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声“爸爸”，将军泪如雨下…… -- georgenine

他是阿里军分区原政委,现甘肃省军区副政委,以下是从GOOGLE CACHE COPY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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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党的事业　建功雪域高原

丁德福

　　我作为一名边防军人，在被地质、生物学家称为“永冻层”、“生命禁区”，孔繁森同志曾经生活战斗过的阿里地区，整整工作了25年。25年来，我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团结带领官兵艰苦奋斗，建设阿里，保卫阿里，把自己的理想、追求、事业和家庭都融进了阿里这块雪域高原。

　　面对阿里高原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有人说，躺着就是一种奉献。但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中，越是要干出优异的成绩，苦干不苦熬，苦中见精神，苦中有作为阿里虽然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但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31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000多公里的边防线，是祖国西北边陲的重要门户，是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的前沿阵地。党和人民把守卫阿里的重担交给我们，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早年的阿里边防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住房。我们把改善边防设施和官兵的生活条件，作为建设和保卫阿里的一项基础工程，实施了宏伟的三年边防建设规划。当时我在扎达县武装部当政委，负责1300多平方米的营建施工任务。在“永冻层”上搞施工，要付出比山下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体力和代价。为了确保施工质量，我白天十五六个小时盯在工地上，晚上还硬撑着起来检查施工情况。繁重的劳动把我累倒了，我仍不下工地，躺在简陋的工棚里，一边输着液，一边指挥施工。验收工程时，天不下雨，我就用水泵往房顶上抽水，看漏不漏；用大卡车装上水泥来回跑，看水泥路面结实不结实。营房峻工后，我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墙上，以接受子孙后代的检验。三年下来，我的体重减少了12 公斤，但工程的优良率却达到了百分之百。三年边防建设告捷后，我和党委“一班人”又把目光投向解决吃菜难的问题上。驻守阿里的官兵有两大常见病，一是脱发和指甲凹陷；二是皮肤角化症。主要原因都是因为长期吃不上新鲜蔬菜，缺少维生素。所以人们常讲，在阿里吃菜就跟吃人参一样珍贵。记得有一年，一个叫杨建新的战士，患重病生命垂危，弥留之际，我把他抱在怀里，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政委，当了几年兵，肚子里装的全是罐头和脱水干菜，真想吃上一根黄瓜。”小杨这不是遗言的遗言，算不上要求的要求，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发誓一定要在阿里高原种出蔬菜来。为了种菜，我们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经过多少次失败，才摸索出了建造半地下温室的经验，上接天光，下通地气，试种小白菜、萝卜、辣椒、茄子、西红柿、芹菜，都获得了成功。如今，阿里军分区海拔5000米以下的所属单位，全部建起了温室，每年产菜200吨以上，夏天能基本自给，冬天也能吃上四五种鲜菜。最让官兵们自豪的，是我们种出了一个19斤重的大萝卜，还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接着，我们又组织官兵开山筑路，安装地面卫星接收站，在阿里高原上创造了一个拴心留人的环境。

