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现习大提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河里文革派怎么看 -- 凤兮凤兮
《新闻联播》 20230604 期节目主要内容：
1.深刻理解“两个结合”重大意义 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强烈反响；
2.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全面总结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回答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论断，为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阐释和论述了“两个结合”，指出，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就“第二个结合”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大家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一、西方、东方，两个词概括之：利益驱动和道德先立。
儒家是什么？儒家就是道德先立。
五常“仁义礼智信”。仁是什么？“仁者爱人”；义，直译为正义即可；智，智者知人；信，尾生抱柱信。关键是“礼”，“礼”——我理解为规则或秩序，当然这个规则或秩序是特定的、是“仁”统领下的规则或秩序。“礼”要求——“守秩序”。
儒家是什么？儒家就是道德先立；是一种相对宽容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广泛认可而遵循的道德体系；和——强迫“守秩序”。
二、利益驱动何以产生民主？——“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
先来看中国。中国权力体模式是100——50——20。皇帝100，尾巴系统50，其他20上下。注意，中国权力体模式是非连续而是跳跃的，皇帝是权力巨怪，他的权力由文官选拔体系选拔出的尾巴系统支撑，由于这个选拔体系是如此有效，以及一种相对宽容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广泛认可而遵循的道德观念，这个权力体模式是如此稳固。
欧洲和中国不同，由于宗教革命对庞然大物的神权的分裂，由于神权和国王的两头蛇体系，由于“蛮族”尚未“进化”出巨无霸的皇权，由于小国间的互相制掣，造就了大大小小众多的相差不十分悬殊的权力体，欧洲的1-100权力体系统是连续而非跳跃的（100——100——90——89——……），国王不再是权利巨怪，这些权力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趋利避害，争斗的结果，大家让步，用民主制度来维护平衡。
——西方近代来的民主、法制制度产生的原因，根本在于：在所有看似冠冕堂皇的、“道德的”启蒙思想背后，隐藏着利益驱动这条主线。
三、利益驱动和灭欲。
儒家不是完全灭欲的，亲亲、父父、子子，甚至“亲亲相隐”——老子犯了罪儿子也要替老子隐瞒。儒家以《中山狼传》来嘲笑墨家的“兼爱”，儒家对父子亲情等“秩序”之内的“私欲”是赞同的。
然而在儒家“秩序”之外的“欲”，儒是完全要灭的，“存天理，灭人欲”、“何必言利”、“克己复礼为仁”——此处的“克己”，克己之利欲耳。王安石变法，反对派骂其“与民争利”。今天国人诉讼名誉侵权案，多有求偿1元、赔款捐与“希望工程”之事，以示非求利，求的是“义理”。
美国女作家李露晔（ＬｏｕｉｓｅＬｅｖａｔｈｅｓ）为郑和立传——《当中国称霸海上》，书中写到不理解中国为什么自己毁灭了世界上最强的舰队，为什么不再继续“下西洋”？——道理很简单，哥伦布、麦哲伦几条破船，带来的是掠夺来的滚滚财富；郑和下西洋，对“蛮夷”的赏赐和船队本身的耗费是亏本买卖。朝贡中赏赐往往多于贡品（乾隆元年暹罗要求到广东买铜，皇帝干脆赏给800斤，可做类证）以此来表示非求利。
当年《舰船军事论坛》上有个帖子，讨论人类进步的永恒动力，人类进步的永恒动力当然是利己的私欲。倘若人人都是佛陀，人类只有退回到猿猴，到恐龙，到总鳍鱼，到草履虫，到无机。利己——利益驱动，倘若人人皆善，还要什么代议、分权、监督、制衡？
四、道德先立让“逻辑”走开。
逻辑、理性来自不停思考。一种先立的道德，一种先立的准则必然是自由思考的大敌。尤其是，儒家还具有对“守秩序”的强迫性。
有人说：中国无哲学。哲学3大问题：世界本原、方法论、伦理学，儒家只是伦理学，很少涉及世界本原、方法论。要命的是，儒家具有对世界本原、方法论的不屑。
理性来自不停思考，正因为中国人在探讨世界本原上停下了脚步，所以未能开创近代文明。甚至影响到现今的中国人，习惯于情绪宣泄而短于理性探讨。
五、儒家并非是一无是处。
就上升为治国的基本政治哲学来讲，儒家应被屏弃，尤其是：儒家和法制相悖，如“亲亲相隐” 、“刑不上大夫”。但儒家仍有可取之处。
人类内部竞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有一句曾经流行的话——只有人类才会不为食物而杀死同类。——以此来证明人的自私和残忍。但是反过来思考，正是因为人类（物种）在地球上的绝对统治地位，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的竞争已经不足以支持人类的进化，所以必须由人类内部的竞争来支撑人类的持续进化。
人类社会存在一个基本矛盾——人类内部竞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但过度的竞争又有使人类面临毁灭的危险。
人类发展到今天，核武器、基因武器、环境问题都能够毁灭整个人类，人类是不是到了放慢脚步的时候了？
如此，弱化竞争、主张和谐、义理先于利益、整体化思考、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儒家就有其可取之处。
事实上，利益驱动的西方发展到今天，也有将自由民主道德化的倾向。不同的是，西方的这个“道德”更尊重个体权利和对异端的宽容。
以美国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为例，倘若换做儒家，会在会议议定的减排量基础上自愿再减排一些。倘若人类生存必须一个民族灭亡的话，儒家会冲在最前头——“让我死吧”，而且还乐得屁颠屁颠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类似的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格言亦有其生命力。
哪位军师给习出的主意？马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将是习的最重要遗产？
只想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做
“中国传统文化”。不提“初心”了，大概是怕大伙挖掘“初心”。再说了尊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君主死社稷，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类的荀墨之道不知道算不算“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本本可查，内涵清晰。这“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中的“优秀传统文化”要筛选界定出来，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了。事关五千多年，涵盖了多少个历史阶段？
半吊子？
就是硬拉啊，说结合就是结合了，这个思路和邓一样啊。
我要认真地提醒各位：
宣传阵地的全面、无缝占领，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倘若在宣传上出现空窗期，哪怕时间很短，也会惹人琢磨、猜疑。而一旦这种猜疑蔓延开来成了气候，事态就会变得难以把控。到那时，你再着急上火只怕也误了时辰，于事无补。
