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西洋月刊》：一个美国“新贵族”的忏悔 -- 万年看客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DAxMjg5Mg==&mid=2649985316&idx=1&sn=ce301ce296629385f705a49fce0f3d9b

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

百分之九点九，美国新贵族

一、贵族的消逝

小时候，每年总有一周我会去体验美国没落贵族阶层的生活。有时在圣诞前后，但更多在独立日那天，我们会举家去祖父母的某个乡村俱乐部住一阵，这些俱乐部位于芝加哥、佛罗里达的棕榈海滩或者北卡罗来纳的阿什维尔。那儿的自助早餐总是无比丰盛，作为主人，祖父也十分热情，他总会准备一个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故事，还见缝插针地对我们的俱乐部礼仪进行一定指导。在我十一二岁时，他把我叫到跟前，抽着雪茄告诉我，我们能过上这样豪奢的一周都要归功于我的曾祖父——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他曾是老罗斯福麾下的一位“莽骑兵”，在上个世纪20年代担任印第安纳州的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时发的家。祖父还说，由于某种久远且令人费解的纠纷，洛克菲勒家族和我们家族是世仇。很久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些关于曾祖父以及他与大亨们之间的纠葛恩怨都远非事实。

一周结束后，我们便打道回府。在六七十年代，我们辗转于美国设在各地的军事基地并生活在周边的社区，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不过吃的披萨是超市的盒装披萨，早餐也只是 “幸运符”麦片。我们家的高光时刻是我父母把一辆全新的“大众”牌房车开回家的那一天。我越长大，越觉得这些在假期举行的浮华爱国午餐会和万年不变的桥牌活动荒谬至极，甚至令人生厌，像是专门给一群一生只为出席各种场合的人所举办的一场场无休止的生日派对。我是相信“才能至上”的新一代，而我们对“才能”的定义直接明了：成绩、等级、极具竞争力的履历，高超的棋盘游戏技巧和篮球水平，当然还要能自食其力。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要帮邻居做家务，在当地一家快餐店打工，并依靠奖学金读完本科和研究生。我享有许多与生俱来的优势，但钱不是其中之一。

作者简介：

My father was an officer in the Marine Corps. My mother was a former schoolteacher from Barcelona, Spain. They met in Germany. I was born in Honolulu, Hawaii. We moved every three years or so, to various places in California, Virginia, and the Washington, D.C. area. When my father went to Vietnam for a couple of year-long tours, my mother, brother, sister, and I moved in with my grandparents in Barcelona.

https://mwstewart.com/about/

尽管我们声称自己是精英社会的赢家，但说白了我们就是新贵族。如果你是《大西洋月刊》的忠实读者，那么十有八九你也是其中一员。（如果你并非新贵族，我希望你会觉得这篇关于新阶层的文章更加有趣、甚至更加发人深省。）我将我们这群人称为9.9%，原因下文会论述。当然我们这群人还是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我们不再拘泥于旧贵族在穿衣打扮上的繁文缛节，相信事实，种族和肤色也似乎更加多样化。并且像我这样对旧统治阶层有一定印象的人仍属少数，而绝非主流。

不论是按照社会学或者金融学的标准，成为新贵族都是好事。成为我们的孩子更是好上加好。在健康水平、家庭生活、人脉关系、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优势都让我们碾压下层阶级，财力就更不用提了。但我们却对一个关键的问题置若罔闻：在所有人当中，似乎只有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阶层的变化有多快，我们最终将何去何从。

我们“精英阶层”深谙通过牺牲别人的孩子来巩固财富、传递特权的伎俩。在这个财富高度集中的时代，我们不是无辜的旁观者，而是慢性抑制经济发展，破坏政治稳定和侵蚀民主制度的一大帮凶。能者至上的幻觉让我们无法意识到我们这个新阶层的出现所引发的问题以及背后的实质。我们以为我们的成功只会影响那些不属于这一阶级的人，但历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场游戏没有赢家。

二、9.9%的低调魅力

虽然金钱不过是新贵族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但还是要先谈谈金钱。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已是老生常谈，其中的主要人物也众所周知：由化石燃料富豪、华尔街大亨、年轻气盛的科技新贵等构成的1%阶层扮演着反派角色，剩下的99%是“平民”或“中产阶级”，他们是好人。故事的走向也很简单：曾经人人平等，但现在分为三六九等。这样的故事并非虚构，但在故事的人物和情节设定上却犯了根本性错误。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上层0.1%的富人们的确是财富集中的最大赢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的研究表明，在2012年，0.1%阶层大约由16万户家庭构成，他们掌握了美国22%的财富，远远高于1963年的10%。如果你需要金钱贿选，这钱一定是来自这0.1%的人。

图1

相对而言，0.1%阶层所聚敛的社会财富都来自其他阶层。但并非所有99.9%所掌握的财富都遭到瓜分，只有底层90%的人受了盘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底层90%的人群掌握了全国35%的财富，达到了峰值。30年后，这一数字下降了12%，与0.1%阶层的财富增长比例完全相同。

不过处于顶层0.1%和底层90%之间的这一群体生活得也还算滋润。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群体在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中保住了自己的财富份额。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远远超过其他两个群体的总和。在对三个阶层的描述中（见图1），在其他两个阶层的财富总量此消彼长时，代表这一阶层财富总量的线条始终稳定的处在最上方。你现在能看出何谓新兴贵族阶层了：我们就是这9.9%。

那么我们这9.9%都是何方神圣？我们中大多数并非0.1%阶层中那些高调的政治操盘手。更多是举止高雅、衣着得体的律师、医生、牙医、中层投资银行家、有着唬人头衔的管理高层、各界专业人士，都是你可能会想要邀请共进晚餐的人。实际上，我们低调到甚至否认自己的存在，而坚称自己只是“中产阶级”。

截至2016年，要有120万美元的净资产才能进入这一阶层；这一阶层资产的中位数是240万美元；坐拥1000万美元净资产就可以进入最顶尖的0.9%行列。（如果你还没达到，也别紧张，只要你态度端正，方向正确，我们这个圈子对所有人开放。）“我们属于99%”听起来理直气壮，但这不过是一句口号，经不起具体分析。哪怕是9.9%阶层中水平最低的家庭也不会知道怎么使干草叉。

我们不全是白人，不过大多数是。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指出，在财富排名前10%的家庭中，非裔美国人仅占1.9%，西班牙裔占2.4%，其他包括亚裔和多种族血统群体的少数族裔占8.8%，但上述群体合计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35%。

问题是，我们9.9%阶层也碰到了阶级流动的玻璃天花板。我们怀着敬畏、嫉妒和渴望服从的复杂心情仰望着0.1%阶层，也因此错过了所处时代的宏大图景。我们将剩下的90%远远甩在身后，并且悄悄地在身后设置重重障碍，他们只能望尘莫及。

假设你位于美国财富分布的中间水平，你要跳多高才能够到9.9%呢？从财务角度来衡量很简单，趋势也很明显。在1963年，你需要将自己的财富增加6倍。到了2016年，这一杠杆就加长了一倍，你要将自己的财富增加12倍。如果你不满足仅仅跻身这一群体，而是雄心勃勃地希望达到这一群体的中间位置，那么你就需要将自己的财富增加25倍。从这一角度看，2010年代和1920年代十分相似。

如果你处于有色人种的中游水平，那么你就需要实现财产的跨越式发展。据政策研究所估计，2013年，除去家具和家庭汽车等“耐用品”的价值，黑人家庭财富净值的中值是1700美元，拉美裔家庭的财富中值是2000美元，而白人家庭财富的中值达到了11.68万美元。2015年波士顿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地白人家庭财富的中值是24.75万美元，而非裔美国人家庭财富的中值仅有8美元。没错，这不是笔误，这点钱只够买两大杯卡布奇诺。要想进入9.9%还得再加30万杯咖啡的钱。

你经常会听说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机会鱼跃龙门，也就是说，因为经济存在流动性，所以不平等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一观点在原则上就站不住脚。就美国而言，这句话也站不住脚，甚至事实与普遍看法截然相反：在美国这个所谓的机会之地，经济流动性不仅不高，反而在降低。

想象你自己站在社会经济晋升的阶梯上，脚踝上捆着一根橡皮筋，橡皮筋的另一头捆在你父母所处的阶级。橡皮筋的强度决定了你摆脱自己出生阶级的难度。如果你的父母处于阶梯的上端，当你往下掉时橡皮筋会把你拉回来；如果父母位于下端，你只要向上爬它就会把你往下拽。经济学家把这种概念称为“代际收入弹性”（简称IGE或拼爹指数），这一概念衡量的是父母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收入和整体平均收入之间的偏差。IGE为0意味着父母收入和子女收入之间没有任何联系。IGE为1表明孩子的命运早在一出生时就已注定。

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尔斯?克拉克的研究表明，在半个世纪前，美国的IGE不到0.3，而现在约达0.5。在美国，父母一旦确定，大半个人生也确定了。当前美国的IGE几乎超过了其他所有发达国家。在经济流动性这一指标上，美国更接近智利或阿根廷，而非日本或者德国。

译注：2017年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总体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左右，农村内部为0.7左右，城市内部为0.5左右。2016年研究表明中国大陆包含“灰色隐形收入”的基尼系数0.53，财产基尼系数0.66，代际收入弹性0.83。

