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原创】浮夸饿死人／民主与文革 -- 东方白了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两派：浮夸派和反对浮夸派。

浮夸派包括好些中央领导、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中央以sq、xp为代表，谭震林跟在后面瞎说。下面的几个大区的书记、省委书记，包括中南的王任重、华南的陶铸、华北的彭真、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和华东的柯庆施。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跟着搞浮夸现在是尽人皆知，其实陶铸也很能吹，浮夸得不得了，连彭真也是浮夸的，柯庆施也跟进去了。这些人搞这个浮夸倒不一定是他们商量过一起搞的什么路线，而恐怕是“你王任重搞了万斤，我要不搞万斤，那不就是我不行”这么一种想法造成的。四川的李井泉和湖北的王任重商量过吗？他们不可能商量的，那已经是个电讯时代，有什么事情一下就都知道了，他们是不约而同。

对于他们的这种浮夸的做法，很多人是有不同意见的。这些人是反对浮夸派，但这些人当时被浮夸派批评是“右倾保守” ，有的还受到排斥和打压。

　　浮夸风的一个标志是放粮食高产卫星。 “高产田” 、 “亩产万斤”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登出来的。邓拓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xp是党内主管《人民日报》的。sq是怎么讲的，xp是怎么讲的，毛主席是怎么讲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都登出来的。sq的讲话还印出书来了，全国发行。亩产几千斤粮食，sq担心粮食多了，没有出路了。sq批判底下人说： “你们没有志气，现在不是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多了怎么办。 “ 这种话也刊登在报纸上的。

　　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亩产万斤”“ ，或者相信有“亩产万斤”这种事，还叮嘱我们这些他身边的人别去跟着瞎说，听听就是了。相反的，sq，xp他们都相信亩产万斤的。1958年xp到东北视察，当地的领导汇报第二年计划增产20%，xp就说： “人家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20%，简直就像是乌龟爬。 “他把当地的领导骂得个灰头灰脸。这在当时也是上了报纸的，查当时的报纸就知道了。

田家英是拥护xp的，但在这个问题上，田家英都说xp虽然农村出身，却没有搞过农业，不懂农业。田家英都这样说，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也认为xp搞得太高了。

sq也是一样，吹得神乎其神。58年到处报高产，可一到59年一月、二月，到处说缺粮，到处高产了却到处缺粮，毛主席就感到疑惑，就最早觉察到了浮夸风造成的恶果问题。主席是实事求是的，他支持大跃进，也最早发现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并反对浮夸风。

　主席不信万斤粮，我第一次知道是从林克那里。林克在大跃进时期一直跟着毛主席到各地视察，对主席的情况熟悉。我对农村也知道一点，也不信万斤粮，觉得 700 斤不得了。那次林克和主席一起从天津参观回来，我问林克是不是真有万斤粮。林克告诉我，主席在天津就问了： “真一万斤吗？真这么多，吃也吃不完，怎么办？”主席是不信这个万斤粮，怀疑万斤粮才这样说的。林克听了主席的话之后就去把万斤粮弄清楚了（可参见林克回忆录）。原来，那些种试验田的人，在粮食成熟得差不多了，就在半夜把几亩田的稻挖出来，挪到一亩田里去，浇好水，让它们继续长。林克说，这样一搞，称出来的结果真有一亩几千斤，万斤没有看到。他照实都告诉了主席，主席笑了笑说： “原来是这样的”--这都是林克亲口给我说的。

后来报纸上登出了小孩子站在麦穗上，我看到报纸，就去问林克报纸上的情况他实际看到过没有。他说他没有看到，但他说他想象这些麦穗、稻穗挤在一起，很匝实，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倒了几片，小孩子还是可以在上面的。这不是自然长的，是人工堆起来的，现在你找人给你堆一堆，也可以上小孩子上去。他这一讲，我就都清楚了。主席不信万斤粮，又想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量，以便他在反左的时候有实际依据。所以，1959 年初，他命令我们这些他身边的秘书亲自到农村去种粮，放下架子，参加劳动，也搞搞整社，把那些浪费粮食的事，整顿一下，共产风整顿一下（共产风陈伯达有很大责任，那时sq、xp到处说，陈伯达是跟在他们后面说），但不能随便拿农民的东西，注意保护农民的积极性--那时候还没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

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 “岸英当年回来，我就让他去向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你们要亲自下去，要跟农民一起劳动，也要拜农民为师。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让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最高能打多少斤。打下的粮食，你们要自己去称重量，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 ”

　　我种的是早稻，在收割的时候，我让民兵日夜四面把守，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来或者带出去。民兵有枪，围观的人很多。收割的稻，一穗都不许拉在田里，都在现场一个方桶形的摔垫上把稻粒摔下来。那很容易，一摔稻粒就下来了, 散落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过称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秤杆，高一点底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后得到的产量是 500 多斤，不到 600 斤。这是最好的了，超过我们的人不多。老农说我的产量不低，是种子好，实际上，是他们指导有功，没有他们的指导，是打不了500 多斤的。现打的粮食有水分，晒干入库的时候还要掉秤，掉多少，我自己不知道，我就根据当时老农告诉我的经验值比例做调整。这是毛主席要的数字，我必须搞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收割了实验田我心里有底了：过去下面给中央的报告是虚假的，单产两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顶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时农业技术还很落后，连杂交技术也没有出现，万斤粮必然是欺人之谈。小麦产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万斤。

　　我们接受毛主席的指令到四川种粮，是在春耕之前，一到四川，就看到沿途到处都有标语牌，还有万斤粮、放卫星的照片。我在崇义乡大丰公社种水稻，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犁田、耙田、施肥到插秧、灌溉、追肥再到除草、间苗、其他田间管理，一直到收割、脱粒、过磅，全程都是在最经验丰富的老农的教导和帮助下进行的，而且可以说是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护理，最后得到的水稻单产也就是 500 多斤。