　　在阿里高原，生与死、苦与乐、得与失的考验处处伴随着我们。只有党员领导干部腰不弯，群众才能挺起胸膛跟着走我们那里的人都说，阿里官兵头上架着五把刀，这就是暴风雪、泥石流、雪崩、滑坡和洪水。这些随时都能置人于死地。就是在这样一条险象环生的“死亡线”上，我先后穿行了100多次。有一年春天，我带队护送200名新兵上山，经过凶险的库地大坂时，山坡上几百立方米的积雪因连续受到过往车辆的震动，突然崩塌，我这辆车的车头和前面一辆车的车厢被埋了进去。我和司机挣扎着从车窗里爬出来，正想把车从雪堆里往出拖，山上的积雪又铺天盖地地塌下来，幸亏我们跑得快，才没有被埋任。车队开出红柳滩，那天冰河突然涨水，淹没了路面，我们12辆大卡车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更不能等，等下去就是等死。于是，我一边稳定大家的情绪，一边脱下棉裤，跳入冰水中，在200米的地段上，趟了23个来回，经过8个多小时的奋战，才使车队顺利通过，我的腿从此留下了静脉曲张的后遗症。最后一道关口是海拔6200米的界山大坂，沿途白骨遍地，人们叫它“死人沟”。我指挥别的车先过去，我收尾。轮到我这辆车通过时，险情发生了，前面泥石流堵住了进路，掉过头来往回撤，积雪又隔断了退路。我们被困在冰天雪地里7天6夜。干粮吃光了，连司机带的几斤干辣椒也吃完了，大家又冷又饿，严重的高山反应使人头痛难忍，只好用背包带、毛巾扎在头上止痛。这时，我要求党员干部做好最坏的打算，把生的希望留给新兵，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到了第7天，营救的部队找到我们时，我的脸肿得象个脸盆。由于无数次地与死神和病魔打交道，我对可能发生的一切都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每次上山下山前，我都要写一张纸条放在抽屉里，时间一长，引起了女儿冬梅的注意。有一天，她趁我午睡时，偷偷摸走钥匙，打开抽屉，读着那一张张带有遗言性质的纸条，女儿惊呆了，一头扑在我的怀里，哭喊着说：“爸爸，求求您，再也不要上山了，我们就是回老家种地，也比在阿里做官强。”我帮女儿擦着眼泪说：“好孩子，不行啊。爸爸是党员，是领导，即使牺牲在高原，那也是光荣的，但要是丢了一寸国土，可就成了千古罪人啊!”长期劳累使我患上了高原病，有时连上楼梯都非常吃力。一次，军务科长下来叫我到二楼开会，因为走得有点急，一下晕倒在楼梯上。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一把把我抱住，说：“政委，我背你上去!”看到自己现在上个楼梯，都要别人背，我心里特别难受，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我对军务科长说：“小贾，我是真的不行了。”还没等我说完，他一下子哭出了声，我们两人的眼泪流在了一起。有人会问，你在阿里干了25年，付出了那么多，组织上就没有看见吗，就不能把你换一换吗？不是的。多年来，组织上曾9次征求我的意见，想把我调到山下工作，但我都没同意。因为，在阿里高原工作的不只是我一个人，10多年、20多年的还有不少人。这些同志谁不是一身的病呢？就说阿里军分区的9名领导吧，除了2名藏族同志，其他人都程度不同地患有各种高原病。还有那些年轻的干部、战士，不少人不仅有病，甚至连生育能力都丧失了，有的结婚五六年，连个孩子都没有。他们也需要照顾，也需要下山，而阿里这个地方总得有人守，阿里的边防事业总得有人干，我下去了，就得有第二个丁德福上来。再说，和那些长眠在阿里高原的战友们相比，这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掰着指头数一数，不算当年进军阿里牺牲的63名战友，光是25年被高原疾病夺去生命的干部、战士、职工就有几十人。每年清明节，只要我在山上都要给他们扫墓，看看我的战友，看看我的兄弟。从墓地回来，我的心情就十分沉重，晚上常常彻夜难眠。他们把最宝贵的生命都献了出来，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舍不得丢掉呢？再看看身边这些可爱的战士，他们告别亲人，远离家乡来到这荒瘠的高原上，那么苦，那么累，却无怨无悔。所以，我始终坚定一个信念：只要不倒下去，就要一直干到底。

　　说实话，在阿里高原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累，我都能挺住，但大儿子全锐10多年不叫我一声爸爸，我实在受不了。全锐4岁时，患重感冒长时间高烧不退，家里接二连三来电报要我回家，当的我正在阿里剿匪，万山阻隔，什么也不知道，半年后回家，儿子转成了小儿麻痹已经瘫痪了。他10年间多次住院，做了7次手术，每次我都不在身边。从8岁起，孩子基本上是一个人住院，每次手术，麻醉药效一过，疼痛难忍，在病床上撕心裂肺地叫喊，同病房的人都难过得直掉眼泪。最后一次手术，要从胯部锯下一块骨头，移植到腿上去。儿子害怕，希望我留在跟前，我也答应要好好照顾他，但就在手术的前几天，分区急电催我上山。我拿着电报百般为难。儿子看到我的表情，又一次感到失望了，把床头柜上的水果一把掀翻在地，悲伤地哭喊：“你走，你走，你不是我的爸爸，你从来没管过我的死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上前抱住儿子却被他一把推开。大儿子怨恨我，1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叫过我一声爸爸。为此，我痛苦万分，常常背着人流泪。好多次，我几乎是央求儿子：“全锐，你就喊我一声爸爸吧。”但全锐始终沉默不语。1993年初，我在山上给儿子写了一封10多页的长信，向他倾诉了内心的一片真情，说明这些年为了边防事业，在处理大家与小家的关系上，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并向他保证，退休后一定天天守候在他身边。半年后，记得是9月18日，我下山一进家门，儿子一瘸一拐地迎了上来，一头扑在我的怀里，用沙哑的声音大声呼叫：“爸爸!”顿时，我百感交集，泪流满面。他终于理解了我这个当边防军人的爸爸。大儿子残疾了，我又把二儿子全刚送上了阿里高原，去实现一个边防军人对党的事业的执着追求。

