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二） -- 区块碳链

越来越多的河友，围绕着中国革命这个主题，表达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希望大家能继续不啬赐教，为广大的河友提供高水平的精神食粮。

为了保证分享的质量，大家的跟帖我一般不会回复的，因为这样做会打乱我的分享思路，也容易让分享的内容碎片化。

如果大家能加入到中国革命的群落里，自然会更有利于我们之间的互动的。

加入的方法很简单：在西西河网站的左上角，点击视野/淘客；然后选择支流群落；向下翻动，找到中国革命并点击；进入后，点击加入。

不少河友提到了犹太人和共济会。

我本不想过多谈论这些容易引发阴谋论的概念，不过，谈论中国革命这个话题，实在是无法回避犹太人的，例如，早期来华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几乎是清一色的犹太人；甚至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等，都有可能是犹太人。

即使此时此刻，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犹太精英集团，共同领导着这个世界。

每年，往来于中国的犹太人，多了去了，例如，今年的基辛格、耶伦、克里和布林肯等。

布林肯就不说了。

基辛格，是新中国世界革命的忠实拥趸，怀着一颗五朝开济的老臣心，专注着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进步。

百岁高龄的他，特意跑到中国，告诉习近平一些悄悄话。习近平按照中国传统的习俗，庆贺他的百岁寿诞，这在中共历史上可是头一回的。礼尚往来源于基辛格的贡献，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探根寻源，常回家看看，也挺好的。毕竟，日新月异的中国，肯定有助于益寿延年的。

基辛格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华，而耶伦和克里，却是来汇报工作的。

汇报工作？

这是真的。

耶伦，现在的身份是美国财长，她还有一个身份，美联储的前主席。鲍威尔不宜来华，耶伦就代劳了。

现在，美联储，已经变成了中美联储。美联储正在通过利率大法，收拢美元，为人民币的上位创造条件。

人民币，如果能顺利上位，能成为新的全球基础货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民币有一个美元所没有的优势：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不可自由兑换，才有利于全球新秩序的建立。

基于这样的背景和目的，耶伦的访华，不是汇报工作，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中国是新清洁能源革命全球的领导者，而克里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特使，全球气候治理的方案，就是推广清洁能源。肩负气候使命的克里，来见习近平这个新清洁能源的总领导，不是汇报工作，又是什么？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已经代替了美国，行掌门事。到中国来汇报工作或述职，以后，那是家常便饭的事了。

共济会，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秘。共济会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的描述，也是不准确的。

正是因为不懂全球重大变革的操作手法，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存在阴谋论的说法。借着谈论中国革命，我将进行一些的解剖，让大家了解中国革命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特殊操作。

有了实际的案例，我们就可以在批判的基础上，给予共济会以客观的评价。

不进行实体解剖，不还原真实历史，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人民当家做主，就永远无法落实到实处。让背后的上帝们，暴露在阳光下，让他们逐步退休，和普通人一样，颐养天年，这，更人道。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也应该主宰自己所创造的历史，这，一点都不过分。

河友@网海的回帖挺有意思的，摘录如下。

我喜欢这一句：任何成长和成蛹化蝶的过程都是痛苦的。

我感觉不宜使用形而上学这个词，如果改成：不能把主席成长的过程唯心化了，这样表达可能更恰当。

什么是唯心化了？

就是把主席看成天生的领袖，然后按照这种思维来审视主席的生平，这种的观点，显然是错误和有害的。

为什么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说法呢？

形而上学的本意，是要从现象中剥离出道这个本质。

形而上学，更多的时候，却变成了模仿。

孔子所崇尚和推广的礼制，就是模仿圣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通过长时间的仿效，以求最终达到问道的境界。

不但孔子是形而上学的践行者，所有的宗教，也是如此。

近三千年，唯有毛泽东，摆脱了孔子模式的束缚，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指导，以唯物斗争唯心的方式来问道的新模式。这，也是习近平倡导的第二次结合的本质。

把主席的成长期，局限在1922年到1926年，貌似不妥，把这个时间段延伸至遵义会议，甚至说是党的七大，乃至文化大革命，或许更科学更合理，因为主席的一生就是探知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和孜孜不倦的一生。

@履虎河友认为绕一个大圈子，来全面地把问题说清楚，貌似没有必要，还不如活在当下，不要问为什么，一直跟着走就是了。

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当年，小平提到他革命的前半程时，就总结了：跟着走。

中共的领导人，按照理论水平排座次，主席和习近平的水平最高。习近平的理论素养要高于总理和少奇的。

所以，邓小平的跟着走，一声不吭的跟着走，不适合于习近平，不适合于习近平的时代。

习近平如此重视大外宣，原因之一，就是破除中国革命长期被污名化的尴尬。

要把中国革命的问题说清楚，就需要从根儿上找原因，从这角度看，我绕的这个圈子，还是有必要的。

最有趣的留言是河友@渔人出海的，给了不少鼓励，同时建议，少一些短句式的段落。

很多短句子的段落，往往是一种问答的形式，如果把这些句子放在一个段落里，就失去了那种意境的。

当然了，我会尽量做出改进，这个没有难度的。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总理是在德国接受了特别的培训，而不是在法国。

