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心理学角度看国人轻视日韩台的原因 -- 思想的行者
我在河里一直鼓吹中国应该向日韩台（省，下略）学习，往往得到的不屑一顾的回应。
日本，那不就是凭着昧国扶持发展起来的吗？
韩国，昧国不扶持他能够发展起来吗
台湾，没有昧国支持他算什么？
日本，韩国台湾不过是昧国的殖民地罢了。
这样的看法非常普遍。
实际上，河里真正有过制造业现场管理经验的人不多，很多人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制造业，对于日韩台制造业的崛起根本就缺乏感性认识而且基本上也没有做过基本的调查，但这不妨碍人们马上的下定论——日韩台不行。
怎么解释人们的这种心理？
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替代效应。
当一个人被欺负的时候，往往他需要找到另一个人来欺负来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
当一个人被歧视的时候，需要歧视另一个人来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
当中国人被西方的科技自愧不如的时候，需要一个歧视的对象来自我平衡。
这种通过歧视他人来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是心理学中非常普遍的现象。
而这种心理本身也来自于不自信。
我之所以推崇日韩台，推崇日韩台经济模式，对日韩台的经济成就，特别是高科技成就能够有高度的认可，原因在于我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本质上，日韩台的成功根源于中华文明的成功
日本现代化，韩国现代化，台湾现代化背后有深刻的儒家背景。
而我对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又有着相当的自信。
反过来歧视日韩台的人往往把儒家看成是过时的落后的东西（我这里不用封建这个词，因为封建本意指的是欧洲中世纪小国林立状态，与中国大一统的政体相差太远），对于中国的其他学术例如中医易经等等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也看成是落后的过时的东西，而我则认为阴阳五行是开启新科学革命的钥匙。
我有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而很多国人被西方文明的壮观宏大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自信，进而把这种心理上的不适感转移到对日韩台的歧视中。
没有这种文化的自信，就把握不了二战以来的世界发展的脉搏，把握不住二战以来的世界发展的主要矛盾。
二战以来整个世界发展的一个突出的趋势是东方逐渐崛起，西方相对衰弱。
由此而来带来的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越来越激烈。
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第一次猛烈的交火，索罗斯们不仅阻击了东亚金融体系，整个西方经济学界还因此对整个东亚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贬斥，他们轻蔑的说东方经济发展没有科技含量（所谓综合要素生产率低，靠要素投入增加而不是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带来的经济增长，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内容），所谓东方经济政府管的太多，导致所谓的道德风险（博弈论名词）等等。
但经历过金融冲击以后，东亚依然是世界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而西方以昧国为代表越来越空心化，以至于特朗普等人要喊出MAGA的口号。
现在西方开始了对中国的全力封锁，但是他们又不得不依赖日韩台，中国怎么办？
发展与日韩台关系
学习日韩台经济模式
西方不是说日韩台模式不行吗？
他们越是这么说，咱们越要去学。
台湾的经济模式具有较强的社会主义色彩
1 蒋介石政权到了台湾以后，和大陆一样进行了分田，让穷人获得了土地
2台湾有大量的公有制企业
3，台湾政府大力扶持其企业，特别是为高科技产业制定产业政策
以下是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
1974年2月，孙运璿邀请一帮政商人物吃早餐，包括行政院长费骅、电信总局局长方贤齐、交通部长高玉树、工研院院长王兆振、电信研究所所长康宝煌，以及美国无线电公司研究室主任潘文渊。七个人聚在一家豆浆店里，一边吃早餐，一边讨论台湾要怎么实现高科技转型，最后决定，选择集成电路产业作为发展方向。
