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Rowan Williams：我们能否言说真理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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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演讲还是要从一段引言开始。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们，沉默分为许多种。首先请想象一下死人的沉默。比方说我们走进一个房间，地上躺着一个死人。我们侧耳倾听，能听见什么呢？只有沉默。这样的沉默代表着怎样的意义呢？什么意义都没有。这是单纯而简单的沉默。”
“我们再来考虑另一个案例。假如我现在从袖中抽出匕首将人犯捅死，而且法官阁下并未大声呼叫让我停手，或者大声呼叫其他人来阻止我，而是保持了沉默。这样的沉默就有了意义，即赞成我的做法。因此在特定环境当中，沉默也是可以发言的。”
这段话节选自罗伯特.鲍特编剧的电影《日月精忠》当中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台词。这段话生动地表明了沉默绝非虚无。当然我们也可以怀疑死尸横陈的房间里的沉默是否真的毫无意义，但是即便在经过浪漫加工的文艺作品当中，托马斯.克伦威尔也不是细微语义领域的最佳向导。我们可以通过不去做某事或者不去说某事来表达特定的含义。从言语当中抽身而出反而有助于某些信息的传播。但是用克伦威尔的话来说，这一点也要取决于“特定环境”。我们无法想象不受框架制约的沉默，只能想象我们什么都听不见的沉默。这样的沉默必须与我们自己的期望有关，与我们自己的过往以及幻想有关。沉默永远是存在于此时此地的词语或者意象之间的一道鸿沟。从媒介角度来说，沉默就是犹太教神殿当中两只有翼生物之间的间隔，象征着无法表现但从不缺席的上帝。
让我们再从过去几天讲座内容的角度来考虑一下沉默的本质，考虑一下我所谓的“框架制约”之下的沉默可以表达什么或者体现什么。有些当代作家认为这种说法根本就是问错了问题。许多能言善辩的后现代评论家都认为沉默会削弱陈述本身。沉默凭借自身所谓的超越时间与超越意象的特质弃绝了语言。语言的世界要么受到过去的语境与协商的定义，要么就要依靠即兴发挥。非语言的世界很容易就能揭穿语言营造的幻象。语言要么是传播意识形态与操纵他人思想的工具，要么是即兴发挥的玩具。沉默才是能够将人们从奴役当中解放出来的严肃力量。
但这种看待沉默的方式过于绝对甚至过于浪漫，因此非常危险。我认为谈论沉默也就等同于谈论我们究竟没有听见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了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而刻意不去听什么，或者我们究竟不能说什么。只有在言语与意象营造的语境当中，沉默才有意义。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否认或者贬低沉默能够向言语提出的极端挑战，而是想要警告大家小心一套难以捉摸甚至过分感性的陈述。这套陈述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即表达特定意义的沉默对于言语进行批评与修饰的方式究竟是什么。
能够引起思考的例证有很多。比方说作曲家约翰.凯奇的《4分33秒》，这首乐曲精心量取了一段时间，其中不包含任何刻意发出的声音。他刻意抑制了一般意义上的音乐的应用，坚持要求我们采取不一样的倾听方式。这里的沉默或许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沉默，就好比冥想当中的人们算不上完全沉默一样。因为许多平时听不到的声音都会在冥想过程中浮现出来，并且需要冥想者采取恰当的应对。在约翰.凯奇的例子当中，我们原本做好了听音乐的准备，结果却不得不倾听其他的声音，并且意识到了音乐的缺席。
同样，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心理分析或者心理疏导疗程期间的沉默。心理分析师接受的训练严格要求他们不进行评论且不作出反应。因此他们借助沉默从被分析者那里引出了另一种言语，这种言语越来越不必与其他人的言语进行互动，不必与其他人接触，不必为其他人留下印象，不必讨好其他人，也不必抗拒他们。
又或者，假如言语遭到了腐化或者特别浅薄，在这样的语境下沉默也可以被视为唯一可行的回复。引用一下《李尔王》当中的台词。当李尔王要求考狄利娅表达她多么爱戴自己的时候，无能为力的她绝望地向侍臣说道：“考狄利娅应该怎么好呢？默默地爱着吧。”在这种场合下开口，无异于逢迎一项根本就不该提出来的要求。当她不得不开口的时候，她找不到任何李尔王能够理解的言词为自己的沉默进行辩解。这样一来她就遭到了双重的沉默，一方面她什么都不想说，另一方面当她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不情愿的时候其他人又听不懂。在这个语境之下，沉默是意义重大的抗议举动，抗议的对象则是她被迫不得不说的言语。
倒不是说沉默本身象征着超验的意义。请想象一下话剧落幕或者乐曲结束时的沉默。大家想必很熟悉像这样短暂却又意味深长的时刻，直到这个时刻过去之后，观众们才能尽情鼓掌。沉默的时间越长，接下来的鼓掌时间或许也就越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沉默正是演员们倾力营造的时刻。用钢琴家斯坦利.考威尔的话来说，“沉默取代了观众们作为一个冲动的群体进行反应或者干预的习惯。”但正是因为演员们的铺垫，像这样的沉默才有可能存在或者说必须存在。这里的沉默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此前已经发生的言行，而不是没有发生的言行。
