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Rowan Williams：我们能否言说真理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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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演讲还是要从一段引言开始。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们，沉默分为许多种。首先请想象一下死人的沉默。比方说我们走进一个房间，地上躺着一个死人。我们侧耳倾听，能听见什么呢？只有沉默。这样的沉默代表着怎样的意义呢？什么意义都没有。这是单纯而简单的沉默。”

“我们再来考虑另一个案例。假如我现在从袖中抽出匕首将人犯捅死，而且法官阁下并未大声呼叫让我停手，或者大声呼叫其他人来阻止我，而是保持了沉默。这样的沉默就有了意义，即赞成我的做法。因此在特定环境当中，沉默也是可以发言的。”

这段话节选自罗伯特.鲍特编剧的电影《日月精忠》当中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台词。这段话生动地表明了沉默绝非虚无。当然我们也可以怀疑死尸横陈的房间里的沉默是否真的毫无意义，但是即便在经过浪漫加工的文艺作品当中，托马斯.克伦威尔也不是细微语义领域的最佳向导。我们可以通过不去做某事或者不去说某事来表达特定的含义。从言语当中抽身而出反而有助于某些信息的传播。但是用克伦威尔的话来说，这一点也要取决于“特定环境”。我们无法想象不受框架制约的沉默，只能想象我们什么都听不见的沉默。这样的沉默必须与我们自己的期望有关，与我们自己的过往以及幻想有关。沉默永远是存在于此时此地的词语或者意象之间的一道鸿沟。从媒介角度来说，沉默就是犹太教神殿当中两只有翼生物之间的间隔，象征着无法表现但从不缺席的上帝。

让我们再从过去几天讲座内容的角度来考虑一下沉默的本质，考虑一下我所谓的“框架制约”之下的沉默可以表达什么或者体现什么。有些当代作家认为这种说法根本就是问错了问题。许多能言善辩的后现代评论家都认为沉默会削弱陈述本身。沉默凭借自身所谓的超越时间与超越意象的特质弃绝了语言。语言的世界要么受到过去的语境与协商的定义，要么就要依靠即兴发挥。非语言的世界很容易就能揭穿语言营造的幻象。语言要么是传播意识形态与操纵他人思想的工具，要么是即兴发挥的玩具。沉默才是能够将人们从奴役当中解放出来的严肃力量。

但这种看待沉默的方式过于绝对甚至过于浪漫，因此非常危险。我认为谈论沉默也就等同于谈论我们究竟没有听见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了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而刻意不去听什么，或者我们究竟不能说什么。只有在言语与意象营造的语境当中，沉默才有意义。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否认或者贬低沉默能够向言语提出的极端挑战，而是想要警告大家小心一套难以捉摸甚至过分感性的陈述。这套陈述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即表达特定意义的沉默对于言语进行批评与修饰的方式究竟是什么。

能够引起思考的例证有很多。比方说作曲家约翰.凯奇的《4分33秒》，这首乐曲精心量取了一段时间，其中不包含任何刻意发出的声音。他刻意抑制了一般意义上的音乐的应用，坚持要求我们采取不一样的倾听方式。这里的沉默或许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沉默，就好比冥想当中的人们算不上完全沉默一样。因为许多平时听不到的声音都会在冥想过程中浮现出来，并且需要冥想者采取恰当的应对。在约翰.凯奇的例子当中，我们原本做好了听音乐的准备，结果却不得不倾听其他的声音，并且意识到了音乐的缺席。

同样，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心理分析或者心理疏导疗程期间的沉默。心理分析师接受的训练严格要求他们不进行评论且不作出反应。因此他们借助沉默从被分析者那里引出了另一种言语，这种言语越来越不必与其他人的言语进行互动，不必与其他人接触，不必为其他人留下印象，不必讨好其他人，也不必抗拒他们。

又或者，假如言语遭到了腐化或者特别浅薄，在这样的语境下沉默也可以被视为唯一可行的回复。引用一下《李尔王》当中的台词。当李尔王要求考狄利娅表达她多么爱戴自己的时候，无能为力的她绝望地向侍臣说道：“考狄利娅应该怎么好呢？默默地爱着吧。”在这种场合下开口，无异于逢迎一项根本就不该提出来的要求。当她不得不开口的时候，她找不到任何李尔王能够理解的言词为自己的沉默进行辩解。这样一来她就遭到了双重的沉默，一方面她什么都不想说，另一方面当她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不情愿的时候其他人又听不懂。在这个语境之下，沉默是意义重大的抗议举动，抗议的对象则是她被迫不得不说的言语。

