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西洋月刊》：一个美国“新贵族”的忏悔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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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寸土寸金的地段

从我在布鲁克莱恩镇上的家出发，走路只要10分钟就能到理发店。沿途有郁郁葱葱的榆树和一幢幢颇有维多利亚时期风采的精品豪宅。这片区域的住宅都有超大壁橱，木质装修的客厅和 Sub-Zero 牌的冰箱。除了三两园艺师之外，你很难看到其他人。就算你碰巧遇到邻居，你们的谈话也不外乎：“我们厨房的装修费用总是远超预算，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砖瓦匠请来！” “谁说不是呢！我们整整吃了一个月的泰国菜外卖，就因为修煤气那人的汽车老是坏掉！” 你一路溜达，精神抖擞地到了“超级剪发”理发店，但那位友善的女理发师看起来却压力重重。因为她每天上下班都要在拥堵的高速公路开一个小时。修煤气的那人也这样，而砖瓦匠得从另一个州开车过来。他们都没钱住在附近。租金太他妈高了。

从1980年到2016年，波士顿的房价涨了7.6倍。算上通货膨胀，房产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57%。同一时期旧金山的回报率为162%、纽约115%、洛杉矶114%。如果你恰好住在像我住的这种社区里，你的邻居们都会自认为是房地产天才。（这也是我们在装修时有底气犯那么多错误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住在圣路易斯（回报率3％）或底特律（回报率-16％），那么你就不是那么明智了。 1980年，圣路易斯的一幢房子可以在曼哈顿换一间不错的单间公寓。但在今天，这座房子在大苹果城（纽约）只能换一间80平方英尺（约7.4平方米）的卫生间。

房地产的投资回报（如果买对房产的话）非常惊人，因此有一些经济学家声称仅仅房地产的增值就可以解释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财富的不断集中。各大城市的房价上涨并不奇怪：这些地方是新经济中的金矿。然而这也是一个悖论：租金太高，迫使人们，尤其是中产阶级搬走，不再继续“淘金”。从2000年到2009年，旧金山湾区的工资水平全国最高，却有35万人搬去了工资相对较低的地区。经济学家兼记者瑞安?埃文特在其《门禁之城》一书中写道，出于种种原因，许多美国人并没有选择生活在机会最多的地方”。经济学家恩里科?莫里提和谢长泰预计，从1964年到2009年，仅从纽约、旧金山和圣何塞等生产力集中地区迁出的人口就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了9.7%。

众所周知的是，这种非理性行为的直接原因是“后院”政治带来的碎片化。地方分区规划过度限制了住房开发，因此抬高了房价。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国家经济核心地区的人口流失极大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以及社会流动性的下降。

译注：1980年波伊特发表了《后院革命：理解新公民运动》（，此书被左派力量视为美国城市草根抗议运动的政治宣言。波伊特聚焦于1970年代美国邻里社区里身为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普通市民组织起来，在城市这个“社会工厂”中围绕广泛的主题争取地方权力和自治的草根性社会运动，并期盼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民主”推动社会进步。需要指出的是，“后院”（backyard）一词带有鲜明的西方社会色彩，其实与英美中产阶级前廊后院、独门独栋式低密度郊区化居住模式密切相关，其涵义也从家庭私人空间进而扩展到社会领域。西方社会的“NIMBY”现象（“Not in My Back Yard”的缩写，直译为“别在我家后院”音译为“邻避”）正是由中产阶级所主导并以维护房产价值和生活品质为核心的地方性社会运动。“后院”象征着中产阶级在法律上的和事实上的 “领地”。而领地是连接空间和社会的进程，也是权力的空间形式。中国城市中产阶层也正在逐渐确立自身的“后院”，形成鲜明的“领地”意识并采取维护领地的行动。在中国语境下，商品房小区是中产阶层物理空间上的集体“后院”，而其心理意义上的“后院”则不限于特定的空间范围也包括了某些社会领域。换言之，“后院”既是物质空间的也是社会空间的，它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兼有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意义。借用“后院”的隐喻，我们能够抓住中国中产阶层（特别是体制外新中产阶层）在城市生活中的核心特征。中国中产阶层的集体焦虑感或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称的“地位恐慌”颇受关注。其实，中产阶层的焦虑植根于社会整体对于向上流动机会减少和阶层结构固化的不安情绪之中。随着城市中产阶层的“领地”意识增强和“后院”范围扩大，其不安全感典型地反映在“谁动了我的奶酪”的问题上。中产阶层眼中的“奶酪”有时是房产，有时是生活环境或者教育资源等。至于究竟是“谁”动了“奶酪”，可能是开发商或者地方官员，也可能是其他社会阶层。城市中产阶层因此采取各种领地策略和集体行动努力维系其并不稳固的阶层地位。

