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赢得自由 - 前言 -- 88BaBa

当人类在不到六百万年前从猿类中分化出来时，它在外观上只不过是一种古怪的、能直立行走的黑猩猩。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新的猿猴只能战战兢兢地在那些更凶猛更强大的野兽身边艰难求生，就像所有其他灵长目近亲一样。自然给了它比所有动物更发达的大脑，却并没有给这鸿蒙以来最精密的器官中配上相应的知识。那是要让人类用自己刚刚脱离地面还不太灵活的双手摸索和发现的。在人类能够获得那宝贵的智慧之前，硕大的头颅将只不过是生育时的痛苦和行动时的累赘，其价值不超过今天没有安装任何软件的计算机。正因如此，人类从禽兽中脱颖而出的历程 ---- 也就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知识的过程 ---- 才是如此步履蹒跚和危机四伏。

火的使用是人脱离动物界的第一步。可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那第一个尝试去控制火的人需要鼓起怎样的勇气才能战胜从无数代祖先的经验中遗传下来的对“灼热红花”的恐惧，尤其在他目睹那些比他强大的多、敏捷的多的兽类在致命的热浪中化为灰烬后。我们也永远不可能知道，当纯粹的好奇心驱使他拿出让后世被荣誉和功利引诱的“英雄”们望尘莫及的胆量为人类赢得第一粒火种之后，还需要多少后继者的勇敢牺牲才能让这火种真正成为人类得心应手的工具。

最早的进步就是如此艰难而缓慢。最粗陋的石斧与木棒，最幼稚的语言交谈，处于婴儿期的人类都需要几十万年的时间来发明和完善。但这进程也在不知不觉中持续地改变着人类自身。火的使用让他能够对付猛兽的袭击，提供他更丰富的食物来源，强健他的头脑与身体。语言的交流使他与其他人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更为有效地分享和传递每个人所积累的经验。工具的制作与改进，不仅灵巧他的十指，也充实他的头脑，将他与曾经的灵长目兄弟们越来越明显地区分开来 ...... 数百万年的岁月过去，额如满月的现代人类终于昂首挺胸地挥别仍在丛林中佝偻蹒跚着的猿猴近亲，手握精巧的石矛与弓箭在曾经由虎狼统治的大地上所向披靡。几乎只是在古生物学上的一眨眼间，掌握了新式工具与抽象思维的人类就从困守非洲一隅的边缘物种变成了所有大陆上食物链最顶端的王者。这些出色的猎人凭借锐利的武器与机智的协作，轻而易举地把那些更为凶猛与巨大的动物要么赶到边远的角落，要么彻底灭绝。

成为生物圈新一代统治者的“灵人”，正像传说中被上帝安置在伊甸园里的亚当那样，既处在被驯服自然的舒适怀抱里，又处在自己所属的游猎社团成员的关爱之中。广阔的大地提供充足的果实与猎物，让采集与狩猎的工作既轻松又多变而刺激。人们有大量的时间嬉戏、思考、或是围坐在篝火前闲聊一天里的趣事。除了依据经验、体力与性别的天然分工，小小社团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贵贱、尊卑、贫富之类的概念还无从生根。不同社团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友好的，即使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也并无大碍，因为森林和草原都还广大得允许有恶感的社团之间永不再见。一个团体剥削或者奴役另外一个团体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就是人类刚刚从生物界中脱颖而出时的状态。那时的人们并不比现在更加自由，自然灾害与流行病菌时常会威胁到个人与族群的生存，就像威胁那些在从前主宰过生物圈的物种那样。但是，使他受奴役的不过是那些人类还无法对付的自然威胁，而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温暖的小集体几乎不会在天真的禁忌之外再对他有什么约束。这当然并非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但数万年相对丰裕和人人平等的生活经验必定在人类的深层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为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传说与民谣在进入文明社会几千年的不平等状态之后，仍然惊人统一地把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放在过去而非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失乐园》中的故事的确发生过。那并非《圣经》中描述的，是人类由于偷吃了智慧的禁果而被上帝永远逐出了伊甸园。而是人类由于知识与技术的不断积累而在不自觉间脱离了轻松自在的游猎生活，闯进了由于自然规律和人口压力而必需 “辛苦劳作、汗流满面”的定居农业时代。