再来看看最具挑战性，或许也最陈腐的案例，即经常得到引用的“大屠杀之后再无诗歌”的论调。这句话告诉我们，正是这桩结结实实的历史暴行导致了此时此地的沉默。此时此地的沉默并不仅仅是某种永恒之歌或者无声之声的爆发，而且还提出了质问：这里的沉默如何源起，为什么在人们的感受与解读当中这里的沉默会带有强迫甚至命令的意味，人们如何遭到沉默的劝诱，如何赢得了沉默，又是如何肩负起了沉默。沉默引领我们回顾了沉默的产生过程，并且让我们看清了在这个语境之下任何语言也无法恰当表达的涵义。大屠杀现场的沉默并不会抵消人们已经说过的内容或者已经发出的声音，而是打散了先前行为的纹理质地，从而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并未完全理解、恐怕也不可能完全理解这里发生过的事情。
美籍俄裔哲学家兼批评家米哈伊尔.爱泼斯坦曾经为某次研讨会写过一篇挑逗性与暗示性都很强的论文，题目叫做《为寂静主义辩护》，发表于《常识》期刊。他建议我们设计一个符号，用来指明文本当中边缘空白的存在。他建议在两个双引号之间加入一个空格。他写道：“这个符号将文本所处的环境转换成为了文本自身的组成因素之一。这个新符号可以与其他文本符号一起发挥作用。有些特定词汇可以在任何条件下表达特定含义，例如‘绝对’。相比之下，这个符号表达的含义并非源自任何一种语言。双引号夹空格的符号并不等同于拉丁语、叙利亚语或者东方经典当中的空格。就像纸页边缘的空白一样，这个符号同样通过空白来担当了文本当中无条件环境的角色。”他认为这个符号的功能相当于演讲当中的停顿。一切形式的对话都需要以某种方法来体现对话发生环境的存在。但是对话却不能将环境转换成为符号。用他的话来说，任何此类存在都需要与直白的表现“隔离开来”。因此双引号夹空格的符号不仅能够揭示，也能够隐藏，还能够“将重心边缘化，将周边中心化，为缄默赋予声音，揭示并推进遭到压制的文化层次。因为这个符号无法完全可靠地转化成为其他更加传统的符号，不能用一个词汇在一切语境当中充分表达这个符号的含义，所以这个符号也就自然而然地引领我们遭遇了以下事实，即任何构建普世有效语言的抱负都必然失败。这样一来文本性本身也就遭到了破坏，通过词语表达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对于权力的绝对终极主张也会遭到质疑。于是我们的所想、所说以及我们认为自己表达的含义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会得到彻底改变。”
这番话说得确实很有说服力。倘若我们依旧心怀犹豫，不愿全盘接受这套理念，恐怕还是因为“存在”（presenting）与“表现”（representing）之间的对比。这个对比的存在又取决于理解“表现”的本质仅仅是或者说首先是模仿与再造。此外爱泼斯坦也并没有讲清楚，像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符号究竟要安插在文本的什么位置，总不能随便就放在什么地方。任何符号都不能随便插入言语表达当中，必须要等到特定的事情发生之后才会导致这个符号的使用。倘若当真如此，那么这个符号的确针对任何以及一切意识形态层面的抱负提出了挑战，但是这个挑战本身也是由历史安置的。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沉默具有明确的意义，因为沉默挑战了此时此地的这一段表达。这也是我们理解沉默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如果我们仅仅将沉默或者缺席当做超越时间的虚空，那就要承受过犹不及的风险。这种做法暗示着无论沉默发生于何时何地，都一定彰显了意蕴丰富的他者性，一定蕴含着深度与批判力量。可是这世上还有遭到压制不能出声的人们，还有自身存在都遭到否认的人们，他们的沉默又应当如何理解呢？莎拉.梅特兰曾经引用过她的一位朋友的激烈抗议。这番话并不难理解：“假如没有使人沉默的手段，沉默就不会存在。有人遭受了强行封口。沉默就是压迫，而言论与语言——无论存在于口头还是书面——则是自由。一切沉默都在等待着被人打破。”
才能卓越的大学讲师达米安.麦可洛克对于沉默在基督教当中扮演过的角色进行了全面且富有想象力的总结，行文精确，充满细节。根据他的描述，沉默曾经是各种种族、信仰与性取向少数群体的生存策略，沉默也可以表示拒绝的态度，借此向各种悲惨事实的记忆表示尊重，例如虐待儿童、奴隶制、反犹主义以及一切针对遭到沉默或者自行沉默的少数群体的暴力行径。麦可洛克认为，像这样的侵蚀性沉默形式并不是基督教的专利，“人类始终试图构建周遭世界，并且寻求控制他人以及控制自己的权力。这种做法带来了缺乏机会的困窘。于是侵蚀性的沉默也就出现了。”
但是还有一点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惯于尊崇沉默的宗教文化很可能认为此类侵蚀性沉默同样富有教益，似乎言词的撤退与缺席本身就具有疗伤赦罪的力量。滥用权力与言语的人们必须得到指认，而言词的撤退对于这些人十分有利。“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个短语已经成为了摆脱束缚得到解放的普遍描述方式。因为拒绝某人发出声音显然不仅显而易见地剥夺了交互性的人际关系，还剥夺了人们作为发言者影响世界、给予意义以及获取意义的基本能力。正是因为这个事实，自我选择的沉默在特定环境下才会成为如此激进的自我否定姿态。
