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淮阴候的救赎---评韩信的心路历程 -- 机会主义者
他的作品中体现的是战国秦和初汉时期那些游侠张扬飘逸的人性，如果说《史记》中春秋战国时期部分的记载很多是参照《左传》和《战国策》的话，秦末到汉初这段时期的人物列传基本上都是他的原创作，可以说深深渗透了他的感情，这部分列传也是全《史记》中最精彩的部分。在汉武帝统一学术后具有这种性格的人物就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了。
汉武以后，这个大一统才算真正定下来了。所以我总觉得汉武虽说穷兵黩武，但对统一的汉族的形成却居功至伟。
公元前203年7月到11月，楚汉战争到了关键的天王山阶段，形势的错综复杂直到现在看来都令人目接不暇。7月刘邦单身闯入韩信大营尽夺其军，实力复振，趁项羽东击彭越之际夺回了成皋，并筑广武城以距楚军，汉、楚两军主力在广武一带对峙数月，均无法取得进展；彭越对楚地的一再骚扰让项羽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这个麻烦，与10月撇下成皋前线回到梁地与彭越决战（汉书记载为9月，对此笔者认为别有深意，容后再叙）；韩信在匆匆完成新兵的训练之后，与8、9月左右在平原驻扎，与齐国在下历驻扎的大军对峙，大战似乎不可避免。在这个关键时期，郦食其却以三寸不烂之舌扭转乾坤，不费一兵一卒说降了齐王田广。下历的齐军完全放松了警惕，田广也与郦生日日纵酒，俨然已成亲密无间之关系。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郦生的上一次成功说降还是在刘邦入关之前，刘邦让他去齐国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摆在他眼前的首要任务还是尽快夺回成皋，此刻他正在百般挑逗曹咎出战，无暇顾及北方的形势。项羽虽然可能知道韩信奉命击齐，但他也了解齐国的现状，正如以后田肯所说“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齐国虽然经过项羽的一番蹂躏，但实力依然不可小视，不是韩信领着一帮未教之民短时间内可以搞定的，所以他打算最多十五天解决彭越而后火速回头解决刘邦，如果齐国能拖住韩信，而彭越对楚军后方的威胁一旦解除，项羽处理成皋一带的汉军就再无后顾之忧了。至于韩信，他本来就在犹豫是否要攻击齐国，当初李左车给他的献策是待赵地平定后传缴燕齐，必可不战而平之。结果燕地虽然如预期那样降服了，对付齐国的方案还未出台，所有的计划就被刘邦的卤莽行为打乱了，如今无论在兵力、士气、战斗力和地形等各方面，面对下历的齐军韩信都没有必胜的把握，面对这样的形势贸然进攻绝无胜算，韩信也在下历平原等待局势的变化，而郦生的行为在说服齐王的同时，也解除了齐国大军的武装和警戒心，整个齐国顿时成为不设防的非战区，这就象两个侠客在决斗之前各自运气，忽然有一方将自己的空门完全敞开，摆出一付欢迎光临和化干戈为玉帛的姿态，这对于蓄谋已久的韩信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时机，但韩信已经知道造成这种结果是郦生的功劳，可刘邦此刻应该还未得到最新的消息，所以没有新的指示传达给韩信，尽管如此，汉、齐两家已经达成事实上的停火默契，按理韩信也不能再乘机动用武力了，可蒯通看透了韩信的心理，一番言辞拨动了韩信的心弦，也把韩信送上了与刘邦对立的位置。
蒯通用两个理由说服韩信，一是刘邦只给了韩信进攻齐国的指示，而没有诏令韩信停止进攻，所以刘邦让郦生说降齐王的行为并没有征求过韩信的意见，韩信当然可以以服从命令为由继续攻击。这条理由其实很苍白无力，因为所有人都没有把郦生的行为当一回事，也就是说没人能算计出郦生能够成功说服齐王，所以刘邦也就没有必要同时给韩信下诏令。况且韩信得到刘邦的授权可以独自处理所有进攻齐国的军事行动，那么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执行或终止圆计划是韩信的份内事，既然军事行动的目的通过其他途径已经达成，那么原本的军事计划也就失去了意义，完全可以取消或更改。此刻蒯通拿出这个作为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以韩信的天才又岂能不知，但蒯通的杀着是第二个理由，“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觽，岁余乃下赵五十余，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蒯通吃透了韩信的性格。在乱世之中韩信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出人投地，而按照当时社会的普世原则，人生的最高目标莫过于裂土封王，能得到一块被官方所承认的世袭领地传诸后世。（理由以后再讲）韩信在初期的挫折后终于在刘邦手下得到崭露头角的机会，完全凭借自己的才干在北方经营出一片天地（其实在下对汉书记载刘邦给予韩信三万兵马攻略赵地的是有疑虑的，盖此未见史记所载，且当时正是刘邦最困难的时候，能有如此魄力分三万兵马给予韩信？窃以为是班固为刘邦增饰之辞），刘邦对此未有些许封赏，反而屡屡交给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手下张耳、曹参等人却被封王封候，厚此而薄彼甚矣。韩信对此有怨望也属正常，眼看平定齐地这么大的功劳被郦生一番口舌而硬生生夺将而去，更加剧了韩信心理上的不平衡，蒯通利用这点唆使韩信可以说恰到好处，无论从理智还是情感判断，此时都是韩信攻齐的最好时机。韩信没能经受得住这个诱惑，接受了蒯通的意见部署开始部署攻齐的具体事项。
一边是处心积虑厉兵秣马的韩信大军，一边是松懈懒散不御守备的齐历下军，两相比较，则胜负在未战之前已经可以预见了。韩信的这种类似偷袭的做法跟后世纳粹德国偷袭苏联有点相像，趁黑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破下历的华无伤﹑田解大军，重创了齐军的主力，并趁势攻到临淄城下。田广盛怒之下却无任何退敌之策，慌乱之余迁怒于郦食其，逼其设法让韩信退兵，郦生的腐儒脾气让他拒绝了为自己乞命的机会，于是被田广残忍的烹死。临淄虽高城厚壁，但兵力不足，且处于慌乱中的齐国军队必定失去统一的调度和指挥，无法在此刻组织起有效的城市防御体系，于是田广等人不得已撤军东去，“齐王广东走高密，相横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阳，将军田既军于胶东。”和二战中的苏联一样，齐国广阔的纵深给予田广等人以喘息的机会，假以时日田广等人必定能重新征集组织起相当规模的军队，到那时韩信就失去战争的主动权了，所以韩信必须尽快解决齐地的残余势力，于是马不停蹄的追击田广到了高密。田广不得已向老对手项羽求援，按之后龙且的说辞，田广必定向项羽许下重诺才求得楚军的援助，又或项羽担忧齐地一旦为韩信所下势必危及彭城，于是项羽分兵授予龙且令其协助田广阻挡韩信。龙且是项羽最后一张王牌，当时英布已反，钟离昧失去了项羽的信任只负责荥阳方面的防御，项羽手下能独当一面的也只有龙且了。龙且和田广合兵后号称有二十万，虽然是虚张声势，但数量也必定不少。项羽两面作战的同时给予龙且一支庞大的军队，也反映项羽对齐地的重视程度。于是龙且和韩信在壅水边排出阵势，一场宿命的战斗不可避免了。或许当时两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次战斗的结果将彻底改变楚汉阵营的实力对比，而韩信将成为左右楚汉战争命运的KEYMAN……
楚军和汉军夹水列阵，当时有人向龙且献策，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坚壁清野，以逸待劳”。对比齐楚联军和韩信大军的现状，虽然表面上韩信已经攻克齐地的大片领土，但战线之长也早已突破了后勤供给的极限，即所谓的“汉军两千里客居”，这个时候军队只能就地取食，而灌婴的骑兵虽然是袏助韩信的一支劲旅，但战马的粮草消耗只会更甚于士卒，况且当时已经是十一月，天气渐渐转凉，按当时的条件在冬季是很难用兵的，况且韩信的军队组成的时间较短，短时间凝聚的战斗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散，到最后一哄而散也不是没有可能；相反齐楚联军却可以通过当地和楚军后方得到足够的给养，如果将战争拖入消耗战，同时派出第五纵队挑动韩信控制下的齐国各城同时反汉，断绝汉军的粮食供给，那么或许那个冬天就是汉军的末日。在当时的情形下，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时间都站在齐楚联军一边，战争拖的越久，对韩信就越不利。如果放眼整个楚汉战争的大环境，龙且能把韩信粘在齐地，让项羽从容解决彭越这个累赘，那么楚军的后方就再也没有威胁了，一旦楚军的后勤供给趋于稳定，荥阳成皋主战场的形势就将再次被项羽所主导。因此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龙且都没有冒险决战的必要，虽然从兵力上来看，龙且要优于韩信，但他却忽视了某人进言时指出的联军的软肋，即“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战争虽然动辄号称几十万上百万，但往往无法形成于之相应的战斗力，相反庞大的军队在驾驭的过程中往往顾此失彼，在遭受打击之后很难形成二次反击的能力。在我看来，一般的将军带兵三万，统帅带兵十万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数量值，一旦能力无法达及而却要强行征召庞大的军队，其结果往往都十分悲惨。古代军队在缺乏现代通讯工具的条件下如何保证畅通的信息传导机制，直到现在都无法真正让我等知晓，象韩信那样自信带兵“多多益善”者，狂妄的背后必定有超越常人的手段和能力。回头再说齐楚联军虽然数量庞大，但齐军刚刚遭受大败，低落的士气如瘟疫一般传遍整个大营，此时如果贸然出战而不能得胜的话，失去凝聚力且近乡思家的士兵很有可能从战场上偷偷逃走，到这个地步的话局势就无法收拾了。龙且在对自己有利的形势下选择了一种卤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本来清晰的战局拖入混沌之中。
