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王海光：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有删减） -- 万年看客

1970年2月6日，是中国农历庚戌年春节。吉林省海龙县红山口公社和平二队柳福禄家的这一年春节却充满恐惧煎熬。在2月4日（农历腊月28日）的这一天，户主柳福禄被公安机关带走了，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柳福禄，35岁，是当地一位小学教员，已有10多年教龄，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因为他有了一个地主分子的父亲，是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的“黑五类”子弟，又是小学高年级的任课教师，柳福禄自然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在“斗、批、改”阶段，公办小学全部下放农村。柳福禄被下放回家，被迫中断了十几年的教学生涯。

1969年10月，柳福禄在给当地小学代课的过程中，给学生听写生词时，一个不会写的学生当场捣乱，把默写的字词说成是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袖恩维尔·霍查”的不敬，拒绝听写。当地大队革委会把此事定性为政治事件，把柳福禄重新赶回生产队劳动。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当地大队革委会又把这件事拿了出来，说柳福禄“在课堂上借给学生考试之机散布反动词句”，“利用合法的课堂搞反革命政治活动”。不仅如此，大队革委会的领导人还利用柳福禄与邻居的矛盾，声称他家墙上挂的毛主席像被人用针刺了，并认定这是他们发泄阶级仇恨的现行反革命行为。他们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再加上为地主老子翻案等罪名，构成一个现行反革命案件。柳福禄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报送专政机关逮捕。

为了获取认罪的口供，专政机关对柳福禄反复突击审讯，进行了种种恐吓逼供，交给群众大会批斗，最后被关押到县劳改队劳改。他的妻子、父亲和孩子也都遭到审讯逼供。随后，在案件审理的复核过程中，审案人员经过重新调查，给柳福禄罗织的这些罪名都查无实据，“现行反革命案”不能成立，遂将柳释放回家。文革结束后，柳福禄向中共海龙县委和教育局提出申诉。1979年2月，海龙县公安局正式发文给他平反。

柳福禄的这起反革命政治案件，是成千上万“四类分子”家庭在文革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一个缩影。关于“四类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境遇，极端的有对“四类分子”满门抄斩的暴行，如北京大兴惨案、湖南的道县屠杀等，但更普遍的是那种密不透风的政治迫害，喘不过气来的政治压迫。柳福禄反革命案的这个事例，并不是那种鲜血淋漓的残忍屠杀，但更具有当时日常生活的政治逻辑，是那种更常规更普通更经常更为人们熟悉的政治性人身迫害。

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特别偏好精英阶层的历史，帝王将相的历史，而对民间社会、草根阶层的历史往往忽视。现在的文革研究中，这种倾向也是很严重的。其实，从人权的意义上说，相对于刘少奇、林彪的文革命运，这些“四类分子”及其家庭的文革命运，更令人同情。这里所说的还并不是什么草根情结的问题，而是如何全面地认识历史的问题。

在文革中，虽然干部阶层是受冲击的斗争对象，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其家庭子女也受到牵连，不同程度地遭到了迫害。但他们遭受的迫害与“四类分子”还是不能比的。干部及其家庭成员受到的迫害，是荣辱与共的大起大落。虽然台上台下的境遇落差很大，但时间很短。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干部政策的落实，被打倒的干部也就相继被“解放”出来了。从整体上看，干部阶层的境遇命运，无论如何颠沛流离，是要高于一般平民的。而“四类分子”及其家庭则不同。无论运动如何发展，国家政治贱民的身份，都是他们不可改变的宿命。他们缺乏基本人权的保障，在社会最底层苟延残喘，战战兢兢地生存，但是还不断地有无妄之灾降临到他们头上。

在文革初期的造反动乱阶段，“四类分子”非但没有参加运动的政治资格，还要被当做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在某些斗争极端的地方，“四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还遭到了有组织的集体屠杀。在文革的治乱过程中，“四类分子”又是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垫脚石。政权要通过对他们的专政，重新恢复社会的政治秩序，再度确立起自己的权威。所以说，他们是真正的给文革运动垫底的社会阶层。这些人的生活境遇如何，不仅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文革政治潮流的涨落；同时更能直接反映出文革中底层社会的状况。

柳福禄的“现行反革命案”，发生在“一打三反”时期，是在动乱后重新建立社会政治秩序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通过这个案件的微观视角，不仅可以看到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形成，还可以看到文革对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还可以看到农村基层政权在由乱转治过程中如何用阶级斗争方式重建权威的。

本文所用的材料，是王锦思先生收集的吉林省海龙县公安局刑事档案中“柳福禄反革命案”的全宗。该全宗共有500页。内容有调查材料、审讯记录、综合报告、证人证言、核实材料、处理意见、本人申述、公安局平反决定等等，共有150份原始档案材料。从犯案、审理、复查、平反，整个过程都有详细的文档材料，涉及有名有姓的人员约40人左右，案件内容相当完整。当事人有非常好的叙述能力，事情经过及其心理活动，都讲述得非常详细。特别是案卷中还附有所谓“针扎”毁坏的毛泽东像的“罪证”原件，尤其难得。如此系统、完整的“现行反革命”档案，在社会上是比较少见的，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笔者试图通过这个案卷，尽量完整复原当时的具体历史场景，力求在两个研究维度上有所发掘：一是揭示文革对整个政治生态的恶化，特别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文革中的人权状况；二是文革时期所发生的政治案件的性质，侦破和审理的整个过程，以及如何定案的各种政治因素。

本文对“柳福禄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剖析，是要从农村社会微观政治的视角出发，梳理出两条线索的交互关系：以透视文革中底层民众的政治社会生态为主线，以“恶攻”类政治案件的发生和处理过程为复线。

柳福禄生于1935年6月13日，吉林海龙县六八乡同心村人，家庭出身地主。1950年柳福禄在本村小学读完了初小后，就外出就学，在县府所在的梅河口镇读完了高小。高小毕业后，到吉林市读的初中。就读学校就是吉林省著名的吉林铁中。这个学校管理严格，教学规范，师资力量强，学生质量高，至今还是吉林省最好的优质中学之一。

1955年7月，柳福禄初中毕业，遂回到家乡务农。此时，同心村已经组织了农业合作社，柳福禄在社里劳动了半年，1956年3月就到当地小学教书。先是代课半年，随后转为正式教师。1957年10月到12月，柳福禄参加了海龙县的小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的10多年间，柳福禄先后在当地6所小学任过教。柳福禄在学校工作很努力，听从领导安排，从不迟到早退，同事们对他都有很好的印象。