在一万年后的今天回顾，我们是否应该像老子那样悲叹人类开启农业时代的不智呢？或者，我们应该随着多数进化论者的大流，庆幸人类没有慵懒地停滞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老子的哀伤虽然深刻，却于事无补。既然人类的智力与知识必然会进步到能够驯化动植物的程度，而这技术又必然会引发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社团力量的增强，那么任何不掌握这知识与技术的游团便只能要么学会同样的技术，要么就被人数众多的农业社团驱逐到荒僻的角落。无论哪个选择，除非人类的智力突然退化回动物的水平，定居农业取代游猎生活都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可是单纯地庆祝“从游猎到农业的进步”更是一种庸俗的肤浅。因为，正是从农业时代开始，曾如家庭般温暖的小游团不得不逐渐扩充为由疏远亲属组成的部落，再演进成陌生人群充斥混杂的酋邦与国家。正是在这人类无法控制的扩展和演化过程中，平等小团体中的积极个人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巨大冷酷的社会机器上一个个可替换的“人类部件”。在社会组织变得愈加强大有力的同时，组成社会的人类个体却变得愈发弱小和可有可无。从前的人类只是苦于自然界灾害的肆虐，现在的人类却发现由它自己创造的社会对待它可以比无情的自然界还要残忍凶暴许多倍。“苛政猛于虎”的故事并不只是孔子时代中国的孤例，而是农业时代开启后所有文明社会的通则。只要人类还不能摆脱社会的操纵，不能控制社会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的“进步”就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危险的。一个完全视个体为其组成零件的社会即使不在与其他同类社会的热战之间被蘑菇云化为灰烬，也只能像《美丽新世界》那样成为一个由被彻底驯化和麻醉的“人类蚂蚁”构成的昆虫王国。真正的进步主义者必须正视这些危险，并从历史中分析社会之所以能够控制个人的力量源头。

相比游猎生产方式，成熟的农业能够在合适的土地上创造出更高的单位面积产量，因此采用农业的人类社团会在更小的地理区域里聚集更多的人口。不同社团的成员之间从前是难得碰面的，现在却要“低头不见抬头见”了。怎样才能保证他们能和平共处并通过协力合作获益呢？

在最初的阶段，当聚居规模还没有大到多数成员之间互不相识时，社团之间可以通过一定的通婚规则来建立更大一些的熟人社会，也就是把几个家庭式的游团通过婚姻联合为家族式的氏族部落。这种不超过数百人规模的部落社会是我们所知道的基本平等社会的最后形态。在这样的部落里，首领是众人推举出来的。他为所有部落成员所熟识，必须依靠自己展现的才干和智慧来主持公共事业的建设或解决成员之间的纠纷。与一般人在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的森严甚至可怕的野人头领形象恰恰相反，部落社会的首领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权力”。他没有任何强力或威胁手段来让人服从，只能靠言语说服或过往的声誉来赢得众人的追随。空口白牙的劝说对完成部落首领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人类学家都熟知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任何部落的头人通常也就是整个部落里最能说会道的那个人。

这样谆谆劝导的领导方式可能非常对现代人的口味，但在实践中很难长时间地维持任何复杂的分工，更不用说保证人们能齐心协力地完成任何重大的事业了。这就是为什么虽然部落社会的个人经常会展现出惊人的独创性（尤其在艺术上）、自尊心、以及公益精神，但整个部落却从来不能创造出作为文明社会标志的壮观奇迹的原因。那种巨大的工程是需要大量人力，按照统一计划进行长期分工协作才能完成的。即使有些部落社会能够由于邻近文明的技术扩散而获得先进的技术，他们更为平等的社会性质也会导致组织能力的欠缺与整个社会能力的低下。正因如此，中美洲文明只使用石头工具就可以建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太阳金字塔和羽蛇神庙，而从罗马人那里学到了冶铁术的日耳曼部落却只能留下几座茅屋的考古遗迹。

那么，平等但松散的部落是如何演化为具有强大动员能力但等级森严的文明社会的呢？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发现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结论：文明形成的过程，就是制度化权力生成与演化的过程。换言之，文明的起源和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同一进程的不同侧面。文明愈加进步，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愈加剧烈与深入。