房价上涨也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隔离。在美国, 任何地方都有一个隐形的“大门”，门上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需要多少钱才能留宿。教育水平隔离更加严重。在我住的波士顿市郊，53%的成年人都是研究生毕业的。相比之下，在稍微往南一点的郊区只有9%的人拥有研究生学位。

很多人认为根据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来选择居住的社区只是个人偏好而已，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事实上这是财富集中化各种形式的体现，第一位的自然是金钱。寸土寸金的地段总是紧邻各种巨型“取款机”：一个大到不会倒闭的银行，一个所谓友好的科技巨头等等。2016年，地方政府收取了5230亿美元的房产税，再创新高，也确保大部分税金肥水不留外人田。

依傍这些“钱罐子”不仅可以圈钱，还能让自己在丛林法则中胜出。住在黄金地段的人往往寿命更长、社交更有效、所在地犯罪率也更低。正如安妮?劳尔瑞在Slate杂志中所报道的，长时间通勤会导致肥胖，颈部疼痛，压力，失眠，孤独和离婚。一项研究发现如果配偶中有一人花45分钟或更长时间通勤，他们的离婚率会上升40%。

日益扩大的地域差距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公立学校的诞生基于于“人人机会平等”的美好愿景，但为了更好地服务上层阶级，一些顶尖的公立学校实际上已经私有化了。根据一个普遍认可的学校排行榜，加州5000多所公立小学中，排名前11的学校都位于帕洛阿托。这些学校面向大众且学费全免，但唯一的入学条件是必须入住这个房屋中价高达321.11万美元的镇子。相比之下纽约州的斯卡斯代尔看起来性价比更高：该地区的公立高中每年都向各常春藤大学输送数十名毕业生，但其中位房价仅为140.36万美元。

译注：美国学区房：美国教育有私立与公立之分，免费公立教育的涵盖范围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私立学校收费高昂，主要提供高端教育服务。公立学校为保障公平，一般都规定学生就近入学，就读于居住社区所属学区的各级学校。不过，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存在差异，一些“好学区”内的学校师资优良、财力雄厚，设有特长班和外语、艺术类等附加课程，这自然就吸引了不少家长为子女教育考虑而搬到“好学区”内。以纽约为例：纽约皇后区有些地区花费约30万至40万美元即可购得一套住宅，而同样房型如果在“优质学区”内，可能就要贵不少。在“寸土寸金”的纽约曼哈顿岛上，“好学区”房屋的价格则要高出同等地区其他地段房源价格20%至30%左右。多数购房者看重的是居住社区的综合指标，包括教育、医疗、社区服务、公共交通等多重因素，很少有纯粹为了“择校”而出手购买高价房的现象。

经济隔离不断加剧，而种族隔离的程度反倒下降了。我们这些9.9%为此感到骄傲。还有什么比这更好证明我们除了才能其他都不在乎呢。但其实我们心里并不希望这一点被证明。一个社区的氛围会决定少数族裔的比例，一般这一比例控制在5%-20%之间，但一旦超过这个比例，整个社区的就会完全变成黑人或棕色皮肤人群的聚居地。一个地区种族隔离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这个结论令人揪心却可能并不意外。然而数据还显示了另一个惊人的结论：种族隔离不仅会危害少数族裔。拉吉?切迪的研究小组认为，“有证据表明，种族隔离越严重，白人的社会流动性也会越低”。 当然这种关系不一定适用于全美国，并且数据反映的无疑也只是这个复杂社会机制的一个侧面。但这一结论反映了美国19世纪奴隶主们内心真实地想法：按肤色分群人群可以有效保证90%人群中不同肤色的人都各安其分。

译注：根据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与美国人口普查局对美国2000万儿童成长经历的调查研究，非洲裔男童与白人男童相比，即使出身于收入、教育和财富水平相当，父母双全的家庭，成年后收入仍有较大差距。研究人员在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这样的事实显然不能从个人能力、认知水平和家庭出身角度来解释，只能从家庭以外的因素来解释，那就是我们所处的社区、社会和经济大环境，对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总是区别看待。”这项研究的参与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拉吉·切迪透露，他们曾试图寻找一个非洲裔男童和白人男童发展同样好的社区，“但问题是，美国没有这样的社区”。美利坚大学反种族主义研究与政策中心的教授兼主任伊布拉姆·肯迪说：“长期以来，最流行的自由主义观点认为，造成社会分化的原因是阶层而不是种族，但新的研究无疑推翻了这种观点。我们显然不愿意正视（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主义。”

