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西洋月刊》：一个美国“新贵族”的忏悔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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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

百分之九点九，美国新贵族

一、贵族的消逝

小时候，每年总有一周我会去体验美国没落贵族阶层的生活。有时在圣诞前后，但更多在独立日那天，我们会举家去祖父母的某个乡村俱乐部住一阵，这些俱乐部位于芝加哥、佛罗里达的棕榈海滩或者北卡罗来纳的阿什维尔。那儿的自助早餐总是无比丰盛，作为主人，祖父也十分热情，他总会准备一个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故事，还见缝插针地对我们的俱乐部礼仪进行一定指导。在我十一二岁时，他把我叫到跟前，抽着雪茄告诉我，我们能过上这样豪奢的一周都要归功于我的曾祖父——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他曾是老罗斯福麾下的一位“莽骑兵”，在上个世纪20年代担任印第安纳州的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时发的家。祖父还说，由于某种久远且令人费解的纠纷，洛克菲勒家族和我们家族是世仇。很久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些关于曾祖父以及他与大亨们之间的纠葛恩怨都远非事实。

一周结束后，我们便打道回府。在六七十年代，我们辗转于美国设在各地的军事基地并生活在周边的社区，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不过吃的披萨是超市的盒装披萨，早餐也只是 “幸运符”麦片。我们家的高光时刻是我父母把一辆全新的“大众”牌房车开回家的那一天。我越长大，越觉得这些在假期举行的浮华爱国午餐会和万年不变的桥牌活动荒谬至极，甚至令人生厌，像是专门给一群一生只为出席各种场合的人所举办的一场场无休止的生日派对。我是相信“才能至上”的新一代，而我们对“才能”的定义直接明了：成绩、等级、极具竞争力的履历，高超的棋盘游戏技巧和篮球水平，当然还要能自食其力。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要帮邻居做家务，在当地一家快餐店打工，并依靠奖学金读完本科和研究生。我享有许多与生俱来的优势，但钱不是其中之一。

作者简介：

My father was an officer in the Marine Corps. My mother was a former schoolteacher from Barcelona, Spain. They met in Germany. I was born in Honolulu, Hawaii. We moved every three years or so, to various places in California, Virginia, and the Washington, D.C. area. When my father went to Vietnam for a couple of year-long tours, my mother, brother, sister, and I moved in with my grandparents in Barcelona.

https://mwstewart.com/about/

尽管我们声称自己是精英社会的赢家，但说白了我们就是新贵族。如果你是《大西洋月刊》的忠实读者，那么十有八九你也是其中一员。（如果你并非新贵族，我希望你会觉得这篇关于新阶层的文章更加有趣、甚至更加发人深省。）我将我们这群人称为9.9%，原因下文会论述。当然我们这群人还是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我们不再拘泥于旧贵族在穿衣打扮上的繁文缛节，相信事实，种族和肤色也似乎更加多样化。并且像我这样对旧统治阶层有一定印象的人仍属少数，而绝非主流。

不论是按照社会学或者金融学的标准，成为新贵族都是好事。成为我们的孩子更是好上加好。在健康水平、家庭生活、人脉关系、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优势都让我们碾压下层阶级，财力就更不用提了。但我们却对一个关键的问题置若罔闻：在所有人当中，似乎只有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阶层的变化有多快，我们最终将何去何从。

我们“精英阶层”深谙通过牺牲别人的孩子来巩固财富、传递特权的伎俩。在这个财富高度集中的时代，我们不是无辜的旁观者，而是慢性抑制经济发展，破坏政治稳定和侵蚀民主制度的一大帮凶。能者至上的幻觉让我们无法意识到我们这个新阶层的出现所引发的问题以及背后的实质。我们以为我们的成功只会影响那些不属于这一阶级的人，但历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场游戏没有赢家。

二、9.9%的低调魅力

虽然金钱不过是新贵族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但还是要先谈谈金钱。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已是老生常谈，其中的主要人物也众所周知：由化石燃料富豪、华尔街大亨、年轻气盛的科技新贵等构成的1%阶层扮演着反派角色，剩下的99%是“平民”或“中产阶级”，他们是好人。故事的走向也很简单：曾经人人平等，但现在分为三六九等。这样的故事并非虚构，但在故事的人物和情节设定上却犯了根本性错误。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上层0.1%的富人们的确是财富集中的最大赢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的研究表明，在2012年，0.1%阶层大约由16万户家庭构成，他们掌握了美国22%的财富，远远高于1963年的10%。如果你需要金钱贿选，这钱一定是来自这0.1%的人。