对这个现象的诠释并不复杂。正如前一章里荒岛案例展示的那样，人类的知识与技能并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分布在不同的个人与群体中。要让分散的技能与知识汇集到一起发挥作用，就必须有合作分工的组织。这样的组织必然需要一个指挥者或指挥系统，并由这指挥者或系统根据某些原则（比如各人的技能与特长）分配工作与监督完成的情况，以此保证个体工作的累加能够符合总体的蓝图。很显然，为了达成分工协作的目的，指挥者必须对其他被指挥的成员拥有强制他们按照总体蓝图行动的权力，就像在困难航行中的船长必须对水手拥有绝对的指挥权一样。但与短暂的航行不同，与社会生产相关的活动是大部分人一生中的主要内容，因此生产分工导致的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是长期持久的。这会在组织成员的心理和精神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并让人们逐渐习惯于这种由于合作而产生的不平等关系。

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需要合作分工的场合越来越多，有效分工产生的成果也越来越显著。指挥者的权威会随着每一次成功组织完成平等社团无法企及的公共事业（比如建设水利工程或公共仓库）而增强。这既使他有能力在下一次组织类似行动时更加专断而有效，也让他与被指挥者们在生产活动期间更加不平等。

就这样，大规模高效率的分工合作组织在提升社会能力的同时，也慢慢地让其成员接受与习惯逐渐深化的不平等关系。由于生产活动时间在农业时代的总社会活动时间里占据了如此高的比例，因此生产活动中的不平等关系也迟早会转化为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正如卢梭的洞见所揭示的：当人们由于对分工合作益处的共同需要而被联系在一起时，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便为不平等和人对人的奴役打开了大门。

尽管如此，只要合作组织的领导者仍然是由熟悉他的部落成员所推举出来的，这样的权力就是不稳固的，这样的不平等就只是一种暂时状态。但当人们越来越安于享受在统一指挥下高效率分工的好处时，他们必然会不自觉地对任何可能阻碍这指挥权顺利产生与转交的程序或习俗感到不便。领导者的选择方式因此逐渐开始变化，从在日趋庞大的部落与部落联盟中变得愈发混乱的众人推选，渐渐地转变为简单明确的血缘继承制（许多时候是最为确定的长子继承制）。当这一转变彻底完成时，懵懂无知的人类便在不经意间为已经套在自己身上的权力枷锁焊死了最后一环。

从这时起，原本生产分工中的指挥者与被指挥者永久地转变为社会生活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也是从这时起，平等的部落不可逆转地演化为贵族制的酋邦，部落首领的个人威信也一步步变质为酋长家族与属下的特权。人类从未见识过的权力组织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律成长演化，从简单的酋长-部属架构进化为层次分明分科繁复的理性官僚体系。在这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类成员被日益扩大的组织机器吸收改造为这机器的可替换组件，并被肉体与精神上的强力或利诱驱使着，为权力的存在和壮大耗尽血汗和生命。由于正是从这过程中产生了今天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终身浸淫其中，并被绝大多数人视为天经地义的各种社会习俗、法律、道德以及意识形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演化的经过作些简要的陈述。

在最初的酋邦里，权力还是相当有限的。酋长的职权不仅被限制在生产管理与产品再分配中，而且缺乏任何强力手段来迫使不满者服从。一个仍然习惯于平等关系的社会绝不能认同一个人有权对另一个人使用暴力惩罚，这样的惩罚只能来自上天与神灵。酋长和祭司的幸运之处在于，正是他们垄断着与上天和神灵沟通的机会。于是，曾经在部落时代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的天意现在突然开始特别照顾手握管理权的少数人了。由于无知而对权力缺乏监督的普通大众，就这样无可奈何地任由人类孩童时期的稚气幻想在一代代的篡改扭曲中变成对酋长及其家族神圣血缘的证明。靠才干让人们心悦诚服的部落领袖不见了，酋长变成了神的直系后代，他的权威与优越现在是不证自明和不可侵犯的。平等的人与人关系消亡了，因为与神的关系远近早已先天地决定了每个人地位的高低。禁忌从前仅仅是无知的产物，现在却成为少数人处心积虑编造出来恐吓多数人的手段。在有的地方，这种恐吓是如此残酷，一个普通人可以因为不小心踩到酋长的影子而丢掉性命。在另一些地方，神的血缘对于权力是如此重要，竟然要用至亲乱伦式的婚姻来维持血统的纯正。

作为天神在地上代表的酋长现在手握巨大的权力。他们既可以更容易地为自己或酋邦从事前所未有的事业与工程，也可以用普通成员的贡赋来赞助技师、星象师、艺术家长年从事专门的工作。精美的装饰品与雕刻大量地出现了。科学开始从天文观察和土地规划的实践中萌芽。水利、道路、仓库以及其他大型公共设施开始把更多分散的部落牢牢地融合进新生的、不断成长的酋邦。