财富集中本地化带来了政治力量的集中本地化，这里的政治并不仅包括去投票站投票。让我们看看人口减少悖论，看看富人社区里累积了多少社会文化资本，我们在区域规划之争中捍卫地盘的能力就毋庸置疑了。我们还可以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声称我们完全是为了公众利益，为了保护当地的环境，保留社区的历史特点，避免过度拥挤。而实际上这都是为了竖起高墙，巩固权力、保留机会。这就是贵族本色！

住宅定义了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风格，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确立了我们的社会地位，保存了我们的财富，并允许我们将财富传给子孙。同时它也在慢慢扼杀我们的经济和民主制度。这是盖茨比曲线的实体反映。长久以来，美国经济一直遵循着到一个地方，建设新生活，拉帮结派，然后把饼做得更大的发展轨迹。如今我们也在书写另一部故事，可故事的版本似乎却是：我们砰地关上了身后的门，然后钻入一堆商用厨房设备下，最终慢慢走向窒息。

七、我们的盲区

萨拉阿姨特别相信所谓的家族历史。据她所说，我们家族的姓是直接从古苏格兰的国王们传下来的。我们的曾曾曾（不知道多少辈之前）祖父威廉?斯图尔特，是美国独立战争大陆军中的一员，是乔治?华盛顿的得力干将。至于萨拉阿姨，不知为何成了“波卡洪塔斯姐妹”的后代。这些故事从来都很无厘头，但萨拉阿姨还是坚信不疑。我们家族一定是天选之家。

我们9.9％就不会这样想。我们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的特权由来已久。因为与萨拉姨妈和她幻想的公主不同，我们成功地说服了自己我们根本享受没有任何特权。

回想一下，当某些“愚蠢”的人提醒大众我们拥有特权时，我们中的有些人作何反应。去年，在著作《梦想囤积者》出版后不久后，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理查德?V?里夫斯为《纽约时报》撰文，告诫读者“别再装穷了”，之后许多读者指责他搞“阶级斗争”，净写一些“毫无意义的文章”，甚至“恶贯满盈”。

译注：《梦想囤积者》： 因为上层阶级的分离和延续侵蚀了更激进的政策方法的前景。中产阶级各种形式的“机遇囤积”形式使其他人难以奋起反抗。其中包括，分区法和学校教育，职业许可，大学申请程序和实习分配。里夫斯认为，中产阶级的机会囤积会导致竞争较弱的经济体系和较不开放的社会。这本书展示了美国社会是如何成为早期美国人反抗的那种有阶级界定的社会，以及为恢复更公平的社会而做的事情。

社会学家雷切尔?谢尔曼在《不安的街道》一书中鞭辟入里地描绘了我所属的这类人，以及我们所患的这种综合症——当别人提醒我们拥有特权时，总有一些人会反唇相讥：“我生于赤贫；我靠自己的本事挣到了现在的一切；我25万美元的薪水只能勉强度日。你应该到我们孩子的私立学校去看看别人家父母！”

译注：“尽管媒体大量报道有钱人的形象，在目前这个贫富悬殊空前历史时刻，我们对于有钱是什么样子知道的非常少。”雷切尔·谢尔曼在《不安的街道：富裕的焦虑》一书的引言写道。谢尔曼对于有钱人的第一个发现是，他们不希望接受她的访问。勤于奔走之后，她设法和50位纽约曼哈顿一带的上流社会人士坐下来谈谈。多数人不是年收入超过百万元，就是资产超过800万元。谢尔曼第二个发现就是这些特权阶级通常自己不会这样认为。一名女士有一户可以俯瞰哈德逊河的公寓，在纽约度假胜地的长岛汉普顿有别墅，家庭收入一年至少200万元。但是她告诉谢尔曼说，她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她解释说：“我觉得不管你有多少钱，总有人比你多一百倍。”另一名类似家庭收入(多数是她企业律师丈夫所赚)的女士形容她的家庭状况“还好。”“我的意思是，那些银行大亨完完全全胜过我们。”第三名女士家庭收入更高──年收入250万元，反对谢尔曼使用“有钱”这个字眼。这名女士说：“‘有钱’是相对的。”她的有些私人朋友乘坐私人喷气机去度假，她说：“那才是有钱。”那么那些超级有钱的人，当他们和那些极端有钱的人比起来，也会感到自卑。上述的第三名女士把她自己放在“(最有钱)百分之一的最最最底层”来支持自己并不“有钱”的观点，她说：“百分之一的底层和百分之一的顶端是大大的不同。”谢尔曼认为，她的研究对象不愿把他们归类为富有，因为这个标签似乎暗示“为富不仁”。谢尔曼写道：“这些纽约客试图把他们自己看做‘好人’，好人工作勤奋，量入为出……他们不自夸或炫耀。”谢尔曼所报道的有钱人的焦虑和加州大学的研究结果相符。显然，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是非对称的，它对那些处在底层的人造成极大的压力，但是很少带给那些处于顶层的人极大的快乐。