图1

相对而言，0.1%阶层所聚敛的社会财富都来自其他阶层。但并非所有99.9%所掌握的财富都遭到瓜分，只有底层90%的人受了盘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底层90%的人群掌握了全国35%的财富，达到了峰值。30年后，这一数字下降了12%，与0.1%阶层的财富增长比例完全相同。

不过处于顶层0.1%和底层90%之间的这一群体生活得也还算滋润。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群体在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中保住了自己的财富份额。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远远超过其他两个群体的总和。在对三个阶层的描述中（见图1），在其他两个阶层的财富总量此消彼长时，代表这一阶层财富总量的线条始终稳定的处在最上方。你现在能看出何谓新兴贵族阶层了：我们就是这9.9%。

那么我们这9.9%都是何方神圣？我们中大多数并非0.1%阶层中那些高调的政治操盘手。更多是举止高雅、衣着得体的律师、医生、牙医、中层投资银行家、有着唬人头衔的管理高层、各界专业人士，都是你可能会想要邀请共进晚餐的人。实际上，我们低调到甚至否认自己的存在，而坚称自己只是“中产阶级”。

截至2016年，要有120万美元的净资产才能进入这一阶层；这一阶层资产的中位数是240万美元；坐拥1000万美元净资产就可以进入最顶尖的0.9%行列。（如果你还没达到，也别紧张，只要你态度端正，方向正确，我们这个圈子对所有人开放。）“我们属于99%”听起来理直气壮，但这不过是一句口号，经不起具体分析。哪怕是9.9%阶层中水平最低的家庭也不会知道怎么使干草叉。

我们不全是白人，不过大多数是。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指出，在财富排名前10%的家庭中，非裔美国人仅占1.9%，西班牙裔占2.4%，其他包括亚裔和多种族血统群体的少数族裔占8.8%，但上述群体合计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35%。

问题是，我们9.9%阶层也碰到了阶级流动的玻璃天花板。我们怀着敬畏、嫉妒和渴望服从的复杂心情仰望着0.1%阶层，也因此错过了所处时代的宏大图景。我们将剩下的90%远远甩在身后，并且悄悄地在身后设置重重障碍，他们只能望尘莫及。

假设你位于美国财富分布的中间水平，你要跳多高才能够到9.9%呢？从财务角度来衡量很简单，趋势也很明显。在1963年，你需要将自己的财富增加6倍。到了2016年，这一杠杆就加长了一倍，你要将自己的财富增加12倍。如果你不满足仅仅跻身这一群体，而是雄心勃勃地希望达到这一群体的中间位置，那么你就需要将自己的财富增加25倍。从这一角度看，2010年代和1920年代十分相似。

如果你处于有色人种的中游水平，那么你就需要实现财产的跨越式发展。据政策研究所估计，2013年，除去家具和家庭汽车等“耐用品”的价值，黑人家庭财富净值的中值是1700美元，拉美裔家庭的财富中值是2000美元，而白人家庭财富的中值达到了11.68万美元。2015年波士顿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地白人家庭财富的中值是24.75万美元，而非裔美国人家庭财富的中值仅有8美元。没错，这不是笔误，这点钱只够买两大杯卡布奇诺。要想进入9.9%还得再加30万杯咖啡的钱。

你经常会听说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机会鱼跃龙门，也就是说，因为经济存在流动性，所以不平等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一观点在原则上就站不住脚。就美国而言，这句话也站不住脚，甚至事实与普遍看法截然相反：在美国这个所谓的机会之地，经济流动性不仅不高，反而在降低。

想象你自己站在社会经济晋升的阶梯上，脚踝上捆着一根橡皮筋，橡皮筋的另一头捆在你父母所处的阶级。橡皮筋的强度决定了你摆脱自己出生阶级的难度。如果你的父母处于阶梯的上端，当你往下掉时橡皮筋会把你拉回来；如果父母位于下端，你只要向上爬它就会把你往下拽。经济学家把这种概念称为“代际收入弹性”（简称IGE或拼爹指数），这一概念衡量的是父母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收入和整体平均收入之间的偏差。IGE为0意味着父母收入和子女收入之间没有任何联系。IGE为1表明孩子的命运早在一出生时就已注定。

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尔斯?克拉克的研究表明，在半个世纪前，美国的IGE不到0.3，而现在约达0.5。在美国，父母一旦确定，大半个人生也确定了。当前美国的IGE几乎超过了其他所有发达国家。在经济流动性这一指标上，美国更接近智利或阿根廷，而非日本或者德国。

译注：2017年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总体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左右，农村内部为0.7左右，城市内部为0.5左右。2016年研究表明中国大陆包含“灰色隐形收入”的基尼系数0.53，财产基尼系数0.66，代际收入弹性0.83。

