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罗荣桓突破“16字诀”反常用兵，受教员盛赞 -- 忘情

回顾刘厚总杀害项英后投敌，新四军军部参谋刘奎用反间计将其铲除

屋里侃点

2023-07-27 00:04

江苏

1941年3月14日（阴历二月二十七），皖南山区大雨滂沱。此时惊蛰已经过去了八天了，随着一道道闪电自苍穹刺入丛林，第一声春雷炸响在泾县赤坑山的上空……

闪电照亮山林的一瞬间，也照亮了赤坑山主峰下一个叫做蜜蜂洞的山洞口，那里坐着一个项英副军长的“忠实”守卫者——副官刘厚总，只是此时他“守卫”的已经是项英的遗体了。

项英

杀人者正是这个副官刘厚总，同时被他杀害的还有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和他的警卫员黄诚。

在电闪雷鸣的掩护下，刘厚总于3月14日凌晨1点40分，对着三人连开数枪，在确认项英他们均被打死后，坐在洞口，悠然地抽着从项英身上搜出来的全禄牌香烟。

动手后的“回报”是丰厚的：二万四千六百元法币（那时的团营干部每人津贴是三元，有时还发不出），赤金八两五钱，金壳表一只，钢壳表一只，怀表一块，大烟土一块（周子昆治胃病当药用的），手枪三支（项英的勃朗宁手枪是斯大林送的）。

刘厚总是湖南耒阳人，贫苦农民出身，大革命时期在家乡是农运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在家乡打过游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领的游击队被编入新四军。考虑到游击队长期脱离组织，中央安排他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又转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副官处任副官。

但刘厚总个人主义十分严重，总感到自己不得“志”，一直对党对组织心怀不满，又有严重的流寇主义、报复主义的思想，尽管两次脱产学习，但由于他隐藏极深，他的思想并没有能够得到彻底的改造。

周子昆

杀人后，刘厚总又在洞口坐了三个多小时，等天放亮时才离开。

他在下山时被人撞见，住在山下的新四军军部参谋刘奎等人看他神色慌张，支支吾吾，又看山洞方向天亮了还没有任何动静，估计出事了。警卫人员赶紧去追，但刘厚总已经趁乱逃了。

大家匆忙爬上蜜蜂洞，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项英、周子昆、黄诚三人都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所幸黄诚还有心跳。大家七手八脚地把项英、周子昆连同他们的毛毯，埋藏在离洞口约100米处的一处石坝里，用石头盖住。

埋时大家在说，项副军长穿的是布鞋，容易腐烂，周副参谋长穿的是皮鞋，三五年不会腐烂，这个特征大家要记得。

解放后的1952年8月14日，在已是皖南军区副参谋长的刘奎的带领下，找到了项英、周子昆和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在突围中重伤自戕）的遗体，运抵南京。1955年6月19日上午，原南京军区将三人迁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当地人尊称“三将军墓”。

而受伤的黄诚被刘奎送到老乡家养伤，伤愈后，一直留在皖南，随同刘奎坚持游击战争，直至全国解放。

1941年3月15日，叛变杀人后的刘厚总下山来到泾县隔河里村保公所。见到保长后，他说自己原来是项英的随从副官，并把他杀了项英和周子昆的情况如此这般这般说了。

保长不信，让他拿出证据，当他拿出抢来的财物和手枪等物品时，这个保长开始两眼放光。他并不真正关心刘厚总是谁，杀了谁，倒开始打起这些财物的主意。便骗刘厚总说，带着武器和财物去自首路上不安全，让他把随身物品留下由村公所保管，待他办好投诚手续以后再回来取。

刘厚总觉得反正也是“自己”人了，就没起疑心，带着村公所给开的路条就去茂林找国民党的中央军自首。

刘厚总没想到，村公所的保长和他一样心黑。为了能够稳妥地吞了他的财物，在路上设了埋伏，带了几个人想除掉刘厚总，来个神不知鬼不觉。但是，具有丰富游击经验的刘厚总狡猾地逃脱了。

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刘厚总，逃到旌德县境内时，被旌德县县长李协坤出巡乡镇时抓获。经审讯，刘厚总很快承认自己的身份，并说自己杀了项英，要求办自首手续，要论功行赏。

县长一听极为重视，但没有证据啊！刘厚总后悔自己没有让保长立个字据，但是后悔也晚了。于是他提出带人去蜜蜂洞去找项英他们的尸体作为证据。

蜜蜂洞

但由于项英和周子昆已经被刘奎他们掩埋，自然找不到。同去的国民党顽军认为他说谎，要杀了他，吓得他趁乱逃走。

皖南事变后，从泾县茂林流散到石井坑老林里的多名新四军战士陆续聚拢，他们成立了党组织，继续坚持同敌人作斗争。

过了一段时间，上级要求新四军余部除留下部分人员坚持游击战争外，其他大部分人员要渡过长江去敌后抗日。党组织决定，留下刘奎在皖南，照顾伤员，继续发动群众，组建皖南游击队，其他人员撤到江北去抗日。

刘奎欣然受命，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开国大校刘奎

新四军皖南游击队成立后，太平县特务头子程晓峰为了遏制游击队的发展，开始到处收买叛徒，来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游击队。

此时，从旌德县县长李协坤手下逃脱后的刘厚总，正在走投无路，于是就投靠了程晓峰，但是他再也不敢说自己杀了项英和周子昆，谎称自己就是一个新四军的副营长。

刘厚总来到太平后，多次为程晓峰出谋划策，捕杀地下党员，捣毁交通站，给游击队的活动带来极大的破坏。由于刘厚总“剿匪”有功，就被程晓峰视为自己的心腹，有什么大事都和他商量。

刘奎和游击队员们对这个叛徒是恨得牙根痒，决心设法除掉他。

他们打听到太平县的自卫队长陈万林和特务头子程晓峰有矛盾，因程晓峰的便衣特务老是欺负自卫队员，陈万林敢怒不敢言，于是和程晓峰是面和心不和。刘奎他们决定利用这一矛盾，争取陈万林，打击程晓峰，除掉叛徒刘厚总。

一天夜里，刘奎化装成茶商，带了几个队员在一家面坊约见了陈万林。见面后，刘奎向他晓以大义，指明当前的形势，讲清党的政策，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协助新四军做一些有益于抗日的工作。

经过刘奎的一番开导，陈万林权衡了得失，表示愿意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为游击队做一些事。

不久国民党又派出部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围剿”游击队，陈万林也带着部队搜山。在一个山谷里，自卫队和游击队相遇，陈万林命令部队向天上放枪，佯攻一阵后，便撤走了。

刘奎得看到这一情况后，确信陈万林愿意为游击队办事。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1942年的一天夜晚，太平县的民兵突然给游击队送信来说，次日国民党军队将从芜湖运一百多条枪到祁门，中午路过太平，并准备派县自卫队护送。过了一会，陈万林也派人送来同样的消息，并将自卫队运送枪支要走的路线图一并送来了。

刘奎当即给陈万林写了一封信，信中他交给陈万林一个特殊任务，请他配合游击队除掉叛徒刘厚总，让他如此这般这般去做。

第二天一早，刘奎带领三十多名游击队员和近百名农民，隐蔽在太平去祁门的峡谷两边丛林里。

天刚中午，一行运枪人马象一条长龙缓缓地从山道走来，刚进入游击队的伏击圈，刘奎一声令下，几十名勇士冲出丛林，把护送枪支的自卫队团团包围。

自卫队一看这阵势，纷纷举手投降，当了俘虏。刘奎当众宣布：“你们也是穷人，全部回家吧！”