1962年，柳福禄在和平村任教期间，将全家由同心村搬到了和平村。柳福禄与父亲柳长年住在一起，全家7口人。妻子王淑兰与他同岁，娘家出身下中农。他们1956年结婚，夫妻生育了四个孩子。在1970年初柳福禄被当成“现行反革命犯”押走时，他们最小的孩子才一岁。柳福禄的父亲柳长年，1914年生人，在生产队务农，是被监督劳动的地主分子。王淑兰是一个很本分的农村妇女，与邻里的关系都处得很好，在村子大家都对她有好印象，认为这个媳妇是和善人。但王淑兰就是与公公的关系不好，经常找茬给他吵闹。这不难理解，公公的地主成分，拖累了丈夫和全家，使他们活得很憋屈，让她心里很不痛快。她时常会把气撒到公公身上，摔盆子摔碗，有时还不给他做饭吃。柳福禄非常孝敬父亲。每当遇到妻子与父亲吵架时，他总是站在维护父亲的立场上训斥妻子，结果是夫妻俩大吵一顿。这种吵闹虽然经常发生，但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夫妻感情。他们吵架的原因，都是善不善待父亲的问题引起的。所以即使吵得很凶，夫妻俩也从来没有说过离婚之类的狠话。

柳长年的地主分子成分不是土改时划分的，而是到1953年给补划的，主要是政治因素。按官方的权威定义，“家庭出身”是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的家庭阶级成分。柳家祖上，曾是当地很有些名气的大户人家，同心村“东西柳家”的东柳家。在柳福禄爷爷一辈，家境还很殷实，到收租子的时候，成车往家拉粮食。他父亲柳长年是过继给他爷爷这一房的。分家时，柳家还有一些土地。柳长年年轻时喜欢耍钱（赌博）。分给他的土地，让他卖的卖，押的押，很快就所剩无几了。到土改前6年，柳家已经是破落到普通人家，只剩下21亩土地，间草房了。

柳长年靠种菜园子谋生，虽然家境过得比一般农民略好，但也没有发展起来。儿子柳福禄从小跟他干活，12岁才上小学。这已经是1947年的事情了。海龙县是中共在东北最早的实控区。1946年1月中共东北局设在海龙县，曾召开了著名的梅河口会议。海龙县的土地改革开始很早，1947年就搞了土改。当时海龙县的土改政策规定，只有贫雇农才能加入农会，后期也允许表现好的中农加入，地主、富农是绝不允许参加农会的。

在土改时，给柳长年评定的成分是“中农”。柳长年幼年读过6年书，有些文化，能说会道，在土改中表现十分积极，不但加入了农会，还当了干部，在联社里担任文教委员。柳长年当了干部后，似乎有些忘乎所以，傲慢自大起来。他自己讲当时“积极往上爬，一心想入党”。但好景不长，因为手脚不太干净，在“三五反”运动中，把他定为贪污分子。1953年，柳长年被处理，新账老账一起算，给他补划了地主分子的成分，开除出干部队伍，回乡监督劳动。

从经济状况说，柳长年应属于破落地主。按照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者，应予改变成分。”以柳长年的情况看，更符合戴坏分子的帽子，而不是地主的帽子。平心而论，柳长年的地主分子帽子，并不是因为他真有过什么“剥削”，最主要还是他自己的不当行为所致。实际上，他对戴地主的帽子，心里是很不服的。他私下给儿子说：他当干部时，人际关系没搞好，得罪了一些人，被他们打击报复了。柳福禄相信他父亲的说法。但据柳长年在文革中的交代说：他那时“像旧社会的官僚一样压迫人民”，做了一些“对人民不利的事情”。

1960年2月，海龙县对全县“四类分子”进行评审。由各生产大队向公社报送“四类分子”评查意见，由公社党委审批。评审对象分为四类：正式社员、非正式社员、监督劳动、依法管制。柳长年原为非正式社员。他所在大队党支部、管理区党总支的评查意见都是“管制生产”。公社政法部和公社党委的意见是：“应批判斗争，斗争后给予监督劳动。”当年，海龙县全县共有评审对象2708人，经过评审定为正式社员924人，非正式社员597人。监督生产538人，依法管制的59人，未定的590人。对柳长年监督劳动的处理，应属于比较重的一档。

但是，柳长年戴的地主分子帽子，并不是只戴在他本人的头上，而是压在全家人头上，子女都要受到牵连，政治前途暗淡。柳福禄自然也受到了父亲地主成分的株连。尽管他工作努力，教学认真，业务能力强，但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虽然在许多学校工作过，始终没有发展。他自己对此也有抱怨，认为要是解决了家庭出身的问题，他就能够当上学校的教导主任了。

1964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后，县社教工作队到和平村蹲点。社教工作队在村里召开社员大会，传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精神，宣读有关文件。柳长年在会议上仔细听了社教工作队宣讲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他们宣讲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的文件，让他看到了改变地主成分的希望。这份1950年的文件说：“构成地主成分的时间标准，以当地解放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过地主生活满三年者，即构成地主成分。”他满心欢喜地认为，可找到改回成分的文件依据了。

柳长年回到家里，给儿子柳福禄说：按照这个文件，咱们家的成分不够地主。咱们家在1939年分家前有土地81亩，后来押出了60亩，已经丧失了土地所有权。我从下学就干活，也没有干过人家（意思没有发家致富）。按土地数量，咱家不够地主。咱们家也没有吃过租子。文件上讲得明明白白，按土改时前三年的土地算。别说前三年，前六年咱家就是这个样子。柳福禄问他爹：那怎么给咱划的地主？柳长年说：是在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给划的地主，那时国家的规定咱也不知道啊。按这个规定，咱家不能够的。他们父子两人商量，看看能不能把成分给改过来。

