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明朝的白银流入，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这些白银并不是通过贸易来获得，而是直接以物品的方式从外进入。这样的大量白银进入，效果上大概和现在的量化宽松类似，也就是，财富在数字上的增加，并不对应于社会物质/服务上的财富增加。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就是通货膨胀，由此导致社会矛盾大概就不难理解了。

东林党现象与全球白银大量输入中国，这两者之间肯定是存在高度关联。只是过去有关研究，并没有把两者放在一个题目下进行发掘。

有一个资料比较有意思：袁可立早年处理董范之变中的董家：董份，浙江乌程县（属湖州）人。明嘉靖进士，官终礼部尚书。董份在官攀附权贵，居乡广占良田。“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

这样的家产，显然不是全靠管家所管理的，其家族子弟走科举道路的可能是少数，更多的显然是介入的经商。另外，礼部等官职，不像“漕运总督”一类可以插管吸血以致富。所以上述董家的家产积累，更可能来自家里最聪明的儿子的理财。

这样一个家族，是不是最聪明的人在经商？他们家上百间当铺往来的白银，都存储在哪里？通过什么渠道运输？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在过去的历史教材上，总是把北宋、南宋向草原民族（辽、西夏、金、蒙古）的“议和”，说成是皇帝懦弱，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而花钱买和平。基本不提士大夫阶级在议和中的阶层利益，也不谈大商人阶级在议和中的贸易利益。

视角回到明末，在东林党黄宗羲们和现代余脉如查良镛等“努力”下，似乎明代想议和的也是崇祯，而与士大夫、大商人阶级完全无关，相反，似乎东林党都是反对议和的。

事实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看一段大家不太熟悉的历史：韩侂胄北伐+史弥远议和。

韩侂胄是宋室外戚，曾任宋宁宗的宰相，他在任内追封岳飞为鄂王，追夺秦桧官爵，力主北伐抗金，因将帅乏人而功亏一篑。后在金国示意下，被杨皇后和史弥远设计杀害，函首予金。韩侂胄因禁绝朱熹理学，被理学学者视为奸臣。元编《宋史》列为奸臣。

史弥远在宋宁宗时任礼部侍郎。当时宰相韩侂胄发动北伐，为金人所败，金国以杀韩侂胄为谈和条件。在杨皇后授意下，史弥远派人刺杀了韩侂胄，还将韩侂胄首级交给金朝，并主持与金朝的谈和，嘉定元年（1208年）成为宰相，掌握南宋的实权。

后来史弥远还矫诏废了原来的太子，另立宋理宗为皇帝，还杀了原来的太子，前后掌权25年，是南宋执政时间最长的宰相。

但是，史弥远为朱熹平反，让程朱理学在南宋“发扬光大”，大力提拔程朱理学士大夫为官为学。于是乎，史弥远在《宋史》中就不是！不是！不是！奸臣！！！

明末的东林党士大夫、大商人，和宋代的有不同吗？

如何确定这些天启诏谕是皇帝本人的意愿，还是内府的人以皇帝口气下谕？

（为了避免误会，声明一下本人对清流派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讨厌的。但是论据的严肃性是很重要的，否则难以服众。）

近些年来东林党是正是邪的讨论即便没有百分之百的定论，我看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意见是判他们负面的。再继续发展下去，这个历史争议话题很可能会变成地域争议话题，历史转一个400年大圈，又回到沪党的原点。

你这个系列主题算是当前争论主流观点，我本人倾向于这一派。但是，你在第二篇里提出的很多历史个案说实话很惊悚，有些东西相对容易接受，也符合常识，比如封故君皇后皇太后的变更，有些东西那就相当耸人听闻的，比如说东林谋害崇祯三哥等事件。 我觉得即便这些事情确实发生，它们对我们四百年后的历史探讨影响有限，因为在东林党是否写一边倒历史漂白自己抹黑别人这个大问题上，我觉得已有定论

并不是说提这些疑问是指责你造谣，贵文也提出些不能让人轻易排除的间接证据。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评估东林党，大局是他们的政策和执行对国家有利否，对广大人民而不是某地某特定阶层有利否，至于说四百多年前的宫斗的是是非非，还是留给电视剧吧。

