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推荐很有价值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纪录片《愚公移山》 -- 路很长

解放前，大多数底层是没有机会上学的。学习文化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阶级的特权。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对应的是特权阶层。

建国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同时工人阶级承认知识分子的能力和贡献，认可他们的高收入。同时，工人阶级也认真学习知识文化，希望成为有知识的人。

改开前期，读书是底层百姓上升的通道，是没有背景的百姓进入体制的途径(所谓干部身份)。

随着扩招，这条通道被大噪声阻塞，大学生沦落成知识民工。由于读书不再是特权，大学门槛被降得太低，知识分子的定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背景的大学生成了无产阶级的一员。

同时由于大下岗导致工人地位底下，没人愿做工人，供需关系导致工人的收入比大学生高。仁兄把这种现象解释为知识分子和工人差距变小，手法是不是低劣了点？

在西西河玩这种把戏，你找错地方了。

就象西方世界，中产被整垮，自然中产和底层的差距变小了。其实这样说也没错。

问题在于价值观不同，他认为这是好事，是进步，你认为这是倒退，是社会在衰亡。

再精确说一下吧----一个人，有没有大学大专国家中专文凭（这是长期以来知识分子的定义），现在是几十年来是最无所谓的。

关于待遇比普通工人高是事实-----但是比起80年代，以前知识分子在提拔到领导岗位的时候是有所谓玻璃天花板的。而8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建国以来最吃香的时候（河里的忙总兄弟都是二十几岁，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当上很大的干部了）----所以80年代的人说文革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也是没错的。

这个话题我真的比较困惑，尽管我是工厂区长大的，但对工厂的行政干部这个群体却完全不了解

就我所知，当时工人身份，干部身份还是泾渭分明的

工厂干部的来源主要有

1. 解放前的老革命，和解放前原工厂的留用人员(这些人最起码是爷爷奶奶辈的人物了，令堂不应该是这两类）

2. 解放军的复原军官（军人复原是工人身份）

3. 大学大专和高中专（初中毕业后上的中专，和初中专相对）的毕业生

-----我想问问，令堂是如何担任行政干部的呢？她是如何取得干部身份的呢？是工人提干的吗？

如果是工人提干，那是每个工厂几乎都有的事情，李瑞环就是这个出身-----令堂是提干后不从事体力劳动，而岗位工资低于提干以前吗？（周末我可以打电话问问我父母）

实际收入估计能差一倍以上。而且烟厂发钱之外，还发很多实物。

我母亲出身农民，解放前是文盲，解放时都十几岁了，上的GCD的扫盲识字班，和一大帮小屁孩一起认字。后来因为学习好，直升高中，本来不想再读书了，家里穷，而在农村，女孩子要认几个字就很体面了，能嫁很好的人家了，而能上到高中，简直就跟女秀才差不多了。

但学校的老师不同意，说太可惜了，就多次上门找我姥爷做工作，说我母亲一定要上大学，为国出力，自己也有出息。要是当时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老师有病非要拉我妈跳火坑？

但因为我母亲家里不太支持，思想包袱太重，所以高考发挥失常，上了一所不太喜欢的大学和专业，加上出身安静的农村，对嘈杂的大学宿舍不适应，晚上一直睡不了觉，加上家里没钱供上大学，结果上了一年就退学了，等于我母亲仅仅是高中毕业，连肄业都不算（好像大学两年才算肄业），所以我母亲不算知识分子，这也是我母亲一生的痛。

再后来她做了北漂，靠躲在一个同乡家里没被下放回农村。后来赶上京东的一所电子学校建校，需要有文化的人，因为我母亲上过高中，经过考试就进了学校当老师，就一边学一边教，学了很多无线电知识。后来北京组建电子联合厂，需要业务人才，她就被选拔做了总厂机关的基层干部，主要是写报告，写计划，到下边各新成立的工厂开会，一天到晚地忙，节假日总加班。据她讲，当时的建设和发展一点不比后来的改开差，而且都是实打实的打基础，打底子。

因为我母亲在城里上班，家却住三环路，很远，身体又一直不好，又要生养孩子（就是鄙人，当时体弱多病），就自己申请下到离家最近的一个厂子当工人了。现在很多人听着新鲜，其实无论是毛时期，还是在加拿大，只要是维持稳定发展的社会，当干部还是当工人，差别都不应该那么大，很多人都可以自由取舍的。我在加拿大这边政府做事，也是很多人宁愿做工会工，也不愿做非工会的管理人员，好处没那么大，弊端却有不少。

总之，在当时，我母亲周围很多人成为干部都是从农村来的农民子弟（贫下中农居多），只要你学习好，成分没问题，考上大学，中专，技校的都有，而只要你是工农兵出身，又有点文化，政治上积极一点，很快就被提拔了。但有个现象是，贫寒家庭上大学的不多。因为上大学要吃饭，要不要学费记不清了，总是有花费，压力不小。而中专，技校是全免费的，吃住学习都不花钱，有国家供养，说白了就是GCD养着，培养国家栋梁，所以很多上中专上技校的农民子弟和普通市民子弟当了中层干部。