究竟是什么让龙且放弃必胜的手段选择一种很不明智的方式主动求战呢?或许从龙且的一番话中可以找到些头绪。龙且说“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这句话包含三个层次的意思：一是基于龙且对韩信的了解程度。龙且说自己清楚韩信的为人如何，“易与耳”，那么龙且真的了解韩信吗？当初韩信在项羽阵营担任郎中，虽然序卑位微，但比其他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到项羽阵营的高层，所以龙且知道韩信这个人并不奇怪。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初的韩信和龙且在地位上有天地之别，龙且眼中的韩信只是一个不得志畏首畏尾的小幕僚而已，本文的最初说过韩信的性格中有软弱的一面，在不得志的时候，这种失落感表现的更明显，而经过一系列变故的韩信早已脱胎换骨，虽然性格中的软弱面依然存在，但本不为龙且所知的军事天才和战场上的果敢刚毅在此时的韩信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龙且还拿老眼光看待韩信，认为这家伙容易搞定，至少犯了主观主义错误。过分轻视韩信的能力，是龙且失败的首要原因。
这句话的第二个意思，反映了龙且贪功的小算盘在作怪。这就带到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龙且究竟有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项羽把这个重任交予给他，自然对其信任有加。但龙且这句话暴露出其本质上还是和曹参灌婴周勃一样，只是战将而非帅才，他没有大局观和洞察力，缺乏一种对全体将士的责任感，他一心想要的只是战争的结果能带给自己的利益，在大战来临之际，作为最高统帅的龙且考虑的不是达成战争目标所必须采取的军事部署、谋略、外交、情报搜集、战斗动员等繁重的细节，而是超越现实考虑战争之外的东西，这种指挥官如何能得到士兵的信赖呢？从这一点来看，龙且不但不具备统帅的资格，连一个普通的将军所必须具备的武德和基本判断能力都丧失了。达到同样的目的，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自然是最好的结果，龙且却对这种结果不以为然，我甚至开始怀疑龙且的心智是否健全？或许是他对韩信的能力的认定影响了他正常的判断力，好胜心和短视引导龙且走向深渊。
这句话的第三个意思，表达了龙且对胜利后的战利品的幻想，体现了他的贪婪。人说未战而先算，算的是战局和形势，他居然盘算起战后的战利品处置问题，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项羽把这样的庸人扶上如此重要的位置，从某种程度而言，是项羽毁了龙且，同时也为自己挖好了坟墓。就从短短的一句话，我们看到了一个贪婪短视、专营私利的小人的心态，从一开始，龙且就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没有意识到自己肩上扛着支援齐国和保护楚国侧翼的重任，以及数十万将士的身家性命，依旧象一个普通的将军追求战场上的荣誉和快感，他的心态根本就已经失衡了。一个失去平常心的普通人最多碰得头破血流，而一个失去平常心的统帅，会把手下的将士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龙且和齐楚联军的所有将士还没有意识到，地狱之门已经为他们打开了。
史迁处于一个上层逐渐专制化的非常时期，因此对于人格的尊重和专制对个人价值的摧残的控诉在这个时期的描写中占了很大的篇幅。
高祖之后对于个人价值和精神的压制就没有停止过，文帝时代对官吏的要求就已经变成“忠厚长者”了，冯唐也对文帝发悲愤之言“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对于这种变迁司马迁没有阻止的力量和能力，但出于学者的良心和历史责任感，他客观了记录了这个历史变迁过程中各类人物所起的作用了意义，保留了人类历史中最崇高的行为价值的相关记载，从这一点而言，后世的治史者是远远不及史迁的。
史迁所处的年代的确是一个激扬磅礴的年代，但是仅仅有这个年代是不够的，也需要有司马迁用笔将他们记录下来。而深受开朗、豪放、积极进取的秦汉时代的风尚熏陶而同时又拥有史官传统的司马迁以自己的感情和文笔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和事件记录下来，才使得我们得以为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而激动。引用一段关于《史记》人物的评价：
以浓墨来表现人，表现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那种百折不挠的意志，是《史记》的最大特点。晋文公流亡十九年而复国之志未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求东山再起；韩信忍胯之辱，发愤追求；陈涉身为佣耕者却有鸿鹄之志；苏秦在椎剌股中苦学；屈原被放遂，仍有兴国之心……这些人物，身处逆境而不甘沉沦，身受磨难而刻意进取。那奋发、图强的力量深藏在他的灵魂深处，一旦时机到来，就会象火山爆发、山洪奔泻那样令人触目惊心！
为正义事业，不畏强暴，敢与权贵抗争的人物，在《史记》中也比比皆是，这里有怒斥秦王，完璧归赵，“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蔺相如；有慷慨悲歌、视死如归，敢于剌杀凶残的秦王的荆轲；有在国危民难之际自荐，对着咄咄逼人的楚王，面不变色心不跳，力陈利害而博得楚国支持的毛遂；有明知诸候怨恨，道路险阻而力行削藩的晁错；还有吴起、伍子胥、范睢、商鞅……他们在正义、理想、事业与权贵发生冲突时，毅然以凛然的正气，不屈不挠的精神捍卫了前者，这是多么壮美与崇高的人格！
悲剧人物在《史记》中占有很大的份量。正象鲁迅和老舍所说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它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人力量”。们，有的是为了正义事业而奋斗，为国家和人民立下赫赫功勋而被杀或被迫自杀。
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垦荒，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使秦国由弱变强，也巩固和发展了封建制度，却由于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招来了他们的仇恨。秦孝公一死，就被车裂，悲惨死去。李广武艺高超，作战英勇，胆略过人，文帝时，“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景帝时，“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武帝时，他以卫尉为将军，率兵击匈奴，尽管寡不敌众，不幸受伤被俘，但他最后还是乘隙而上胡儿马，困推堕儿，取其弓，射杀追骑，以胡得脱。他仁爱士卒，不贪钱财，“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他“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就是这样一位将军，遭到汉武帝及其宠臣、皇亲卫青之流的排挤，以致元狩四年出击匈奴战争失利本不是李广的过错，而是汉武帝和卫青在临战前胡乱调动造成的，结果事后把责任推向李广，以致逼得李广含愤自杀。其他如韩非、吴起、屈原、韩信、伍子胥等，都属于这一类型的悲剧人物。
他们，有的是封建统治集团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这一点，表现在宫廷斗争中最为突出。且以两事为例。汉高祖在世时，十分爱幸戚姬及其生子赵王如意，几次欲想废太子而立如意，只因大臣们反动，才不得实施，却因此招来了吕后的怨恨。高祖死后，吕后“使人持酖”杀赵王，又“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廁中，命曰人彘”晋献公宠幸的丽姬为了使自己的生子爬上太子宝座，竟设计让太子误入圈套，使献公误以为是太子要害他，“乃诛其傅杜原款”，太子也“自杀于新城”。所以，宫廷中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虽没有战马奔腾，而其惊心动魄，令人不寒而粟确不亚于战场上刀光剑影之间勇士们的互相残杀！
