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一 先说一下正理，

"By 1930 he had not only published his first book of poems, Motivos de son [Son Motifs], but had also established a reputation as a journalist."

Motivos de son introduced to a literary audience the son, a sensual Afro-Cuban dance rhythm. "The stir these poems provoked," wrote Kutzinski, "remains unparalleled in Cuban literary history: while their reception was largely enthusiastic, some critics were also disturbed by the aesthet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Guillen's literary use of the son, a popular musical form with a strong black component." With the rhythmic patterns of the son, Guillen evoked the energetic flavor of black life in and around Havana.

。。。

Guillén—a mulatto himself—did not exoticize Afro-Cubans but described their everyday life, in particular the racism and poverty that was pervasive in their lives. In addition, these poems paid homage to the Cuban son—a genre that was origin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lower Afro-Cuban classes but eventually came to be embraced by Cubans across class and race.

son不是任意的音响，而是一种特殊的古巴黑人的音乐形式。

而诗集的内容是黑人的生活的各个侧面，

所以只能翻译成 《古巴"宋"乐的主题》 —— 英译是 Motifs of Son

而不是能是音响的动机——这个名字让人不知所云，还以为是什么艰深的哲学思考。

试想一下，我写了几首小诗，描绘江上渔夫，山间樵者，湖中的采莲人，明月楼上的思妇，这些都是民乐的常见题材，我将这些小诗编为诗集，《民乐的主题》是个不坏的集名。假如有人将它译成《音响的动机》，肯定不能接受的。

PS，开始我还以为这个译名是译者从英文本译过来，因为不通西语，翻字典查出来的，后来放狗搜了下，才知道译者是个著名的西语翻译家，真是让人无语。

二

至于说到现成，我想流传甚广的可以因约定俗成而沿用，而没几个人知道的，就该赶紧纠错，我想万年兄如果译到某书中有《Parting the Waters》，是不会因现成而采用《分水岭》这个译法的。

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的确有点容易让人误解。

金的改革根本目的在于

把自己的权威落到实处，提名那些人，并不能让那些人获利，而只是保证他们有一定的利益保障，不会被完全踢开，因此反应不会那么强烈。

金要杜绝的是，泛泛地声称接受自己的权威，却在现实中把自己架空。

这里对应的是前面这句

Had it stood alone, King’s preface would have sounded defensively audacious. Most probably, he could have gotten the congregation to adopt it as a resolution, but the church powers on whom he served notice would have bided their time and in the long run the resolution would have had little effect. King did not take that chance.

他的基本策略是，接受我的权威，就得接受我的安排，不能宣称

接受我的权威，而在教会实务不听我的安排。如果在教会实务上不接受我的安排，就是不接受我的权威。

they could validate his authority along with his recommendations, or could challenge them both

不接受我的权威，那我转身就走

It was Thermidor, a royalist counterattack, with implicit warning that if the nobles resisted, King would leave Dexter before they could celebrate his arrival.

not have a leg to stand on

to be in a situation where you cannot prove something

The problem is, if you don't have a witness, you don't have a leg to stand on.

I haven't even got the receipt to prove where I bought it, so I don't have a leg to stand on.

史密斯一家的穷困潦倒，尤其是父亲酗酒，会让人们对她失去信任。

这样的话，她说的话就得不到证明。

以她为中心的诉讼就会败诉。

这才是主线。

穷困潦倒，父亲酗酒是很丢脸，这是个事实，

但这句话并没有在说这个事实，

而是在说这个事实对诉讼产生的影响——让我们的声言站不住脚。

这周比较忙，不进行大的校译了，先回应一下这个商榷吧。

如果作出来了，不知美国人是不是能再度奋起。

8月中旬，甘地纪念信托基金主席R.R.迪瓦卡（R. R. Diwakar）带领一批印度名流专程来到蒙哥马利拜会金。印度人很高兴地得知他仍计划访问印度，不过迪瓦卡还是特别有担当地警告了金要小心前路艰险。他向金指出了甘地的经验与教训，并且建议金不仅要准备好讨论痛苦，还要亲自承受肉体上的牺牲，因为他为自己规划的人生道路必然免不了这样的劫难。金表示自己早就准备好了。但就眼下而言他更关心自己的名声得到了怎样的拔高。印度人离开后他把亲笔题写献词的新书送给了印度总理尼赫鲁。斯坦利.利维森在8月15日的来信中通报了一条好消息：哈珀兄弟出版社已经安排了再版，尽管不会在下个月马上付印。

与此同时在蒙哥马利市的另一头，拉尔夫.阿博纳西的处境可谓麻烦不断。过去十九个月里蒙改联内部一直在争论下一个废除种族隔离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眼下就连阿博纳西的教堂里的炸弹损伤都已经修缮完成了，蒙改联依然没能得出定论。有一个领导派别仍然想攻击当地机场的种族隔离公共设施，格雷茨与一群非神职领导人则将目光投向了公园、游乐场以及其他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市政设施。双方都吵吵得不亦乐乎，也都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可是两项计划都没能取得切实成果。另一方面市政专员们也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反制措施来遏制蒙改联，例如宣布宁肯将公园全部关闭也不肯实行种族融合制度。由于金整天在外奔波，寻找其他斗争手段的重担于是就压在了阿博纳西的肩头。此外阿博纳西还要担任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司库，这份责任同样并不轻松。同样是在8月份，艾拉.贝克再次提醒他，领导大会办公室仍然缺少一名秘书与一台油印机。对于一个宣称正在十个州运作选民登记的组织来说，此类基本办公需求的欠缺实在令人面上无光。

1958年8月29日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阿博纳西正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地下室的办公室里办公。此时一名会众的丈夫突然径直闯了进来。“我想你知道我是干什么来的，”这位爱德华.戴维斯（Edward Davis）说道，“我是来杀你的。”说着他就从衬衣里面抽出一把小斧头，用手柄那一头冲着阿博纳西敲了下去，两人立刻打成了一团。吓坏了的阿博纳西伸手去抓电话，但是戴维斯随即用一把手枪抵住了他的后背。不过戴维斯并没有立刻扣动扳机——或许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打算开枪，又或许是因为他还没有被怒火冲昏头脑——于是阿博纳西趁机撒开双腿冲出办公室，一边逃命一边尖叫道“他要杀我！”他从秘书阿弗雷达.布朗身边跑过，冲上楼梯逃出了教堂门外。