但是最壮观的工程与最宏伟的努力是留给神灵的。巍巍高耸的祭坛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酋邦里都成为最醒目的标志，并在岁月里演化成风格各异但都同样令人生畏的金字塔和神庙。当芸芸众生在挥汗辛劳的间隙向那高远光辉的人神交流之处仰望希冀时，他们不单能感到天神对自己造物严厉的目光，更能听到已成为天神在地上代表的酋长贵族们的喝斥与恐吓。既然对不可知自然的畏惧在一代代酋长与祭司的操纵下被转化为少数人用以统治多数人的神权，过去由部落成员共有的土地也就在人的想象中成了神的所属物，并在现实中变成了代天神管理人间的酋长贵族们的私产。其实，何止是土地呢？整个世界都已经在人的心灵中变成了神的禁脔，而人类则从自然的宠儿变成了神的奴仆。

无知与轻率就是这样为人类在想象中创造了一个让它无限畏惧地奉上全副身心的可怕主人。他不得不按照臆想中这主人的意志，在他与生俱来的社会位置上终身劳苦，并把收获按照主人在地上代理者的命令奉献上缴。更糟糕的是，当天上的主人希望扩大自己的圣域或贪求某些出产时，地上的仆人们就不得不用暴力和流血来实现神的意志。有组织的暴力在一些地方迅速地扩大了酋邦的领土，创造出象古埃及那样规模巨大的神之国度。而在另一些地方，神的贪欲却在人间制造出旷日持久的战争，成为人类新枷锁的由来。

持续的战争要求酋邦创立常设的暴力机构 ---- 军队，并为其建立一系列特别的组织、动员、指挥体系。与日常生产管理的和缓节奏不同，军事冲突的成败远比某个工程的建设更依赖于领袖的指挥与组织才能。不利与挫败在日渐频繁的军事行动中也是家常便饭，而这必然会引起对神的威力的怀疑，或者至少是对作为天神代理者的酋长与祭司权威的怀疑。这样，在长期对外战事的推动下，军事组织及其首领的地位逐渐上升。原本独享权力的酋长发觉自己要么不得不学会兼掌军权，要么就得接受逼宫的结果退居专职的祭司，让出位置给那手握暴力机器的真正王者。本来附属在酋长神权上的管理-统治阶层，现在也开始支持一个能在外战中取胜的首领，因为他在内部也会是一个比时灵时不灵的神像更可靠的保护者。一种精妙的权力安排出现了。神权从掌控一切的前台走进幕后，而暴力组织的掌握者则坐上王座，成为真正的主宰。理性化的官僚组织方式也从军事组织发源，随着王权的巩固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靠神的意志护佑的酋邦要么在战争中被消灭，要么进化为由羽翼丰满的官僚暴力机构支撑的国家。

从酋邦到国家的转变并不仅仅是统治者头衔的变化。酋邦需要靠迷信来恐吓与支配人，这迷信甚至经常会吓唬到酋长和贵族自己。国家却是人类理性计算的产物。不论一个人是否相信神的威力，他都必须无可奈何地屈服于国家的皮鞭、刑罚、甚至屠杀。这理智的国家的确比那盲信的酋邦能够更有效地推进更大规模的分工合作，但这组织活动目的却几乎总是和大多数人的福利无关。国家最为关注的，是用更大规模与持久的战争扩张来赢取更多的领土和臣民，以及用更频繁与广泛的远程贸易来获取满足少数人军事与奢侈需求的各色矿产与奇珍异宝。

战争带来了大批的战俘。这些不幸的人在酋邦时期本来或者是作为迷信的牺牲献祭，或者按照部落时代的旧例融入仍然作为基层组织的血缘氏族中的。国家现在却在利益的计算下把他们变成奴隶，归作国王和贵族们手中会说话的财产了。外来奴隶人口的混杂，不仅使得按照血缘划分的传统人口组织方式难以为继，而且奴隶作为“会说话工具”的完全无权地位也象压舱石一般压低了整个社会里普通“自由民”的经济与政治地位。