柳福禄巴不得甩掉这个家庭包袱。听了父亲的话后，柳福禄找了他工作的团结小学负责人张维新咨询，说了他家庭的情况：他父亲土改时的成分是中农，后来因为人缘不好又划成了地主。张说：土地不够是不能评地主的，评地主是根据剥削程度，不是根据人缘。你的情况是可以改的。于是，柳福禄找到社教工作队负责人叶显道（解放军干部），给他讲了他们家的情况，说他家应定中农，定为地主不合理。叶告诉他：“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显然是敷衍的话。柳福禄还找到了大队干部蒋德春、党员蒋德州等人，要求改家庭成分。但并没有结果。柳福禄家是从同心村搬过来的，改成分的事情必须通过同心村，情况比较复杂。许多老人知道原先他家在二道岗有几十顷地，让柳长年抵了赌债，破落地主也是地主。其实，即使把柳长年的地主分子改为坏分子，还是“四类分子”。这样，柳长年的地主成分非但没有改成，而且在文革中又成了柳福禄为地主老子翻案的罪状。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给农村的熟人社会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乡间邻里经常发生的生活摩擦，鸡毛蒜皮的计较，家长里短的事情，都被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在这种以政治原则统治生活伦理的社会关系中，百姓日常生活免不了的磕碰，就变得无法调解，甚至不断上纲上线，使问题的性质越来越严重。邻里之间，一旦抓破脸，你咬我，我攻你，翻来覆去，

越演越烈，不断升级，最后形成势不两立的死磕局面。柳福禄邻里关系的恶化，就是这样演变的一个例子。

柳福禄一家人1962年落户到和平大队，与村民的关系很融洽，与邻里相处的都比较好。特别是他们的三家邻居，在村子里都是有名的难缠户，但与柳福禄家相安无事。村民们都称赞柳福禄的妻子王淑兰老实，是不生是非的本分人。地主分子柳长年在和平大队也有些人缘。柳长年读过几年书，肚子里有些墨水，善于表达，语言能力很强，能一套套地开讲“包公案”、“刘公案”、“施公案”的旧小说。这在文化生活贫瘠的农村是很受欢迎的。许多青年人喜欢听他唠嗑，大爷长大爷短地喊着，让他很是受用。柳长年嘴上闲不住，经常说些闲话逗乐，是农民中好显摆的人物。如1964年清明节，学生去烈士墓扫墓，柳长年说“这些人不够一炮轰的”。见到来村里修补箩筐的小商贩，他也去说些消遣他们的顺口溜，博人一笑。村里人都感到这个老头说话有意思，愿意听他扯闲篇。

柳长年生性好说，口无遮拦，喜欢“瞎摆活”，风趣幽默，时不时蹦出几句风凉话，是说相声演小品的材料。今天看来，他活脱脱就是赵本山的前生翻版。但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就是在胡说八道，不老实了。村民们反映：柳长年的毛病是爱说些“屁嗝”话。其实，柳长年也很清楚自己嘴上的毛病，但改不了。这是性格使然。从政治上说，这是一个好说好动的“四类分子”。

“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后，农村“四类分子”作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大会小会都要拉去批斗。通过斗争“四类分子”，一方面可以给农民群众以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现实感；另一方面还具有震慑农民群众的警示效应，便于在农村推行一些剥夺农民利益的极左政策。地主分子柳长年和村里的其他“四类分子”自然也是和平大队的阶级斗争道具。除柳长年外，和平大队还批斗了其他“四类分子”，如搞外快的徐木匠、坏分子许连玉等人。因为柳长年是刚搬来不久的外来户，对他的斗争可能比其他人更严厉。柳长年过去给大伙讲的传奇故事和调侃的话，则被当做是阶级敌人“放毒”的现行罪状，予以严厉批判。

当时，农村基层干部为了压制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倾向，强收农民的“小开荒”地，限制“自留地”，首先是拿这些“四类分子”开刀，以震慑其他人。60年代初饥荒时期，各地农民都自发采取了各种自救措施。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许多农民为了谋生，在集体土地之外又自己另开一块荒地耕种；在耕作自留地时，也尽量往外边开，扩大一点种植面积。这种开“小片荒”和自留地“镶边”的情况，在东北农村非常普遍。地主分子柳长年也随大流，在屋后搞了一小片地种上了地瓜，自留地也扩大了四条垄，有三丈多长。这些农民的自发活动，农村各家各户都在搞，法不责众，心照不宣，算不得什么事。但在文革中，这些

活动都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强制农民把自己开出的“小片荒”收归集体。为了杀鸡给猴看，生产大队首先拿“四类分子”开刀，以儆效尤。生产队组织农民群众对地主分子柳长年进行了批判，没收了他在自家屋后开垦的种了500多棵地瓜秧的地。同时，队干部告诉柳长年，这块地虽然没收了，但管理这块地的事情还是要他负责，到收获时再由生产队另派人去。这是1967年的事情。

在地主分子柳长年被批斗的同时，柳福禄的地主子弟的身份也在强化。文革一开始，就突出强调了“黑五类”子弟的政治贱民身份，给柳福禄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他在小学的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干扰。文革初期，教师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出身不好的教师更是被学生整治的目标。中小学的十几岁的孩子正是在懵懂的青春期，往往以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待出身不好的教师，在他们的言行中挑剔出阶级敌人的动向，整治的方式花样百出。柳福禄教的是小学高年级，接连发生了各种事情。

文革开始时，柳福禄在县城参加小学教师集训。结束后，他分配到同心小学教学。1967年底，学校“复课闹革命”，重新开学。柳福禄所在小学也复课了。但是，在社会上跑野了的学生，很难收心回到课堂。在柳福禄负责的教学班上，几个调皮学生站在课桌上乱蹦乱跳。柳见状，训斥他们“你们要造反哪？”有几个学生知道柳出身不好，向校方告状，说他责骂贫下中农子弟。校方没有理会。在农村小学，不好好学习的顽劣学生多，教师往往要采取严厉方式“镇”住他们，维护教学秩序。农民家长们都理解和支持老师的做法，认为这是严格负责的态度。有的家长还要求教师更严格管教自己的孩子，可打可骂。但在文革中，这些做法就因人而异了。在出身好的教师那里，这是正常的教学管理。而在出身不好的教师那里，这就是打骂贫下中农子弟的阶级报复行为。柳福禄也因此被扣上了阶级报复的帽子。

