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鸡叫和太阳升vs老农民和大学生 -- Ace

城镇人口比例

1980年 19.4%

1990年 26.4%

2000年 36.2%

2010年 49.9%

1980年之前的计划生育并没有人反对，人们反对的是极端化的计划生育——

一胎化，已经违背家庭繁衍的人伦伦理；

农村扒房牵牛；

抬上神坛，尊为基本国策，以至于政策偏差长期得不到修正，类似于五十年不变。

当年中央领导中，谁支持发展核武，谁反对，已经被有心人考证出来了。小平是反对的。

唯有太祖会带领和鞭策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筚路蓝缕猛爬科技树。

现在来看，大跃进是十分荒谬的，无论是将过错都推到主政的刘邓头上，还是都推到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的头上，都难以说的明白，毛主席没这么大本事，刘邓更没那么大本事。

毛主席说过，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刘邓是最高层干部，真正决定性因素，主要是基层干部，所以，大跃进的第一决定因素，就是县乡村的基层干部。

可能有人会说，你这不是胡扯么，基层干部基本都是本地人为主，怎么会祸害自己的家乡。

但大锅饭，浮夸风，不顾农时的大炼钢铁，主要就是这些基层干部搞出来的。

还有人说，这主要是解放了，进了城，干部们蜕变了，屠龙者开始变成了恶龙。那才是58年，还没这么夸张。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也很简单，抗美援朝后，大量解放军退伍和军队干部转业，在地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

反右的扩大化，军队转业退伍的政治势力，就在地方取得了压倒性的政治优势。

大锅饭，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看似荒诞的做法，主要就是用打仗的方法，来搞经济。

用家里一个长辈的话来说，打仗死人都 不拍，还要什么可拍的，坚决服从上级命令，上级说要歼敌一百，那就要至少歼敌两百。

解放军是我们最可爱的人，那个时候的退伍士兵和转业干部，大多是真正打过仗的，很多还是打过抗美援朝的，他们对国家，对人民绝对没有坏心肠，但是，他们真的不懂经济，不懂农村，而只知道服从上级命令，而且还要层层加码。

也有下级干部向上级反映实际情况，但还是军队那一套，某某某，当年你跟着老子冲锋都不拍，现在就萎了，克服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我们能归罪这些源自军队的基层干部么？邓小平作为反右的最高主持者，刘少奇作为干部的最高领导人，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基础干部，用打仗的方法来发展经济，这个致命的问题。

毛主席当时是位居二线的，主要就是制定战略路线。大跃进不是毛主席好大喜功，也不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症，而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经济主权，去依附，与苏联援助尽可能断奶。

这个战略的目的是好的，但是用打仗的方法来发展经济，却是错的，一刀切，全国同时大搞特搞，更是错的。如果只是在一个地方时代，通过不断试错纠错，积累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就不会酿成那么大的悲剧。

可以说，从上到下，从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谭振林等等中央领导，一直到地方基层，乃至村干部，基本全都有错。

毛主席承认了错误，中央的，地方的，毛主席都说自己有错。邓小平也没有否认错误，改开后，邓还说，当时大家都犯了头脑发热的错误，我也有份。

最令人不齿的一个人就是刘少奇，他当时的工作主要是管干部，不怎么管具体的工作，因此，三年饥荒之后就上蹿下跳，把自己摘的很干净，说什么，要上书。

管干部，刘少奇却没有发现军队转业干部这个群体的问题，才是这场悲剧的最大责任人。

管人的责任大，还是真正做事的责任大？

当然是管人的责任更大，做事做不好，主要是部分和局部的问题，而管人的如果做不好，则是全局性的问题。

可以说，刘少奇才是大跃进的第一责任人，主要就是没有发现转业干部的问题，没有管好基层干部。

三年饥荒后，刘少奇下乡考察了几个月，就开始放炮，将过错推给毛主席。

难道真的是因为农村的惨状让刘良心发现，勇于揭盖子，说真话了吗？

如果真是这样，刘就应该首先承认自己的过错，作为中央领导，国家主席，就算没有直接责任，也一定负有责任，但他把自己摘的很干净。

政治就是这么玄妙，所有人都犯错了，反而大家都没错，因为法不责众，那么，过错只能归于战略决策的制定者，那就是毛主席。

因此，刘少奇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底气十足，他的底气源自大多数干部，都要把犯的错误甩出去，甩给毛主席。