在传说当中，早期的基督教修士与佛教僧侣都曾经本着苦修舍己的态度默默接受强奸或者暴力指控，直到最终冤屈得雪。在伊利莎白一世治下，约克郡天主教徒玛格丽特.克利瑟罗面对严刑峻法拒绝为自己包庇天主教教士的罪名进行辩护，并且最终因此而丧生。在《拉吉四部曲》当中，悲剧的苏格兰-印度裔主人公哈里.库马尔试图与一位白人女性发展恋爱关系，最终却遭受了强奸指控。他的女友告诫他什么都别说，于是沉默就这样害死了他。这些自我选择的沉默案例将恶名施加在了苦难的头上，因此被人们视为迫切需要的、甚至是可取的、或许还具有修复性的事例，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接受，因为这些事例为非正义的经历带来了意义。但是类似这样的沉默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当事人原本可以选择开口说话。并非所有的沉默都能因此得到正当化。在我这里提到的几个案例当中，沉默的意义源自未曾说出口的特定信息，或许是为了保护其他人免受牵连，或许是为了保护自身形象不受玷污。
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沉默来自哪里。如果要谈论沉默，就必须密切关注遭到沉默的干扰或者排斥的言语。在某些层面上，沉默预示着原本可能说出口的话或者办出来的事。就像极端言论一样，沉默也能指向这个世界不足以依靠言语形容的性质。我之前谈过几次亲身体验言论主题的困难以及语言无可回避的未完成性具有怎样的核心重要意义。要想让沉默进入言语，就需要承认最为可怕的困难。因此作为回避或者拒绝手段的沉默才会被视为畸怪丑恶之物，因为这是用来走捷径的沉默。假如我们片面地认为语言具有无法弥补的缺陷，不足以揭示真理，只有“纯粹”的沉默才是找寻真理与透彻领悟的终极所在，我们就有可能会看不清以下事实，即语言能够指向沉默，并且遭到沉默的改造。
我再谈一下本系列讲座之前提到的一点。已故的D.Z.菲利普在他早年的著作当中留下了一段富有争议的言论，对于语言本身天然具有欠缺的理念提出了抗议。他并不认为语言没有界限。他只是不认同一套措辞松散的普遍理念，即语言绝对无法表达超验的神性或者超越坟墓的生命体验，以至于我们为了寻找或者遭遇真理不得不抛弃语言。面对批评，他辩解道，正是语言本身体现了神秘。“语言并不是隐藏上帝的屏风。恰恰相反，存在于我们刚才解释过的语言当中的上帝理念正是体现了一位隐藏的上帝。”有一个菲利普很喜欢的例子：假如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谢意无以言表”，那么我恰恰正是用语言表达了对你的谢意。我并不是说我的谢意具有神秘超验的本性，只能通过一切言语的极端缺席才能体现，而是说我的谢意如此深切，以至于很难用任何具体措辞进行表达并且不至于沦为陈词滥调。‘无以言表’这种表达方式正是指明了这种困难。实际上，仅仅因为语言不能也不会为任何客体提供简单准确的复制以及可信的模仿，并不意味着语言不适合达成这一目的。
但是为了彻底理解菲利普的观点，我们需要针对“表现”这个词的意义给出更有弹性的论述，还需要——菲利普在这方面的工作并不算到位——一幅更清晰的图像，并非将语言当做复制印象的系统，而是将其当做根据各种具体环境、由各种多样化具体回应共同组成的系统。过度的环境刺激使得常规表现方式难以招架，而语言体系当中的有些回应正是针对这一点所作出的姿态。因此并没有什么不同于语言并且比语言更加优越的超级语言学言语秩序，其中存在着更适合寻找或者遭遇真理的媒介。严格说来，言语的不完全性并不是缺陷，我的谢意也并不是什么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指明显而易见的困难正是语言应对这种困难的方式。指明困难促使我们关注了难以捉摸的谢意表达背后的故事。为什么这种表达方式排斥常规的陈词滥调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要回顾戏剧或者音乐会结束时的沉默。如果这种沉默比起惯常的暂停时间长了一两秒，我们或许就会或早或晚地在此提示下回顾演出内容，想一想演出当中究竟有哪些内容排斥了如此明显且受人期待的常规反应，以至于沉默的时间略微超过了令一般人感到舒适的长度。
利物浦大学的菲利浦.戴维斯撰写过一部关于阅读行为本质的杰出论文。文中他分析了基于想象的写作如何创造了他所谓的“把持空间”（holding space）。“把持空间是表现了无名窘境的场域的焦点空间，营造了一片用来调查与思考的把持场地。”无论是字面上的沉默，精心打造的停顿，两个诗章之间的过渡空隙，我们看到的都是对于正常的意识区域扩张的挑战，从而“替我们”塑造了意识与言语。这种事的确很令人放心不下。戴维斯还提到了罗素.霍本撰写的一篇短篇幻想小说，我们在书中来到了一个可以远程传输人体的未来世界，传输原理则是人体分子结构的即时拆解与重组。这种“闪烁效应”使得有些经历者感到焦虑不安，因为他们不敢肯定分子重组之前与之后的状态是否具有真正的连续性。严格来说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于传输之前与之后的状态进行真正客观的接触，假如你身处传输过程当中，那你就没有秉承客观立场的机会。