@真离河友认为总理应该是在苏联接受的培训，我没有发现能验证@真离河友结论的资料。如果谁能提供相关的线索，请不啬赐教。

总理刚到法国的时候，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提升，主要靠学习由蔡和森及张若茗等翻译的资料。

按理说，苏联当时是全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有条件，能到苏联继续深造，甚至亲眼看看列宁，这都是自然而然的想法。

但是，从公开的资料来看，旅欧期间，总理并没有去过苏联。

不过，总理却安排和护送过很多战友，经由德国，到苏联去学习。

这是不是很奇怪？

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几乎都去过苏联。

这里面的道理非常简单，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家，如果不到苏联去接受最新的理论指导，统一一下思想，怎么能在随后的工作中，实现革命工作的协调统一？

这就好比，我们党要培养一个高级干部，这个人就必须先到中央党校去学习，是一个道理的。

例如，1920年，维经斯基来华，早期中共的代表人物，他都进行了当面接触。

有了这样的面试，是不是就行了，大家就合格了？

那怎么能行。

随后，这些人，又陆陆续续去过苏联。陈独秀是利用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机会，在1922年去过苏联。李大钊则参加了1924年在苏联举行的共产国际的五大。张申府则是在1923年，去过苏联的。

瞿秋白、少奇、朱德和小平等，都有过苏联学习的经历。旅欧少共的成员，也基本都到苏联学习过。

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期间，由于组织政治活动，1921年，被遣送回国，直到1925年，他才去苏联学习。

在这里，得插空说说蔡和森的故事。

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年轻人当中，最传奇的一位，应该是主席的好友蔡和森。

应该说，在旅法的青年当中，他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旅法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他开创的。也就是说，旅法青年们的共产主义导师，是蔡和森，而不是张申府，也不是总理。

蔡和森是湘江三友中最早去北大的，赴法之前，他参加了李石曾组织的语言培训班，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查字典，看革命理论了。

他到法国，比总理早了近一年。

到了法国，他更痴迷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到了不洗脸，不理发和不换衣服的地步，彻底入魔了，以至于被其他学子当成了一个怪物。

蔡和森的心里只有一件事：对真理的追求。不过，他的背后，有向警予在支持着他。只有向警予才真正懂得蔡和森在干什么，在追求什么。非常可惜，这对革命夫妇，牺牲的那么早，那么早。

起初，大家都不理解蔡和森，慢慢地，感受到了法国的剥削和不平等，才发现这个怪物正在搞的，正是大家所需要的。逐渐的，追求进步的年轻人，开始团结在他的周围。

蔡和森的理论水平提高的很快，以至于主席对他的见解都赞叹不已：

没有蔡和森最初打下的基础，要想在赴法学子中成立党组织，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

张申府到了法国之后，总理正好在英国，理论上，反正是过来发展党组织，当时的情况，完全可以先吸纳蔡和森的，因为，和总理相比，蔡和森是一个更合格的候选人。

可是，张申府，只等总理一个人。

在中国革命的早期，没有到过苏联的，而成为高级领导人的，好像只有主席和总理。

主席是没有条件去，总理是有条件却没有去。

那么，会不会是苏联专门派专家到德国，培训过总理？

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所有人都能去苏联学习，为什么总理就一定不能去苏联学习？

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对于总理的培养，是有一套专门的预案的，苏联和第三共产国际，对此是不知情的。

总理第一次去苏联，那是1928年的事儿，是去苏联参加中共的六大。

1928年的总理，必须要去苏联了，毕竟，莫斯科那时候超级奇怪：怎么冒出这么一个人来？这个人为什么曾游离于共产国际的培养体系之外？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于是，中共的六大，在苏联召开了。

这时候的总理，已经有相当的根基了，不过，斯大林随后的组合拳还是非常凌厉的，幸运地是，是长征，挽救了总理，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六大之前，总理是如何发展和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抓枪杆子。

枪杆子里出政权，不是主席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光辉论断吗？

如果大家由此就推断出，中共内部，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始于毛泽东，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但是，长期以来，对此的舆论导向，是一边倒的。