部分是因为我们缺乏倾听的能力。美国人总是无法区分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和对个人的攻击。于是当一位作者揭露了一个根源复杂、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时，便会有读者回击：“怎么，你想因为我的成功而惩罚我吗？”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这种心态往往是因为认知失调引起的。人类总是擅长记住自己奋斗的艰辛，他们不太可能知道，在镇子的另一头，还有人为维持生计一天要打两份最廉价的工，而不是一整天都在看“辛普森一家”的重播。人类总是将自己的成功简单归结为：我自己做到的。他们总是会忘记自己的成功背后有多少人的帮助和牺牲。9.9％阶层也常常将地位竞争压力与生存压力混为一谈。说真的，没送你的孩子上斯坦福实在不是什么改变人生的重大灾难。

又或许，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特权正日益扩大是因为我们才刚刚获得特权。自（从未完全成型）的精英社会演化为（正在起步的）贵族社会，仅仅花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阶层的形成和固化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快。只是我们的意识是滞后的，我们深陷与生俱来的假想中。

犯这类认知错误是人之常情，但只要有人说特权是不劳而获的时侯，各种抱怨就会响彻足球场，绵延不绝，让人无法充耳不闻。尽管这些抱怨和事实相悖，但它的确揭露了9.9％ 阶层生活的部分真相。它们真正要表达的是：当贵族没你们说得那么好！

盖茨比曲线很奇怪的一点是，尽管它维护了我们的特权，但似乎并没有让生活变得一帆风顺。比如，据我所知，在上校家里长大并不是一件易事。我祖父最爱念叨的一个故事是就因为他年少轻狂时犯的一点小错，他那250磅重6英尺高、一度参加过“莽骑士团”的父亲就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把他踹飞到房间另一头的地板上。无论大事小事，上校的火药桶总是一点就着。

杰伊?盖茨比可能深有同感。西卵区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像表面上那样安静祥和。普林斯顿毕业、从私立预科学校开始就一路坦途、悠闲自得的王子，只是我们出身低微的祖先在仰望生活在云端的人时的幻想。实际上西卵区的人很清楚，只要稍有不慎或者天降横祸（或者祸不单行），他们的地位就会急剧下降。我们都知道眼下的地界寸土寸金，住在岛外更不可想象。我们已经意识到，盖茨比曲线所反映的生活中有一个根本矛盾：不平等越严重，钱能买到的东西就越少。

我们深刻地意识到，阶层只会为阶层本身服务，而阶层中的人则是微不足道的。总有人被挤出，被新鲜血液取代。随着特权阶层与下层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这种对于特权的不安全感只会日益加重，这也不断鞭策着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修建高墙，好排除异己，从而自保。

西卵区的生活还藏着另一个事实：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对盖茨比而言，东卵区的传统富人们就是在他之上的人。对上校来说，就是小约翰?洛克菲勒。你总是在试图取悦他们，可是他们总是时刻准备着与你划清界限。

仔细想想，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拿正当权利去换取特权。我们甘愿剥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所有人的普世权利，比如接受良好的教育、完备的医疗保健、在职场上有充分的发言权，以及真正平等的机会等，因为我们自以为可以成为最后的赢家。但是在这场步步惊心、不断升级的特权争夺战中，谁又能笑到最后呢？

在这种情况下，自欺欺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于事无补，可惜萨拉阿姨醒悟得太迟了。上校手里那点钱到了她那一代就所剩无几了，但她仍然深信家族的传奇历史，还踌躇满志。她坚信自己继承了祖先的商业头脑，于是把所有的家当都投入到互联网泡沫中。结果到了临近退休的岁数，她还穿着红黑相间的工作服，在佛州杰克逊维尔附近的温迪快餐厅卖汉堡。

八、民怨政治

精英阶层的政治理念是反对怨恨的。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在人生中，应与时间赛跑，而不是与他人竞争，就当彼此互不相干。如果有人在长岛水域购置了一艘快艇，那就祝贺她吧。失败者只会微微一笑，下次更加努力。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人类总是左顾右盼。我们密切关注别人的一举一动，特别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只有通过别人的眼睛才能明确自己的地位。

最能反映贵族特权的也许就是其激发的怨恨。按照这个标准，9.9%的确权势滔天。怨恨集中表现为政治分裂和动荡，在这方面我们可谓交出了一份完美答卷。在过去两年中，贵族阶级造成政治分裂这类的报道充斥于各大新闻头条。

