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罗荣桓突破“16字诀”反常用兵，受教员盛赞 -- 忘情
家园 【原创】罗荣桓突破“16字诀”反常用兵，受教员盛赞 作者：忘情
提起罗荣桓元帅，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我军政治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开国十大元帅中唯一的“政工元帅”。实际上，这种观点有些偏颇。罗帅虽是政工干部出身，但勤于学习总结的他，在长期戎马生涯中，军事指挥能力也稳步提高。如果不是这样，知人善任的教员也不会在1938年林彪意外受伤离职后，提议由罗荣桓担任115师代师长。要知道，115师是八路军的头等主力之一，汇聚了原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的诸多精兵强将。主持115师工作之人若军事造诣不深，不能得到部下信服，是难以在这样的队伍里立足的。
1941年至1942年，华北抗战进入了最为困难的阶段。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山东，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因此当地的日伪“扫荡”不仅频繁，而且规模颇大，每次持续时间都很长。1941年11月初，驻山东日军第12军，集中了5万日伪军，以鲁南重镇临沂为指挥中枢，对在沂蒙山区一带活动的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八路军山东纵队、八路军115师师部展开了又一次“铁壁合围”。
首先受到冲击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机关，采取了分散突围的方式，虽说大部分人员得以突围成功，但也因此一度丧失了对下属部队的控制。山东纵队部队只能以团为单位各自为战，无法予敌以沉重打击。正因为如此，日军第12军很快便把关注度集中到驻扎在沂南县留田村和牛家沟一带，企图分进合击，一举围歼聚集于此的八路军115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及地方党政工团组织。
据统计，因为要躲避日军围剿而陆续集中到留田村、牛家沟一带的我方非战斗人员，数量超过了2000人，且机构繁多。甭说突围了，就连理顺组织关系，畅通信息上传下达的渠道都很不容易。而负责保护这么一大摊子“坛坛罐罐”的，却只有115师特务营和山东分局特务连，加起来也就几百人的战斗部队。
到11月5日下午，分散在留田村外围的侦察人员来报：行动最快的日伪军扫荡部队，离村子只有4公里了。如果没有“坛坛罐罐”的拖累，久经考验的战斗部队想法子跳出合围圈成功的概率很高。但要想带着2000多非战斗人员一齐安全地突围而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且只能智取，绝不能硬拼。
于是，罗荣桓紧急召开了作战会议，商讨对策。当时与会的，有陈光、陈士榘、朱瑞、萧华等久经考验的我军名将。但会议之初，大家的意见却很不统一，归纳起来有向东、向北、向西突围三种主张。而且三种主张各有各的依据，因此大家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按我军制度，党指挥枪，政委有最后决定权，所以最后大伙儿都齐刷刷看着罗政委，请他定夺。
会议前半段，罗荣桓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耐心听。到了要他拍板的关口，他却开口否决了在场所有将领的意见，主张向南突围。留田往南几十里，不就是日军第12军在鲁南的核心据点临沂吗？往那里去岂不是羊入虎口，送肉上案板？这岂不违背了教员在井冈山时期就已总结提炼出、而且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争“16字诀”吗？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大伙儿第一时间都惊呆了。
罗荣桓早料到众人的反应，于是他不紧不慢地将自己反复思考的结论和盘托出：从地理上说，往东突围，进入滨海根据地最为便捷。但日军不是傻瓜，他们事先也会研究我军态势，也会反复推敲作战方案，没有理由想不到这个。但是，目前得到的情报是留田村以东形势反而比较缓和，也没多少日伪军。反常即妖，日伪军极有可能在东面已部署重兵设伏，却故意作出松懈假象，想引我军上钩。所以，向东突围风险过大，不可取。
换成向北突围呢？北面的山东纵队机关和部队刚刚分散突围，那里的日军一时失去了重点打击目标，必然倾力南压。我军向北突围大概率会与南下日军迎面相撞。就算我军能突出去，还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军在等着我们。依他们过去的表现看，大概率会趁火打劫。因此向北突围也很凶险。
如果向西突围，那么目标必然是抱犊崮山区这个115师的老根据地。但目前得到的情报，抱犊崮山区是日军此次“铁壁合围”的重点地区，而且已将我根据地分割成数块。就算我军能突破日军重重封锁线，成功地进入抱犊崮山区，那也是“才出虎口，又进狼窝”。
至于向南突围，表面上看这是属于“羊入虎口”的自杀行为，但正因为如此，日军才万万想不到，不会预先制订应对预案。实际上，此次鲁南日军几乎倾巢而出，临沂实际上防务空虚，留守的日伪军要想维持日占区“秩序”都很不容易，即便发现我突围部队南来，也无力派出野战部队“围剿”。其他方向的日军闻讯赶来尚需时日，我突围部队有充分的机动时间和空间。日军若回援就等同于撤围，界时我军就可重新恢复根据地。
这一席话说起来，在场的诸将领没有一个不叹服的。于是，会议就此结束，大伙儿各自回去作突围的动员准备。当晚天黑后，已被严密组织起来的3000多人的队伍，严格执行战场组织纪律衔枚疾进，从日军合围圈上1个约500米宽的缝隙中向南而去。一路上，沿途各山头上的日军经常漫无目标地实施侦察射击和壮胆射击。但我突围部队保持着高度定力，丝毫不予理会，只是加强警戒力度而已。
整整1个晚上，这支队伍人不叫、马不嘶，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在日军战斗队形中穿行，连过数道封锁线，于11月6日破晓前抵达汪沟一带宿营。11月6日晚间，部队又如法炮制，最终不损一人一马，不费一枪一弹，安抵费县东北的黄埠前，创造了我军突围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到1942年，罗荣桓总结以留田突围为代表的一系列战斗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主旨是强敌攻我根据地，我就主动出击，杀到敌人的核心统治区去，捣他个天翻地覆。教员了解此中来龙去脉后，予以罗荣桓高度评价，并称“这不是战术，而是战略”。
通宝推：崂山一道士,empire2007,广宽,李根,青青的蓝,唐家山,strain2,北纬42度,独立寒秋HK,紫梁,白马河东,桥上,ccceee,qq97,真离,家园 41年冬鬼子在山东大扫荡共军惨败，高官死伤被俘最多一次 1941年冬鬼子在山东大扫荡共军惨败，高官死伤被俘最多一次
这轮扫荡从11月2日到12月底，10月7日就发出备战指示，总体指挥和战略应对是很差劲的
参加留田突围的汉斯希伯还写了篇无声的战斗，不久后死于同一场扫荡
陈明辛锐夫妇死于该次扫荡
李澄之、马楠被俘
抗大一分校、中共山东分局、省战工会、115师机关等都被合围过，损失惨重才逃脱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出版过一本《巍巍大青山》，迟浩田 题字
可惜印量太少
家园 主席对山东的评价 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还动员了几万兵，都是从山东动员的。
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家园 41年后毛对前线的控制放松，是吸取皖南事变的教训了吗？ 41年开始整风开始，7大期间毛带着新的5大书记主持中央的常务工作。
对前线的控制和战斗的军事指挥明显放松，仿佛是吸取皖南事变的教训，给了前线指挥员更多的指挥权。
家园 41后对前线的控和指挥放松？ 115师师长林彪受伤离队，毛主席意属罗，结果朱德请示蒋介石后仼命了陈光。