然后，刘奎写了一封信，交给一个俘虏，要他亲手送给刘厚总。信中诈称：“枪支已经如数收到，千万谨慎，一切按计划继续进行……”

这封信自然到不了刘厚总手里，而是在陈万林的安排下到了程晓峰桌上。这次派人运送枪支，程晓峰只和刘厚总说了，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又抓到了这样一封密信，程晓峰对刘厚总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过了两天，陈万林根据游击队的指示来见程晓峰。程晓峰用试探的口气问道：“老弟，你认为刘厚总可信吗？”“不敢多说……”陈万林故意吞吞吐吐，装出一副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程晓峰说：“我们不分彼此，有话直说吧！”

皖南事变陈列馆

陈万林沉思片刻，便把刘厚总在皖南事变以后，曾向旌德县党部自首过，并自称打死项英等人，要领功请赏，后去蜜蜂洞没有找到尸首，只好乘机溜走，投奔太平县的情形讲了一通。

程晓峰一听刘厚总隐瞒了这么多重要经历，十分恼火。陈万林走后，他当即派人叫来刘厚总，斥问道：“你在新四军中干了什么？在旌德又干了什么？”这沉重的语句像铁锤一样，敲得刘厚总的天灵盖嗡嗡直响。

刘厚总停顿了一会，才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没干什么。”程晓峰看出刘心中有鬼，不禁冷冷地笑了两声，讥讽地说：“别给我装，你干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程晓峰没有再给他争辩的机会，命人把刘厚总关押了起来。他想到前期党部多次泄密，上级一再追查，自己无法交代，就把罪责全部推在替罪羊刘厚总头上，没过几天就把这个叛徒枪毙了。

刘厚总，这个让本已是悲剧的“皖南事变”更加悲剧的人物，最终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原形毕露

1937年，根据国共谈判结果，湘南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8月，刘厚总率领这次300人的队伍，从耒阳灶市火车站乘车直达武汉，然后乘船赶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开始进行抗日战争。根据党组织统一调遣，湘南游击队编入江南指挥部傅秋涛任团长的三团二营，李林任营长。而刘厚总则留在军部，出任特务营副营长，后又兼任副军长项英的副官。刘厚总对党组织的这一安排大为不满，他觉得自己即使不能当团长，起码也不能小于当一个营长，现在当个伺候人的副官、无职无权，又不能去前方打仗出风头，真是毫无意思。至此，刘厚总开始不求上进，以消极态度在项英的身边混日子。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9000余新四军官兵，和8万国民党顽军展开殊死拼杀。战斗持续了7天7夜，敌我双方伤亡惨重。1月14日，叶挺军长为避免部队出现更大伤亡，只身率部分随员，下山和国民党顽军交涉，但无故被顽军扣留。项英副军长在谈判无望的情况下，率余部开始突围。到1月20日，9000余新四军除1000多人突出重围外，其余人员非死即伤。项英副军长在军特务营的护卫下，于1月22来到安徽泾县的茂林地区北端，潜伏在一个名叫蜜蜂洞的山洞里。当时，项英身边己不足50人，且有20多名伤员、这位资深共产党人，面对数千抗日官兵无端被国民党顽军剿杀，心情痛苦万分。此时此刻，他开始醒悟，后悔自己当初太相信道貌岸然的蒋介石了……

作为负责照顾项英日常事务的新四军特务营副营长兼副军长副官的刘厚总，此刻正坐在项英身边。出于刘厚总是一位资历不浅的共产党员，虽然他自进新四军后，一直对自已的“官”位不满，多次流露消极情绪，但项英由于事务繁忙，对自己身边这位贴身勤务员并无任何怀疑之处。正因为如此，才酿成了我军历史上高级干部被部属杀害的悲惨事件。

项英被困山洞后，刘厚总起初并未产生任何念头，但十几天以后，由于饥寒交追，加之顽军团团围困，军部突围无望，刘厚总便开始打主意。他觉得自己为共产党作事多年，才混了个副营职，如果在国民党方面做事，会是这个结局吗？3月14日深夜，深思熟虑的刘厚总决定背叛党，背叛新四军，杀害项英向国民党邀功请赏，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他乘大家酣睡之际，悄悄掏出手枪，向项英、周子昆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刘厚总杀害项英，自以为会受重大奖赏，但国民党并未将他放在心上，长期对他冷落。（这块很奇怪）

1942年冬，刘厚总来到陪都重庆，在戴笠手下任第三情报组中校副组长。刘厚总对这一职位又不满意，多次流露不满情绪。情报组长将其言行上报戴笠，戴笠大怒，缴了刘厚总的枪，将其软禁在中统局一个办事机关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将他放出来。

1946年春，自感前途无望的叛徒刘厚总，向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请求，准其回家度余生。徐恩部念其表现老实，打发了一些路费，让其乘船回湖南。刘厚总即从重庆乘船到汉口上岸，本来准备转乘火车回老家耒阳，后来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就继续乘船顺长江漫无目的来到江西九江。他先在九江的利富客栈安顿，利用徐恩曾发给他的银元，在酒店、茶馆、青楼里尽情享受了一段时间。好似也就年把光景，他的盘缠便所剩无几。无奈之际，他开始寄人篱下，替人打打杂、管管账，这样东一餐、西一顿又挨上了两年。这时候，由新四军发展而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已跨过长江向东南沿海各省进军。深知自己是共产党的罪人的刘厚总，听说自己昔日所在部队已打回来了，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慌忙寻找退路。1949年5月，他凭着自己在九江武记盐铺当管账先生手下时所结识的一位湖南老乡陈次兴，偷偷跑到偏僻的江西新余县，找到这位盐商老乡混饭吃。陈次兴一则认为刘厚总在九江大盐铺当过管账先生的手下、二则认为刘厚总和自己是本省老乡、三则因为自己店里缺少帮手，就很爽快地答应了，让他在自己的盐铺里当管账先生。刘厚总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加上他表面上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很快受到陈次兴的重用，不仅每月发给他一定的薪水，还安排他独住一间房子。新余解放后，陈次兴又如实向人民政府申报，将刘厚总说成管家，填上了当地户口。刘厚总好不沾沾自喜，自以为可以在新余长期待下去了。

1952年，新余县公安局开展了一次全城户口核对工作，对每户的人员历史进行全面了解调查。一天，刚从部队下来的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蓦然发现管账先生好面熟，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都相互矛盾。这不能不引起黄宜蕃的高度警惕。黄宜蕃记起，10年前他在新四军里当周子昆副参谋长的警卫员时，同他常常见面的项英副军长的副官刘厚总。黄副局长即向局长作了详细汇报。局长听后，果断地对黄宜蕃说：“立即逮捕！”7月28日，黄宜蕃带着公安人员，突然将兴记盐铺包围，逮捕了刘厚总。当刘厚总被揪出来时，当时的华东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亲自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对叛徒刘厚总尽快处以极刑。