　　老农还说我的产量是不低的，超过我的农民不多。我就问他们了： “你们不是报告平均二千斤吗？”农民回答我： “那都是干部报的，你不多报，他怎么升官呢？”我又问： “那万斤粮又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告诉我： “万斤粮就是把快熟的稻谷挖出来，十几亩集中到一亩上，卫星试验田都是人造的。那么多稻子塞得满满的，小孩子都可以上去踩。 ”这与当初林克跟我说的他在天津知道的情况几乎一样。

　　当时，劳动模范罗世发给主席报告的也是二千斤。据农民讲，人家要他报一万斤，他不，他就坚持只报二千斤。从这些情况来看，很明显过去四川，甚至全国的农村，给中央的报告是虚假的，单产两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顶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时农业技术还很落后，连杂交技术也没有出现，万斤粮必然是欺人之谈。小麦产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万斤。但是，这只是我的感觉和判断，因为我得到的实际产量只代表我这个地方，不能代表四川全省，农民七嘴八舌的说法也不能全信，还必须亲自听听罗世发自己怎么说，才能下结论。我决定去拜访罗世发。

　　我亲自种粮，我和老农交谈，我走访全国劳动模范罗世发！这三者相互印证当时四川粮食单产就是亩产最高八百斤。知道真相后，我马上把我获得真相的过程和具体结论写成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关于我自己得到的产量，我特别强调了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护理。关于和罗世发的谈话，我把我怎么讲的，罗世发怎么说的，罗世发什么表情，都详细写进去了。

据田家英、林克后来告诉我，毛主席把这个报告看了好几遍，一边批示立即印发会议，一边把李井泉找来，问他四川粮食亩产量究竟多少。

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毛主席说： “有些地方一千多，有些地方二千多，平均二千斤。”

主席追问： “怎么田家英他们小组自己去种田，才只有五百多斤？”主席说着就把我的报告给李井泉看。

李井泉看了报告上的产量就抗争说： “这不可能。他们说的是假话。他们调查得不对。我的确下去看了，的确是二千多斤” 。

主席指着报告问李井泉： “你看这两条，一条是罗世发说的话，一条是戚本禹他们实验田的产量，对不对呀？”

李井泉说： “不可能。我是亲自下去的。 ”

李井泉坚持认为这个报告里面有保守思想、右倾思想；还觉得我们是中央去的人，底下人就顺着说，不敢多说产量。

他就在主席那儿、当着主席的面跟田家英吵，说田家英是否定大跃进，是带着框框下去的。还说田家英是拆他的台。

他没有说我什么，因为我只是个小科长，虽然报告是我写的，但不是我递上去的，我也直接递不上去。

主席说： “你看他们的报告，他们是亲自去种的。亲自打的，亲自秤的，你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秤过没有？”

李井泉说没有，

那主席就说：“没有你怎么否定人家呢？”李井泉争辩说是他派人亲自去调查的，主席就要他还是好好看看那个报告再说。

彭真在“七千人大会”前，曾组织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收集整理从“大跃进”以来中央文件中的错误。据参与整理的人说，原来以为这次能从中央文件中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错误，可结果没想到，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sq、xp（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sq、xp最先提出来的。

他这一次对农民瞒产私分表示“很同情”。

毛泽东说：“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在这里，毛泽东站到了农民一边。他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

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从瞒产私分看到“是一个所有制问题”，确实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1959年2~4月，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解决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和分配问题。

第一，提出要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即原有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相当于原初级社)部分所有制；

第二，承认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缩小供给制的比例和范围，改“吃饭不要钱”为“吃饭要钱”；

第三，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允许农民搞私养家禽、家畜等家庭副业；

第四，把郑州会议“旧账一般不算”改变为“旧账一般要算”，要求各地对刮“共产风”时调用的农民财物实行退赔。

毛泽东说：“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算账也可以锻炼干部”。

　　上述政策的落实并非没有阻力。一些省市领导人如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李井泉、王任重等人，都“一时转不过弯来”。

　　王任重在日记中记载：“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

　　各地在贯彻中困难就更大了。一些干部怕再犯右倾错误，而一些1958年折腾得很厉害的干部不愿意后退，退了等于承认自己犯错误。退钱、退物的阻力主要来自公社一级，因为“共产风”主要是公社“共”了各生产队的“产”。现在，许多农民的桌椅板凳被损坏了，许多房屋被拆了，许多树木砍下烧了，平调的钱花光了，即使愿意退赔也困难。更多的情况是，公社干部舍不得把钱拿出来。

　　因此，1959年上半年的整社，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所谓算账、退赔只是说说而已。

　　王任重：

　　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关于大跃进部分的摘录）

　　王任重的日记略有记载：“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

　　后来薄一波也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薄一波在《回顾》一书中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他提出，不是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经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问他们翻一翻是否可靠？反复问他们1800万吨靠不靠得住？”

　　毛主席还说：“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睡着了，我从被窝把他几个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问题……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主席还专门讲了“作假问题”，建议人民公社决议里专门写一条。他说：“现在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有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组成问题。

　　会议开始，毛主席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讲到小队部分所有制问题。

　　他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有几个省充分注意了，有些省还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通过小队去办”。

　　关于算帐问题，他说：“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一般不算帐，实际上是某些不算，另有许多非算不可。主张不算帐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党委，第二是穷队，第三是县委。这些是得便宜的，可下面就要算。我站在算帐派这一面的。算帐有个好处，可以训练我们的干部”。

　　3月30日，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旧帐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会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这个文件在八届七中全会通过。

　　关于工业问题，毛主席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轧钢机）二月底还报完成三十一套，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

　　又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