频繁的对外贸易使得某些具有特别性质（易保存、易度量、易分割）的产品先成为批量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再成为最早的货币。 贸易量的不断扩大使得以外部买家为目标的商品生产日益重要，并让无孔不入的货币成为国家内部经济运作的动力。由残存的氏族组织庇护着的土地公有制在改变了的经济运行模式面前动摇了，从前不能属于任何个人的土地终于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对象。土地兼并的大门打开了，本来只是交换媒介的货币变成了可以收买一切的神奇力量，并按照“损不足而补有余”的原则创造出田连阡陌的豪富与无立锥之地的赤贫。本来只是分裂为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国家，从这时起又分裂为富人与穷人。在时刻威胁着要用刀锯釜镬惩治人的政治权力之外，又多出了可以让人挨冻受饿的财产权力。

神权酋邦的序幕过去了，国家与文明的正剧终于来临。对扩大政治权力的渴望把文明的边界不停地推向远方，对财产权力的占有欲则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了生产可以换取金钱的商品而劳碌。两者都促使社会分工前所未有的精细化与理性化。科学与工程的知识在学者的书斋和匠人的作坊里日复一日地积累，但通常只有作为战争的工具或赢利的伎俩才能得到广泛应用。铜铁时代披坚执锐的职业军队把的礼仪式“交兵”的表演台变成了流血漂橹的修罗场。无数小国寡民的城邦和方国在战火中融合为广土众民的王国。各个王国间巨人般的倾轧争霸又造就了囊括大洲与海洋的帝国。除了边荒之地不服王化的野蛮部落，所有的人类都被强行归并到几个靠强力与金钱的力量统治着的文明帝国中。

我说的是国家的形成过程，你说的是国家认同。

这两者当然有关系，但不是一回事。中国人叫自己炎黄子孙，黄帝的传说从上古一直流传下来，《史记》是汉代的作品，说中国人只认同夏朝没有这个道理，再说你怎么知道古人怎么想的呢？

不过有一点你说着了，中国和西方对于国家的形成确实有一些概念区别。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不过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认知基于“王朝/天下”模式，而西方近代形成的国家认知是“民族/国家”，中国传统所说的“国”比较近似于现在的省。

但我们当下通常所说的国家，还是比较近似西方的概念，这个没办法，既是历史原因也是现实原因，因为暂时没有更好的解释体系。如果你能用“王朝/天下”这套模式彻底取代“民族/国家”，那么不仅称霸西西河毫无问题，世界各国的研究院和智库都会把你奉为座上宾的。

可否指正一下

人类从平等，到不平等，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而且，酋长或者祭司并不掌握全部权力-----原始社会的民主残留，或者叫贵族民主，或者叫公民意识，whatever-----在历史发展当中起到过很大的作用，我们熟悉的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在世界范围内反而是另类。

不知道你会不会谈公民意识？

下面引用的是卢梭的<<爱弥儿>>:

巍峨壮丽的凯旋门与记功柱炫耀着帝国的赫赫武功，宏伟华美的宫殿和御苑昭示着统治者的权势与财富，无数的普通百姓却在暴力与金钱的枷锁下呻吟着从事最卑贱的生产。劳动本来是社会物质存在最自然的基础，但文明却把自己的基础贬斥得如此低下。当博学的亚里士多德断然地判定“奴隶、工匠、干体力活的人不配成为公民”时，高明的孟夫子也在心安理得地阐述“劳力者治于人”的合理性。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 ---- 劳动实践与理性思考的结合 ---- 就这样被文明制造的对立生生割裂。掠夺的能力，无论靠武力还是金钱，是文明社会心照不宣的最高美德。因为这两者才是统治社会的真正力量。相反的，从事生产与创造则是卑贱的证明，是无能弱者不得不接受的苦役。

没有任何人类组织能够在这样荒谬的矛盾中长久存在。表面光鲜的文明在试图压榨出奴隶与农夫们的最后一滴血汗之时，也让这些生产者们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消亡殆尽。与此同时，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却在无所事事和骄奢淫逸中不断腐化。进入帝国时代的文明社会就像一个吃掉自己的身体来养肥大脑的怪物，迟早要步上灭亡的不归路。有的是由于纯粹的油尽灯枯而内溃，有的是在面对外部更原始也更有个人活力与主动性的“野蛮”民族时无力抵抗，也有的是在一直被敲骨吸髓的被压迫阶层起来拼死反抗时土崩瓦解。只有在这些文明的“衰落”时期，新的“不文明的”统治集团或民族才能把他们的个人活力与公益精神注入到原有文明衰朽的身体里，甚至干脆在文明腐烂的尸体上重新创造出新的社会。文明整体的辉煌是以其中个体的失去活力为代价的，也只有更贴近生产现实和原始平等的“不文明”人群还能保留足够的活力与公益心让这停摆的人类共同体继续前行。