（再多说一点逻辑争论问题，"手套太紧法“是一个很有效的以少胜多的诡辩捷径。这是当年OJ辛普森杀人案中他的辩护律师的成功技巧，尽管辛普森杀人证据确凿，但他的辩护律师只是紧紧咬住一点，那就是证据之一的手套太紧，因为这一点没有合理解释，所以陪审团必需要判辛普森无罪。我读本系列第二篇的若干个宫斗案疑问，很多文字让我想起这个"手套太紧法“诡辩技巧）

比如，薄谷开来案件。

谷开来杀人和薄有一毛钱关系吗？居然就搞掉了薄，这不是官斗的恶心么。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意见是判他们（东林党）负面的”，不过似乎还没有动摇’知识分子‘圈子里对东林党的正面看法。我一个发小，北大国政毕业的，一直在新闻出版行业工作。去年我和他聊，想看看他对东林党网络评价（湖畔大学、柳家）的看法，结果他愤愤一句：“我看这是要整我们知识分子”。

关于天启、崇祯年间围绕皇家的几个案子，我原来也不知道，看了以后也觉得很惊悚。浙东史学派一直致力于不让老百姓知道这些案子，因为知道了这些案子的存在，就很容易破了一种说法“明代皇帝专制权力达到了顶峰”——天启、崇祯连自己的儿子继承人都保护不了，被人按时做掉，谈何“专制权力达到顶峰”？

崇祯五皇子的事，我最早是看姚雪垠的《李自成》一书知道的，不过我认为结论是“黑洞”势力所为，要比李家外戚更合理。哪有祖奶奶会因为重孙子和自己娘家要钱，就诅咒重孙子后代都死绝的？皇亲国戚不肯出钱，士大夫们才有理由少缴不缴银子。

河里北大张灵泉兄起过关于王恭厂大爆炸的楼，他致力于让外国传教士背这个事件的锅。我看了关于皇宫内的死伤，能确定的死亡就只有天启的三皇子，一个与魏忠贤有血亲的皇子。并且在兵工火药场搞阴谋，时间以及宫内的配合都能按计划进行，且没有毒杀手段引起的案件侦查，对杀手风险小。因此我倾向于说出此案，让网友自己判断。

这次上海疫情事件，让大众看到了官+商+学的这么一个集团的存在，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国家、对社会、对大众的危害有多大。微博上很多网友都把这次上海事件的责任人叫做东林党。好笑的是，4月13日发布，四川公安还真破获了一个非法组织“神州东林党”。估计这次以复旦系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内部，也在以东林党自负，反抗“专制”，坚持“理”。

看上海疫情种种“惊悚”的现象，看朋友圈同学圈种种“恶心”的观点，我和很多河友一样，想做点什么，又够不到国内。所以力所能及做一点儿解剖历史上的东林党，以及程朱理学，以备将来和国内认识的“知识分子”交流。

特别欢迎兄等参与，大家一起切磋探讨。

现在的研究，可以确定天启皇帝能读会写，曾得到内阁代首辅刘一燝（东林党人）的夸奖。可以基本确定魏忠贤不能读写，只能代皇帝“勾红”。

无论是杨连告魏忠贤的24大罪，无论是钱嘉徵向崇祯皇帝上《劾逆珰疏》，列举了魏忠贤十项大罪，也无论是最后崇祯皇帝给魏忠贤的十八字：“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都没有提魏忠贤“以皇帝口气下谕”。

这三个恨魏忠贤的人，如果魏忠贤有“以皇帝口气下谕”的罪，他们不会不提。没提，就证明这些天启诏谕是皇帝本人的意愿。

天启一死，东林党人第一要务就是禁毁《三朝要典》，因为里面记载的天启皇帝的圣旨很多，东林党人无法把这些说成是魏忠贤“以皇帝口气下谕”，只能一禁了之。

比如很多高知、高干子弟都认为政府限制他们的权利，他们有能力应付社会、自然带来的灾祸，政府和社会面进行动员和规范时，妨碍了他们的自由。比如他们能雇保镖，所以应降低警察的权利，减少警察的人数；他们的车坚固，也赔得起，所以公路上的限速、限行、信号灯应当减少。