图2

而当你看到对后代约束力最大的橡皮筋在哪一社会梯级时，这一情况会越发令人担忧。以 IGE 约为美国一半的加拿大为例，位于两国经济社会阶梯中段的家庭，其后代收入的浮动变化都比较可观，但区别在于两国阶梯的两端。在美国，位于底端以及顶端9.9%的孩子，最终停留的位置都最接近他们的起点。在这片机会之地上，你的出身越好，你成功的机会越大。

这里必须说明一点，以上这些对财富百分比的分析报告只能让你粗浅地了解美国不断演变的社会阶层体系。人们在不同财富分层中的移动并不一定会改变其所属社会阶层，而且对于所处的社会阶层，他们自身的看法可能和别人也不同。然而，即便这些财富数据所反映的趋势并不能完全说明更深层的变迁，它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美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变。

几年前，曾任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在回顾国际经济流动性数据时，发现了当代美国社会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根本性变化。他指出，不断加剧的经济固化和不平等现象并非如碰巧出现在海滩上的两块浮木，它们往往同时出现。纵观世界各国，不平等程度越高，IGE就越大（图2）。似乎人类社会有一种自然分离的倾向，一旦不同阶层间的分化太大，便会开始固化。

谨慎的经济学家们在看到这个图表后会告诉你，这只体现了相关性而非因果性。这样的言论对于我们这些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是个方便的武器，因为它帮我们捍卫了美国贤能社会的核心观念：我们的成功和其他人的失败无关。这样的想法固然很好，但古今各国，富人阶级固化阶级的手段总是简单粗暴。他们没有把钱投入社会生产活动中，而是用来建立“高墙”。此外，历史上总有一个上层的社会群体承担了巩固和捍卫这些高墙的责任，这个群体曾经被称为贵族，如今就是我们9.9%阶层。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如今我们懂得如何通过伪装成中产阶级来维持自己顶层的位置。

克鲁格酷爱图2这张图表并给它取名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这名字取得不错，让我有强烈的共鸣。《了不起的盖茨比》是F?斯科特?菲兹杰拉德写的一部关于美国梦幻灭的小说，故事发生在1922年，这也恰好是我的曾祖父偷偷把钱从标准石油公司挪往加拿大一个空壳公司的那一年。小说于1925年出版，同年特别检察官提交了证据，证明那家公司的债券最终流转到了内政部长手中。当菲兹杰拉德在巴黎的咖啡馆喝着咖啡时，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正在逃避美国参议院发出的质询传票，拒绝为他在茶壶山丑闻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证词。当时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在1928年达到顶峰。如今，我们这代也正日趋逼近这一顶峰。但我敢肯定他们当初也以为那样的状态能永久持续下去。

三、物种起源

我祖母认为，光有金钱，还无法成为贵族，但金钱可以雇来私家侦探。我的祖母是肯塔基州的名媛，偶尔跨界当时尚模特（有点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黛西?布坎南），所以当她的大儿子宣布要娶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女人时，她很清楚该如何处理。很快便有侦探向祖母汇报了这个女人的情况：这名未来儿媳来自巴塞罗那，全家以街头卖报为生。祖母立即宣布全面切断两方联系。实际上，我母亲家里经营着一家大型纸制品工厂。当我出生后，祖母终于让步了。为了让一切都名正言顺，她让这个当时随军驻扎在夏威夷的新晋家庭登上了纽约社交名人录（作者出生在夏威夷的檀香山，父亲是海军陆战队设在当地的一名军官）。

社会学家会一本正经地形容祖母热衷于管理家族社会资本，她不会让一个西班牙街头的小屁孩卷走自己家的社会资本。尽管她搞错了这个小屁孩的家庭背景，但她的确有这么做的道理。金钱或许是财富衡量标准，但并非财富的唯一形式。家庭、朋友、人脉、健康、文化、教育，甚至是地理位置都是财富的注脚。这些非金钱形式的财富并不仅仅是我们作为贵族阶层所享有的好处，更决定了我们的身份。

优渥的家境、健康的身体、一流的教育、优质的邻居和出色的工作，我们也许可以自称“五好”人群，而不是所谓的9.9%。我们与那些条件稍差的人有着天壤之别，甚至已经逐渐开始演化成一个新的物种。就像在我祖母那个年代，“物种”的形成往往源自一段爱情故事，或者你也可以称之为——性选择。

换个礼貌点的说法，叫做选型交配。这个短语有时也用来形容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新奇观，比如爆米花黄油的终极搭配或者洋基队球迷终于遇到了同道中人。实际上，当今对于选型交配的狂热来源于简?奥斯汀的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们都认为：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富有的如意郎君越来越少，觅得此等如意郎君所带来的好处被放大，反之亦然。一项研究表明，上一次人们在结婚时如此看重对方的教育水平还是1920年代。

所幸，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配对过程是水到渠成的。倘若你在精英校园的树下，或是高端专业事务所迎新活动中遇到心仪的那个人，你的财富在不知不觉中就会翻一番。但有时额外的防止措施也很必要，祖母就深谙此道。在这一点上，当今的新技术足以比过那些笨手笨脚的社交侦探。藤校学生想要寻找门当户对的伴侣可以申请加入一个叫“联盟”的约会软件。这个软件自然设置了很高的门槛：来自纽约的申请人中只有20%到30%最终能加入。有时人们把它叫做“精英们的Tinder”。

选型交配不仅意味着城里人找城里人、乡下人找乡下人这样的门当户对。更准确的说是：富人找到真爱，穷人饱受折磨。事实证明，为生计奔波的伴侣难以长相厮守。哈佛大学的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说，60年前，父母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家庭中，只有20%最终成了单亲家庭；现在这个数字接近70%。相比之下，在父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家庭中，父母最终劳燕分飞的比例也不到10%。1970年代以来，尽管许多人不再选择走入婚姻殿堂，但在受过大学教育的夫妻中，离婚率显著下降；而仅仅拥有高中学历的夫妻最终婚姻破裂的可能性则大幅增加。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拉吉?切迪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单亲家庭的比例实际上是衡量社会阶层固化最重要的指标。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该去寻找合适的伴侣并组建幸福的家庭。人们应当也总会通过这种方式追求幸福。我们精英阶层的人总是有一种错觉，只要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无可指摘，我们所有行为的总和就会对社会有益。我们可能在读法学院之前就读过莎士比亚，但仍对人生中的各种悲剧知之甚少。生活中，我们都默默选择了不平等，而这本身就是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恶果。它将婚姻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把稳定的家庭生活转变成了一种特权。富豪精英们把这些特权传递给下一代，而我们竟然认为这一切没什么问题。

当今社会，社会阶层导致的分异创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家庭分异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去你周围的瑜伽馆或是动感单车课上看看，你会注意到同样的分异也反映在我们的身体上。在19世纪的英国，有钱人真的跟普通人不一样。他们不仅拥有更多钱，还比常人高得多。有一项标题瞩目的研究——“英国的侏儒和巨人”表明，同样是16岁的男孩，来自上层男孩个子平均比来自下层营养不良的乡下男孩高8.6英寸（约21.8厘米）。如今，我们正在从方方面面复制这种差异。

在家庭收入不到3.5万美元的人群中，肥胖、糖尿病、心脏病、肾病和肝病等疾病的发病率是家庭收入超过10万美元人群的2-3倍。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在21世纪的头15年中不断上升。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将这一现象归结为“绝望死亡”的数量在不断上升，包括自杀、酗酒及吸毒等。

社会学的有关数据也清楚地体现了这种日益扩大的鸿沟。我们9.9%阶层居住的社区更安全，上的学校更好，通勤时间更短，接受更高质量的医疗保健，甚至就算不幸锒铛入狱，我们也会在更好的监狱服刑。此外，我们的人脉更广，拥有很多能给我们介绍新客户、给我们的孩子安排好实习的朋友。

这些特殊形式的财富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优势。这些优势难以效仿，而且比起单纯的炫富更加稳妥。我们这个阶层穿着牛仔裤和T恤，以示我们所谓普通的出身。我们更愿意讨论吃哪些有机食品来养生、后代取得了那些卓越的成就以及我们所处社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以此来彰显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掌握了如何通过高尚的道德来洗刷金钱的庸俗。

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将这些优势传给我们的孩子。在如今的美国，判断一个人是否会结婚、不离婚、追求高等教育、生活在高档社区、拥有广阔的社交网络、健康状况是否良好，看看他的父母就知道了。

我们把90%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远远甩在身后，他们往往债台高筑、被迫做出一连串糟糕的人生选择。我们往往会忽略：比起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育儿成本最高，身为人母处境更加堪忧，反对计划生育和生育权的运动其实是在针对底层90%的家庭，追求所谓法律和秩序的政治就是为了让更多下层人民不得翻身。我们宁愿把他们的相对贫穷解读为一种恶习：他们怎么就不能自己努力点呢？