在这个想象当中的世界里，大脑成像技术使得人们有能力呈现被传输者的状态。但是大脑成像技术在“闪烁”的那一刹那所描绘的中间状态图像展现了极其原始的恐惧，就好像被传输者看到了“黑暗而可怖的宇宙起源”。“观察者觉得组成自身的粒子稍微消散了一点，使得黑暗渗入了自身。”我们越是注视黑暗，就越感到恐惧。然而正是在黑暗当中，自我的原始状态在无法描绘的潜在当中展现了自己，并且产生了思考与表现等行为的组成要素。黑暗的间隙体现了使得思考成为可能的一切条件，也体现了思考不可能充分地追溯自身起源。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思考无法进入或者无法摆脱黑暗，也不是说黑暗当中除了缺席或者无形式以外就别无其他。因为形式就是这样发生的。言语与行动之间的静止，产生其他能量与意识的空隙，这正是言语与思想的驱动力。当我们停止思考、发言以及描绘的时候，留下的并非空虚，而是充实。承认这一点也就等于承认栖身于言语当中的沉默多么奇异：我们所说的事物其实并不能按照通常的意义用言词加以表达，这一点恰恰表现了无法表现的事物。
在之前的讲座当中，我一直假设人类的交流存在于交流性的、有意义的环境当中。这样的环境并不能得到穷举式的描绘或表述，但是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得到表现，但并非通过全部可表现客体的简单叠加。而沉默——例如以爱泼斯坦的空白引言符号形式而存在的沉默——将已经说出口的言语指向了一片蕴含着更丰富意义的偏远地区。我们所说的言语当中总是含有我们无法全部掌握的意义。至少与我们能够放心许可的意义相比，我们所说的言语肯定包含着更多的意义。这个讲座系列对于语言的奇特性质的尝试性探索就是想要将这片偏远地区的边界略微多探明一点点。与此同时，我们完全清楚我们并未因此而走向完全、无限制、客观权衡且中立的对于我们所占据的意义的叙述。这里的关键词是“占据”。我们占据了一片有意义的空间。早在任何个体或集体层面的测绘意义具体尝试之前，这片空间就已经向人类开放了。说得更简单一点，我们与交流行为本身建立了关系，然后才意识到自己建立了这段关系并且实现了交流行为。言语背后以及言语内在的意义使得言语成为了可能。纸页的空白边缘塑造了有意义行为的特定表达，也受到了此类表达的塑造。
因此语言并不是什么堕落或者扭曲的媒介与行为。语言的确是有限的，的确受到历史的制约，但并未受到深入本性的腐化。语言能够表现并非语言本身的事物、或者有别于某种去物质化头脑的思考内容的事物，因此能够用来言说真理。语言通过非指向性、承认困难与限制、检视自身运作机制与知识积累的方式来言说真理。我刚才一直在描绘的沉默正是此前演讲所谈论的各种语言特质的最终交汇点。语言的非决定性使得沉默永远有可能存在。假如刺激并未要求特定的反应，言说与表现的可能性也总是多种多样，包括犹豫、表面的间隙、悖论以及随时间而发展的表述——最后这一条的反面是单一的决定性命名行为。语言的未完成性意味着我们总是清楚未曾说出口的言外之意的存在，尽管我们并不能领会到这些言外之意将会是什么。我们的言语当中再次敞开了一道间隙，一边是此时此地与一时一地的表达，另一边则是表达见证的事实或者意欲与之对齐的事实。对于这道间隙的承认以及对于尚未言说之物的等待都能在沉默当中彰显出来，又或者仅仅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号，讽刺性地承认边缘空白的习惯。语言作为具体化的行为暗示着不仅只有姿态与声音才能沟通，纯粹的实体存在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沟通作用。在特定环境下，某个客体的沉默存在也能具有意义。换句话说，沉默存在与并非仅仅是个体自我的事物建立了可理解的联系。
这一点或许值得多说几句。图像与物理空间都能起到这种作用，尽管我们需要耗费大量的反文化能量来为这一点进行辩护，因为我们十分关注言辞确定性的意义。但是面对着最难以清晰表述的环境氛围，物体象征的无言运用或许才是最有力——或者最不乏力——的见证方式。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的访问者们经常说，建筑本身的布局也是参观体验的固有组成部分。不规则的走廊，复杂的镜面结构映照着一点烛火，使其成为了无尽反复的能指。空房间里的一束鲜花，或者老式天主教教堂将教众视线引向保存圣体的圣幕的建筑风格，这些都体现了非语言象征的强大本能。人们采用这些物体象征的时候默认了以下的假设：当正常的言语载体遭到刻意去除之后，被我称作“可理解联系”（intelligible connection）的关系就会出现。大卫.加斯帕（David Jasper）在引人入胜的《圣体》（The Sacred Body）一书当中注意到，宗教偶像往往会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沉默。用他的话来说，沉默是这些人的门户，而不是对于他们自身的描述。他进一步在《身体的形成——充满意义的存在》（Making the body itself--the meaning charged presence）这篇论文当中讨论了基督教早期的某些苦修主义形式。“早期的基督教修道士试图让神性最充分地参与到人性的最深处，直到远远超出人性能够承受的限度为止。为此他们会走进全无人迹的沙漠，在孤独无所不在的环境里以无我的状态迎接上帝。在这个全然不敬神的时刻，精神与肉体无法分割开来，相反，纯粹物质性的肉体此时却充满了精神。”彻底取消言辞与图像，而不仅仅是将其重新安置或者极端放开，确实会带来些许不适——大卫.加斯帕的论述再次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认识到，忍受这点不适确实很有好处。尽管肉体被剥夺了许多向周遭环境施加可理解性的常规方式，但是却充满象征意义，因此肉体本身才能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发言。