图2

而当你看到对后代约束力最大的橡皮筋在哪一社会梯级时，这一情况会越发令人担忧。以 IGE 约为美国一半的加拿大为例，位于两国经济社会阶梯中段的家庭，其后代收入的浮动变化都比较可观，但区别在于两国阶梯的两端。在美国，位于底端以及顶端9.9%的孩子，最终停留的位置都最接近他们的起点。在这片机会之地上，你的出身越好，你成功的机会越大。

这里必须说明一点，以上这些对财富百分比的分析报告只能让你粗浅地了解美国不断演变的社会阶层体系。人们在不同财富分层中的移动并不一定会改变其所属社会阶层，而且对于所处的社会阶层，他们自身的看法可能和别人也不同。然而，即便这些财富数据所反映的趋势并不能完全说明更深层的变迁，它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美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变。

几年前，曾任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在回顾国际经济流动性数据时，发现了当代美国社会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根本性变化。他指出，不断加剧的经济固化和不平等现象并非如碰巧出现在海滩上的两块浮木，它们往往同时出现。纵观世界各国，不平等程度越高，IGE就越大（图2）。似乎人类社会有一种自然分离的倾向，一旦不同阶层间的分化太大，便会开始固化。

谨慎的经济学家们在看到这个图表后会告诉你，这只体现了相关性而非因果性。这样的言论对于我们这些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是个方便的武器，因为它帮我们捍卫了美国贤能社会的核心观念：我们的成功和其他人的失败无关。这样的想法固然很好，但古今各国，富人阶级固化阶级的手段总是简单粗暴。他们没有把钱投入社会生产活动中，而是用来建立“高墙”。此外，历史上总有一个上层的社会群体承担了巩固和捍卫这些高墙的责任，这个群体曾经被称为贵族，如今就是我们9.9%阶层。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如今我们懂得如何通过伪装成中产阶级来维持自己顶层的位置。

克鲁格酷爱图2这张图表并给它取名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这名字取得不错，让我有强烈的共鸣。《了不起的盖茨比》是F?斯科特?菲兹杰拉德写的一部关于美国梦幻灭的小说，故事发生在1922年，这也恰好是我的曾祖父偷偷把钱从标准石油公司挪往加拿大一个空壳公司的那一年。小说于1925年出版，同年特别检察官提交了证据，证明那家公司的债券最终流转到了内政部长手中。当菲兹杰拉德在巴黎的咖啡馆喝着咖啡时，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正在逃避美国参议院发出的质询传票，拒绝为他在茶壶山丑闻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证词。当时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在1928年达到顶峰。如今，我们这代也正日趋逼近这一顶峰。但我敢肯定他们当初也以为那样的状态能永久持续下去。

三、物种起源

我祖母认为，光有金钱，还无法成为贵族，但金钱可以雇来私家侦探。我的祖母是肯塔基州的名媛，偶尔跨界当时尚模特（有点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黛西?布坎南），所以当她的大儿子宣布要娶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女人时，她很清楚该如何处理。很快便有侦探向祖母汇报了这个女人的情况：这名未来儿媳来自巴塞罗那，全家以街头卖报为生。祖母立即宣布全面切断两方联系。实际上，我母亲家里经营着一家大型纸制品工厂。当我出生后，祖母终于让步了。为了让一切都名正言顺，她让这个当时随军驻扎在夏威夷的新晋家庭登上了纽约社交名人录（作者出生在夏威夷的檀香山，父亲是海军陆战队设在当地的一名军官）。

社会学家会一本正经地形容祖母热衷于管理家族社会资本，她不会让一个西班牙街头的小屁孩卷走自己家的社会资本。尽管她搞错了这个小屁孩的家庭背景，但她的确有这么做的道理。金钱或许是财富衡量标准，但并非财富的唯一形式。家庭、朋友、人脉、健康、文化、教育，甚至是地理位置都是财富的注脚。这些非金钱形式的财富并不仅仅是我们作为贵族阶层所享有的好处，更决定了我们的身份。

优渥的家境、健康的身体、一流的教育、优质的邻居和出色的工作，我们也许可以自称“五好”人群，而不是所谓的9.9%。我们与那些条件稍差的人有着天壤之别，甚至已经逐渐开始演化成一个新的物种。就像在我祖母那个年代，“物种”的形成往往源自一段爱情故事，或者你也可以称之为——性选择。

换个礼貌点的说法，叫做选型交配。这个短语有时也用来形容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新奇观，比如爆米花黄油的终极搭配或者洋基队球迷终于遇到了同道中人。实际上，当今对于选型交配的狂热来源于简?奥斯汀的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们都认为：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富有的如意郎君越来越少，觅得此等如意郎君所带来的好处被放大，反之亦然。一项研究表明，上一次人们在结婚时如此看重对方的教育水平还是1920年代。