8月，刘厚总被处决了。但项英被害的惨痛教训不能忘记，对像刘厚总这样为升官发财而穷凶极恶的人，时刻要保持警惕。 [1] [3-5]

面对陷入困境的情况，项英决定召开扩大会议，商讨解决方案。在会议进行中，叶挺前线接到来自二支队副司令员冯达飞的电话，请求增援两个营，以确保可以攻占星潭。叶挺亲自前往前线，看到二支队士气高涨，他同意增援两个营的兵力。然而，令人困惑的是，项英拒绝给二支队派兵，同时也不下令撤退，而是继续进行会议。整整七个小时的会议，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叶挺感到焦急，军事形势紧急，他坚信现在需要行动，于是对项英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犹豫不决，不能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终于，在叶挺的坚决要求下，项英不得不做出决定，下令部队撤退，回到丕岭以西，然后经过高岭、太平等地，试图寻找北渡的机会。（这是要求项英快速下决定）

然而，第二天晚上，项英却与少数部下离开大部队，进行了一次孤军突围，甚至没有通知叶挺。1月9日的清晨，叶挺试图商议军事行动，但发现项英不见踪影，只能向李一氓询问，才得知项英早已离去。

他不得不给毛主席发电报：“今(九)日晨北进，又受包围……项英、国平率小部武装离去，行动不明。”

作为最高指挥官，项英竟然在危机时刻丢下部队不管，不告而别。

延安的回电强调，所有军事行动由叶挺和饶漱石负总责，决策权完全归叶挺。然而，直到1月10日的上午，突围失败的项英才回到了叶挺等人所在的石井坑，才发现他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7000多名官兵的生命。（这块夸张了，应该是大部分）

随后，项英向延安发电报，陈述了他的行动，但也坚称自己没有背叛，而是出于团队的生存考虑。

然而，项英这一决策的后果无法否认，新四军的惨败已成为历史的伤痛。而叶挺则在下山后与顾祝同进行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在突围途中被刘厚总杀死。

毛泽东认为这3策都不管用，

要求新四军派员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的新四军。

这才有叶挺去江北的高敬亭部，高敬亭既不服从中原局也不服从新四军军部，

毛泽东认为这3策都不管用，

高敬亭既不服从中原局也不服从新四军军部，

3）中共中央经过重庆周恩来请示的

（这之后的皖南事变时，叶挺和项英都没有权力直接和蒋介石联系，必须先发电给毛泽东，毛泽东再指示周恩来去接触国民党。）

亲身经历者邓子恢的回忆录，证明处理高，中央始终是知情的。

我们到十四团后，也是如此，九团开到以后，干部反高情绪更为激昂。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看出高的品质恶劣，并已在部队中完全孤立，因此，即将情况电报中央和军部，建议把高撤职，并将高逮捕起来，改组四支队，同时将周骏鸣所属之第八、第十、第十五团编为第五支队。

皖南事变把责任都推给项英周子昆之后，对项英进行了清算的时候，为啥没人提起此事，尤其是张云逸，邓子恢以及戴季英等当时在场的高层。

有一种可能是同意枪毙高的是毛，然后毛后悔了。

总之谜团很多，唯一清楚的时候，毛主席没有提出要求把高送延安，不但自己没提出，也没同意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的把高送延安的建议。

唯一清楚的时候，毛主席没有提出要求把高送延安，不但自己没提出，也没同意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的把高送延安的建议。

新四军第七团团长杨克志的曲折人生，他为何投敌？原因迷雾重重

童年耳中得社会

2024-01-02 12:17

河南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共有三师六旅12个步兵团，另有一个属于半合法的杨成武独立团。这13个团的首任团长，688团团长陈锦秀、772团团长叶成焕抗战时牺牲，115师独立团杨成武、685团杨得志、686团李天佑、716团宋时轮、769团陈锡联授予上将，715团王尚荣、717团刘转连、718团文年生、770团张才千、771团徐深吉授予中将。但是，出了一个687团团长张绍东叛逃。

关于张绍东叛逃，参看我之前的文章：八路军115师687团，源自哪支红军部队，首任团长张绍东叛逃始末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最初新四军军部报请长江局和党中央的编制方案为四个支队八个团队，此方案获得中央批准后，经与国民党谈判获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由于第四支队长高敬亭对此编制方案不满，自行决定在第七团（1100人）外又增编了第九团（600余人）和手枪团（100余人）。这里面的过程和原因可以看此前文章：新四军每支队两个团，为何四支队有四个团？高敬亭的问题由此开始

新四军部分干部合影

新四军成立之初的八个老团队或十个团，除了牺牲和解放后去地方任职的外，团级干部中两位获授上将（叶飞和钟期光，傅秋涛虽然是一团团长，但他是副支队长兼团长，属于支队干部级），其余团级干部甚至营级干部(还有许多连级干部），在1955年9月至1965年间，都被授予了大校、少将、中将军衔。看一下当年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的情况：

参谋长林英坚（1941年11月牺牲），政治处主任胡继亭（1944年2月牺牲），1营营长艾明山（政协江苏省副主席）、教导员邓少东（1955年少将），2营营长余启龙（1955年大校），3营营长雷文学（河南省商丘专署副专员）、教导员张宜爱（1961年少将）。

688团团长张绍东、参谋长兰国清的叛逃为很多人知道，而新四军成立之初的八个老团队中也出现了一位团长的叛变，而且是与团政委一起叛变，这个事情估计许多人知道但不甚清楚。注意一下用词，张邵东、兰国清是叛逃，并未有他们后来投敌的记录，他们也未能拉走部队（虽然张绍东想拉走部队，但是被部队的干部战士抵制了）。而新四军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的行为，我给他们的用词是叛变。他们不仅带走了两个装备精良的警卫班，还投向了国民党军。至今仍有一些人用“离队”、“潜逃”、“叛逃”等词语试图淡化杨克志和曹玉福的行为，用的理由是当时属于国共合作时期，投向的国民党军是桂系而不是中央军，这些辩白显得苍白无力。有理由怀疑，试图为杨克志、曹玉福说项的，最终目的是想为他们背后的高敬亭做些什么。

很能打仗的杨克志

杨克志，又名杨刚，安徽安徽金寨县油坊店乡元冲村元冲组人，老宅在当地被称作江家岭杨家老庄子。其父杨光和，家中排行老三，1947年8月曾任过中共麻埠区油坊店乡乡长。杨克志1916年11月26日生，年幼时读过几年私塾，这在普遍是文盲的旧中国，也属于识字的文化人。他的另一大优势是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最终被高敬亭相中担任秘书成为心腹，估计字写得好是一个加分项。

1929年商南起义（农历立夏节起义），不满13岁的杨克志跟随大伯父杨光臣、二伯父杨光炎参加革命。当年7月，红军第十五支队成立，杨光臣任支队长，杨克志任班长。红军十五支队成立仅仅十天，反动武装即发起了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杨光臣率十五支队潜入深山老林，伺机打击敌人，支队发展到150余人枪。

1930年8月9日，红军十四支队长马伯良叛变，诱骗杨光臣率十五支队奔袭杨店，遭到敌军陈调元部一个团兵力的伏击。当十五支队向两侧山头撤退时，又遭叛变的十四支队的伏击，遂被四面包围。当晚，十五支队趁夜色钻入树林突围，遭敌截击，杨光臣、杨光炎等牺牲，红军第十五支队失败。