新的生活形态必然会催生新的、独特的意识观念。如果你对此存疑，可以看看Monster.com上“个人和家庭服务”广告。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板块上挂着一则“忙碌的职业夫妻”寻找“兼职保姆”的广告。这名保姆（这则广告非常谨慎地没有明确要求性别）必须要“乐观、有爱心、充满活力、友善、聪慧、专业”，而且要有“出色的书面和口头沟通能力”。他/她需要“协助两个孩子的照顾和培养，满足孩子的全方位需求”，包括洗澡、穿衣、喂养，而且还要接送这些小孩上学和参加各种活动，所以拥有“早教学位”是一个“加分项”。

总而言之，保姆就像一个优秀的、专业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家长。当然，保姆本人肯定不是一个真正专业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家长。保姆绝对不可能成为我们忙碌的五好夫妻中的一员。她“必须了解一个在专业化管理的家庭中所应遵守的规矩”，并能够“随机应变”。她需要有“5年以上的保姆经验”，就意味着她不太可能有时间去读法学学位，因而也就不太可能变成雇主了。保姆具备的这些技能、教育背景、经验和专业程度只能给她带来一份“兼职”。

这则广告使用的是标准的21世纪商业用语，但是其实它要找的就是从前的家庭女教师。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这类女教师的人物形象充满矛盾，她在各个方面都和上层阶级看似相差无几，但却绝对不是其中一员。保姆要想翻身最好的机会就是像简?爱一样和庄园男主人（或者女主人）私奔。

在全能保姆与她的五好主人这本还没展开的小说中，如果你深入挖掘角色所反映的社会现状，你会看到一个熟悉的景象。无论是社会、生理还是文化资本，盖茨比曲线都完成了自我复制。更准确地说：盖茨比曲线正在通过多种财富形式表现出来。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无法用经济学的某个隐含规律来解释。虽然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向来颇有见解，但不平等并非像他宣称的那样是因为资本回报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不平等必然会通过其他非经济的、令人反感的财富和权力形式进行自我巩固。在生活中，这些其他形式的资本都反映了我们的优势。我们站在美德的高地俯视众生，就如高个子的英国上层阶级俯视其他人一样，仿佛优劣高低是自然产物。这就是贵族作派！

四、教育特权

我16岁的女儿坐在沙发上，对一个陌生人讲述她的梦想。就因为她说了一句：“我的朋友们都这样做。”于是我们就来到这里，真是个不祥之兆。有一瞬间我甚至还以为我们无意中参加了某个治疗项目。这位穿着干练休闲套装的职业女性目光锐利地盯了我一眼：“这时候感到焦虑是很正常的。”她倒真的把自己当成咨询师了。她不知道其实真正让我焦虑的是为了这套大学申请咨询服务，我花了12000美元，而这套服务最主要的目的仅仅是减轻父母的焦虑。不管怎样，既然已经来试体验这项咨询服务了，我就不打算空手而归。于是我让她推荐几个暑假活动。最后我得到的推荐是“10 天法国文化之旅”，在大学申请咨询业中，这类活动属于“丰富人生的经历”。后来我回家查了查，发现这10 天的体验“售价”11000美元。

也就在那时，我听说了SAT大神的传说。如果你碰巧开车经过加州海岸的黄褐色山谷，路过科技新贵们用金灿灿的股票堆积出的名宅，你或许会碰到他。他的高中同学在毕业四十多年后仍旧对他记忆犹新，因为他是当时的一个神童。当年他和他同样早熟的兄弟姐妹们在当地电视台展示了超常的语言天赋和音乐才能。如今，他满加州飞来飞去，教客户们十六岁的孩子备考。他两个小时的周末课程价值750美元，交通费另算（工作日便宜一点）。有些客户直接预定了每周一次的包年服务。

到这份上，我不由觉得是否过去的日子要更好过些。想要上好心仪的大学，掏够钱就行了。不过我又想到我祖父在耶鲁只撑了一年。当年如果你没有表现好，藤校会直接把你踢出去。但现在除非学生自暴自弃上了新闻头条，否则学校不会开除你。

这之后我不可避免地开始想该如何教育女儿。我想和她说，不上名校也完全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爱的是你。我们不是那种在车后贴些自我标榜的话来证明自己教子有方的俗人。而且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投行工作或者成为企业律师呢？但是我还是没有给她这一番说教，因为我太明白这样讲她只会认为这是父母惯用的鬼话，只是哄小孩的把戏。

如今，美国精英学生群体的肤色和性别都更加多样化，但他们的经济背景三十年来却愈加单一化。1985年，在全美250所顶尖大学中，有54%的学生来自收入排名后75%的家庭；2010年入学的学生中只有33%来自这个群体。一项2017年的研究表明，在全美38所精英大学（包含五所常青藤）中，来自收入前1%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后60%学生的总和都多。耶鲁大学前英文系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他2014年出版的《优秀的绵羊》一书中精准地总结道：“我们这套精英教育制度，看似推崇种族多样、性别平等，却还是落入了世袭的俗套。”

各种量身定制的平权方案也为富人保驾护航。正如丹尼尔?戈登在《名校的代价》里所说道，“传承录取”政策下，如果父母是目标院校的毕业校友，申请者处境会更加有利。和大部分人想象的不同，总体来说运动员录取政策也对富人家庭的子女有利；他们会去参与私立学校和精英公立学校擅长的曲棍球、壁球、击剑等高成本运动。而且，至少在最有钱的0.1%中，父母直接给学校捐钱的老办法似乎也死灰复燃（譬如特朗普的女婿，哈佛毕业的贾里德?库什纳）。

当然，在所有的平权方案中，富人最有利的据点还是私立学校。全国只有2.2%的学生从非宗教性质的私立高中毕业，然而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却占到哈佛新生的26%和普林斯顿新生的28%。至于其他平权计划，虽然旨在促进学生群体的多元化，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只是财富固化系统的延伸。它们的作用——至少部分作用——是让富人们心安理得地相信这些精英大学是在择优录取的基础上对所有人开放的。

虽然精英大学的录取率降低也减少了9.9%子女录取的机会。但是9.9%的孩子们，不必担心！我们为你们创办了一系列精英大学。在雄心勃勃的大学管理层和US News大学排行榜推动下，现在有50所大学都和1980年我申请时候的普林斯顿一样难进。这些大学似乎觉得拒绝的学生越多，它们就越像香饽饽。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它们沆瀣一气，利用高额免税捐款来扩大特权，而不是好好履行提高公众素质的职责。

和拒收率一样飙升的还有高昂的学费。与全国收入中位数相比，顶级大学的学费在1963年到2013年间翻了三番。更不用说花钱申请咨询师、请“SAT大神”、上小提琴课、私立学校、送读小学的孩子去拯救密克罗尼西亚的一个村子。说句公道话，助学金确实缩小了家庭之间的差距，也遏制了平均学费像物价一样飞涨的趋势。然而还有个问题：为什么富人这么热衷花钱进顶级大学？

一句话：因为值。

在美国，大学工资升水率已超70％；教育回报率比1950年高出50％，远超其他发达国家。在挪威和丹麦，大学工资升水率不到20％; 在日本不到30％；法国和德国大约是40％。

译注：大学工资升水率：大学毕业生收入与高中毕业生收入的比值。

这些数据还没考虑顶尖学校与其他学校的差距。根据教育部的数据，从进校时间算起，十年后毕业生中的收入最高的10%人群，其收入的中位数为68,000美元。然而如果只按十所最高收入大学来统计，这个数字为220,000美元——其中第一名的哈佛大学为250,000美元；其余30所顶尖大学为157,000美元。（并不令人惊讶，毕竟前10名的平均录取率为9％，接下来的30所则为19％。）

在这个迷信名牌的社会里，我们仍有可能在一般的学校里获得优秀的教育，但野鸡学校确实也害人不浅。对投错胎的孩子来说，我们社会提供了一种“虚拟”的教育系统。该系统中的大学徒有大学之名而全无大学之实，还让学生们背上了学贷。进入这种大学的学生不但无法收获大学教育的超值回报，还会成为某种契约的奴隶。

那么，这种我们似乎都心向往之的高等教育的溢价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告诉自己，高等教育的溢价源于我们获得知识和技能；酒过三巡后，我们还会大言不惭地说这些其实都是对我们极高天赋的奖励，而这种天赋我们早就在上学之前就已经有了。按照一些社会学家委婉的说法，我们是一群“智识精英”。

这些说法背后隐藏了精英体系的核心观念。我们告诉自己，无论如何，教育溢价不断上升的直接原因在于现代经济中优质人才的价值在不断提高。潜台词就是，不但优秀的人总会出人头地，我们所得的赏赐是跟我们本身的才华成正比的。

但事实是，高学历人群薪资更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工作能力更出色，而在于他们选择的工作本来就高薪。比如，超过一半的藤校毕业生基本会直接进入金融、咨询、医药或法律这精英荟萃的四大行业。简而言之，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种行业：第一种行业的从业者有集体定薪的能力，另一种只能独吞苦果。能进入从事第一类职业当然再好不过，但不出意料的是这类职业已经被大学毕业生们霸占了。