其实，在中共内部，第一个抓枪杆子的，是咱们的总理。

那么，后来，为什么只强调主席在这面的论断，而避而不谈总理的巨大贡献？

谈总理在这方面的经历，就必然会深究中共早期历史的很多细节。如此，会把中共早期的问题全部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试想，在文革中，如果大家知道，总理作为军事方面的负责人，早期专门系统地修理过被认为是地方小山头的主席，会有什么后果？革命群众一定会做出各种不理智的举动的。

更进一步，总理背后的那个教育委员会，他们也会暴露在阳光之下的，这才是最大的忌讳的。文革中，有人说江青利用混乱，收集和销毁了很多不利她的证据。其实，江青才有多少秘密？对于隐形的教育委员会而言，才更有理由，需要更大的混乱，来清理该群体更多的秘密。

旅欧时的总理，其思想境界，应该还没有上升到要抓枪杆子的高度。

但是，总理背后的那个教育委员会，是专业且老到的。

他们要通过动用各种资源，把总理送到恰当的位置上去。

当然了，这些背后的动作，总理是不知情的。

张申府已经在法国，恭候总理多时了。

从1921年，第一次在法国见过总理的张申府，随后一直贴身地对总理进行精心的培养，甚至拒绝回国参加党的一大，也没有参加共产国际的四大，更是隐于幕后，把前台留给了总理。

理论上讲，张申府从失去里昂中法大学的工作时开始，他就应该回中国的。但是，他却在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陪着总理去了德国。1923年，为了总理的未来，他不得不暂时离开总理，要顺道从苏联回国了。1922年，共产国际的四大不露面，转过年，却有闲情逸致，在苏联转道，要知道，他可是坐着船来欧洲的。

张申府去苏联，哪里是什么顺道！

他要在莫斯科巧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将要访苏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团长：蒋介石。

由于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都很差，所以，张申府只能提前到莫斯科去守株待兔的。

如果他仅仅是借道回国，还至于在莫斯科停留几个月吗？

张申府如何知道办军校的事情？

1921年，越飞和中山先生在桂林，就专门谈过此事。现在，不过是把曾经的设想变成现实罢了。

蒋介石当时作为中山先生的全权代表，来苏联访问，落实双方曾经的约定：建立新型的军队，建立一所新型的军校。

精通英语和德语的张申府，和蒋介石不期而遇了。

蒋介石很清楚，外交活动中，哪里有什么巧遇？他必须重视张申府这个人。

始于1923年的国共合作，头一件大事，就是帮助国民党建立新型的武装力量。而开办一所军事学校，培养所需的军事人才，就是重中之重了。

共产国际要帮助国民党建立新式的军官学校，怎么可能没有共产国际一方的常驻代表呢？

张申府既有外语的优势，又是中共的元老，吸纳一个这样的共产党人到黄埔军校，对于渴望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方而言，再合适不过了。

只要苏联能给援助，国民党一方，拿出几个重要位置的副职，算得了什么？

张申府的意图，就是要在未来的军校内，谋到一个高级的位置。然后，在恰当的时候，把相关的位置，过继给随后跟进的总理。

对于这一点，莫斯科显然是不知情的；蒋介石和中山先生，也被蒙在鼓里。

黄埔军校是在1924年的6月24日成立的。

黄埔军校还在筹备的时候，张申府就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了。

黄埔军校的筹备和建设，非常艰苦，未来的蒋校长就曾借故撂挑子跑过。

是廖仲恺咬牙顶了下来，看看国民党高级官员吃不了苦的熊样，廖仲恺就希望张申府能多推荐一些有为的青年人才到黄埔工作，张申府给廖仲恺提供了一份包括总理在内的大名单。

廖仲恺对总理的资料非常感兴趣，这自然跟张申府的强力推荐有关。

张申府表示，想把这样的人才网络到黄埔，黄埔得给总理准备回国的路费。

廖仲恺很爽快，让张申府征求一下总理的意见，只要总理愿意来，路费不是问题。

这活儿办的，多瓷实。

总理收到张申府的信函后，把手头的工作进行了交接，就启程回国。

长征的时候，张国焘要杀廖承志，总理机智地把他救了下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廖承志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党理应照顾他。同时，廖仲恺对总理的成长，确实有过重大的贡献。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最初是戴季陶。戴季陶到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家串门儿，偶遇张继，两个人因政见不合，居然动手了。

张继在家怕老婆，出门了，倒是有点英雌气概，一点也不怵戴季陶。在拳脚功夫上干不过张继，戴季陶觉得很窝火，转道香港回上海了。

戴季陶离开黄埔军校的真实原因，或许并非源于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知道，这个戴季陶，可是中共一大党纲的主笔的，他和中国共产党是大有渊源的。

不得已，政治部副主任卲元冲顶了上来。

而卲元冲的政治水平，也就是能讲讲三民主义，而黄埔军校，是按照苏军模式打造的，卲元冲的理论水平，就有点落伍了。这时候，急需专家级人才的出现了。

张申府呢，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妥之后，自己找借口，专职于他在广东大学的工作了。