新四军高敬亭被叶挺项英抓起来，毛主席要求送延安，叶挺和项英请示蒋介石后把高杀了。
41年前毛主席就是这么控制和指挥前线的？
家园 加一段说曹杨的主流话术资料，很有意思 新四军第七团团长杨克志的曲折人生，他为何投敌？原因迷雾重重
童年耳中得社会
2024-01-02 12:17
河南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共有三师六旅12个步兵团，另有一个属于半合法的杨成武独立团。这13个团的首任团长，688团团长陈锦秀、772团团长叶成焕抗战时牺牲，115师独立团杨成武、685团杨得志、686团李天佑、716团宋时轮、769团陈锡联授予上将，715团王尚荣、717团刘转连、718团文年生、770团张才千、771团徐深吉授予中将。但是，出了一个687团团长张绍东叛逃。
关于张绍东叛逃，参看我之前的文章：八路军115师687团，源自哪支红军部队，首任团长张绍东叛逃始末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最初新四军军部报请长江局和党中央的编制方案为四个支队八个团队，此方案获得中央批准后，经与国民党谈判获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由于第四支队长高敬亭对此编制方案不满，自行决定在第七团（1100人）外又增编了第九团（600余人）和手枪团（100余人）。这里面的过程和原因可以看此前文章：新四军每支队两个团，为何四支队有四个团？高敬亭的问题由此开始
新四军部分干部合影
新四军成立之初的八个老团队或十个团，除了牺牲和解放后去地方任职的外，团级干部中两位获授上将（叶飞和钟期光，傅秋涛虽然是一团团长，但他是副支队长兼团长，属于支队干部级），其余团级干部甚至营级干部(还有许多连级干部），在1955年9月至1965年间，都被授予了大校、少将、中将军衔。看一下当年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的情况：
参谋长林英坚（1941年11月牺牲），政治处主任胡继亭（1944年2月牺牲），1营营长艾明山（政协江苏省副主席）、教导员邓少东（1955年少将），2营营长余启龙（1955年大校），3营营长雷文学（河南省商丘专署副专员）、教导员张宜爱（1961年少将）。
688团团长张绍东、参谋长兰国清的叛逃为很多人知道，而新四军成立之初的八个老团队中也出现了一位团长的叛变，而且是与团政委一起叛变，这个事情估计许多人知道但不甚清楚。注意一下用词，张邵东、兰国清是叛逃，并未有他们后来投敌的记录，他们也未能拉走部队（虽然张绍东想拉走部队，但是被部队的干部战士抵制了）。而新四军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的行为，我给他们的用词是叛变。他们不仅带走了两个装备精良的警卫班，还投向了国民党军。至今仍有一些人用“离队”、“潜逃”、“叛逃”等词语试图淡化杨克志和曹玉福的行为，用的理由是当时属于国共合作时期，投向的国民党军是桂系而不是中央军，这些辩白显得苍白无力。有理由怀疑，试图为杨克志、曹玉福说项的，最终目的是想为他们背后的高敬亭做些什么。
很能打仗的杨克志
杨克志，又名杨刚，安徽安徽金寨县油坊店乡元冲村元冲组人，老宅在当地被称作江家岭杨家老庄子。其父杨光和，家中排行老三，1947年8月曾任过中共麻埠区油坊店乡乡长。杨克志1916年11月26日生，年幼时读过几年私塾，这在普遍是文盲的旧中国，也属于识字的文化人。他的另一大优势是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最终被高敬亭相中担任秘书成为心腹，估计字写得好是一个加分项。
1929年商南起义（农历立夏节起义），不满13岁的杨克志跟随大伯父杨光臣、二伯父杨光炎参加革命。当年7月，红军第十五支队成立，杨光臣任支队长，杨克志任班长。红军十五支队成立仅仅十天，反动武装即发起了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杨光臣率十五支队潜入深山老林，伺机打击敌人，支队发展到150余人枪。
1930年8月9日，红军十四支队长马伯良叛变，诱骗杨光臣率十五支队奔袭杨店，遭到敌军陈调元部一个团兵力的伏击。当十五支队向两侧山头撤退时，又遭叛变的十四支队的伏击，遂被四面包围。当晚，十五支队趁夜色钻入树林突围，遭敌截击，杨光臣、杨光炎等牺牲，红军第十五支队失败。
最终，仅有第十五支队党代表雷晓斋带领的杨克志等10多人突围成功。随后，他们前往南溪参加主力红军队伍。
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张国焘率主力西进川陕，留在鄂豫皖担任掩护任务的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将分散的部队集合起来，重建红二十五军。1934年4月16日，徐海东任军长的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历史上第二个红二十八军），同月，高敬亭在皖西北重建红82师，杨克志担任了红82师师长高敬亭的秘书，深得高的信任。
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由于军情紧急，未能通知到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1935年2月3日，高敬亭将留下担任掩护任务的三个不同建制的连队及红军伤病员，与在皖西北坚持斗争的红82师合编，第三次重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政委（该军不设军长），担负起保卫鄂豫皖根据地的重任。
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杨克志英勇无畏，不怕牺牲，颇有他的两位伯父当年那种“带头轰”的英雄气概。
红28军重建后，高敬亭将红25军苦工队改编为红82师244团3营。所谓的苦工队，其实就是由受到处罚的红军干部战士组成。处罚轻一点的降职、撤职，或者像“李云龙”那样去连队炊事班背行军锅做饭，重一些的就去苦工队，更重的就被杀掉。
我军很多优秀将领都曾去过苦工队，比如60军首任军长张祖谅，就曾被“开除党籍”，送到“苦工队”受训。被毛主席称赞为游击专家、民兵专家的林维先（开国中将），1934年4月重建红82师时任师长，在10月的肃反中被高敬亭怀疑是“第三党”，本要开完公审大会后枪决，在全师指战员冒死求情、作保下，高敬亭不得不收回成命，罚他到苦工队当挑夫。后来，在霍邱县白塔畈战斗中，林维先领着苦工队80余人用扁担伏击国民党安徽保安第三团，将其击败。在红军主力部队红218团的配合下，消灭了敌前锋营的大半，苦工队缴获几百担大米，100多条枪。战斗中，林维先冲锋在前，亲手用扁担把骑马的敌军少校营长脑袋打开了花，缴获一匹战马和一支手枪。这场战斗后，高敬亭宣布摘掉苦工队的“帽子”，将他们编为红218团的第3营，任命林维先为营长。
安徽金寨县历史上曾经诞生了十几支红军主力部队，红218团为其中之一，后编入红二十八军。以后再专门说说金寨县历史上的红军部队。
1935年3月，244团3营改编为第六、七路游击师。同年4月6日，第六、七路游击师又恢复244团3营建制，并将鄂东北道区第二路游击师编入3营。第二路游击师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27年6月湖北省黄陂县建立的河口区农民自卫军。身为皖西北道委书记的高敬亭，凭借着人多枪多，将平级的鄂东北道委领导的部队收入麾下。
1935年10月，红28军主力与246团会合，将244团3营一部编入1营，余部编为二个连，归246团指挥。不久，以这二个连为基础，在霍山、舒城边区组建第五路游击师，部队有约200余人枪。师长梁从学（1955年中将），杨克志任政治委员。在敌军的围剿下，红二十八军遭遇很大损失，高敬亭率主力转移到鄂东北，将鄂东北独立团编入红二十八军（第三次被编入，前两次均被编入红二十五军）。
12月17日，丁少卿指挥红二十八军特务营、手枪团1分队和第五路游击师共400多人，在立煌县（今金寨县）前畈东南部中畈湾与尾追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五旅189团1营、独立五旅615团的5个连激战三个小时，毙其团长曹兴文、营长陈登朝以下120多人，伤200多人，缴重机枪1挺、步枪200多支。