为什么美国医生的工资是其他发达国家医生工资的两倍？鉴于美国在英联邦基金会高收入国家医疗系统的排名中连续五年倒数第一，很难说他们治病救人的能力比其他国家的医生好一倍。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经济学家迪安?贝克给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任何一位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无论左派右派，都会认为美国医疗体系像一个垄断组织。”通过控制医学院录取人数、驻院实习机会、给外国医生的执照、给执业护士安排的角色，医生组织可以有效地降低其成员面临的竞争，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律师（至少是精英律师）似乎也在玩同一套把戏。即使在所谓的法学院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的律师在国际薪金排名榜上仍高居首位，比他们头顶假发的英国同僚收入平均高出一倍。2016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陶德?亨德森在为福布斯撰稿时直言不讳：“美国律师协会经营的就是一个国家特许的垄断组织。”

设置各种职业准入证书也为各种其他精英行业起到了庇护作用。政策研究人员布林克?林达赛和史蒂文?泰莱斯在《占领经济》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这种机制。例如，牙医行业就设有玻璃天花板，洗牙师在有牙医的监管下才能完成某些工作，这样牙医们就能留在9.9%阶层。版权和专利法在医药、软件和娱乐等需要较高教育水平的行业内起到了抬高利润和薪水的作用。然而和国民经济中最强势的两大行业——金融与科技相比，这些手段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相信科技行业这些聪明绝顶的小子一路创新、打破平庸现状的神话。现实是我们所熟知的五大科技公司市值总计3.5万亿美元，占据纳斯达克市值的四成以上。科技行业的剩余板块多为虚拟实体，也基本都在耐心地等着被这些巨头征服。

面对现实吧：这些钱就像是印着笑脸的“大富翁”游戏币。我们的社会很久以前就知道如何应对那些想靠石油等黏性物质垄断市场的公司，但我们仍对信息市场中通过人脉和规模效应产生的垄断束手无策。在我们能有所应对之前，超额的利润仍然会留在走在信息前沿的那些人手中，不用说，那些人都是精英。

当今精英阶层的龙头老大当然是金融产业。如今美国GDP中每12美元就有1美元落入金融产业；而50年代，银行家每40美元抽取1美元就很满足了。这个游戏的规则当然比赤手空拳捞钱要复杂，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其本质暴露无遗。承担风险的是公众，上赌桌的是金融大亨们；赢了他们赚，输了我们买单。我们现有的金融系统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这几十年来，权势滔天的银行家们将其设计成了为他们自己及其后代赚钱的机器。

谁被排除在这个游戏之外呢？自然是汽车工人，护工，售货员，家具工人，食品工人等。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的收入一直在国际排名的中段徘徊。美国的高收入神话到那些不需要本科教育的工种这里就破灭了。

你看，当这些顶尖大学毕业的人才聚到一起来保护他们的集体利益时，保证服务质量、创建良好工作的条件、让人才脱颖而出都是为了公共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喜欢拉帮结派，和其他穿着时髦白鞋的职业人士同行一起搞这些事。当工人阶层通过“工会”来做同样的事情时，则叫做违反自由市场的神圣原则，野蛮又落后。如果工人们聘请了顾问，并且通过由其它公司的同道组成的“薪酬委员会”来决定自己的薪酬，他们的下场不言而喻，看看现在CEO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

低工会参与度的高教育回报同期发生，这并非巧合。1954年，工人中有28%是工会成员，但到了2017年，这一数字降至11%。

真正有益的是教育本身，而非一纸文凭。真正的教育可以启迪思想，提高公民素质。追求高质量教育应当是为了造福社会。然而，在我们这不公正的教育系统里，教育已经沦为一种私人物品，其价值全靠毕业生工资的增长额才能证明。教育非但没有团结人民、充实思想，还在制造分裂、加剧贫困。换句话说，尽管我们心怀理想，希望普及教育，但也难敌盖茨比曲线的大势所趋。IGE是衡量日益增长的大学教育超额回报最精确的指标。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溢价越高的国家，社会固化的程度也就越高。

正在我为女儿的大学入学申请绞尽脑汁时（入学咨询师还是算了，SAT大师什么的想都不用想），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种关于才能至上的错觉如此根深蒂固。如果我——不对，如果她——能申请成功，不就证明我们当之无愧吗？如果教育系统其实是可操控的，那么换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操控能力不就是能力的又一证明吗？

所以尽管把SAT换成跑到公海上打沙狐球，或者随便什么吧。没人会质疑我们不能马上掌握；我们会很快说服自己只要沙狐球打得好，荣华富贵都是我们的；我们能迅速完善培养沙狐球天才的模式；不过，我们有谁会关注或关心脚下这艘船的航向吗？

就算我们中的有些人抬头看到了未来的可能面临障碍，我们就会因此不再全力以赴培养“最优秀的儿女”吗？事实是残酷的，如果做好父母和做好公民之间存在冲突，我们只会多带几把小提琴上船。

五、政府的无形之手

在祖父看来，对有产阶级的攻击早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就开始了。一切要源于1913年国会通过第十六修正案。为了提醒读者，这里特此说明：第十六修正案赋予了联邦政府直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权力。而恰好祖父是在修正案通过之前几个月出生的，让我感到冥冥之中一切都有联系。他毕生大部分收入都归功于他的出身。

祖父曾是一名股票经纪人。我后来才知道他其实主要是倒腾自己的投资项目，花钱进入证券交易行业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也爱好政治，一度宣布打算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选康涅狄格州的副州长（估计只有俱乐部里的人听过他的豪言壮语）。但他真正热爱的是飞行。对他而言，最重要的经历是他在二战期间服役，担任运输飞行员的那段日子，还有他和祖母驾驶特技表演飞机徜徉中西部天空的那段经历。对追求一种摆脱政府束缚、过上拥有无限可能的生活，我的祖父母始终充满信心。但到了垂暮之年后，由于从上校那里继承的遗产日渐微薄，他们终于开始对社保和医保上心了。

在一本关于美国政治思想类的书中有一页写到：我们必须在政府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对此祖父烂熟于心。但是如果你再多读两遍，你会发现它的真正涵义是在看得见的政府和看不见的政府之间做选择。贵族们大多倾向于看不见的政府，这样才能自由地行使特权。我们这些属于9.9％的人深谙如何一边让政府为我们服务，一边大声抱怨政府只为其他人服务。

首先，美国的税负被严重夸大了。在此前节日期间举行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举办了是否要针对富人减税的辩论，其中正方辩护人引用米特?罗姆尼的说法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每年平均有47％的美国人不支付任何联邦所得税，所以这些人对税改没有发言权。胡扯！当然，去年政府征收的1.6万亿美元联邦个人所得税是累进计算的。但征收的1.2万亿美元工资税则涵盖了所有工作者，却不包含类似于罗姆尼的投资者，并且由于只有一定数额的工资需要缴税，收入较低的人的税负反而更重。除此之外各州和地方政府还有2.3万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其中大部分是来源于累退销售税和房地产税。最贫穷的那五分之一所缴实际州税率是顶端1％收入人群的两倍之多，大约是前10％收入人群实际州税率的1.5倍多。

然而，比起精于享受各种退税带来的好处，我们对税负虚张声势的抗议简直不算什么。曾让我祖父窝火的所得税制度却无意中创造了一类隐秘的政府支出。它们名义上被称为“税收优惠”，但实际上更应该被看做是政府为了避免征税麻烦而让出的一笔钱。从理论上讲，税收支出可以用来支持任何有有价值的社会事业，事实上一些税收支出（如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也确实造福了低收入者。但更常见的是，由于“税收优惠”是关于个人财富及其边际税率的函数，所以这些优惠其实是倾向有钱人的。

让我们数数自己捞到了多少好处吧：联邦政府每年的税收支出包括退休储蓄免税（2013年达1370亿美元）；雇主提供的健康计划免税（2500亿美元）;房贷利息免税（700亿美元）; ,减免力度最大的来自房产、股票组合和私募股权合资企业投资的增值免税。2013年联邦税收支出超过了9000亿美元，这比联邦医疗保险（红蓝卡）、低收入医疗补助保险（白卡）以及所有其他联邦社会保障安全体系的成本总和还要高不仅如此，最妙的是，在这个系统里，51％的税收支出流向了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39%流向了最富的十分之一。

对9.9％人群而言，这项逆向征税计划最大的好处是底层90%的人对它毫无概念。工薪阶层在看到有人拿食品补助券来购买T骨牛排时会火冒三丈；但是在镇子另一边，有一户富人家以自住屋的名义卖了房子白赚了10万美元，他们却毫不知情。

别急，还有呢！别忘了孩子们。如果一个国家的灵魂可以通过其税法解读出来，那么我们国家一定更偏爱富人家的孩子。 2017年，税法将已婚夫妇可以留给继承人的免遗产税数额从可观的1,100万美元提高到了2,200万美元之多。准确来说：后代不仅能享受免税，还能享受税收补贴。40年前买的房产到现在的增值部分、已经长毛的股票投资包的增值部分，在传给后代之后也不用再缴税了。仅在2013年，这些免除税款就使国库收入蒸发了430亿美元，大约是儿童健康保险计划拨款的三倍 。

