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你抛美债，我抛中债！外资纷纷减持中国债，大量资金流向美国。 -- hwd99
1979的分配问题是国有资产积累和群众消费之间的矛盾；2023的分配问题还是这个吗？
2023的分配问题是人类历史上的常规题目。以tg打起的旗帜、纸面上的宗旨而言，按理说，tg不说能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应该比别人回答的好一点。但现实中它的答卷，是用几十年走过了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路程。
分配比生产重要，是基于生产达到相当程度的前提下。而这个前提，我们现在基本达到了，生产力已经比较发达了。你要是觉得还不够，那对不起，你不解决生产关系——也就是通俗而言的”分配“——的问题，那这个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到此为止了。
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难道不知道如果每亩地能多打几百斤粮食是好事吗？他们当然知道。但是架不住奴隶们的思想落后，不明白”生产力才是根本“的道理，他们不但不肯再多出力，还老想着破坏生产工具。
封建社会里，地主们难道不知道如果每亩地能多打几百斤粮食是好事吗？他们当然知道。但是架不住佃农们的思想落后，不明白”生产力才是根本“的道理，他们不肯全心全意去种粮食，却老想着造反。
近代的官僚和资本家不知道”生产力才是根本“吗？为了不回答（内部）分配这个问题，同时还能维持生产-消费的循环，就不得不去争夺外部市场（比如殖民地），为此可是连世界大战都打了两次——如果不是核弹的出现，肯定不止两次。
现在外部市场摇摇欲坠风险极高；内部还不想回答分配问题，那你打算怎么维持生产-消费的循环？你的市场在哪儿？你准备怎么发展你的生产力？
年轻人们穷的连孩子都不想生了，大家就等着你发展的生产力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个样子了。
1979的分配制度让所有人都不满意，这其实恰恰说明了它是基本公平的。当然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分配制度下，所有资源都在生产消费循环之内，没有外溢没有被搁置起来。甭管你满意不满意，它能循环起来，而且生产力是在循环中发展的。
2023的分配制度，先富们自然是满意的，但他们满意没用，他们的满意维持不了生产消费循环，不但维持不了，他们还想办法往外跑。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你这个系统的运行逻辑让人心里没底。哪怕你明着说我要走帝国主义路线，要打仗，要搞压迫，为了事后能分一杯羹也会有大批人跑来给你当炮灰；可现在纸面上的这个逻辑吧，就是像审度老先生这样的文章，都是些”吃饱了不饿“之类的道理，就是不说打算怎么去”吃饱“。
回说【医改】，数字化是“术”，运用数字化解决【医疗知识垄断性】的监管，是“法”。DRG等支付方式改革（这是一系列的改革，以DRG为核心，周围配套其他如集采，薪酬改革，职称改革等等。数字化体现无处不在，DRG本身就是医疗数字化的简单形态；集采涉及医药从生产到流通的全领域数字化监管；薪酬、职称改革是对医疗数字化的应用），其本身就是要改变【医疗运行的底层逻辑】。
相对于之前医疗运行的主要驱动 【以药养医】 来说，这种改变是深刻的，是合理的。
这是【医改三步走】中的其中一步。这一步走踏实了，【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让医生回归看病，让药品回归治病】才从利益上厘清了关系。
所以我的理解：不相信、或者说谨慎怀疑未来方向，更多源于【不了解】。不清楚现在是怎样一个糜烂情况，不明白如今改革的具体进展，未来是怎样一种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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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上，现在说【习的评价已经完结了】为时过早。看他的施政铺垫，整军--整党--扶贫--大规模启动数字化基建（基于施政的）--一带一路从蓝图走向现实。国内【二次分配】改革刚起步，对外无论是中美整体竞争、【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迈向深远外太空，都在稳步推进，其未来成就尚未可知。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很多河友批评他的“志大才疏”。
既往很多施政，往往是先各种政策吹风，出个“征求意见稿”；充分吸收来自社会的反馈后，再出正式稿施行。这样做好不好，当然好，政策推行前得到了充分讨论、理解，最终政策与社会上的普遍预期相符。
但这样做的问题也是明显的：特别是在矛盾特别激烈的领域，这些领域，往往社会发声已经被利益集团所垄断，普通人根本发不出声音、或者普通人认知有着巨大缺陷（根本搞不清楚怎么样对自己是最有益的状态。普通人根本没有时间、精力乃至于专业知识去深入理解某个具体领域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实施方案，根本就是为利益集团定制的，他们单方面叫好的政策。其结果往往一地鸡毛。譬如所谓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P2P金融创新】，回过头来再看这些，大家什么感受。
所以诸如【一刀切教培】，到现在还有人心心念念认为太激进了，没有缓冲。我就觉得做得恰到好处。这算是今上一大特点：对大多数普通人有益，开干就完事了，至于利益集团，我怎么可能给你缓冲时间，让你尽可能的忽悠更多的普通人来影响我的大政方针。拖多一会只会更糟。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总结一句话就是：河里太多批评家，针砭时弊头头是道，对自己不懂的领域横加议论。现实中自己连一个小团队都没有带过，如何就敢妄言国事，这不就像那个给任正非上万言书的北大毕业生么，任老批示的很对：
此人如果有精神病，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没病，建议辞退。
审大看这些问题，得先分清楚【不同时期】与【不同阶段】，矛盾的主次问题。
站在1980年那道坎，生产问题更突出（特别是消费品生产）；但站在当下的时间点，明显【分配问题】更突出，乃至于现在的主要社会问题，更多是分配所导致的（从政治上来说，绝对贫困已经不存在了）。