12月27日，第五路游击师抵达湖北省蕲春县西部三角山地区，打开了舒（城）霍（山）潜（山）太（湖）边区的局面，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使伤病员得到安置，给养得到保障，为红二十八军重返鄂豫皖边区创造了后方基地。
1936年1月5日，红28军回师皖西北，各部在三角山会合，246团撤销番号编入244团，第五路游击师恢复244团3营番号。1月中旬，红28军撤销244团2营建制，2营3个连分别编入1营、特务营和手枪团。
3月上旬，高敬亭在太湖县柴家山召开红二十八军营以上干部会议，将红244团第三营改编为红二四五团（实为1个营的兵力），下辖2个连和 1 个手枪队。梁从学任团长，杨克志任政治委员。之后，根据会议决定，红二十八军兵分三路，分别由高敬亭、方永乐、梁从学率领，避开敌军主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3月25日，梁从学、杨克志率红245团从蕲春桐山冲出发，奔袭安徽省太湖县徐家桥（铁笼镇），歼灭湖北省保安第七团1个营。4月初，他们利用国民党军部队多、番号杂、互不统属、互不了解等弱点，用谋施计，多次化装成国民党“清剿” 部队直插平原，巧袭、奇袭、突袭敌人的据点，先后攻克潜山县黄泥港、怀宁县三桥铺、王家河、小市巷和高河埠5个集镇，直接威胁了国民党安徽省府安庆。这是红二十八军最出色的游击作战范例之一。
5月16日，红28军各部再次在麻城三河口会合。在这两个多月时间里，红245团极大地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影响。在此期间，杨克志也曾被“肃反”，但是在被捆了一段时间后即很快放出，担任红244团1营营长。
红二十八军仅辖红82师一个师，而红82师的主力是244团，一营是244团的绝对主力。从这一番操作就能看出高敬亭对杨克志是有多信任。比照一下林维先，被肃反后经全师干部战士担保方才去了苦工队，而杨克志的所谓被肃反，结果却是高升为第一主力营的营长（此时244团仅有一营）。
1936年8月中旬，撤销245团建制，恢复244团3营编制。1937年7月下旬，244团一营在营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的带领下转入鄂豫边，在豫鄂边红军游击队的配合下攻取了豫南最顽固最反动的蔡家冲围子。一营离开之后，红二十八军军部秘书胡继亭、副团长林维先率领军直特务营和手枪团二分队再次来到鄂豫边帮助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红二十八军的这两次支援对鄂豫边红军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后该部红军发展为新四军第八团队。关于鄂豫边红军的发展历史可参看前一篇文：新四军老八团，营长、连长多为开国将军，首任团长政委却无军衔
一营返回鄂豫皖后方才得知，就在他们在豫鄂边转战时，杨克志原先所在的老部队，244团3营遭遇全军覆没。此后，3营被撤销建制，一部分编入1营和军部特务营，余部历经补充后改编为244团新兵营。
1938年2月，新兵营与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七团二营，三个连分别改编为7团2营4，5，6连。1938年12月，调入重建的九团，改编为9团第1营。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二师四旅11团1营，1949年1月，改编为21军61师182团第2营(红军营)。
铁锤子团称号的由来
这三个红军连的前身，其中4连主要为原244团3营余部所编，5连为1929年河南固始县杨山煤矿工人起义建立的工人纠察队，6连为红82师特务营一个连。
杨克志任团长期间新四军第七团的抗战战绩
改编为新四军时，高敬亭直接指挥的较有战斗力的部队主要是244团1营，军部特务营，军部手枪团，看一下改编后的部队编成，可见高敬亭是煞费苦心：
244团1营、244团新兵营，及大部分便衣队编为七团；红28军特务营（或称82师特务营）与鄂东北红军独立团编为九团；红28军手枪团与部分便衣队编为手枪团。三个团合计1800余人，其中，七团1100余人，九团600余人，手枪团100余人。
由于军部和中央明确指示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编为八团队，且豫南抗日独立团体量大（1500余人，比红二十八军人数还多一点），他也不敢公然抗命，而且也吞不下。
据新四军秘书处1938年4月12日的统计，全军共10329人，有枪6200余支。其实，当时为了保留十年血战保存下来的战略支点，南方红军游击队在集中改编时，在各地建立了留守处、通讯处、收容处等，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留守人员，这些是未被统计到10329人中去。截止1938年4月，新四军各部共建立了33个各种名义的留守处，少的有十余人，多的像确山竹沟镇第八团队留守处，就留下了200多人的部队。各地的留守处少部分如平江、温州等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最严重的是1939年制造的竹沟惨案（可以说是皖南事变的预演），其余大多在皖南事变后我方主动撤离。
根据统计，第四支队共有3136人，在新四军的四个支队中，兵员占36%，长短枪占38.4%，轻机枪占62.5%。其中第七团1100多人，700多条枪，兵员占第四支队的35.48%，占红二十八军改编时的总人数的61.11%，是第四支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八团连一挺机枪都没有）。
岳西和谈后，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各地游击队陆续向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集结，1938年2月整编为第四支队七团、九团、手枪团。
1938年3月8日誓师出征，第七团随第四支队由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进至立煌县（今金寨县）流波䃥（即流波镇的俗称），下旬与第八团会师，东进抗日。1938年4月中旬，第四支队进入庐江、无为、舒城、桐城、巢县地区，第七团进至庐江县金牛镇、盛家桥和巢县以南地区抗日。
1938年5月12日，由鄂东北红军独立团改编的九团侦察队和二营4连、6连在皖中巢县蒋家河口设伏，歼灭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巢县守备队20多人，汽艇上的日军被动挨打，整个战斗仅20多分钟，我方无一伤亡。此战为新四军对日作战之首战，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序幕。蒋家河口首战告捷，5月15日，当时的《新华日报》率先发布了这一消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称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开始第一次胜利的战斗”。5月16日，蒋介石致电叶挺：“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6月16日，八团二营在皖中舒城、桐城间大、小关设伏，结果日军是四五千人的大部队，待到大队日军过后，对拖在后尾少数日军发起了冲击，毙敌10人，抓了一名活的。此战为新四军第一次抓到日军俘虏。
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粟裕指挥下在镇江西南部卫岗伏击日军成功，打死了一名少佐，卫岗战斗为新四军在江南对日军的首次作战。
1938年7月，九团和手枪团撤销，九团一营编为七团特务营，二营编入七团为二营；手枪团编为支队教导队。1938年12月，原七团二营和九团二营析出，重新成立九团。
根据新四军秘书处1939年1月统计，与1938年4月12日比较，新四军四个支队总共增加兵员4523人，其中第四支队增加3805人，兵力达到6941人占增员总数的84.12%，是4个支队中兵员增加最快、最多的一支部队。到1939年6月，四支队发展到一万余人。