祖父的父亲上校先生在1947年去世时，当时的遗产税封顶税率是前所未有的77%。税后财产分到四个兄弟姐妹手中时，祖父那一份还不够他买一辆宾利车以及缴纳俱乐部的会费。政府让我能在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为此，我永远心怀感恩。

https://mp.weixin.qq.com/s/r37i7FZ7FzYRrn4XJU0Jxw

六、寸土寸金的地段

从我在布鲁克莱恩镇上的家出发，走路只要10分钟就能到理发店。沿途有郁郁葱葱的榆树和一幢幢颇有维多利亚时期风采的精品豪宅。这片区域的住宅都有超大壁橱，木质装修的客厅和 Sub-Zero 牌的冰箱。除了三两园艺师之外，你很难看到其他人。就算你碰巧遇到邻居，你们的谈话也不外乎：“我们厨房的装修费用总是远超预算，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砖瓦匠请来！” “谁说不是呢！我们整整吃了一个月的泰国菜外卖，就因为修煤气那人的汽车老是坏掉！” 你一路溜达，精神抖擞地到了“超级剪发”理发店，但那位友善的女理发师看起来却压力重重。因为她每天上下班都要在拥堵的高速公路开一个小时。修煤气的那人也这样，而砖瓦匠得从另一个州开车过来。他们都没钱住在附近。租金太他妈高了。

从1980年到2016年，波士顿的房价涨了7.6倍。算上通货膨胀，房产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57%。同一时期旧金山的回报率为162%、纽约115%、洛杉矶114%。如果你恰好住在像我住的这种社区里，你的邻居们都会自认为是房地产天才。（这也是我们在装修时有底气犯那么多错误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住在圣路易斯（回报率3％）或底特律（回报率-16％），那么你就不是那么明智了。 1980年，圣路易斯的一幢房子可以在曼哈顿换一间不错的单间公寓。但在今天，这座房子在大苹果城（纽约）只能换一间80平方英尺（约7.4平方米）的卫生间。

房地产的投资回报（如果买对房产的话）非常惊人，因此有一些经济学家声称仅仅房地产的增值就可以解释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财富的不断集中。各大城市的房价上涨并不奇怪：这些地方是新经济中的金矿。然而这也是一个悖论：租金太高，迫使人们，尤其是中产阶级搬走，不再继续“淘金”。从2000年到2009年，旧金山湾区的工资水平全国最高，却有35万人搬去了工资相对较低的地区。经济学家兼记者瑞安?埃文特在其《门禁之城》一书中写道，出于种种原因，许多美国人并没有选择生活在机会最多的地方”。经济学家恩里科?莫里提和谢长泰预计，从1964年到2009年，仅从纽约、旧金山和圣何塞等生产力集中地区迁出的人口就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了9.7%。

众所周知的是，这种非理性行为的直接原因是“后院”政治带来的碎片化。地方分区规划过度限制了住房开发，因此抬高了房价。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国家经济核心地区的人口流失极大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以及社会流动性的下降。

译注：1980年波伊特发表了《后院革命：理解新公民运动》（，此书被左派力量视为美国城市草根抗议运动的政治宣言。波伊特聚焦于1970年代美国邻里社区里身为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普通市民组织起来，在城市这个“社会工厂”中围绕广泛的主题争取地方权力和自治的草根性社会运动，并期盼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民主”推动社会进步。需要指出的是，“后院”（backyard）一词带有鲜明的西方社会色彩，其实与英美中产阶级前廊后院、独门独栋式低密度郊区化居住模式密切相关，其涵义也从家庭私人空间进而扩展到社会领域。西方社会的“NIMBY”现象（“Not in My Back Yard”的缩写，直译为“别在我家后院”音译为“邻避”）正是由中产阶级所主导并以维护房产价值和生活品质为核心的地方性社会运动。“后院”象征着中产阶级在法律上的和事实上的 “领地”。而领地是连接空间和社会的进程，也是权力的空间形式。中国城市中产阶层也正在逐渐确立自身的“后院”，形成鲜明的“领地”意识并采取维护领地的行动。在中国语境下，商品房小区是中产阶层物理空间上的集体“后院”，而其心理意义上的“后院”则不限于特定的空间范围也包括了某些社会领域。换言之，“后院”既是物质空间的也是社会空间的，它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兼有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意义。借用“后院”的隐喻，我们能够抓住中国中产阶层（特别是体制外新中产阶层）在城市生活中的核心特征。中国中产阶层的集体焦虑感或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称的“地位恐慌”颇受关注。其实，中产阶层的焦虑植根于社会整体对于向上流动机会减少和阶层结构固化的不安情绪之中。随着城市中产阶层的“领地”意识增强和“后院”范围扩大，其不安全感典型地反映在“谁动了我的奶酪”的问题上。中产阶层眼中的“奶酪”有时是房产，有时是生活环境或者教育资源等。至于究竟是“谁”动了“奶酪”，可能是开发商或者地方官员，也可能是其他社会阶层。城市中产阶层因此采取各种领地策略和集体行动努力维系其并不稳固的阶层地位。

房价上涨也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隔离。在美国, 任何地方都有一个隐形的“大门”，门上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需要多少钱才能留宿。教育水平隔离更加严重。在我住的波士顿市郊，53%的成年人都是研究生毕业的。相比之下，在稍微往南一点的郊区只有9%的人拥有研究生学位。

很多人认为根据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来选择居住的社区只是个人偏好而已，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事实上这是财富集中化各种形式的体现，第一位的自然是金钱。寸土寸金的地段总是紧邻各种巨型“取款机”：一个大到不会倒闭的银行，一个所谓友好的科技巨头等等。2016年，地方政府收取了5230亿美元的房产税，再创新高，也确保大部分税金肥水不留外人田。

依傍这些“钱罐子”不仅可以圈钱，还能让自己在丛林法则中胜出。住在黄金地段的人往往寿命更长、社交更有效、所在地犯罪率也更低。正如安妮?劳尔瑞在Slate杂志中所报道的，长时间通勤会导致肥胖，颈部疼痛，压力，失眠，孤独和离婚。一项研究发现如果配偶中有一人花45分钟或更长时间通勤，他们的离婚率会上升40%。

日益扩大的地域差距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公立学校的诞生基于于“人人机会平等”的美好愿景，但为了更好地服务上层阶级，一些顶尖的公立学校实际上已经私有化了。根据一个普遍认可的学校排行榜，加州5000多所公立小学中，排名前11的学校都位于帕洛阿托。这些学校面向大众且学费全免，但唯一的入学条件是必须入住这个房屋中价高达321.11万美元的镇子。相比之下纽约州的斯卡斯代尔看起来性价比更高：该地区的公立高中每年都向各常春藤大学输送数十名毕业生，但其中位房价仅为140.36万美元。

译注：美国学区房：美国教育有私立与公立之分，免费公立教育的涵盖范围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私立学校收费高昂，主要提供高端教育服务。公立学校为保障公平，一般都规定学生就近入学，就读于居住社区所属学区的各级学校。不过，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存在差异，一些“好学区”内的学校师资优良、财力雄厚，设有特长班和外语、艺术类等附加课程，这自然就吸引了不少家长为子女教育考虑而搬到“好学区”内。以纽约为例：纽约皇后区有些地区花费约30万至40万美元即可购得一套住宅，而同样房型如果在“优质学区”内，可能就要贵不少。在“寸土寸金”的纽约曼哈顿岛上，“好学区”房屋的价格则要高出同等地区其他地段房源价格20%至30%左右。多数购房者看重的是居住社区的综合指标，包括教育、医疗、社区服务、公共交通等多重因素，很少有纯粹为了“择校”而出手购买高价房的现象。

经济隔离不断加剧，而种族隔离的程度反倒下降了。我们这些9.9%为此感到骄傲。还有什么比这更好证明我们除了才能其他都不在乎呢。但其实我们心里并不希望这一点被证明。一个社区的氛围会决定少数族裔的比例，一般这一比例控制在5%-20%之间，但一旦超过这个比例，整个社区的就会完全变成黑人或棕色皮肤人群的聚居地。一个地区种族隔离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这个结论令人揪心却可能并不意外。然而数据还显示了另一个惊人的结论：种族隔离不仅会危害少数族裔。拉吉?切迪的研究小组认为，“有证据表明，种族隔离越严重，白人的社会流动性也会越低”。 当然这种关系不一定适用于全美国，并且数据反映的无疑也只是这个复杂社会机制的一个侧面。但这一结论反映了美国19世纪奴隶主们内心真实地想法：按肤色分群人群可以有效保证90%人群中不同肤色的人都各安其分。

译注：根据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与美国人口普查局对美国2000万儿童成长经历的调查研究，非洲裔男童与白人男童相比，即使出身于收入、教育和财富水平相当，父母双全的家庭，成年后收入仍有较大差距。研究人员在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这样的事实显然不能从个人能力、认知水平和家庭出身角度来解释，只能从家庭以外的因素来解释，那就是我们所处的社区、社会和经济大环境，对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总是区别看待。”这项研究的参与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拉吉·切迪透露，他们曾试图寻找一个非洲裔男童和白人男童发展同样好的社区，“但问题是，美国没有这样的社区”。美利坚大学反种族主义研究与政策中心的教授兼主任伊布拉姆·肯迪说：“长期以来，最流行的自由主义观点认为，造成社会分化的原因是阶层而不是种族，但新的研究无疑推翻了这种观点。我们显然不愿意正视（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主义。”