他本身是教数学和哲学的，呆在军校，也未尝不可，可是，他却选择了回避。

虚位以待，自己又不离开广东，看紧这个位置，就等总理回来对号入座了。

有了路费，总理在1924年的7月，也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1924年的9月，总理乘船抵达香港。

这时候，张申府应该在广州，是阮啸仙和澎湃两位大佬接待了归国的总理。

大凡由苏联回国的党员，一般都要到上海见见陈独秀，等候他安排具体的工作。

唯一的意外，可能是总理，虽然他是从法国回来。

据总理年谱记载，他在香港致信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说明自己要在广州等候苏共的指令。

其实，说成是等候共产国际的安排，或许更合理，因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是共产国际，而不是苏共。

在这一点上，总理可能使用了技巧的。

等候苏共的安排，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在等候莫斯科的安排。总理实际是指，鲍罗廷或黄埔军校中一些苏联教官的意见。

所谓等候苏共的安排，是一个巧妙的托词。

一个中共的资深党员，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回国了，不向党中央报道，却仅给团中央写信，这多少有点奇怪，不符合党的组织纪律嘛。

当然了，总理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领导人，向团中央报道，也无可厚非的。可是，这样做，总让人觉得有那么点不对味的。

事实上，总理是无法去面上海见陈独秀的。

当年，朱老总从苏联回国，先去上海向陈独秀报道，这才是常规的做法。陈独秀就安排朱老总去四川做兵运工作。

总理一旦去了上海，陈独秀一高兴，安排总理一个具体的差事，总理是拒绝还是接受？

况且，黄埔军校已经开学三个月了，总理哪有时间去上海。

根本就没有苏联的安排，而是张申府已经在黄埔军校替总理安排好了一切。

戴季陶的出走，张申府的无法分身，卲元冲的能力又不足，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里面居然没有一个人能从事合格的政治思想教育。

1924年的9月，总理顺利地进入黄埔军校。未见总理之前，对总理的印象就好，看见本人，廖仲恺又怎能不喜欢？

总理在黄埔军校里的初始身份是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试想，如果总理之前没有在德国系统学习过《政治经济学》一类的课程，他是无法通过现上轿现包脚的方式走上讲台的。

卲元冲随后也被调走，去担任中山先生的机要主任秘书。

总理，在入校的两个月之内，就神奇地完成了从教官，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和政治部主任的三级跳了。

这里面没有任何巧合，可能除了戴季陶的出走，其它的一切，都是精心的安排。

为什么要这样做？

安排总理抓枪杆子呗。

如何抓枪杆子？

对于彼时社会资源还有限的总理，如何完成这个使命？

要知道，彼时的共产党是赤手空拳的。

枪，在当时的军阀手中。

未来苏联的军援，也是给国民党的，没有共产党的份儿。

总理如何完成他的夺枪使命？

开展兵运工作！

在黄埔军校迅速占据有利位置的总理，自然会利用他特有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发展属于中共的进步团队。

黄埔军校，是当时最大的军官学校，在黄埔军校吸收优秀的学员加入共产党，他们就是未来军事斗争的火种。这些懂军事的火种，很容易成为做兵运工作的行家里手。

而黄埔军校中那些支持三民主义的学员，则是我们统战和争取的对象。

当时的共产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具有全国性的活动能力。把基层党员发动起来，也可以参与针对各地军阀的兵运工作。

当时，苏联不但资助国民党，一贯倾慕中山先生的冯玉祥部，以及一些进步的小军阀，也在受援之列。

看到别人能拿到军火援助，全国大小的军阀都很眼红，钢枪子弹，谁不喜欢？况且还有飞机大炮。为了让自己也有份，大家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中共，纷纷表示：我们也要革命。就是因为这一点，大小军阀都向中共敞开了大门，也等于为中共的兵运工作开了方便之门。

做兵运工作，貌似有风险，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到了关键时刻，可以人枪双得的。1927年，国共决裂后，正是因为前期兵运工作的有力铺垫，才有可能发动几百次的起义。

而总理在法国发展和团结的一大群旅欧党员，经过在苏联的培训后，已经陆续归国了。他们中的大部分，负责起军事方面的工作，也就是在总理的领导下工作。

这些人，在未来，将在总理人格魅力的感召下，而成为了他完成使命的最得力的支持者。

而总理的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教育委员会呢，这个群体，也会动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帮助总理完成其使命。

应该说，对于枪杆子工程，总理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古牧，在邓小平的时代，成为改革开放早期的操盘手。