所幸，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配对过程是水到渠成的。倘若你在精英校园的树下，或是高端专业事务所迎新活动中遇到心仪的那个人，你的财富在不知不觉中就会翻一番。但有时额外的防止措施也很必要，祖母就深谙此道。在这一点上，当今的新技术足以比过那些笨手笨脚的社交侦探。藤校学生想要寻找门当户对的伴侣可以申请加入一个叫“联盟”的约会软件。这个软件自然设置了很高的门槛：来自纽约的申请人中只有20%到30%最终能加入。有时人们把它叫做“精英们的Tinder”。

选型交配不仅意味着城里人找城里人、乡下人找乡下人这样的门当户对。更准确的说是：富人找到真爱，穷人饱受折磨。事实证明，为生计奔波的伴侣难以长相厮守。哈佛大学的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说，60年前，父母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家庭中，只有20%最终成了单亲家庭；现在这个数字接近70%。相比之下，在父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家庭中，父母最终劳燕分飞的比例也不到10%。1970年代以来，尽管许多人不再选择走入婚姻殿堂，但在受过大学教育的夫妻中，离婚率显著下降；而仅仅拥有高中学历的夫妻最终婚姻破裂的可能性则大幅增加。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拉吉?切迪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单亲家庭的比例实际上是衡量社会阶层固化最重要的指标。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该去寻找合适的伴侣并组建幸福的家庭。人们应当也总会通过这种方式追求幸福。我们精英阶层的人总是有一种错觉，只要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无可指摘，我们所有行为的总和就会对社会有益。我们可能在读法学院之前就读过莎士比亚，但仍对人生中的各种悲剧知之甚少。生活中，我们都默默选择了不平等，而这本身就是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恶果。它将婚姻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把稳定的家庭生活转变成了一种特权。富豪精英们把这些特权传递给下一代，而我们竟然认为这一切没什么问题。

当今社会，社会阶层导致的分异创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家庭分异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去你周围的瑜伽馆或是动感单车课上看看，你会注意到同样的分异也反映在我们的身体上。在19世纪的英国，有钱人真的跟普通人不一样。他们不仅拥有更多钱，还比常人高得多。有一项标题瞩目的研究——“英国的侏儒和巨人”表明，同样是16岁的男孩，来自上层男孩个子平均比来自下层营养不良的乡下男孩高8.6英寸（约21.8厘米）。如今，我们正在从方方面面复制这种差异。

在家庭收入不到3.5万美元的人群中，肥胖、糖尿病、心脏病、肾病和肝病等疾病的发病率是家庭收入超过10万美元人群的2-3倍。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在21世纪的头15年中不断上升。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将这一现象归结为“绝望死亡”的数量在不断上升，包括自杀、酗酒及吸毒等。

社会学的有关数据也清楚地体现了这种日益扩大的鸿沟。我们9.9%阶层居住的社区更安全，上的学校更好，通勤时间更短，接受更高质量的医疗保健，甚至就算不幸锒铛入狱，我们也会在更好的监狱服刑。此外，我们的人脉更广，拥有很多能给我们介绍新客户、给我们的孩子安排好实习的朋友。

这些特殊形式的财富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优势。这些优势难以效仿，而且比起单纯的炫富更加稳妥。我们这个阶层穿着牛仔裤和T恤，以示我们所谓普通的出身。我们更愿意讨论吃哪些有机食品来养生、后代取得了那些卓越的成就以及我们所处社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以此来彰显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掌握了如何通过高尚的道德来洗刷金钱的庸俗。

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将这些优势传给我们的孩子。在如今的美国，判断一个人是否会结婚、不离婚、追求高等教育、生活在高档社区、拥有广阔的社交网络、健康状况是否良好，看看他的父母就知道了。

我们把90%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远远甩在身后，他们往往债台高筑、被迫做出一连串糟糕的人生选择。我们往往会忽略：比起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育儿成本最高，身为人母处境更加堪忧，反对计划生育和生育权的运动其实是在针对底层90%的家庭，追求所谓法律和秩序的政治就是为了让更多下层人民不得翻身。我们宁愿把他们的相对贫穷解读为一种恶习：他们怎么就不能自己努力点呢？