倒不是说沉默本身象征着超验的意义。请想象一下话剧落幕或者乐曲结束时的沉默。大家想必很熟悉像这样短暂却又意味深长的时刻，直到这个时刻过去之后，观众们才能尽情鼓掌。沉默的时间越长，接下来的鼓掌时间或许也就越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沉默正是演员们倾力营造的时刻。用钢琴家斯坦利.考威尔的话来说，“沉默取代了观众们作为一个冲动的群体进行反应或者干预的习惯。”但正是因为演员们的铺垫，像这样的沉默才有可能存在或者说必须存在。这里的沉默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此前已经发生的言行，而不是没有发生的言行。

再来看看最具挑战性，或许也最陈腐的案例，即经常得到引用的“大屠杀之后再无诗歌”的论调。这句话告诉我们，正是这桩结结实实的历史暴行导致了此时此地的沉默。此时此地的沉默并不仅仅是某种永恒之歌或者无声之声的爆发，而且还提出了质问：这里的沉默如何源起，为什么在人们的感受与解读当中这里的沉默会带有强迫甚至命令的意味，人们如何遭到沉默的劝诱，如何赢得了沉默，又是如何肩负起了沉默。沉默引领我们回顾了沉默的产生过程，并且让我们看清了在这个语境之下任何语言也无法恰当表达的涵义。大屠杀现场的沉默并不会抵消人们已经说过的内容或者已经发出的声音，而是打散了先前行为的纹理质地，从而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并未完全理解、恐怕也不可能完全理解这里发生过的事情。

美籍俄裔哲学家兼批评家米哈伊尔.爱泼斯坦曾经为某次研讨会写过一篇挑逗性与暗示性都很强的论文，题目叫做《为寂静主义辩护》，发表于《常识》期刊。他建议我们设计一个符号，用来指明文本当中边缘空白的存在。他建议在两个双引号之间加入一个空格。他写道：“这个符号将文本所处的环境转换成为了文本自身的组成因素之一。这个新符号可以与其他文本符号一起发挥作用。有些特定词汇可以在任何条件下表达特定含义，例如‘绝对’。相比之下，这个符号表达的含义并非源自任何一种语言。双引号夹空格的符号并不等同于拉丁语、叙利亚语或者东方经典当中的空格。就像纸页边缘的空白一样，这个符号同样通过空白来担当了文本当中无条件环境的角色。”他认为这个符号的功能相当于演讲当中的停顿。一切形式的对话都需要以某种方法来体现对话发生环境的存在。但是对话却不能将环境转换成为符号。用他的话来说，任何此类存在都需要与直白的表现“隔离开来”。因此双引号夹空格的符号不仅能够揭示，也能够隐藏，还能够“将重心边缘化，将周边中心化，为缄默赋予声音，揭示并推进遭到压制的文化层次。因为这个符号无法完全可靠地转化成为其他更加传统的符号，不能用一个词汇在一切语境当中充分表达这个符号的含义，所以这个符号也就自然而然地引领我们遭遇了以下事实，即任何构建普世有效语言的抱负都必然失败。这样一来文本性本身也就遭到了破坏，通过词语表达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对于权力的绝对终极主张也会遭到质疑。于是我们的所想、所说以及我们认为自己表达的含义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会得到彻底改变。”

这番话说得确实很有说服力。倘若我们依旧心怀犹豫，不愿全盘接受这套理念，恐怕还是因为“存在”（presenting）与“表现”（representing）之间的对比。这个对比的存在又取决于理解“表现”的本质仅仅是或者说首先是模仿与再造。此外爱泼斯坦也并没有讲清楚，像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符号究竟要安插在文本的什么位置，总不能随便就放在什么地方。任何符号都不能随便插入言语表达当中，必须要等到特定的事情发生之后才会导致这个符号的使用。倘若当真如此，那么这个符号的确针对任何以及一切意识形态层面的抱负提出了挑战，但是这个挑战本身也是由历史安置的。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沉默具有明确的意义，因为沉默挑战了此时此地的这一段表达。这也是我们理解沉默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如果我们仅仅将沉默或者缺席当做超越时间的虚空，那就要承受过犹不及的风险。这种做法暗示着无论沉默发生于何时何地，都一定彰显了意蕴丰富的他者性，一定蕴含着深度与批判力量。可是这世上还有遭到压制不能出声的人们，还有自身存在都遭到否认的人们，他们的沉默又应当如何理解呢？莎拉.梅特兰曾经引用过她的一位朋友的激烈抗议。这番话并不难理解：“假如没有使人沉默的手段，沉默就不会存在。有人遭受了强行封口。沉默就是压迫，而言论与语言——无论存在于口头还是书面——则是自由。一切沉默都在等待着被人打破。”