而当时能上大学的往往是家里成分比较'高'的，比如我爷爷家就是西北某县城开染房的，虽然后来给没收了，但解放初期觉悟高（其实是胆子小），买了一些GCD的１０年国债，每年兑现利息和本金，我父亲就是靠着这个，加上成绩优异，考上了西北最著名的大学并坚持下来，后来凭借最优异的成绩分配到了北京。当时的分配是按成绩，最好的分配到北京上海，良好的分配到其他省会城市。老师校长也是非常负责，没听说有寻私舞弊的。

其实按我母亲的家庭条件，当时最好的出路是象其他贫寒农村子弟一样去上中专，吃住学习都不花钱，能坚持下来，将来也是基层干部，然后表现积极一些，很多人就都上去了，至少到局一级没有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大家没看到在毛时代，有农民都做到副总理了，有工人一个都做到党的副主席，另一个也做副总理了。部级到司局一级确实有老干部老革命来把持，但有毛领袖在上面安排工农兵当副总理、总理、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下面无数工农兵出身的中基层干部，这么坚持下去，要不了１０年，就把那些不想继续革命的老干部给置换了，还不算造反派的冲击，天花板也就冲破了。

当时国家的工业建设轰轰烈烈，很多城市附近的工厂拔地而起，到处招人，没文化的就当工人，有点文化的就培养选拔你当基层干部，当然，后来运动中有站错队倒了的，但总体上基层干部是来自基层的。而所谓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主要是因为大学生当时的很多人是出身成分比较高，让GCD比较警惕，受到冲击是这方面的原因。我父亲就受到过严重冲击，被造反派下放车间当油漆工，因为没有任何劳保防护，得了化学慢性中毒，一辈子病病歪歪、晕晕忽忽的，爱发烧，容易感染。不过GCD也按职业病政策养了他几十年，每年入冬就申请免费住院打点滴，直到现在八十多岁了，每周还能颤颤歪歪地走路买菜。可能是化学物质以毒攻毒，百毒不侵了。

总之，中国从积贫积弱走过来，真是不容易，没有哪个历史大国能这么重新崛起。而中国人能从一盘散沙组织起来，古今中外也没有哪个华人组织能做到。

总结教训是应该的，但总结教训应该与总结经验相结合，才对海内外华人的发展有帮助。

令堂解放时十几岁，那么大概和我父亲的大姐差不多大，和我父母基本算一代人。令堂是农村出身，我父母是小城市出身，部分回忆不同，这也很正常。

不过有一点误会想提醒一下，关于"知识分子臭老九"，仅仅指的是文革期间，最起码我从来没说过: 前三十年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

下面逐段结合我父母的口述历史谈一下:

已经说过，文革前知识分子没有"臭老九"一说。我祖父家里穷，本来我父亲初中毕业后是要上电校（中专）的，班主任来家动员走高中大学这条路。但文革时，大学生也的确被贬低。当时的说法大学生是"旧大学培养出来的，需要接受再教育"。前17年和10年文革是两回事，文革前上大学当然不是跳火坑。

这个是令堂的经历和我对前17年理解差异最大的地方。我父母回忆当年的户口粮卡制度非常完善，他们大学寒暑假回家，都要到居委会报到，还要安排几个晚上值夜班维持治安（其实没事可干），一个人在哪里，组织上是清清楚楚的。

令堂躲在别人家里，就算没有被街道居委会发现（当时每家面积都很小，个人隐私很难保护），她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呢——没有定量，哪里买米呢?

令堂当时到底是干部身份还是工人身份呢?——我前面介绍过，我父亲留校待分配也好，接受再教育种田也好，开车床也好，他都是干部身份，拿得是大学生的工资。一个人的待遇和他从事的工作无关。

如果你母亲在第一家工厂提干了（这很正常），那么她就是国家干部了，哪能随随便便又去把自己的干部身份放弃掉——党的组织原则在哪儿?

所以我推测:你母亲一直是工人身份，只不过具体的工作是写报告等等。

不过这又有一个问题:按照我父母的回忆，文革期间普通干部（我说的当然不是陶铸黄永胜他们调动工作）很难调动，我父母天南海北5年才调到一起（还是找人开后门的），我一个朋友的父母是十年。而工人调动基本上是---不可能。

唯一的解释是文革前调动工作单位要容易一些。

我父亲的哥哥就是中专师范，吃饭不要钱。

另外补充一下，穷人孩子参军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我父亲的大姐就是参军后学护士，然后认识了好老公（我解放前参军的姑父），部队的待遇比地方好，我父亲上大学的生活费就是他的姐姐姐夫资助的。

这个和我父母回忆也不同，他们同学最多的，其实是革命干部的子弟，比如说淄博拖拉机长书记的女儿。其次是普通人的子弟，成分高的家庭出来的不占多数（如果你指的的是相对数，比如说全国成分高的人占10%，而他们子弟占大学生的20%，我没有意见。但绝对数肯定不占多数）。

这个回忆一模一样，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大家比的是成绩（这也是文革期间被批判的）。我父母回忆当年的学生干部，学生党员，出身固然要好，但是学习也好，真是所谓的又红又专。