然而，在漫长的农业时代里，任何新的统治者们都只能摧毁文明的政治骨架，但却无法更改文明的原则。不论他们的初心如何，最后还是得靠暴力与金钱来建立与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样一来， 新的文明也必然在一段时间的武勇兴盛之后，在同样的矛盾之下失去从前的活力，变得衰朽而虚弱，直到步上被他们打垮的旧文明帝国的后尘。人类在文明时代的进步，因此总是充满了“后人复哀后人”的盛衰轮回。在西方，波斯被马其顿毁灭，马其顿被罗马人降伏，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的洪流淹没……在东方，维持了四百年的汉朝在“苍天已死”的诅咒中分崩离析了，奢靡的晋朝被五胡毁灭了，武功不可一世的秦朝和隋朝被不堪压迫的农夫们推翻了……

但人类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文明的内部矛盾可以象地火肆虐过林草一般，周期性地将数不尽的王朝与帝国化为飞灰。人类知识的巨树却仍然在着火的森林中央沉默而坚定地生长着，全然忽略那些自以为将万古长存的矮小灌木噼噼啪啪的燃烧声。无论文明社会用来划分其成员的手段是如何冷酷与暴虐，这些手段仍然不得不在客观上服从分工协作的铁律，并将人类的合作推进到更复杂更精细的水平。这就必将增进人类对自然的理解与改造能力，也为人类对社会的理解与改造创造条件。

在历史画卷中巨幅的战争、流血、压迫、毁灭图景的间隙，辛勤的农夫在精心培育着新的作物，无名的工匠在持之以恒地改进着生产的工具，追求真知的学者在努力从文明的伪善假面下揭示自然和社会运行的真正规律。造纸术与印刷术普及了，本来只为少数人垄断的知识随着无数书本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指南针的使用大大推进了航海技术，使得从前只在神话中出现的远方国度变成有利可图的贸易对象。海洋不再是分割不同民族的畏途，而是把它们紧密连接的康庄大道了。即使象火药这样似乎只是和杀戮毁灭相连的发明，也同时让人类拥有了劈山填谷的神力，并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让人类通过对杀人枪炮的改进，竟然掌握了让它可以摆脱世代劳苦命运的蒸汽动力的关键技巧......

人类经历了几千年文明制度下的痛苦挣扎，但它终于摸索出了摆脱自然奴役的道路。工业的时代到来了，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现出来。强劲的机械力量，先是蒸汽的，再是电力的、然后是从最微末的粒子里取得的，使得人们再也不需要靠筋肉与血汗来求得基本的生存。人类从贫穷和苦役的炼狱中逃脱的钥匙已经捏在他自己手里了！

可是人类仍然在这可怕的炼狱中徘徊着、呻吟着。他在这里已经生活得太久、已经太习惯于暴力与金钱的束缚，以至于以为那是自己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甚至会在幻觉里以为那副肮脏的枷锁才是生存的意义所在，并把自己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就匍匐着奉献给这可憎的桎梏。

但枷锁毕竟是枷锁。只要人类还保留着一丝理智与勇气，他就一定会迟早看清这个事实。的确，他们之中最睿智、最勇敢的成员一直在为摧毁这最后的禁锢摸索和尝试着。正是这些摸索和尝试开启了人类最伟大的、直到今天仍在进行的斗争 ---- 人类必须在这场斗争中为自己赢得自由。

首发吗？大力顶！

88BaBa，好动画片，记忆里还有很多片段，可惜剧情都记不清了。

1

人类文明要突破，必须有原力觉醒，方可跃升台阶。

但是，指望着学院派是不成的。因为，学院派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东西，适合传承，不适合创新。

新思想的涌现，还要看边缘化的人物。

楼主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应该是属于衣食无忧的，追求上层精神享受的人群。这很好，能够开始考虑他人了，关注人类社会的总体。楼主提出时间的不自由，物质的自由，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情况。在此我想提一个问题供思考，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物质上的自由由福利保证，生存没有太大问题，质量高不高另说，时间上的自由对于大量的选择不工作，而流浪的人群来说也不是问题。那么他们既有时间上的自由，又有物质上的保障，这个状态就是人类社会的终极追求么？