才能卓越的大学讲师达米安.麦可洛克对于沉默在基督教当中扮演过的角色进行了全面且富有想象力的总结，行文精确，充满细节。根据他的描述，沉默曾经是各种种族、信仰与性取向少数群体的生存策略，沉默也可以表示拒绝的态度，借此向各种悲惨事实的记忆表示尊重，例如虐待儿童、奴隶制、反犹主义以及一切针对遭到沉默或者自行沉默的少数群体的暴力行径。麦可洛克认为，像这样的侵蚀性沉默形式并不是基督教的专利，“人类始终试图构建周遭世界，并且寻求控制他人以及控制自己的权力。这种做法带来了缺乏机会的困窘。于是侵蚀性的沉默也就出现了。”

但是还有一点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惯于尊崇沉默的宗教文化很可能认为此类侵蚀性沉默同样富有教益，似乎言词的撤退与缺席本身就具有疗伤赦罪的力量。滥用权力与言语的人们必须得到指认，而言词的撤退对于这些人十分有利。“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个短语已经成为了摆脱束缚得到解放的普遍描述方式。因为拒绝某人发出声音显然不仅显而易见地剥夺了交互性的人际关系，还剥夺了人们作为发言者影响世界、给予意义以及获取意义的基本能力。正是因为这个事实，自我选择的沉默在特定环境下才会成为如此激进的自我否定姿态。

在传说当中，早期的基督教修士与佛教僧侣都曾经本着苦修舍己的态度默默接受强奸或者暴力指控，直到最终冤屈得雪。在伊利莎白一世治下，约克郡天主教徒玛格丽特.克利瑟罗面对严刑峻法拒绝为自己包庇天主教教士的罪名进行辩护，并且最终因此而丧生。在《拉吉四部曲》当中，悲剧的苏格兰-印度裔主人公哈里.库马尔试图与一位白人女性发展恋爱关系，最终却遭受了强奸指控。他的女友告诫他什么都别说，于是沉默就这样害死了他。这些自我选择的沉默案例将恶名施加在了苦难的头上，因此被人们视为迫切需要的、甚至是可取的、或许还具有修复性的事例，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接受，因为这些事例为非正义的经历带来了意义。但是类似这样的沉默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当事人原本可以选择开口说话。并非所有的沉默都能因此得到正当化。在我这里提到的几个案例当中，沉默的意义源自未曾说出口的特定信息，或许是为了保护其他人免受牵连，或许是为了保护自身形象不受玷污。

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沉默来自哪里。如果要谈论沉默，就必须密切关注遭到沉默的干扰或者排斥的言语。在某些层面上，沉默预示着原本可能说出口的话或者办出来的事。就像极端言论一样，沉默也能指向这个世界不足以依靠言语形容的性质。我之前谈过几次亲身体验言论主题的困难以及语言无可回避的未完成性具有怎样的核心重要意义。要想让沉默进入言语，就需要承认最为可怕的困难。因此作为回避或者拒绝手段的沉默才会被视为畸怪丑恶之物，因为这是用来走捷径的沉默。假如我们片面地认为语言具有无法弥补的缺陷，不足以揭示真理，只有“纯粹”的沉默才是找寻真理与透彻领悟的终极所在，我们就有可能会看不清以下事实，即语言能够指向沉默，并且遭到沉默的改造。