有些人物是因为自己主观上的过错，而导致悲剧结局的。吴王夫差曾一度称雄东南，此后就目空一切，一意孤行，不听伍子胥劝谏，与敌国越结盟，四出攻击无关紧要的国家，削弱国力，还把忠心耿耿的伍子胥赐死。最后为越所败，自己落得“自颈死”的下场。⑻陈涉乃“甕牖绳枢之子，甿隸之人，而迁徒之徒也。”“足行伍之间，俛仰仟佰之中，率罷躡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糧而景从”于是横行天下，把秦朝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却因为后来的生活腐化，脱离群众，用人不明，核心瓦解，军队纪律涣散，最后兵败，为“其御庄贾杀以降泰”齐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却因为晚年任用奸佞小人，而导致诸子夺权，自己身死后无人理丧，“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象这样类型的悲剧在《史记》中是不胜枚举的。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虽然形象多样，性格各异，但大多数都有共同之处：他们所表现的是人们在追求中的挫折与失败，在奋发中的困苦与灾难，在斗争中的牺牲和毁灭。他们并不使人觉得消沉，让人感到悲观失望。他们是悲剧人物，却并不带有悲哀的色彩。他们总是以那种不懈追求、勇敢奋斗、坚贞不屈、积极抗争的精神，震撼着后来人的心，激励他们去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努力追求。
秦始皇的一生，从哇哇落地至病逝沙丘，都处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的，充满了动荡和惊险。他十三岁时就因父亲襄王去世而代立为秦王。小小年纪，就要在勾心斗角的政坛上与老谋深算的大臣们打交道，而且，当时正是战国纷争的祸乱时代。可以说，赢政是在幼稚之年受任于危难之际的。事实上，在大臣们的眼里，秦王当时是可以置之度外的。长信候嫪毐作乱就是明正。可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赢政显示了他那惊人的政治才能，同时也暴露了他那凶残毒辣的性格。也除了平定嫪毐作乱，还杀死了与案件有关的官吏二十人，“灭其宗”，“及杀爵迁蜀四千余家”。这情景不能不令人心颤胆粟。赢政一生中辉煌的功勋是统一六国。他亲政以后，从吕不韦嫪毐手中夺得权力，任用尉缭、李斯等人作谋士，重用王剪父子和蒙武父子等能征善战的将领，重新部署了对付六国的战策，开始了消灭六国的战争。从公元前二三0年灭韩开始，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灭齐为止，前后十年，秦王指挥秦国的军队，从地处偏僻的西蜀之地，先是蚕食中原，后又发动大规模进攻，经过了难以数计的大小战争，正象贾谊所说的“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⑿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自然这统一中的难苦卓绝，险危曲折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从赢政从吕不韦和嫪毐手中夺权到险遭荆轲剌杀，从向弱小的韩国开刀到征服强楚，从保卫实力的抵御战到大规模的攻坚战，无一不沤尽了赢政及谋士们的心血，无一不洒满了将士们的鲜血。但是，这一系列战争，从此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候割据的混乱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秦朝统一的开创之功，是密切不可分的。赢政的事业，是何等壮美的事业！
项羽是大将项燕的后代。他自小就有叱咤风云之志，取代帝王之心。家里人先是送他去读书，他不肯，就去学剑，又学得不好。他叔父项梁责骂他，他答道：“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有一次，秦始皇游会稽，项羽与项梁一起看。项羽竟说：“彼可取而代也”。⒀会稽暴动，是项羽戎马生涯的开始。他当机立断地杀死太守，又“击杀数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⒁开始显露了他勇猛过人的豪气。秦将章邯带兵围困依附于项羽的诸候赵王歇，军于巨鹿城，楚怀王孙心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项羽看到宋义违抗楚王命令，豪无救赵之意，就毫不犹豫地宣布他的罪过，斩了宋义的头颅。接着，他带领士兵，破釜沉舟，烧庐舍，呼声动天，猛攻秦军，很快就大获全捷。胜利后，项羽双带领士兵马不停蹄，长矛直指，继续向秦的统治中心咸阳捣进。不可一世，凶残暴虐的秦王朝在强劲的起义军刀枪下终于结束了其短暂的生命！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总是描写激烈矛盾斗争中，惊心动魄的场面中的项羽，凭此表现他那倔强的性格、坚韧不拔的意志，一往无前、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项羽最后失败了，但司马迁从不以胜败论英雄，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就是兵败而死，也死得凛然正气的英雄！
恩格斯在赞扬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时就说：“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⒂这段话也适用于赞扬司马迁《史记》中的英雄人物，他们象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勇士一样，大都具有一种豪迈进取、积极奋发，建功立业的轰轰烈烈的精神气魄，他们大都投身到时代斗争的旋涡中去，经受着挫折、困苦，甚至流血身亡。他们都不希望自己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人，都希望自己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一点印记。所以，当我们阅读《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时，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是一种不可阻遏的强劲气势，使我们惊叹，让我的热血沸腾。这就是阳刚之美！这就是崇高之美！
摘自《论司马迁《史记》的崇高美》作者安公
后世尽管也有激扬澎湃的年代，比如最为网友津津乐道的唐代。但无论是《唐书》还是后来的《资治通鉴》，对于这段年代的记录都不再有激情，而是更多的平白的叙事。所以，鲜花虽好，如果没有生花妙笔将它记录下来，鲜花的美也是无人知晓的。
龙且执意出战，正是韩信求之不得的美事。由于齐楚联军兵多粮足来势凶猛，韩信业不敢托大，急令追击田横等人的灌婴、曹参等部火速回大本营，收兵列阵于潍水西岸，以最强阵容等待来日的决战。
韩信的战略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摧毁楚军的主力，消灭齐国最后的希望之所在，在严寒的冬季到来之前摧毁敌人斗志，从而结束齐地的战争。要实现这个目标，以韩信目前的实力和处境，还是有相当的困难的。首先，韩信所率领的军队是经过层层搜刮后剩下的赵地未征发之民，素质自然可想而知，虽然经过韩信几个月的调教，但自如齐以来未曾经过大仗恶战，在压力面前能否挺得过来尚不可知；其次，虽然韩信此时的兵力较井陉之战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面对强大的齐楚联军，还是显得较为单薄。楚军号称二十万，实际人数不祥，联系后来楚汉决战之际，楚军人数为十万左右，而之前的战斗除曹咎被刘邦打败之外，项羽主力并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损失；梁地的彭越加刘贾等人所率之众不会超过八万，从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项羽此时的兵力大概在二十万左右，那么拨给龙且的兵力应当在十万左右，略当于项羽主力的一半，由此可见项羽对齐地局势的重视。而韩信军队的人数更不为后人所知，一般的看法是少于齐楚联军，联系整个战争的过程来看，这个推断是比较合理的。我个人认为韩信的兵力在五万到七万之间，其中包括灌婴的骑兵部队，人数不会超过五千人。骑兵的编制是一直以来困惑我的难题，秦楚之际的很多数字都是概数，实际情况如何已经很难考证了，只能从有限的材料中做一点推断：秦国在全盛时期骑兵过万，赵、楚与之略等。秦灭六国后，骑兵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兵马俑的方阵来推断，当时步兵方阵依然是主流，骑兵虽然已经有了独立的编队，但在数量和规模上依然较小。按《六韬.