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第四支队除了初期的四个团，“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亦归四支队指挥。在四支队向皖中挺进的稍早，挺进队率先挺进皖东。在蒋家河口伏击战打响前的两天，1938年5月10日，挺进队消灭了一股由国民党军88师从南京逃出的溃兵组成的土匪武装，打响了新四军挺进皖东的第一战；之后又在滁全公路腰铺段伏击日军，击毁军车一辆，缴获一批军用物资和布匹；5月15日，挺进队夜袭全椒县城，第二天，驻全椒县城 1000 多名日军撤退。由于腰铺伏击战的记录是五月中旬，因此不能肯定早于5月12日九团打的蒋家河口伏击战。
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在1938年8月由最初的200余人枪发展到全盛时期的2000余人，此后遭遇国民党军袭击，损失很大，具体到1939年1月时有多少兵力不太清楚。但是从1939年4月老八团合并挺进队后即扩编为两个团看，1939年初时挺进队仍应有1000余人枪。
因而，1939年1月的统计数据，第四支队增加的3805人中，起码有1000余人属于挺进队。粟裕率先遣支队执行完江南战略侦察任务后，新四军各支队方才陆续开赴敌后，所以在1939年1月前，新四军其他三个支队还未来得及大力发展部队。
据不完全统计（似未统计东北抗日挺进团），从1938年3月东进皖中至1939年6月，在1年零4个月中，第四支队作战90多次，其中与千人以上的敌军进行集团作战4次，阻击80—500辆汽车的车队6次；毙、伤敌2300多人，其中日军1700多人；俘敌400多人，其中日军9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多人；缴获长短枪1400多支，轻机枪17挺、军马20匹；击毁汽车156辆、汽艇2艘，给日军和伪军以沉重的打击，给抗日民众以极大的鼓舞。是新四军当时的四个支队中作战次数最多，战绩最大的一支部队。
作为第四支队战斗力最强的四支队第七团，在高敬亭、杨克志的指挥下打了不少胜仗，名气最大的就是棋盘岭战斗（高敬亭亲自指挥）缴获了足够武装支队一年的大批军用物资，既打击了敌人，有力地支援了武汉会战，又扩大我军影响，沦陷区的青年和一些国民党溃兵纷纷加入，第七团增加到2000余人。在杨克志的指挥下，第七团的具体战例大致如下（不完全列举）：
1938年6月12日夜，第七团一部轻装袭扰舒城县南港街驻敌一个中队。毙敌3名，烧毁帐篷5座，缴获军马7匹，自无伤亡。
7月29日，第七团一部全歼无为县石涧埠之汉奸武装，缴获长短枪74支。
9月1日，第七团第3营在桐城县范家岗伏击日军汽车。毙伤日军14人，击毁日军汽车2辆。
9月3日，特务营和第七团第3营在桐城县棋盘岭伏击日军车队。毙日军70多人，击毁汽车50多辆。
9月11日，第七团第1营在合（肥）六（安）公路与掩护辎重车队的日军作战，歼其一部，缴获步枪128支，军马6匹。
9月12日，第七团第1营在合（肥）舒（城）公路上的花子岗伏击由桃溪开往合肥的日军车队。毙日军80多人，击毁日军汽车45辆，缴获机枪1挺，步枪24支。
9月13日，第七团在潜山县铁匠铺伏击由安庆北开的日军车队。经白刃格斗，毙日军29人，击毁日军汽车2辆，缴获长短枪29支。
9月14日，第七团第1营在合（肥）舒（城）公路上的五十埠伏击由合肥南开的日军车队。毙日军27人，击毁日军汽车10辆，缴获枪支5支。
9月15日，第七团第1营在合（肥）六（安）公路上的三十里岗袭击在该地露营的日军骑兵。炸毁日军帐篷数顶，毙伤日军数百人，缴获战马3匹。
9月16日，第七团第1营在合（肥）舒（城）公路上的花子岗伏击由合肥南开的日军。毙日军33人，击毁日军汽车5辆。
9月17日，第七团第3营在桐城公路上的棋盘岭再次伏击日军的装甲车队。毙日军80多人，伤日军7人，击毁日军装甲车2辆，缴获步枪38支。
9月28日，第七团第2营在巢县运漕伏击伪军。毙伪军50多人，俘伪军副司令以下160余人，缴获步枪105支、轻机枪6挺、驳壳枪41支。
10月9日，第七团第1营在舒（城）六（安）公路上的椿树岗附近袭击日军车队。毙日军46人，俘日军汽车队长1名，击伤日军汽车65辆，其中完全烧毁5辆，缴获步枪19支。
10月23日，第七团（欠第2营）、手枪团和特务营攻克无为县城，歼灭土匪武装1000多人。
11月3日，第七团、手枪团和特务营攻克庐江县城，歼灭反动保安团队100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
杨克志、曹玉福叛变
1938年12月，高敬亭令杨克志、曹玉福率第七团开赴合肥县（今肥东县）青龙厂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9年1—2月，第七团进入淮南铁路东侧肥东县青龙厂和定远县吴圩地区（合肥附近）。
1939年2月20日早上，高敬亭外出锻炼身体，在自己的窗台上发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杨克志、曹玉福在攻打定远县周家老圩的敌伪武装时，将缴获的财物装入了自己腰包。高敬亭立即开始调查，这一查不得了，原来杨克志和曹玉福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干的。高敬亭愤怒了，当即令杨克志、曹玉福率第七团到舒城干汊河整训。
很快，高敬亭召集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开会，商讨如何处理杨、曹的问题。1938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决定，由高敬亭、郑位三、吴先元、郑维孝、林维先、胡继亭及政治部主任等7人组成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高敬亭为主席。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先后是萧望东和戴季英。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被错杀后，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进行了改组。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撤销。
新四军时期的戴季英
参加这次会议有高敬亭、戴季英、林维先、吴先元、胡继亭等人（因高敬亭排挤，郑位三和萧望东已它调）。会议决定撤销杨克志、曹玉福职务，由秦贤安、李世焱接任。但会议行将结束时，支队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戴季英说情：“小杨和小曹表现一向很好，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要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嘛。”也因此，高顺坡下驴，决定暂缓执行。
3月，高敬亭令杨克志、曹玉福率第七团再赴青龙厂地区。当时，杨、曹两人都各配有一个警卫班，编制是12人。每人都装备有一支驳壳枪和一支日本制式的小“三八式”步枪（三八式骑枪）。
1939年5月20日，杨克志、曹玉福带着自己的警卫班在合肥县（今肥西或肥东县，具体地点不详）叛逃至第五战区新桂系部队李品仙部。
杨、曹二人叛变后，初期在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当参谋，杨克志挂上校军衔，曹玉福为中校。
此时国共合作还可以，第一次反共高潮还未掀起。
但是，他们俩是从共军这边过来，自然得不到信任，不久就被桂系抛弃挂了起来。
两个人就带着家眷，在立煌县响山寺背后约2千米的板堰（今金寨县槐树湾乡板堰村）民间居住，整日无所事事，时常与一些找上门来的桂系军官喝酒、打牌。（没有出卖我军我党行为）
1942年中秋节（9月24日）前后，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义纯以谈话为名将两人召至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特别党部被扣留，由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绥三团（即党政总队。团长刘廷禄，桂系上校）在响山寺附近处决。