戴维斯抡圆了斧头紧追不舍，他追着阿博纳西足足跑出了两个街区，两人你追我赶地一直来到了哥伦布大道中间。吃惊的现场目击者当中包括两名驾驶警车巡游街道的蒙哥马利警官，他们在戴维斯追上阿博纳西之前抓住了他。戴维斯一看到警察追过来就扔掉了斧头，至于他究竟是为了摆脱凶器还是为了朝向阿博纳西发泄最后的怒火，事后的描述多有互相抵触。但毫无疑问现场被他搅得乱成了一团，所有人全都不知所措。几乎仍然处于狂暴状态的戴维斯冲着警车尾部将手枪扔了过去，手枪落地之后走火了。两位过路的警察一开始并没有将这次逮捕太当回事，骤然响起的枪声先是把他们吓了一跳，随后便勃然大怒起来。被押回警察局之后戴维斯又进一步爆出猛料，声称他之所以攻击阿博纳西是因为自从他妻子十五岁那年以来阿博纳西就经常与她发生过性关系，直到今天仍不收敛。谁也没想到在蒙哥马利地位仅次于金的民权运动二号领袖居然会遭受如此骇人听闻的控告，于是戴维斯的妻子维维安.麦考伊.戴维斯很快也受到了讯问。维维安听说了丈夫的言行之后羞愧得无地自容，以至于冲着警方大发脾气。于是警方以行为不检的罪名也将她逮捕了。与此同时在警察局那边，惊魂未定、一身瘀伤与轻微割伤的阿博纳西拒绝在针对戴维斯的逮捕令上签字——后者否认自己曾经碰过扔在街上的那把枪。于是一名警官根据自己的目击陈述签署了逮捕令，这样一来戴维斯夫妇就要双双出庭受审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这条丑闻已经成了蒙哥马利街头热议的第一号题材。故事当中充满了言之凿凿的震撼细节——疯狂挥舞的斧头以及光天化日之下从教堂里一直跑到大街上的追逐——而且这些细节已经无可挽回地暴露在了大庭广众之下，于是各种小道消息与八卦留言裹挟着性爱与神职人员这两个素来被视为忌讳的话题汇成了一道滔滔洪流。城里几乎每个黑人都将戴维斯称作“大二”，这个绰号的起源已经不可考证了。戴维斯好些年前曾经是亚拉巴马州橄榄球队的明星中卫。大学毕业后他到空军服役，退役后就直接回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仅仅从职业生涯模式来看，他无非是又一名循规蹈矩的蒙哥马利黑人中产阶级成员而已。但许多人都怀疑他的性格是否符合教师的举止规范要求。“大二”素来有着风流成性的名声，同时又是个人尽皆知的醋坛子。许多人都记得他在亚拉巴马州立大学打球时与教练闹出的不愉快。教练要求他放弃一段特别火热的恋情，保存体力认真打球，可是戴维斯却不买账。据说他是这么告诉教练的：“嘿，她给了我一套房一辆车，你都给了我些什么？”这样的态度使得人们普遍认为戴维斯算是个人物，但是与阿博纳西的布道人气度相比显然并不太值得认真对待。他针对阿博纳西的指控因此也遭到了质疑。另一方面，戴维斯恰恰正是那种只要相信有人给他戴绿帽子就很可能会发疯的人——挥着斧头拿着枪冲进城里最古老的黑人浸信会教堂里袭击牧师确实算得上相当疯狂。

若干年后金私下对同事透露，他不仅很早之前就知道阿博纳西在蒙哥马利有婚外情，而且甚至就连他本人也与阿博纳西的几位情妇有关联。他的坦白如果属实，那就意味着他的出轨行径最早可以追溯到蒙哥马利任职期间。换句话说戴维斯丑闻肯定触及了他的人生当中最隐晦的秘密与最尖锐的恐惧。

9月3日，蒙哥马利市政厅刑事庭召开戴维斯案的初步听证会，金一早就赶到了市政厅。法庭挤满了以黑人为主的旁听者。走廊和过道上排队等着入场旁听的人们挤成了好几条队列。法庭里的白人法官正在勉力维持秩序，白人检察官正在为这起充满下三路情节的案件准备陈词，听众们热切地期待着控辩双方的黑人当事人宣誓证言属实之后对于彼此有什么说法。蒙哥马利仅有的两名黑人律师因为这起案件陷入了对抗。尽管阿博纳西明面上是控方目击证人，但是由于戴维斯的证词肯定会对他不利，他还是聘用了弗莱德.格雷为自己辩护，而戴维斯则聘请查尔斯.兰福德（Charles Langford）就他所受到的刑事指控进行抗辩。金和柯瑞塔紧随阿博纳西夫妇之后到达法庭，但他们发现警察只允许阿博纳西一个人入场，因为他手里挥舞着一张传票。于是金告诉一名警官，“我在等着见我的律师弗莱德.格雷。”他希望格雷能够帮他们在里面弄到座席。

“你他妈赶紧滚，要不然你就真得找律师了。”警官毫不客气地斥骂道。

正当金往法庭里面望去，指望着格雷能赶来帮忙时，这名警官突然大发雷霆：“够了小子，不滚是吧，你给我等着。”他一边说一边招呼过来了两名法警。这两人粗暴地从后面揪住了金，推搡着他走向门口。突如其来的暴力举动把旁观的黑人们吓得倒抽了一口凉气，见此情形的法警们把金抓得更牢了。他们粗暴地把金推进走廊后又焦躁地冲着柯瑞塔大声咆哮，不准她出声抗议：“老实点，要是乱说乱动你也得去坐牢。”

一名正好走向市政厅的摄影师碰巧抓拍到了这一非同寻常的场面——腕戴金表、身穿棕色西装、头顶宽带翻檐浅顶软帽的金一脸痛苦地被一名警察押送着，另一名警察则在金背后狠命反扭他的右臂，以至于他的右手都快够着左肩膀了。一队黑人在远处跟着。金的遭遇将一部分人从法庭里吸引了出来，没出来的人们基本上也对庭审失去了兴趣。一边是摄影师不停地按快门，另一边是警察一路沿着阶梯将金押送进了警察局并且把他的肩膀按在了前台桌子上。其中一名警察喊叫道金被捕了，罪名是恣意游荡。几分钟后他们离开镜头范围走进了牢房。一名警察从后面一把揪住金的衬衣领子向后拽，几乎令他窒息，其他人则趁机将他全身搜查了一遍。随后有人飞起一脚踹在金的后背上，将他蹬进了牢房里。金试图让自己尽快镇定下来，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时一名他认识的警官走过来温和地宽慰金，并且表示自己不会允许任何人过来打扰他。金为此非常感激。

警方很快就允许金交保候审。当金走出警察局时，看到警局门前已经聚集了一大群支持者，他的妻子与朋友们都在其中，好些人都哭了出来。金站在警局门前的台阶上向人群进行了简短致辞，表示自己将会继续为了获得公正对待的权利而抗争，“哪怕这样做意味着重新被捕甚至丧命。”然后他就嘱咐大家尽快平静散去，因为他一切都好。这一幕实在无法让人不去联想公交车抵制运动时期的场景，现场的人们又重新体验了一把激昂亢奋乃至不堪重负的感受。法庭那边很快也传出了消息：维维安.麦考伊.戴维斯公然站在了丈夫一方。她因行为不检而被定罪并被判处罚款二十五美元，随后她对法庭表示她愿意支持爱德华.戴维斯以遭受刺激为理由的无罪抗辩。不承认其挑衅罪的指控。阿博纳西被传召发言，他证实戴维斯确实对他提出了指控，但他表示这些指控并不属实。法官决定于11月对有争议事实进行全面审讯。

对于外地的新闻媒体来说，戴维斯审判立刻降级成了无关紧要的本地新闻，无非是一场晦暗暖昧的法律冒险而已。反而是金遭到逮捕的照片遇报道迅速吸引了新闻受众们的注意力。这一事件的冲击影响极其迅速，以至于第二天《广告报》就登载了义愤填膺的罗伊.威尔金斯从纽约发来的抗议电文。国际通讯社也纷纷转载了这些照片。大规模逮捕事件发生两年半以后，四面八方的消息再一次大量涌入了蒙哥马利。蒙改联执行委员会一直相对连续地召开着特别会议。金身边最亲密的顾问们轮流组团与他会面，讨论应该如何应对意料当中的有罪判决。

第二天一早，金很快就被审判定罪并被判处缴纳十四美元或监禁十四天的处罚。宣判之后弗莱德.格雷明确宣布金选择服刑。这项主张令法官大为意外。金站起来简短地证实了他的决定，并且表示希望有机会充分解释一下自己的选择。法官同意了金的请求，于是阿博纳西拿出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文件。金的这份声明在语气和内容上甘地的著名宣言惊人地相似。1922年3月18日，甘地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接受了英国法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他在布鲁姆菲尔德法官面前发表了这段著名宣言。“大人，您在裁决本案时无疑相信自己正在维护公平语正义，”金这样开始道，“而我的行为动机则是发自良心的告诫。”