诸如大家都在讨论的【房子】。
中国高峰时期，每年生产（建造）的住宅面积达18亿平，这个生产量足够每年4500万人按人均40平来居住，可满足每年1700万户家庭（按户均2.62人）。这么大的生产水平，怎么就把房子搞成了当下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答案就是分配问题。
房子只是一个典型。现在但凡提及【供给侧改革】的，往往都是已经严重【生产过剩】 --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那是个相对概念，因为【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关系。
所以啊，当前阶段，提【共同富裕】，不过是为【分配问题】打掩护，或者说共同富裕是道，而解决【分配问题】是法。
上次说你没在内地经历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 你偏要让指出逻辑错误，那就来讲逻辑。
分配制度与社会制度有关系是常识啊，你个政治小白，你要是在内地读书别说高考了中学都不毕业。你一再追问没人与你讲清分配，资本论是百年前的书，去补下课吧，补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讲普通话的容易被东北人拐带成东北口音，在内地毕业后出国的 那怕又在外学了经济理论 也会在与国人讨论时被拐带上唯物辩证思维，逻辑烙印没办法。
可你，带不动啊。你与我逻辑的区别在哪儿呢？常识啊。比如东北睡觉用炕 南方人睡觉用床，“热热闹闹围坐在炕上吃年夜饭 ”这话没毛病，“热热闹闹围坐在床上吃年夜饭” 这话就离谱。
盼着一睡醒来佣人就把早餐摆在了床上，哈 是多幸福？在国人习俗里床上吃喝的不是病人就是懒人，即使在乡村 日睡三杆不洗漱就吃饭也被喝斥又馋又懒败家子、没教养不讲卫生。
根本没有大家欢庆，如果不是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威胁，审查的威胁，呵呵，就没有欢天喜地大放开。
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4次开会，讨论安徽的问题。其时，粉碎“四人帮”已经8个月，中国各地到处都掀起了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揭批查运动。而在安徽，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却以“安徽特殊论”为由，始终对此没有动作。安徽全省一潭死水，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干部群众怨声载道。
中央不得不下决心撤换干部，以此强行推进安徽问题的解决。
这一天，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到邓小平家中向他辞行，万里此前刚刚被中央调往湖北，任二把手——无疑这是降格使用。小平对万里说，你先别忙着去，再等等。
此时，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正是在这个会上，邓小平官复原职，但他对政坛的影响在会前就已经显现出来。小平显然已经想好了万里的去处，他不止一次说过，万里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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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能勉强维持温饱，67%的队年人均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了25%。
凤阳是全国有名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从1956年到1978年的23年中,全县共向国家交售粮食9.6亿斤，而国家返销给凤阳的粮食达13.4亿斤。23年中，国家给凤阳拨发救济粮食4.1亿斤，救济款2838万元。而每到青黄不接时，大批的凤阳农民身带介绍信，怀揣户口本，下江南，上河北(淮河以北)，“身背花鼓走四方”，几乎讨遍了大半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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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作为万里农村改革重要助手的吴象说：“正是安徽农村极度贫困的现状，让万里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
万里回到合肥，派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再去作专题调查，商讨对策。几番调查和研究之后，搞出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正式“草案”。这是1977年的冬天。
安徽“省委六条”出台，迅速在省内各地推行，效果颇为显著，农村冬麦的播种率大大高过以往。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长篇通讯《一个省委决定的诞生》，还配发了编者按。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途中，郑重地向当时四川省委负责人推荐了安徽的“省委六条”。
而在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看到报纸后，非常生气地说，这六条，条条都是冲着大寨来的！
很快，春节就要到了，陈永贵返回昔阳县，组织大寨联合报道组对安徽的“省委六条”开始了强力反击。