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语言的奇异性质。这场讨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清晰的问题：如果完全不借助任何神圣性质的参照，我们对于语言的思考能否达到充分且充满想象的境界。假如我们的语言是一套不确定、不完全、象征性的体系，通过悖论、比喻以及正式结构得以发展，并且与蕴含着未来言说可能性的沉默交织在一起，那么这种语言的现实就会时时刻刻地暗示着陌生荒野的存在，就好像这种语言始终在追随，始终在反应，存在于可理解关系的身后或者阴影里，而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这种可理解关系的规模。把话说得明白一点，语言的这些方面似乎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可理解交流无处不在的环境里，早在我们理解意义之前，意义就已经存在于这个环境当中了。
当然我们无法不容辩驳地确定这种想法并非一厢情愿。有些人否认我们的语言要对自身产生的意义以及我们决定发出的意义负责。但是找寻恰当言辞的人们经常体验到许多困难这一点——我已经反复提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一直顽固地挑战着这些人的观念。稍微换一种说法，我们会发现这种想法与某些有神论论点不无暗合之处。后者认为，任何特定的表达，任何有意义的表现，都必然是片面的，即便这些表达与表现的内容确实是普遍真理。尽管这些表达与表现的内容确实是真实的，但是依然具有加以补充或者改换表达方式的余地，此外也并不存在可以将一切替代性表达形式全都简化掉的表达层次。我之前反复提到了威廉.道恩斯（William Downes）的《语言与宗教：人类心智之旅》（Language and Religion: A Journey into the Human Mind）当中的内容，而这种理念似乎支持了他在这本书里提出的“不确定哲学”：“人类种族的心智无法提前确定哪些事物可以归化，哪些事物不能归化，甚至都不知道某个被神秘所笼罩的概念领域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探索之后究竟能在哲学层面甚至诗意层面上得到何等程度的清晰化。因此我们必须抵制各种盖棺定论的诱惑，不能在神秘面前崇敬地放弃质疑，不能认为显然的神秘只是语言学或者概念失灵的结果，只要稍加讨论就能依靠更好的思考工具加以解决，更不能缺乏好奇心地将神秘当成既成事实。”
有些人坚持认为，无论你的思考出发点是什么，意义都肯定存在于出发点以外。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看法至少暗示着世间确实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可理解性，渗透了偶然感知与言语的可靠心智模式，以及普遍存在于可理解且有智力的生命当中的模式或者结构。黑格尔曾经在自己的哲学当中仔细研究过最后一项。在这样的思考框架当中，对于真理的思考永远等同于剥离与替代的模式，此类苦修行为放弃了最终完全掌握思考对象的野心，从而让精神以外的事物充分地塑造我们的感知与反应。在对于真理含义的此类认识之外，还可以从传统信徒的角度提出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按照阿奎那的说法，这是否类似于“我们对于‘上帝’的理解”呢？假如在这场争论当中“被指向”我们的智能/可理解生命的活动独立于一切特定的知悉与表现关系，假如这种生命是可理解交流理念的基础，那么显然这种生命的现实在本体论层面上必定很贴近无条件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对于上帝的定义。这样的表达应和了阿奎那关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理念。如果我们仔细想想这种表达方式的措辞，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之间的关系也会更清楚一点。如果语言的折射会引向特定的方向，那么我们依然需要一位中间人将我们的提问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假如这场对话坚持要求某种智能/可理解生命模式的存在，假如启示宗教的信仰要求人们分享有限概念与客体体系之外的可理解框架，那么这两点是否会发生可辨识的交汇呢？这正是本次系列讲座的基本问题之一。
假如我们获准在活跃但是毫无意象的深渊之前言说人类的言语——如果说产生可能性是智识的特质，那么这深渊就可以理解；但是这深渊又不能还原成为头脑当中的单一理念，因此又不可理解——那么启示宗教的信仰者们或许会合理地注意到，此类公式很贴切地形容了据称惯于通过启示表达意旨的上帝：活跃且似乎具有意志，但是无法作为众多原动力的一种得到表现。至于阿奎那提出的论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能得出滴水不漏的论辩。这一论点的本质根本不是一劳永逸地论证某种实体必然存在——康德已经彻底批驳了这种论点——而更倾向于提出了以下问题：假如这就是我们辨识言谈的显著模式的方法，无论是关于各种原动力相互作用的言谈还是关于言谈本身的言谈，那么这种做法与宗教信徒对上帝的主张是否能够相互印证呢？