在2016年总统选举这个美国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怨恨达到了最高点。怨恨化身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怨恨来自于一小部分0.1%的超级富豪（不一定都是美国人）与一大帮子来自底层的90%人群——他们凡事都与9.9%阶层唱反调。

根据CNN和皮尤的出口民调，约有20%的白人选民把票投给了特朗普。但这些人并不是老年白人（不过他们的确偏老）。首先要明白，这些人中绝大多数不是新经济的受益者，当然总体上他们也并不贫穷。但他们的确有理由觉得市场在评判过他们后认定他们有缺陷。希拉里?克林顿胜选县的GDP惊人地占全国GDP的64%；而特朗普的胜选县只占36%。来自房地产网站Zillow的资深经济学家阿伦?特拉扎斯发现，希拉里?克林顿胜选县的房价中位数是25万美元，而特朗普的胜选县只有15.4万美元。算上通货膨胀，从2000年1月到2016年10月，希拉里胜选县的房价上升了27%，特朗普的胜选县只上升了6%。

特朗普胜选县人民的身体健康水平也较低。雪城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香农?蒙纳特发现，“铁锈地带”有很多县支持特朗普这位反政府补贴医疗保健的候选人，而这些县遭遇绝望死亡（死于酗酒、毒品和自杀）的人数为全美之最。若要把全美变成特朗普的地盘，那就必须减去大约1/4的GDP，把1/4的房屋推进大海，另外国民平均寿命要缩短好几年才行。特朗普最爱的词汇之一就是“不公平”，这是有原因的：心怀怨愤的选民最想听的就是这个词。

译注：美国的“铁锈地带”指的是昔日的工业繁盛地区，如今已衰落。随着制造业一起“垮掉”的，还有生活在这里的男性。《大西洋月刊》称，失业让他们一蹶不振，沉迷酒精和毒品，一些人干起了贩毒的勾当。当地已婚女性不得不扛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成为既主内又主外的“女汉子”；那些未婚的女性则对在家乡找到值得托付终身的好男人不抱希望。

虽然如此，特朗普的（白人）选民最大的特点不是低收入，而在于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或者干脆说他们缺乏教育。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分析，在有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身上，特朗普输了17个百分点，非常丢人。但与此同时，他在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身上狠狠扳回了一局，在他们身上特朗普足足赢了希拉里36 个百分点。根据纳特?西尔弗的分析，全国教育水平最高的50个县都踊跃支持希拉里：2012年奥巴马在这些县仅赢了17个百分点；而希拉里赢了26个百分点。在教育水平最低的50个县中，结果恰恰相反：奥巴马输了19个百分点，而希拉里输了31个百分点。少数族裔占人口多数的县也是如此：教育程度高的县于更倾向于克林顿，教育程度低的更倾向于特朗普。

1963年，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写了《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08年，苏珊?雅各比在《美国的反智时代》中发出了警告；2017年，汤姆?尼克尔斯写了《专业知识的终结》一书。无理性时代，特朗普成为了英雄。“白手起家”的特朗普一直是那些不得志之人的偶像。他是美国梦的神圣化身，他不听命于任何人，他是穷人眼里最理想的富人。他们受不了那些受过教育的伪君子。尽管特朗普对政策一窍不通，但他不以为耻。对于那些认为刁难知识分子的政策就是好政策的人来说，特朗普的确是完美代表。当理性站在了平民的对面，平民也会选择站到理性对面。

译注：《专业知识的终结》：随着科技发展与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能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丰富。然而，这助长了自恋情绪。大家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信息，很多人认为自己的知识水平可以与专业人士相比肩。所有的声音，包括那些最荒唐的想法都要求受到重视，任何反对知识平等的意见都会被视为精英主义。作者对当前这种轻视专家与专业知识的趋势感到忧虑，他表示，一旦民众都认为大家的知识水平一致，就容易滋生民粹主义与技术统治论。

《反智主义》包括：美国文化之战初期的社会伪科学；赤色分子、左翼分子与同路人； 由盛至衰的中流文化；青年文化与名人文化； 新的旧式宗教； 垃圾思想；娱乐文化；公共生活：愚蠢标准的不断降低。

我刚才有提到这里的“一般人”是白人吗？如果有，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看看美式民怨的另一面了：把非白种人都踢出去，白种人集合在一个想象的群体里，紧密团结，一致对外；而社会问题全都出在那些乞讨的，骗钱的，专吃救济的人身上，而挥舞（白人）祖先的大旗、抬出（白人）祖先的宗教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难怪政治学家布莱恩?沙夫纳发起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无论在那些“强烈不反对白人因为肤色受益”的选民身上，还是那些“强烈赞同女性想从男性手中夺权”的选民身上，特朗普都大获全胜。注意，上述观点并不直接反映选民是否有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但能反映出选民是否心怀怨恨。如果有人一面坚称自己不搞种族和性别歧视这一套，一面又把票投给那个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者和性侵嫌疑犯，那么他/她一定心怀怨恨。