最终，仅有第十五支队党代表雷晓斋带领的杨克志等10多人突围成功。随后，他们前往南溪参加主力红军队伍。

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张国焘率主力西进川陕，留在鄂豫皖担任掩护任务的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将分散的部队集合起来，重建红二十五军。1934年4月16日，徐海东任军长的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历史上第二个红二十八军），同月，高敬亭在皖西北重建红82师，杨克志担任了红82师师长高敬亭的秘书，深得高的信任。

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由于军情紧急，未能通知到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1935年2月3日，高敬亭将留下担任掩护任务的三个不同建制的连队及红军伤病员，与在皖西北坚持斗争的红82师合编，第三次重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政委（该军不设军长），担负起保卫鄂豫皖根据地的重任。

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杨克志英勇无畏，不怕牺牲，颇有他的两位伯父当年那种“带头轰”的英雄气概。

红28军重建后，高敬亭将红25军苦工队改编为红82师244团3营。所谓的苦工队，其实就是由受到处罚的红军干部战士组成。处罚轻一点的降职、撤职，或者像“李云龙”那样去连队炊事班背行军锅做饭，重一些的就去苦工队，更重的就被杀掉。

我军很多优秀将领都曾去过苦工队，比如60军首任军长张祖谅，就曾被“开除党籍”，送到“苦工队”受训。被毛主席称赞为游击专家、民兵专家的林维先（开国中将），1934年4月重建红82师时任师长，在10月的肃反中被高敬亭怀疑是“第三党”，本要开完公审大会后枪决，在全师指战员冒死求情、作保下，高敬亭不得不收回成命，罚他到苦工队当挑夫。后来，在霍邱县白塔畈战斗中，林维先领着苦工队80余人用扁担伏击国民党安徽保安第三团，将其击败。在红军主力部队红218团的配合下，消灭了敌前锋营的大半，苦工队缴获几百担大米，100多条枪。战斗中，林维先冲锋在前，亲手用扁担把骑马的敌军少校营长脑袋打开了花，缴获一匹战马和一支手枪。这场战斗后，高敬亭宣布摘掉苦工队的“帽子”，将他们编为红218团的第3营，任命林维先为营长。

安徽金寨县历史上曾经诞生了十几支红军主力部队，红218团为其中之一，后编入红二十八军。以后再专门说说金寨县历史上的红军部队。

1935年3月，244团3营改编为第六、七路游击师。同年4月6日，第六、七路游击师又恢复244团3营建制，并将鄂东北道区第二路游击师编入3营。第二路游击师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27年6月湖北省黄陂县建立的河口区农民自卫军。身为皖西北道委书记的高敬亭，凭借着人多枪多，将平级的鄂东北道委领导的部队收入麾下。

1935年10月，红28军主力与246团会合，将244团3营一部编入1营，余部编为二个连，归246团指挥。不久，以这二个连为基础，在霍山、舒城边区组建第五路游击师，部队有约200余人枪。师长梁从学（1955年中将），杨克志任政治委员。在敌军的围剿下，红二十八军遭遇很大损失，高敬亭率主力转移到鄂东北，将鄂东北独立团编入红二十八军（第三次被编入，前两次均被编入红二十五军）。

12月17日，丁少卿指挥红二十八军特务营、手枪团1分队和第五路游击师共400多人，在立煌县（今金寨县）前畈东南部中畈湾与尾追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五旅189团1营、独立五旅615团的5个连激战三个小时，毙其团长曹兴文、营长陈登朝以下120多人，伤200多人，缴重机枪1挺、步枪200多支。

12月27日，第五路游击师抵达湖北省蕲春县西部三角山地区，打开了舒（城）霍（山）潜（山）太（湖）边区的局面，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使伤病员得到安置，给养得到保障，为红二十八军重返鄂豫皖边区创造了后方基地。

1936年1月5日，红28军回师皖西北，各部在三角山会合，246团撤销番号编入244团，第五路游击师恢复244团3营番号。1月中旬，红28军撤销244团2营建制，2营3个连分别编入1营、特务营和手枪团。

3月上旬，高敬亭在太湖县柴家山召开红二十八军营以上干部会议，将红244团第三营改编为红二四五团（实为1个营的兵力），下辖2个连和 1 个手枪队。梁从学任团长，杨克志任政治委员。之后，根据会议决定，红二十八军兵分三路，分别由高敬亭、方永乐、梁从学率领，避开敌军主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3月25日，梁从学、杨克志率红245团从蕲春桐山冲出发，奔袭安徽省太湖县徐家桥（铁笼镇），歼灭湖北省保安第七团1个营。4月初，他们利用国民党军部队多、番号杂、互不统属、互不了解等弱点，用谋施计，多次化装成国民党“清剿” 部队直插平原，巧袭、奇袭、突袭敌人的据点，先后攻克潜山县黄泥港、怀宁县三桥铺、王家河、小市巷和高河埠5个集镇，直接威胁了国民党安徽省府安庆。这是红二十八军最出色的游击作战范例之一。

5月16日，红28军各部再次在麻城三河口会合。在这两个多月时间里，红245团极大地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影响。在此期间，杨克志也曾被“肃反”，但是在被捆了一段时间后即很快放出，担任红244团1营营长。

红二十八军仅辖红82师一个师，而红82师的主力是244团，一营是244团的绝对主力。从这一番操作就能看出高敬亭对杨克志是有多信任。比照一下林维先，被肃反后经全师干部战士担保方才去了苦工队，而杨克志的所谓被肃反，结果却是高升为第一主力营的营长（此时244团仅有一营）。

1936年8月中旬，撤销245团建制，恢复244团3营编制。1937年7月下旬，244团一营在营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的带领下转入鄂豫边，在豫鄂边红军游击队的配合下攻取了豫南最顽固最反动的蔡家冲围子。一营离开之后，红二十八军军部秘书胡继亭、副团长林维先率领军直特务营和手枪团二分队再次来到鄂豫边帮助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红二十八军的这两次支援对鄂豫边红军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后该部红军发展为新四军第八团队。关于鄂豫边红军的发展历史可参看前一篇文：新四军老八团，营长、连长多为开国将军，首任团长政委却无军衔

一营返回鄂豫皖后方才得知，就在他们在豫鄂边转战时，杨克志原先所在的老部队，244团3营遭遇全军覆没。此后，3营被撤销建制，一部分编入1营和军部特务营，余部历经补充后改编为244团新兵营。

1938年2月，新兵营与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七团二营，三个连分别改编为7团2营4，5，6连。1938年12月，调入重建的九团，改编为9团第1营。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二师四旅11团1营，1949年1月，改编为21军61师182团第2营(红军营)。

铁锤子团称号的由来

这三个红军连的前身，其中4连主要为原244团3营余部所编，5连为1929年河南固始县杨山煤矿工人起义建立的工人纠察队，6连为红82师特务营一个连。

杨克志任团长期间新四军第七团的抗战战绩

改编为新四军时，高敬亭直接指挥的较有战斗力的部队主要是244团1营，军部特务营，军部手枪团，看一下改编后的部队编成，可见高敬亭是煞费苦心：

244团1营、244团新兵营，及大部分便衣队编为七团；红28军特务营（或称82师特务营）与鄂东北红军独立团编为九团；红28军手枪团与部分便衣队编为手枪团。三个团合计1800余人，其中，七团1100余人，九团600余人，手枪团100余人。