为什么等小平对古牧如此信任？

翻翻古牧的履历，就会找到答案，原来，他在早期参加过兵运工作，也就是受总理直接领导的那批人。所以，古牧得到了总理的信任，这种信任自然就延续到邓小平的时代。

但是，总理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个身份，貌似无法领导全国性的军事活动的，至少，在中共内部，这样做，是不符合政治伦理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李大钊在北京掌控北方，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全局，广东，是两个大佬鞭长莫及的地方。

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

中共最早的军事部门，居然出现在广东，而且是1923年就成立的部门。甚至说，这个部门的成立时间，还可以前推，可能在1922年的下半年。

翻阅一大、二大和三大的文件，没有任何一个决议涉及到军事工作，而是直到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四届中央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才决定：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以及军事部。

在广东，居然早产了一个军事部门。而且，这个军事部门，在成立之初，居然是一个空架子。

1923年，张伯简来到了广东，担任了军委部长，广东区军委这个部门，才算是实锤落地了。

这个部门成立的时间非常微妙。

1923年，大家都在干什么？

讨论国共的合作。

国共合作，是以国民党为主的合作，国民党才有权利拥有武装。没有权利拥有武装的共产党，如果在国共正式合作之后，再成立军事部门，这样会引起国民党一方的猜疑的。

这个军事部门的成立，卡点太精确了，或许，就是一个巧合吧。

这个张伯简是谁？

张伯简是云南白族人，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

张伯简是在欧洲入党的，而且，是在德国加入到德国共产党。

张伯简为何从法国转到德国？他又是如何联系上德国共产党？等等，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准确的说法。

张申府和总理在德国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张伯简自动成为该小组的成员。

1922年，共产国际的四大在莫斯科召开。

张伯简作为旅欧的代表之一，到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四大。参加完四大，他没有回到欧洲，而是在苏联学习一段时间，随后回国。

没有回欧洲，在莫斯科学习，学习完毕后，依然没有回欧洲，而是要回国，这是张伯简的自我选择，还是党组织的安排？

没有资料显示他在苏联学习过军事，反倒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他回国后写了让主席非常感兴趣的《社会进化简史》。

张伯简首先到上海，向陈独秀报道嘛，这是规矩。

然后，他才去的广东，担任了那个只有空壳子的广东区军委的部长。

张伯简可能是中国兵运工作的鼻祖，他在旅欧之前，在滇军中担任过军需的职务，所以，他有做军事工作的基础。

但是，张伯简的工作，貌似和张申府所做的类似，就是替总理提前铺路的，他在总理到达广州的两个月后，也就是总理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前后，就把广东区军委部长的位置，转给了总理。然后，他又回到了上海。

在中共早期的革命者当中，唯有张伯简的个人简历是混乱的，现在官方统一的口径是，他是1924年从苏联回国。而且，不是总理接替他担任广东区军委部长，而是他接替过总理的位置。

他1923年就回国，甚至担任过首任广东区军事部长，貌似是一个隐晦。

更有甚者，广东区的历史档案，在文革中，居然被红卫兵抢走了。

到底是谁对这些资料感兴趣？这和后来张伯简的简历被隐去的部分是不是有关系？

神奇的操作，不仅仅是这些。

1924年的9月，总理一回国，就接替了谭平山广东区委员长的位置。

这多少有点不符合逻辑的。

当时的广东区，其实管理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等几个省的。总理回国，并没有报备中央，那么这个人事变动就不是中央的安排，而是地方的动作。

这件事，只有谭平山这样的大佬才敢操作。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中，谭平山是两广地区绝对的元老，如果不是内部相授，总理是很难接替他的位置的，因为，一旦报请到党中央，怎么解释突然冒出来的周恩来？

对于总理而言，担任军委部长，摆脱俗务缠身的委员长，更合乎斗争的需要。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配合总理的工作，或许也为了未来能应付陈独秀的疑问，陈延年接替了总理广东区委员长的职务，成为中共广东区的负责人。

仅靠总理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眼花缭乱的操作吗？

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些神奇的操作，作为绝对主角的总理，应该是不知情的。但是，在随后的革命岁月中，回首往事，总理一定会有所察觉的。

总理的丰功伟绩就摆在那里，他的操守也是有目共睹的，他还不至于为了美化自我，去特意颠倒革命的历史。

在中国革命中，唯一不需要自我神话的两个人，就是主席和总理。他们的革命生涯，本身就是传奇中的传奇。

那么，对总理早期历史的改写，绝对不是总理本人的所为，恐怕，是为了掩盖，总理背后的那个教育委员会吧。

军委的名称，源自于广东。总理，是以广东军委部长的身份，行使着领导全国军事活动的权力。

上面提到，中共是在1925年的10月，才有了自己的军事部门，负责人，居然是张国焘。

如果党中央提前知道了广东区在下面的小动作，就不会在广东的军事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之后的第三年，才姗姗来迟地任命张国焘为党的军事负责人的。