财富集中本地化带来了政治力量的集中本地化，这里的政治并不仅包括去投票站投票。让我们看看人口减少悖论，看看富人社区里累积了多少社会文化资本，我们在区域规划之争中捍卫地盘的能力就毋庸置疑了。我们还可以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声称我们完全是为了公众利益，为了保护当地的环境，保留社区的历史特点，避免过度拥挤。而实际上这都是为了竖起高墙，巩固权力、保留机会。这就是贵族本色！

住宅定义了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风格，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确立了我们的社会地位，保存了我们的财富，并允许我们将财富传给子孙。同时它也在慢慢扼杀我们的经济和民主制度。这是盖茨比曲线的实体反映。长久以来，美国经济一直遵循着到一个地方，建设新生活，拉帮结派，然后把饼做得更大的发展轨迹。如今我们也在书写另一部故事，可故事的版本似乎却是：我们砰地关上了身后的门，然后钻入一堆商用厨房设备下，最终慢慢走向窒息。

七、我们的盲区

萨拉阿姨特别相信所谓的家族历史。据她所说，我们家族的姓是直接从古苏格兰的国王们传下来的。我们的曾曾曾（不知道多少辈之前）祖父威廉?斯图尔特，是美国独立战争大陆军中的一员，是乔治?华盛顿的得力干将。至于萨拉阿姨，不知为何成了“波卡洪塔斯姐妹”的后代。这些故事从来都很无厘头，但萨拉阿姨还是坚信不疑。我们家族一定是天选之家。

我们9.9％就不会这样想。我们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的特权由来已久。因为与萨拉姨妈和她幻想的公主不同，我们成功地说服了自己我们根本享受没有任何特权。

回想一下，当某些“愚蠢”的人提醒大众我们拥有特权时，我们中的有些人作何反应。去年，在著作《梦想囤积者》出版后不久后，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理查德?V?里夫斯为《纽约时报》撰文，告诫读者“别再装穷了”，之后许多读者指责他搞“阶级斗争”，净写一些“毫无意义的文章”，甚至“恶贯满盈”。

译注：《梦想囤积者》： 因为上层阶级的分离和延续侵蚀了更激进的政策方法的前景。中产阶级各种形式的“机遇囤积”形式使其他人难以奋起反抗。其中包括，分区法和学校教育，职业许可，大学申请程序和实习分配。里夫斯认为，中产阶级的机会囤积会导致竞争较弱的经济体系和较不开放的社会。这本书展示了美国社会是如何成为早期美国人反抗的那种有阶级界定的社会，以及为恢复更公平的社会而做的事情。

社会学家雷切尔?谢尔曼在《不安的街道》一书中鞭辟入里地描绘了我所属的这类人，以及我们所患的这种综合症——当别人提醒我们拥有特权时，总有一些人会反唇相讥：“我生于赤贫；我靠自己的本事挣到了现在的一切；我25万美元的薪水只能勉强度日。你应该到我们孩子的私立学校去看看别人家父母！”

译注：“尽管媒体大量报道有钱人的形象，在目前这个贫富悬殊空前历史时刻，我们对于有钱是什么样子知道的非常少。”雷切尔·谢尔曼在《不安的街道：富裕的焦虑》一书的引言写道。谢尔曼对于有钱人的第一个发现是，他们不希望接受她的访问。勤于奔走之后，她设法和50位纽约曼哈顿一带的上流社会人士坐下来谈谈。多数人不是年收入超过百万元，就是资产超过800万元。谢尔曼第二个发现就是这些特权阶级通常自己不会这样认为。一名女士有一户可以俯瞰哈德逊河的公寓，在纽约度假胜地的长岛汉普顿有别墅，家庭收入一年至少200万元。但是她告诉谢尔曼说，她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她解释说：“我觉得不管你有多少钱，总有人比你多一百倍。”另一名类似家庭收入(多数是她企业律师丈夫所赚)的女士形容她的家庭状况“还好。”“我的意思是，那些银行大亨完完全全胜过我们。”第三名女士家庭收入更高──年收入250万元，反对谢尔曼使用“有钱”这个字眼。这名女士说：“‘有钱’是相对的。”她的有些私人朋友乘坐私人喷气机去度假，她说：“那才是有钱。”那么那些超级有钱的人，当他们和那些极端有钱的人比起来，也会感到自卑。上述的第三名女士把她自己放在“(最有钱)百分之一的最最最底层”来支持自己并不“有钱”的观点，她说：“百分之一的底层和百分之一的顶端是大大的不同。”谢尔曼认为，她的研究对象不愿把他们归类为富有，因为这个标签似乎暗示“为富不仁”。谢尔曼写道：“这些纽约客试图把他们自己看做‘好人’，好人工作勤奋，量入为出……他们不自夸或炫耀。”谢尔曼所报道的有钱人的焦虑和加州大学的研究结果相符。显然，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是非对称的，它对那些处在底层的人造成极大的压力，但是很少带给那些处于顶层的人极大的快乐。

部分是因为我们缺乏倾听的能力。美国人总是无法区分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和对个人的攻击。于是当一位作者揭露了一个根源复杂、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时，便会有读者回击：“怎么，你想因为我的成功而惩罚我吗？”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这种心态往往是因为认知失调引起的。人类总是擅长记住自己奋斗的艰辛，他们不太可能知道，在镇子的另一头，还有人为维持生计一天要打两份最廉价的工，而不是一整天都在看“辛普森一家”的重播。人类总是将自己的成功简单归结为：我自己做到的。他们总是会忘记自己的成功背后有多少人的帮助和牺牲。9.9％阶层也常常将地位竞争压力与生存压力混为一谈。说真的，没送你的孩子上斯坦福实在不是什么改变人生的重大灾难。

又或许，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特权正日益扩大是因为我们才刚刚获得特权。自（从未完全成型）的精英社会演化为（正在起步的）贵族社会，仅仅花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阶层的形成和固化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快。只是我们的意识是滞后的，我们深陷与生俱来的假想中。

犯这类认知错误是人之常情，但只要有人说特权是不劳而获的时侯，各种抱怨就会响彻足球场，绵延不绝，让人无法充耳不闻。尽管这些抱怨和事实相悖，但它的确揭露了9.9％ 阶层生活的部分真相。它们真正要表达的是：当贵族没你们说得那么好！

盖茨比曲线很奇怪的一点是，尽管它维护了我们的特权，但似乎并没有让生活变得一帆风顺。比如，据我所知，在上校家里长大并不是一件易事。我祖父最爱念叨的一个故事是就因为他年少轻狂时犯的一点小错，他那250磅重6英尺高、一度参加过“莽骑士团”的父亲就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把他踹飞到房间另一头的地板上。无论大事小事，上校的火药桶总是一点就着。

杰伊?盖茨比可能深有同感。西卵区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像表面上那样安静祥和。普林斯顿毕业、从私立预科学校开始就一路坦途、悠闲自得的王子，只是我们出身低微的祖先在仰望生活在云端的人时的幻想。实际上西卵区的人很清楚，只要稍有不慎或者天降横祸（或者祸不单行），他们的地位就会急剧下降。我们都知道眼下的地界寸土寸金，住在岛外更不可想象。我们已经意识到，盖茨比曲线所反映的生活中有一个根本矛盾：不平等越严重，钱能买到的东西就越少。

我们深刻地意识到，阶层只会为阶层本身服务，而阶层中的人则是微不足道的。总有人被挤出，被新鲜血液取代。随着特权阶层与下层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这种对于特权的不安全感只会日益加重，这也不断鞭策着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修建高墙，好排除异己，从而自保。

西卵区的生活还藏着另一个事实：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对盖茨比而言，东卵区的传统富人们就是在他之上的人。对上校来说，就是小约翰?洛克菲勒。你总是在试图取悦他们，可是他们总是时刻准备着与你划清界限。

仔细想想，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拿正当权利去换取特权。我们甘愿剥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所有人的普世权利，比如接受良好的教育、完备的医疗保健、在职场上有充分的发言权，以及真正平等的机会等，因为我们自以为可以成为最后的赢家。但是在这场步步惊心、不断升级的特权争夺战中，谁又能笑到最后呢？

在这种情况下，自欺欺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于事无补，可惜萨拉阿姨醒悟得太迟了。上校手里那点钱到了她那一代就所剩无几了，但她仍然深信家族的传奇历史，还踌躇满志。她坚信自己继承了祖先的商业头脑，于是把所有的家当都投入到互联网泡沫中。结果到了临近退休的岁数，她还穿着红黑相间的工作服，在佛州杰克逊维尔附近的温迪快餐厅卖汉堡。

八、民怨政治

精英阶层的政治理念是反对怨恨的。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在人生中，应与时间赛跑，而不是与他人竞争，就当彼此互不相干。如果有人在长岛水域购置了一艘快艇，那就祝贺她吧。失败者只会微微一笑，下次更加努力。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人类总是左顾右盼。我们密切关注别人的一举一动，特别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只有通过别人的眼睛才能明确自己的地位。

最能反映贵族特权的也许就是其激发的怨恨。按照这个标准，9.9%的确权势滔天。怨恨集中表现为政治分裂和动荡，在这方面我们可谓交出了一份完美答卷。在过去两年中，贵族阶级造成政治分裂这类的报道充斥于各大新闻头条。