时值1978年早春，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年份，北京、安徽、山西，这个中国版图上的三角点，围绕着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开始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政治大角逐。但是，发人深思的是，最离经叛道的、势力最为弱小的一方，却渐渐占据了上风，并且由此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变革。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接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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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2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个月，中国百废待兴，华国锋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再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距上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只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可见，在那个时候，从毛泽东到华国锋，大寨这个典型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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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97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会议形成一个汇报提纲，即《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党中央随即以1977年49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汇报提纲。
座谈会将已经严重偏左的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又一次推向了极端。如此这般，农民本来就被割短的“资本主义尾巴”将一点不留，农民本来就缺少的自主权将荡然无存。许多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各省干部回忆起十几年前的那场大饥荒，无不心有余悸，浑身发冷。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1977年11月15日~21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万里等人力排众议，最终以省委决定的方式出台了“省委六条”。
“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农活的不一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不急于搞“过渡”；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万里在会上说：“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主要靠政策，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
此前无人敢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生产”。
很显然，安徽“省委六条”与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安徽“省委六条”，彻底否定了“穷过渡”的发展方向。
这是一出对台戏。
万里深知，“六条”在这个时候出台，犯了大忌，也犯了天条。但这个出身于孔孟之乡、深谙圣贤之道的秀才心里有底。他说：“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吧？”
1978年1月4日~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拒绝了。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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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周惠(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几个省委第一书记联名向中央提出，文件中不应该再写上“不许包产到户”，至少应该允许部分贫困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但这个意见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吉林省委书记张根生回忆说，当时，多数省委书记和中央领导人如华国锋、王任重、杨易辰等，仍是同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同意包产到户。
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交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准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
这已经让某些省的书记们暗暗称快了。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一回去就说：“从总体上讲，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已经扫除。”
会议在12月23日结束。很快，万里返回了安徽。在省委会上，万里传达三中全会精神。针对中央文件上的“不许”和“不准”，吴象回忆说，“这时候万里很强硬，他说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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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王任重任农委主任，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任副主任。这一年，杜润生已经66岁。从1962年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毛泽东撤销之后，这位原秘书长也因为邓子恢的挨整一直被晾在一边。毛泽东当年的语气很不客气：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过一件好事”。