东北冬天很冷，教室都得生炉子。1967年12月的一天早上，柳福禄给学生生炉子，没有引火柴，看到在教室地上有几张沾满泥水的毛主席语录，是前任班主任写的，他放到炉子中当引火柴烧掉了。当时有学生说，毛主席语录怎么能烧呢。他说，弄脏了，不能用了。这个班上有转来的几个学生，知道刘是地主子弟，有意给他找茬。课后，给他贴了大字报，说他对毛主席不敬。学校方面调查了情况后，认为学生捣乱，给柳福禄调换了教学班级。随后，柳福禄勉强干了一个来月，实在干不下了，就调到了建设小学。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大队的小学教员侯振民、王庆余的建议，并在报纸上组织了一场大讨论。侯、王建议：全国的公办小学放到生产大队来办。小学教师都回本大队，国家不再发工资，由大队给他们记工分。《人民日报》组织这场公办小学下放的大讨论，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反对意见的。短短时间，全国农村的公办小学都下放到了当地的生产大队，由大队来办。1968年12月，柳福禄任教的建设小学也下放了。他回到大队，先办了7天学习班，然后到第二生产队劳动，下地干农活，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时间点似乎也对，但是前后逻辑联系一塌糊涂，就是强行堆在一起。

这就是一篇典型的改开模式造假文字，居然在中国纪实和文学领域横行几十年。

也是有意思，怎么感觉副将走了，副将还在啊！！！最近好几个人有副将思路冒出来了！！

嘿嘿，台湾河友又出新花样了，能够把副将收买也是有意思！！

嘿嘿！！

这位柳先生应该是参加过什么吧？

并非简单的兢兢业业啥事也不参加啊？

柳福禄家的邻居有刘德财家、徐连友家和李成江家。这三家成分都是贫农。李成江家好沾点小便宜，有机会就要搂些集体的东西。徐连友更是村子里有名的孬人，好赌博耍钱，动不动就跟人吵闹。但是在文革前，他们邻里之间一直相安无事，经常来往。柳福禄的媳妇王淑兰，与徐连友的媳妇朱玉兰年龄相仿，每天抱着孩子相互串门，做做家务，聊聊天。

文革开始后，随着柳福禄的政治贱民身份的不断强化，他与村民的邻里关系也不断恶化。柳福禄的邻居刘德财、徐连友，因为出身成分都是贫农，在政治上有恃无恐。50岁的刘德财还当上了和平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文革之初，柳福禄几家邻居还有正常来往，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1968年下半年，在清理阶级队伍后，柳福禄的邻里关系也骤然恶化，各种矛盾纠纷都来了。待到柳福禄从公办小学教师下放回家成为农民后，他的邻里关系下降到了谷底，冲突的性质也不断升级。

柳福禄回到村子里接受“再教育”，但村民们仍把他当作知识分子看，还是有些敬畏感的。柳福禄对父亲很有感情。队里批斗柳长年，喊打倒的口号，他是不喊的，还拿眼瞅那些喊口号的村民。这让那些村民很不舒服。柳福禄的邻里纠纷主要有这几件事：柳福禄邻居徐连友的哥哥徐连玉，出身虽是贫农，但当过土匪，也是一个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四类分子”。在批斗徐连玉时，群众揭发徐连玉不老实，曾调戏柳福禄10岁的大女儿。柳福禄非常气愤，还上去打了他。这是结下“梁子”的开始。刘福禄的另一个邻居刘德财，与徐连友有亲戚关系。一天，刘德福的大女儿爬房顶，柳福禄怕她摔着，把她喊了下来。事后，刘德财找上门来，说柳福禄把他女儿吓病了，索要了4元多钱的药费。

红山口镇中学到和平小学开大会，把扩音器大喇叭搬到学校房上，播放大会召开的情况，有一套“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形式。徐连友嫌大喇叭声音吵闹，在家里大骂：送的什么大鸡巴，还说什么万寿无疆，是“万死无疆”。这些话被柳福禄拿着小本记下了，到军宣队告发了他，把徐连友揪去了会场。徐连友一口否认他说过这话，反过来说是柳福禄说的。当时，军宣队没工夫处理他们邻里的争吵，把他们都赶了回去。徐连友对柳福禄恨恨地说：你有小本本，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刘德财与徐连友沆瀣一气，也帮着他说话，一起给柳干仗。此后，柳福禄与两家关系彻底断裂，再不相互串门了。刘德财还想在房前砌上堵墙，不让柳福禄走。他们邻里间不再来往。

大人之间的矛盾冲突，马上影响到孩子的关系。这两家的孩子们和柳福禄的女儿吵架，整天地主长、地主短地骂来骂去。1968年春节，柳福禄家买了三张毛主席像，并排贴到南炕头。里面是毛穿军衣的单人像，中间是毛泽东、林彪的双人站像，外边是毛的单人半身像。柳家贴的这三张毛像，距离炕沿两尺多，大约70公分。不曾想，柳家的麻烦就是由这些毛像引起的。1968年4月底的一天，邻居徐连友妻子朱玉兰带着她家小四儿到柳福禄家串门，给王淑兰抓虱子。许家孩子4岁，上炕玩耍，把贴在炕中间的毛、林像从底边撕了半截。柳福禄的二女儿当时看见了，当即就喊“四小把咱的画像给撕了”。柳福禄回家发现毛像被撕，抱怨妻子没看住，立即让她打米汤给粘上了。过后没几天，徐家的大孩子徐德富与柳福禄的大女儿打架，乱骂说：“你们好，你们把毛主席画像的眼睛都给抠下来了。”柳福禄听了很有些紧张，但转念安慰自己，这是他们徐家的小四儿撕的像，徐家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不会有什么事情。1968年6月份，学校开始搞专政（清理阶级队伍），柳福禄在建设小学听到有人揭发说，有的老师把毛主席像的眼睛给抠了。柳福禄很害怕，回家后告诉妻子，要她把炕墙上的毛主席像用报纸糊上。第二天，妻子王淑兰把已经毁坏的那张毛、林一起的画像给揭下来烧了，用报纸把炕墙上的领袖像都糊上了。

当地农村的清理阶级队伍，是由解放军和其他公社的贫下中农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进驻到各村搞运动。进驻红山口公社和平二队的贫宣队，1968年11月份进入，1969年4月撤出。柳福禄的邻居徐连友等人向军贫宣队揭发，说地主分子柳福禄家毁坏毛主席像。这在农村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军贫宣队立即派人到柳家查看。1969年3月2日，农历正月14日，晚上，柳福禄在队里开会，妻子王淑兰和父亲柳长年在家里包饺子。邻居李仓库领着军宣队杨子春、贫宣传队吕桂珍、赵展珍和本村社员刘安五共5个人，来柳福禄家里检查。李仓库和军宣队杨子春上炕检查。他们揭开报纸，想查找那张被撕的毛、林像，但什么没有发现。柳福禄回家后，问妻子来人检查了吗？妻子告诉他，来人检查了，没有说什么。军贫宣队当场没有找到“罪证”，事后也没有重视，没有继续追究下去。