裤衩学派的价值标准是不在乎前面铺叙的，逻辑推导说服力也不会放在眼中，那些都可以春秋笔法，推动现代世界的逻辑在有着深厚功力的中国文字面前显得很苍白，最后结论的裤衩才是根本。而可悲的是，甚至裤衩本身也只能匍匐在宣传机器的喇叭之下。

世界不论怎样进化，科技不论如何发达，社会组织形式不论如何分工分层，你不得不承认，人对一个信念的基本操作方式，从来没有变过。而你前面几贴试图阐明的人类阶级的来源，除了暴力与劳动力使用之外，一个自古以来就一直如影随形在其中的，就是对信念的话语控制权。这个话语权的演化历史甚至比人类自身生产力的进步，比社会组织的演化更精彩，也在其中起着更关键的作用，有时甚至其本身就是推动人类社会变化与进步的动力。

当有人说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力”时，他没有说明的是人民群众是媒体，真正的推动力是煽动人民群众的话语权。因此，对宣传，对话语权的争夺，在人类文明进化到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后，更加激烈也更加生死攸关，甚至超越了一切历史上的暴力，生产力在一个文明从生到死的整个循环中的作用。

不夸张的说，如果在古代与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之间的斗争主要是生活资源的争夺的话，到了现代这个生活资料已经大范围大部分解决的近代与现代，话语权与洗脑权的竞争几乎已经取代了所有其他的竞争方式。这个转折点在全球范围内彻底成型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在一战到二战之间。

虽然历史上有过无数的宗教战争，但是蒙古人“上帝之鞭”式的生存竞争仍然是主流。一次世界大战仍然是资源之争，是经济利益戴上地缘政治的眼镜而进行的斗争，其一个显著斗争特点是以经济赔偿条款为代表的输赢方式，因此人命虽然可以浪费，但是最后仍然以货币结算。

到了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纳粹与苏俄为代表的信仰之争成为超越地缘与经济利益的最高目标，更是驱动战争机器的原动力，其爆发出来的动量与破坏力，甚至对输赢的定义都远超过一战，而技术进步仅仅相隔了二十年。二战之后的世界更是直接进入了信仰之间的竞争，虽然没有大规模热战，但是冷战的破坏力与残酷性不亚于历史上的热战。

当然这里的话语权不仅限于宗教范畴，而是从广义上包括一切从种族主义，经济理论，人权标准，人文传统，地缘政治等在近代人类历史中互相交织同时又异常的兴旺蓬勃的各种信念。几乎每一个发达与中级发达国家与地区，都有自己的核心话语理论，而说服力或者有人叫做合法性的区别，不仅也不限于实际生活中的幸福指数与硬件水平，甚至于其关系都不大，而几乎整体的建立在宣传机器的功能与鲁棒性。其竞争的平台与自有的一套竞争理论框架，甚至独立于人类生产力与科技文明的发展，这是绝大多数人意识不到的。

相对于人类普遍的觉醒对压迫，对权力，对阶级形成与存在的困惑，对文明未来摆脱人类历史给自己加上的这个桎梏，人类对话语权洗脑权的认识与理解是非常肤浅的，而恐怖的是后者已经成为人类拜托桎梏的唯一阻力，甚至代替而成为桎梏本身。一切洗脑的成功标准不在于洗什么，而在于让被洗脑的不自知而对洗脑不抗拒。其原理在于利用了人的动物本能，或者说天性。摆脱不了自己这个天性，人类就走不出“智能动物”这个种属，也就不可能摆脱各种套在身上的枷锁。

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对未来的理想，都只能从打破话语权洗脑权的垄断开始。用网上时髦的话说，做不到这一点，所有对人类未来的探讨都是耍流氓。

阶级起源于私有制。私有制起源于生产剩余。而阶级压迫的本质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暴力、垄断生产资料等等）来得到社会中更多的资源分配。由于资源的再分配必须通过人的劳动来实现。于是对资源的占有就表现为对劳动力的统治和支配。

那么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要多占有资源？而且往往表现为欲壑难填？在我看来，这还是人的动物性在起作用。

任何个体都以传播和传承自己的基因为最终目的。更多的资源能够保证更好的生活从而保证更多的基因传播机会。但是单个人的力量是不足的。当生产力不发达时，剩余产品不多。整个部落的共同生存是保障种族和个人基因延续的最优解。但是当剩余产品大增时，占有更多资源的人必然比只能勉强糊口的人更有传宗接代的优势。这时候保证自己的资源而压制别人的资源就成为最优解。

