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包产到户的分析之一:起源与方法 -- 懒厨
浙商是改开后出现的新名词。浙江原来出名的商人是宁波商人,如来上海滩很多著名的商人来自宁波,后来很多去了香港,如包玉刚,邵逸夫,董浩云等等。温州商人在原来并不出名,和宁波商人完全不在同一等级。
温州其实是实业和商业并重。这些年房地产对温州的实业冲击很大,很多实业迁出温州。我认为只要地方财政依靠卖土地为主就解决不了实业空心化的状态,温州地方财政严重依靠卖地。
承包前我们能吃饱,但是大米不够,要加入番薯,几乎没有肉,另外没有自己的房子,要借住。我家两个大人,两个小孩,承包了1.8亩水田,分成0.5亩和1.3两块,直线距离大概500米,但是隔了河,走路就有1500米左右。我们耕地都是私人拖拉机手代耕和抽水机船代灌,给人工费和柴油钱就可以,所以地块大小对我们的生产影响很小。我爸爸自己考了个体行医执照,我妈80年代是民办教师,大概90年转公办教师。所以我家的田够交公粮和自己的口粮就行了,因此种田没有用全力。大概早稻亩产600斤,晚稻800斤。水稻种子没有明显的变化,换过来换过去的,大致是早稻传统稻种,晚稻是杂交稻,品种是籼优和竹科。记忆中竹科的稻粒很长,不出米,好像很快就没人种了。我们家在86年终于建了自己的房子,三间两层,当时借了一些钱。
我们那里好像没有普遍的溺女婴现象,有弃女婴现象。我连襟两兄弟都是70年代生的,他家在80年代收养了一个女孩。我老婆的小姨80年代生了两个儿子,后来在90年代还领养一个弃婴女儿。
历史以来有重商的传统,有关你们那里出去卖东西的信息很多,央视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就是正面介绍你们那里的剧目。
当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科举文化浓郁的地区,所以重农不是那么厉害吧。所以可能无法理解为啥必须要种粮食,而且还不怎么高产。
因为强迫菜地、资源地区、渔业地区的人们种地确实是受罪,只不过你们选择经商,而小岗村世代选择乞讨。
只是因为要以粮为纲。国家的选择总归大于小地区的意志吧。我知道南方粮食地产地区都是以番薯为主,就是我们北方,也有特别的地区是以番薯为主,比如我山区的亲戚家地区,就是传统番薯食用区,改开后靠水果和钢铁发家了。
就是当年物流不畅,国家需求,大家只能选择种主粮而不是能种植特色产品。这是国力的限制。
5分地地块,真的太小了。
俺起码算西西河的一分子,一水分子🤣
广义的江南当然包括浙江全部,狭义的江南我觉得应该是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安徽南部。浙江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历史上是鱼米之乡,文人众多,科举也特别发达。浙江中西部的金华和衢州已经差不少,浙江南部的温州台州和丽水一直都是丘陵地带,山多田少,一直比较穷,文人也没那么多,科举也不发达。比如温州历史上只出了七位文状元,其中北宋和明朝各一位,其他五位都是南宋小朝廷的,那估计是沾了南宋地域狭小的光,而且杭州是临时首都。比较让人惊奇的是温州历史上出了19位武状元,当然绝大多数也是南宋的。
我们那里是山区和海岛才种番薯,平原水田当然种两季水稻。当年猪肉是第一位的,大米也地位崇高,海鲜地位一般,番薯比较次。因此只有我们楠溪山区的或海岛县洞头女人嫁到平原那里想吃米饭的,没有我们平原女人想嫁山区或海岛吃番薯和咸鱼的。
我个人感觉,绍兴人更北方化一些,尤其今天,温州人更让我感觉是南方人啦。
我能理解山区人或者海岛人不能从事自己本行只能种地的痛苦。你们比小岗村人强太多了。
但是那是没办法,以粮为纲。
这个帖子里的数据就是霍邱县的县志,它给出了霍邱县在分田前后几年粮食产量和粮食征购量、粮食收购价格变化的详细数据和分析。
但对于只相信吃饱是因为单干的人看了,这些数据是没有说服力的,当然他们也无力反驳,只好无视。
1973-1978,全省粮食征购基数不变,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征购比例逐年下降:
经国务院批准,从1973年度起,将全省征购基数由18亿公斤贸易粮调减到17亿公斤;在调整落实到各地、市、县时,省按规定增加3%机动数,全省调整落实到生产单位的征购基数为贸易粮17.51亿公斤,这一任务基数,全省各地一直执行到1978年未作变动。
8年中,全省粮食生产在年度之间,地区之间,季节之间很不平衡。。。随着粮食产量增加,国家征购粮数量占各年粮食产量比重逐步下降,1978年全省征购的粮食只占当年产量19.96°o,农民人均留粮数量稳定在稻谷330多公斤的基础上。
1979-1981年:粮食征购数量连续大幅下降,粮食及其它农产品收购价格连续大幅上调:
从1979年到1981年,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对农民负担的粮食征购任务基数,连续3年进行大幅度的核减,3次共调减征购任务基数67600万公斤,调减幅度达38.6%。征购任务基数减少后,农民每年能够拿出更多的粮食投入市场,自由出售,增加收入。与此同时,全省对冻结12年之久的粮食计划收购价格进行了大幅度提高,全省稻谷每50公斤购价提高21.58 %,小麦购价提高20.77%,大豆购价提高14.29%,对其他名贵品种和各类杂粮的购价都大幅度提高。对农民完成征购任务基数后向国家超售的粮食,其加价幅度也由原定的按统购价加价30%,调整为按提高后的统购价加价50%。仅1979年农民出售超购加价粮所增加的收益,即达3,300多万元。
杂交水稻育成推广。1970年发现野败不育株后,1971年萍乡市农科所就转育成珍汕97,二九矮4号不育系和保持系。经全国协作攻关,1973年江西、湖南、广西等省配制成功强优势组合汕优2号、汕优3号,实现“三系”配套,1975年江西对杂交水稻进行优势鉴定和示范种植1179亩,获亩产450公斤,比常规品种增产20以上。此后种植面积年年扩大,1979--1981三年连续突破1000万亩大关,占全省水稻总播面20%以上。此时期,杂交水稻全属晚稻组合,除主要组合汕优2号外,江西还种植、推广过汕优4号、威优6号、汕优6185、汕优.3号等组合。杂交水稻的推广应用,使江西晚稻单产和总产大幅度上升,改变以往晚稻低产的状况,使早、晚稻产量的比例由1976年的1.55:1提高到1984年的1.05 : 1.——这是个有说服力的案例,如果早稻产量不变的话,采用了杂交水稻的晚稻产量增加了50%,这起码说明晚稻产量相对于早稻产量的增加,完全取决于杂交水稻,因为农民的积极性对于早晚稻的影响是一样的。
杂交早稻的试验示范,江西在80年代初就已开始,由于组合优势不强,增产不显著,当时群众对杂交早稻有优而不早、早而不优的看法。随着科技进步与新组合的产生,江西1986年种植4.5万亩,平均亩获438公斤的好收成,1987年就扩大到100余万亩,1988年又飞速发展到399.61万亩,占双季早稻播面的17.1%。使用组合有威优64、协优64、协优4号、协优49、协优华联2号、汕优桂33、汕优秀2号等。杂交早稻推广应用后,实现连作稻“双杂”配套。由过去早常晚杂一种种植形式变成早杂晚常、早杂晚杂、早常晚杂三种形式。江西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再次跃上新台阶,1988年突破2000万亩大关,19901992年每年面积均在2500万亩以上,占水稻总播面的52~62%。
如果去查县志,多查几个县的话情况应该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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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楼主贴的调查:
第五问:上缴的粮食有没有减少
没变化 x 13
减少了一点 x 1
有减少, 数量未明 x 5
未明 x 3
有若干回答采购价的,除一个外,全部都说采购价格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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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点,完全信任和支持河友的家乡调查,这样的调查和地方志的对比,可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我到的那个标兵县,据我了解,包产是很晚的,可能是标兵的缘故吧,据说对包产到户的政策是不怎么积极的,后来因为限期到的原因,一下子全分了。没有考虑集体的提留,五保老人等问题,到我们去到那标兵县某地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但当时也有一句“社会主义不兴饿死人”,最后还是由政府包底了!
我这里想说的几件事,是关于个人的:
1、当时我到了那里,一呆就呆了一个多月,之后我找机会请假回趟家。那里没有直达车,我坐的是过路车,司机将我在市中心放下时,我突然间发现这个从小到大,不知看了多少回的城市是如此繁华,到处是美女(其实一个四五线的小城在当时能有多好啊,主要是憋的),我就站在路口处看过往的行人,行使的车辆,应该有一个多小时吧,等路灯亮起时,我才不不舍的往家里走去。
这次经历让我知道思维是会停滞,固化的。
2、时间继续流逝,工作依然要做,我又回到了标兵县某地。因为要熟悉地方,有一天到了田间地头,在浓密的经济作物间,这地的某个领导突然间将话题转到讲述对当地一些情况的不滿,并且拿出一个小本子来,对我说这些情况都有记录的。对于他的举动,我本觉得好笑,怎么还有这一出啊!突然间,我意识到这人以为我是“钦差大臣”,这是在打“小报告”,背后告黑状!