相信这一点并不必然引向宗教信仰，更不用说带来诸如崇敬、谦卑、喜乐、悔过之类的宗教态度了。但是这一点确实将我们引向了我在第一场演讲当中树立的、很可能带来丰硕成果的砖墙。我们将某些类型的言谈推向极致，并且面对以下质问：我们是否要应对一个完全无法确定的问题，还是应当转变言论的层次。研究言谈或许有助于我们意识到，语言无法描述或者包含自身可能性的存在前提。这正是语言的能量、运动、自我纠偏能力、革新与想象力的源泉。语言似乎总会亦步亦趋地跟随在意义的身后，而不会占有并控制意义。我们可以将这一点当成语言存在本身无法摆脱的生硬事实，或者也可以认为这一点暗示了我们所谓的“意义的荒野”的存在，有限的言说者与思想者在这片荒野里只能艰难跋涉而不能如履平地。但是如果想要充分论证后一种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必须万分小心地对待一切关于“语言的目的”的主张。重复一遍：我们并不能将“语言的目的”表现成为一件存在于语言表述能力的整体范畴之内的事物。如果我们真想表现语言的目的，就必须采取另外一些古怪的策略。目前为止的论点是将表现与描述、形容、模仿等等手段切割开来，并且强调以下事实：一切表现手段——不仅仅是对于无条件事物的表现——都很可能突破常规，并且被严格遵守描述原则的言说方式当成古怪的语言行为。假如我们想要严肃地指明语言究竟在追求什么——也就是一个能被我们辨识为可理解但却无法掌控的可理解环境——那么我们就需要一整套术语。而这套术语又会削弱我们将语言当成纯粹的描述手段来研究的可能性。
讽刺的是，关于涉及这个问题的负面或者无感神学的论述已经很多了。伊安.拉姆西（Ian Ramsey）在《论宗教语言》（On Religious Language）一书中——我认为这部作品在近年来的神学讨论当中遭到了不公正的忽视——建立了他所谓的“模式”（models）与“资格”（qualifiers）之间的张力。模式指的是词语在现实世界当中的频繁流通与发挥作用，资格指的是限制这些词语并使其无法成为“上帝的通货”的表达方式。但是有些东方基督教作家则指出，这种负面神学本身听上去很像是概念游戏，游戏结果则是拘泥于定义的咬文嚼字，就好像我们面对着关于无穷无尽的动因的各种论断却只能表示：“其实吧，还不太对。”当代东方基督教思想认为，负面神学的本质要比看上去更加激进，其主旨在于同时让张力两端的模式与资格都陷入沉默，让头脑陷入完全的接受状态，彻底放弃一切定义性地体验上帝的抱负，无论是通过上帝的积极存在，还是对于积极存在的缺失的感受。我们在认识世界时会遇到各种客体，但是在认识上帝的时候却并不存在客体，。上帝的缺失也不等同于世界上的特定组成元素的缺失。归根结底，关键在于我们的思想与感受脱离了受我们控制的原材料。所以负面神学的要旨并不在于表明了这样那样的词汇不能成为无限动因的通货。当然指明这一点也是很有益的纠偏之举，但是这样做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在第一场讲座当中我谈到了特定佛教流派当中的公案。公案的要旨并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彻底颠覆了人们关于对话的预期，一方面阻断了某些听取讲话的方式，另一方面又开启了新的方式。如果我们要寻求具有这种效果的语言，假如我们想要接触到这种语境当中的真理，那就要听或者说一种能让我们的头脑专注于接收的语言。假如我们想要表现无条件的行为，那么避免扭曲失真的唯一方式就是同时也表现一下我们自身的包容与描述行为有多么无能为力。理查德.胡克在《教会组织法》开篇就写道：“人类的孱弱头脑在至高者的事迹当中跋涉得太远是非常危险的。尽管我们知道至高者就是生命本身，而且祂也会因为我们称颂他的名讳而喜悦，但是我们最健全的知识也也只不过表明我们并不理解祂的本质，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祂，在讨论祂时最稳妥的言辞就是沉默。祂高高在上，我们则栖息在人间，所以我们理应出言谨慎，少说为佳。”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言语本身、或者意象与行动的展现方式本身的缺陷固然能够体现（represent）这种无能为力，但是此前讲座当中谈到的言语的过分表达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承受着重复、悖论、过度比喻以及言过其实等等多重压力的语言展示同样也表现了语言的无能为力，而不仅表明了语言的能力。最神秘且最擅长撩拨人的神秘主义作家爱克哈特大师之所以同时将上帝称作omninominabile（可以任意命名的）以及innominabile（完全无法命名的）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假如想要考验命名上帝的的行为，那就要看看这种行为是否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物我分离，是否加深了感受宁静的能力。麦琪.罗斯（Maggie Rose）在思考悼念活动的沉默时写道：“所有真正神圣的迹象都会将自身抹去。”彰显神圣或者无条件的迹象拒绝吸收我们的注视与关注，而是会自我削弱、自我质疑、自我泛化，并不会将自身当成智识谜语或者吸引三心二意的好奇心的请柬，而是引领我们达到另一层意识境界的通路。