均兵》中的说法，骑兵的编制为“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步兵的编制为“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二伍为什，设什长一人；五什为屯，设屯长一人；二屯为百，设百将一人；五百人，设五百主一人；一千人，设二五百主一人，五千人为一曲，设一军侯，五曲为一部，设一校尉，若干部由一将军统领”这儿的“二五百主”职位大概于“百骑一率”均等，那么同等的职位，步兵将领手下兵力是骑兵将领的十倍，按10：1的比例来推断当时军队中的步兵和骑兵的人数对比，已经是相当大胆和夸张的了。楚汉战争中，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步兵的兵源尚且很难得到及时补充，更不用说技术性很强的骑兵了。汉军骑兵部队的成立，是源于彭城战役之后，刘邦率军退回荥阳，楚军的骑兵部队来袭，为了应对刘邦决定成立自己骑兵部队来与之抗衡，于是“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由此可以看出刘邦阵营中缺乏相应的懂技术的人材，只能把曾经在秦国骑兵部队中工作过的老战士捧了出来充当教官。可以说汉军的骑兵部队是在很仓卒的情势下成立的，很难想象凭空而起的汉营骑兵会有高标准的训练和强大的战斗力。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转战南北，打败了楚军诸将的骑兵，立下赫赫战功，我觉得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不是由于灌婴的骑兵有多强大，而是由于楚军的骑兵实在太弱小之故，通过简单的故秦骑兵教官的点拨，了解了一点骑兵编队和协同作战技巧的灌婴部骑兵，就可以势如破竹一泻千里，那么楚军在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就近乎白痴了。汉初连皇帝乘车都找不到同色的马匹，这至少说明当时的骑兵部队中战马的素质良莠不齐，纯粹是凑合而成的。骑兵说到底还是一种战术性的边缘兵种，以弓箭和短刃为武器，冲击力强攻击力弱，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受到重视和大规模的应用。汉军的优势在于协调性更强一些，凭此一点就足以笑傲楚汉战场了。灌婴的所向披靡，不代表其部队的战斗力和数量有多惊人，只能说明楚军骑兵的软弱和不成气候而已。话说回来，灌婴统领李必、骆甲两人，而两人为校尉，按骑兵的编制是各统领2500骑，那么推测灌婴部骑兵总数为5000骑应该是比较合理和恰当的。五、六万步兵加上五千骑兵，这就是韩信目前的全部底牌，这点兵力用来跟齐楚联军作长期抗衡倒也足够了，问题在于韩信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歼灭联军的主力部队，让对手没有二次反击的能力。这就要求不战则以，一战就必须倾全力，务必生擒或杀死对方阵营的指挥官，不让对手有机会逃回去继续龟缩对垒打消耗战，否则即使大胜，在战略上也无法得分，这对于韩信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最后，留给韩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战书已下，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所有细节都考虑周全，万一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战略目标的迷失，那么严寒的冬季、困难的补给加上随时可能反叛的齐地势力，会让韩信军队陷入及其困难的局面中去。
在充分了解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之后，韩信将关注的重点投向即将作为厮杀战场的潍水两岸。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阵地，一条河流作为缓冲地带将两军隔开，虽然给双方的防守增添了便利，但也让双方的进攻顾虑重重。隔河相望的两军动向在大平原的环境中，一举一动无不尽收对方的眼底，这就给部队的调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这样的局面实在不方便施展大兵团的穿插和包围战术，任何两翼包抄的企图都会收到猛烈的反击而失效。除非对峙中的一方主动后撤，将阵地的空间让出给对方，但一般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龙且也不是菜鸟，半渡而击这种套路不宜在这个场合使用；如果退的太多，让龙且渡河后从容列阵后决战，从参战的人数对比来看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长期对峙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但韩信毕竟是天才，如果地形不能达到自己预期，那么就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地形。韩信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战争的基本原则，就是尽可能的集中优势兵力，分化瓦解敌方的集中兵力，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达到局部的优势并逐渐转化为胜势。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充分把握住战争中稍纵即逝的时机，在有利于己方的地形中歼灭敌人。古今中来的名将无不遵从这条兵家明典，以不同的方式促成条件的成熟和完备，并在最恰当地时候给予对手致命的一击。孙膑减灶诱敌，促使庞涓执拗地带领小部队进入自己预先设定好的阵地，完成了复仇的计划；白起选择性的示弱后退，让赵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陷入重围，这都是利用特殊的地形达到的局部优势，甚至在韩信对决赵代联军的时候，也是利用地形的特点巧妙布局让对手入匮的。在这些例子中，地形是死的，而名将无一例外都活用了地形，将敌人诱入对自己有利的地形中加以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一次对韩信来说，井陉口那种特殊的地形已经不存在了，如何创造一个有利的地形就成了横亘在韩信心中的最大难题。事实的经过如后人了解的那样，韩信创造性的解决了这个难题，也在军事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
韩信趁黑夜能见度低，派一部分士兵偷偷潜到河流的上游，用事先准备好的沙袋堵塞上游的流水。史书上说韩信做了大约一万个这样的口袋，这些沙袋在防洪的时候根本不够用，但在秋冬枯水期却已经足够了。经过一个晚上的蓄积，潍水的流量大大减少了，士兵趟水即可渡河。这种反常的情况有没有引起龙且的注意呢？我认为有的，龙且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手，和任何老兵一样，对于战场上的任何异常情况都有一种类似本能的敏感，一个优秀的将领会从中嗅出危险的味道，并做出合适的反应，而天才和优秀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从感知到作出反应的时间上。在龙且还没有能把水流的忽然减少跟韩信的策略挂上钩之前，韩信已经开始行动了。他指挥自己的军队懒洋洋的渡河，懒洋洋的布阵，懒洋洋的投入战斗，然后^^迅速的被击败了。忽如其来的胜利似乎加深了龙且最初的判断，韩信是个容易搞定的家伙，以前在燕赵的胜利只不过是运气而已，一旦遇上象自己这样的强敌，瞬间就被打回原型了。一旦这样的感觉变得强烈，对战场局势的敏感度就降低了，龙且在不知不觉中跟着韩信的指挥棒起舞，看到韩信率军奔回潍水，并向更远处逃窜，汉军似乎已经丧失了斗志，龙且贪功的心理让他作出了追击的命令，并亲自率领精兵抢先渡河，浅缓的水流麻痹了将士们的警惕心，只盯着眼前的战利品和荣耀，浑然忘记了保持队型的完整。待龙且和部分军队渡河后，韩信不知道用什么方法通知了等待在远处的“工程兵”，用最快的速度扒开了堵塞河水的沙袋，蓄势已久的河水如奔腾的巨龙一般汹涌而来，将部分尚在河道中的士兵卷走，；龙且率领的齐赵联军被瞬间汹涌的河水分割为两部无法呼应的独立部队，所有人都被这巨变惊呆了，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好像一个凶恶的魔鬼被释放了出来似的。正当潍水以西的龙且军失魂落魄之际，真正的魔鬼已经回来了。韩信率军凶猛的攻击，灌婴的骑兵穿插隔绝了龙且和其他士兵的联系，毫不留情的砍下了龙且高傲的头颅，并对西岸的楚军大肆地屠杀。被阻隔在河东岸的齐楚联军目睹这残忍的一幕，斗志完全被摧垮了，于是一哄而散。齐王等人无法阻挡潮水般溃退的逃兵，不得已接受了失败的命运。貌似强大的齐楚联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韩信在解决了西岸的楚军后，迅速展开追击战，追上并俘虏了齐王广，灌婴追上了田光，并击败了田横的最后抵抗，田横走投无路投靠了彭越，曹参进兵破杀田既于胶东，灌婴破杀齐将田吸于千乘，齐地田氏的势力被基本扫清，韩信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潍水之战，在战术上体现了孙子兵法中“以水佐攻”的原则，最大限度了利用了流水这个自然条件，将强大的敌人在一定时间内分割在不同的空间，在局部造成以多打少的态势，并分而治之。事实上，一旦部分敌军被迅速消灭，会给战场上的其他敌军的心理上造成巨大的震荡，这种震荡不仅毁灭较弱的一方，而且会把较弱的一方卷走；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的重心加以攻击，事实证明效果要比攻其一部要更有效。潍水之战的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后人在《百战奇略》中总结道，“凡与敌战，或岸边为阵，或水上泊舟，皆谓之水战。若近水为战，须去水稍远，一则诱敌使渡，一则示敌无疑。我欲必战，勿近水迎敌，恐其不得渡。我欲不战，则拒水阻之，使敌不能济。若敌率兵渡水来战，可于水边伺其半济而击之，则利。法曰：‘涉水半渡可击。’”在这其中，水只是一项道具，本身是缺乏变化的，韩信却让它起了变化，并利用这种变化改变了原有的地形条件，这种魔术师般的手段是以往的军事家从未采用过的，其间的时机拿捏，对部队进退的掌控自如，都不是我等凭空可以想象和把握的。总的来说，世人多半对井陉之战韩信的以寡敌众背水一战更津津乐道，我却认为潍水之战中韩信使用的战术和其体现的战术思想，对后世的战争更具指导和借鉴意义。