1969农历春节期间，柳福禄家又买了5张毛像。一张挂在炕的中间墙上。在墙上挂了一个木框，装上了一幅毛泽东穿军装坐椅子的像。木框下沿离炕面1米多（实际高度1.27米）。在炕头墙的地方，贴了一张毛泽东坐竹椅子的像。炕尾的地方，贴了一张毛泽东穿灰衣服的像。画像底边距离炕面都有一米多高。在门上边挂了一张毛泽东穿长衫拿雨伞的像（《毛主席去安源》），装在玻璃镜框里。在炕墙上，距离炕面5尺多高的地方，挂了一个装在玻璃镜框里的毛泽东正面像。

这么好的一个人突然被评为现反？这是彻底的胡说八道。

看来上层又要斗争了，所以又抓小辫子了，呵呵，你11敢动吗？！！

1969年5月份的一天，地主分子柳长年与邻居徐连友再次发生冲突。当时，农村生产队的评工分，采取的是“大寨工”的评分方式。即按照社员的政治表现、劳动表现来评定各个劳动力工分的分值。徐连友干活偷懒，出工不出力，被评为二等工，让他很不满。这一天，柳长年和徐连友一起在水田干活时，徐破口大骂生产队长和生产组长。此时，柳、徐两家关系已经搞得很紧张，柳长年抓住这件事，报告给生产队长。

但是，柳长年到生产队长那里告徐连友状的时候，被徐的侄子徐德海听到了，告诉给了徐连友。徐连友大怒。第二天晌午，徐连友首先找了柳福禄，吵骂了一顿。然后，徐出来又到了李家，找到李仓库和李常征兄弟，对他们骂骂咧咧地讲述了事情经过，扬言要用棒子揍柳长年。这个李仓库在村子里也不是善茬。在“四清”运动时，李仓库向四清工作队告状，说生产队长朱永喜偷炖鹅肉。工作队进行调查的结果，偷鹅炖肉的事情正是李仓库自己干的，与朱队长根本没关系。

随后，李仓库来到柳长年家，说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找他，要他到大队部去。到队部，徐连友等人已经等在那里了。柳长年与李仓库首先发生了争吵，争论徐连友背后骂干部，对不对。李仓库说不过柳长年，说：“怎么着？我还管不了你呀！”柳长年回嘴说：“怎么管不了！凡是贫下中农都能管了我。”他还说：“看你为谁掌权呗！”柳长年说话的意思是干部应该在公正的立场上说话。李仓库说：“你说我为谁掌权！？”柳长年顶撞他说：“不知道”。徐连友给李仓库帮腔，也质问柳：“你说我是什么人？”柳说：“你自己最清楚！”这时，李常征从外面走进来，抓住他的这句话质问：“柳长年你要什么权？”柳回嘴说：“我没要权。”李常征连珠炮般地责问：“怎么的，你还要权哪！你还要权哪！”柳连连辩解说：“我没有要权，我没有要权。”李常征当年20岁，看柳长年还敢回嘴，就动起手来，把柳长年这个50多岁的半老头子打了一顿。

柳长年去告贫农出身的徐连友，是他们邻里关系恶化的继续。他认为徐连友有个反革命分子的哥哥，在政治上也不强。柳长年显然错估了形势，他在事后的检查中说：“这个事有谁反映也没有我反映的（份）。主要是由于个人认识水平还不那么高，误认为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任何人都可以抵制。所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就犯了严重错误，破坏了毛主席的大联合、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愿广大贫下中农给予严惩。”

柳福禄听到父亲挨了打，立即跑来，找到打人的李常征评理。他说：“有事说事，有理说理，干什么打人？”李常征是柳福禄教过的学生，根本不买他的账，理直气壮地回嘴说：“柳长年是地主分子，不老实，向贫下中农反抗，我们就是要管制他。和阶级敌人有什么理可讲！”柳福禄用手指着他说：“现在什么时候啦，还打人，不是要文斗吗！”李常征回话说：“什么时候？现在是全国亿万军民更加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更加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将斗、批、改进行到底；现在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几个人一块起哄，把柳福禄给轰走了。

柳走时，对在场的人说：“李常征打人，你们都看到了，大家都是当事人。”柳福禄立即找到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要他处理这起打人事件。蒋德春却指责他不对。两人发生了口角。柳福禄说：“我是站在群众的立场，执行党的政策（说话），打人就是不对。”蒋德春偏袒打人者，说：“没有什么可处理的，地主分子挑动群众与干部的关系，打的就是对，他还不老实。”两人发生了争吵。当天下午，队里安排柳长年到水田地打池埂，柳的胳膊被打坏了，干不动活，来向蒋德春请假。蒋德春当面把他训斥了一顿，不准他的假。柳长年没有办法，只得忍着伤痛去干活。在路上，柳福禄追上父亲，要替他干，让父亲回家休息了。蒋德春认为这是柳福禄在包庇他的地主父亲。

柳福禄找了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后，还找了群众专政组长蒋德州、二队队长朱永喜等人，都没有结果。事发第三天，柳福禄又找到蒋德春和蒋德州，再次要求解决打人问题。蒋德

州说：“你这种行为就是替你父亲翻案，你对这个问题要放明白点。你说群众是报复，这完全是错误的。这是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这时，蒋德春说：“我们的处理意见，就是打的对！”

柳福禄找大队干部寻求公道，碰了一鼻子灰。他很不服气，拿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给他们论理，说“毛主席号召文斗，不要武斗”，还要到公社找军宣队讨个说法。蒋德春见他要找公社，有些紧张，不准他去，强制他回生产队劳动，还警告他“不准乱告状”。

1968年10月，和平大队开始“整党建党”，要各生产小队选举贫协代表帮助整党。柳福禄是当地农村的文化人，能够讲出点道理。他给群众解释“整党建党”说：是群众整党员，不是党员整群众。在群众整党的会上，柳福禄发言说：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在场时，选票就多；不在场，选票就少。认为这种“等额选举”的办法不合适。据人揭发，柳福禄还讲过：蒋德春还想当书记呢，党员资格都不够。但据柳福禄后来讲：他当时没怎么讲话，只是附和了其他人的意见。