借口是他们两人仍然在“继续活动”。
张义纯
据目击者说，当时他们两人是一起徒步到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的。都身穿黄呢的军校服，在途经总部篮球场时，还与熟人互打招呼。
处决时，桂系在响山寺周围山头、路口部署了三、四层部队进行戒备。杨克志被杀后，因其胸部有一明显的胎痣而被家人认领，运回江家岭，安葬在元冲猴寨岭。
杨克志叛变的原因迷雾重重
1939年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给重庆蒋介石的电报，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此时，叶挺在江北，而电报的抬头明确注明发自皖南泾县。
从杨、曹二人叛变，到层层汇报到军部，之后上面下了决心。
6月4日，高敬亭被扣押，6月24日，经3天公审批判大会后被枪决。这说明，杨克志事件算是高敬亭被杀的直接导火索，影响是巨大的。
杨克志的问题是明显的，举报信的内容经查证后属实。据侦察英雄杨克荣（杨光臣之子，杨克志亲堂弟，解放战争时任金北工委书记；解放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回忆：
1938年3月，第七团进驻油坊店。正在路边看热闹的杨克荣一眼就看到了带着队伍的杨克志。之后，杨克志即随杨克荣回家，祭拜杨光臣和杨光炎烈士。随后，杨克志让随从给了杨克荣母亲100块银元。杨母认为，一个红军团长，哪来这么多的钱？杨母断然拒收。在杨克志再三请求下，杨母被迫收下了10块银元。
之后，杨克荣参加了新四军，给杨克志当贴身勤务员。很快，他就发现了杨克志的生活作风问题。在七团驻流波䃥期间，杨克志曾安排杨克荣化装成穷学生，徒步进六安城给一位女人送去一包五六斤重的东西（杨克荣猜是烟土），并带回这个女人给他的一封信。杨克志曾经领着他去过六安城鼓楼附近非常气派的宅子，宅子里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学生（一位商人的女儿，中学生，长得很漂亮）。杨克志让他喊嫂子，但是那女人却对杨克志说：“谁是你老婆？人家可没有嫁给你。”
不久，部队移师麻埠。杨克志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打得火热，还经常到一些豪绅家去吃花酒，甚至公然与一些女人一起，同骑一匹洋马，招摇过市，倒卖烟土。杨克荣说：“哥，你要注意点影响啊，万一让上级知道咋办？”劝的次数多了，惹得杨克志不高兴，“你一个勤务兵，也敢对我说三道四，如果不是看在你是我兄弟的份上，今天非崩了你不可。”说完，杨克志举起马鞭，对准堂弟抽起来。
挨了鞭子后，杨克荣很难过。不久的一个夜晚（应为5月底），杨克荣脱下军装，不辞而别，在山中藏了半个多月，在得知第七团撤离后才偷跑回家。这也是杨克荣第一次参加革命队伍）。
杨克荣回家以后，将杨克志的所作所为告诉了母亲。杨母说道：“克志像这样，你离开他也好。他迟早有一天要出事的。”杨克志的结局不幸被其婶母——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所言中。
三年游击战期间，由于敌军力量强大，红二十八军不得不分成多股小部队活动。杨克志深受高敬亭器重，一直带队独立活动。根据前述的情况，说明杨克志身上存在的腐败堕落问题由来已久。（这一段就是某派系习惯性的泼脏水了，嘿嘿嘿）
杨克志曾任高敬亭秘书，下去带部队后胡继亭接任秘书，而曹玉福原先是高敬亭的警卫员。这三个人深受高敬亭器重，在红二十八军的作用很大，甚至超过了林维先。高敬亭主要靠他们三个人。不过，这也说明杨克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有贡献的。
从南方游击队的发展来看，高敬亭是个优秀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不仅有肃反，有意思的是别人也肃反，就可以理解接受，高敬亭就不行。
其实类似的指挥员还有两位，一位是赵尚志、一位是朱瑞，这属于顶级指挥员，下一层次是谭余保等等等，都是很不错的，项英更不用说了，总的来说，高敬亭是战略级高级指挥员，因为他的队伍达到了1800，这是实打实的数字。项英就差太多了，不仅和其他游击队毫无关系，自身仅有一两百人，这是很难看的，就损失而言，项英作为江南游击队高级指挥员对数万红军萎缩到这个地步是难辞其咎的，他的上位几乎可以说名不副实。
事实上高敬亭事件，就是周总理和项英争夺高敬亭实力的综合的结果。逼走了曹杨，处死了高敬亭，看到这个脉络，根本不困难。
作为高敬亭或者手下，的确有生活作风不够严肃的一面，但是这完全没有影响到高敬亭部的发展壮大。
所以用这块虚假的指控高敬亭或者曹杨都是不严肃的行为。
就算高敬亭器重曹杨，这是事实，但是曹杨逃跑到桂系那里，怎么就成了曹杨叛变，高敬亭死罪的证据了呢？
不听号令的确有罪，但是就此处死？实在离奇。这真是假模假样的理由啊。
对比延安对项英部队的容忍，感到十分荒唐。这里面当然有王明主义的因素，所以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啊，嘿嘿嘿。
家园 毛主席没有要求送延安 -- 有补充 毛主席没有要求送延安，我帮你理一下。
按照六届六中全会的分工，新四军长江以北的部队都听中原局管理，高敬亭因此属于中原局刘少奇的管理。高敬亭早就不听指挥。4月18日，中共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上中下三策：“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四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
毛泽东认为这3策都不管用，要求新四军派员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的新四军。这才有叶挺去江北的高敬亭部，高敬亭既不服从中原局也不服从新四军军部，高敬亭6/4被扣押。
亲身经历者邓子恢的回忆录，证明处理高，中央始终是知情的。
我们到十四团后，也是如此，九团开到以后，干部反高情绪更为激昂。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看出高的品质恶劣，并已在部队中完全孤立，因此，即将情况电报中央和军部，建议把高撤职，并将高逮捕起来，改组四支队，同时将周骏鸣所属之第八、第十、第十五团编为第五支队。
项英在1939年5月26日请示要把高敬亭撤职。
2010年4月笔者在台湾访学期间，于台北“国史馆”查到1939年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给重庆蒋介石的电报，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
现在总说，项英的回电“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那么谁请示的蒋介石？有这么几个可能性。
1） 项英和叶挺请示的，
查有上述撤职的电报，没有查到项英关于枪毙的请示电报
2）江北指挥部的上级国民党的战区负责人廖磊请示的
3）中共中央经过重庆周恩来请示的
（这之后的皖南事变时，叶挺和项英都没有权力直接和蒋介石联系，必须先发电给毛泽东，毛泽东再指示周恩来去接触国民党。）
这是个谜。中共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书记。因为需要张云逸的同意，叶挺一定有党的高层指示才能枪毙高敬亭的。
6/24日枪毙了高敬亭之后，毛的电报才到，
中共中央复电军部，对处理高敬亭的错误作了明确指示：“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
6/4之后这20多天毛干什么了？也是个谜。
皖南事变把责任都推给项英周子昆之后，对项英进行了清算的时候，为啥没人提起此事，尤其是张云逸，邓子恢以及戴季英等当时在场的高层。
有一种可能是同意枪毙高的是毛，然后毛后悔了。