韩信的大胜让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项羽对于龙且的惨败没有心里准备，眼看一半的军队被韩信歼灭殆尽，强悍的项羽知道局势已经对楚军很不利了，开始考虑尝试另一种手段。刘邦虽然对韩信降服齐地的消息很感欣慰，但紧张的局势让他无暇他顾，项羽带给他的正面战场的压力几乎到了能够承受的极限。刘邦整天眼巴巴的盼望着韩信能给他带来他想要的援军，可援军没有来，一则从齐地来的信息却几乎让刘邦气炸了肺…………
当韩信还在酝酿破齐方案之际，远在荥阳、成皋一带的楚汉主战场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刘邦派卢绾、刘贾等人领兵转战梁地，跟彭越会合骚扰楚军的粮草供给，项羽在成皋立足未稳，却又急匆匆的领兵回击彭越，刘邦趁机夺回了成皋，重新控制了成－敖之间的粮草补给线，待项羽击退彭越回军时木已成舟，双方在敖仓西面的两座相对的山头上各筑广武城，凭险对峙数月。本来形势对楚军相当有利，拿下荥阳、成皋就等于控制了韩魏两地的咽喉，加上敖仓的就近补给，项羽为何不坚守荥阳、成皋而派一上将去解决彭越、刘贾，非要自己回梁地平乱呢？辛辛苦苦对峙大半年流尽鲜血才得手的战略要塞，为何就轻易的丢弃给刘邦呢？我分析可能原因有二：一是成皋城经过连年征战，防御设施已经残破不堪，无法在短时期内得到修复，因此失去了要塞的功能；二是彭越等人在梁地拔掉了楚军较大的后勤据点，攻城略地并杀死楚将薛公，风头正劲，如果不及时铲除这个后方的心腹大患任由其为所欲为，那么项羽为数不多的盟友可能会重新审视自己与项羽的合作关系，更别说和项羽素有旧怨的齐地田氏了。基于这两个理由，加上刘邦刚遭受惨败，恢复元气再战应该需要一定的时间（又有谁能料到刘邦竟会半夜跑到修武夺韩信大军呢？），项羽决定先解决彭越肃清后方，再回头继续西进。当项羽率军如雷霆般直扑梁地之际，彭越清楚地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实力不足以擢其缨，于是和项羽玩起了游击战，项羽虽然一口气收复了被彭越所下之城池，但始终未能消灭彭越军的主力，当下却又听到刘邦夺回成皋的消息，项羽无奈只能回到主战场，继续和刘邦玩隔山相望的消耗游戏。
彭越阴魂不散继续在梁地作乱，屡屡破坏楚军的供给线，渐渐地楚军的粮食供给难以为续，项羽清楚地知道自己开始陷入真正的危机之中，他就象一只暴怒的狮子，迫切要求和汉军决战，但经过战争洗礼的刘邦很清楚项羽的可怕，如果正面战场与项羽对阵，凭刘邦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抵挡项羽的中央突破的，目前汉军唯一能做的就是死死拖住项羽的主力，既不与之战也不与之和，同时在外围和内部风化瓦解楚军的同盟，一点一点的削弱楚军阵营的实力，逐步困死项羽。因此无论项羽如何激刘邦与之战，刘邦都不为所动，就算项羽威胁要把刘邦的老父亲剁成肉酱，刘邦也以一句“吾翁即若翁，幸分我一桮羹”抢白得项羽无话可说。两个人就象赌神对决玩梭哈，都在考验对方的神经防线的忍耐力。主战场胶着之际，齐地却传来惊人的消息，田氏被郦食其说服后紧接着被韩信偷袭得手，生死存亡之际向楚军求援，项羽权衡后决定派龙且救援齐国，自己率军剿灭彭越，而委托曹咎驻守大本营。由于主力部队外调，留守的楚军无论人数还是指挥官的素质，都不足以与汉军正面决战，于是项羽特别嘱咐曹咎“谨守成皋，慎勿于战”，并算定自己十五日必定平定梁地回军。可以说项羽的这番考量是建立在对目前局势和自身实力的正确把握之上的，如果一切按计划执行，势必将失衡的战局重新拖入混沌之中。可惜龙且的贪功和曹咎的冒进，把项羽的一番苦心尽皆化为乌有。
项羽东进，进击陈留、外黄。外黄在抵挡数日后投降，项羽按惯例准备屠城，将十五岁以上的男丁悉数赶到城东，欲全部活埋。眼看一幕惨剧就要发生，一个十三岁的小孩挺身而出，进偈项羽恳求其放百姓一条生路，说百姓是受到彭越的武力淫威才不得已投降的，但内心还是盼望项羽早日归来“解放”自己，结果等来的却是大王屠城的命令。大王杀我们不要紧，只怕梁地其他城池听到这个消息，知道无论战还是降结果都不免一死，势必与楚军死拼到底，到头来两败俱伤的结局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啊。小孩子的一番话情真意切，言辞质朴却暗藏机锋，暴戾的项羽鉴于局势的危急，也不愿意重蹈楚军当初在齐地的覆辙，再次陷入泥淖之中，于是顺水推舟取消了残忍的坑杀令。消息传到梁地其他城池，楚军一路直到睢阳莫不顺风顺水，所过之处望风而降。项羽的意外施恩却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效果，不知道是否能促使项羽反思过往的残暴如何不得人心。至于外黄小儿，拯救了全城男丁却没有在史书中留下姓名，实在是一件憾事，不知道外黄百姓会否象布鲁塞尔纪念于连那样，为这个小英雄塑像供奉呢？
项羽在梁地顺利挺进的时候，留在大本营的曹咎一开始还谨守项羽的命令，任凭汉军如何叫阵就是不予回应。于是刘邦派一些嗓门大的军汉，每日在阵前辱骂曹咎及楚军（本人很好奇当时骂人的词汇究竟有多少，粗鄙如刘邦者也不过张口闭口“竖子”、“腐儒”，又或者某些辞藻太过粗鄙，史传中不予收录，实在可惜）。如此这般五六日后，曹咎终于恼羞成怒率军渡汜水以求一战，结果被早有准备的汉军半渡而击死伤惨重，曹咎、司马欣畏罪自杀，汉军攻下成皋尽得楚军的金玉货赂，并开始围攻驻守在荥阳的钟离昧。项羽从睢阳火速撤回大本营，围攻荥阳的汉军看到楚军如鬼魅般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吓得肝胆俱裂，四散从险阻之处逃奔回汉军大营，荥阳之围遂解。于是经过一番换手，局势又重新回复到半个月前的状态，楚汉主力依然在成荥对峙，彭越依然在梁地骚扰，项羽的战略目标丝毫没有得到些许的进展， 却听到了齐地龙且大军全军覆灭的最坏消息。
龙且败亡的消息让项羽惊恐万分，他开始重新审视韩信这个被他一贯低估的对手，如果说井陉之战在项羽看来还有运气的因素，那么潍水之战的结果就清楚的告诉项羽，那么曾经稚嫩的执戟小儿已经成为自己最可怕的对手。齐赵燕地已经全部被韩信拿下，并直接威胁到彭城大后方的安危，正面战场僵持不下，刘邦坚守不出项羽也无可奈何，彭越依然在梁地猖獗，楚营的后勤供给遭到重创难以为继，最致命的是龙且率领的楚军菁英被全歼，如此巨大的战斗减员让楚军的实力和士气降到岌岌可危的地步。项羽面临着被包围的严峻形势，也就顾不得矜持了，于是派盱眙人武涉充当使者，去韩信处探听虚实，希望能劝说韩信保持中立，缓解北线的压力，避免两面战斗的恶劣局面。
在武涉出发之前，韩信的使者已经来到被项羽围困汉军大营，面偈刘邦带来韩信的书信，大意是齐国初下，人心未定，且与楚接壤，需要有一位强人驻守，而目前看来只有韩信自己适合这个角色，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希望刘邦能给他一个“假王”的名分，藉此达到慑服齐地残存势力的目的。现在看来，很难说韩信没有受到张耳封王的诱惑，从而向刘邦发出这个试探性的信号，藉此为自己讨得相应的封赏。其实以韩信的战功，即使封他为王也不为过，但韩信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以一种错误的方式释放出自己的意向。所谓人欲取之，必先予之，韩信可以在向刘邦传输人员粮草之后，委婉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在刘邦面临窘境的时候，以一种近似要挟的方式逼迫刘邦签署委任状；再者，韩信谋求封王的想法，也无需通过自己之口言于汉王，完全可以通过曹参或者张耳等人来传递，这样至少可以维持双方的体面，如今韩信的这种直截了当的做法让疑心很重的刘邦对韩信的信任大打折扣，也为两人日后的决裂埋下了附笔。刘邦阅信后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我被围困在这儿日思夜望你能早点发兵过来解围，你却一心想着自立为王……”身旁的张良陈平轻轻的踢了踢刘邦的脚，附耳说：“以目前的局面，汉军主力被困在主战场无法脱身，根本就没有办法制约韩信啊！还不如顺水推舟承认韩信的诸侯身份，让他在齐地呼应我方，否则难免生变，这个时候实在不宜多树敌人啊！”刘邦很聪明，当即领悟并顺着刚才的话语说,“大丈夫要么就当真王，当什么劳什子假王～”当下就签署了任命韩信为齐王的委任状，派张良为汉王代表赴齐地宣读任命，当时为汉四年三月。
