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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震有一篇文章：宋明理学视域中的朱子学与阳明学

http://www.zgscph.org/html/2019/symq_0611/1191.html

“【摘要】朱子学与阳明学可以有广狭两义的理解，就狭义言，两者分指朱子或阳明个人的哲学思想，从广义看，两者则包含朱子或阳明之后学以及后世的朱子学者或阳明学者有关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思想诠释、理论发展。由此以观，朱子学和阳明学就不是封闭的静止的理论系统，而是可以不断发展和开拓的动态的思想体系。这就需要我们转换审视的角度，既要将朱子学和阳明学置于广义宋明理学视域中，同时亦须将宋明理学视作一场整体的思想运动，才能对朱子学和阳明学获得整体性的思想了解和历史把握，以重现作为广义宋明理学视域中的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理论意义及其思想价值。”

“结语：作为一场思想运动的宋明理学

历来以为，朱子学与阳明学互相对立，彼此不可融合，然而转换视角，从广义宋明理学视域出发，便会发现两者实有诸多共同的问题关切和思想共识，阳明学“心即理”也并不像历来所认定的那样——构成朱子理学“性即理”的对反命题。因为对阳明而言，这两项命题可以同时成立，心体与性体几乎属于同义词。同样，天理观念亦为阳明学所共享，故有心体即天理、性体即天理、心体即良知、良知即天理等等构成互为印证、环环相扣的理论命题。虽然阳明学在儒家心性论意义上，对朱子学完成了批判性发展，然两者之间又有思想连续性，这一点同样不可忽视。

例如若以广义宋明理学为视域，我们便会发现，朱子学和阳明学对于儒学人文精神的全面重建、儒学社会化运动的加速发展，并在儒学理论落实为社会实践乃至扩展到政治领域的影响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正由此，我们可以说，宋明理学是一场整体性的思想运动，不论朱子学还是阳明学，他们有着共同的问题关切，即重建儒学的价值体系以推动儒学的全面复兴。

总之，朱子学和阳明学构成了广义宋明理学的实质性内涵。当我们对于狭义朱子学或阳明学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之后，更应自觉地拓展到广义朱子学或阳明学的研究。如明清朱子学以及阳明后学的研究有待全面深化，而宋明理学与现代新儒学之间的思想承接应如何评估也值得省思，至于东亚朱子学和阳明学在大陆中国哲学界则更显落寞，这就昭示我们在当今学界，如何重写宋明理学史，乃是一个富有理论挑战性的课题。“

就是理学的心性有别和心学的心性无别并无冲突。因为理学是先验的性，经验的心。心学是说先验经验都是我们的认识。看出来了吧，没冲突的。

就算说超验主体好了，由于它是我们的建构，所以理学那里，天理实际上也是心，「理无心则无着处」。而在心学那里，也会把超验主体称之为天理，「心之本体便是天理」。两者都是「人心天理浑然」，而且强调仁端，也就是强调道德伦理，「存天理、灭人欲」也是一致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并无区别。也是为什么强调多义并存和序列分析，因为只要拆出来定义，就知道其实没冲突了。有冲突是因为偏向侧重一个定义，长此以往，容易误会。也就是理学强调穷理，一般理解为事理。心学强调致知，一般理解为良知。但是反过来也都成立的，穷理以良知为根基，致知以事理为载体。最后只有方法的区别……偏归纳和偏演绎。

就叫毛思想或者毛主义比啥都强。

"就算是真的你也不可以到处去说"。

儒家更需要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需要儒家。这个可当代儒家大师说的。毛主义其实可以覆盖政治儒学，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公开推广毛主席的思想。

毛主席晚年打击官僚引发了十年文革。问题是文革失败了，被打击的对象上了台。他们对毛主席恨之入骨，即使毛主义是对的正确的宇宙真理，他们也宁愿把它扔进垃圾桶里。谁敢公开推广毛主义特别是毛主席晚年的治官吏的思想，那就是公开与他们开战。所以“就算是真的你也不可以到处去说”。

我一直说的一点，毛主席建立的新中国其实相当于一次全新文明的重建。但是这个文明体系有不完善的地方，被反动势力拉下来马，但是历史会继续毛主席的过程，我们会继续建立新文明。

可是那些推翻毛主席体系的人还在台上，即使后人意识到他们是反动的落后的，要复兴毛主席的体系，也必须改头换面，以类似托古改制的方式进行新的征程。这种托古改制可能就是毛式儒家政治学。

历史上宇文泰就搞过这一套托古改制。宇文泰认识到北魏孝文帝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自己不能继承孝文帝的思想，只能托古改制搞新时代“周礼”来继续体制改革。

就像武则天看上去是佛教，本质上也是儒家……儒家没有女性为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用了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