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与偶然性 -- 万年看客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1921年中共一大共有十三名代表参加。按照新华网2009年12月22日刊发稿件《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的说法,这十三人后来的境遇大致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始终未脱党且活到解放后的,包括毛本人与董必武共二人。
第二类是始终未脱党且牺牲在解放前的,包括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王尽美共四人。
第三类是有脱党行为但并未放弃共产主义理念的,包括李汉俊与李达共二人。
第四类是有脱党行为且放弃了共产主义理念的,包括刘仁静与包惠僧共二人。
第五类是脱党且最终与中共为敌的,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共三人。
在全国人口文盲率高达80%以上的时代,这十三个人可以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精英。然而这些人“修成正果”的概率只有六分之一不到,而且偶然性在筛选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毛对斯诺讲述的情节对于绝大多数老一辈中共成员来说也并不陌生。例如同一篇稿件中就这样描述何叔衡的经历:
三年后, 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 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当毛本人站在那名民团士兵面前求情买命的时候,无论他具有怎样的才能、思想与品格都无济于事。偶然性才是这一时刻的唯一主导因素。或许一名无名士兵的一念之差就会使得“中国革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许多年”。
与此同时,偶然性也在另外一个地点发挥着作用:
1925 年春节前夕,王尽美在济南与反动的基督教徒连续进行3天大辩论,因疲劳过度吐血晕倒,住进医院治疗。但此时正值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工人运动蓬勃开展之际,王尽美心急如焚,未等病情有所好转就急于出院,抱病赴青岛投入战斗。
4月王尽美又去青岛,与邓恩铭一起领导青岛纱厂工人第一次联合大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签署了9项复工条件。此时,他的病情继续恶化,到了6月,又逢肺病复发,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回莒县休养。一个月后,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有趋于严重的迹象,于是组织上安排他到青岛医院治疗。
德国医生医术高明,但也无法与暴戾的死神抗争。临终前几天,饱受病魔折磨的王尽美预感生命即将终止,便委托中共青岛市委负责同志笔录了口授遗嘱:“希望全体同志要好好为党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8 月19 日,齐鲁大地的一代英豪,中共创始人之一王尽美永远闭上了明亮而睿智的眼睛,时年27 岁。
我们不能主张毛必然会从民团士兵手下逃生,同样也不能主张王尽美必然会感染肺结核且因此而死。假如平行宇宙确实存在,或许另一条世界线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录音会带有胶东口音也未可知。至于这条线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会避免哪些错误,又会犯下那些新错误,那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
我现在的住址距离王尽美的墓地大约有两个小时的公交车程。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每年清明节学校还会组织我们去集体扫墓。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还去不去了。
彭有一次被捕,好像是行贿逃脱了
周好像连被捕都没有过,当然他如果被捕了基本没有营救机会了,不像瞿秋白还能藏藏
邓应该也没有负伤、被捕过,陈云也没有好像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命呀,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
李世民在战场上左冲右突就是没事,李闯王就被几个民团分子干掉了,张献忠也是在视察阵地的时候被射死的,不是兵败在战阵中被杀
李世民的敌人窦建德就打输了一仗,结果把命送掉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当时,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周恩来亦不幸被捕。如遭遇不测,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关键时刻,是一位名叫鲍靖中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挺身而出救了他。
1927年4月11日晚,正在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驻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工作的周恩来,突然接到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送来的急信,请他和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顾顺章一起到第二师师部商谈重要问题。当时上海形势已万分紧张,种种迹象表明,一场严重的反革命逆流即将出现。在场的人都反对周恩来或指挥部其他负责人前往,认定此信绝对是一个骗局,若真的赴约,极有可能是有去无回。但是,为了谋求解决危局的办法,周恩来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即便危机四伏,他毅然决定前往。