三年饥荒后，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以后，干部们，甚至很多群众，都认为毛主席只会打仗，搞经济建设真不行。

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文革，毛主席就不是二线领导，而主要是二线养老。

有人说，文革是权力斗争，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呢？还是有一些的，但绝对不是主要因素。

刘少奇主导的官僚党，毛主席主导的军队党，是文革之前两个主席之争的基本前提。

被开除党籍的蔡霞也算看的很清楚，文革，到改开的根子是一样的，那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也有人说，中国实质上就是个间接的军政府，因此，他们迫切希望军队国家化，否则，官僚们，和食利的资产阶级，都会寝食难安。

官僚们，和食利的资产阶级，为了解决悬在头顶上的利剑，主要采取了三种策略，一是鼓吹自由民主，鼓吹军队国家化，二是腐化分化军队，让枪杆子为权力为资本服务；三是分化民众，让分享了既得利益的部分民众来直接面对枪杆子，就如俄罗斯的叶利钦，用小姑娘和大妈来面对军队。

现在，又有了资产党，与官僚党基本是站在一起的，与军队党相抗衡。

产生了资产党，并不是多大的问题，如果很多民众也站到了资产党和官僚党一边，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例如泰国的红杉军与黄衫军，就是典型的民众分裂，甚至美国的白人红脖子，与黑人和拉丁裔等有色人种的底层民众，也是越来越分裂。

民众的分裂，特别是底层民众的分裂，才是一个国家最糟糕的事情。

可以说，大跃进是一个集体性错误，几乎人人有份，但最大的责任者刘少奇，却利用集体性的甩锅，获取了最大的政治利益，真正成为了官僚党的领袖，将毛主席逼到二线养老去了。

如果刘少奇干的好也就罢了，却联合大多干部，搞出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战略，实质就是向苏联投降。

接着又开始搞四清运动，表面上看是清洁干部队伍，但却主要是强行站队，定向清理。如果四清运动全国展开，那么，刘将从原来的官僚集团的形式领袖，变成了实质的领袖。

六十年代中期，中国最大的危机是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承认，如果再这样下去，要么在联合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要么新中国就完蛋了。

投降苏联，就丧失了中国的独立性和中立性，那么，与美国缓和，与西方交好，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苏联的下场是什么，已经众所周知了，中国如果当时投靠苏联，下场绝对要更惨。

改开后，给刘少奇平反了，竟然说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是多么的正确。

的确，八十年代采用三自一包，三和一少，还是很正确的，但在没有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情况下，在没有与美国建交的情况下，实现这套战略，就是投靠苏联，就是祸国殃民。

的确，文革算是死马当活马医，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但相比刘邓和大多干部主张的投靠苏联，结果却要好上无数倍，一个是中国沉沦，一个是中国崛起。

所以，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刘是最差劲的，无论人品还是能力。第二代领导人，最差劲的就是乱邦，他的人品还不错，但幼稚到了极为愚蠢的地步，就是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说的很对，中国革命史，宜粗不宜细，如果真要仔细看，仔细分析，除了毛主席，其他人还真是差的太远了。