明白了这点后,我想自己不是什么钦差大臣,而且还要在这呆很久的。我赶忙截住他的话头,并三步并作二步,走出那浓密的作物间,回到大路上。
3、很快,这地由一名“世界仔”出身的,出任第一把手。他到了以后,认为我呆在当地没有什么作用,还是回城里发挥作用更明显一些,毕竟“跑步钱进”啊!
可一个小年轻,在缺乏组织的支持下,又能有什么作为呢!空手而归后,这地的领导们就将我安排到了挡土墙工地上,名义上是监督工作,可那挡土墙是将人家的一片好地拦腰截出一半,进行土地开发和。剩下的一半成为了看天吃饭的旱地,人家能乐意吗?
我在工地里是一点都不敢偷懒,什么都亲力亲为!一个月后,回家时,母亲都有些不认识我了!
就这么个贫穷落后的地方,竟然来了一批正儿八经的芙蓉国大学的学生。当我终于离开那里时,看着那些个芙蓉国大学生留在当地,我心里想“知识真不值钱”
知识真不值钱吗?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猛然发现我所在的地方的中层领导,不断的闪现着芙蓉国大学生的名字……
嘿嘿!谁还敢说知识不值钱!
这段农村经历留下的印记太深了,我从此一再的回避涉农村的工作,那怕再憋屈,也对涉农村的工作能避则避!
但这不影响我对大大精准扶贫的由衷的佩服,这是真正情怀和能力的体现。
时代在发展,我们身处这个发展的时代,应该向前,向前!
分田单干好还是集体经济好就拿政府树立标杆对比一下就行,小岗村对标大寨,一个改开分田单干标杆一个是集体经济标杆
应该是南街村!
不知道到底是怀念青春还是一些场景,有时候我也如此。
但是在这事和咱们大家讨论的核心关系不太大。
不是因为对场景的怀念导致了固化制度的坚持,并不是这样。
而是认识改变了,仍然认为制度具有相当的合理性,限制条件是国家实力。
我的意思是你没有说清你们当地的情况啊。世界仔?三来一补吗?
科技就不会提高,比如能不能确认毛时代一定不会出现互联网?
《小灵通漫游未来》是因为改开还是中国自身的进步?
正因为是年轻经历的事情,而且印象深刻!
这个曾经的标兵县在改开后,就迅速的落伍了。到我们去的县里某地,曾经是鱼米之乡,在我呆的时候,落后也超乎想象。我是带着山乡巨变的情怀去的,但面对重重的困难,我退缩了。虽然曾经不断的问自己,愿意留下来与当地的人民一起战天斗地吗?
最后我没有留下,因为我有退路。我无法做一个义无反顾的人!
场景1中,我对回到市中心路口站立许久,觉得这个小城繁华无比,过路皆是美女的印象的出现,也是有疑惑的。按理说,自己也是出过省城,见过世面的人了,为什么会有想法呢?最后自己的解释是,因为自己身处贫困落后的地方有点久,看不到多少人,信息也闭塞等缘故引起。
可能有了这个认识后,我在以后的日子里,遇到选择时,都会情不自禁的想起这场景,问自己,我愿意在这么个环境呆下去,可能会呆一辈子啊?
当看到那些个原来是标兵县招来当老师的芙蓉国大学生,一个个的走上中层领导岗位时,对此自己又怎么会没有想法呢?
可自问能否如他们那样在这个穷地方死磕下去,我是做不到的。我当时还有其他出路选择啊,我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嘻嘻,象不象可以选择出国的人啊!)
农村的发展是动态持续的。
在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问题不断的出现,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问题。面对困难,解决问题,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仅有情怀是不够的,没有组织的情怀和力量,想成事是很难的。
芙蓉国大学生也不是个个成事的,当时有门路的,也早走了。后来能走上领导岗位的,在当时也是绝不退路的。我在惊叹他们的义无反顾的同时,其实也赞叹组织的跨界选才。
这里也引申出,那时有那么多的国人走出国门,为什么就很少能跨界成功的!我最后给自己的答案就是,在别人的地界上,别人根本不带你玩,你又怎么能跨界成功啊!
在赶项目,争取这个周末吧。
不过呢,我意外的发现,为啥没钱弄运十了,敢情这钱国家都用来购粮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