在2016年总统选举这个美国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怨恨达到了最高点。怨恨化身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怨恨来自于一小部分0.1%的超级富豪（不一定都是美国人）与一大帮子来自底层的90%人群——他们凡事都与9.9%阶层唱反调。

根据CNN和皮尤的出口民调，约有20%的白人选民把票投给了特朗普。但这些人并不是老年白人（不过他们的确偏老）。首先要明白，这些人中绝大多数不是新经济的受益者，当然总体上他们也并不贫穷。但他们的确有理由觉得市场在评判过他们后认定他们有缺陷。希拉里?克林顿胜选县的GDP惊人地占全国GDP的64%；而特朗普的胜选县只占36%。来自房地产网站Zillow的资深经济学家阿伦?特拉扎斯发现，希拉里?克林顿胜选县的房价中位数是25万美元，而特朗普的胜选县只有15.4万美元。算上通货膨胀，从2000年1月到2016年10月，希拉里胜选县的房价上升了27%，特朗普的胜选县只上升了6%。

特朗普胜选县人民的身体健康水平也较低。雪城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香农?蒙纳特发现，“铁锈地带”有很多县支持特朗普这位反政府补贴医疗保健的候选人，而这些县遭遇绝望死亡（死于酗酒、毒品和自杀）的人数为全美之最。若要把全美变成特朗普的地盘，那就必须减去大约1/4的GDP，把1/4的房屋推进大海，另外国民平均寿命要缩短好几年才行。特朗普最爱的词汇之一就是“不公平”，这是有原因的：心怀怨愤的选民最想听的就是这个词。

译注：美国的“铁锈地带”指的是昔日的工业繁盛地区，如今已衰落。随着制造业一起“垮掉”的，还有生活在这里的男性。《大西洋月刊》称，失业让他们一蹶不振，沉迷酒精和毒品，一些人干起了贩毒的勾当。当地已婚女性不得不扛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成为既主内又主外的“女汉子”；那些未婚的女性则对在家乡找到值得托付终身的好男人不抱希望。

虽然如此，特朗普的（白人）选民最大的特点不是低收入，而在于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或者干脆说他们缺乏教育。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分析，在有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身上，特朗普输了17个百分点，非常丢人。但与此同时，他在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身上狠狠扳回了一局，在他们身上特朗普足足赢了希拉里36 个百分点。根据纳特?西尔弗的分析，全国教育水平最高的50个县都踊跃支持希拉里：2012年奥巴马在这些县仅赢了17个百分点；而希拉里赢了26个百分点。在教育水平最低的50个县中，结果恰恰相反：奥巴马输了19个百分点，而希拉里输了31个百分点。少数族裔占人口多数的县也是如此：教育程度高的县于更倾向于克林顿，教育程度低的更倾向于特朗普。

1963年，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写了《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08年，苏珊?雅各比在《美国的反智时代》中发出了警告；2017年，汤姆?尼克尔斯写了《专业知识的终结》一书。无理性时代，特朗普成为了英雄。“白手起家”的特朗普一直是那些不得志之人的偶像。他是美国梦的神圣化身，他不听命于任何人，他是穷人眼里最理想的富人。他们受不了那些受过教育的伪君子。尽管特朗普对政策一窍不通，但他不以为耻。对于那些认为刁难知识分子的政策就是好政策的人来说，特朗普的确是完美代表。当理性站在了平民的对面，平民也会选择站到理性对面。

译注：《专业知识的终结》：随着科技发展与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能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丰富。然而，这助长了自恋情绪。大家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信息，很多人认为自己的知识水平可以与专业人士相比肩。所有的声音，包括那些最荒唐的想法都要求受到重视，任何反对知识平等的意见都会被视为精英主义。作者对当前这种轻视专家与专业知识的趋势感到忧虑，他表示，一旦民众都认为大家的知识水平一致，就容易滋生民粹主义与技术统治论。

《反智主义》包括：美国文化之战初期的社会伪科学；赤色分子、左翼分子与同路人； 由盛至衰的中流文化；青年文化与名人文化； 新的旧式宗教； 垃圾思想；娱乐文化；公共生活：愚蠢标准的不断降低。

我刚才有提到这里的“一般人”是白人吗？如果有，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看看美式民怨的另一面了：把非白种人都踢出去，白种人集合在一个想象的群体里，紧密团结，一致对外；而社会问题全都出在那些乞讨的，骗钱的，专吃救济的人身上，而挥舞（白人）祖先的大旗、抬出（白人）祖先的宗教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难怪政治学家布莱恩?沙夫纳发起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无论在那些“强烈不反对白人因为肤色受益”的选民身上，还是那些“强烈赞同女性想从男性手中夺权”的选民身上，特朗普都大获全胜。注意，上述观点并不直接反映选民是否有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但能反映出选民是否心怀怨恨。如果有人一面坚称自己不搞种族和性别歧视这一套，一面又把票投给那个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者和性侵嫌疑犯，那么他/她一定心怀怨恨。

没有人生来就心怀怨恨。种族主义、仇外主义、反智主义、自恋心态、非理性主义以及其他所有形式的怨恨要成为大众现象，需要高昂的制造费用，并且一旦形成，对民主政治的危害是致命的。只有通过长时间电视节目的狂轰滥炸，巧妙操纵社交媒体，高价维持信息茧房，操纵者才能利用人性中的黑暗面，成功地谋取政治利益。尤其是种族主义，它并不像很多美国人认为的那样是历史遗留问题，相反它不断改头换面又粉墨登场。大规模监禁、危言耸听和种族隔离并不只是偏见导致的后果，也是强化偏见的手段。

美国政治生活的剧烈两极化并不是由于双方态度恶劣、缺乏理解。它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带来的直接结果。没有0.1%人群（确切地说，是这群人中最具野心的那一部分），是不会酿成这一恶果的。守住财富的常用方法就是离间对手。盖茨比曲线不仅在现实生活竖起了高墙，也使人心有了防备。

但我们这9.9%并不能因此脱罪。我们或许没有资助种族迫害的活动，但我们独占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机会。我们是掠夺90%、供养0.1%的始作俑者，并乐于从这些战利品里分一杯羹。我们的所作所为导致另一个群体充满怨恨，变得易受操控，而我们沾沾自喜、冷眼旁观。最后，我们也要自食其果。

对于我们要承担的后果，首先需要了解最重要的，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怨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既不是一项改革计划，也不是“民粹主义”。它不是民主制度的体现，只是民主制度的病征。利用民怨来操纵民心的政治只会加剧不平等。修改新税法、环境、电信和金融服务行业法规的行政命令、任命保守主义法官，从极其无能的特朗普政府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可见一斑。这些政策只会把底层90%的人群压在精英制度的大山下，不得翻身。

第二点:下一个挨刀的就是我们自己。随着充满怨恨的人群不断扩大，顶端的“伊甸园”只会越来越小。那些乘着民怨的东风上台的人最终会意识到，与其让我们继续充当他们的摇钱树，不如把我们树立成平民的敌人更有利。最近的税法中针对蓝州的条款惹恼了9.9%中的一些人，但这只是开始：随着民怨政治图穷匕见，我们品尝的苦果只会越来越多。

译注：新的美国税收法案针对的是那些高税收州，尤其歧视过去主要投票支持民主党的“蓝州”，并使其承担不公平的税务负担。

第三点，也是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社会动荡。过去的一年是最充分的证明。无理的人通常也是不服从“管理”的人，这个就不用我赘述了。你查查“宪政危机”这个词在过去五年中出现的频次就知道了。这就是盖茨比曲线的可怕之处：你以为你利处安室，但随着阶级固化，整个社会都会变得更加脆弱。回顾历史，你就会知道这个过程的最终结局如何。

九、贵族的陨落

当年，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为躲避传票销声匿迹了好几个月。他的律师宣称他在墨西哥或南美进行敏感业务的谈判，一旦他的确切位置曝光就会威胁到国家利益。最终，来自蒙大拿的联邦参议员托马斯?J?沃尔什把律师拖到了证人席上，向他展示了哈瓦那报纸八卦专栏的剪报以及对上校不利的照片。上校以爱马著称，很显然他常去赛马俱乐部。在各种豪华午餐晚宴以及哈瓦那游艇俱乐部的舞会上，都能拍到他的微笑。

参议员们最终把上校弄回来了，当他们就那些如臭虫一般蚕食政治生态系统的空壳公司的债券对他提出质询时，他倒教训起了他们，质问他们谁才是管事的老大。他宣称，“根据美国法律，我不认为这个委员会有权进行这种审问。”即便如此，他还开恩似地补充道，他“本人没拿过这些债券”。这句话在英语里无论怎么解读都是句谎言。

“斯图尔特王朝”的末期并不辉煌。一个记者嘲讽道，一个雄辩的律师“用狡辩”帮上校摆脱了藐视法庭的指控，但小洛克菲勒却不愿意原谅他造成的这场公关危机。为了赢回股东的心，上校无所不用其极，但无功而返，只得“挂冠退位”，回到了楠塔基特的家族庄园。

但这些都没有改变茶壶山丑闻案所暴露的现实。茶壶山丑闻案涉及贿赂、回扣，官员串通油商谋利。在盖茨比曲线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民主岌岌可危。当时掌权者也腰缠万贯，说到底二十年代的金融家们想要的就是古往今来所有金融家们追求的，所以当时的“公仆”们便把那一切拱手送上。比如，卡尔文?柯立芝政府在1926年通过了巨额减税法案，以确保人人都能赚到最多的钱。富人们似乎认为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直到1929年10月华尔街出现股灾。