我再谈一下本系列讲座之前提到的一点。已故的D.Z.菲利普在他早年的著作当中留下了一段富有争议的言论，对于语言本身天然具有欠缺的理念提出了抗议。他并不认为语言没有界限。他只是不认同一套措辞松散的普遍理念，即语言绝对无法表达超验的神性或者超越坟墓的生命体验，以至于我们为了寻找或者遭遇真理不得不抛弃语言。面对批评，他辩解道，正是语言本身体现了神秘。“语言并不是隐藏上帝的屏风。恰恰相反，存在于我们刚才解释过的语言当中的上帝理念正是体现了一位隐藏的上帝。”有一个菲利普很喜欢的例子：假如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谢意无以言表”，那么我恰恰正是用语言表达了对你的谢意。我并不是说我的谢意具有神秘超验的本性，只能通过一切言语的极端缺席才能体现，而是说我的谢意如此深切，以至于很难用任何具体措辞进行表达并且不至于沦为陈词滥调。‘无以言表’这种表达方式正是指明了这种困难。实际上，仅仅因为语言不能也不会为任何客体提供简单准确的复制以及可信的模仿，并不意味着语言不适合达成这一目的。

但是为了彻底理解菲利普的观点，我们需要针对“表现”这个词的意义给出更有弹性的论述，还需要——菲利普在这方面的工作并不算到位——一幅更清晰的图像，并非将语言当做复制印象的系统，而是将其当做根据各种具体环境、由各种多样化具体回应共同组成的系统。过度的环境刺激使得常规表现方式难以招架，而语言体系当中的有些回应正是针对这一点所作出的姿态。因此并没有什么不同于语言并且比语言更加优越的超级语言学言语秩序，其中存在着更适合寻找或者遭遇真理的媒介。严格说来，言语的不完全性并不是缺陷，我的谢意也并不是什么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指明显而易见的困难正是语言应对这种困难的方式。指明困难促使我们关注了难以捉摸的谢意表达背后的故事。为什么这种表达方式排斥常规的陈词滥调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要回顾戏剧或者音乐会结束时的沉默。如果这种沉默比起惯常的暂停时间长了一两秒，我们或许就会或早或晚地在此提示下回顾演出内容，想一想演出当中究竟有哪些内容排斥了如此明显且受人期待的常规反应，以至于沉默的时间略微超过了令一般人感到舒适的长度。

利物浦大学的菲利浦.戴维斯撰写过一部关于阅读行为本质的杰出论文。文中他分析了基于想象的写作如何创造了他所谓的“把持空间”（holding space）。“把持空间是表现了无名窘境的场域的焦点空间，营造了一片用来调查与思考的把持场地。”无论是字面上的沉默，精心打造的停顿，两个诗章之间的过渡空隙，我们看到的都是对于正常的意识区域扩张的挑战，从而“替我们”塑造了意识与言语。这种事的确很令人放心不下。戴维斯还提到了罗素.霍本撰写的一篇短篇幻想小说，我们在书中来到了一个可以远程传输人体的未来世界，传输原理则是人体分子结构的即时拆解与重组。这种“闪烁效应”使得有些经历者感到焦虑不安，因为他们不敢肯定分子重组之前与之后的状态是否具有真正的连续性。严格来说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于传输之前与之后的状态进行真正客观的接触，假如你身处传输过程当中，那你就没有秉承客观立场的机会。

在这个想象当中的世界里，大脑成像技术使得人们有能力呈现被传输者的状态。但是大脑成像技术在“闪烁”的那一刹那所描绘的中间状态图像展现了极其原始的恐惧，就好像被传输者看到了“黑暗而可怖的宇宙起源”。“观察者觉得组成自身的粒子稍微消散了一点，使得黑暗渗入了自身。”我们越是注视黑暗，就越感到恐惧。然而正是在黑暗当中，自我的原始状态在无法描绘的潜在当中展现了自己，并且产生了思考与表现等行为的组成要素。黑暗的间隙体现了使得思考成为可能的一切条件，也体现了思考不可能充分地追溯自身起源。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思考无法进入或者无法摆脱黑暗，也不是说黑暗当中除了缺席或者无形式以外就别无其他。因为形式就是这样发生的。言语与行动之间的静止，产生其他能量与意识的空隙，这正是言语与思想的驱动力。当我们停止思考、发言以及描绘的时候，留下的并非空虚，而是充实。承认这一点也就等于承认栖身于言语当中的沉默多么奇异：我们所说的事物其实并不能按照通常的意义用言词加以表达，这一点恰恰表现了无法表现的事物。