其实台湾省做半导体，起步条件没有韩国那么好，因为没有那么多资金。韩国发展半导体，采用的是财阀集团+小企业的模式。财阀企业集团在其他产业上积攒的资本能够用于半导体领域的研发投入。所以，台湾省一开始主要是承接外资来本地投资设厂，而且主要是封测厂。像1966年，美国通用仪器公司在高雄设厂，之后的德州仪器公司、飞利浦也到台设厂。我们知道整个芯片的产业链，主要包括IC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其中封测环节对技术要求相对更低，也能够发挥那时台湾地区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那怎么从只有封测厂，到建设起自己的产业链，当时的决定是：从美国寻找合作伙伴，引进技术，快速发展。
在中国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中，有这么几个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是前面提到的经济部长孙运璿。潘文渊和李国鼎也是不能不提到的名字。
潘文渊当时任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研究室主任。1974年7月，他在美国召集海外华人，成立了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TAC）。这个TAC委员会主要在美国开展工作，帮助台湾方面在美国联系产业界人士，并且提供最新的科技信息。7月末，潘文渊专程回台，完成《积体电路计划草案》，并送达给孙运璿。8月，孙运璿设立的台湾工研院，通过了这个草案，并且成立了“电子工业研究发展中心”，也就是之后的电子工业研究所（简称工研院）。
1975年2月，台湾向14家美国著名的半导体制造厂家发出合作邀请书，有7家公司表示了合作意向，其中包括RCA。同年11月，潘文渊说服RCA以350万美元较低的价格把技术转移到工研院。工研院当时看好电子消费品领域的发展，选定电子表作为技术验证的第一站。之后，团队开始搭建，吸引不少在美国留学的年轻人返台。1976年，一个19人团队被派往美国，学习RCA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后来，这批年轻人也确实成为集成电路领域的巨头。包括曾任台积电副董事长的曾繁城，联电董事长曹兴诚以及华邦电副董事长杨丁元。
1977年，孙运璿效仿美国硅谷产学研模式，征用了新竹的一块地，计划建设一个高科技产业园。同年，工研院建成台湾地区第一座集成电路示范工厂，负责研发生产的就是当初赴美受训的那些人。示范工厂成效很好，运营第六个月，良品率已经达到7成，超过了技术转移的母厂RCA。台湾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电子表输出地。
1980年，为将技术落实成产业。工研院决定以衍生公司的方式，转移生产技术和研发团队，成立了台湾地区第一家半导体制造公司——联华电子。这一年，孙运璿筹划的新竹工业园也建设落成，联华电子就成了第一家入驻的企业。
1982年，这一年，已经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孙运璿向一位在美华人发出邀请。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当时张忠谋已经做到德州仪器的全球副总裁。孙运璿希望他能回台担任工研院院长。当时张忠谋拒绝了，因为他手上还有一批期权没到期。三年后，张忠谋辞去德州仪器职务回到台湾。
开始，张忠谋以为赴台只是接任个院长职位，没想到，刚做任职两个星期，政务委员李国鼎便找他商谈“超大型集成电路（VLSI）计划”。李国鼎希望以合资的方式组建一家超大型集成电路制造公司，由张忠谋主持。张忠谋则观察到，芯片制造领域开始出现垂直分工趋势。台湾地区在芯片设计上不占优势，或许可以做设计厂不愿意做的，利润较低、投资又较大的芯片制造。
1986年，台湾地区第一座6吋集成电路实验工厂建设完工。在张忠谋的建议和李国鼎的支持下，次年这座工厂衍生成一家公司——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VLSI计划的设备和研究人员也都转移给了台积电。台积电首创晶圆代工模式，可以说切中一大批芯片设计厂的需求，很快就为自己吸引到一批海外订单。
西方善于挑拨内斗
近的有撕拉夫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内斗
还有原南斯拉夫地区的内斗，黑山，科索沃，南联盟因为西方的挑唆，内战不止
远一点的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内斗
以英国和昧国为代表的西方善于在其他民族之间进行挑拨，几百年来他们都善于这一套，所谓离岸平衡战略。
东亚的内斗也是最符合他们战略利益的。
东亚有东亚的智慧，东亚人崇尚和为贵的智慧，本来就不容易被挑拨成功，东亚必须坚持和为贵的思想，让东亚继续成为二战以来经济发展最繁荣的地带。
80年代，一篇《夏令营》把日本吹上了天。30年后，中国的经济是日本的三倍，制造业世界第一。《夏令营》中“不能吃苦”，“自由散漫”的中国孩子成了中国制造的中坚力量。而“吃苦耐劳”的日本孩子却成了“草食”一族。😅
好吧，吹日本还情有可原，毕竟人家也在苏联垮台后，短暂成为世界经济第二，现在也是第三。韩国和台湾有啥可吹的？韩国经济相当于中国一个省，台湾经济还不如韩国。GDP 只有韩国的一半。
至于儒家就更可笑了。国家发展需要的是用铁和血来夺取黄油和面包。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现代西方列强的崛起何曾靠的是儒家。搞儒家的满清被西方打得满地找牙。日本的崛起恰恰是“脱亚入欧”，摈弃了儒家的结果。