新的生活形态必然会催生新的、独特的意识观念。如果你对此存疑，可以看看Monster.com上“个人和家庭服务”广告。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板块上挂着一则“忙碌的职业夫妻”寻找“兼职保姆”的广告。这名保姆（这则广告非常谨慎地没有明确要求性别）必须要“乐观、有爱心、充满活力、友善、聪慧、专业”，而且要有“出色的书面和口头沟通能力”。他/她需要“协助两个孩子的照顾和培养，满足孩子的全方位需求”，包括洗澡、穿衣、喂养，而且还要接送这些小孩上学和参加各种活动，所以拥有“早教学位”是一个“加分项”。

总而言之，保姆就像一个优秀的、专业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家长。当然，保姆本人肯定不是一个真正专业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家长。保姆绝对不可能成为我们忙碌的五好夫妻中的一员。她“必须了解一个在专业化管理的家庭中所应遵守的规矩”，并能够“随机应变”。她需要有“5年以上的保姆经验”，就意味着她不太可能有时间去读法学学位，因而也就不太可能变成雇主了。保姆具备的这些技能、教育背景、经验和专业程度只能给她带来一份“兼职”。

这则广告使用的是标准的21世纪商业用语，但是其实它要找的就是从前的家庭女教师。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这类女教师的人物形象充满矛盾，她在各个方面都和上层阶级看似相差无几，但却绝对不是其中一员。保姆要想翻身最好的机会就是像简?爱一样和庄园男主人（或者女主人）私奔。

在全能保姆与她的五好主人这本还没展开的小说中，如果你深入挖掘角色所反映的社会现状，你会看到一个熟悉的景象。无论是社会、生理还是文化资本，盖茨比曲线都完成了自我复制。更准确地说：盖茨比曲线正在通过多种财富形式表现出来。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无法用经济学的某个隐含规律来解释。虽然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向来颇有见解，但不平等并非像他宣称的那样是因为资本回报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不平等必然会通过其他非经济的、令人反感的财富和权力形式进行自我巩固。在生活中，这些其他形式的资本都反映了我们的优势。我们站在美德的高地俯视众生，就如高个子的英国上层阶级俯视其他人一样，仿佛优劣高低是自然产物。这就是贵族作派！

四、教育特权

我16岁的女儿坐在沙发上，对一个陌生人讲述她的梦想。就因为她说了一句：“我的朋友们都这样做。”于是我们就来到这里，真是个不祥之兆。有一瞬间我甚至还以为我们无意中参加了某个治疗项目。这位穿着干练休闲套装的职业女性目光锐利地盯了我一眼：“这时候感到焦虑是很正常的。”她倒真的把自己当成咨询师了。她不知道其实真正让我焦虑的是为了这套大学申请咨询服务，我花了12000美元，而这套服务最主要的目的仅仅是减轻父母的焦虑。不管怎样，既然已经来试体验这项咨询服务了，我就不打算空手而归。于是我让她推荐几个暑假活动。最后我得到的推荐是“10 天法国文化之旅”，在大学申请咨询业中，这类活动属于“丰富人生的经历”。后来我回家查了查，发现这10 天的体验“售价”11000美元。

也就在那时，我听说了SAT大神的传说。如果你碰巧开车经过加州海岸的黄褐色山谷，路过科技新贵们用金灿灿的股票堆积出的名宅，你或许会碰到他。他的高中同学在毕业四十多年后仍旧对他记忆犹新，因为他是当时的一个神童。当年他和他同样早熟的兄弟姐妹们在当地电视台展示了超常的语言天赋和音乐才能。如今，他满加州飞来飞去，教客户们十六岁的孩子备考。他两个小时的周末课程价值750美元，交通费另算（工作日便宜一点）。有些客户直接预定了每周一次的包年服务。

到这份上，我不由觉得是否过去的日子要更好过些。想要上好心仪的大学，掏够钱就行了。不过我又想到我祖父在耶鲁只撑了一年。当年如果你没有表现好，藤校会直接把你踢出去。但现在除非学生自暴自弃上了新闻头条，否则学校不会开除你。

这之后我不可避免地开始想该如何教育女儿。我想和她说，不上名校也完全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爱的是你。我们不是那种在车后贴些自我标榜的话来证明自己教子有方的俗人。而且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投行工作或者成为企业律师呢？但是我还是没有给她这一番说教，因为我太明白这样讲她只会认为这是父母惯用的鬼话，只是哄小孩的把戏。

如今，美国精英学生群体的肤色和性别都更加多样化，但他们的经济背景三十年来却愈加单一化。1985年，在全美250所顶尖大学中，有54%的学生来自收入排名后75%的家庭；2010年入学的学生中只有33%来自这个群体。一项2017年的研究表明，在全美38所精英大学（包含五所常青藤）中，来自收入前1%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后60%学生的总和都多。耶鲁大学前英文系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他2014年出版的《优秀的绵羊》一书中精准地总结道：“我们这套精英教育制度，看似推崇种族多样、性别平等，却还是落入了世袭的俗套。”

