨，挽回了影响。有一次施工，营房主体工程不符合要求，需要返工，包工头找到一位分区领导，让这位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情，我从营房工程质量考虑，没有让步。包工头便趁着夜色带了一个小包来找我，里面人民币少说也有1万多元。我对他讲，我要的是工程质量而不是钱，阿里施工不容易，一袋水泥在山下16元，可运到阿里就成了80元，国防经费，人民血汗，我没有权利胡折腾。你就是搬一座金山来，我也不会动心!

　　阿里高原，倾注着我的爱，浸透着我的情。我奉献上了一个军人应该奉献的一切，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荣誉。1994年7月，上级根据我的身体状况，调我到山下的后勤分部当政委。临行的那一天，许多官兵和藏汉群众拦住车头，依依不舍，有的抱着我，一边流泪，一边说着祝福的话。不足300米的街道，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这一切，将永远鞭策着我为祖国再立新功。

现在还有象丁德福这样无私的领导么?

人聪明又英俊,可女儿有脆骨症,经常性骨折. 他因工作需要频繁出差,家里的事全扔给妻子...

后来被提拔为原单位副头. 可是对他本人来说真是苦,三十几岁时头就秃了,睡不着觉啊.

单位选他为"优秀党员",上台做报告,讲到一半,台下全哭了.

现在看到类似的文章，心中只有恶心的感觉。

实在是想不通这种文章宣扬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奉献精神？牺牲精神？我对当事人的这种精神感到敬佩，但是你自己奉献就好了，别拖累家里人，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