金的决定在法庭里引发了一片交头接耳之声。记者和观众都嚷嚷着想要拿到这份声明的复印件，阿博纳西很大方地将许多复印件散发了出去。随后阿博纳西陪同柯瑞塔走到了大街上，街头早已聚集了一大群人。因为没有看到金本人，大家都很失望。阿博纳西试图解释金没有出来的原因，但警方不允许他发表演讲。于是阿博纳西大声喊道：“大家都去德克斯特教堂！”一行人随即浩浩荡荡地走过七个街区到达了金的教堂。这一幕其实是事先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重新拾起抵制运动当中的“步行之城”精神。过去两天始终灰头土脸的阿博纳西此刻终于神采飞扬起来。他主持了一场临时弥撒大会来赞扬金的行为，包括柯瑞塔在内的许多人都登台讲话。然后阿博纳西向蒙改联成员宣布了他的下一步计划：他们决定在金的十四天刑期内守候在城市监狱门外轮班守夜。

这套庄严的计划后来却促成了一场逻辑喜剧。回到市政厅，金坐在看守区与一群等着进监狱的同日被告攀谈起来。但是等到囚车开过来押运囚犯的时候，一名警官却禁止金上车。不知所措的金又回到看守室，等待第二组犯人凑够人数。然而第二次押车的警察依然不让他上车，反而叫他赶紧回家，因为已经有人替他支付了罚款。金坚称一定是搞错了。他自下而上地询问了好几位法院工作人员，最后干脆来到议事厅向法官抗议，表示自己不希望缴纳罚款，而是希望进监狱服刑。法官耸耸肩回答说他已无权改判了，因为一位匿名人士已经支付了十四美元。这一回金被锁在了牢门的另一边，很快他就孤零零地站在了市政厅门外。上次遭到逮捕并关进城外的监狱时他曾经一度吓得魂不附体，至今想起来依旧心有余悸。现在他主动想要走进监狱，监狱却不要他了。突然间的角色转换多少让金有点泄气。他赶紧回到德克斯特教堂的集会现场，可是已经太迟了。人群早已散去，监狱外面的守夜行动也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警务专员克莱德.塞勒斯在市政厅里遭到了各路记者的围追堵截。在记者们的再三逼问下，他最终只得承认确实是自己替金支付了罚款。他宣称之所以要自掏腰包缴纳这笔罚款，是因为他不想让纳税人白白供养金两个礼拜。他认为金在法庭上的陈述“不过是宣传噱头而已”，其用意无非是为即将出版的新书进行炒作。

当晚在博特尔浸信会教堂举行了一场五百来人的弥撒大会。按照抵制运动的标准这个人数不算太多，但是鉴于当天充满了各种混乱，能来这么多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听说塞勒斯专员替金支付了罚金之后，在场的人们无不笑得前仰后合。大家全都表现出了良好的新闻触觉。一名南方警务专员为一个自己憎恶的黑人支付罚款，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把他挡在监狱外面。当他们散播金宁愿入狱服刑也不愿交纳小额罚款的消息时，全都将这条段子一样的情节当成了宣传重点。阿拉巴马州的司法实践充满了种族歧视，平时大家一想起这一点就难免闷闷不乐。但是这一次开怀的笑声却驱散了阴郁的心情。人们在弥撒大会上从目击者口中听说了警官怎样就差点扭断了金的胳膊以及其他各种虚虚实实的暴行。蒙改联支持者与金之间的情感纽带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内容的影响力。甚至就连爱德华.戴维斯的案子都被这种休戚相关的感受卷了进去。查尔斯.兰福德辞去了为戴维斯担任辩护律师的工作，把戴维斯丢给了抵制期间代表蒙哥马利市政府的白人律师。这样一来整个案件的味道就全变了。在人们眼里，戴维斯沦为了一条与白人检察官、法官以及其他白人当权者沆瀣一气的走狗，其用意无非是想搞垮被害人阿博纳西在这次弥撒大会上，参会人员毫无异议地全体起立支持阿博纳西。接着金也站起来友表了一场略带自责却又充满激情与向往的演讲：“我很高兴我也能略微品尝一点受苦的滋味，我很高兴我也能受些磨难……这让我觉得与你们更近了一些。”

与金相熟的杰出布道人们则持有更专业的磨难观。几天后在底特律举行的全国浸信会大会上，J.雷蒙德.亨德森牧师拦住阿博纳西和金这两位后辈，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教牧辅导。早在二十七年前亨德森就是老金牧师在小麦街的第一个竞争对手，后来他曾为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提供过资金以及其他支持。现在他很担心这两位著名的年轻布道人低估了自己面对的风险。从底特律返回洛杉矶之后的第一个晚上，亨德森因为担心而无法入眠。在黎明前他给这两人写了一封信，警告两位后辈要小心前路上的各种危险——阴谋、税务丑闻、暴力，尤其是耽于女色造成的“毁灭性的影响”。“与异常杰出的男性有染经常能给女性带来极大的满足感，”亨德森在给金的信中写道。“敌人们肯定会利用女性来毁灭你。白人女性很可能成为毒饵。你必须加倍小心。你必须保持警醒。”亨德森的紧迫感很重，他认为金“已经沦为了活靶子”，并建议金赶快举家迁出蒙哥马利。他的态度很友好，甚至堪称温柔，但同时也很固执。这封信件不仅忽视了金的教牧职责，更没有考虑广大女性读过信后会怎么想。信中的所有警告就仅仅关心金的名声而已。

不久之后，金飞到纽约庆祝《迈向自由》（Stride Toward Freedom）一书的出版。这段搜肠刮肚的码字苦旅终于结束了。他将亲笔签名的书赠送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副总统、首席大法官沃伦、前总统杜鲁门以及雷茵霍尔德.尼布尔，还委托斯坦利.利维森将新书赠送其他好几位各界著名人士以示敬意——包括批评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劳工领袖乔治.米尼、第一位成功进入国会的女性民主党党员海伦.道格拉斯，还有河滨教堂名誉牧师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此外来路各异的布道人、国会议员以及新近成立的民权委员会成员也都收到了赠书。哈里斯.沃福德读完赠书当天刚好看到金在蒙哥马利遭遇警方暴力的新闻照片。他随即给利维森写信，认为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暴力行径很可能炒热这本在沃福德看来过于平淡的书，使其成为热门畅销作品。

9月17日，金在纽约进行了新书推广活动。他受邀成为了戴夫.加罗韦的《今日秀》现场直播节目的嘉宾。那一周周末他又在哈莱姆的布隆斯腾百货公司进行了现场签售。布隆斯腾百货公司平时并不卖书，因此这次签售活动可谓不同寻常。商场在鞋品部的后侧放置了一张桌子以供金签字。纽约市的民权活动领袖们络绎不绝地涌向了这个略显简陋的场所。这些访客们以黑人与犹太人为主，几乎所有人都穿戴着最精神的衣帽，佩戴着最漂亮的饰品。金的出版商聘请了一位摄影师，他先拍了一张协进会主席亚瑟.斯平加恩与金并肩而立的照片，随后又指挥其他人排队站好，打算拍一张合影。熙熙攘攘的活动现场大约有五十多人，一名挂着廉价耳环、戴着亮片眼镜、披着蓝色雨衣的女子就在此时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