各种量身定制的平权方案也为富人保驾护航。正如丹尼尔?戈登在《名校的代价》里所说道，“传承录取”政策下，如果父母是目标院校的毕业校友，申请者处境会更加有利。和大部分人想象的不同，总体来说运动员录取政策也对富人家庭的子女有利；他们会去参与私立学校和精英公立学校擅长的曲棍球、壁球、击剑等高成本运动。而且，至少在最有钱的0.1%中，父母直接给学校捐钱的老办法似乎也死灰复燃（譬如特朗普的女婿，哈佛毕业的贾里德?库什纳）。

当然，在所有的平权方案中，富人最有利的据点还是私立学校。全国只有2.2%的学生从非宗教性质的私立高中毕业，然而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却占到哈佛新生的26%和普林斯顿新生的28%。至于其他平权计划，虽然旨在促进学生群体的多元化，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只是财富固化系统的延伸。它们的作用——至少部分作用——是让富人们心安理得地相信这些精英大学是在择优录取的基础上对所有人开放的。

虽然精英大学的录取率降低也减少了9.9%子女录取的机会。但是9.9%的孩子们，不必担心！我们为你们创办了一系列精英大学。在雄心勃勃的大学管理层和US News大学排行榜推动下，现在有50所大学都和1980年我申请时候的普林斯顿一样难进。这些大学似乎觉得拒绝的学生越多，它们就越像香饽饽。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它们沆瀣一气，利用高额免税捐款来扩大特权，而不是好好履行提高公众素质的职责。

和拒收率一样飙升的还有高昂的学费。与全国收入中位数相比，顶级大学的学费在1963年到2013年间翻了三番。更不用说花钱申请咨询师、请“SAT大神”、上小提琴课、私立学校、送读小学的孩子去拯救密克罗尼西亚的一个村子。说句公道话，助学金确实缩小了家庭之间的差距，也遏制了平均学费像物价一样飞涨的趋势。然而还有个问题：为什么富人这么热衷花钱进顶级大学？

一句话：因为值。

在美国，大学工资升水率已超70％；教育回报率比1950年高出50％，远超其他发达国家。在挪威和丹麦，大学工资升水率不到20％; 在日本不到30％；法国和德国大约是40％。

译注：大学工资升水率：大学毕业生收入与高中毕业生收入的比值。

这些数据还没考虑顶尖学校与其他学校的差距。根据教育部的数据，从进校时间算起，十年后毕业生中的收入最高的10%人群，其收入的中位数为68,000美元。然而如果只按十所最高收入大学来统计，这个数字为220,000美元——其中第一名的哈佛大学为250,000美元；其余30所顶尖大学为157,000美元。（并不令人惊讶，毕竟前10名的平均录取率为9％，接下来的30所则为19％。）

在这个迷信名牌的社会里，我们仍有可能在一般的学校里获得优秀的教育，但野鸡学校确实也害人不浅。对投错胎的孩子来说，我们社会提供了一种“虚拟”的教育系统。该系统中的大学徒有大学之名而全无大学之实，还让学生们背上了学贷。进入这种大学的学生不但无法收获大学教育的超值回报，还会成为某种契约的奴隶。

那么，这种我们似乎都心向往之的高等教育的溢价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告诉自己，高等教育的溢价源于我们获得知识和技能；酒过三巡后，我们还会大言不惭地说这些其实都是对我们极高天赋的奖励，而这种天赋我们早就在上学之前就已经有了。按照一些社会学家委婉的说法，我们是一群“智识精英”。

这些说法背后隐藏了精英体系的核心观念。我们告诉自己，无论如何，教育溢价不断上升的直接原因在于现代经济中优质人才的价值在不断提高。潜台词就是，不但优秀的人总会出人头地，我们所得的赏赐是跟我们本身的才华成正比的。

但事实是，高学历人群薪资更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工作能力更出色，而在于他们选择的工作本来就高薪。比如，超过一半的藤校毕业生基本会直接进入金融、咨询、医药或法律这精英荟萃的四大行业。简而言之，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种行业：第一种行业的从业者有集体定薪的能力，另一种只能独吞苦果。能进入从事第一类职业当然再好不过，但不出意料的是这类职业已经被大学毕业生们霸占了。