直到1926年的11月，总理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显然，背后有人做了陈独秀的工作的。

五大之后，各地相继成立了军事部门。紧接着，旅欧的少共成员，全面替代这些军事部门的早期负责人。

例如，总理就兼任广东和江浙的军事部部长；在湖北，由旅欧的核心聂荣臻，接替了董必武，担任军事部部长；在湖南，旅欧的颜昌颐担任军事部部长；在四川，在德国入党的朱德，协同刘伯承，在杨闇公的领导下，负责军事工作；在江西，由旅法的傅烈负责军事工作，等等。

也就是说，所有地方性的军事部门，都由旅欧的成员担负领导工作，共同团结在总理这个军委部长的周围。

我呢，在随后的分享中，将把中国革命中，围绕着总理所形成的派别，称为军委系。

从1924年11月，到1976年的1月，总理以军委系为基础，执掌中国革命的方向，将近52年。

军委系，随后，就要和以王明为首的大小钦差们交锋了，没有军委系的团结，中国革命的航船，很可能会偏离航向；中国革命的结果，很可能是划江而治；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很可能类似后来的苏东波。

不过，总理的早期革命生涯，太过于顺利了。

1925年的四大，张申府突然莫名其妙地开始反动国共合作了，甚至因为由此所引发的争论而退党了。

没有人重视张申府的反常举动。

张申府的退党，其实是一个信号：随后的路，总理要自己走了。

不过，张申府并没有意识到，他这次的选择意味着和中国革命的永别。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很弱小，但是，随后的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革命自身规律支配下，不再受制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体，而是顽强地抗争，直至长成参天的大树。

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我把这个系列的文章的链接汇总如下：

《“中国革命”群落开张了，感谢铁手，感谢热心的河友们》；

《大同的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

《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一）》。

• 【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四）
• 【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五）
• 【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六）

第一，毛主席是天生神力，可能不可算天生领袖，或者说适合做领袖。但是因为种种阻碍，他一开始没有当成，这很可惜。说到底就是，如果毛主席早确立领袖地位，中共革命就会早成功10年甚至更多。

只不过，之前可能更像是中国历史农民军起义模式，而1949年则是中共历史革命形式，各有利弊。

第二，至少从题主的说法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周总理的行为轨迹，感觉是被安排的状态很大（这不是题主让大家感觉到，而是现实却是让人疑惑），毛主席则是完全的自我成长。

第三，我们还可以看到，蔡和森尽管很优秀，但是和周总理似乎不是一个体系，不像在一个频道上，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除了1925年五卅运动，回来后的行为轨迹和周总理重复不多，似乎属于共产党类似陈独秀李大钊的早期份子。

周总理一开始并不明显，反倒是和国民党纠缠很多。我的疑惑是，廖仲恺先生凭什么一开始就接受了周总理呢，这个似乎不好想象。（不，我并不怀疑他不是中共党员）

一见钟情吗？

第四，周总确实重视军事，但是他的重视模式，和毛主席一开始就不同。

周总理的培养过程到底是如何的呢？依靠个人能力吗？但是总感觉不像，比如他和蔡和森的区别。而且我们从历史上看他又不是那么能够自我创立什么（或者思想，或者根据地，或者模式）的人。

所以我判断，苏联参加了对总理的培训，我十几年前曾在一个帖子里看到有人说周总理秘密进入了苏联特工系统培训（这给我印象极深，当然，让我感到十分震撼），时间是差不多一年，他的身份地位时间很自由，所以，外界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宣传，因为这带有不好听的色彩。

但是从他的表现来看，确实很神秘，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回国后的空降，绝对不可能是因为自身能力。

从多个早期党史来看，自从黄埔军校后，苏联对总理还是很认可的，他和鲍罗廷走的也很近。

当然，去苏联我没有证据和充分的材料。

周总理的教育委员会，你确实应该多介绍一下。

张申府的成长过程也令人感到奇怪，给人感觉他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却在周总理的行为轨迹中承担了特殊的作用，题主说的确实是事实，毛主席也认为他是社会主义者。难道就是为了推动总理的吗？也是有意思。

在接受黄埔军校的过程中，周总理一定和确实有借势的操作，这个难度不算大。

我个人确实感觉在安排周总理的过程中，确实有国民党力量参与了行动和支持，这点也是能感觉到的，只是历史没有强调。

这点有点像国民党强力推动郭沫若回国抗日，这个也是很离奇的。虽然说共产党没有参加营救活动，接受了国民党的的好意，但是，郭沫若确实够意思，回国就向我党汇报，然后逐步以中立人士的身份参与了抗战宣传，好吧，左翼身份。