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刚才谈到过的言语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正如大卫.加斯帕所说，我们可以通过沉默的身体来表现无条件的存在——要注意得是，沉默的身体不等同于遭到沉默的身体，后者体现了其他人对于这具身体的掌控并且强行规定了沉默的意义。这里所谓沉默的身体必须有意识地主动进入沉默状态，其用意在于使得某些超越了言语心智的“正常”内容的事物得以浮现出来。同理，进行宗教仪式与采取宗教姿态的身体也体现了物我分离的心智，这样的心智将用来实现某人的个体目标与意义的通常运动模式抛在了一边。音乐的功能与仪式类似，也能以特定的凝神与沟通形式来与身体互动，同样也能置换掉个体的打算与轻易形成的意义。字面意义上的沉默与静止，宗教姿态以及音乐表演，在所有这些事例当中身体都会成为象征与表现方式，象征与表现的对象则是永远无法作为一般客体加以思考的事物。助长了沉默并且伴随着仪式与音乐的宗教语言就这样绑定了遭到置换或者物我分离的身体。这样的语言同样参与了特点鲜明且难以捉摸的沉默与静止的体现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有可能理解为什么依赖启示的宗教传统未必一定要诉诸于神意开口的简单模型了。我们可以从多种宗教实践的角度来讨论这一点，但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入手才最清楚。在基督教传统中，上帝的启示恰恰正是源自一具身体：首先是一具四方游走讲经布道的身体，然后是一具饱受酷刑无人救助的身体，再然后是一具死在十字架上的身体，最后是一具突然消失却又无处不在的身体。在最后这个阶段这具身体的存在方式非常多样化，可以是教会本身，可以是教会活动期间集体分享的食物，也可以是号称由最初那具血肉之躯流传下来的训导。换句话说，基督耶稣的生平故事就是通向人间的沉默与静止的过程，而正是这个过程体现了不可体现的上帝。这个过程的结果并不是神性在凡人身上的胜利显现，而是死亡以及复杂的后果，因为耶稣的复活也并不只是公众的胜利。耶稣的故事在一开始树立了神性彰显的预期，然后又用耶稣的权柄与自由如何被放空的情节丰富了故事的内涵。
无论圣保罗在阐述耶稣生平的时候有多少个人发挥，他始终都竭力维持并且强化了这个维度的内容。在哥林多前书与哥林多后书当中，我们都能看到他追溯了同样的运动轨迹：耶稣之死体现了无法解释且屈辱异常的失败，以及对于自身的控制如何遭到了打断。这样一来保罗就树立了信徒们——尤其是牧师和教师们——必须生死依凭的关键标准。保罗对于上帝的体现就像耶稣本人对于上帝的体现一样，都是要在沉默或者磕磕绊绊的语言当中寻求意义，而不是沉湎于天花乱坠的说辞与理念。圣保罗相貌平庸，口齿也不算伶俐，但是他却很因此而感到自矜。因为这样一来信众们就不会混淆他自己的表现与上帝的能力了。几百年后到了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十字架的约翰这样描写了灵修生涯当中最显著的一段物我分离体验。他认为遭受十字架之刑的耶稣“在临死前除了灵魂已经一无所有，无人慰藉，无人解救。在这样的状态下，他施行了平生最伟大的事工，此前他在人间施行的一切神迹都不能与之相比。这就是通过自身的恩典让人类与上帝实现和解与统一。”一切受造的意志、目的、感觉、希望等等事物遭到放空的过程致使更高层次的事物得以彰显并且发挥效力，而且这项事物并不是受造的因果链条的一部分。信徒们在祈祷当中经常会遇到无法应对的沮丧处境，也就是丝毫体验不到上帝的存在。可是在十字架的约翰看来，这样的体验恰恰能够让我们摆脱对于我们自身以及上帝的惯常期待、设想以及描绘，因此至关重要。“精神黑夜的入口”也是全新自由的开端，只要拥有了这份自由，我们就能按照耶稣通过物我分离（dispossession）才得以实现的决定性方式来体现上帝。
按照胡克的说法，“最稳妥的雄辩就是闭口不言。”但是闭口之所以胜于雄辩并非因为形式，而是因为尚未表达的内容。这样的沉默实际上遵循了用言语阐述最困难的问题所需要的同一套方式与框架。在佛家公案当中，问话一方在得到回答之后往往很有必要继续以同样晦涩的语言来反映或者阐述自己的进一步想法，问答双方需要互斗机锋，直到无话可说。在公案当中，过早且过于轻易地撤退进入沉默的庇护所并不可取。我本人曾经参加过佛教静修，打机锋也是静修的手段之一。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在无话可说的时候继续说下去是非常困难的。本次系列讲座的主旨并不是检视语言会在怎样的情况下陷入崩溃，而是查看一下语言的哪些方面会将我们引入希腊人所谓的Aporia（困境），也就是无法以开始讨论时采用的框架来解决的问题或者视角。这并不意味着除去语言之外我们还能拥有更加直截了当或者层次更高的替代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只不过我们一开始采用的讨论框架总是不可避免地倾向于表述其自身的局限性，无论这个框架的初始承诺看上去多么诱人。假如你想要寻找对于有序行为模式乃至因果顺序的叙述，那么对于你来说人类使用、享受、继承或者体验语言的方式就必然充满自相矛盾的因素以及令人感到受挫的潜质。
本次系列讲座的论点如下：一方面，按照宗教信徒的理念，我们的一切本质与一切言语都被包含在一套无条件行为当中；另一方面，我们的言语具有很多无法下定论的侧面；最后，对于这些侧面的认真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指代这些无条件行为。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想认真讨论这些侧面，就必须仔细关注我们的言语内容以及言语的局限性如何暴露出来。对于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怪异特性的性质的彻底研究使得我们确证了一点：这种表述语言的方式至少在一个侧面上不仅与一般的宗教神圣理念相互交汇，而且还尤其与基督教模式之下由一具身体——耶稣的身体——体现出来的神圣理念相互交汇，而这种理念之所以神圣，与这具身体的沉默或者边缘性密不可分。至于这种方式与其他宗教传统之间有哪些交汇点，我还没有深入研究过，不过无疑肯定有人研究过。我的目标并不是证明仅凭基督教叙事就能彻底解决人类言语的古怪之处，而是要证明基督教教条主张本身的古怪之处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关于人类言语的特定阐述方式，而且这些特定阐述方式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基督教教条的古怪之处。