为什么美国医生的工资是其他发达国家医生工资的两倍？鉴于美国在英联邦基金会高收入国家医疗系统的排名中连续五年倒数第一，很难说他们治病救人的能力比其他国家的医生好一倍。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经济学家迪安?贝克给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任何一位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无论左派右派，都会认为美国医疗体系像一个垄断组织。”通过控制医学院录取人数、驻院实习机会、给外国医生的执照、给执业护士安排的角色，医生组织可以有效地降低其成员面临的竞争，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律师（至少是精英律师）似乎也在玩同一套把戏。即使在所谓的法学院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的律师在国际薪金排名榜上仍高居首位，比他们头顶假发的英国同僚收入平均高出一倍。2016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陶德?亨德森在为福布斯撰稿时直言不讳：“美国律师协会经营的就是一个国家特许的垄断组织。”

设置各种职业准入证书也为各种其他精英行业起到了庇护作用。政策研究人员布林克?林达赛和史蒂文?泰莱斯在《占领经济》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这种机制。例如，牙医行业就设有玻璃天花板，洗牙师在有牙医的监管下才能完成某些工作，这样牙医们就能留在9.9%阶层。版权和专利法在医药、软件和娱乐等需要较高教育水平的行业内起到了抬高利润和薪水的作用。然而和国民经济中最强势的两大行业——金融与科技相比，这些手段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相信科技行业这些聪明绝顶的小子一路创新、打破平庸现状的神话。现实是我们所熟知的五大科技公司市值总计3.5万亿美元，占据纳斯达克市值的四成以上。科技行业的剩余板块多为虚拟实体，也基本都在耐心地等着被这些巨头征服。

面对现实吧：这些钱就像是印着笑脸的“大富翁”游戏币。我们的社会很久以前就知道如何应对那些想靠石油等黏性物质垄断市场的公司，但我们仍对信息市场中通过人脉和规模效应产生的垄断束手无策。在我们能有所应对之前，超额的利润仍然会留在走在信息前沿的那些人手中，不用说，那些人都是精英。

当今精英阶层的龙头老大当然是金融产业。如今美国GDP中每12美元就有1美元落入金融产业；而50年代，银行家每40美元抽取1美元就很满足了。这个游戏的规则当然比赤手空拳捞钱要复杂，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其本质暴露无遗。承担风险的是公众，上赌桌的是金融大亨们；赢了他们赚，输了我们买单。我们现有的金融系统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这几十年来，权势滔天的银行家们将其设计成了为他们自己及其后代赚钱的机器。

谁被排除在这个游戏之外呢？自然是汽车工人，护工，售货员，家具工人，食品工人等。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的收入一直在国际排名的中段徘徊。美国的高收入神话到那些不需要本科教育的工种这里就破灭了。

你看，当这些顶尖大学毕业的人才聚到一起来保护他们的集体利益时，保证服务质量、创建良好工作的条件、让人才脱颖而出都是为了公共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喜欢拉帮结派，和其他穿着时髦白鞋的职业人士同行一起搞这些事。当工人阶层通过“工会”来做同样的事情时，则叫做违反自由市场的神圣原则，野蛮又落后。如果工人们聘请了顾问，并且通过由其它公司的同道组成的“薪酬委员会”来决定自己的薪酬，他们的下场不言而喻，看看现在CEO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

低工会参与度的高教育回报同期发生，这并非巧合。1954年，工人中有28%是工会成员，但到了2017年，这一数字降至11%。

真正有益的是教育本身，而非一纸文凭。真正的教育可以启迪思想，提高公民素质。追求高质量教育应当是为了造福社会。然而，在我们这不公正的教育系统里，教育已经沦为一种私人物品，其价值全靠毕业生工资的增长额才能证明。教育非但没有团结人民、充实思想，还在制造分裂、加剧贫困。换句话说，尽管我们心怀理想，希望普及教育，但也难敌盖茨比曲线的大势所趋。IGE是衡量日益增长的大学教育超额回报最精确的指标。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溢价越高的国家，社会固化的程度也就越高。

正在我为女儿的大学入学申请绞尽脑汁时（入学咨询师还是算了，SAT大师什么的想都不用想），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种关于才能至上的错觉如此根深蒂固。如果我——不对，如果她——能申请成功，不就证明我们当之无愧吗？如果教育系统其实是可操控的，那么换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操控能力不就是能力的又一证明吗？

所以尽管把SAT换成跑到公海上打沙狐球，或者随便什么吧。没人会质疑我们不能马上掌握；我们会很快说服自己只要沙狐球打得好，荣华富贵都是我们的；我们能迅速完善培养沙狐球天才的模式；不过，我们有谁会关注或关心脚下这艘船的航向吗？

就算我们中的有些人抬头看到了未来的可能面临障碍，我们就会因此不再全力以赴培养“最优秀的儿女”吗？事实是残酷的，如果做好父母和做好公民之间存在冲突，我们只会多带几把小提琴上船。