由于军部和中央明确指示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编为八团队，且豫南抗日独立团体量大（1500余人，比红二十八军人数还多一点），他也不敢公然抗命，而且也吞不下。

据新四军秘书处1938年4月12日的统计，全军共10329人，有枪6200余支。其实，当时为了保留十年血战保存下来的战略支点，南方红军游击队在集中改编时，在各地建立了留守处、通讯处、收容处等，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留守人员，这些是未被统计到10329人中去。截止1938年4月，新四军各部共建立了33个各种名义的留守处，少的有十余人，多的像确山竹沟镇第八团队留守处，就留下了200多人的部队。各地的留守处少部分如平江、温州等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最严重的是1939年制造的竹沟惨案（可以说是皖南事变的预演），其余大多在皖南事变后我方主动撤离。

根据统计，第四支队共有3136人，在新四军的四个支队中，兵员占36%，长短枪占38.4%，轻机枪占62.5%。其中第七团1100多人，700多条枪，兵员占第四支队的35.48%，占红二十八军改编时的总人数的61.11%，是第四支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八团连一挺机枪都没有）。

岳西和谈后，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各地游击队陆续向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集结，1938年2月整编为第四支队七团、九团、手枪团。

1938年3月8日誓师出征，第七团随第四支队由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进至立煌县（今金寨县）流波䃥（即流波镇的俗称），下旬与第八团会师，东进抗日。1938年4月中旬，第四支队进入庐江、无为、舒城、桐城、巢县地区，第七团进至庐江县金牛镇、盛家桥和巢县以南地区抗日。

1938年5月12日，由鄂东北红军独立团改编的九团侦察队和二营4连、6连在皖中巢县蒋家河口设伏，歼灭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巢县守备队20多人，汽艇上的日军被动挨打，整个战斗仅20多分钟，我方无一伤亡。此战为新四军对日作战之首战，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序幕。蒋家河口首战告捷，5月15日，当时的《新华日报》率先发布了这一消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称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开始第一次胜利的战斗”。5月16日，蒋介石致电叶挺：“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6月16日，八团二营在皖中舒城、桐城间大、小关设伏，结果日军是四五千人的大部队，待到大队日军过后，对拖在后尾少数日军发起了冲击，毙敌10人，抓了一名活的。此战为新四军第一次抓到日军俘虏。

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粟裕指挥下在镇江西南部卫岗伏击日军成功，打死了一名少佐，卫岗战斗为新四军在江南对日军的首次作战。

1938年7月，九团和手枪团撤销，九团一营编为七团特务营，二营编入七团为二营；手枪团编为支队教导队。1938年12月，原七团二营和九团二营析出，重新成立九团。

根据新四军秘书处1939年1月统计，与1938年4月12日比较，新四军四个支队总共增加兵员4523人，其中第四支队增加3805人，兵力达到6941人占增员总数的84.12%，是4个支队中兵员增加最快、最多的一支部队。到1939年6月，四支队发展到一万余人。

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第四支队除了初期的四个团，“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亦归四支队指挥。在四支队向皖中挺进的稍早，挺进队率先挺进皖东。在蒋家河口伏击战打响前的两天，1938年5月10日，挺进队消灭了一股由国民党军88师从南京逃出的溃兵组成的土匪武装，打响了新四军挺进皖东的第一战；之后又在滁全公路腰铺段伏击日军，击毁军车一辆，缴获一批军用物资和布匹；5月15日，挺进队夜袭全椒县城，第二天，驻全椒县城 1000 多名日军撤退。由于腰铺伏击战的记录是五月中旬，因此不能肯定早于5月12日九团打的蒋家河口伏击战。

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在1938年8月由最初的200余人枪发展到全盛时期的2000余人，此后遭遇国民党军袭击，损失很大，具体到1939年1月时有多少兵力不太清楚。但是从1939年4月老八团合并挺进队后即扩编为两个团看，1939年初时挺进队仍应有1000余人枪。

因而，1939年1月的统计数据，第四支队增加的3805人中，起码有1000余人属于挺进队。粟裕率先遣支队执行完江南战略侦察任务后，新四军各支队方才陆续开赴敌后，所以在1939年1月前，新四军其他三个支队还未来得及大力发展部队。

据不完全统计（似未统计东北抗日挺进团），从1938年3月东进皖中至1939年6月，在1年零4个月中，第四支队作战90多次，其中与千人以上的敌军进行集团作战4次，阻击80—500辆汽车的车队6次；毙、伤敌2300多人，其中日军1700多人；俘敌400多人，其中日军9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多人；缴获长短枪1400多支，轻机枪17挺、军马20匹；击毁汽车156辆、汽艇2艘，给日军和伪军以沉重的打击，给抗日民众以极大的鼓舞。是新四军当时的四个支队中作战次数最多，战绩最大的一支部队。

作为第四支队战斗力最强的四支队第七团，在高敬亭、杨克志的指挥下打了不少胜仗，名气最大的就是棋盘岭战斗（高敬亭亲自指挥）缴获了足够武装支队一年的大批军用物资，既打击了敌人，有力地支援了武汉会战，又扩大我军影响，沦陷区的青年和一些国民党溃兵纷纷加入，第七团增加到2000余人。在杨克志的指挥下，第七团的具体战例大致如下（不完全列举）：

1938年6月12日夜，第七团一部轻装袭扰舒城县南港街驻敌一个中队。毙敌3名，烧毁帐篷5座，缴获军马7匹，自无伤亡。

7月29日，第七团一部全歼无为县石涧埠之汉奸武装，缴获长短枪74支。

9月1日，第七团第3营在桐城县范家岗伏击日军汽车。毙伤日军14人，击毁日军汽车2辆。

9月3日，特务营和第七团第3营在桐城县棋盘岭伏击日军车队。毙日军70多人，击毁汽车50多辆。

9月11日，第七团第1营在合（肥）六（安）公路与掩护辎重车队的日军作战，歼其一部，缴获步枪128支，军马6匹。

9月12日，第七团第1营在合（肥）舒（城）公路上的花子岗伏击由桃溪开往合肥的日军车队。毙日军80多人，击毁日军汽车45辆，缴获机枪1挺，步枪24支。

9月13日，第七团在潜山县铁匠铺伏击由安庆北开的日军车队。经白刃格斗，毙日军29人，击毁日军汽车2辆，缴获长短枪29支。

9月14日，第七团第1营在合（肥）舒（城）公路上的五十埠伏击由合肥南开的日军车队。毙日军27人，击毁日军汽车10辆，缴获枪支5支。

9月15日，第七团第1营在合（肥）六（安）公路上的三十里岗袭击在该地露营的日军骑兵。炸毁日军帐篷数顶，毙伤日军数百人，缴获战马3匹。

9月16日，第七团第1营在合（肥）舒（城）公路上的花子岗伏击由合肥南开的日军。毙日军33人，击毁日军汽车5辆。

9月17日，第七团第3营在桐城公路上的棋盘岭再次伏击日军的装甲车队。毙日军80多人，伤日军7人，击毁日军装甲车2辆，缴获步枪38支。

9月28日，第七团第2营在巢县运漕伏击伪军。毙伪军50多人，俘伪军副司令以下160余人，缴获步枪105支、轻机枪6挺、驳壳枪41支。

10月9日，第七团第1营在舒（城）六（安）公路上的椿树岗附近袭击日军车队。毙日军46人，俘日军汽车队长1名，击伤日军汽车65辆，其中完全烧毁5辆，缴获步枪19支。