临上任之前，不少老同志劝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千万不要再搞包产到户了。
但是这个“蛰伏”了17年的老人早已有了自己的目标。很多年后，年逾90岁的杜润生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感慨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境：“包产到户，1979年初得到安徽、贵州等地大量事实的正面印证，使我将家庭经营引入合作制的信念更加坚定起来。”他坚信：“农民的要求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历史终归会向合理的方向发展。”
3月1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由杜润生主持，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和全椒县委书记王杰代表安徽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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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周曰礼发言。他谈了整整一天，说的都是这半年来安徽搞包产到户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回忆起1979年在北京召开的这个会议，周曰礼至今都心潮难平：
搞包产到户的好处我讲了好几条，结果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对。湖南的农委主任拍着桌子差点儿和我打起来，争论得非常激烈。为向华国锋汇报，会议起草了一个会议纪要，纪要是由农业部的一个副部长起草的。对于他的稿子，会上就我一个人表示不同意。我认为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不能等同，包产到户仍然承认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承认按劳分配。就为这个意见，会上统一不起来。后来杜润生对我说，你把你的意见单独写一个稿子，作为纪要的一部分，你单独向华国锋汇报。25日(按杜润生的回忆应为20日——引者注)下午3点，汇报会开始，杜润生念完会议纪要后，我接上去念我的稿子。华国锋很奇怪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杜润生解释说，会议上意见统一不起来，请华主席最后来拍板。
杜润生的“两个会议纪要”安排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那天，华国锋没有对包产到户的对与错表态，他问了周曰礼很多问题。然后把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叫到一边说了些什么，王任重就走开了。后来周曰礼才知道，王任重是奉命给万里打电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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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委采取的紧急措施，消除了部分干部群众的担忧，但仍有一部分地县还是遵照报纸的要求，从“包”退回到不包、不联产，其中受损失最严重的是霍邱县，几乎有1／3的生产队又回到了大呼隆的体制下。这一年，霍邱的粮食产量比1978年减产约20%，而周边所有的地县均大幅增产。万里闻此消息异常愤怒，立刻提出要撤县委书记的职。（此处造假，安徽减产完全是因为包产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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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24日结束的七省三县座谈会最终作了妥协，经华国锋同意，在后来由十一届四中全会审定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写下了下面的文字：“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
杜润生说：“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允许在特殊地区实行包产到户，这就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
https://news.hbtv.com.cn/p/12094.html
几十年前看不懂这里的猫腻，今天还看不出来？是谁逼谁？是大包干逼迫拒绝分田派吗？
还是邓小平在逼迫华国锋？谁是优势势力？还万里冒险，要不要脸？
@胡辣汤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进两步退一步的螺旋状态中往前发展的。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前，农委的两位正副主任将讲话稿一同交李先念副总理审阅。两稿的分歧在于一个特别强调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一个提出要允许地方搞包产到户试验。李先念认为“王(任重)的讲话很好，内容、文字均好”。
杜润生无奈，只能找刚刚从四川省委调上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不就是赵紫阳吗）商量，怎么办？
杜回忆：这位副总理说，他在省里工作的时候，是搞包产到组，没有更多地支持包产到户，用扩大自留地的办法，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他认为，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让大家试，不宜堵死。先念、任重他们有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以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就把问题化解了。