柳福禄执意要到公社去告状，让大队革委会的基层干部们感到了紧张。在打人这件事的处理上，大队革委会显然是理亏的。柳福禄不是一般农民，他当公办小学教员多年，在外面也会有些社会关系，如果让他告来告去，对大队革委会是会有些麻烦的。于是，他们开始收集柳福禄的材料，要整他的罪名。随后发生的一件事，让大队革委会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柳福禄在上课时为默写生词与一个调皮学生发生了冲突。大队革委会的这些干部，则借机要把这件小事搞成一个攻击兄弟党领袖的政治事件，顺手把柳福禄也搞成反革命分子。

还是说事，说的是哪个方向，反对文革还是支持文革。

这个是你写的么？挺用心的啊，呵呵。

柳福禄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听从生产队安排，和社员一样下地劳动。但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地里的农活不太会干，拿不起来，干得非常辛苦，还挣不出工分来。当他看到一起下放的教师，许多人又重新回到教育岗位，而自己还在地里干农活，思想波动很大，情绪很不安。他私下给父亲讲了他的担忧：像我们这个出身，还能回学校吗？

1969年8月18日，红山口公社和平大队和平小学的负责人吕风阁，接到上级通知，要抽调他到公社整理教育革命的材料。和平小学的教师很少，吕风阁担任五年级班的教学，他走了需要有人来代课。吕风阁就找到了在生产队劳动的老同事柳福禄，要他给代一下五年级班的课，并且介绍了这个班的情况。和平小学五年级班有12名学生，都是15、16岁的大龄学生，文化底子很差，班级纪律不好。吕风阁将五年级的语文与数学课本交给了柳福禄，要他备好课，领着学生从头复习一下语文，复习重点是字词，可简单举行一次考试。算术课是进行解方程应用题。

柳福禄很珍惜这次回归教学岗位的机会，认真备了课。他领着这个班的学生复习了3天语文字词，第4天考试。在复习中，他发现有的学生把“叛徒”的“叛”，写成了批判的“判”；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的“恩”写成了“思”，“查”写成了“香”。他就把这些学生搞错的字词在书上标上了。划了50多个词，要学生们掌握。

语文考试安排在8月25日星期一的第二节课。随着上课的铃声，柳福禄走进五年级教室，拿着语文课本和一张写着字词的纸，给学生考试。考试共两题，第一题是听写字词，第二题是解释成语。柳福禄按照书上的字词顺序，一个词念3遍，要学生当堂默写下来。他念的第一个词是“恩维尔·霍查”，念三遍后，问同学写完了，就接着念第二个词，写大叛徒的“叛徒”两字。他念了两三遍后，学生王喜庆抓耳挠腮，写不出来这个词，反过来质问说：“柳老师，恩维尔·霍查不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领袖吗？怎么和叛徒连着一起。”

柳福禄没有想到学生会提这样的问题，赶紧解释说：“我这是按着一个词一个词，一个字一个字的听写，同学不能那样考虑。”王喜庆不依不饶。柳福禄又退让说：“这是听写字词，中间要用标点隔开。”但王喜庆还是不干，说：“这样写错了是算老师的，还是算学生的？我不写了！”柳福禄不敢再与这个学生纠缠，转而说：“我接受你的意见”，接着就让学生把这个词划掉。继续听写了“耸入云霄”、“奴仆”等词以后，再默写了“叛徒”一词。然后又做了成语解释，让学生解释了“卓越功勋”、“神采奕奕”、“如饥似渴”等词的意思。好歹算是把这堂考试完成了。

从事后的学生考卷看，班上同学都写了“叛徒”一词并划掉了，只有王喜庆同学没有写这个词。需要说明的是，直到后来，和平大队革委会要王喜庆同学写的调查证实材料中，他写的满篇错别字不说，其中“叛徒”的“徒”字仍然还是错的，仍然还是不会写。

这件事情发生后，柳福禄把考试字词的纸，给点烟抽了。这或许是怕学生再找他的麻烦。对付学生，柳福禄教学多年，自然也会有些办法。他在早上“天天读”的时间，领着大家读毛泽东语录，选了接班人五条标准和组织纪律性的几条。然后他对同学们说：“我接这个班，同学们纪律不好。有的同学认为我代几天课，就不好好学，那是不好的。大家损失大。你们快毕业了，不好好学，升中学也升不上。”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吕风阁从公社回校。在得知五年级考试的事情后，他马上分别找了五年级的同学进行了调查，详细了解了事情经过，帮着柳福禄做了几天工作。

柳福禄想让班级结合“八·二八”命令，开展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维持起码的教学秩序。为此，他还专门留下了3位女同学，要她们带头遵守课堂纪律，好好学习，争取升中学。有一名同学说：过去老师听写“叛徒”，前面都加刘少奇。柳福禄检讨说：“是啊，以前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大部分学生还是不听话，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会没有开成。

8月28日，吕风阁找柳福禄谈话。柳汇报了当时的情况，说：这件事发生后，怕别人说是有意的。又说，他没法给这个班的同学上课，教不了。于是，吕风阁接回了五年级的工作，将柳福禄调到二年级教学。但柳福禄在二年级只干了一个星期，在吕风阁去海龙县开会期间，他又被赶出了学校，回生产队劳动去了。

1969年9月12日，柳福禄离开了学校，重新回去种地去了。但事情还没有完。和平大队革委会领导人决心要把这件事搞成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他们责令柳福禄立即作出深刻检查。还要柳长年写出罪行交代材料。

9月13日，柳长年写了认罪“交代书”，递交给大队革委会。

9月13日、16日、27日，柳福禄向大队革委会接连交上了三份检查材料。

1969年9月13日，柳福禄写了第一份检查。检查说：自己备课不认真，默写出了政治事故。大队革委会认为：太轻描淡写了。检查没有通过。

1969年9月16日，柳福禄写了第二份检查：检查说：自己在回到学校仅仅20天，就犯了错误。他的错误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背着家庭包袱，贯彻了封、资、修的教育路线，课堂教学粗心大意，默写生词时，把“恩维尔·霍查”和“叛徒”连在了一起，在课堂上造成极坏影响。检查还是没有通过。