总之谜团很多，唯一清楚的时候，毛主席没有提出要求把高送延安，不但自己没提出，也没同意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的把高送延安的建议。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中央在6/4高敬亭被扣押后的几个指示 -- 补充帖 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5日致军部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胡服当时是中原局书记。）
6/21-6/23日枪毙高前，举行了斗争大会。在大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定，认定高敬亭是“张国焘余党”，为“张国焘的高足弟子”。
项英于7月16日发表态电，全体“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你的长篇丝毫证明不了你所谓41年前对前线的控制论调 只不过还在想法甩锅给毛主席。
你看看你说的＂1939年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给重庆蒋介石的电报，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一支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处理内部问题不是向中共自己的领导请示，直接向蒋介石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理由认为毛主席对新四军能有有效的控制？
至于你提所谓的＂6/4之后这20多天毛干什么了？也是个谜。＂时，从你提供的证据来，只能说明毛主席连把高敬亭抓起来的意愿都没有，那么6/4抓高是谁的主意？抓高之后，叶挺和项英什么时候向中央汇报的？什么时候向蒋介石汇报的？是先向蒋介石汇报还是先向中央汇报的？这里面的操作空间太大了。在这种一切全都模糊着的情况下，唯独提出来＂6/4之后这20多天毛干什么了？也是个谜。＂尬黑啊。
在这种你也认为迷团很多的情况下，还要硬说过什么41年前毛主席有效控制，那是别有用心了。
通宝推：网海,真离,家园 我说谜团的意思是有很多资料没公布，公布的也没有全文 你的意思是没公布就没有。对手是已死的项英叶挺，如果这些电文对毛有利，早公布了。我觉得还是等公布吧
家园 你这是对毛主席有罪推定 在你眼里，有证据证明毛主席有罪，那是毛主席有罪；没证据证明毛主席有罪，那也是有罪。
你在前贴中说的什么＂41年后毛对前线的控制放松，是吸取皖南事变的教训了吗？
41年开始整风开始，7大期间毛带着新的5大书记主持中央的常务工作。
对前线的控制和战斗的军事指挥明显放松，仿佛是吸取皖南事变的教训，给了前线指挥员更多的指挥权。＂明显就是把皖南事变的原因指成是因为毛主席对前线控制太严指挥失误造成的，而你根本就没有仼何证据来证明。
当我用高敬亭事件来证明毛主席没法对前线进行控制的时候，尽管你想证明你的观点，但你举的叶挺和项英在抓高敬亭前向蒋介石发的请示电报，更加证明毛主席在当时根本就没法控制新四军。
对高敬亭之死，前贴中我就问过你＂你提所谓的＂6/4之后这20多天毛干什么了？也是个谜。＂时，从你提供的证据来，只能说明毛主席连把高敬亭抓起来的意愿都没有，那么6/4抓高是谁的主意？抓高之后，叶挺和项英什么时候向中央汇报的？什么时候向蒋介石汇报的？是先向蒋介石汇报还是先向中央汇报的？这里面的操作空间太大了。在这种一切全都模糊着的情况下，唯独提出来＂6/4之后这20多天毛干什么了？也是个谜。＂尬黑啊＂你根本没法回答，只能找借口＂你的意思是没公布就没有。对手是已死的项英叶挺，如果这些电文对毛有利，早公布了。我觉得还是等公布吧＂，无非就是说：毛主席就是有罪，但你没有证据，没有证据的原因是因为材料没有公布。问题是你凭什么认为材料一定不利于毛主席，而不会不利于其它人？比如周恩来，比如叶挺，比如项英？要知道在80/90年代抹黑毛主席是当年主流的时候，杀自己人这么罪证确凿的一口大锅，当年那些人会放过不提？
其实对你来说，事实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黑毛主席。还真应了那句古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通宝推：网海,真离,
家园 他应该不完全是你的意思，就是也坚信自己的看法，只是逻辑上 次年2月，红28军被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担任该支队团长的杨克志曾在一个月后率部来到立煌县与第八团会师，两支队伍一起抗日。
一个月后，杨克志又率领第4支队先后在庐江、无为等地抗战。
在这时期，杨克志就已经出现了问题，他在部队休养期间，经常和一些来路不正的女人勾搭在一起，不顾百姓的眼光与一些女人同坐一匹马，招摇过市，甚至还不顾身份，坦然接受附近一些地主的邀请，去他们家里喝酒作乐。
他的勤务兵实在看不下去，就劝说他要牢记军中纪律，谁知杨克志根本不听劝告，还用鞭子打了他，勤务兵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肯定没前途，于是他找准时机偷偷跑到山里躲了起来，确定附近的大部队走了以后才跑回了家里。
勤务兵的母亲听说杨克志的事情后，劝他：“你不要跟着他了，他一定会出事的！”
果不其然，还真被老母亲说准了。
早在很久以前，杨克志就已经表现出了异样，在驻守流波石童前，杨克志团长在有一年清明节回家的时候，给了他母亲100块银元，他母亲看到钱的第一反应是吃惊，随后赶忙问：“你一个红军团长，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杨克志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其母觉得这笔巨款来路不明就拒收了，后来还是杨克志再三劝说，她才勉强收下10块银元。
不仅如此，这个勤务兵还爆料：我发现杨克志的私生活不检点，他曾瞒着组织在六安城内娶了媳妇，一个大商人的女儿，是个很漂亮的女学生，为了照顾好这个女学生，杨克志还斥巨资给她在六安鼓楼买了一座房子，甚至还让我打扮成穷学生的模样，给这个女人送了一包五六斤的东西，任务完成后，我帮女人带回来一封信交给了杨克志。
不久，部队就转移到了麻埠，也就出现了之后的事。
1939年2月20日，有人举报杨克志和曹玉福两人在周家老圩攻打敌人的过程中，有贪污缴获财物的行为。
高敬亭听后很是生气，他立马将身处前线的杨克志和曹玉福两人调回来，开会批评了两人，做出了撤销两人职务的决定，不过因为戴季英的求情，两人被撤销职务的处分没有被执行。
会后，高敬亭又命令两人再回前线，可是做贼心虚的两人，在1939年5月20日带着两个警卫班逃到了第五战区新桂系部队。
叛变的初期，两人在敌军阵营里表现良好，还分别被授予了上校和中校军衔，然而之后桂系领导觉得两个人的价值也不大，就抛弃了他们。
无奈之下，两人只好离开部队，他们带着家人来到立煌县响山寺附近的村子里生活，他们整天游手好闲，还经常喊来一些桂系军官喝酒、打牌。
好景不长，1949年中秋节，杨克志和曹玉福两人收到了桂系副总司令张义纯的约谈，随后两人就被扣留了起来，接着他们就在响山寺附近被敌军以“继续活动”为由给枪毙了。
杨克志被杀后，他的家人根据他胸口上的胎痣认出了他的尸体，并将他安葬在元冲一带。
明显断裂太大。
分析一下这个主流的说明帖子，主要是试图通过曹杨在抗战和国军合作初期的一些作为试图说明他们的堕落。
其实，这事在当时不算个事情，他们俩和高敬亭不一样，高敬亭有两个女人是红军时期的事情。
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是不是他们在和桂系搞好关系呢？？因为桂系虽然是新军阀，其实也是个垃圾货，这个事情的描述确实很像项英这类干部，或者虚假的周总理干部的说法。
因为和项英不太一样，周总理对于这类工作作风干部，其实是很容忍的，因为绝大部分地下党都得这么玩，同时，很多高级干部和所谓特殊党员，都有作风问题。
当然了，我们今天知道，某些人是投机分子，甚至杨虎这种就是两面下注。
就当时而言，高敬亭确实在和桂系搞关系，绕过了王明周恩来和项英。
这也是曹杨投桂系的依据，结果因为第二次反共高潮而失败了。这当然是高敬亭不够有党性的错误，虽然他做的方向真是没有问题，但是当时这么操作确实应该严厉处置，可是否需要处死呢，显然不够合理。
所以，这些所谓堕落是不够真诚的。
同时这个勤务员的说法也是离奇，还能这么评价领导，也是比较有意思。
他的妈妈更厉害。