会议一开始王任重发言，他讲了集体经济的几大优越性，并让大家讨论。
邓小平讲话了
1980年3月，万里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国务院任副总理。刚到北京，迎接他的是《农村工作通讯》上接连发表的两篇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对包产到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来头都不小，负面影响很大。
在那一时期，许多省的机关报上，也都刊发了对安徽各种责难的言论文章，一篇篇檄文充满了批判的色彩。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在与安徽省交界的一些省份，田间、高岗、路口挂满了抵制标语。有人还用高音喇叭不断向安徽这边广播称“坚决反对复辟倒退”。
这叫无人反对吗？今天杜润生等还沾沾自喜的炫耀自己克服了这些困难，你们分田派都不认啦？
1980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为中央即将召开的编制长期规划会，召集了杜润生等人开会。谈到粮食问题，杜发言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姚依林点头称是，遂到邓小平处汇报，胡耀邦、万里都在座。
邓小平听了姚依林转述的关于让贫困地区包产到户的建议，立刻表态：“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这是邓小平首次公开表态赞成包产到户。姚依林立刻就回到会上传达，但是叮嘱大家不登报、不上文件。
一个月后，邓小平的态度就更加明朗了。5月31日，他约见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很自然地就提到了安徽的凤阳和肥西，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过了几天，邓小平又和杜润生提起了这个话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
邓小平这几番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很快就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内部谈话稿的方式下发到一定范围征求各地意见。王郁昭拿到讲话后心头一振，邓小平明确赞扬了肥西，赞扬了凤阳，我们没有错！
有一个细节应该特别一提，今天，几乎所有的史书上都记载说，邓小平是在1980年夏天才对包产到户正式表态的。但是，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1979年7月，我父亲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了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万里心里有了底。”
如此说来，邓小平对安徽的局势、对万里的做法，在1979年夏天就已经给予了充分肯定。
还有一个细节也应该记录下来，也是在1979年的夏天，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找陈云谈安徽的农业，陈云说：“对安徽我举双手赞成。”
1980年6月，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在陕西米脂县孟家坪考察，发现了这里的专业承包的责任制很有意义。于是他给中央写信，提出包产到户，可以多色多样，目前全国不论什么地方，群众选择什么就算什么，不搞包产到户也可以不搞，但搞了的就不要再反对。他在信中写道：“为了不失时机地把今年农业生产抓好，我认为当前对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应当稳定下来为好，使大家把精力集中到生产上去，不要变来变去，错过时机。”
杜润生向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建议，将此信转发全党。胡耀邦采纳了这个建议。这表达了中央对包产到户政策进一步放宽的信息。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央文件开的口子慢慢变大，更由于地方官员们明里暗里的支持，除了安徽、四川之外，在贵州、内蒙古、山东、河南、广东的一些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实践。
在贵州，1979年底已经有10%的生产队自发实行了包产到户，省委遂派员去纠偏，结果，纠偏的队减了产，没有纠偏的队增了产。省委这才下决心，大范围搞包产到户。可依然有些省里的领导害怕超出了中央文件的规定。
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不客气地说：“既然中央派你在贵州做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出决定，要结合贵州实际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不然，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大十字街口摆张桌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
到1980年底，贵州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经接近80%。
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给中央写报告，请中央同意自治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没有得到批准。周惠就变通了一下，把“借地”改成借给农民“口粮田”。这是与安徽同步在内蒙古农村农民自发进行的变相包产到户，把集体的土地以口粮田的形式转包给农民耕种。
杜润生问李先念副总理：“中央对这种模式是不是可以认可？”
李先念考虑了好一会儿回答说：“如果是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但不要提包产到户。”