1969年9月27日，柳福禄又写了第三份检查。检查说：（1）没有和地主家庭出身划清界限；（2）违反党的政策（开小片荒）等；（3）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在学校中默写的情况）；（4）自由主义（说背后说过蒋德春连一个党员资格都不够，不会劳动）；另外还有邻居徐家的孩子到他家撕毁毛主席像的事情。他请求对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放他一条生路。

与此同时，大队革委会开始在师生中广泛调查，多方收集柳福禄的“罪证”。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亲自把几名和平小学五年级学生找到家里，让他们写了柳福禄在课堂“放毒”事情经过的证明材料。和平小学五年级学生崔常富、乔素芳等人写了材料，时间是9月18日。2

大队革委会找到柳福禄在建设小学教过的学生，要他们证明柳福禄在建设小学教学时，烧毛主席语录、打骂贫下中农子弟。学生王青生、包乘进、韩长和等人写了材料，时间是1969年9月22日。大队革委会还找了动手打柳长年的当事人李常征，要他提供证明说：柳福禄对打他父亲不服气，当场对贫下中农示威。9月22日，和平小学负责人吕风阁给大队革委会写了关于柳福禄上课情况的证明材料，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根据和平大队革委会的布置，和平小学的教师专门开了两次斗争会，对柳福禄进行揭发批判。揭发批判的内容有三条：一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好，不请假办私事，劳动挑轻躲重：二是看到别的教师接受再教育后都回校了，对没让他回校表示不满；三是借砍柴之机把小树棵给砍了，生产队罚他款，他始终没交。这三条所讲的事情都与学校工作无关，很明显，这完全是按照大队革委会交代的口径讲的。

1969年10月16日，和平大队革委会做出《关于柳福录问题的处理意见》。处理意见给柳福禄罗列了如下罪状：

1．该人出身地主分子家庭，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仇视广大贫下中农，在教学期间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体罚、打骂贫下中农子女；

2．大搞反（翻）案妖风，公开支持其父地主分子柳长年反（翻）土改的案；

3．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撕毁毛主席画像，用主席语录升（生）炉子；

4．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密战友阿尔巴尼亚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

5．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间经常不参加劳动，以割柴火为名进行乱砍盗伐；

6．破坏整建党运动，在群众中散布说×××（注：指大队书记蒋德春）党员不够，有问题，现在表现很不好。

经大队党支部和大队革命委员会研究，根据本人表现，同意给予该人清除教育界，戴帽管制生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但是，大队革委会感到，要把柳福禄的这些罪状坐实，先前收集的材料分量不够，于是又赶紧找当事人，紧急补充了材料。还责令柳福禄写出一份更完整的检查材料。1969年10月22日，和平小学教师吕风阁、学生梁素芬、朱桂花、官桂琴、柏永刚、崔常富、王喜庆又提供了新写的调查证实材料。王喜庆就是在课堂上当场给老师柳福禄发难的学生。在这份材料上，他的叛徒的“叛”字，还是不会写。打人者李常征再次提供了调查证实材料。在这份调查材料上，代笔人为了强调李常征的政治身份，写的是：贫农，党员，红旗煤矿工人（在其他材料上，李常征的身份是：贫农，团员，社员）。为了加重材料的分量，调查材料还增加了两个年纪大的人的证明材料。一个是63岁的贫农王双喜，证明柳福禄砍柴时割了小松树的材料；另一个是50岁的李成江，证明柳福禄替地主父亲翻案的材料。

10月24日，柳福禄再次写了检查材料交上。这份检查共写了7页纸，是最长的一份。和平大队革委会将这些证明材料盖上公章，连同柳福禄的检查材料，与大队的处理意见一并送到公社。请公社革委会审批。

1969年10月25日，海龙县红山口人民公社革委会做出了对柳福禄的处理意见：“柳福禄确系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子弟，已不适应做教育工作。清除教育队伍，下放农村参加集体劳动，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以继续观察。”

起先，大队革委会还想把这个事情搞成一个“现行反革命”案件，逮捕柳福禄，送交公安机关处理。但公社把柳福禄的材料报到县里以后，经海龙县革委会人民保卫部审查，认为该案件的事实部分不清，没有批准。按说，这个事情到此应该结束了。但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和平大队革委会又“发动群众”，根据邻居两个小孩子的“揭发”，搞出了一个柳福禄在家里针扎毛主席像的“反革命事件”。

1970年2月5日，柳福禄被带到海龙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关押在“红卫连学习班”（即“群众专政劳改队”）里，由专政机关正式审理他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审问是分头进行的。一头是县人保部对柳福禄的审讯；一头是在和平大队对柳福禄父亲和妻子的审问。目的是与柳福禄的审讯材料对证。

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审理归县人保部政保组。柳福禄被带来后，县政保组从1970年2月15日到18日，连续审问柳福禄5次。每次审问时间都在2小时以上。县政保组还要求柳福禄写出书面交代材料。2月3日、2月10日、2月18日和2月20日，柳福禄连续写了4份交代材料。柳福禄在这些交代材料中，给自己的事情无限上纲，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大帽子。如：柳福禄在1970年2月10日的检查材料中说：他在给学生考试时，把“恩维尔·霍查”和“叛徒”连起来，是“配合国际上的苏修叛徒集团们，大肆向社会主义阵营攻击，恶毒的污蔑诽谤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一盏明灯”，……“企图分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在2月18日的检查材料中，柳福禄全盘承认了那些强加于他的所有罪名：给学生听写是有意放毒，替地主父亲翻案是阶级本性，扎毛主席像是泄愤等等。

在县人保部审讯柳福禄的同时，在和平大队，专案组也紧锣密鼓地对柳福禄的家属进行了连续审讯，以便落实柳福禄的罪证。1970年2月20日，专案组在和平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家里，两次审讯王淑兰，查问扎毛主席像的事情，有没有与柳福禄串供。第二天，专案组在蒋德春家又接着两次审讯王淑兰，继续追查扎毛主席像的事情。最后，王淑兰承认了是

柳福禄扎的毛像，她还与柳福禄有过3次串供。

1970年2月21日下午和晚上，专案组连续两次审问了柳长年。柳长年在交代中还想给儿子撇清“翻案”的责任。他讲：在“四清”时曾给儿子讲过改出身成分的事情，当时儿子的态度是不同意，说“你都承认了，我还能替你翻案吗？就这样组织上还说我包庇你呢。”