当这些圈钱行为发生时，90%在哪里呢？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在3K党的集会上。在当时90%中嚷嚷得最厉害（但人数不一定最多）的那部分人看来，美国最大的问题都出自于大批蹭吃蹭喝的移民。而现在，你也知道，当年那些移民的后代现在也照样怪罪如今的移民。

财富集中的浪潮掀起于镀金时代，在1920年代达到顶峰，最终搁浅于大萧条和二战时期。如今，我们一般认为创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并在战后开花结果的社会福利体系是新时期不平等的罪魁祸首。但事实是，社会福利体系是结果而非原因。死亡和大破坏才是变革的真正动因。股市崩盘极大打击了富人，而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则赋予了劳动者权利，尤其是女性劳动者。

译注：二战中女性走出家庭，承担社会生产，忍受失去亲人的苦痛，在精神和体力的超负荷承载中，历尽艰难。战争给了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妇女在社会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取得了立足于社会的能力、资本和信心。战争最终给了妇女改变命运的契机。进入工业化社会后，生产开始社会化，家庭和社会明确分离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家庭是生活的领域，私人的场所；社会是生产的领域，公众的场所。男女两性也明确的分工为男主外——从事社会生产劳动；女主内——从事私人家务劳动。在工业化社会，劳动价值、经济结算个体化，一切社会劳动用金钱报酬来衡量支付。男性所从事的社会劳动按其劳动强度、技术含量按价付酬，男性的报酬纯粹是男性个体劳动所得，不包含女性的贡献。当家庭失去生产功能，成为纯粹的生活领域和私人场所后，主内的妇女们便失去了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她们在家庭中所从事的所有劳动，包括生儿育女、照顾老人、日常家务都是在私人领域完成的，不被社会所承认，这些劳动无法用报酬来衡量，便失去了劳动的经济价值，成为义务性质。妇女在家庭中所从事的活动，也是人类的一项基本劳动，是人类文明延续不可缺少的劳动。工业化社会把这部分劳动交给妇女，同时又不承认这部分劳动的经济价值，女性的人生价值被抹杀了。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女性又一次遭到了贬值，成为不用支付报酬的家庭保姆。工业化社会的两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化社会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为争夺各自的经济利益，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它涉及的面广，持续时间长，两次战争间隔的时间短，给整个世界造成巨大的破坏，也给妇女改变自己的命运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二战爆发，男性从社会生产领域撤退，进入厮杀的战场。非常时期，男性顾不上压迫、排挤妇女，也无法排挤妇女，并且不得不鼓励女性与之并肩战斗。女性被爱国主义的口号所召唤，从家庭中出来，进入社会生产领域，从私人场所出来，进入公众场所，进入从前男性的领域，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从事有报酬的工作。她们像男人一样，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从被供养者一跃而成为供养者，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找到了人的尊严。战争迫使女性走出家庭，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妇女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她们用实践证明了女性也可以与男性一样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并且很多女性用事实证明自己可以与男性干的一样优秀，这使女性对自己的认识发生的质的变化。

这场镀金的、汹涌的破坏性浪潮绝不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于不平等造成的动荡。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无论从市场资本或雇佣规模来看，美国最大的行业都是奴隶业（以及繁衍更多的奴隶）。在那段时期里，整个行业高度集中：不到4千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数目的0.1%）拥有四分之一的奴隶，而另外39万个家庭（可以称之为9.9%，大约这个比例）则瓜分了剩余的奴隶。

这些蓄奴精英比他们绝大多数白人同辈受过更好的教育，健康水平更高，餐桌礼仪更好，更不用说和奴隶相比了。他们不仅统治了美国政府，还控制了媒体、文化和宗教。他们的信徒成功地在布道坛和新闻网络里展示了奴隶制度的神圣和慈善，以至于数百万没有奴隶的贫困白人以“为保卫奴隶制度献身”为荣。

在这次浪潮中，62万军人死于战争，大规模的财产遭到破坏。它的确在一段时间里推动了美国南部的平等，只不过这个过程很快就反转了。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并不是人类不平等史上的始作俑者。作为北美殖民者的来源地，欧洲各国早已见识过不平等和社会动荡，美国人用了一个多世纪又重蹈覆辙。不论是古罗马、近东、亚洲还是南美，这一历史进程都一样。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在《大调平器》一书中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只有战争、革命、亡国、瘟疫、其它疾病等大灾大难才能解决不平等。这个结论比较悲观。现在美国第三波不平等浪潮看起来正达到顶峰，我们又有多大把握说沙伊德尔的这个结论不会再次发生呢？

译注：沙伊德尔提出，只有四类事物会导致大规模的“均贫富”。首先是区域或全球性传染病，比如黑死病改变了中世纪晚期欧洲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值。整个国家和经济体系的完全瓦解也有这样的效果，比如中国唐朝末期和西罗马帝国的解体。当所有人都变得穷困时，富人的损失最为惨重，20世纪的革命和世界大战的效果就是如此。

我们这个阶层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我们自认为是与众不同的新一代。其实这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前辈的不了解。我一直以为上校出身于上校世家，每一位祖先都把自己巨大的优越感传递给下一代。显然萨拉阿姨的“宣传”比我认识的更到位。

1866年，罗伯特?W?斯图尔特出生于爱荷华州的一个小农场里。用标准石油公司历史学家保罗?亨利?吉登斯的客套话来说，一家人起早贪黑，“家境也一般。”邻居们发现这个村野少年不大一般，便凑钱送他去科伊学院上学；这个学院非常小，位于以肉类加工产业为主的锡达拉皮兹。不难想象，当这位靠奖学金上学的少年几年后终于踏入耶鲁法学院时，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力争上游了。哈瓦那游艇俱乐部的闪光灯摄下的某个摆拍姿势，或许在中西部寂静平原的某处对着一个满是划痕的镜子已经练习过了。

十、抉择

我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局过于悲观。即便我们泛舟而上，逆流前行，却注定要退回过去，但我们怎么知道回去的是哪一段时光呢？

历史证明，许多贵族阶级也曾做过明智的选择。譬如，古代雅典那 9.9% 的人曾推迟过盖茨比曲线下那股大潮的来临。而美国的初代革命者也大都来自 9.9% 这一阶层，但他们背叛了英国国王，创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所以，最好的革命都不是从底层开始的，它们是中上阶层的奋斗成果。

这些做出正确抉择的贵族历史罕见，但也正是他们创造了新时代。不论是从总人口数、人均寿命、物质财富、艺术表达、暴力事件，还是其他衡量人类生活质量的指标，现代社会和过去任何时代截然不同。历史学家们对人类历史的这一巨大转变给出了很多复杂的解释，如蒸汽机的发明、对微生物的认识更进一步、气候变化等，但是平等的观念，看似简单，却比以上答案更为重要。所谓现代史，就是一部美国革命的核心理念传播壮大，在世界落地生根的历史。

日益加速的不平等已导致社会阶层不断固化，而我们当下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要通过扭转这一固化进程来重续美国民主的承诺。只要社会不平等，我们的政治就永远缺乏理性；理性一旦缺失，社会问题就都无法解决。这是一个世界性、历史性的难题，而目前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从很大程度上说，都只是隔靴搔痒。

譬如，为了让更多人进入高级的课堂学习，善意的精英们推出了更新更好的考试方式。很好，但仅靠调整精英大学的录取方式，我们不可能改变盖茨比曲线。政策制定者们打算修改那些特别过分的税法，比如减免房贷利息税和大学学费储蓄计划。也不错，但接下来怎么办？ 保守派继续重走所谓“人格逻辑”的老路，比如坚持传统婚姻或者重拾从前的信仰。重塑家庭和社区纽带固然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赞颂这些美德并不能将任何家庭从不平等经济体制的重压下拯救出来。与此同时，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的激进人士说他们想要一场革命。看来他们还没意识到：如果要像他们所想的那样简单地解决问题，那就必须要发动极端暴力、极具破坏性的革命了。

指导美国发展的始终都是理念，而非政策计划，更不是现实。人权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仅靠几个简单的短语或古老的宣言就永久建立起来，权利的内涵也总是因时而变的。在当今世界，我们应该明白，享受医保服务、学习美国文化中积淀的智慧、拥有体面的家庭和友好的邻居，这些权利不应是那些少数操控者的特权。因为这些权利和先辈们所说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等权利是同根同源的。

是的，真正有效的变革需要联邦政府行动起来。解铃还须系铃人，他们可以创造垄断权力，但也可以打破垄断；他们为政治献金，也应该还政治一片净土；他们让资本取代劳工来获得权力，但也能让劳工再一次站起来。变革也需要在州和地方层面推广。不然我们如何能够开放社区保持并恢复教育的公共属性？

我们每个人也要有所付出，尤其是那些在这轮游戏中暂时的赢家们。我们不要只关注眼前的成功，要想想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帮助那些社区之外的人。我们要为别人的子女争取机会，就当成也是为我们自己子女的前途争取机会，因为事实可能的确如此。

赵军旗、马总统身上已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