周惠，后来被胡耀邦称为“中国最先搞包产到户的三个省委书记之一”。
在广东的湛江、惠州等地，包产到户在1979年就出现了，到了1980年秋天，已经有10%的生产队分了地。省委派工作组下去纠偏，可越纠越多。省农委主任杜瑞芝很快意识到，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省委书记习仲勋亦表态坚决支持。偷着包就变成了明着包，到了年底，全省已经有40%的大田实行了包产到户。
但是，在北京，由于中央高层对包产到户赞成或反对的力量依然没有分出高下，更由于包产到户这个早已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并被牢牢戴上“资”姓帽子的东西，实在名声太坏，在当时农业部、水利部等重要农口管理机构或是中央级的重要媒体上，声讨、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远远盖过了拥护的声音。在省委书记一层，这种分歧则更加明显。
万里回忆说
1980年初我到中央工作，进了书记处，分工管农业，这个难题可大了……从整个农村工作来看，农民要求改革，有些地区行动比较快，但是，上层领导机关基本上还是推行农业学大寨的那一套，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对包产到户，抵触情绪很大。我分管农业，依靠原来这套机器来开展工作怎么行呢，还有不少省的领导思想也不通。
万里找到总书记胡耀邦，他对胡耀邦说：“中央决定中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这样不行啊！是不是先开一次省委书记会，大家通通思想？”
多年后，吴象深情地回忆起胡耀邦与万里的挚交。吴象说：他们都是豪爽真诚的人，胡耀邦原来见万里大大咧咧，心想这个山东硬汉一定是举重若轻，不会有什么难倒他的事，后来才了解还有这么一道“紧箍咒”。
胡耀邦完全赞成万里的提议，并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解决这个“违纪违法”的难题。
万里举目四望，他发现，他能找到的同盟者只有杜润生，他请杜润生来主持起草会议文件，并对文件作解释和说明。
万里对杜说：“一定要把原来中央决定中的‘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最好是‘支持包产到户’。”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
杜润生为会议亲自起草文件。草稿中写道：“要尽快建立农业生产的责任制，不论任何地方都要有责任制，责任制形式则要因地制宜，要遵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
草稿在农委会议上讨论，参加的有杨立功(时任农林部部长)、钱正英(时任水电部部长)、陈国栋(时任商业部部长)等。但是杜润生怎么也没想到，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的稿子，都反对“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提出：只能“划一个界限，贫困区可以，其他地区明确不准包产到户”。
会议记录交由万里审阅，万里慨叹，除了杜润生，整个国家农委都反对包产到户。
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杨易辰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他发言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
池必卿立刻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争论针锋相对。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进一步摆正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肯定原有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同时，强调增加投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文件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为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的肯定，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并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借鉴的模式。
2008年，当我们抚去历史尘埃，将目光再次聚焦到30年前那场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时，吃惊地发现，中国改革的发轫之初竟然如此艰险、辛酸和惊心动魄。令人欣慰的是，历史最终选择了他们的道路：正是这块土地上千百万农民，和一批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党员们（他们也配叫个党员？），冲破种种禁锢，一起“合谋”，才最终牵引了中国改革历史巨轮的艰难启程。 (王伟群）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万里的勇气？我呸，不就是邓大人的勇气吗？关万里什么事啊，有一毛钱关系吗？
杨易辰
1979年12月任黑龙江省委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3年2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3年4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6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
哈哈哈，不换思想就换人。
1979年，江渭清在庐山
江渭清是中共江苏省委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省委第一书记。
1981年，邓小平提出了“废除干部终身化”的号召，并且以身作则，自己先宣布了退休。这时已经71岁的江渭清，同时也提出了退休申请。
1982年8月，中央同意了江渭清的申请，江渭清从此离开了省委书记的工作岗位。