勤务兵的母亲听说杨克志的事情后，劝他：“你不要跟着他了，他一定会出事的！”
真是神奇的勤务员家庭。
他的勤务兵实在看不下去，就劝说他要牢记军中纪律，谁知杨克志根本不听劝告，还用鞭子打了他，勤务兵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肯定没前途，于是他找准时机偷偷跑到山里躲了起来，确定附近的大部队走了以后才跑回了家里。
1939年2月20日，有人举报杨克志和曹玉福两人在周家老圩攻打敌人的过程中，有贪污缴获财物的行为。
高敬亭听后很是生气，他立马将身处前线的杨克志和曹玉福两人调回来，开会批评了两人，做出了撤销两人职务的决定，不过因为戴季英的求情，两人被撤销职务的处分没有被执行。
会后，高敬亭又命令两人再回前线，可是做贼心虚的两人，在1939年5月20日带着两个警卫班逃到了第五战区新桂系部队。
我记得是军队要采取措施了，他俩才跑的。
这个处罚，应该是戴季英采取了缓和策略，高敬亭的确是不够真心，因为他当时直到被处死前三天还不相信项英会处死他。
否则高敬亭的确有可能哗变的，他有这个蟒劲。
然后是戴季英的经历，感到危险，逃跑，和叶挺等几个人来到高敬亭驻地，抓了高敬亭，高敬亭全力配合抓捕等待斗争，极其不吻合，起码，自己逃跑还是不为难的吧，一共没来几个人，这些人对当地远不如高敬亭熟悉，虽然说曹杨跑了，但是高敬亭还是这个队伍的真正领导啊，也极其有威望。
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桂系从此在大别山驻扎下来了，刘邓大军来，就是红四来，也没好使，这个错误很大！！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高敬亭终于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指示精神，主动通知国民党鄂豫皖“剿共”总司令卫立煌，要他马上停止对红军进攻，立即派代来进行谈判。７月２８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亲自出面在岳西县九河镇与卫立煌的参谋长刘纲夫进行谈判。在谈判桌上，他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同时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使谈判获得了圆满成功。
１９３８年春，高敬亭来到武汉，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工作，周恩来接见了他。高敬亭详细汇报了红二十八军的组建、发展和鄂豫皖边区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周恩来听完高敬亭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各路红军长征，你们功绩很大！你们能够在敌后保存这样一支红军部队，这是了不起的！”停了一停，周恩来又说：“红二十八军将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中央考虑由你出任司令员，你看如何？”高敬亭听罢，十分激动，拍着胸脯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１９３８年９月，高敬亭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到达皖中。国民党政府准备放弃武汉，但在表面上还装做抗日的样子，白崇禧令四支队正面阻击西进的日军。高敬亭接到命令后，心中暗自好笑。他清楚白崇禧企图把四支队当成挡箭牌，进而借日寇的屠刀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决定坚持实施中共中央关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和“扬我之长，避敌锋芒”的游击战争方针，转正面阻击为侧面游击。９月中旬的一天，高敬亭决定歼灭棋盘岭之敌，配合正面战场，狠狠打击日寇。
１９３９年１月，新四军总部电令四支队开赴皖东至江苏部分地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高敬亭此时发现国民党第五路军（桂系）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开进红军坚持十年斗争的根据地，像一把尖刀刺在他的心中。于是，他立即致电新四军总部，要求返回大别山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没有率部东进。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对高敬亭的做法极为不满，指责高敬亭“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要求他“改正错误”，迅速率部东进。然而，高敬亭对项英的指责未予理睬，拒不东进。
６月２４日，项英借批评高敬亭的错误之际，给他扣上种种罪名，在安徽青龙场将他杀害了。
董必武来后向高敬亭和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全体成员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到会同志包括高敬亭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对叛逃的张国焘，高敬亭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是坚定的。张国焘历史上领导过鄂豫皖苏区，难道说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会随着这个叛徒叛党？
高敬亭和广西军有联系，不能算错。广西军即当时的第五战区和安徽省政府的领导机构，高敬亭作为属下当然和它有联系。但和它不可能关系很密切。高敬亭和他领导下的四支队是大别山人民的子弟兵，他们和鄂豫皖人民血肉相连，在大别山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如今广西军统治这块地区，他朝思暮想的是要把四支队赶走。现在他利用新四军和四支队的内部矛盾，正好借刀杀人，达到自己独占大别山的目的。高敬亭又怎么会和他们勾结呢？
有许多战友揭发他的错误如“肃反”和生活作风的问题。红二十八军不少干部战士在内心敬佩高敬亭，但却不满他残酷地“肃反”。在“反高”斗争中，高敬亭除了承认过去“肃反”有扩大化倾向和作风上的错误外，对其他问题始终不服。高敬亭被扣，丧失了指挥部队的权力，也就丢失了他的独立的品格。就像一个击剑手，不能自由地挥手，辗转腾挪，他能跟波诡云谲的命运抗争吗？任人陈词，一顶顶帽子往他的头上扣来……
开始，高敬亭的脸色激动得燃烧起来，他辩白的态度也愈来愈愤激，后来，干脆不说了。
在这变化无常的世界里，本来是生死同命的战友，由于观点的不同，瞬间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把那患难与共和肝胆相照的岁月，抛到九霄云外。红二十八军及四支队的老战士以后慨叹：这期间既经历了你死我活的对敌斗争，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革命队伍内部的生死斗争，既在“外斗”中结识了生死与共的战友，也由于“内斗”而对“同志关系”有着难以言状的特殊理解。崇高的革命队伍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其中有让人失态的迷狂，叫人切齿的卑鄙，使人扼腕的怯懦，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冒险犯颜直谏的脊梁和风骨。
面对组织者的声势和同志们的误解，高敬亭百感交集，仰天长叹……
批斗会在青龙厂褚家圩子后面的树林里进行了三天。跟随叶挺过江的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写了一篇文章《第三天》，后来刊登在江南新四军政治部编印的报纸《抗敌报》上。我们按照这篇文章的叙述来看看高敬亭生命倒计时的最后一天。