但是操作郭沫若回国，有惊无险，确实显得很惊心动魄，操作很精密。

陈独秀就是个典型的文人，要搞沙龙政治，他没那个思想和能力，搞点军事部门，我猜想总理是想当军阀（共产主义），类似八一南昌起义的设置，这个苏联是参与了指导了的。

可以说，中共革命早期是三股力量，周总理秘密结社，陈独秀沙龙政治，蔡和森共产主义小组，逐渐结合的过程。

总理大概经历了一到两年的早期苏联的培训，所以他的经验和能力还不那么厉害，因为时间确实不是那么系统，毕竟还有外在的身份和行为需要解决。带来的结果就是在国内表现的像一个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但是能力其实不够。给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上海三次起义南昌广州起义复制十月革命实在是一言难尽。他的操作比较虚，不像毛主席踏实实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李立三、蔡和森、刘少奇参与、领导了1925年五卅运动。

毛泽东，能文能武，是世界上千年才出的伟人，功德不需多说。

但老习，有什么拿的出手的功德可以和毛主席相提并论？

远的不说，就说去年8.2事件后，老习干什么了？炸鱼解恨！紧接着11月，不照样乖乖的去巴厘岛向拜登述职。见面前几天，沙利文甚至公开说会把习拜会向台湾通报，并且让台湾舒服满意，即使如此，都挡不住老习拜见拜登。

老习念念不忘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资本命运共同体，已经被网友揭批无数次，光我这个屁民就批了两三次。

更近一点的是巴以冲突，以色列称呼加沙人是人形动物，要把他们清除，行动上也是毫不含糊，对加沙实行无差别轰炸，不论是不是平民医院，并且断水断电断粮……真的就是种族灭绝。人类命运共同体，怎么不发挥一下？连个狠话都不敢说，还命运共同体，真是不害臊！

甚至老习还得听美国参议员的指令，要对巴勒斯坦批评一下

再说内政，四座大山，少了一座吗？是不是越来越高？贫富差距是不是越来越大？年轻人为什么不敢结婚？为什么不敢生孩子？生育率是不是越来越低？人口是不是负增长？

所谓的快速过峰，死了一两百万人，火葬场殡仪馆都爆了，可是老习就真敢吹是人类史的伟大抗议成绩！

除了自吹自擂，老习怎么能跟毛主席比？顶多就是个优秀人矿的矿主！

所以，你是贬低毛呢，还是无知的拔高习呢？

你要尊重伟人，就保持最起码的敬畏谦逊！

货币的基本作用就是自由兑换。在中国，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商品，所以是货币。在国际上，美元可以自由兑换成任何其他货币，所以美元是世界货币。人民币在国外不能自由兑换，就不是货币；可以有限兑换，就是有限货币，怎么可能成为“新的全球基础货币”？

请解释

是不是习主导保卫了国土权益?

得建模

货币只有两种，不是老大就是others，制人或者制于人

我理论水平低，只能反推，恳求理论水平高的同学建模正推。

如此，你的问题也有答案了，人民币的远大理想是成为一个“OTHERS”吗？如果不是，那么就不能放开自由兑换，自由兑换了以后怎么“脱钩”？

你说了这么多，都是好听的；

不好听的，就是总理有背景，有外国背景。

其实，在国内，当时毛主席的社会地位远高于总理，只是没有背景和外国背景。毛主席在国民党一大上就有台上发言，还当选候补执行委员。而此时的凯申公才仅仅只是个代表，还不上前排。总理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学校的正准备主任。

就是现在的中央委员和国防大学的政治部主任一样的差别。

可以说，两个人不再一个级别上，只是在共产国际的中国分部里，此时主席的地位不高而已。

中国也搞过一套自己的会计记账体系，增减记账法，90年代全部改为借贷记账法了。

不能自由兑换，就是关起门来自己玩，当然老大了，只要不出门就好。

还建模？还理论？常识就够了。

周总应该是军校对鲍罗庭的，对国民党的联络人。

有西方（外来和尚）光环的。

现在探究的就是这个事怎么来的，因为公开上周总是1928年第一次去苏联。那么他和鲍罗庭的联系怎么出来的呢？

在法共产国际派？在苏法国共产国际派？他们又是谁，怎么认可的周？

在法国同样努力做事的人也不少啊。或者说张申府突然辞职导致他有了这个机会？

此时确实毛地位远高于他，待到孙中山去世，蒋介石突然崛起，就可以看出来了，沟通蒋介石和鲍罗庭的就是他。

从320中山舰事件，到黄埔军校两派干仗我方都是他出马。甚至中山舰时期他还被扣留了。

这当然没什么，但是就是让人感到奇怪，因为，熊雄、恽代英等人实力也不差，怎么就只是他呢？

我个人理解恽代英在黄埔初期也为他让路了。

主贴里说的地位是指中共党内的地位。

你却用什么两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去比较，典型的人家说机枪头子，你说城门楼子

就这理解能力？连管中窥豹都算不上，顶多是个听风就是雨罢了。

这话更是体现了一种对国际政治的无知。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应美国基于实力地位的规则，哪个更得人心？中东和解这种历史性的转变，难道不是在xi主导下实现的？没有这个，哪来的现在以色列的画皮被揭开。