虽然从岗位上卸任，但是中央对江渭清的能力仍十分看重，任命他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享受正部级待遇。
哈哈哈。笑死我了。
我想说，安徽真能吹牛皮。
79年我没说，我说的是76年时的分配。因为总量不足，谁都不满意。并不是什么累积问题。79年把前三十年的累积分了，结果八十年代中就出事，这也反过来证明前27
年生产不足。
我们现在谈生产是根本还是分配是根本，你跟 @懒厨 兄一样耍太极，还利于讨论问题。事情再一个一个谈。你说
而这个前提，我们现在基本达到了
其实也就是同意生产才是根本，有生产才有分配。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算达成一致了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讨论你现在提出的问题，你看可好。你自问题是“改开”后的分配需要改变，是这样吧？我没理解错吧？
那么，很明确的十八大后分配已经在逐步进行改变。按你的想法从在改变，也就是说利益从资本那里慢慢夺回来。当然，人家资本很厉害的，比土共厉害多了，也不是土共说再就能要的，要斗争和反复的。非唯hdp，青山绿水，理直气壮的做大何强国企，金融去杠杆，最近的房地产爆雷，就是把利益从资本那里夺回来。给你送宝的
@chuchong 河友，目前做的事，就是在改革利益分配。“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又不是神仙，不能点石成金。就是神仙，点和成也也是需要时间，也会有邪魔外道破坏。
也许题外，我怀疑是题内：如果bxbird河友你自认站平民百姓，那你应该支持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不单看谁说了什么，更重要看他做了什么。
至于有人说习把中国经济搞坏，这个问题可以讨论。那些说中国经济怎么差，美欧经济怎么好的，骂他的都浪费力气。
首先主动上门找人打仗，这做法不符合我国的企业文化，其次，中国要找人打仗的话，就算是打联合国五常，也顶多只需要动员一个省，进入战时经济状态，不需要全国动员啊，即改变一个省的分配制度就可以了，其他人外甥打灯笼，照旧。
十四亿人进入战时状态是什么概念？
大家都对分配不满，那么分配制度应该怎么改？大家不妨提一个方案看看，别务虚，在我看来，倒查20年已经很过分(很给力)了啊，已经突破法治精神法制原则了，还能有更好更可行的分配方案吗？不按劳分配了吗？
我大概也跟几位海华河友类似，觉得油车(按劳分配）已经很完美了不需要进步了，也不知道该如何进步，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看都不愿意看一眼😅😅😅
直接创造使用价值（物质领域）的按劳分配，暂时没有改的必要。
但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通过大量占有生活要素，强制社会根据【占有生产要素】的多少进行的财富分配，那是必须要进行改革的了。
典型的就是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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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前阵子我们在思焱的群里讨论智能座舱。油车作为交通工具已经很完美了。那么智能座舱的核心需求是虚妄的么？还真不是。
中年男，难免会需要有一点点独处的时间，释放压力也好，逃避责任也罢。
智能座舱，一个可移动的私密空间，完美的满足了这个需求：
躺（真躺）在车上安静的听会歌，或者来杯咖啡打游戏，看看书，一个小的私密空间。又或者在车上睡个午觉，娃上培训课期间等他……所以【2021 年，理想 ONE 车主平均每周「呆在车内但不行驶」的时长，已经达到了 4.4 个小时】。
你说这种需求，油车可以满足不？NONONO，油车不行的，油车要发电就得开着发动机，你还不能久待有中毒的风险。
凭记忆说一下吧，他出了一瓶奔富的Max‘s Reserve，大家评价最好喝，最后他拿来压轴的法国酒，我不熟，忘了牌子了，大家都说是拿来垫底。
我出了两瓶澳洲的Jacob's Creek, Barossa Signature, 特点是酒区好，以及两瓶美国的，特点是用波本桶来酿，都是山姆店的便宜货，但是出奇地受到好评，可以排第二，第三。
还有朋友带阿根廷的马尔贝克，入口也挺顺的，回味啥的弱一点。
去东北大哥家，当然就是吃东北菜了，当晚的硬菜是他内蒙朋友寄过来的肚包肉，羊肚包着羊肉，他媳妇煮了一锅鸡汤，把肚包肉煮热之后一大锅上桌，边吃肉，边喝酒，最后来一碗汤，真是爽极了！
当然就是澳洲葡萄酒最好啰。
酒可以让他最好，半生牛肉国内的同志倒不至于没骨气到陪他吃。烟熏火燎的大肉是啥？英国培根还是湖南（四川，贵州广西等也行）腊肉？培根估计懒厨兄没那么无聊，腊肉倒是很好的，我怀疑他能不能弄到。
@懒厨 兄，请问花生米有吗？
大家都对分配不满，那么分配制度应该怎么改？大家不妨提一个方案看看，别务虚，
著名的懒厨之问就在这里：你们都搞得太复杂了
河里各种理论都是一套一套的，可惜一遇到具体问题就是无法落地，简单到一个奶茶店的收入分配都提不出一个方案，搞到我跟老审都没钱收。。。。
封建王朝里的经济体系，一样有供求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会在王权暴力之下有一定程度的扭曲而已。
此外话语权也要分不同的背景。
政治的话语权当然由暴力机构决定，古今都一样。但具体到某类产品，小的如水果，香烟，大的如房产，土地，在自由市场里面，话语权就是由供需关系决定了。
如果你觉得分配很容易，别务虚，请应用你所熟悉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帮我和老审设计一套分配制度：你们都搞得太复杂了
让大伙看看能不能接受呗。
难道你想暗示：全世界的资本家联合起来斗无产阶级？
别想多了，大G总跟王城是死对头，总想搞垮对方独占市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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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砸手里了一铺穷三代了，收割了包含江西周公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人，房子去掉金融属性不再等同于定期存款了，大家还想要怎么样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