所以说，具体讲什么不算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一直有话可讲，至少也要让绝大多数人认为你有话可讲。这样，能够确保让潜在的存二心者蛰伏下来，不致于立刻暴起发难。
坐庄的人，肯定对这个道理捻熟于胸。
上一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催生并最终完善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然催生并最终完善习近平思想。
现在谁有刘少奇的理论水平，目前还看不出来
但是以百年决议的表现来看，不乐观，最后估计又是个乱炖。
他们没有郭沫若的实力，不好弄，今天的国学家都是垃圾。
在毛主席的遗物中，有一块欧米茄机械表，其的外壳呈圆形，直径4厘米，“12”数字下有“OMEGA”（欧米茄）字样，表带是棕色牛皮制成的。是一块不寻常的表。这块表是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先生送给毛主席的。毛主席非常珍惜这块表，一直戴到逝世。
这块手表真实见证了毛主席后三十余年的革命历程，也凝聚着毛主席与郭沫若先生之间的非同寻常的深厚情谊。
郭沫若与毛主席的第一次会面，颇具传奇色彩。
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中共组织的安排，郭沫若出任广州大学（即今中山大学）文科学长。郭沫若和郁达夫、王独清于3月18日离开上海，23日抵达广州后，到码头接郭沫若一行的是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同时兼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的成仿吾。
到了广州找到旅馆，把行李安排好之后，郭沫若顾不上车马劳顿，就和成仿吾一同到林伯渠家拜访。
林伯渠，早年留学日本，加入过同盟会，是一位革命元老。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共产党人林伯渠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长。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肩负着十分重要的责任。
郭沫若一行人到达林伯渠家还是上午，恰逢林伯渠有事刚出门不久，家里人让他们在屋里坐等，说很快主人就会回来。
让郭沫若没有料到的是，在林伯渠的书房里，还有另一位客人在等候着。这位客人就是来与林伯渠商量工作的毛泽东。
毛泽东此时是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
郭沫若等人被引进书房，先已坐等的毛泽东立即十分礼貌地站了起来，主动和他们打招呼。
成仿吾因为到广州已有些时日，和毛泽东有过接触。但郭沫若和毛泽东此前却未曾谋面。
彼时，毛泽东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崭露头角，而郭沫若在文坛上已是人人皆知，中外闻名。此刻，这两位青年才俊在林伯渠书房会面，对于双方，不能不说是一件快慰平生之事。
1932年6月郭沫若在自传《创造十年》里，用看似十分平淡，实则饱含深情的笔触，记述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以及他对毛主席的最初印象：
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委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
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到的，所谈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仿吾在旅馆里早就告诉我们了。
郭沫若以一流文学家简练含蓄的笔触，形容青年毛主席给他的第一印象，如同司马迁看到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画像的印象——“状貌如妇人好女”，即毛主席男带女相，清秀俊美。从气质上讲，青年毛主席儒雅文静，为人“谦抑而潜沉”，不大声说话，不像有些革命党人喜欢高谈阔论，喜欢动辄教训人，甚至有些咄咄逼人。
毛主席第一次见郭沫若，其印象如何，没有文献记载，留下了一个历史谜团。
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为让像郭沫若这样闻名遐迩的诗人来讲讲课也很好。于是，过了几天，毛泽东就专程来到郭沫若的家里邀请他，郭沫若欣然答应。不久，毛泽东便亲自陪同他去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
后来，广东东山青年会邀请毛泽东、郭沫若去作演讲，两人欣然而往，当场各做了一番精彩演说。
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打响。当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后，国民政府也迁都武汉。不久郭沫若身为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秘书长，又奉命从汉口搭船，到江西九江去做政治工作了。
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不久，广州国民政府也迁往武汉。毛泽东在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
郭沫若此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主持政治部日常工作。根据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命令，政治部工作重点“偏重在农民运动方面”，因而他们之间不但在工作上有密切配合，而且在个人友谊上也更加深了。许多年后，毛主席还在给郭沫若的书信中提及“武昌分手”之事，难忘那段深厚革命友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毛泽东参加了“八七会议”，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而郭沫若则参加了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宣传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郭沫若逃亡香港，后到上海，接着又流亡日本十年，直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才回到祖国。
1945年春，郭沫若对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自己最崇拜的人是毛主席，这不仅因为毛主席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主席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谈判期间，郭沫若终于和崇拜已久的毛主席再次相逢。
一日，毛主席在桂园接待各界人士，郭沫若在座。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看时间。郭沫若见这块怀表已经很旧，以为毛主席目前正在和国民党谈判，应该有一块更好的表，便立即把自己的瑞士名表摘下相赠。
毛主席对郭沫若的这一赠品十分珍视，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块表的来历。
1949年1月，沈阳各界举行欢迎从香港归来的民主人士大会。会上，郭沫若公开表示，今后要“以毛主席的意见为意见”。
开国大典时，郭沫若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无党派人士给毛主席献锦旗，锦旗上大书：“我们永远跟你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