“你就是马丁.路德.金？”她问道。

“没错，就是我。”金爽快地答道，仿佛在问候粉丝一样。

说时迟那时快，这名女子突然从雨衣下面探出手来向前一挥，登时闪过了一道寒光。金本能地猛然往上一抬胳膊，锋利的刀刃划破了他的左手，然后又深深插进了他的胸口。这名刺客正想要拔出刀来再捅一下，一位站在金身边的女性眼疾手快地击中了刺客的手，致使她松开了刀柄。袭击者根本没有逃离现场的打算，她只是后退了几步并且大叫道：“六年了！我想干掉他已经想了六年了！今天总算让我得手了！”

这一声凄厉的尖叫打破了刹那间的愕然与死寂，现场立刻乱成了一锅粥。好几个人七手八脚地试图制服这名女子，他们发出的响动又被此起彼伏的“抓住她！”与“怎么回事？”盖了过去。这名女子则不停地用刺耳的脏话咒骂金与协进会。角鹿社的长女主君内蒂.卡特.杰克逊（Nettie Carter Jackson）是本次签售活动的赞助人之一。她冲着那些心思全在金身上的人们厉声呵斥道：“谁都不准动那把刀！”刀刃插进了金的领带打结左下方几英寸的胸口处，只有刀柄还露在外面。金靠坐在椅子上，“我没事，”他面无表情地说道，“我很好。一切都会过去的。”杰克逊让他赶紧闭嘴，现在他绝对不能说话。商场保安把袭击者推搡到外面交给了警方，然后尖叫声与呐喊声全都平息了下来。杰克逊为金擦拭了左手伤口的出血。旁观者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心有余悸地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四十五分钟之后，警探们押解着袭击者走进了哈莱姆医院的急诊室。此时金正躺在轮床上等待救治，刀片依然插在胸前。经警方查明，袭击者名叫伊佐拉.维尔.库里（Izola Ware Curry），时年四十二岁，家住在佐治亚州一个名为阿德里安的小镇。警方担心金可能死于刀伤，因此想要让他尽快辨识凶手身份并做完笔录。他们成功地说服了高度紧张的医生们，然后谨慎地把这名女性带到了金能看到的地方。金还没开口，库里就先哭叫了起来：“就是他！我非要把他报告给我的律师不可！”她傲慢地挺立在众人面前，骄傲得像个女王。这一番举止加剧了警探们的另一项担心——这次的犯人恐怕不会遭受刑事处罚，而是会被精神病院接管。库里语无伦次地叫嚷着自己遭受了多么可怕的迫害与折磨，她之所以痛恨金则是因为金削弱了她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就算她真是疯子，她也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疯子。一名女警还在库里的上衣口袋里面发现了一把上满膛的意大利全自动手枪。尽管金越来越虚弱，但却仍然保持着冷静且清醒的头脑。他确认了库里就是行凶者，然后她就被推出了病房。

又过了一个小时，刚刚在连任选战当中输给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现任纽约州州长埃弗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也赶到了哈莱姆医院。此时金仍然还在等待救治。哈里曼轻拍受害者的手表示慰问，金则勇敢地向他保证一切都会好的。哈里曼从院方了解到，医生们之所以迟迟不肯施救，是因为X光照片显示刀片刚好卡在了心脏与肺脏之间的凶险位置。医院正在组织一队外科医生准备移除刀片。哈里曼州长在走廊里一直等了四个多小时，直到医生走出手术室告诉他，他们刚刚成功完成了一场极其精细的外科手术。医生们不得不切除金的两根肋骨和部分胸骨才得以安全拔出贴在主动脉边上的刀片。后来一名外科医生告诉金，当时哪怕他打个喷嚏都会让刀锋割破主动脉，那样的话他必死无疑。

公诉方安排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周日传讯来审问伊佐拉.库里。治安官文森特.劳叙述案情时她一直挑衅地站着，直到劳说她被指控用一把刀刺伤了金。“不对！”她尖声打断了劳的叙述，“那是一把开信刀。”侦探支持了库里的纠正。城市持刀伤人案件的最常见凶器就是厨房刀具，但是本案的凶器却别具一格，是一把细长的日本款式削笔刀，刀身呈现出柔和的曲线，刀柄还镶嵌着象牙。就像意大利全自动手枪一样，这把刀也是一件时髦值颇高的武器。作为一名未能得手的刺客，库里有着昂贵的外国口味，这一点却与她的现实身份极不协调——她是一名四处打零工的黑人女佣，自从多年前家庭破裂婚姻失败之后就一直独自漂泊在外。很快治安官又重新开始他的叙述，但库里再次打断了他并且宣布她要谴责金“整天与共产主义者混在一起”，还补充说她已经“把情况报告给了联邦调查局，他们已经开始调查了。”这些言论把她送进了贝列佛医院，在那里她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法官下令麦迪亚湾州立医院将她当成犯罪精神病人进行无限期收容。库里从此永久离开了公众视野，只留下了一场神秘难解的恐怖行为。

死里逃生的金回到家中开始养伤。自从成年以来，他还从未经历过这么长一段相对无所事事的时间，以后也再没有过。在接下来好几个星期当中，他既没有在德克斯特布道坛以外的地方发表过任何演说或者布道，也没有离开过蒙哥马利。一位名叫怀亚特.蒂.沃克（Wyatt Tee Walker）的神学院老熟人从弗吉尼亚州给金寄来了求助信。这一年秋天，弗吉尼亚州新近推出了一批所谓的“大规模抵抗”法律，旨在抗衡最高法院关于布朗案的审判结果。依仗这批法律，当地的白人领导人关闭了全州境内的公立学校，将一万两千余名白人与黑人学童锁在了校门外。沃克希望金能赏光参加当地举行的抗议游行。“迈克，我们现在确实很需要你的支持。”他在信中写道。金只得恳求沃克放自己一马，因为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实在没办法出门。此外他原本承诺要参加伦道夫组织的种族融合学校青年游行，现在也不得不爽约了。按照事先安排，贝拉方特与轻松快活的拉斯廷将会率领一千名中学生从纽约走到华盛顿。就连向来矜持的利维森也认可了这种新颖的抗议形式。他在给金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场斗争唤醒更多浑浑噩噩的年轻人，那么这场斗争不仅将在全国各地产生广泛影响，还会深切触及社会上的各个经济阶层。如此说来，这场斗争与三十年代的学生运动颇为相似。当年的学生运动旨在支持当年最重大的自由问题——也就是组建工会的权利……现在我在民权领域也看到了学生运动的兴起，因此我深受鼓舞。”

到了11月21曰，爱德华.戴维斯案件从早到晚整整审了一天。种族、性与宗教因素混杂在一起，致使控辩双方对于每一句证词的每一个字眼都做出了相反的解读。许多黑人旁听者都认定白人检察官其实是在帮助被告戴维斯，而辩方律师其实是在针对受害人阿博纳西。维维安.戴维斯在出庭做证时陷入了情绪失控，因为法庭要求她讲清楚在亲戚家中与阿博纳西发生的“自然与非自然”性行为究竟是怎么回事。被逼无奈之下她只得勉强描述了一番她眼中的非自然性行为——其实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口交。爱德华.戴维斯则做证说妻子已经对他承认了自己的婚外情，而且他曾在5月份警告过阿博纳西，要他远离自己的妻子。