和平大队革委会于1970年2月23日给公社上报了处理柳福禄的意见材料，提供给县人保部，作为审理柳福禄案件的判决根据。这批大队革委会组织的材料代表性很全面，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对柳福禄的处理意见：有柳福禄所在生产队的处理意见（和平二队代表最基层单位）；有临近生产队的处理意见（和平四队代表群众意见）；有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处理意见（代表教育口）；和平大队专案组的处理意见（代表政法口）；最权威的是和平大队党支部、革命委员会的处理意见（代表一级党政组织）。这些材料语气非常严厉：不把柳福禄判刑，革命群众绝不答应。

和平大队专案组的《柳福禄综合材料》中列举的柳福禄罪状是：（1）顽固地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替其反动家庭及其地主分子父亲柳长年大搞翻案妖风；（2）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兄弟国家领导人（恩维尔·霍查）；（3）攻击诽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各项政策，乱砍盗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更为阴险地是，刘犯在群众批斗期间曾三次与妻（王淑兰）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逃脱罪责，驾（嫁）祸于人。后在证据面前，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不得不低头认罪，交待自己的罪恶事实。”

和平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意见说：柳福禄利用在和平小学代课之机，利用合法讲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意给刘犯从严处理，依法惩办。和平大队第四生产队的意见是以全体贫下中农，政治队长王长生、队长王守仁、治保委员季瀛洲的名义提出的，列举了柳福禄多次为成分翻案、认罪态度不好等五条罪状。第二条是“攻击恩维尔·霍查”，讲柳福禄利用合法讲台，进行反动活动，配合帝、修、反的侵华准备工作，污蔑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领袖，……也就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这个生产队的处理意见是：“根据上述事实，理应从严处理，以致法办。”

和平大队二队关于柳福禄的处理意见说：柳福禄出身反动的地主家庭，品质恶劣，极端反动。（1）公开替他反动老子翻案；（2）更恶毒的是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3）利用自己在教育界里的职权，公开做反标案件，情节严重，没有老实坦白交代自己的反动事实……。最后说：根据党给出路的政策，给柳福禄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交群众管制劳动，“如果以后还没有悔改之心，就从严处理，立即判刑。”

海龙县和平大队党支部、革委会的处理意见，列举了柳福禄的罪状：“利用无产阶级的合法讲台，漫骂攻击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霍查同志，借以影射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配合苏修反华，妄图颠覆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事后，柳又狡猾抵赖，多次与其妻订立攻守同盟。”最后，大队的处理意见是：“柳福禄实属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犯罪分子，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我们强烈要求专政机关，以（依）法捕办，严惩犯罪分子柳福禄。”值得注意的是，和平大队的这份材料除了盖了“红山口人民公社和平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公章外，还盖上了革委会主任蒋德春的私章。可见蒋的重视程度。在这些对柳福禄的处理意见中，最轻的是和平二队的意见，在队里管制劳动；最有分量的是和平大队的意见，反革命犯罪分子，逮捕法办。

1970年三四月，“一打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当地对柳福禄现行反革命案的侦查工作，也紧锣密鼓地抓紧进行。

1970年3月，县人保部政保组连续审问柳福禄6次，讯问柳长年2次，讯问王淑兰2次。政保组把柳福禄带到红山口公社中学，连续审讯逼供。为了让他老实交代，还把他带回大队进行批斗。但是柳福禄的事情再上纲上线也就这么多。他实在再交代不出还有什么东西了。

在这一轮审讯时，柳福禄推翻了过去在专案组逼供信下讲的话，否认了他有意去毁坏毛主席像的事情。但政保组审讯人员认为，这是反动、狡猾、畏罪的翻供抵赖，不予采信。

政保组还又收集了柳福禄乡亲邻居们的证言。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况：柳福禄与徐连友两家是死对头，关系很不好。他们本来是一个院东西屋的邻居，原来关系很好，后来因为孩子问题、房子问题、告状问题、打人问题，两家闹了别扭。徐家孩子和柳家孩子经常打架，骂他们是地主的儿子，还不老实听话……徐连友正是向大队革委会告发柳福禄毁坏毛像的人，毁坏毛像是他儿子亲眼看见的，就是说这是孤证，没有旁证。他们挟嫌报复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政保组还是照着“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审查逻辑走了下去。

经过多方收集材料罪证，专案组整理了一份完整的柳福禄反革命案件的综合材料，列举了刘的四大罪状：

1．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兄弟国家领导人。罪证有3条。（1）用毛主席语录生炉子，在家里把毛画像的眼睛给抠掉了；（2）让学生听写“恩维尔·霍查”“叛徒”；（3）批评学生“小泥鳅翻不起大浪来”。

2．大搞翻案妖风，支持其父公开向贫下中农要权，梦想夺回已失去的天堂。罪证2条。（1）四清时想改成分，为地主搞翻案；（2）为父亲被打的事情到处告状。

3．蒙蔽一部分群众，大搞资产阶级派性，攻击革委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为资本主义大开绿灯。罪证有4条。（1）拉拢一些人，“把广大革命群众长期的对立起来，相互打内战”。（2）散布某某（按：指蒋德春）不够党员（标准），破坏整党建党。（3）开小片荒，扩大自留地。（4）以砍柴为名进行乱砍盗伐，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

4．破坏教育革命，仇视贫下中农子弟，利用合法讲台，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体罚打骂贫下中农子女。

5．现在表现。根本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0年4月17日，海龙县红山口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改变了1969年10月25日做出的将柳福禄清除教育队伍的处理决定，做出《关于柳福禄反革命案件的处理意见》，把柳福禄定性为“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要求公安部门“逮捕法办”。1970年4月21日，海龙县人民保卫部政保组做出了《对柳福禄反革命案件调查报告》，报送人保部审批组审查批准。

政保组调查报告说：罪犯柳福禄，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对党的各项政策心怀敌意，为其父反动地主分子喊冤叫屈；从1968年来用手扣（抠）、针刺手段污辱毛主席画像；在代课考试时公开让学生书写“恩维尔·霍查叛徒”，借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事后又盗用批判无政府主义之名，行镇压学生革命行动之实。报告说：罪犯柳福禄“实属反动透顶、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罪。”为此“经过政保组讨论，一致认为必须逮捕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