周恩来等人一来到位于宝山路天主堂的第二师司令部,随行卫士即被缴去了所带的枪械,一场特殊的谈判随即展开。起初,斯烈很客气,声称请周总指挥来,是要消除误会,共商合作。可是一谈到保持工人武装、制止流言飞语等具体问题,斯烈便环顾左右而言他。很显然,他是别有企图,有意在拖延时间。
凌晨1时许,室外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不好,周恩来立即意识到所谓的谈判不过是个幌子,是乃调虎离山之计。他马上站起来说:“外面出事了,我得回去处理,告辞了!”“别忙着走,刚才讨论的问题,兄弟还有新的意见。”周恩来厉声说道:“今天你找我谈话,大概是事先准备好的吧。”
这时的斯烈真相毕露,声称:“工人有枪总会出事,上边叫我们随时出动维持秩序,周总指挥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我们可以负责保护。”周恩来怒目圆睁,猛地站起来,一下子掀翻了桌子,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他义正辞严地谴责道:“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斯烈一时愣住了,他想不到这位年仅29岁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已被扣留的情况下竟这样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在周恩来的怒斥下,斯烈竟不敢抬头相望,低声说道“我也是奉命行事”。
12日凌晨,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赶了过来。原来,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获悉周恩来误中斯烈所设的圈套,只身一人前往第二师司令部“谈判”并被拘留的消息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尽全力进行营救。他通过工人纠察队的黄逸峰找到与中共上海区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讲明来意。赵舒慨然应允,并及时赶到第二师司令部。
赵舒把斯烈叫到了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以第二十六军党代表的身份,对跟随他多年的斯烈一顿痛斥,并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旧情,责令斯烈将周恩来立即释放,直说得斯烈哑口无言。一会儿,赵舒和斯烈一起从里面走了出来。
由于赵舒及时到来并劝阻,周恩来这才化险为夷,逃过一劫。离开第二师司令部,周恩来原想仍回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指挥战斗,在途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已将该大楼占领。为暂时避开敌人的追捕,他独自一人雇了一条小船,趁着夜黑渡过黄浦江,潜藏在较为偏僻平静的浦东贫民区,打算躲过这几天“白色恐怖”的高潮,然后再寻找机会离开上海。未料,这里也是二十六军严密布控的重点,天一亮,周恩来即被该军第七团十余名士兵在一片棚户区搜捕,并被押送到一师七团团部。
团长鲍靖中亲自出面审问,当他来到关押周恩来的一间临时小屋时,一下子认出周恩来就是当年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大吃一惊。鲍靖中是广东大埔县人,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第一次东征时,他在何应钦率领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在惠州粉碎陈炯明部将林虎包抄东征军的战役中立功,被提拔为营长。1927年3月下旬,何应钦率领的北伐东路军到达上海,鲍靖中又被提拔为中校团长,他的团驻防浦东。
鲍靖中一向倾向进步,不赞成反共。此时他暗自决定,要冒险救出这位令人尊敬的首长。他不动声色地打发走看押的士兵,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并表示愿意帮助他脱险。随后,鲍靖中命令手下找来一套军服,让周恩来换上,扮作该团的士兵,随他一起离开浦东。
周恩来被捕后,师部军官就如何处置周恩来发生了争论,副师长主张将其就地枪决,参谋长主张先行拘押,待请示过因病住院的师长薛岳之后,再作决定。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悌则保持沉默。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曾做过他的老师。考虑再三,酆悌决定去关押周恩来的团部,劝说他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以保全性命。
就在周恩来他们准备离开前,酆悌匆匆赶来,鲍靖中以为自己的计划被觉察,一时神色有些惊恐。见此情形,酆悌心中也明白了几分。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问了问团里分片“清共”的情况后便离去,鲍靖中这才松了一口气。此地不宜久留,否则诸事难料。于是他们一行迅速离开,机智地骗过几道岗哨的盘问,几经周折,周恩来被安全护送到火车站附近,安全脱险。
抗日战争时期,鲍靖中曾在国民党第二十军团任副师长,后因负伤辞去军职。抗战胜利后闲居南京。1950年夏,周恩来总理到南京视察工作,即委托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伯承和副市长张霖之代为打听鲍靖中的下落。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来华访问,周恩来陪苏加诺总统到南京参观时,终于如愿以偿与鲍靖中取得联系,他写了一封信给鲍靖中,致以感谢和问候。一年后,总理再次来到南京,特地看望了鲍靖中,并关照市政府领导照顾鲍靖中的起居。鲍靖中后来病逝于南京。(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或许当年可能有10个人有与毛泽东相当的能改变中国的能力,但有2个出生不久就因病夭折,2个人发育时被压榨太狠身体垮了,2个人军阀混仗中亡于流弹,1个人被土匪青帮杀害,1个人死于官僚买办,1个人死于列强屠刀,最后幸存下来一个毛泽东。其它革命者如周恩来朱德等也大抵如此,最后能成事能力和运气缺一不可。