10月23日，第七团（欠第2营）、手枪团和特务营攻克无为县城，歼灭土匪武装1000多人。

11月3日，第七团、手枪团和特务营攻克庐江县城，歼灭反动保安团队100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

杨克志、曹玉福叛变

1938年12月，高敬亭令杨克志、曹玉福率第七团开赴合肥县（今肥东县）青龙厂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9年1—2月，第七团进入淮南铁路东侧肥东县青龙厂和定远县吴圩地区（合肥附近）。

1939年2月20日早上，高敬亭外出锻炼身体，在自己的窗台上发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杨克志、曹玉福在攻打定远县周家老圩的敌伪武装时，将缴获的财物装入了自己腰包。高敬亭立即开始调查，这一查不得了，原来杨克志和曹玉福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干的。高敬亭愤怒了，当即令杨克志、曹玉福率第七团到舒城干汊河整训。

很快，高敬亭召集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开会，商讨如何处理杨、曹的问题。1938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决定，由高敬亭、郑位三、吴先元、郑维孝、林维先、胡继亭及政治部主任等7人组成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高敬亭为主席。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先后是萧望东和戴季英。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被错杀后，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进行了改组。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撤销。

新四军时期的戴季英

参加这次会议有高敬亭、戴季英、林维先、吴先元、胡继亭等人（因高敬亭排挤，郑位三和萧望东已它调）。会议决定撤销杨克志、曹玉福职务，由秦贤安、李世焱接任。但会议行将结束时，支队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戴季英说情：“小杨和小曹表现一向很好，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要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嘛。”也因此，高顺坡下驴，决定暂缓执行。

3月，高敬亭令杨克志、曹玉福率第七团再赴青龙厂地区。当时，杨、曹两人都各配有一个警卫班，编制是12人。每人都装备有一支驳壳枪和一支日本制式的小“三八式”步枪（三八式骑枪）。

1939年5月20日，杨克志、曹玉福带着自己的警卫班在合肥县（今肥西或肥东县，具体地点不详）叛逃至第五战区新桂系部队李品仙部。

杨、曹二人叛变后，初期在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当参谋，杨克志挂上校军衔，曹玉福为中校。

此时国共合作还可以，第一次反共高潮还未掀起。

但是，他们俩是从共军这边过来，自然得不到信任，不久就被桂系抛弃挂了起来。

两个人就带着家眷，在立煌县响山寺背后约2千米的板堰（今金寨县槐树湾乡板堰村）民间居住，整日无所事事，时常与一些找上门来的桂系军官喝酒、打牌。（没有出卖我军我党行为）

1942年中秋节（9月24日）前后，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义纯以谈话为名将两人召至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特别党部被扣留，由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绥三团（即党政总队。团长刘廷禄，桂系上校）在响山寺附近处决。

借口是他们两人仍然在“继续活动”。

张义纯

据目击者说，当时他们两人是一起徒步到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的。都身穿黄呢的军校服，在途经总部篮球场时，还与熟人互打招呼。

处决时，桂系在响山寺周围山头、路口部署了三、四层部队进行戒备。杨克志被杀后，因其胸部有一明显的胎痣而被家人认领，运回江家岭，安葬在元冲猴寨岭。

杨克志叛变的原因迷雾重重

1939年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给重庆蒋介石的电报，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此时，叶挺在江北，而电报的抬头明确注明发自皖南泾县。

从杨、曹二人叛变，到层层汇报到军部，之后上面下了决心。

6月4日，高敬亭被扣押，6月24日，经3天公审批判大会后被枪决。这说明，杨克志事件算是高敬亭被杀的直接导火索，影响是巨大的。

杨克志的问题是明显的，举报信的内容经查证后属实。据侦察英雄杨克荣（杨光臣之子，杨克志亲堂弟，解放战争时任金北工委书记；解放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回忆：

1938年3月，第七团进驻油坊店。正在路边看热闹的杨克荣一眼就看到了带着队伍的杨克志。之后，杨克志即随杨克荣回家，祭拜杨光臣和杨光炎烈士。随后，杨克志让随从给了杨克荣母亲100块银元。杨母认为，一个红军团长，哪来这么多的钱？杨母断然拒收。在杨克志再三请求下，杨母被迫收下了10块银元。

之后，杨克荣参加了新四军，给杨克志当贴身勤务员。很快，他就发现了杨克志的生活作风问题。在七团驻流波䃥期间，杨克志曾安排杨克荣化装成穷学生，徒步进六安城给一位女人送去一包五六斤重的东西（杨克荣猜是烟土），并带回这个女人给他的一封信。杨克志曾经领着他去过六安城鼓楼附近非常气派的宅子，宅子里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学生（一位商人的女儿，中学生，长得很漂亮）。杨克志让他喊嫂子，但是那女人却对杨克志说：“谁是你老婆？人家可没有嫁给你。”

不久，部队移师麻埠。杨克志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打得火热，还经常到一些豪绅家去吃花酒，甚至公然与一些女人一起，同骑一匹洋马，招摇过市，倒卖烟土。杨克荣说：“哥，你要注意点影响啊，万一让上级知道咋办？”劝的次数多了，惹得杨克志不高兴，“你一个勤务兵，也敢对我说三道四，如果不是看在你是我兄弟的份上，今天非崩了你不可。”说完，杨克志举起马鞭，对准堂弟抽起来。

挨了鞭子后，杨克荣很难过。不久的一个夜晚（应为5月底），杨克荣脱下军装，不辞而别，在山中藏了半个多月，在得知第七团撤离后才偷跑回家。这也是杨克荣第一次参加革命队伍）。

杨克荣回家以后，将杨克志的所作所为告诉了母亲。杨母说道：“克志像这样，你离开他也好。他迟早有一天要出事的。”杨克志的结局不幸被其婶母——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所言中。

三年游击战期间，由于敌军力量强大，红二十八军不得不分成多股小部队活动。杨克志深受高敬亭器重，一直带队独立活动。根据前述的情况，说明杨克志身上存在的腐败堕落问题由来已久。（这一段就是某派系习惯性的泼脏水了，嘿嘿嘿）

杨克志曾任高敬亭秘书，下去带部队后胡继亭接任秘书，而曹玉福原先是高敬亭的警卫员。这三个人深受高敬亭器重，在红二十八军的作用很大，甚至超过了林维先。高敬亭主要靠他们三个人。不过，这也说明杨克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有贡献的。

皖南事变，叶挺都没法和蒋介石联系，需要发电给毛，毛还压了3天，直到叶说要崩溃了，才让周去找的蒋介石。

次年2月，红28军被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担任该支队团长的杨克志曾在一个月后率部来到立煌县与第八团会师，两支队伍一起抗日。

一个月后，杨克志又率领第4支队先后在庐江、无为等地抗战。

在这时期，杨克志就已经出现了问题，他在部队休养期间，经常和一些来路不正的女人勾搭在一起，不顾百姓的眼光与一些女人同坐一匹马，招摇过市，甚至还不顾身份，坦然接受附近一些地主的邀请，去他们家里喝酒作乐。