　　越是条件艰苦，越要关心爱护官兵，只要我们党员领导干部把心掏出来给战士，战士就会掏出心来爱我们的党，爱我们的祖国，就会把一切无私地奉献给阿里高原我觉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部队建设中，就是要一心一意地为官兵着想，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个官兵的心坎上。平时，无论哪个战士家里有了难处，我都竭尽全力帮助，总是一百二百地接济他们。老伴怕我在山上把脚冻坏了，给我做了60多双棉鞋，我一双也没穿，全都送给了战士。战士从山上下来，没个落脚的地方，我就把分给我的师职楼作了战士招待所。关键时候，为了官兵的安危，我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一年冬天，军分区参谋杨永致因胃穿孔导致大出血，生命危在旦夕，急需输血，但山上没有血库。阿里有句俗话叫“给金给银不给血，送羊送牛不送命”。在阿里高原献血是非常危险的，即使抽血不出事，失了血的身体有时难以抵御高原风雪的侵袭，身体垮下来，活罪比死罪更难受。但要挽救杨永致的生命，只有现场献血。我带了33名战士赶到医院，经化验，只有我和4名战士与杨参谋是一个血型。战士们对献血顾虑很大，我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带头抽了200毫升。针头一拔出来，我就瘫倒在椅子上，好长时间没有站起来。当时给献血者的补偿只有一袋奶粉，我也没舍得吃，留给了病床上的杨参谋。后来，我又为边防连干部武树林的儿子献了200毫升的血，血一抽完，就晕了过去，在床上躺了10多天。老伴看到我这样子，声泪俱下地对我说：“老丁，你好好想一想，自打成家，我哪件事阻拦过你？大儿子住院、做手术你都不在跟前，我没怨过你；独立连那个战士复员了，娶不上媳妇，你说守阿里的兵娶不上媳妇你睡不着觉，叫我寄去300块钱，我东凑西借地寄去了；你说战士下山不容易，叫我无论如何包顿饺子给他们吃，这么多年，我不知包了多少回，人家都说我们家快成饺子馆了，我也没说过啥。可你不能把血本都搭上去呀!万一你倒在山上起不来，叫我们孤儿寡母怎么过？”老伴的话句句在理，但我想，谁的命都宝贵，而只管自己不管部下，那样的领导，群众是要戳脊梁骨的!

　　党员领导干部，唱红脸容易，唱黑脸难。但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维护党的形象，这个黑脸还得唱。我始终把“摆在桌面上办事，挺起脊梁骨做官”作为一条基本准则多年来，在权力使用上，我从来没有因自己是党委书记而以权谋私，每当遇到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事，如干部的提升使用，战士的考学、转志愿兵、学技术等问题，都从部队建设的需要来考虑，充分发扬民主，由党委集体研究决定。1992年阿里军分区要配备20多名团职干部，为了选准配好这批干部，我深入到边防、基层，行程5000多公里，先后找了400多名官兵谈话了解，最后任用的干部群众普遍比较满意。对违反党的原则的事，不论来自上级的、下级的、同级的，还是社会上的，我都敢批敢顶，不留情面。一次，有位上级领导动用了10万元生活费去做生意，我知道后，当即找到这位领导，要他在3天之内全部退回来。1994年，有位正团职领导干部的亲戚，在营区大门口开了一个餐馆，仗着这位领导的面子，经常向连队推销各类副食品。听到这件事后，我就找到这位领导，严肃地对他说：你立即把这个餐馆撤了，要不，我就给上级打报告，把你这个领导给撤了!这位领导受到极大的震动，最后让亲戚放弃了餐馆经营，并主动作了检讨，挽回了影响。有一次施工，营房主体工程不符合要求，需要返工，包工头找到一位分区领导，让这位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情，我从营房工程质量考虑，没有让步。包工头便趁着夜色带了一个小包来找我，里面人民币少说也有1万多元。我对他讲，我要的是工程质量而不是钱，阿里施工不容易，一袋水泥在山下16元，可运到阿里就成了80元，国防经费，人民血汗，我没有权利胡折腾。你就是搬一座金山来，我也不会动心!

　　阿里高原，倾注着我的爱，浸透着我的情。我奉献上了一个军人应该奉献的一切，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荣誉。1994年7月，上级根据我的身体状况，调我到山下的后勤分部当政委。临行的那一天，许多官兵和藏汉群众拦住车头，依依不舍，有的抱着我，一边流泪，一边说着祝福的话。不足300米的街道，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这一切，将永远鞭策着我为祖国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