只要不断地假定，如果当时没有毛主席，中国会怎样，就会得出让人瞠目结舌的结果。

假如六十年代中期没有毛主席，中国投靠了苏联，中国现在的下场，必然惨不忍睹。

他们会那么小看经济建设的问题，那么浮躁，应该宣传、组织、领导等方面都有不少问题，要独立自主就要付出代价，但他们好像不敢说。

关于大跃进狂热造成损失，毛主席，刘，邓，基层干部等等的责任，单说毛主席本人，其实很复杂，记得河里贴过相关的资料，本人加自己脑补和理解，反正我是说服自己了。

如果不是最大的目的，大跃进其中的一大目的，是改造最低层人民群众对洋人的恐惧，即是培养民族自信。今天尚且不少崇洋媚外，何况当年，上了年纪的百姓甚至亲历八国联军时代，各种不平等条约耳熟能详。如何能在短时间内，最大限度消除对洋人的本能恐惧，只有毛主席有这境界和手段。要令群众相信洋人没啥了不起，必须狂热，切，炼钢谁不会，小菜，如此才能抹掉根深蒂固的自悲感。理智的做法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如果领袖层面表现科学和理智，下面群众就会顺理成章地理解成“咱不如洋人，这辈子也赶不上”。所以，即使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得大跃进，得大于失，这就是大跃进狂热的逻辑。当然，这样的道理即使毛主席也无法很详细地公开论述，但清晰的蛛丝马迹是有的，记得例如有这样的材料，大意是“适当降温，但绝对不能打击群众积极性”。

俺二爷，也就是爷爷的亲弟，当时就是村干部，后来谈起这个事就说，当时就跟打仗一样，也跟公社领导反映过，公社的干部就说，大家都这样，咱们也不能搞特殊，而且上级肯定有办法，听说苏联老大哥援助了不少粮食，听上级的就没有错。

是的，听上级的的确没有错，可就苦了百姓了。

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质主要是人为的饥荒，从上到下都有错，除非要否定这个党，否则，就不可深究。

毛主席也发现这个问题，讲了几次话，几乎不起作用，就希望借着庐山会议，大家一起降降温，将降调。

结果因为彭老总的搅和，却将庐山会议的风向反转了，原计划的批左，变成了继续反右，错过了最后弥补的机会。

俺是个性子很直，脾气很爆的人，曾经有段时间很敬佩彭老总，觉得他敢讲真话，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彭老总就如张国焘说的，不懂政治，却喜欢掺和政治。

建国后，毛主席的地位很尴尬，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其他官员上岗上线，加压加码。

周总理因此说过，你们这么搞，让主席怎么工作。

事实上，毛主席真的没法干事情了，去一个地方视察，被群众认了出来，喊了一嗓子，毛主席！就被群众围住了，走都走不了。后来，也就很少出去视察了。

毛主席退居二线，是不得已的选择，当时让出国家主席的位置，也考虑了很久，还曾经问过他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想了一个晚上，还是对毛主席说，让出去不好，但毛主席还是决定让出去了。

毛主席基本让出了行政权力，但绝对不会再让出军事权力，遗憾的是彭老总就开始跟毛主席争军事权力。

抗美援朝后，彭老总的威望达到了最高，正常的军人，稍微懂点政治，就会放弃军权，彭老总却借着军队反教条运动，将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萧克上将等很多将帅，排挤出了重要岗位，而提拔一些与自己亲近的人。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彭老总这么做，都不会有好下场。

彭老总当时刚从东欧访问回来，对国内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更没有亲自调查研究过，主要是听张爱萍上将等人说了些情况。

如果彭老总直接找毛主席谈，哪怕亲自写那封信，情况都可能会好一些。

因为，毛与彭矛盾的关键是彭争军权，而毛绝对不可能放弃军权，那封信主要是一个引子，加剧了毛对彭的不信任，才下了将彭搞下去的决心。

任何一个政治家，只要处在毛那个位置上，都会那么做，关键在于做的时机，和做的理由。

遗憾的是，无论是时机，还会理由，都很不好。

如果抗美援朝后，彭就放弃了军权，那么，无论彭怎样向毛反映问题，都将不是问题。

毛主席不担心让出国家主席的位置，却肯定会警惕有人争军权，也会警惕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彭老总既争军权，还与苏联关系不错，那就是犯了任何一个政治家的大忌。