他的勤务兵实在看不下去，就劝说他要牢记军中纪律，谁知杨克志根本不听劝告，还用鞭子打了他，勤务兵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肯定没前途，于是他找准时机偷偷跑到山里躲了起来，确定附近的大部队走了以后才跑回了家里。

勤务兵的母亲听说杨克志的事情后，劝他：“你不要跟着他了，他一定会出事的！”

果不其然，还真被老母亲说准了。

早在很久以前，杨克志就已经表现出了异样，在驻守流波石童前，杨克志团长在有一年清明节回家的时候，给了他母亲100块银元，他母亲看到钱的第一反应是吃惊，随后赶忙问：“你一个红军团长，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杨克志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其母觉得这笔巨款来路不明就拒收了，后来还是杨克志再三劝说，她才勉强收下10块银元。

不仅如此，这个勤务兵还爆料：我发现杨克志的私生活不检点，他曾瞒着组织在六安城内娶了媳妇，一个大商人的女儿，是个很漂亮的女学生，为了照顾好这个女学生，杨克志还斥巨资给她在六安鼓楼买了一座房子，甚至还让我打扮成穷学生的模样，给这个女人送了一包五六斤的东西，任务完成后，我帮女人带回来一封信交给了杨克志。

不久，部队就转移到了麻埠，也就出现了之后的事。

1939年2月20日，有人举报杨克志和曹玉福两人在周家老圩攻打敌人的过程中，有贪污缴获财物的行为。

高敬亭听后很是生气，他立马将身处前线的杨克志和曹玉福两人调回来，开会批评了两人，做出了撤销两人职务的决定，不过因为戴季英的求情，两人被撤销职务的处分没有被执行。

会后，高敬亭又命令两人再回前线，可是做贼心虚的两人，在1939年5月20日带着两个警卫班逃到了第五战区新桂系部队。

叛变的初期，两人在敌军阵营里表现良好，还分别被授予了上校和中校军衔，然而之后桂系领导觉得两个人的价值也不大，就抛弃了他们。

无奈之下，两人只好离开部队，他们带着家人来到立煌县响山寺附近的村子里生活，他们整天游手好闲，还经常喊来一些桂系军官喝酒、打牌。

好景不长，1949年中秋节，杨克志和曹玉福两人收到了桂系副总司令张义纯的约谈，随后两人就被扣留了起来，接着他们就在响山寺附近被敌军以“继续活动”为由给枪毙了。

杨克志被杀后，他的家人根据他胸口上的胎痣认出了他的尸体，并将他安葬在元冲一带。

勤务兵的母亲听说杨克志的事情后，劝他：“你不要跟着他了，他一定会出事的！”

他的勤务兵实在看不下去，就劝说他要牢记军中纪律，谁知杨克志根本不听劝告，还用鞭子打了他，勤务兵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肯定没前途，于是他找准时机偷偷跑到山里躲了起来，确定附近的大部队走了以后才跑回了家里。

1939年2月20日，有人举报杨克志和曹玉福两人在周家老圩攻打敌人的过程中，有贪污缴获财物的行为。

高敬亭听后很是生气，他立马将身处前线的杨克志和曹玉福两人调回来，开会批评了两人，做出了撤销两人职务的决定，不过因为戴季英的求情，两人被撤销职务的处分没有被执行。

会后，高敬亭又命令两人再回前线，可是做贼心虚的两人，在1939年5月20日带着两个警卫班逃到了第五战区新桂系部队。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高敬亭终于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指示精神，主动通知国民党鄂豫皖“剿共”总司令卫立煌，要他马上停止对红军进攻，立即派代来进行谈判。７月２８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亲自出面在岳西县九河镇与卫立煌的参谋长刘纲夫进行谈判。在谈判桌上，他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同时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使谈判获得了圆满成功。

１９３８年春，高敬亭来到武汉，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工作，周恩来接见了他。高敬亭详细汇报了红二十八军的组建、发展和鄂豫皖边区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周恩来听完高敬亭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各路红军长征，你们功绩很大！你们能够在敌后保存这样一支红军部队，这是了不起的！”停了一停，周恩来又说：“红二十八军将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中央考虑由你出任司令员，你看如何？”高敬亭听罢，十分激动，拍着胸脯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１９３８年９月，高敬亭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到达皖中。国民党政府准备放弃武汉，但在表面上还装做抗日的样子，白崇禧令四支队正面阻击西进的日军。高敬亭接到命令后，心中暗自好笑。他清楚白崇禧企图把四支队当成挡箭牌，进而借日寇的屠刀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决定坚持实施中共中央关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和“扬我之长，避敌锋芒”的游击战争方针，转正面阻击为侧面游击。９月中旬的一天，高敬亭决定歼灭棋盘岭之敌，配合正面战场，狠狠打击日寇。

１９３９年１月，新四军总部电令四支队开赴皖东至江苏部分地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高敬亭此时发现国民党第五路军（桂系）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开进红军坚持十年斗争的根据地，像一把尖刀刺在他的心中。于是，他立即致电新四军总部，要求返回大别山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没有率部东进。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对高敬亭的做法极为不满，指责高敬亭“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要求他“改正错误”，迅速率部东进。然而，高敬亭对项英的指责未予理睬，拒不东进。

６月２４日，项英借批评高敬亭的错误之际，给他扣上种种罪名，在安徽青龙场将他杀害了。

董必武来后向高敬亭和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全体成员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到会同志包括高敬亭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对叛逃的张国焘，高敬亭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是坚定的。张国焘历史上领导过鄂豫皖苏区，难道说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会随着这个叛徒叛党？

高敬亭和广西军有联系，不能算错。广西军即当时的第五战区和安徽省政府的领导机构，高敬亭作为属下当然和它有联系。但和它不可能关系很密切。高敬亭和他领导下的四支队是大别山人民的子弟兵，他们和鄂豫皖人民血肉相连，在大别山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如今广西军统治这块地区，他朝思暮想的是要把四支队赶走。现在他利用新四军和四支队的内部矛盾，正好借刀杀人，达到自己独占大别山的目的。高敬亭又怎么会和他们勾结呢？

有许多战友揭发他的错误如“肃反”和生活作风的问题。红二十八军不少干部战士在内心敬佩高敬亭，但却不满他残酷地“肃反”。在“反高”斗争中，高敬亭除了承认过去“肃反”有扩大化倾向和作风上的错误外，对其他问题始终不服。高敬亭被扣，丧失了指挥部队的权力，也就丢失了他的独立的品格。就像一个击剑手，不能自由地挥手，辗转腾挪，他能跟波诡云谲的命运抗争吗？任人陈词，一顶顶帽子往他的头上扣来……

开始，高敬亭的脸色激动得燃烧起来，他辩白的态度也愈来愈愤激，后来，干脆不说了。

在这变化无常的世界里，本来是生死同命的战友，由于观点的不同，瞬间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把那患难与共和肝胆相照的岁月，抛到九霄云外。红二十八军及四支队的老战士以后慨叹：这期间既经历了你死我活的对敌斗争，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革命队伍内部的生死斗争，既在“外斗”中结识了生死与共的战友，也由于“内斗”而对“同志关系”有着难以言状的特殊理解。崇高的革命队伍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其中有让人失态的迷狂，叫人切齿的卑鄙，使人扼腕的怯懦，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冒险犯颜直谏的脊梁和风骨。