五、政府的无形之手

在祖父看来，对有产阶级的攻击早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就开始了。一切要源于1913年国会通过第十六修正案。为了提醒读者，这里特此说明：第十六修正案赋予了联邦政府直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权力。而恰好祖父是在修正案通过之前几个月出生的，让我感到冥冥之中一切都有联系。他毕生大部分收入都归功于他的出身。

祖父曾是一名股票经纪人。我后来才知道他其实主要是倒腾自己的投资项目，花钱进入证券交易行业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也爱好政治，一度宣布打算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选康涅狄格州的副州长（估计只有俱乐部里的人听过他的豪言壮语）。但他真正热爱的是飞行。对他而言，最重要的经历是他在二战期间服役，担任运输飞行员的那段日子，还有他和祖母驾驶特技表演飞机徜徉中西部天空的那段经历。对追求一种摆脱政府束缚、过上拥有无限可能的生活，我的祖父母始终充满信心。但到了垂暮之年后，由于从上校那里继承的遗产日渐微薄，他们终于开始对社保和医保上心了。

在一本关于美国政治思想类的书中有一页写到：我们必须在政府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对此祖父烂熟于心。但是如果你再多读两遍，你会发现它的真正涵义是在看得见的政府和看不见的政府之间做选择。贵族们大多倾向于看不见的政府，这样才能自由地行使特权。我们这些属于9.9％的人深谙如何一边让政府为我们服务，一边大声抱怨政府只为其他人服务。

首先，美国的税负被严重夸大了。在此前节日期间举行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举办了是否要针对富人减税的辩论，其中正方辩护人引用米特?罗姆尼的说法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每年平均有47％的美国人不支付任何联邦所得税，所以这些人对税改没有发言权。胡扯！当然，去年政府征收的1.6万亿美元联邦个人所得税是累进计算的。但征收的1.2万亿美元工资税则涵盖了所有工作者，却不包含类似于罗姆尼的投资者，并且由于只有一定数额的工资需要缴税，收入较低的人的税负反而更重。除此之外各州和地方政府还有2.3万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其中大部分是来源于累退销售税和房地产税。最贫穷的那五分之一所缴实际州税率是顶端1％收入人群的两倍之多，大约是前10％收入人群实际州税率的1.5倍多。

然而，比起精于享受各种退税带来的好处，我们对税负虚张声势的抗议简直不算什么。曾让我祖父窝火的所得税制度却无意中创造了一类隐秘的政府支出。它们名义上被称为“税收优惠”，但实际上更应该被看做是政府为了避免征税麻烦而让出的一笔钱。从理论上讲，税收支出可以用来支持任何有有价值的社会事业，事实上一些税收支出（如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也确实造福了低收入者。但更常见的是，由于“税收优惠”是关于个人财富及其边际税率的函数，所以这些优惠其实是倾向有钱人的。

让我们数数自己捞到了多少好处吧：联邦政府每年的税收支出包括退休储蓄免税（2013年达1370亿美元）；雇主提供的健康计划免税（2500亿美元）;房贷利息免税（700亿美元）; ,减免力度最大的来自房产、股票组合和私募股权合资企业投资的增值免税。2013年联邦税收支出超过了9000亿美元，这比联邦医疗保险（红蓝卡）、低收入医疗补助保险（白卡）以及所有其他联邦社会保障安全体系的成本总和还要高不仅如此，最妙的是，在这个系统里，51％的税收支出流向了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39%流向了最富的十分之一。

对9.9％人群而言，这项逆向征税计划最大的好处是底层90%的人对它毫无概念。工薪阶层在看到有人拿食品补助券来购买T骨牛排时会火冒三丈；但是在镇子另一边，有一户富人家以自住屋的名义卖了房子白赚了10万美元，他们却毫不知情。

别急，还有呢！别忘了孩子们。如果一个国家的灵魂可以通过其税法解读出来，那么我们国家一定更偏爱富人家的孩子。 2017年，税法将已婚夫妇可以留给继承人的免遗产税数额从可观的1,100万美元提高到了2,200万美元之多。准确来说：后代不仅能享受免税，还能享受税收补贴。40年前买的房产到现在的增值部分、已经长毛的股票投资包的增值部分，在传给后代之后也不用再缴税了。仅在2013年，这些免除税款就使国库收入蒸发了430亿美元，大约是儿童健康保险计划拨款的三倍 。

祖父的父亲上校先生在1947年去世时，当时的遗产税封顶税率是前所未有的77%。税后财产分到四个兄弟姐妹手中时，祖父那一份还不够他买一辆宾利车以及缴纳俱乐部的会费。政府让我能在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为此，我永远心怀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