韩信被立为齐王，标志着汉阵营对其诸侯身份的确认。之前韩信是作为汉王的部属存在的，虽然从部队编制、人员配备、军事部署以及政治谋划等各方面来看，刘邦对韩信的约束力和影响力相当微弱，燕赵大地是韩信凭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拿下的，刘邦并未施加任何积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韩信早就已经形成个人的势力了，所缺的唯有名分而已。以韩信的实力，其实不需要汉王的任命，也能自立为王。史记中《高祖本纪》说“汉王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而在《项羽本纪》中就直截了当的说“韩信因自立为齐王”。张良陈平对刘邦的耳语，也是让汉王认识到韩信已经摆脱了刘邦的约束，无论刘邦同意与否，都改变不了韩信自立为王的事实。与其徒劳的反对，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不管怎么说，多个盟友总好过多个敌人。联系到以前陈涉在无奈中接受了武臣自立为王的事实，不得不感慨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
韩信登上了人生的顶峰，意气风发脱胎换骨，但骨子里还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性格中人。他曾经流离在社会的底层，但却始终无法融入其中彻底沉沦；他思慕任侠的豪气，但在关键的时候往往屈从于压力；他遵循质朴的信义道德，却又往往不自主的出卖朋友和部属，他在战场上谈笑决绝，在牵扯到个人的政治命运的问题上却优柔寡断。如此矛盾的性格集于他一身，充分表露出他那种患得患失的矛盾心理。当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挑战摆在他的面前，接下来就要看他如何面对和把握了。
武涉作为项羽的使者进偈韩信，当面劝诱其率部脱离刘邦阵营独立。他先挑拨韩信与刘邦之间的信任关系，认为项羽的本意是灭秦之后裂土封王，而后休养生息罢绝刀兵，而刘邦主动攻击项羽妄图夺取天下，野心昭然若揭；而且刘邦为人反复无常，三番两次被项羽所控制，项羽仁厚饶过他多次，但刘邦一旦逃脱，马上翻脸背约继续进攻项羽，足以证明此人不可信任。接着，他又分析当前的形势，认为韩信代表的势力足以影响整个楚汉战争的走向，“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 力劝韩信脱离刘邦自立，与楚讲和，那么三分天下不成问题了。武涉的说辞，虽然动机上是为了瓦解汉军的同盟，缓解项羽的压力，但实际上也反映出项羽阵营对韩信势力的一种认同。楚汉双方基于各自的图谋 一起将橄榄枝抛向了韩信，韩信面对两面的示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同时也成就了汉室四百年的基业。
韩信高姿态的拒绝了武涉的劝诫，“我在项王手下只不过是区区一郎官，且言不听计不从，根本得不到重视，不得已才被楚归汉。汉王却授我上将之衔，交付我数万兵卒（攻魏赵之际）,‘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我能有今天的地位都是基于汉王对我的信任，‘倍之不祥，虽死不易’，请替我向项王致歉！”这一番话堂堂正正无可驳辩，话语中透露出韩信对当初在楚营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的心酸和郁闷，以及对项羽不识人材不重用人材的讥讽。武涉岂能听不出韩信的话外之音，知道多说无益只好悻悻离去，至此韩信积压了多年的怨气终于得以一吐为快。
包括张良、武涉在内的有识之士，对于当前的局势都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都一致认为韩信是决定当时天下走势的关键人物，蒯通也很清楚这一点。如果说武涉、张良各自代表楚汉两大阵营的利益来算计韩信的话，蒯通则有另外一套打算。他先用相面之说勾起韩信的兴趣，屏去左右后转入正题。蒯通的这一番分析相当精彩，其大意大致为：秦末暴政导致各地纷纷起义，群雄割据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诛暴秦伐无道。暴秦已亡，天下格局开始重新洗牌，一批实力较弱的诸侯纷纷灭亡，博弈的结果就剩下楚汉两大阵营，目前来看两方都没有一口将对方吞下的把握和实力，长期厮杀对峙的结果是双方都流尽了鲜血，就像两个比拚内力的高手，几乎耗尽了功力却犹在勉力支撑。“当今两主之命县於足下”，韩信无论相助拿一方，另一方势必败亡。这个微妙的当口，是韩信为自己牟取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韩信如果宣布脱离汉阵营自立，不但拥有燕赵齐的大部分土地城池，而且能起到一个制约和平衡的作用，楚汉双方都投鼠忌器不敢妄动，短时期内达成停战是相当有希望的。韩信打出“为民请命”的大旗，在道义上占据了制高点，笼络中小势力和民心，“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将整个战争的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上，而后通过分封诸侯来怀德四方，“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齐矣”。如果韩信分封得当，得到好处的诸侯感怀戴德不说，刘项两家也碍于人心向背无力阻拦，否则很可能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后果。如此一来，天下将重新回到势力平衡的战国初期的类似状态，而齐国将是其中最具潜力的一方，届时在巩固齐地发展生产的同时等待时机，通过“割大弱彊”等方式逐步蚕食刘项的后方基地，如此则天下可图也。
蒯通的一番说辞可谓推心置腹，为韩信考虑的面面俱到。韩信也不是没有动心，虽然他依然以应付武涉的一番说辞来应对蒯通，但态度已经由“虽死不易”的斩钉截铁软化了下来，一句“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反映出韩信内心深处的挣扎，他未尝不清楚当下对自己是个绝好的机会，汉王虽然待自己甚厚，但始终没有把自己纳入亲信的范畴，平日所亲近信任的依然是丰沛故人，此次自己虽然强讨得一个诸侯王的名分，但也加深了刘邦对自己的疑虑。何况久置人下，如果有机会能真正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未尝不是一件令人心动之事。蒯通就象失乐园中的蛇，将苹果摆在了韩信的面前，韩信有一点心动，但他内心深处对情义的信念，却仍然在潜意识中让他痛苦和挣扎，蒯通见韩信已经有所动摇，开始进一步为韩信辨析以求打动他的心弦。蒯通针对韩信认为自己在落魄之际受过汉王恩惠，从情义上来说不忍背叛的想法给予无情的批驳，并以张耳陈余从早期的刎颈之交，由于猜度而反目为仇最终兵戎相见的近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例子，告诫韩信在利益冲突面前，一切亲情都将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会被现实无情的撕碎。蒯通最后以“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作为结语，不但为韩信的结局做了最好的诠释，同时也为古今中外的为将者下了一道如诅咒一般的谶语，蒯通看透了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嫉妒和猜疑是人的天性，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得以弱化，但绝对无法根除。韩信不得不承认蒯通说的有道理，但他的内心依然处于激烈的碰撞和矛盾中，背叛汉王独立的诱惑固然甜美，但却要冒着为天下人不齿的风险，如何评估对他来说需要一定的时间，于是他谴退蒯通，希望时间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