没有人生来就心怀怨恨。种族主义、仇外主义、反智主义、自恋心态、非理性主义以及其他所有形式的怨恨要成为大众现象，需要高昂的制造费用，并且一旦形成，对民主政治的危害是致命的。只有通过长时间电视节目的狂轰滥炸，巧妙操纵社交媒体，高价维持信息茧房，操纵者才能利用人性中的黑暗面，成功地谋取政治利益。尤其是种族主义，它并不像很多美国人认为的那样是历史遗留问题，相反它不断改头换面又粉墨登场。大规模监禁、危言耸听和种族隔离并不只是偏见导致的后果，也是强化偏见的手段。

美国政治生活的剧烈两极化并不是由于双方态度恶劣、缺乏理解。它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带来的直接结果。没有0.1%人群（确切地说，是这群人中最具野心的那一部分），是不会酿成这一恶果的。守住财富的常用方法就是离间对手。盖茨比曲线不仅在现实生活竖起了高墙，也使人心有了防备。

但我们这9.9%并不能因此脱罪。我们或许没有资助种族迫害的活动，但我们独占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机会。我们是掠夺90%、供养0.1%的始作俑者，并乐于从这些战利品里分一杯羹。我们的所作所为导致另一个群体充满怨恨，变得易受操控，而我们沾沾自喜、冷眼旁观。最后，我们也要自食其果。

对于我们要承担的后果，首先需要了解最重要的，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怨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既不是一项改革计划，也不是“民粹主义”。它不是民主制度的体现，只是民主制度的病征。利用民怨来操纵民心的政治只会加剧不平等。修改新税法、环境、电信和金融服务行业法规的行政命令、任命保守主义法官，从极其无能的特朗普政府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可见一斑。这些政策只会把底层90%的人群压在精英制度的大山下，不得翻身。

第二点:下一个挨刀的就是我们自己。随着充满怨恨的人群不断扩大，顶端的“伊甸园”只会越来越小。那些乘着民怨的东风上台的人最终会意识到，与其让我们继续充当他们的摇钱树，不如把我们树立成平民的敌人更有利。最近的税法中针对蓝州的条款惹恼了9.9%中的一些人，但这只是开始：随着民怨政治图穷匕见，我们品尝的苦果只会越来越多。

译注：新的美国税收法案针对的是那些高税收州，尤其歧视过去主要投票支持民主党的“蓝州”，并使其承担不公平的税务负担。

第三点，也是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社会动荡。过去的一年是最充分的证明。无理的人通常也是不服从“管理”的人，这个就不用我赘述了。你查查“宪政危机”这个词在过去五年中出现的频次就知道了。这就是盖茨比曲线的可怕之处：你以为你利处安室，但随着阶级固化，整个社会都会变得更加脆弱。回顾历史，你就会知道这个过程的最终结局如何。

九、贵族的陨落

当年，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为躲避传票销声匿迹了好几个月。他的律师宣称他在墨西哥或南美进行敏感业务的谈判，一旦他的确切位置曝光就会威胁到国家利益。最终，来自蒙大拿的联邦参议员托马斯?J?沃尔什把律师拖到了证人席上，向他展示了哈瓦那报纸八卦专栏的剪报以及对上校不利的照片。上校以爱马著称，很显然他常去赛马俱乐部。在各种豪华午餐晚宴以及哈瓦那游艇俱乐部的舞会上，都能拍到他的微笑。

参议员们最终把上校弄回来了，当他们就那些如臭虫一般蚕食政治生态系统的空壳公司的债券对他提出质询时，他倒教训起了他们，质问他们谁才是管事的老大。他宣称，“根据美国法律，我不认为这个委员会有权进行这种审问。”即便如此，他还开恩似地补充道，他“本人没拿过这些债券”。这句话在英语里无论怎么解读都是句谎言。

“斯图尔特王朝”的末期并不辉煌。一个记者嘲讽道，一个雄辩的律师“用狡辩”帮上校摆脱了藐视法庭的指控，但小洛克菲勒却不愿意原谅他造成的这场公关危机。为了赢回股东的心，上校无所不用其极，但无功而返，只得“挂冠退位”，回到了楠塔基特的家族庄园。