我曾多次提到，自然神学永远都是探寻困难的练习过程，而不是要探寻尚未解决的问题。从定义上来说，尚未解决的问题从属于正在进行的特定谈话序列。这里所谓的困难指的是在我们参与其中的层面上围绕着对话的不安定感受。这样的困难或许会催生新的对话与问题序列，又或者会将我们推向一段无法通过一般方式来展开——除非坟墓里的人们也能说话——只能通过连比带画来勉强靠近的对话。而神学家们所感兴趣的困难则是那些会促使我们逼近“连比带画”的困难，也就是那些促使我们逼近位于模仿与复制范畴之外的体现方式的困难。神学家特别关注那些设置了不可解悖论的对话，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领域。这些对话的基调是讽刺，谈话的内容则是说出口的事物与确实为真但是——在各种意义上——却说不出口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怎样不可消解的分离。此类对话与神学的结合并不意味着神学有能力化解悖论与讽刺或者为不可命名之物命名，而是说神学认为此类对话应当位于语言使用的核心而非边缘，并且能够提供一套框架，使得存在但却不可言说的事物能够被人们理解成为无所不在且具有生成性的事物。基督教教义指出了一项关键性的讽刺之处：无条件的现实不仅通过有条件的形式来表达自己，还会通过死亡/一具尸体、物质/圣餐以及文字报告/经文的终极有条件性来表达自己。根据我们的通常理解，言语的力量在于回答问题或者继续对话，但是基督教的无条件现实所采用的言语形式从本质上就不具备这样的力量。
假如我们的讨论引向了这个方向，那么我们可以说自然神学不仅可以用来指示关于上帝的语言何时“进入”了对话，还可以用来显示关于发言者自身的语言何时进入了对话。值得牢记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不仅只有上帝存在与否受到了质疑，而且某种特定人性是否存在以及是否能够延续下去也很成问题。在本次系列讲座当中，我们一直假设特定的语言用法与风格显然属于人类——尽管我们无法确定是否仅仅专属于人类——其中充满了交换、探索、不确定、信任、错误、过度等等现象。许多特定版本的人性观念与人类语言观念都会有意或无意地施行牵涉其中的困难，这些观念与另一种人性观念从根本上相互敌对，后者认为人性从根本上需要为自身负责，人性与成长、风险与爱密不可分，人性的塑造受到外界输入条件的影响。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过程，尤其是我所谓的体现过程，其目的不仅在于构造神学，也在于构造人类学，在于为人类绘制肖像。正如我们在讨论早期阶段意识到的那样，特定版本的人类自我描述会致使我们完全无法理解自己正在使用的语言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这样一来我们就算还有可能发言，我们居然能够发言这一现象本身也会变得不可理解。这样的地位是很难稳定保持的。我认为这一点意味着，我们所能做出的最全面且最充实的对于人性特质的叙述必定充满了对于神性的暗示与关注：尚未言说的事物，无法言说的事物，发生在理解能力之前并且支持或者挑战了理解能力的某些方面的事物。像这样对于人类以及人类言语的陈述并不能提供上帝存在的证据，而是绘制了一幅关于言语的地图，从而让我们看到特定宗教仪式以及思想所采用的语言——不妨称之为启示语言——肯定了某些事物的存在，而这些事物又顺应了一切自称的对于言语人性最全面陈述的核心关键与显著特质。
在人性与神性的神秘面前，仅仅依靠感情用事与印象主义的理解方式是行不通的。语言会使人轻信，会包含极端的错误，会显现出自我加压的奇怪现象，而我们必须捋顺语言实现这一切的途径，这样才能理解尚未得见或者尚未言说的事物。归根结底，各种启示语言所主张或者表达的观点如下：完全有意识、出于自主、不受约束、搁置了发言者的性别的沉默最能彰显真理，因此也是最有力且最恰当的体现方式。在这里得到体现的事物是我们从原则上就无法控制或者遏制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神性就出现在这里——无论我们如何理解“出现”这个词，显然我们的理解都必然是自相矛盾的。在基督教的启示当中，这个悖论尤其清晰地通过终极启示的传播者遭到噤声并且失去活动能力的核心意象表达了出来。在人类历史上，两条不同的物我分离路线交汇在了这一点，一条是人性路线，另一条则是神性路线。与其他学科相比，神学的功用就是阐述、叙述或者描绘这两条路线。
根据本次系列演讲浅尝辄止的论述，神学的专有行为或许并不能强迫任何人接受神学的推论。这些行为的用意在于暂时性地“把持住”对于语言的某种看法，从而让我们能够看清那些既为语言带来活力又会将其扰乱的诸多限制究竟来自哪里；为人类智识来自未知并且指向未知这一理念丰富内容；最后还会让我们意识到，分享并且采用这种看法有助于我们理解下面这一点，既认为神性既自由又积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自己的智识行为有些相似的信念——也就是通过对于启示的信仰而暗示的信念——属于我们所能表达的人类自我认同的最显著特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