正如毛主席说的，毛与彭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是典型的中间派。

红军时期，中央建议彭老总的部队成立三方面军，彭老总说，既然与朱毛会师了，就没必要称方面军，因此称为第三军团。

但第三军团，基本是独立作战，并不听朱毛的命令，典型的例证就是攻打长沙，朱毛不建议真打，只要做个样子就行了，而彭总却听中央的，真的打了，还打下来了。

黄公略原本与彭总共同起义，后来，却主要听从朱毛的命令，如果彭总像黄公略那样做，才能说明他主要是与毛主席合作。

还有就是袁文才和王佐，谁都知道两个人是毛主席的人，他们因为出身问题，不信任其他上级，只信任毛主席，打狗还要看主人。有人向彭总借兵，彭看有中央文件，就真借了，谋害了袁王二人，结果彻底丢掉了井冈山。

博古，李德来到了苏区，如果没有得到本土实力派的支持，怎么可能轻松掌权，这个本土实力派，有两大代表人物，一是周总理，二是彭老总。

周总理在延安整风时期，多次检讨，多次道歉。建国后，也多次说，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惹的陈毅元帅都火了，你那点错误，我们都清楚，没必要再说了。

彭老总呢？在延安整风时期就不认错，当时挨了批，就耿耿于怀，在庐山会议上就说，当时在延安操了多少天的娘，现在要操回来。

彭老总被打倒，绝对不冤枉，但那个时机，那个理由，却是很糟糕的，但毛主席已经让出了行政权力，对军权已经绝对不会妥协让步了，这是任何领袖的底线。

这其实也是巨大的悲剧，一方面主要是彭的性格，和彭的争权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那个时间，那个理由。

彭让秘书代笔那封信的动机，估计他自己都说不清，也许真是为国为民；又也许主要是为了赌气，要将延安整风受得气，找回来；又或许是为了进一步挑战毛，逼迫毛在二线退休养老。

其实，动机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怎样，结果真的很糟糕，无论是毛与彭，还是国家与人民，都损失了太多。

此话再无人提起了。

是主席不得不背锅，不然会丧失全党乃至全国人民对党的信仰。

乱邦有其幼稚的一面，但绝对不全是幼稚，经历过残酷政治斗争历练出来的要说全是幼稚，不太可信，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为了私利而贱踏了国家利益。比如为老干部平反，两少一宽，政治上真正获利的是谁？

胶东属于齐国文化，自古走的是开放重商路线，在管仲时代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胶东自此，借着贩卖海盐形成的商路，将生意做遍全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由于近代工业需要海运发达，于是经济中心从登州-莱州-胶州-即墨沿线转到了青烟威三个港口而已，大家向外挪步一百里，该干嘛干嘛。

胶东经济发展变慢，是因为2008年经济危机，日韩大撤资，光欠下的农民工工资就好几百个亿，而且就卡在奥运之前撤资，各市不得不自己垫资维稳。之后，就开启了内循环的发展模式，慢慢调整到现在。

至于所谓的胶东帮，这个说法在省府那边特别流行。这倒是特别容易理解：山东省是十六地市选帝侯体质，各个地市甚至县都有通天的关系，有事就直接跑去中央了，根本不鸟省里，更不要说济南了。这个关系能量多大呢，去看看山东地炼就好了，东营滨州硬是能拿下来全国70%以上的原油进口配额。临沂为了个鲁南高铁，自己花钱找关系，在山东高铁建设被压的背景下硬是给修成了。而菏泽作为山东最穷的市，都经常嫌弃省里办事拖沓，自己往外边跑去要政策。所谓共和国的【真直隶——山东】尔。