阿博纳西承认案发以前自己确实与被告交谈过，但是他口中的谈话内容却与戴维斯的说法截然不同。他声称戴维斯向他提出愿意刺杀蒙改联的白人反对者，只要他肯付钱就行。这个念头他连想都不愿想，因此就干脆利落地拒绝了戴维斯。阿博纳西的证言不仅抹黑了戴维斯，而且还不至于让人觉得敌视蒙改联的白人买通戴维斯发动了这场极尽中伤毁谤之能事的骗局来搞垮自己——黑人们普遍相信这一理论，而白人检察官与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则普遍认为这一理论难以接受。戴维斯自然矢口否认了阿博纳西的说辞，他的激烈态度逗乐了法庭上的一部分黑人听众。但是戴维斯的辩护律师们设法削弱了这个故事的合理性。他们认为戴维斯是个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公然袭击布道人的无脑莽夫，他的性格与行为似乎都并不符合阿博纳西描述的雇佣杀手形象。而且并没有证据证明戴维斯曾经收到过来路不明的钱款，因此他不太可能为了钱而采取必然将自己送进监狱的行动，也不太可能为了钱而败坏他妻子的名誉，更何况同时他还要在黑人社区里背负上政治叛徒的恶名。辩方主张戴维斯的犯罪动机是一时盲目的非理性嫉妒，这一动机也确实很符合他的犯罪细节。

陪审团仅仅用了十三分钟就达成了一致意见，裁定免除针对戴维斯的所有指控。这个裁决并不令人惊讶，而且也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在案情相同的前提下就算是白人被告也完全可以逃脱有罪判决。在法庭之外，这起案件的社会效应更为真实地反映了案件的影响力。戴维斯很快与妻子离婚，而她随即离开了蒙哥马利寻求新的开始。阿博纳西本来就不想控告戴维斯，这个结果正好遂了他的心意。他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为本次事件定性：“这是邪恶势力企图分化并进而征服我们这个群体的另一次徒劳尝试。”他还感谢“全国的朋友们在我历经磨难期间体现了深厚坚定的信赖以及持久的忠诚。”

当天晚上，阿博纳西在金以及其他朋友的陪伴下来到德克斯特教堂的地下室宣泄压力。他烦躁不堪、几欲疯狂。维维安.戴维斯的证词抹杀了他平常的诙谐情绪。朋友们纷纷鼓励他，认为他的表现很不错，而且在他的教堂或者社区里不会有人相信戴维斯夫妇强加在他头上的指控。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测很准确，这件事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这其中原因有很多，例如布道坛带来的特权地位与强烈的政治侧风都有助于保护阿博纳西在蒙哥马利黑人当中的地位。任何还算得上客观的意见都需要足够坚实的基础来支撑，但是在种族之间的巨大鸿沟里这样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在金的生平当中，阿博纳西丑闻最有力地证明了回避心态的力量。就连沃尔特.麦考尔在克罗兹神学院里闹出来的父子争议都没有这么大的效力。维维安.戴维斯口中关于阿博纳西的下流情节很快就成了金用来戏弄阿博纳西的笑料。

在亚特兰大，另一类不同性质的人际关系紧张加剧了领导大会公民十字军运动的低效状态。领导大会最终聘任了一位来自巴尔的摩老资格布道人约翰.蒂利（John Tilley）担任执行主管。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很令人失望。蒂利是个有条不紊的人，他为金描画了一幅领导大会的主要功能纲要图，还标注出了“令基本功能具有可行性的次要功能”。他在规划领域的才干为领导大会聘任委员会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却并没能提升选民登记人数。这一点又加剧了艾拉.贝克对于布道人圈子拉帮结伙作风的反感。尤其令贝克恼火不已的是，金的身上不仅体现了最不像布道人的气质，同时还具有最典型的布道人作风。私下里他风度翩翩，不求闻达，乐意倾听，乐意为别人服务，工作十分勤奋——贝克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品质才勉为其难地将自己在领导大会当中的志愿岗位延长到了一整年。然而在领导大会内部，金却是布道人当中的佼佼者，他也因此成为了阿谀奉承的对象。很少有哪位黑人布道人能在教会之外的其他机构里得到这样的对待。在12月上旬举行的蒙改联第三次非暴力讲习会上，会务清单明确要求参会人员“赞颂金博士的领导力”，其他会务包括六名布道人分别进行正式演讲，此外还有半小时预留给“现场听众发言”。在艾拉.贝克看来，此类务虚活动不仅无益，甚至还有害。领导大会目前最要命的问题在于入不敷出以及选民登记运动陷入瘫痪，这两项弊病令贝克越发忍无可忍。有一天她干脆直接质问金为什么默许别人专门开会研究如何表扬他——金的朋友经常私下里开小会集体构思赞扬他的文字，并且印成传单在大会上分发。“这不是我的意思，”金告诉贝克，“都是他们自己要这么做的。”

金的选择似乎总会殊途同归。什么也不做就等于心安理得地接受赞誉；采取进一步承担危险的行动就等于主动寻求赞誉；即便是精神病凶犯的狂乱罪行也会给他带来赞誉；甚至就连阿博纳西的私人丑闻也间接将赞誉引向了他那边。金越发感到自己配不上外界的交口称赞，因此他需要设法做出改变。在1958年冬天的半隐居期间，金整天都在担心自己行得不正坐得不直，并且痴迷于历经苦难方得救赎的个人观点，以至于柯瑞塔觉得自己的丈夫简直变成了一个“罪孽缠身的人”。L.D.雷迪克此时即将完成金的第一部传记。他在书中写道，纽约遇刺事件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自然转折点”。这次事件如此醒目，以至于金的整套人生观都遭到了“彻底的重新审视”。雷迪克认为金应当加强自我磨炼与约束，提升政治组织能力并且进一步舍弃世俗层面的挂念。总之他想让金在投身于民权事业的同时趁机完成自我改造。

在1959年1月的华盛顿发生了若干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参议员林登.约翰逊重新装修了办公室。民主党以28票的优势赢得了1958年参议院选举的多数党地位，身为多数党领袖的林登.约翰逊趁此机会吞并了一大块办公面积，并且从纽约聘请了一名室内装饰设计师。新办公室的装修风格堪称金碧辉煌，将其所有者大权在握的得意心态彰显无遗。人们都将这座办公室戏称为泰姬陵。在这座办公室里，约翰逊很快就将改选之后的参议院打上了他的个人印记。他一上手就抓住了辩论终结规则这个参议院当中最难以捉摸的体制问题，并且顺便掌控了日后民权法案的命运。他把参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叫进自己的办公室，软硬兼施地将他们拉拢了过来。约翰逊告诉每个人，不管有多少自由派在1958年当选，他都绝不会允许急切放松辩论终结规则，尽管改革者们认为时机已到，因为急于求成只会毁掉南方民主党，更糟的是还会正中副总统尼克松的下怀，因为尼克松一直打算利用北方自由派民主党人来为共和党赢取黑人选票。这一次约翰逊展现了可圈可点的个人影响力，诱使许多民权支持者帮助他扼杀了改选后参议院的辩论终结制度改革运动。

2月4日，总检察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在共和党领袖的白宫会议上表示，尽管辩论终结制度改革未能成功，但政府依然必须提交一份新的民权法案。他认为1957年的《投票权法案》存在技术缺陷，而且新的提案至少也会减少现行法律遭受的政治阻力。大多数共和党领袖——尤其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尔斯.哈勒克（Charles Halleck）——不想与新的民权法案扯上关系。这些人让艾森豪威尔总统想起了他自己的推测：1957年的法案至少将会延续一二十年。但艾森豪威尔还表示，既然已经坐实的反对黑人投票权的手段有很多，那么他也很乐意看到任何针对这些手段的新法案得到落实。白宫幕僚长威尔顿.珀森斯劝告罗杰斯，最近不可能有任何新法案送交国会，因为总统已经私下承诺要充分保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逊的知情权。