在开始讲述那些英雄们的传奇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暂停播放这人类历史的雄伟正剧，静下心来认真思索那过去的一幕幕情景。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的人类是怎样凭借百万年来小游团成员齐心协力赢得的知识成为生物圈的王者的。

我们也已经看到，当技术进步扩大了分工协作和社会组织的规模以后，人类是如何由于对自己创造的文明社会规律的无知而分裂，并逐渐成为自己造物的奴隶的。

人类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来自于知识的积累，而人类在文明中陷入困境则是由于知识的缺乏。只有探索和积累对它身在其中的文明社会的知识，才能将它从这困境之中解放出来。

今天的人类的确已经从数千年不平等社会的教训中获得了这宝贵的知识。作为一个特殊的具有高度智力的物种，人类只有借助社会组织进行的分工合作才能生存、进步、发展其中每个人的个性与潜力。但合作的便利也同时潜藏着危险，因为任何组织都会创造出权力和掌握权力的人，会在分工过程中造成暂时的不平等状态。如果人类对权力的使用不加监督，对分工不平等的后果不够警惕，那么暂时的合作领导权就迟早将变成永久的特权。这种不受控制的权力将像一个有独立意志的生命体一般，为自己的欲望和利益而剥夺普通人的自由，并把本来为大众造福的合作组织变成奴役人类的牢笼。

人类不仅要通过主动的分工协作来发展整体的能力以克服自然的限制，也要学会控制与监督这分工协作的组织 --- 社会。只有这样，这威力无穷的工具才不会反客为主地控制整个人类，而是成为人类自由与幸福的基础和保障。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破除对各种社会权力的迷信，破除在数千年无意识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对这些权力的伪饰。不论那权力是来源于暴力还是金钱，不论那口号是“君权神授”还是“神圣的私有权”。要在普通人的观念里把文明社会从一个无法改变的“服从的共同体”改造为一个为了个人成长发展而进行主动合作的“意愿的共同体”，把文明社会的种种法律、道德、习俗都用理性根据人类向自由未来前进的需要进行严格的检验。要去除那些历史沉积下来的对人类个性与才能发展的人为阻碍，只保留那些与一个自由社会相符合的合理规则。只有当大多数人能够按照这些由理性指导的，有意识地为了人类的发展和自由而制订的社会新规则行动时，科学技术的潜力才可以被充分发挥，整个人类的自由才能成为现实。

这其实正是历代先贤们一直从事的工作，只是由于前工业时代知识水平的限制而不能得到像今天这样明晰的结果。这些伟大先辈被歪曲、污蔑、遗忘的结果也提醒我们，从少数先行者开始建立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到多数普通人能根据这新的认识来改造社会，中间还有多么遥远与曲折的路程。正是这路程的漫长与艰险让历史上的许多智者也哀叹人类的愚蠢和可悲，并以此作为人类永远不能赢得自由的佐证。

然而机器工业的发明已经改变了一切。当机器生产资料的充分积累使人们只需要每周工作三天、两天、甚至一天时，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将有机会和有能力学习研究社会运行的知识，并在现实生活中对各种形式的权力滥用进行及时与有效的监督。他们将不再被谋生的重荷压垮背脊，权力对他们来说将重新回归到人类最初合作中的暂时领导权 --- 因为需要权力指导生产协作的小段时间将不过是日常自由生活中略微紧张的间隙，就像平静阅读半天后的一场流汗却有益身心的球赛。

但生产资料的充分积累不会自然发生。如果机器只是像过去的青铜和铁器一样，作为国王和贵族威胁与恐吓平民的武器。或者，只是像现在许多人认为理所应当的那样，作为少数资本所有者让自己财富增值的一种手段。那么，这种充分积累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生产资料的积累必然要求统一协调整个社会的努力，而这统一的力量只能来自于人们对社会和自身价值的信念。

是的，当技术已经为人类打开通向自由大门的时候，他只需要一个坚定的信念来推动自己走向自由。他必须坚信人类决不是历史上无意识形成的社会机器永久的奴隶；坚信人类可以理解、控制、改造社会；坚信可以创造出一个不是束缚与压迫个人，而是为他的个性发展服务，并为他架起通往自由桥梁的社会。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