中国的人口基数让强者的绝对数量不会少,五千年不间断文明潜移默化的熏陶让中国诞生强者的几率明显增加,这才有了中国最后的触底反弹。诞生一个绝世牛人对小国来说是一种偶然,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大概率事件。
基本上也是这种意思吧,没有足够的人口基数就不可能实现科技和文化的全面的人才储备。
欧洲国家现在由于实质上的文化同质性,造成他们国家只是象征性的区隔,所以单个小国家似乎也可能出某些科技惊人成就,但是这还是建立在一个统一的文化性种族的基础上的. 确切的说应该是一个民族需要足够的人口基数,才能强大的跻身世界民族之林。
周在上海也被扣押过。那时局势太乱,亲共的也多,后来就放了。等有人反映过来去追,早没有影子了。
这个堂弟也是周恩来的学生,可惜后来在清除顾顺章一家时,他正好去打麻将也被一起杀了
引用一下铁血网上辨析文章:
所以,鲍靖中根本不可能于1925年毕业于黄埔四期,黄埔四期名单里也没有鲍靖中这个人名。他也不可能参加东征并被提拔为营长。
退一步说,即便他是黄埔四期毕业,也不可能在1926年10月毕业短短半年之后就升为团长,这是常识问题。
此外,按照文中说法,鲍靖中是国民党26军1师7团团长,而薛岳和酆悌分别是他的上级26军1师的师长和师政治部主任。
但是,作者再次犯了常识性错误。薛岳和酆悌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薛老虎是国军一级上将,酆悌是蒋介石13太保之一,两人的经历很多人都很熟悉。薛、酆当时是属于蒋介石嫡系部队1军的,分别任1军1师师长、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而不是什么26军。26军是原孙传芳的浙军,此时刚起义加入国民革命军不久,26军1师师长叫伍文渊。由于薛岳当时很左(他曾要求中共秘密逮捕蒋介石),蒋介石对他不放心,特意把他的部队调往京沪路去护路,后来干脆把他撤职,他怎么可能跑到浦东去驻扎呢?蒋介石当时想发动反共政变,因手下嫡系部队不干,只好动用26军,26军原是北洋军阀部队,思想落后,仇恨共产党,仇恨工农,当时又驻扎在上海。四一二政变就是白崇禧和26军加上青红帮联手进行的。
最后补充下,现在信息太多反而质量下降,真是泥沙具下,只能多分析比较看看有没有漏洞了。
我也对那个人快速成为营长团长有点疑问。。好像林彪也是四期的,八一南昌起义时才是排长。
五年前就有过辨析,桃源客:所谓酆悌暗中私放一说,该说法的可信度不高。
然后百度出来的内容,发贴匆忙只写了引用一下,没有把引用表示出来,我赶快把引用补上。
而且还坐牢有半年之久。这件事情我前几天才知道,品味了半天。
毛的确在中国革命中起了巨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战略都有先见之明。但是没有他,中国革命也会取得胜利,只是会在黑暗中摸索更久、更曲折一些。这个早有公论,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否则毛本人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学说的一种讽刺,即中国革命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遍地流民和受外国侵略的国情就不存在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迫切需要一场革命的现实基础就不存在了?
就具体的方针策略而言,毛提出来的,其他人也未必就认识不到,只是综合看毛认识的更早、更彻底一些,比如:
1. 支部建在连上——周恩来早在北伐时期就已经在军中广泛推行党代表制度,只是好像是不是一直推行到连这么小的单位上,不清楚。但周对军事指挥的能力不如毛,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也不如毛(理解的意思就是说,也知道这件事情,但是认识的深刻程度有所不如)。
2. 联蒋抗日——张闻天所一直主张的,并且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张而不是毛,但张的其它方面比毛没法比。
3. 农村包围城市——早期的彭湃也是农民大王,热衷农民运动,只是他没有认识到不应该在广东这样反革命基础强大的地方建立根据地(没读过毛的那篇论文?)。中共早期还有设有农民部长,也体现了对农民运动的重视。
4. 对主要军事领导人林彪与粟裕的赏识、提拔与重用——朱德对此两人也都相当赏识,因为两人都是南昌起义的余部,是朱德带到井冈山上的,并且很早就都成了连级干部(南昌起义余部到了山上统一改编为红四军28团)。朱德甚至在井冈山时期就说过,革命要一棒接一棒,后来人还有粟裕。但朱德搞政治搞军事都不算内行。
5.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早就做到了,否则上海党中央怎么做到遥控指挥的,甚至一个丢了介绍信的交通员都能让方面大员下岗。而且各个时期各个根据地都是如此,叶挺贺龙曾中生刘志丹这样的军队高级将领,在党的权威面前根本就是手无缚鸡之力。
等等等等,如此不一而足。如有其它疑问,都可以提出来,我来给您做解答。
只有三大战役的总指挥,没有迹象有人可以替代,因为历史不可以假设,只有已经在那个位置的最高领导者,才可以去指挥三大战役。不过具体来说,淮海战役是粟裕自己靠夹生饭打出来的,东北更是靠自己打成了绝对优势,只有平津稍差。如果是别的共产党领导人在位,假以时日,难道就不能形成最后的优势吗?要知道在三大战役之前的济南战役、四平战役、豫东战役,已经把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信心给打没了(虽然当时国民党的账面上的优势还在),如果有对具体情况感兴趣的,我可以另开一贴给您详加分析。
总的来说,毛确实厉害,没有他的确是会更曲折、要摸索更久,但不见得就是不可代替的。如果没有毛的话,这些正确认识要让一个团队形成统一的共识和最后的决议,这就会需要一个过程,所谓的“在黑暗中摸索更久”,就是指这个过程。但不是说,没有毛,中国革命就无法取得胜利了,这是对其他有信仰、有能力的整体共产党高层的蔑视。如果毛也在这个团队里的话,其他人只需要对他把关和提供某些帮助即可,后面的事情只要看执行力了就行了。说到这里,我觉得我已经把毛的历史作用讲透了,希望可以消除各位对毛不切实际的个人崇拜,更不要为毛后来的错误去用之前的事情来辩解——那样显然是有违毛泽东思想里实事求是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