至于济南的问题，真说白了，不是胶东帮的问题，而是全省的问题：济南坐拥两条铁路中枢，条件已经很好了，各市都要张口吃饭，背后都是大佬护着自己的崽子，你省府就多担待点吧，何况省府好像是山东唯一上面没啥人的地市。至于优缺点，从这次疫情来看，省会独大的省分/州（比如纽约、伦巴底（米兰）、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或者一城独大的国家，面对疫情都羸弱不堪，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当代城市设计，是为了防止细菌类传染病，而不是高突变高致死率的RNA病毒。小城分散的目的，本来就是分散风险。

君不见，雄安千年大计，上限也就500万人啊。

高铁制造业在青岛——1000+亿产值，后面50万人城市皆通高铁，能干到3000亿。380A就是青岛南车自主研发的，团队产品一直是国内高铁车辆国产化完成度最高的。3000亿相当于1000架波音737，这个难道不算高科技？

发动机制造业在潍坊——潍柴3000亿产值，中国重汽也是上千亿。这块后面转型混动（高效增程器+电机+流线型车身，砍掉一半能耗），又是一片春天。这块难道不算高科技？

山东的机床制造业、智能化工厂也都是名列前茅的，海信做的光通信模块是5G骨干网的基石，一直是华为的金牌供货商。这块难道不是高科技？

说白了，山东就是比较缺乏像腾讯、阿里这种2C的互联网企业而已。但是，中国就一个腾讯，一个阿里，一个北京，一个深圳，一个杭州，别的地区不过五十步笑百步。

至于炒房，长三角土地出让金占全国一半，而青烟威楼市已经跌了20%了。研究城市政策，要研究书记，多的话我就不讲了。

两姜没去给省里挣利益，是他们的责任，但这个责任怕是他俩也担不起。

高铁，和卡车，都是传统产业，甚至可以称为夕阳产业，最大的原因就是市场有限。

高铁高峰过了呢？基建高峰过了呢？

说实话，这种市场受限的传统企业，主要是进口替代，主要是阶段性繁荣，长期来看还不如日消，日化产业更有前途。

长三角，珠三角的房地产是由产业支撑的，青烟威却是实业空心化，作为本地人，大多数人都很清楚。

作为本地人，谁不希望家乡好，但产业空心化，依赖海景房，缺乏新兴产业，的确是山东半岛，乃至整个山东的困境。

当高铁停滞，基建停滞的时候，这些传统产业，即使技术比较先进，又能如何。西方这些产业的下场，就是中国这些产业的将来。

市场能够持续扩张的产业，才是有希望的产业，这些产业的超级企业，才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希望。

20年以后的事情，我就不去操心了，指不定已经住在月球上了呢。

至于山东实业空心化，恕我直言，不敢苟同。山东经济最差的时候，是2015-16年，破产率和债务率都非常危险，以至于魏桥都要倒了，然而媒体没啥报道。从17年开始，小企业确实死了不少，但是大企业现在吃尸体（小企业让出的市场）吃得特别香，尤其是疫情以后，利润率有明显提升。现在业内都在忙着搞无人工厂大干快上，若是有公司不搞这个，应该就是走在变尸体的路上了。

山东被黑是18、19年才开始的，转型都已经早早走过底部了，如果还是能感受到寒冬，那某行业或者某区县怕是以后很难翻身了，要早做打算走人了。

其他国家建高铁？您没有开玩笑吧？

中国大基建已经过了高峰，在走下坡路了，也许还能持续个十年，甚至二十年，但市场规模肯定会萎缩。

山东半岛的繁荣，与日韩企业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很多日韩企业都搬走了，本地企业也是增长乏力，不断被南方企业赶超。

一个地方好不好，有没有希望，主要看看高校毕业生的流向，和本地企业的工资，就比较清楚了。

数据是很容易做假的，特别是北方普遍作假的风气下。

最后再强调一下，作为本地人，绝对不会黑自己的家乡，但正视问题，才可能解决问题，山东连正视问题都没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