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凹造型 -- 自以为是

1、

不知道“上山下乡”与“五七干校”的对象？李讷1940年出生，1959年上大学。你这么有知识，不知道那年代大学生都是干部身份？作为干部，她去五七“干”校，有什么特殊？拿这个黑李讷，凸显无聊。

2、

谁告诉你只有“伟大领袖”可以派人去看自己的孩子？邓小平还去干校看望过自己的老秘书王瑞林呢，就是后来替邓监军的那位大秘还推出了徐老虎

我父母都是贫农出身。我母亲当年跟李讷一个干校，我外婆就曾去干校看过我母亲，还带着我大舅。

毛主席作为人父，没有亲自去看自己的孩子，是他不想见自己孩子嘛？明明是出于通盘考虑克制自己，只能委托他人。

拿这个黑毛主席，凸显无人性。

3、

李讷与我母亲这般普通工农家庭子女们一样，在五七干校体力劳动好几年，期间李讷生病，毛主席都不允许身边人对她搞特殊回北京治。最后李讷回北京的时间，与我母亲她们被分配属于统一分配（这也是为什么我孕育在江西）

你凭空捏造“随时回城”，凸显无品。

毛主席当年安排女儿到干校，凸显的是对二代蜕变为官僚特权阶级的深深担忧，凸显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思考，凸显的更是自己伟大的私德 。毛主席留下的精神遗产包括个人私德，自然有群众怀念，随着时间，尤其是随着今昔对比，怀念主席的人必然越来越多 ---- 我母亲就经常怀念毛主席，也感染了我家族一代又一代的后辈们：

我相信像我母亲这样的深深为主席私德感动的人民群众，绝不是少数。

没有私德，才会说关私德何事。

采取严格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使之与粮油供给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挂钩，以缓解城市物资供求严重失衡的困境。

从社会发展来说，再崇高再美好的事物，如果斗不赢，就是个屁。人群中天然就有各种“恶势力”，有喜欢奴役他人的，有喜欢不劳而获的，有“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等等等等。这些人用嘴炮是干不死的，而且你想连根拔除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一样也会“春风吹又生”。但是你要说这些人完全没用？等到天灾人祸，亡国灭种的时候，这类人往往就是村寨互保乃至建国灭（外）族的强人乃至英雄，那些平日良善，只管门前三分地的小民反而可能成为为别人数钱乃至资敌的汉奸。所以这个社会并不存在真理意味的“良善”、“好坏”，合格的社会是需要为各色人等创造一个共生的环境，而不是成天想着从精神或肉体上，把某些人群&思想彻底灭绝，总体上凡是这么想和干的社会，必然是一神教社会。

从国家层面上说，其实也根本不关心人群的良善，好坏，只在乎良善、好坏是否对于国家实力有无影响。河里很多人总想着国家发钱或者国家搞共富，仿佛只要搞了，人人公平了，国家就上天了，就成为天朝上国了。先不论按力量博弈能否实现，真的全民发钱全民共富了，请问你愿意上青藏高原保家卫国吗？你愿意掏粪爬高压塔为人民服务吗？你愿意为国冒死当间谍去颠覆敌对国吗？我想就河里某些人，拿到钱第一个想法大概都是躺平，吃喝嫖赌，一如那些一夜暴富的拆迁户。什么为人民服务、利他主义，全TM有多远滚多远。自己都不愿意干的事，指望别人干？

社会需要各类人群共生，需要各类人群博弈，共生和博弈关系有时候不仅限于民族和国籍，但按河里很多单细胞生物而言，只要。。。就能。。。就是他们的写照。毛公所谓的“六亿神州皆尧舜”在可见的未来都是：尧舜？尧舜关我屁事，你爱当你当去。

想想那杨白劳，欠了一屁股的债躲外面都不敢回家，手上有一，二个钱，不想着怎么还债，居然去买红头绳这种享受的东西，也是够奇葩的。

操心，因为他们要自己操心，这当然是歧视。

国家建设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到时候怎么办，人民一起忍一忍确实存在，但是，不是无原则的忍耐。

历史以来正常发展，人民就是太吃亏，所以要做主人，翻身了，做了主人还要牺牲利益，那么这是可行的，上下同欲，目标一致，而且老百姓在上层存在足够多代表，就必然干不出不杯葛下岗的事情！！！！

送个花先。我一向对你言之有物的帖子意气相投😜。

毛主席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国策的基础之一，我认为你说得对。

另外一个基础应该是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根本性的问题。他锐利地发现传统文化的结构性问题，因而不惜动摇政府，发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运动，就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文化革命。”

毛主席的失败在于真正的民主化必然建立在个人利益的诉求基础上。在一个传统的农业文化中，个人利益的诉求必然被集体利益所压制，因而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当时的一个末节。安定的社会中，经济发展导致的人口爆炸，在“手搓工业”(借用同学的词汇）环境下的就业问题不可解决。见招拆招而已。

毛主席有教育下一代的愿望，希望城市居民不要忘记农民的辛苦。早在1955年代他就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施展才智。城市青年下乡也是实现社会平等理想，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的一个途径。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1955年，河南省郏县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年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所写的按语中为此写道：[9]

“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

毛泽东的这段话，此后被广泛用于动员知识青年离开城市。1955年上半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召开第三次团代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到会并做报告，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到那里安家落户。”胡耀邦责成团中央办公厅物色垦荒发起人。8月20日前后，着手组建垦荒队，从数百个报名青年中选定60名成员。8月28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正式成立，杨华任队长，庞淑英、李连成、李炳恒、张生任副队长。1955年8月3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北京团市委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礼堂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胡耀邦作了题为《向荒地进军》的著名讲话，并在欢送会上把“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随后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黑龙江省萝北县垦荒。1956年5月4日，北京青年集体农庄在萝北县建立。6月8日，胡耀邦来到北京青年集体农庄视察。[10][11]1957年，刘少奇写成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并于当年4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他指出从事农业是中小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方向。[12]】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踩刹车的时候。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要年轻人回归正常生活，但覆水难收，社会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1966到1968年的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留在城中，失学、无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在夏天也训斥了北京的五名红卫兵代表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上山下乡”被再度提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一次反都市化的行动，工业化期间发生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此类非正常的行为乃是现代历史上所罕见的。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