蒯通的分析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他对于韩信抱有很大的期望和信心，在乱世诸雄中，蒯通惟独选择了韩信作为自己辅佐的对象，是基于其独到的眼光和信念而致。他相信韩信是他心目中能够扭转乾坤的不二人选，在韩信还未封王，尚处于兵力被抽空权力被架空的尴尬境地之际，蒯通却独具慧眼地为韩信谋划，并一手主导了韩信灭齐的定策，在原先楚汉双雄争霸的局面下硬生生的插入韩信这个第三势力。韩信凭借自己的韬略和智谋，以近乎于妖的兵法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基本上达成了蒯通预想的结果。接下来蒯通希望能诱发出韩信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霸气和野望，通过韩信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某种程度而言，蒯通和范增属于同一种类型的人，他们俩都将希望寄托在他们所认定的人身上，希望将对方塑造成自己内心所期望的模样，所不同的是范增的方式简单而又粗暴，天真的认为以亚父的特殊身份以及与项氏叔侄的近乎于亲情关系，就可以让项羽言听计从；而蒯通则是通过诱导的方式，一步步离间刘韩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感，再以雄辩的言辞试图说服韩信按自己的计划行事。蒯通的这种想法在那个时代并不奇怪，事实上凭个人的能力改变甚至创造历史的现象，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中屡见不鲜，处于历史旋涡中的人们并不是完全随波逐流的，时代的精英们并不甘心成为历史的过客，他们基于各自的理念，在复杂的局势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并最终影响到历史的进程。诸子百家以学说影响各国的施政和国运，军事天才以奇诡的韬略改变战争的格局，侠客已血肉之躯完成急人赴难的壮举，甚至某些小人物在危急关头的放手一搏，也能成为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而他们之所以为史书所载流传到后世，也正是源于他们行为所代表的意义，对历史乃至后世所造成的影响所制。蒯通对韩信充满信心，同时对自己的辩术也是自信满满，正是他的一席话让赵地三十余城不战而降，而他的一番论词已经动摇了韩信的决心，于是他希望趁热打铁，早日促成韩信接受自己的主张。蒯通在相隔数日后忍不住再次劝诫韩信，大意是当前的时机实在是不可多得，“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如果此时不下决心，那么“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可以说蒯通能说的都已经说尽了，他的一番心血正强烈的等待韩信热烈的回应，而韩信却是如何抉择的呢？
正如在下前面章节所分析的那样，韩信性格上的弱点在最关键的时候显露了出来，在面对人生最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他没有孤注一掷的勇气。他和大多数出身贫寒但在秦末战乱中崭露头角的人们一样，对于到手的权位和一切也相当的珍惜，要韩信冒着失去一切的代价去实现一个并没有十足把握的帝王梦，对于韩信来说已经超过了他所期望的最高值。韩信在未成功之前是野心勃勃的，期望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出人头地，成就一番事业。以韩信的能力来看，他确实也有这个资本去实现他的愿望，只要能提供给他一个合适的平台。但韩信的先天条件不足，在军事领域之外，他缺乏必要的人格魅力和感召力，也不具备老练的政治手腕和坚定的信心，这种局限性将韩信通往更高层次的道路彻底封杀了 。韩信的最高理想莫过于裂土封王，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了，毕竟在那个还残留着浓郁的“王者受命于天”思想的时代，象陈涉、刘邦、项羽那样一平民之身就产生了“彼可取而代之”野心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了，在刘邦以前，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登上帝王的宝座的先例，如果后人要求韩信也必须以一统天下作为最高目标，似乎也有点强人所难的意味了。
韩信既然没有更高层次的野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选择是否继续在汉王麾下效力。这个问题似乎困挠了韩信两三天的时间。一方面韩信不得不承认蒯通说的有道理，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似乎也印证了蒯通对汉王与自己之间关系的注解，何况自己在汉王困难的时候胁迫刘邦封自己为齐王，已经在两人之间的关系上蒙下了一层阴影；但韩信始终抱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认为自己为汉王立下汗马功劳，“汉终不夺我齐”。对于这种天真的想法，后世的史学家司马光一针见血的指出“夫乘时以檄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韩信就是陷在这种矛盾的思维怪圈中无法自拔，几经挣扎仍然决定遵循自己内心的抉择，保持对汉王的忠诚，拒绝了蒯通的劝诱。蒯通失望至及，不得不承认自己对韩信估计不足，“夫迫于细苛者，不可与图大事；拘于臣虏者，固无君王之意”，失望地离韩信而去。
项羽听到武涉回报，知道劝服韩信已无可能，只好将希望重新寄托在荥阳主力战场上击败刘邦。双方各据广武城对峙良久，均已经疲惫不堪，“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饟”。相较而言，楚营的压力更大，由于后勤供给屡屡遭到彭越的破坏，已经难以为继了。项羽邀刘邦决战（这到符合项羽的性格），被狡猾的刘邦断然拒绝了，并当众大声宣布项羽十大罪行，惹怒项羽弯弓搭箭射伤刘邦胸口，刘邦负伤回关中疗伤，顺便杀了反复无常的司马欣立威，数日后回到主战场。楚汉双方在这一回合都没有占到便宜，胶着状态依然在延续。
楚汉双方在荥、成一带争夺数年，消耗巨大。荥阳一带作为战场无法提供足够的供给，《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因此交战双方的供给基本依靠后方转输而来。荥阳前线双方阵列了约四五十万兵力，每日的消耗就是个天文数字。由于当时没有相关的记载，无法得知当时士兵的每日定额是多少。在参考《史记》和《汉书》的相关记载后，我在《汉书赵充国传》中查到一点线索，书中记载“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史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两相对照，则可以发现当时一个普通步兵的口粮定额大致为一个月二斛四斗到二斛六斗之间（大麦为战马的饲料，不在考虑之列），考虑到秦末汉初的时代背景，当时士兵的定额不一定能及上承平已久的西汉中后期，但由于缺乏数据姑且就把这个数据作为标准。按当时的度量衡计算一石约等于1.92斛，那么一个军人一月的口粮约为1.25石，按一石等于四钧等一百二十斤计算，1.25石约为一百五十斤左右。当时一斤约等于现在的二百二十六公克，如此一来就可以很轻易的算出按当今的标准一月定额为三十四公斤，那么一个士兵一天的口粮也就差不多两斤多一点，考虑到军人体能的巨大消耗，这点粮食也只仅够维持生存而已，但如果交战一方的兵力保持在二十万左右，那么对峙一年消耗的谷物就高达三百万石，这个数字相当的惊人，那么楚汉双方究竟能否满足战争的消耗呢？或者说，双方的后方生产能否维持如此大规模且长期的战争消耗呢？
还是从史书中寻找答案吧。《汉书食货志》有一段战国初期李悝为魏文侯论道的文字，摘录如下：
“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百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
按记载的数据计算，地方百里则可以收成九百万石，按十一税的原则就是九十万石。这还是地形复杂丘陵山地具多的魏国，而秦国关中之地是什么样子呢？《史记河渠书》记载“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闲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说的是郑国渠落成后对秦国的粮食生产的巨大影响，而《史记平准书》详细记载了关中的富足，“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觽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由此可以看出，后人评论项羽不占关中而白白弃与刘邦，实在是战略之一大失误。关中之富饶，可以让刘邦在屡屡失利后依然可以重振旗鼓，萧何坐镇关中可以不停的为刘邦输送粮食和后备兵源，而这是其他诸侯包括项羽都无法享有同等的优势条件。可以说刘邦能挺到最后，关键还是在于其有一块稳固而又坚强的后方基地。
相反项羽所选择的彭城，虽然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却存在着先天不足，《史记货殖列传》同样记载了楚地的情况“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觽，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地广人稀的后果是楚阵营的兵源补充与粮食供给都较汉阵营更加困难，加上彭越的骚扰，一方面打击项羽的粮道，一方面还对刘邦实施间断性的供给，项羽就越发显得被动了。