诸如此类，虽然他们没有结党结社，但一呼百应，同时他们现在处的位置，影响也大，所以才有新东林之说。

当年东林真正的想法就是想恢复到魏晋那个士族当道的黑暗时代。皇帝朝庭无所谓，地方上若没有了皇帝朝庭，不就我说了算（其实他的权威来自皇权和朝庭）。不过真的到了那个情况，他们有几人或几家不是族灭的，不过老百姓为什么要跟你们受罪。

建议把他们放逐到利比亚、索马里，你们在那想怎自由就怎样自由，没有有政府收你税，没有法律规定你怎样做，你们去折腾呗。呵呵。

早段时间看到有人提出，清未1清兵精锐装备水平并不差,2华东沿海逢战必惨败，其他方向则展现出不同的战力。然后推论华东沿海财团是内贼。

请教这个陈述和推测合理吗

看到翁同龢等人的做法，说是内贼也不能说是没有依据。

我问的主要是一鸦时期的问题：广东福建浙江其实军事技术差不多：兵舰、海岸炮台、陆军装备。事实是英军在广东、福建都没有占便宜，但是到了浙江，就“所向披靡”。大体区别在于：广东福建可以动员沿海民众，坚壁清野，既不卖蔬菜食物给英军，更不买英军的鸦片，也没有什么人做汉奸给英军带路。但是到了浙东，就完全不同了，首先是“民众请愿”说不能坚壁清野，“经济损失”/民生影响太大；私下不仅卖蔬菜食物给英军，更买英军的鸦片，还有著名的汉奸陆心兰，将清军的反攻计划全盘出卖给了英军。

所以审兄的推测是合理的。

首先，“清末”是指那一个时段？如果单指一鸦，似乎还只能叫“晚清”，而不是“清末”。毕竟从1840到1911还有71年。相当于清朝长度的四分之一。

要说逢战必惨败，一鸦清朝在广州也没好到哪里去。大角、沙角炮台对射，清军大炮射程和炮术不如人也就算了，陆上被人抄了后路，炮台失陷，按照林则徐的说法，“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 可见带路党从一开始就有。

二鸦清朝在广州的蜜汁操作，也算空前绝后，英法舰队突入广州，未遇任何抵抗。两广总督叶名琛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还搞迷信扶乩。第一次大沽之战，清军士兵奋勇抵抗，直隶总督谭廷襄却弃守逃亡。八里桥决战。僧格林沁部全军覆没，北京变成一座空城，皇帝逃到承德。

庚子国变，清朝居然指望靠义和团打洋人，正规军却按兵不动，到最后还反身出卖义和团。像聂士成后来殉国，但这位对义和团可没什么好脸色，专门派义和团在前面当炮灰，义和团对其恨之入骨。而真的正规军交锋，聂士成的部队武器装备不比八国联军差，照样一打就崩。慈禧太后带着皇帝又一次跑路。

东南更是闹出所谓的“东南互保”，山东、两广、两江、湖广各省官僚称宣战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命令，除灭义和团。另外，同时密议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与太后不测，他们将改建共和，选举李鸿章为总统。 这基本算是分裂的第一步了。

晚清的乱象，不光是一个“江南财团”的问题。事实上，所谓的“江南财团”在晚清的大部分时间里并不存在，也无法影响中央的决策。晚清是整体性的腐败。清朝本身又一次进入三百年循环的下降期，土地问题又一次成为动摇统治基础的大问题。同时清朝又面对西方侵略。不但是武力侵略，还有经济侵略。“洋务运动”本意是工业强国，最后在腐败的大环境下搞成了官僚资本主义。于是到“东南互保”的时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已经形成。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本身的投降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在对外战争中能够发动群众，反而要么视群众为工具（例如支持义和团），要么视群众为洪水猛兽（例如镇压义和团）。对外战争充满投机色彩，例如袁世凯在朝鲜发动政变，例如清军“猛攻”使馆区，机枪大炮一起上却攻不下来。即使是对外军事获胜的战争，例如中法战争，在外交和政治上仍然输得一塌糊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像搞“东南互保”的基本都是洋务派官僚。这些人正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受益人和代言人。与其批判虚无缥缈的所谓“东南财团”，直截了当得批判“官僚资本主义”不好吗？

我的确本意指一鸦以来，“晚清”更准确。

说“江浙财团”于清大多数时候不存在，那就那换个名字，江浙财主，或者江浙势力储如此类吧。

清朝当然有各种问题，那么具体到华东沿海财团，或者说财主，有没有什么特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