这则消息让罗杰斯感到相当震惊。“对不起，总统先生，”他飞快地说，“我认为将我们的打算告诉约翰逊将会是严重失策。他会窃取我们的法案并且让别人觉得这是他的主意。我认为他在给你下套。”

艾森豪威尔皱起了眉头。“你真的以为林登是这个意思？”他立刻传信要求约翰逊马上到白宫来。共和党领袖们纷纷散去，留下罗杰斯和总统单独密谈，直到多数党领袖抵达为止。“比尔，如果林登试图绕到我的办公桌后边来，你负责挡住他。”总统下达了命令。“我可不想让他揪住我的领子。”总统确实很有先见之明，因为约翰逊冲进椭圆办公室之后不久就跳着脚要绕到总统办公桌的另一边。罗杰斯见状迅速插了进去，他不仅用肩膀顶住了来自约翰逊的冲击，还用胸口挡住了对方的指指戳戳——这是约翰逊谈话时特有的补充手势。这次会面结束时，约翰逊表示自己决不打算将整套民权法案的构思之功都算在自己头上，他只打算获取足量的功劳从而确保法案能得到参议院的批准。艾森豪威尔对这个承诺还算满意。但是接下来法案在立法委员会里遭受了整整一年的冷落，根本没能在参议院里露面，因此约翰逊的保证也失去了意义。

民权问题广泛侵入了艾森豪威尔的各项政治交易当中，其中也包括他与尼克松副总统之间不甚稳定的联盟。在去年秋天一塌糊涂的竞选运动中，尼克松曾尝试过一套不寻常的混合式宣传口径。由于艾森豪威尔不许他鼓吹提高国防开支来应对苏联卫星上天的局面，急于从强硬派那里拉选票的尼克松转而破口大骂民主党是“社会主义者的避风港”。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又不允许他过于具体地谈及民权问题，因此同样急于从自由派与黑人那里拉选票的尼克松只得在种族关系方面做出含糊的承诺。这两方面的宣传都因为党派偏见严重而遭到了拖累，而且两套宣传口径之间还存在着极其尖锐的冲突，以至于尼克松的人品再次遭到了质疑。1958年的选举迫使他重新评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那年冬天的一次政治会议上，尼克松建议政府大力推动将私立学校学费纳入税款抵免范围的政策。根据他的解释，越来越多的家庭想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但苦于学费负担而不能如愿，他的计划就是要帮助这些家庭。他希望共和党抓住他所谓的“中产阶级流失现象”做文章：中产阶级怨恨现有的社会分层并且总觉得自己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地位，而共和党应当善加利用这样的心态。听完了尼克松的演讲，艾森豪威尔当着其他共和党领袖的面将他批驳了一通。总统认为中产阶级并没有消失，事实上这个群体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富裕也更为庞大。实际正在消失的其实是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成员正把数目惊人的子女们送进大学。艾森豪威尔强调了自己生平经历的社会进步具有怎样惊人的幅度，但尼克松通过越发诉诸情感与切身感受的辩论坚守住了自己的立场。他坚称新一代职业人士与其他正在上升进入中产阶级的人们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原有的中产阶级则相信他们正在“下沉”，这方面的事实并不如感觉更重要。在政治层面上，尼克松正开始减少对于理论的依赖。他很清楚像他自己这样的人们多么渴求社会地位，因此越发依仗这一点来制定政治策略。换句话说他逐渐偏离了民权倡导者的形象，变得越发锱铢必较，他的做派也越来越像人口统计学家了。相比较而言，艾森豪威尔依然是个理想主义者。

同样是在2月初，重伤初愈的金又一次来到了纽约，这一次是为了踏上他的印度访问之旅。他在纽约与柯瑞塔和雷迪克这两位旅伴会合，此时雷迪克为金写的传记《非暴力十字军》（Crusader Without Violence）刚刚出版，为三人启程时的情绪平添了一层兴奋之情。在动身之前的最后一次碰头会上，拉斯廷提供了一沓关于印度的新材料，其中有一篇文章谈到了甘地的“香提塞纳”（shanti sena），或者说“非暴力军队”。拉斯廷认为这篇文章是“对于甘地运动最新理念的最新思考”。金很想抽时间把甘地主义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吸收，因为他很害怕自己从此会止步不前，沦为一名徒有其表的样子货，只能在晚餐会上做做演讲，却无法切实推动任何社会变革。研究甘地兴许能帮助他摆脱这样的厄运。就个人而言，他想好好研究一下甘地毕生的斗争，从而在自己的人生与人生观之间实现和谐。这些文章当中的许多内容都让金与柯瑞塔忍不住自嘲。甘地是一个放弃了个人财产、性生活以及除了缠腰带以外所有衣物的苦行者，而专程前往印度学习甘地思想的金夫妇却带着好几口装满男女礼服的箱子，并且在英国统治时期兴建的最华丽酒店里预定了房间。临行前两口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超重行李支付关税。

类似这样横生枝节的意外情况令雷迪克相当恼火。他对金忠心耿耿，但生性敏感易怒而且极有主见。他认为金的耳根太软，老婆说带多少行李就带多少行李，所以才会闹出这种事来。讽刺的是，雷迪克自己在旅途之初也提出了一条节外生枝的建议，差点毁掉这趟出行。他说服金取消在伦敦逗留的计划，改道去巴黎与自己的老朋友、《土生子》的作者理查德.赖特叙谈几日，然后赶到苏黎世，乘坐经停当地的伦敦到新德里航班。开始一切都进展顺利，然后金一行人突然得知由于苏黎世突降大雾，从伦敦出发的飞机已经根据指令绕过苏黎世直飞德里了。地理、天气和语言都在跟他们过不去。当本该搭载他们的飞机飞越伊朗上空时，他们自己却坐在穿越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火车上。在德里，大约有500人聚集在机场恭候金博士的到来，许多人还拿着花环。可是左等右等金博士就是不来。最后调查人员宣布，金一行人虽然购买了航班机票，但并没有在伦敦登机。机场里的人群这才一头雾水地纷纷散去。

金拼命想在第二天晚上赶到德里，但终究未能如愿。到了本该与尼赫鲁总理在砂岩宫共进晚餐的钟点时，还在孟买的金已经放弃了努力。一行人就像普通游客一样孤独地坐在机场大巴上，眼看着挤在狭窄街道两旁与各家各户门口的贫民们。这些人一个个面容憔悴，无家可归，如同人肉地毯那样覆盖了触目所及的每一寸土地。此情此景令一行人不忍直视。错失与尼赫鲁的会面已经很糟了，突然见到印度最悲惨的一面也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丁点安慰。

两天后，星期天的欢迎人群中有一小部分人又来到德里的帕兰机场迎接了金一行人，后者满脸都写满了尴尬二字。资助金出访的两个组织各自为金安排了一位全程导游——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派出了一位詹姆斯.布里斯托（James Bristol），甘地纪念信托基金派出了一位斯瓦米.维什瓦南达（Swami Vishwananda）。二位导游都给金带来了一条非同寻常的好消息：尼赫鲁已经同意将与金共进晚餐的时间改到当天晚上。印度政务专家认为这只能说是一个奇迹，谁也没想到身为一国总理的尼赫鲁居然愿意为一个毫无外交身份的平民修改自己的日程安排。