本来项羽有机会扭转不利的局面的，可惜大好的机会就让其轻易放弃了。项羽分封诸侯后返回彭城，却没有占据战略要地荥阳成镐，更没有占领敖仓这个积蓄多年的大粮库。要知道秦统一以来设立的几个粮食据点中，除关中之外就数敖仓的规模最大，多年的转输使得敖仓的库存量一定相当的惊人，项羽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个资源，却让郦食其将这个信息透露给了刘邦，使得刘邦在彭城大败后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在荥、成一带站稳了脚跟，并将战争拖入了消耗战的格局，最终拖垮了项羽。从这一点而言，项羽犯的战略性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粮食短缺，彭越持续在后方骚扰，加上初步控制了齐地的韩信也开始尝试进攻楚的后方，项羽终于支撑不下去了，而刘邦也已经元气大伤，双方都有暂时休战的意思，于是一拍即合。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作为善意的答复项羽释放了被禁锢许久的刘邦老父及妻子吕稚等人，并依约率军东回。至此楚汉战争的第二阶段结束。正当所有人都松弛下来打算享受这得来不易的和平，孰料第三阶段的战事已经迫在眉睫了，而项羽本人也决不会想到，他的末日也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宋词的时代也是和现在的流行歌曲同一个档次的东西
一般来说，交战双方只有在彼此都意识到持续的战争无法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停战，有时候停战只是一种迷惑的手段，是为了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而采取的一种妥协手段，通过停战可以及时补充兵源和给养，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疲敌作用。刘邦和项羽经过几年的对峙，都无法给予对手致命的一击，天下百姓已经疲敝甚久，“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饟”，再耗下去对双方而言都有崩盘的危险。当刘邦提出停战的要求时，项羽立即心领神会的同意了，双方很快达成了中分天下的契约，要不是张良陈平的撺掇，这个来之不易的和平或许还真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呢。
平心而论，刘邦和项羽能摒弃旧怨化干戈为玉帛，决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基于对时局和实力的综合判断做出的最佳选择，两人的性格中都有睚眦必报的阴暗面，而刘邦隐藏的更深一些，要这两个积怨已久的人真正捐弃前嫌是不可能的事情，暴戾的项羽更不是能忍一时之气的枭雄，要让项羽承认原先匍匐于自己脚下的刘邦，而今化身为与己平起平坐的天下共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不是楚营的后勤供给和后备兵源出现了极大的问题，很难相信项羽会吞得下这口气。虽然停战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件好事，但对于项羽来说，楚营从停战中得到的利益要大于刘邦代表的汉营。当时虽然战局一时胶着，但汉营及其盟友已经占据了大半江山，对项羽的大包围圈已经巍然成形，相反楚营缺粮少食，士气低落，兵源难于补充，寻求停战的决心更为迫切。刘邦一方虽然在荥阳主战场无法取得进展，但好在有一个稳固的后方，而项羽却不得不陷于两面甚至多面作战的境地，兵力捉襟见肘难以为续，虽然正面战场的形势还不明朗，但汉军的优势却在一点点的扩大，用张良的话来说，这个时候是“天亡楚之时也”，刘邦在这个时候提出停战，却是正好给了项羽一个喘息和缓冲的时机，有养虎贻害之嫌。
刘邦和项羽在达成中分天下之和约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被划到楚地，但事实上却独立的韩信、彭越等势力的归属权如何解决的问题。尽管从名义上来说，韩信、彭越都属于汉阵营，但刘邦却没有能力真正调动和节制他们的行为。韩信的封地在齐，彭越还未有封地，只领有一个魏丞相的虚衔，两人的军队和势力范围都在项羽的势力圈之内，项羽饱受后方骚扰之苦，刘邦要不是此二人的协助也无力支撑到现在，如今在停战的问题上却丝毫没有涉及韩、彭的内容，足见协议双方都缺乏必要的诚意和互信，对于项羽来说，只要能争取到短暂的和平，摆脱正面战场的压力，就有机会转头解决彭越、韩信的威胁，稳定和巩固后方，待回复元气再与汉军寻机决战。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分天下对于项羽是利大于弊。
刘邦对于协议的真实态度无法得知，但据史书的记载，似乎最初的时候刘邦确实打算遵守这个协定，“欲引而西归”。刘邦的性格虽然多疑且反复，但“重诺轻身”作为当时天下显学共同宣扬的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刻在当时的士人及下层人民的思维模式中，这种信仰或者称为道德目标的感性认识，在以任侠为荣的小圈子中尤其得到遵从和认可。具有相同感知和认识的人在交往过程中会基于共同的理念和操守聚集在一起，形成固定的人际交往圈。从这个因素发挥，刘邦在起初能拉起一支队伍跟随自己闯荡四方，也是因为他获得众人的认可和拥戴才脱颖而出的。史记中记载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虽然不是其性格的全部特征，但至少说明刘邦性格中有闪光的一面。风起云涌之际天下英雄能凝聚在刘邦的周围，除了投机的因素以外，没有一定的人格感召力是办不到的。再者经过多年的战争，或许刘邦也产生了一丝厌战的情绪，加上胸口所受的创伤较重，利用冬季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和休养，以待来年再战的想法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张良和陈平对于局势的把握是相当敏锐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形势对于汉军相当有利，在这个时候选择停战，无疑是将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得来的优势拱手让出，正如下围棋的时候，一方已经将对手的大龙挤到只剩一口气了，却迟迟不下重手，眼看着大势已去的敌人死灰复燃，届时悔之晚矣。刘邦听到张、陈二人的谏言幡然省悟，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协议，挥兵尾随楚军而来，于汉五年十月在阳夏追上了楚军。刘邦传令韩信、彭越，命令两人带兵与汉军会合，共击项羽。可到了约定的时间却不见韩、彭两人的一兵一卒，三面合围变成了刘邦独战项羽。被摆了一道的项羽的愤怒化为雷霆一般的战斗力，将汉军打得落花流水，刘邦不得已只好重新祭起高沟深垒的防守战术，此刻他内心虽然十分忌恨不听调遣的韩、彭二人，但他很清楚没有这两人的协助，凭自己的能力几乎没有可能打败项羽，于是他向张良求教。张良内心如明镜似的，刘邦的个人能力或许能驾驭曹参灌婴这样的丰沛故人，但却无法让军事才能远胜自己的韩信彭越俯首帖耳任其驱遣。此时刘邦的威信并不如后世的皇权那般令人窒息，在地方势力的眼中，刘邦只是一个号召诛灭项羽的发起人，与自己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的上僚和部属的关系，只能视作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同志关系，所谓的汉阵营是一个松散的军事邦联制集团，只有当共同利益一致的时候，才能暂时摒弃内耗一致对外，除此之外刘邦的号令也无法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如今刘邦以对待下属的傲慢态度（这是他的老毛病了）呼令韩、彭二人为其所用，当然得不到善意的回应了。张良清楚韩信和彭越要的是什么，作为在战争中崛起的草根新贵，他们“日夜望咫尺之地”，渴望能够裂土封王，传诸后世。于是张良向刘邦建议：“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穀城与彭相国”,“使各自为战”。刘邦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这个意见，将最大的两个期权赐予了韩、彭二人。此举果然让二人大为满意，韩信虽得刘邦亲口封为齐王，但只有虚爵而无实地册封，虽然齐地在自己的掌控之下，但毕竟缺乏名分，总有不实之感；彭越长期以来在楚、汉两边投机，“且为汉，且为楚”，不时地向刘、项二人宣示自己的军事存在，也是为了获得实实在在的封爵，假使项羽能早早满足彭越的要求，恐怕也不至于落得到处救火的狼狈处境，不过按项羽的个性，连田荣这样的实力派都不屑一顾，更不用说初期行迹近似盗寇的彭越了。韩、彭二人眼看自己的愿望都得到了尊重和满足，终于同意出兵讨伐项羽。此二人加上同年七月被册封为淮南王的英布，张良在刘邦彭城大败后提出的可堪大用之三人，都获得了刘邦战后裂土封王的允诺，并在给予项羽最后一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第二次反项联盟的形成，对于项羽的包围圈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决战也就不可避免了。
随便补一下以前漏的花
可以继续献花了...
时间：2005-12-22 09:53:55
作者：landlord
时间：2005-12-22 09:53:56
作者：老票
等我把大大小小的黄世仁们都打发了，再回来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