我爸一好朋友就是家里三代贫农的臭老九。

按我父母的回忆，当时出身高的人，尾巴夹得都是很紧的，不乱说话，也不出风头。提拔奖励诚然没有你这一份，但是也不太会受冲击。

不过要是你父亲当年是当权派，那就说啥也没用了。

口述历史，大家盲人摸象，摸着摸着大象的轮廓也出来了。

你可能没看清楚，我母亲之前就没做过工人，是电校教师，因为懂无线电，在组建电子联合厂时直接进入总厂机关当的机关干部，大家都是新人，很快新人就变老人了，又是在机关，属于干部岗位很正常，在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骄傲的，后来转到地方的分厂是带着干部身份转的，但后来WG，要政治上没进取要求，家庭又有困难，是可以转成工人的，当时有不少人转了，但后来改开看形势不对就又转回去了。但我母亲因为没有文凭，转不回去了，就痛苦了一辈子，念叨了一辈子。

我母亲在当教师以前有段时间没工作，是北漂找工作阶段，但正赶上国家的＇下放＇政策，就是清理城里没工作的滞留人员，很多人都被强制回农村了，但我母亲是投靠铁路上的一个同乡一家，算个拐弯儿亲戚就躲过去了，＇铁路－铁老大＇好像没那么严，那个同乡本身就是没文化没工作的随队家属。

当时各地城市的扩建是根据国家形势需要而不断变化的，有时工业要扩充就猛招工，各厂都招，时间不同，也就允许闲散人员滞留；而有时工业扩展遇到阻力，主要是粮食问题，就把人大批往农村回调，把闲散人员强制送回农村原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全国一盘棋，农村没粮食，城里人就得喝西北风。而但凡农村有些粮食积存了，就赶紧发展工业，再大批招工扩编。其实就跟毛领袖自己家当年的致富路径是一样的，从口里挤出粮食来，搞生产加工，光靠土里刨食搞小农经济，不发展工业基础，国家就永远都发展不起来，这是个先苦后甜的过程。

我爸受冲击是另有原因：三青团问题。在快要解放的时候，国民党在那里干了一件没屁眼儿的缺德事，把那里当时的中学生都突击入了三青团。这事连我爸自己都不知道，后来GCD甄别过，没影响上大学和分配到北京，但记录一直留在档案里，后来让造反派找到了，就招来麻烦了。所以WG确实是有极左问题的，但毛的人民路线是对的，而人民的幼稚需要时间的修正。而同样的，改开就没有极右的问题吗？南方北方曾经到处都是黄赌毒黑，很多知识分子有点钱了就光知道吃喝嫖赌养小三，完全是斯文扫地，难道不是很不臭吗？要是工农再来一次翻身，恐怕对他们的斗争会更加激烈吧？人的品格是不会因为知识的提高而自动提高的。

即使是这样，还有石油，铁路，矿山等系统有漏洞可钻。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建国初-1958年)、发展(1958年-1978年)、初步改革(1978年至今)等三个阶段。

　　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建国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使全国城市户口管理制度基本得到统一。

　　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从而统一了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

　　1963年，公安部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

　　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

知识分子换成农民企业家，有违和感吗？

人的品格不会因为一张文凭而提高，但也没有因为一张文凭而降低。

要是工农再来一次翻身，要斗争的是知识分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即使，我们承认文革是工农翻身，那时候斗争谁不斗争谁，也主要看他是不是当权派，不是看文凭----时传祥是掏粪出身，典型的没文化的工农干部，也被斗得死去活来。

据一份2011年的产业工人薪酬调查，苏州市产业工人平均年收入约2.7万元，而同期苏州的中层管理人员的平均年收入在16万元左右，是工人的5-7倍。

而且，看了几个城市的收入调查，工人和中、高层管理岗位的高位平均收入的差距，会急剧拉大，这说明如果企业经营效益好，多出的蛋糕大部分都会被管理层分走。

说到知识分子群体，实际上对知识分子似乎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大学毕业生都算知识分子吗？

看一下背后的实质，前三十年，工人与大学生工资差别不大，工人从30多元起，本科生从50多元起，级别高的工人与大学生的收入是很接近甚至可能超过的。统计了一下，前30年的本科大专毕业生全加起来约370万人，按十亿人口算，大约占总人口的不到千分之4，所以，说前30年工人地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与占总人口千分之4的精英人群接近，是金字塔的顶尖。

而到2015年，中国的本科大专生总数已超过1亿，占总人口的约8%。

不纠结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这才是工人真实的社会地位。

另外，关于工人地位的变迁，我只是阐述一个事实，并不涉及价值判断。

所谓三青团问题主要是卡出身

整个民国期间才培养了500万中学生，大部分是初中生，学制还很短

本县43年才有中学

能读的家庭条件一般不差，正好是tg打击对象，不借题发挥就怪了

如果你说工人和管理层现在地位收入差距比以前大得多，我举双手赞成。而且还可以加上一个道德评判，这是不对的。

我说的是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区别，换句话说，就是那张文凭的影响。用你的数据，现在有文凭的有一亿，这一亿人并不都是管理层（勉强可以说管理层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管理层不可以划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