总理迎接金一行时身穿那件令他蜚声国际时尚界的白色夹克，胸前还别着一枝玫瑰。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担当了宴席的女主人。其他宾客还有尼赫鲁的红颜知己蒙巴顿夫人和帕米拉.蒙巴顿，她们分别是前英国驻印度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的妻子和女儿（蒙巴顿勋爵曾于十二年前与甘地和尼赫鲁总理就印度独立的细节进行过谈判）。晚宴上，尼赫鲁总理就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和金随后的经历发表了富有见地的评论，给金留下了深刻印象。总理极力捍卫印度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他认为面对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结盟政策并非被动消极无所作为，而是积极进取的战略，因为这项战略能敦促两个超级大国通过没那么受到仇恨与骄傲蒙蔽的视角增进相互了解。金多次提出想要多了解些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因此尼赫鲁觉得有责任提醒金：圣雄具有出人意料的务实侧面，谁也不敢说他会怎样处理当代印度的具体问题，更不用说金在美国面临的问题了。尽管尼赫鲁的回答令金很失望，但在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两人依然一直在不住口地商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甘地主义、共产主义与非暴力运动等各方面的问题。其他与会客人一直在彬彬有礼地旁听，尽管多少有些坐不住的意思。柯瑞塔一直栩栩如生地记得这场晚宴的盛况。

又过了两天，在一连串的务虚演讲和茶会之后，金一行人早早起床，搭乘早六点的航班飞到了巴特那。在那里他们见到了甘地的著名门徒贾亚普拉卡什.那拉扬（Jayaprakash Narain）。那拉扬住在一处偏远的灵修村庄里，在路上这名先见者表示他相信印度应该废除一切工业设施以及中央集权组织，因为这两者对于宗教和乡村生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那拉扬反对尼赫鲁，因为尼赫鲁坚持要将印度改造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金很有礼貌地听取了那拉扬的意见，一方面被他颂扬纯洁的赞歌所打动，同时也注意到那拉扬前往灵修村庄的方式并不是步行，而是乘坐工厂生产的吉普车。在一行人沿着印度东海岸去往加尔各答的路上，他们注意到社会地位与肤色深浅之间很难建立直截了当的关系。比方说最为卑下的贱民未必肤色最深，街头乞丐的肤色更是深浅各异。金一行人很清楚，他们之所以在印度得到了如此热情的款待，与他们自己的肤色也脱不开关系。印度人显然将他们当成了共同反抗白人统治的深肤色盟友。但是肤色的意义在印度人内部更难确定。比方说金一行人注意到报纸的征婚广告通常注明了对浅色皮肤新娘的偏爱。

与那拉扬会面后，金一行人又参加了全印度牛只拍卖会以及一场愤怒的工人领袖会议。一路上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穆斯林、神秘主义者、富有的实业家、掌管一邦的印共党员以及愤世嫉俗的官僚。他和班加罗尔的首席部长讨论了经济发展问题，还与一群非洲留学生进行了辩论——这些非洲学生一致以为恩克鲁玛的非暴力方式绝不可能废除刚果的殖民主义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金一行人就这样一路回到了西海岸的孟买——他们错过原定航班后就是从这个计划外口岸进入了印度——这一次金没有住酒店，而是住进了孟买的甘地故居。这栋房舍里既没有家具，也没有暖气、热水或者浴室，只有两个印度风格的厕所——就是在地板上挖个洞，洞下面掏个坑。不过金夫妇并没有抱怨。他们的东道主S.K.德（S. K. De）将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让金夫妇入住。他发现唯一能让金开口抱怨的事情就是遍布孟买街头的枯瘦乞丐。这种反应让德想起了之前的一位客人亚瑟.库斯勒，此人也曾在小说中令人心神不安地详细描写过孟买的贫困景象。

金一行人于3月1日到达了艾哈迈达巴德，这里是甘地的修行地，也是甘地发动反食盐税游行的出发点。接下来在偏远的北部树庄吉申格尔，金会见了印度的“在世圣徒”与最著名的甘地追随者维诺巴.巴韦（Vinoba Bhave）。维诺巴为人温文尔雅，蓄着一口美髯，很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他没有家，并不从属于任何实质性的组织，也不敬重任何超出他本人道德诉求的规矩。多年来他一直穿梭往返于印度各地，劝说富裕的地主们捐出五分之一的自有土地来援助失地农民。金在村里见到了维诺巴身为现象级人物的一面——当时他正置身于闹哄哄的朝圣者与追星者当中安心冥想，恰似一团一眼看不穿的烟尘。透过这团烟尘，金惊愕地发现维诺巴简直无法理喻。他的做派完全符合西方讽刺漫画当中惯用的东方智者模板：他的言谈好似猜谜，惯于以问代答，说着说着就会离题千里。金一直在头脑中利用印度的所见所闻来印证美国的社会环境，而维诺巴实在让他忍不住想起“神经病”这个最能触动美国黑人中产阶级内心恐惧的字眼。就在去年年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且性情古怪的黑人男子——此人还是金的本家——仅仅因为申请入读密西西比大学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件事令金始终无法释怀。即便在民权活动家的圈子里，这位克莱农.金（Clennon King）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招人待见，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值得为了一个神经病强行出头。

这几天金的胃部一直不太舒服，见到维诺巴之后产生的焦虑情绪更是造成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按照原计划，第二天早上他原本打算“与维诺巴同行”——这项活动几乎已经成了甘地主义朝圣者的应尽仪式。维诺巴总是每天凌晨三点半起来步行，在上午七八点开始一天的祈祷与会面之前要走上九英里的路程。刚刚在身体与心理两方面遭受双重打击的金实在没有这么折腾的体力与精力，可是沐浴在月光下长途跋涉的神秘意象又令他欲罢不能。于是他与维诺巴商量，想要来一次“美国式”的步行。第二天凌晨他和雷迪克陪同维诺巴踏上了远足之路。维诺巴步行，金与雷迪克坐车。

为了最大限度地从信步而行的旅伴身上获得教益，金向维诺巴提出了一个这些天以来始终令他纠结不已的问题。来路各异的甘地主义者们对于这个问题各执一词，听得金头都大了。他想知道，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基于非暴力原则创建起来的国家，印度难道不应该主动解除武装从而为世界各国树立榜样吗？这样做的风险是什么呢？难道当真会有哪个现代国家竟敢攻击乃至消灭世界上第一个非暴力国家吗？提出这个问题之后，金感到自己与维诺巴之间的迷雾骤然散去了。维诺巴突然显露出了惊人的说服力，至少在刹那间是这样。这样一来金就陷入了许多观察家都曾经遭遇过的两难境地：他实在不知道维诺巴究竟是疯子还是天才？两者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有权划线的人究竟是他自己还是维诺巴？尽管单方面解除武装就像无政府主义或者反工业地方自治主义一样只是空中楼阁而已，但是这一理念依然在金的心里扎下了根。他在印度的其他见闻——例如家庭纺织运动、修行地以及其他形式的经济原始主义——则没能取得相同的效果。这正是他一直在寻求的启迪——如何将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的精神在宗教与政治领域扩展到极致。现在金意识到，他可以以一个黑人、一个自然人、一位美国人、一名牧师以及一个战争研究者的身份倡导国际范围内的非暴力运动。

3月9日，金一行人即将返程。在告别新闻发布会上，金很谨慎地表示他想要提出一条“与维诺巴交谈时想到的建议”。在他看来，美国与苏联都没有停止军备竞赛的“信仰与道德勇气”。正因为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失败了，金才打算提一点不知当不当讲的意见。记者们纷纷点头深表赞同——印度人向来很喜欢谴责超级大国的黩武主义。“也许，”金继续说道，“就像过去的印度不得不带头向世界展示民族独立可以通过非暴力手段来实现一样，现在的印度也必须以身作则，呼吁世界各国裁军。如果其他国家打算观望，印度就应该宣布自己将会单方面裁军。”