这种老调还是别弹了吧。
三个绑一块，不够大陆一个小指头的，你们家里是买不起镜子是吧。
日本可不是短暂世界第二，十几年的时间世界GDP第二。
日本的崛起与儒家很有关系，日本提出的义利合一那位在日本地位很高啊。
涩泽荣一出身埼玉县的豪农家庭。早年曾参加尊王攘夷运动，由于精明能干，被德川庆喜重用，1867年随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之弟访问欧洲，回国时德川幕府已经倒台。1868年，涩泽荣一创立日本第一家银行和贸易公司。1869年到大藏省任职，积极参与货币和税收改革。1873年因政见不合辞职，任日本第一国立银行总裁，10年后创办大阪纺织公司，确立他在日本实业界的霸主地位。涩泽荣一是引进公司制度的倡导人。此后，他的资本渗入铁路、轮船、渔业、印刷、钢铁、煤气、电气、炼油和采矿等重要经济部门，1916年退休后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1931年11月11日，他以91岁高龄去世。
涩泽荣一还成为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的人。他的著作《论语和算盘》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
企业要运营得好，就需要企业内部亲如一家，而不是斤斤计较，儒家就是强调国象家，家象国的理论。
至于你说的夏令营一篇文章，我认为那篇文章没有什么问题，在日本确实有更多的长跑训练，用来锻炼意志的长跑训练，从小锻炼意志确实是日本的特有文化。
我认为这个方面跟日本学没有什么不好的。
当然了如果因为那而产生自卑大可不必，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长处，日本人有日本人的长处。
至于台湾韩国有什么好吹的？
全球百分之九十的半导体在东亚制造，东亚又主要在台韩制造，全球最先进的制程在东亚制造，intel早落伍了。
而中国大陆呢，刚刚注销5万多家芯片企业，都是一大堆冒出来骗补的。
看看自己，再看看别人。
就这个注销企业的数量确实比人家多了去了。
但你得说到点子上，具体学习啥？？？
你说学习日企联合研制电池？？问题是中国正在产学研政府一体攻克半导体，这个力度怕是比日企联合要大得多吧，你说还咋学呢？把比亚迪宁德他们绑一起来攻克电池？？
学习日韩其实还是有的。譬如医改、养老现在很多产业政策是有充分调研日本、学习日本的。
日本当年全民皆兵，所以50年代的日本产业工人绝大部分都是军人以及围绕兵工生产链条上的从业人员组成，以纪律和荣誉支撑，儒家不儒家的无所谓，军人以完成指令任务为第一要务，只要有指令，死也要完成，没有指令的时候，就原地踏步了。
七八十年代一代是经过军人师傅手把手传帮带成长起来的，所以好的企业文化得以传承下来，延续了辉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有指令没有方向失去三十年。
所以你说的既对又不对，我们的企业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以通过注入军人文化注入传说中的西点军校责任荣誉国家六字校训实现。学术界文化界的缺钙现象，说白了就是无责任无荣誉无国家，所以注入军事化管理元素在当下非常有必要。
再说中国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孔子，但是孔子所提倡的孝顺，忠诚，勤俭，和气生财等等老百姓不懂这个道理吗？
这些儒家道理早已经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每个中国人的价值观。
你不要小看这些价值观，为什么东南亚绝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华人手里，就与这些价值观有关。
为什么南玫等地区陷入债务危机，出现大量贫民窟，东亚没有，也与这些价值观有关。
你看中国研究所搞出来的机器，厂家敢用吗？
就验收的时候开一下机。
而且同一个工程，多家企业联合研制，日本就是这么做的，现在中国除了军工产品，哪一个项目是这么干的？
都是各干各的，重复研究。
日本的服从文化本来就更浓厚，甚至在语法里面都有非常多的敬语。
因此日本企业确实更像军队。
这种服从文化本来就与儒家关系不小。
中国要全盘照搬日本那套可能确实不行，有的工厂在日本人走了以后放鞭炮——因为日本人管的太严了。
中国需要的是模范带头，然后大家跟着做，这也是我所主张的要依靠党员的带头作用。
党员要在企业的各个方面，例如质量管理做好带头，例如创新工艺带头等等。
企业军事化管理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极大的提高执行力，另一方面也会无限放大献媚小人、低能关系户的能量。凡是只搞军事化管理，但员工待遇不如狗的企业，最后无不一地鸡毛。要搞军事化管理，还要配套有高于行业，高于社会平均值的整体待遇。日本企业军事化管理的成功离不开终生雇佣制。
你真别以为是真需要，很多还是习惯，为何不考虑成本，就是心里感觉而已了。
你要是再这么自信，以后吃亏大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