不能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看问题，只是基于自己以为、自己认知去评判，就有点滑稽了。

xi上来至今，只是军改、反腐、扶贫、带路这几项就足以了，哪个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举措。当然你这样只会看表面的，是看不到深刻的影响的。

网上有个叫做昆羽继圣的人说了一个核心人物，虞洽卿。虞洽卿就职于荷兰洛希尔银行。该银行是犹太顶级豪门罗斯才尔德旗下的荷兰分行。虞洽卿自助了大量政治人物，左右都有。其中最出名的是资助蒋介石并策划412政变。除此之外虞洽卿也资助了张申府。如果这个是真的。那历史的逻辑就连上了。

大家想想，虞洽卿的钱可是来自于罗斯才尔德家族的。换句话说罗斯才尔德家族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

比如，翔宇领导下的特科，负责人之一赵容就担任过虞的私人文书。赵容只是个化名，为了表示自己的书画水平超过齐白石，还用过鲁赤水，当然他最为人熟知的名字叫康生。

翔宇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申府，张的妻子叫刘清扬，刘与周都是觉悟社社员。

还有一点，翔宇不仅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创始人跟主要领导者，还参与了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创建，并担任执行部总务科主任，并作为代理执行部长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而第二年的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孙文才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

国民党驻欧支部，翔宇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

同年，蔡和森、李立三等被强行遣送回国。

与此同时，1922年7月，孙炳文陪朱德去北京找中共领导人未果，随后去上海见陈独秀，要入党被拒绝。9月出国，在德国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做介绍人，11月孙炳文、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孙炳文离德转道莫斯科回国。孙炳文其后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题外话：其子孙宁世是朱德的机要秘书，其女孙维世是翔宇的义女，在上海化名李琳加入左翼剧联，认识了蓝苹，后来到苏联被林育容追求。两人都在wg中被以苏修特务的罪名入狱而死。

1920年的9月10日，16岁的邓希贤筹集了800多元,乘坐法国邮轮“盎特莱篷号”,自费去了法国。与此同时，严修在南开开设“范孙奖学金”，共7000银元，选派周恩来、李福景2人去欧美深造，严修不仅专门给驻英公使顾维钧写信，请他多多关照周恩来，又和刘崇佑律师各资助周恩来500元，作为赴欧的旅费。

而翔宇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代理过主任，正是教员的顶头上司。张还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

这是后来的事情。

至于康生，似乎是真共，而且有独立性，因为当年东北有王康指示信证明康生的履历和权威性。

但是，回国后很快脱离了他的基础，王明，也是有意思。

那时候他如何看到毛的优秀呢？以至于周总理都找王明了，他却拒绝脱离了王明，也是牛和硬气。

李维汉是老资格，但是似乎和周总理不太一样，很有自己的底气，但是，他虽然和蔡畅结婚了，却和蔡和森主张不同，也不像一派。

他能坚持下来也是不容易。当年所谓四个反对派谢古邓毛，李维汉帮助了邓，使得邓获得了和其他三人不同的地位，被处罚不严重，至于说老婆金维映离婚，不算严重。

严重怀疑邓的身份，他肯定不是当年的真毛派。

中华民族的苦难已经把我们这些中国人凝聚在一起了。

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无论如何，我们的轨迹在一起。

你说墨家如何，我个人觉得也许太夸张了，应该还是墨家属于中国人，而不是反之或者墨家是世界的墨家。

总有一些技术特点是整个世界共同的，但是不好认为墨家和犹太人啥关系。

今天的某群犹太人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从来一成不变，更何况，他们多少带有昂撒和日耳曼人特征。

我个人觉得一滴血选择很难做到，今天他们的聚合更多的是基于利益。所谓犹太人资本家的利益。

甚至巴勒斯坦原有的犹太人都成了他们利用的工具。

当然，他们也算一个广泛的聚合体，这也是存在的，但是他们甚至没有形成阿拉伯人的真实认同。

共济会也存在也不存在。但是正如丽华天下所说，你确实扯远啦。资本家联合体当然有威力，但是也是不是不可分割的。

总的来说虽然共运低潮，但是共产主义的凝聚力应该是超越犹太人组织的。

不过也确实需要优秀红心人士的带领和引领。这就是毛主席。

总之，犹太人一是不好衍生过多。

@区块碳链

改开犹太人参与了洗白，这是资本家回潮的必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