面对组织者的声势和同志们的误解，高敬亭百感交集，仰天长叹……

批斗会在青龙厂褚家圩子后面的树林里进行了三天。跟随叶挺过江的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写了一篇文章《第三天》，后来刊登在江南新四军政治部编印的报纸《抗敌报》上。我们按照这篇文章的叙述来看看高敬亭生命倒计时的最后一天。

6月23日，这是公审高敬亭的第三天了。“记得那是一个酷暑天的清晨，太阳尚未射出平地，只是朝霞半天，光辉夺目。一群群的乌鸦喳喳沙沙地叫着，从一个村庄前后的大树林里向田野乱飞觅食。许多武装同志从四面八方向着这个庄后大栗树林内集中，大约不到半小时的工夫就踊跃地来了七八百人，这些人的职务和阶级都是不同的。其中有高级首长、战斗员和马夫、伙夫、印刷工友、机械工友及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形形色色，男男女女各式各样的人物，大家都觅好了地位，一个个席地而坐，默不作声，只是仰着头注视着首长们的住所。这是完全不同于我们每次开会前，各单位总是相互竞赛唱歌，声入云霄，唱完一个又一个，会场中充满着活泼英勇的空气，充满着澜沧盈耳的歌声，不到主席宣布开会前不会静肃下来的这个作风的。”

“这时，忽然掌声如雷，大家看到叶军长、邓副主任、张参谋长及其他几位首长，一同在村庄门口的拱桥上出现了，勇猛的叶军长面带着愉快的笑容，很悠闲地走着，邓副主任则有左顾右盼若无其事的态度，张指挥跟在后面低着头好像是在深思熟虑什么事情似的。他们就这样地在鼓掌声中走入会场。”

高敬亭被两个看押人员推搡着，从褚家圩子最后一进，穿过前后五进褚家大屋的通廊，出了朝西向的大门，一种决绝悲壮的激愤之情犹如泉涌。

跨过门口吊桥，沿着护圩的壕沟边的路往右拐，在这段路往东拐的左边有口大水塘，塘水清且亮，高敬亭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这位坚持大别山的游击英雄，一个叱咤风云的高级指挥员，会受到如此的屈辱，在拐弯时便纵身跳入大水塘中。叶挺警卫班几个卫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从水中打捞起来。沟旁有一株老榆树，高敬亭又用头颅撞树，也未成功。他是宁愿溺死、撞死，也不愿不明不白地屈死。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抗议自己所受的冤屈。

警卫人员将高敬亭捞起来换了衣服，再押上会场，他坐在一把竹靠椅上，继续接受批斗。

邓子恢主席宣布正式开会了，并要求大家今天还可继续发表意见，会议的气氛已不容高敬亭辩解，有个枪械厂工人鲁师傅还上去动手打了他几耳光，因为他在“肃反”时挨过整。高敬亭就骂他是“流氓”。高敬亭过去喜欢用忠诚鲁钝的人替他审讯和行刑，这次审讯他的人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高敬亭从这位粗暴的拳打者的眼里，看到了沸腾着的灼烫之火和饮血夺命的鲁莽劲！鲁师傅继续说：“记得我有次病了又挨你的打，还罚抬轿子三天。我痛得难受，病得难受，实在是走不动了，你又叫人打我，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可恶极了。”

批斗会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午后二时继续开会。下午的主席团是由邓子恢、张云逸、罗炳辉、戴季英、郭述申和几个士兵组成的。举手要求发言的又如春笋一般，于是这一个情词恳切地发表一篇伟论，那一个慷慨激昂地说出许多新的证据。会场中掌声与吼声并响，热情与正气交流，只觉得整个会场都为热烈团结的气氛所笼罩。这样滔滔不绝的议论，所费时间已超过主席所允许的两倍多了，于是邓子恢主席宣布讨论结束。请叶挺军长讲话。

叶军长即席以诚恳的态度，纯挚的词句发表这样简单的一段话：“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中央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即就军部讲，也对你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当我来的时候，我和项英、国平两同志商量关于你的问题，顶好以尽到教育责任，把你挽救过来。大家对你都抱着坦白成全的态度。我会对你郑重警告，你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保持你过去光荣的历史，服从中共中央，服从军部革命的道路。一条路与这相反的。谁也不愿意你这样自陷绝境的。可是你竟至死不悟，余亦爱莫能助，只好遵守我的职责，昨日已请示委员长按照军纪国法给你应有的处罚。”“这段话完毕时，掌声震耳历时数分钟不绝。”

“短小精干目光灼灼”的张云逸也大声做了发言，“立时会场激昂慷慨的空气紧张万倍了”。张云逸是好人，大家都叫他“张善人”，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恐怕也不全是他的主意，也不是他能主宰得了的。（？？？）

“继之，邓副主任做总结，共指出……高敬亭七大罪状”最后宣布中共中央和军部来电开除高敬亭的党籍和军籍。邓副主任以谨严诚挚的态度，接受三日来全体同志对高敬亭批评的意见，并把中央及军首长对高敬亭处置的指示容纳一起，做了一个历时三小时的热烈正确的结论。”

“这时已是西山日落，黄昏已久，乌鸦归林的时候。只是树林下点燃雪亮的汽灯，白光与绿叶相映，人们觉得有些美丽悦目。乌鸦吓得绕林高飞，喳喳叫喊不敢近巢。恰当我们开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忽接到蒋委员长电令枪毙高敬亭，以正国法，以肃军纪的命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早就对第四支队不满，多次向第五战区和新四军军部诬告第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现在廖磊当即将新四军军部的电报报告给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五战区又上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在重庆的白崇禧又转报蒋介石。可以想象，蒋介石接到这样一个可借以消灭宿敌劲敌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是大喜过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视高敬亭为眼中钉、肉中刺，曾悬赏重金要高敬亭首级而不可得，如今有人请处以枪刑，求之不得，焉有不照准之理，当即复电同意。

白崇禧回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那是国共合作时期，新四军也是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由于具体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人，来自各个方面，背景比较复杂，想法估计也比较难以揣测，在中共中央电示尚未到达时，在青龙厂，以项英、叶挺名义签署的死刑判决布告已贴出去了。

对待共产党的大将，军部积极执行了蒋介石的军令，在青龙厂组织批高的负责人自然有了执行的理由。如果以国民党将领和蒋介石的意见为准，那共产党方面将领岂不是被杀光了？

新四军四支队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理应听从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复电指示：“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可惜的是这个电报来迟了，距离高敬亭将军被杀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不知道是否属实）

对自己将要被执行死刑，高敬亭是知道的。凡是一个人遇到重大打击所应产生的强烈反应他都没有。没有捶胸顿足宣泄内心的愤怒，没有歇斯底里的颓然倾倒的情态。

高敬亭性格内向，有着超常的坚韧，即使在迅雷般的打击下，也能竭力自持。

窗外，农历五月十五的月亮高悬空中，夏风刮过，枝条摇曳。在高敬亭的眼前却是一片黑暗，点着灯，可是他有一会儿却仿佛什么也看不见了，耳畔轰响着下午批判会上开除他党籍军籍的决定，还有死刑判决，回响着一些战友大声批判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