但这些都没有改变茶壶山丑闻案所暴露的现实。茶壶山丑闻案涉及贿赂、回扣，官员串通油商谋利。在盖茨比曲线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民主岌岌可危。当时掌权者也腰缠万贯，说到底二十年代的金融家们想要的就是古往今来所有金融家们追求的，所以当时的“公仆”们便把那一切拱手送上。比如，卡尔文?柯立芝政府在1926年通过了巨额减税法案，以确保人人都能赚到最多的钱。富人们似乎认为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直到1929年10月华尔街出现股灾。

当这些圈钱行为发生时，90%在哪里呢？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在3K党的集会上。在当时90%中嚷嚷得最厉害（但人数不一定最多）的那部分人看来，美国最大的问题都出自于大批蹭吃蹭喝的移民。而现在，你也知道，当年那些移民的后代现在也照样怪罪如今的移民。

财富集中的浪潮掀起于镀金时代，在1920年代达到顶峰，最终搁浅于大萧条和二战时期。如今，我们一般认为创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并在战后开花结果的社会福利体系是新时期不平等的罪魁祸首。但事实是，社会福利体系是结果而非原因。死亡和大破坏才是变革的真正动因。股市崩盘极大打击了富人，而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则赋予了劳动者权利，尤其是女性劳动者。

译注：二战中女性走出家庭，承担社会生产，忍受失去亲人的苦痛，在精神和体力的超负荷承载中，历尽艰难。战争给了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妇女在社会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取得了立足于社会的能力、资本和信心。战争最终给了妇女改变命运的契机。进入工业化社会后，生产开始社会化，家庭和社会明确分离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家庭是生活的领域，私人的场所；社会是生产的领域，公众的场所。男女两性也明确的分工为男主外——从事社会生产劳动；女主内——从事私人家务劳动。在工业化社会，劳动价值、经济结算个体化，一切社会劳动用金钱报酬来衡量支付。男性所从事的社会劳动按其劳动强度、技术含量按价付酬，男性的报酬纯粹是男性个体劳动所得，不包含女性的贡献。当家庭失去生产功能，成为纯粹的生活领域和私人场所后，主内的妇女们便失去了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她们在家庭中所从事的所有劳动，包括生儿育女、照顾老人、日常家务都是在私人领域完成的，不被社会所承认，这些劳动无法用报酬来衡量，便失去了劳动的经济价值，成为义务性质。妇女在家庭中所从事的活动，也是人类的一项基本劳动，是人类文明延续不可缺少的劳动。工业化社会把这部分劳动交给妇女，同时又不承认这部分劳动的经济价值，女性的人生价值被抹杀了。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女性又一次遭到了贬值，成为不用支付报酬的家庭保姆。工业化社会的两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化社会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为争夺各自的经济利益，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它涉及的面广，持续时间长，两次战争间隔的时间短，给整个世界造成巨大的破坏，也给妇女改变自己的命运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二战爆发，男性从社会生产领域撤退，进入厮杀的战场。非常时期，男性顾不上压迫、排挤妇女，也无法排挤妇女，并且不得不鼓励女性与之并肩战斗。女性被爱国主义的口号所召唤，从家庭中出来，进入社会生产领域，从私人场所出来，进入公众场所，进入从前男性的领域，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从事有报酬的工作。她们像男人一样，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从被供养者一跃而成为供养者，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找到了人的尊严。战争迫使女性走出家庭，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妇女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她们用实践证明了女性也可以与男性一样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并且很多女性用事实证明自己可以与男性干的一样优秀，这使女性对自己的认识发生的质的变化。

这场镀金的、汹涌的破坏性浪潮绝不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于不平等造成的动荡。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无论从市场资本或雇佣规模来看，美国最大的行业都是奴隶业（以及繁衍更多的奴隶）。在那段时期里，整个行业高度集中：不到4千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数目的0.1%）拥有四分之一的奴隶，而另外39万个家庭（可以称之为9.9%，大约这个比例）则瓜分了剩余的奴隶。

这些蓄奴精英比他们绝大多数白人同辈受过更好的教育，健康水平更高，餐桌礼仪更好，更不用说和奴隶相比了。他们不仅统治了美国政府，还控制了媒体、文化和宗教。他们的信徒成功地在布道坛和新闻网络里展示了奴隶制度的神圣和慈善，以至于数百万没有奴隶的贫困白人以“为保卫奴隶制度献身”为荣。

在这次浪潮中，62万军人死于战争，大规模的财产遭到破坏。它的确在一段时间里推动了美国南部的平等，只不过这个过程很快就反转了。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并不是人类不平等史上的始作俑者。作为北美殖民者的来源地，欧洲各国早已见识过不平等和社会动荡，美国人用了一个多世纪又重蹈覆辙。不论是古罗马、近东、亚洲还是南美，这一历史进程都一样。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在《大调平器》一书中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只有战争、革命、亡国、瘟疫、其它疾病等大灾大难才能解决不平等。这个结论比较悲观。现在美国第三波不平等浪潮看起来正达到顶峰，我们又有多大把握说沙伊德尔的这个结论不会再次发生呢？