6月23日，这是公审高敬亭的第三天了。“记得那是一个酷暑天的清晨，太阳尚未射出平地，只是朝霞半天，光辉夺目。一群群的乌鸦喳喳沙沙地叫着，从一个村庄前后的大树林里向田野乱飞觅食。许多武装同志从四面八方向着这个庄后大栗树林内集中，大约不到半小时的工夫就踊跃地来了七八百人，这些人的职务和阶级都是不同的。其中有高级首长、战斗员和马夫、伙夫、印刷工友、机械工友及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形形色色，男男女女各式各样的人物，大家都觅好了地位，一个个席地而坐，默不作声，只是仰着头注视着首长们的住所。这是完全不同于我们每次开会前，各单位总是相互竞赛唱歌，声入云霄，唱完一个又一个，会场中充满着活泼英勇的空气，充满着澜沧盈耳的歌声，不到主席宣布开会前不会静肃下来的这个作风的。”
“这时，忽然掌声如雷，大家看到叶军长、邓副主任、张参谋长及其他几位首长，一同在村庄门口的拱桥上出现了，勇猛的叶军长面带着愉快的笑容，很悠闲地走着，邓副主任则有左顾右盼若无其事的态度，张指挥跟在后面低着头好像是在深思熟虑什么事情似的。他们就这样地在鼓掌声中走入会场。”
高敬亭被两个看押人员推搡着，从褚家圩子最后一进，穿过前后五进褚家大屋的通廊，出了朝西向的大门，一种决绝悲壮的激愤之情犹如泉涌。
跨过门口吊桥，沿着护圩的壕沟边的路往右拐，在这段路往东拐的左边有口大水塘，塘水清且亮，高敬亭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这位坚持大别山的游击英雄，一个叱咤风云的高级指挥员，会受到如此的屈辱，在拐弯时便纵身跳入大水塘中。叶挺警卫班几个卫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从水中打捞起来。沟旁有一株老榆树，高敬亭又用头颅撞树，也未成功。他是宁愿溺死、撞死，也不愿不明不白地屈死。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抗议自己所受的冤屈。
警卫人员将高敬亭捞起来换了衣服，再押上会场，他坐在一把竹靠椅上，继续接受批斗。
邓子恢主席宣布正式开会了，并要求大家今天还可继续发表意见，会议的气氛已不容高敬亭辩解，有个枪械厂工人鲁师傅还上去动手打了他几耳光，因为他在“肃反”时挨过整。高敬亭就骂他是“流氓”。高敬亭过去喜欢用忠诚鲁钝的人替他审讯和行刑，这次审讯他的人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高敬亭从这位粗暴的拳打者的眼里，看到了沸腾着的灼烫之火和饮血夺命的鲁莽劲！鲁师傅继续说：“记得我有次病了又挨你的打，还罚抬轿子三天。我痛得难受，病得难受，实在是走不动了，你又叫人打我，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可恶极了。”
批斗会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午后二时继续开会。下午的主席团是由邓子恢、张云逸、罗炳辉、戴季英、郭述申和几个士兵组成的。举手要求发言的又如春笋一般，于是这一个情词恳切地发表一篇伟论，那一个慷慨激昂地说出许多新的证据。会场中掌声与吼声并响，热情与正气交流，只觉得整个会场都为热烈团结的气氛所笼罩。这样滔滔不绝的议论，所费时间已超过主席所允许的两倍多了，于是邓子恢主席宣布讨论结束。请叶挺军长讲话。
叶军长即席以诚恳的态度，纯挚的词句发表这样简单的一段话：“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中央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即就军部讲，也对你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当我来的时候，我和项英、国平两同志商量关于你的问题，顶好以尽到教育责任，把你挽救过来。大家对你都抱着坦白成全的态度。我会对你郑重警告，你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保持你过去光荣的历史，服从中共中央，服从军部革命的道路。一条路与这相反的。谁也不愿意你这样自陷绝境的。可是你竟至死不悟，余亦爱莫能助，只好遵守我的职责，昨日已请示委员长按照军纪国法给你应有的处罚。”“这段话完毕时，掌声震耳历时数分钟不绝。”
“短小精干目光灼灼”的张云逸也大声做了发言，“立时会场激昂慷慨的空气紧张万倍了”。张云逸是好人，大家都叫他“张善人”，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恐怕也不全是他的主意，也不是他能主宰得了的。（？？？）
“继之，邓副主任做总结，共指出……高敬亭七大罪状”最后宣布中共中央和军部来电开除高敬亭的党籍和军籍。邓副主任以谨严诚挚的态度，接受三日来全体同志对高敬亭批评的意见，并把中央及军首长对高敬亭处置的指示容纳一起，做了一个历时三小时的热烈正确的结论。”
“这时已是西山日落，黄昏已久，乌鸦归林的时候。只是树林下点燃雪亮的汽灯，白光与绿叶相映，人们觉得有些美丽悦目。乌鸦吓得绕林高飞，喳喳叫喊不敢近巢。恰当我们开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忽接到蒋委员长电令枪毙高敬亭，以正国法，以肃军纪的命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早就对第四支队不满，多次向第五战区和新四军军部诬告第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现在廖磊当即将新四军军部的电报报告给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五战区又上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在重庆的白崇禧又转报蒋介石。可以想象，蒋介石接到这样一个可借以消灭宿敌劲敌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是大喜过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视高敬亭为眼中钉、肉中刺，曾悬赏重金要高敬亭首级而不可得，如今有人请处以枪刑，求之不得，焉有不照准之理，当即复电同意。
白崇禧回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那是国共合作时期，新四军也是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由于具体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人，来自各个方面，背景比较复杂，想法估计也比较难以揣测，在中共中央电示尚未到达时，在青龙厂，以项英、叶挺名义签署的死刑判决布告已贴出去了。
对待共产党的大将，军部积极执行了蒋介石的军令，在青龙厂组织批高的负责人自然有了执行的理由。如果以国民党将领和蒋介石的意见为准，那共产党方面将领岂不是被杀光了？
新四军四支队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理应听从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复电指示：“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可惜的是这个电报来迟了，距离高敬亭将军被杀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不知道是否属实）
对自己将要被执行死刑，高敬亭是知道的。凡是一个人遇到重大打击所应产生的强烈反应他都没有。没有捶胸顿足宣泄内心的愤怒，没有歇斯底里的颓然倾倒的情态。
高敬亭性格内向，有着超常的坚韧，即使在迅雷般的打击下，也能竭力自持。
窗外，农历五月十五的月亮高悬空中，夏风刮过，枝条摇曳。在高敬亭的眼前却是一片黑暗，点着灯，可是他有一会儿却仿佛什么也看不见了，耳畔轰响着下午批判会上开除他党籍军籍的决定，还有死刑判决，回响着一些战友大声批判他的声音……
这种文字真差劲，说又不好好说，搞得乱七八糟的情绪扯淡，简直令人作呕。
没有高敬亭的遵守命令就根本没有青龙厂批判。这是一个大将级别和能力的高级指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