在之前的讲座当中，我一直假设人类的交流存在于交流性的、有意义的环境当中。这样的环境并不能得到穷举式的描绘或表述，但是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得到表现，但并非通过全部可表现客体的简单叠加。而沉默——例如以爱泼斯坦的空白引言符号形式而存在的沉默——将已经说出口的言语指向了一片蕴含着更丰富意义的偏远地区。我们所说的言语当中总是含有我们无法全部掌握的意义。至少与我们能够放心许可的意义相比，我们所说的言语肯定包含着更多的意义。这个讲座系列对于语言的奇特性质的尝试性探索就是想要将这片偏远地区的边界略微多探明一点点。与此同时，我们完全清楚我们并未因此而走向完全、无限制、客观权衡且中立的对于我们所占据的意义的叙述。这里的关键词是“占据”。我们占据了一片有意义的空间。早在任何个体或集体层面的测绘意义具体尝试之前，这片空间就已经向人类开放了。说得更简单一点，我们与交流行为本身建立了关系，然后才意识到自己建立了这段关系并且实现了交流行为。言语背后以及言语内在的意义使得言语成为了可能。纸页的空白边缘塑造了有意义行为的特定表达，也受到了此类表达的塑造。

因此语言并不是什么堕落或者扭曲的媒介与行为。语言的确是有限的，的确受到历史的制约，但并未受到深入本性的腐化。语言能够表现并非语言本身的事物、或者有别于某种去物质化头脑的思考内容的事物，因此能够用来言说真理。语言通过非指向性、承认困难与限制、检视自身运作机制与知识积累的方式来言说真理。我刚才一直在描绘的沉默正是此前演讲所谈论的各种语言特质的最终交汇点。语言的非决定性使得沉默永远有可能存在。假如刺激并未要求特定的反应，言说与表现的可能性也总是多种多样，包括犹豫、表面的间隙、悖论以及随时间而发展的表述——最后这一条的反面是单一的决定性命名行为。语言的未完成性意味着我们总是清楚未曾说出口的言外之意的存在，尽管我们并不能领会到这些言外之意将会是什么。我们的言语当中再次敞开了一道间隙，一边是此时此地与一时一地的表达，另一边则是表达见证的事实或者意欲与之对齐的事实。对于这道间隙的承认以及对于尚未言说之物的等待都能在沉默当中彰显出来，又或者仅仅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号，讽刺性地承认边缘空白的习惯。语言作为具体化的行为暗示着不仅只有姿态与声音才能沟通，纯粹的实体存在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沟通作用。在特定环境下，某个客体的沉默存在也能具有意义。换句话说，沉默存在与并非仅仅是个体自我的事物建立了可理解的联系。

这一点或许值得多说几句。图像与物理空间都能起到这种作用，尽管我们需要耗费大量的反文化能量来为这一点进行辩护，因为我们十分关注言辞确定性的意义。但是面对着最难以清晰表述的环境氛围，物体象征的无言运用或许才是最有力——或者最不乏力——的见证方式。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的访问者们经常说，建筑本身的布局也是参观体验的固有组成部分。不规则的走廊，复杂的镜面结构映照着一点烛火，使其成为了无尽反复的能指。空房间里的一束鲜花，或者老式天主教教堂将教众视线引向保存圣体的圣幕的建筑风格，这些都体现了非语言象征的强大本能。人们采用这些物体象征的时候默认了以下的假设：当正常的言语载体遭到刻意去除之后，被我称作“可理解联系”（intelligible connection）的关系就会出现。大卫.加斯帕（David Jasper）在引人入胜的《圣体》（The Sacred Body）一书当中注意到，宗教偶像往往会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沉默。用他的话来说，沉默是这些人的门户，而不是对于他们自身的描述。他进一步在《身体的形成——充满意义的存在》（Making the body itself--the meaning charged presence）这篇论文当中讨论了基督教早期的某些苦修主义形式。“早期的基督教修道士试图让神性最充分地参与到人性的最深处，直到远远超出人性能够承受的限度为止。为此他们会走进全无人迹的沙漠，在孤独无所不在的环境里以无我的状态迎接上帝。在这个全然不敬神的时刻，精神与肉体无法分割开来，相反，纯粹物质性的肉体此时却充满了精神。”彻底取消言辞与图像，而不仅仅是将其重新安置或者极端放开，确实会带来些许不适——大卫.加斯帕的论述再次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认识到，忍受这点不适确实很有好处。尽管肉体被剥夺了许多向周遭环境施加可理解性的常规方式，但是却充满象征意义，因此肉体本身才能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