译注：沙伊德尔提出，只有四类事物会导致大规模的“均贫富”。首先是区域或全球性传染病，比如黑死病改变了中世纪晚期欧洲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值。整个国家和经济体系的完全瓦解也有这样的效果，比如中国唐朝末期和西罗马帝国的解体。当所有人都变得穷困时，富人的损失最为惨重，20世纪的革命和世界大战的效果就是如此。

我们这个阶层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我们自认为是与众不同的新一代。其实这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前辈的不了解。我一直以为上校出身于上校世家，每一位祖先都把自己巨大的优越感传递给下一代。显然萨拉阿姨的“宣传”比我认识的更到位。

1866年，罗伯特?W?斯图尔特出生于爱荷华州的一个小农场里。用标准石油公司历史学家保罗?亨利?吉登斯的客套话来说，一家人起早贪黑，“家境也一般。”邻居们发现这个村野少年不大一般，便凑钱送他去科伊学院上学；这个学院非常小，位于以肉类加工产业为主的锡达拉皮兹。不难想象，当这位靠奖学金上学的少年几年后终于踏入耶鲁法学院时，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力争上游了。哈瓦那游艇俱乐部的闪光灯摄下的某个摆拍姿势，或许在中西部寂静平原的某处对着一个满是划痕的镜子已经练习过了。

十、抉择

我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局过于悲观。即便我们泛舟而上，逆流前行，却注定要退回过去，但我们怎么知道回去的是哪一段时光呢？

历史证明，许多贵族阶级也曾做过明智的选择。譬如，古代雅典那 9.9% 的人曾推迟过盖茨比曲线下那股大潮的来临。而美国的初代革命者也大都来自 9.9% 这一阶层，但他们背叛了英国国王，创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所以，最好的革命都不是从底层开始的，它们是中上阶层的奋斗成果。

这些做出正确抉择的贵族历史罕见，但也正是他们创造了新时代。不论是从总人口数、人均寿命、物质财富、艺术表达、暴力事件，还是其他衡量人类生活质量的指标，现代社会和过去任何时代截然不同。历史学家们对人类历史的这一巨大转变给出了很多复杂的解释，如蒸汽机的发明、对微生物的认识更进一步、气候变化等，但是平等的观念，看似简单，却比以上答案更为重要。所谓现代史，就是一部美国革命的核心理念传播壮大，在世界落地生根的历史。

日益加速的不平等已导致社会阶层不断固化，而我们当下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要通过扭转这一固化进程来重续美国民主的承诺。只要社会不平等，我们的政治就永远缺乏理性；理性一旦缺失，社会问题就都无法解决。这是一个世界性、历史性的难题，而目前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从很大程度上说，都只是隔靴搔痒。

譬如，为了让更多人进入高级的课堂学习，善意的精英们推出了更新更好的考试方式。很好，但仅靠调整精英大学的录取方式，我们不可能改变盖茨比曲线。政策制定者们打算修改那些特别过分的税法，比如减免房贷利息税和大学学费储蓄计划。也不错，但接下来怎么办？ 保守派继续重走所谓“人格逻辑”的老路，比如坚持传统婚姻或者重拾从前的信仰。重塑家庭和社区纽带固然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赞颂这些美德并不能将任何家庭从不平等经济体制的重压下拯救出来。与此同时，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的激进人士说他们想要一场革命。看来他们还没意识到：如果要像他们所想的那样简单地解决问题，那就必须要发动极端暴力、极具破坏性的革命了。

指导美国发展的始终都是理念，而非政策计划，更不是现实。人权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仅靠几个简单的短语或古老的宣言就永久建立起来，权利的内涵也总是因时而变的。在当今世界，我们应该明白，享受医保服务、学习美国文化中积淀的智慧、拥有体面的家庭和友好的邻居，这些权利不应是那些少数操控者的特权。因为这些权利和先辈们所说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等权利是同根同源的。

是的，真正有效的变革需要联邦政府行动起来。解铃还须系铃人，他们可以创造垄断权力，但也可以打破垄断；他们为政治献金，也应该还政治一片净土；他们让资本取代劳工来获得权力，但也能让劳工再一次站起来。变革也需要在州和地方层面推广。不然我们如何能够开放社区保持并恢复教育的公共属性？

我们每个人也要有所付出，尤其是那些在这轮游戏中暂时的赢家们。我们不要只关注眼前的成功，要想想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帮助那些社区之外的人。我们要为别人的子女争取机会，就当成也是为我们自己子女的前途争取机会，因为事实可能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