这句话一出口，新闻发布会现场立刻炸了锅。满怀敌意的提问像雨点一般向金袭来，记者们全都认为印度单方面裁军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印度正面临来自巴基斯坦的威胁——而美国正忙着重新武装这个印度的死对头。金博士怎么能看不到嗜血的巴基斯坦人最喜欢屠杀非暴力的印度人呢？金试图平息记者们的忧虑，努力降低风险，并力图提醒他们，甘地主义非暴力运动的真正考验总会来自最艰难的人生试炼。可是大部分记者依然反复表示金根本不了解巴基斯坦人，他的观点纯粹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他们在电讯中普遍以轻快的笔调报道了“黑人甘地信徒”的离开，同时曲笔掩饰了他的异想天开。

金一行人途经埃及与希腊于3月18日回到了纽约。当天晚上他们在哈里和朱莉.贝拉方特的私宅——金称之为“宫殿公寓”——度过了愉快的一夜。东道主夫妇在自家的私人银幕上为客人们播放了新近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安妮日记》。贝拉方特表示愿意为领导大会举办另一场募捐音乐会，这个好消息令刚刚回家的金喜不自胜，因为贝拉方特一个晚上的演唱收入就能将领导大会的预算数额翻几倍。四天后，金走上德克斯特布道坛进行了印度之行的汇报。他详细描述了反食盐税游行的情况，为听众们提炼出了圣雄身上最吸引他的品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甘地的“绝对自律”，金相信这是甘地得以成为圣徒的关键。圣雄曾经在公开出版的笔记当中进行过严厉的自我批评，彰显了“神奇的内省能力”，这也是金反复颂扬的品质。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批评外界事物的惊人能力，”金半开玩笑地说道，“我们总能在别人身上看到邪恶，尤其能在压迫者身上看到邪恶。”他认为早在甘地之前印度人民就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不公正，但是甘地却迫使他们承认了种姓制度的不公正，后者的起源远远早于第一个英国人踏足印度土地之时。为了尽力驱散甘地殉难的悲哀，金极力渲染了精神榜样具有怎样的力量。随后他以一段跨教派风格的祷告为自己的汇报收尾，这段祷告的内容像极了某个有点脱线的密西西比白人学生十年前在克罗兹神学院食堂里语惊四座的言论。“上帝啊，我们仁慈的天父，”金吟诵道，“我们感谢您为世间万国与一切文化定义了男人与女人。我们用这个名讳称呼您，也有人称您为安拉，有人称您为埃洛希姆。有人称您为耶和华，有人称您为梵天，也有人称您为不动的推动者。”

1959年春天，访印归来的金迈入了而立之年。在这一年里接连发生了好几件足以改变世界的大事，但是发生的时候却不声不响。5月，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去世；此后不久，世界上第一艘装载北极星核导弹的潜艇从纽波特下水潜入大西洋海岸；也是在纽波特，18岁的史坦顿岛人琼.贝兹凭借着银铃般的女高音在民谣音乐界崭露头角；在4月1日的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商界巨头约瑟夫.P.肯尼迪为帮助儿子约翰获得1960年总统选举提名而举办了第一次私人战略会议，参会人员当中有一位民调专家路易斯.哈里斯（Louis Harris），这一点证明了营销专家们正在从广告界转战政治界。同样在佛罗里达州，五角大楼也体现了正在成长起来的公关力量。当五角大楼将第一支宇航员队伍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他们成功地将七位不苟言笑且常常难以相处的试飞员包装成了全新的典型美国人格——也就是缺乏特色的英雄。所谓的“水星七人组”全都是来自小城镇的白人男性新教徒，其中六个人留着平头。接下来的一系列宣传创造了颇有些可疑的历史印象：代表全人类走进未知宇宙空间的人们全都身心健康，从头到脚挑不出一点毛病。

在纽约，贝亚德.拉斯廷为A.菲利普.伦道夫组织了第二次青年进军华盛顿活动。在向首都行进的路上，拉斯廷走在庄严的示威游行队伍的前头，他情不自禁地打破了惯常的沉默，不仅低声打趣路边伸长脖子傻看的旁观者，还取笑了与他同行的怪人们。“这个社会真要乱套了”，拉斯廷愉快地说道。他把“社会”这个词咬得特别重。这是他为社会变革开的药方。当游行队伍到达华盛顿后，金出席了集会并发表了关于投票权的演讲。“你们知道三百万黑人的名字加入南方各州选民册意味着什么吗？”他问人群。但集会的影响并不足以唤起民权圈子以外的人们的兴趣。

不过这次活动引起了一个圈外人的注意，此人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胡佛看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报告说，A.菲利普.伦道夫公开感谢斯坦利.利维森帮忙安排了这次行动。这份报告似乎重新唤起了胡佛对利维森的兴趣——联邦调查局在好些年前就已经给利维森贴上了共产党员的标签。联邦调查局的文件还指出，利维森与金“联系密切”，而金则被文件称作“这次游行示威背后的推动力量之一”。言外之意很清楚——在华盛顿游行和金的职业生涯当中利维森都起到了出谋划策的作用。胡佛指示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报告利维森参与活动的细节。他的命令把金、利维森和种族示威搅和在一起，又打上了恶意颠覆的险恶印记。

诚然，胡佛是一个十分仇视共产主义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歧视黑人的人。但是他这次的激烈反应却不仅仅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身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胡佛首先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官僚，对于重大历史潮流十分敏感。 二十年前，联邦调查局为了防备纳粹间谍而迅速扩大规模。在大萧条中期，联邦调查局的暗探队伍不过五百人多一点。珍珠港事件后调查局人数翻了三番，诺曼底登陆之后又翻了三番。胡佛不用别人教也知道情报机构高于执法机构的先天优势：在保密二字的掩护下，情报机构地位更高，情报部门公然出丑的风险更小，情报部门的手脚更自由，情报部门的权力也更大。进一步说，情报部门比执法部门更能塑造一个国家的价值观与象征。为了避免联邦调查局遭遇战后裁员，胡佛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场大战，一心想要成为一个覆盖全世界的情报机构的一把手——尽管他不会说任何一门外语，而且终其一生都未曾出国。最终联邦调查局输给了新创建的中央情报局，失去了在国际领域一展身手的机会。不过恶狠狠的胡佛依然从杜鲁门总统那里强夺来了一项分量很重的安慰奖：联邦调查局将会负责联邦政府雇员的“背景调查”与忠诚度调查。这项任务不仅在整个麦卡锡时代维持了联邦调查局的人数规模，还大大增加了胡佛的政治影响力。他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捍卫者，还赢得了先知一般的地位。

1956年美共最终瓦解之后，胡佛意识到自己麾下的这家机构再次面临着二战结束时曾一度遭遇过的定位危机。美共灭亡之后，各级法院以及司法部根据宪法做出裁决：除非涉嫌间谍活动，否则仅仅身为共产党员将不能成为遭受起诉的理由。这样一来胡佛手下成千上万的密探们立刻就成了多余的人。面对不利现实的胡佛随即授权全体密探们对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抗议团体进行法外骚扰，免得这支队伍因为无所事事而人心涣散。从1956年起，联邦调查局出台了正式的反情报程序（COINTELPRO），进一步深入进行了国内间谍活动。通过秘密行动与公然政治审查，联邦调查局越发成为了一个传统模式的情报机构，与中央情报局难分彼此。胡佛把反情报程序当作高度机密，因为这一纲领违反了宪法对国内警察权力的基本限制。多年后，一位最优秀的胡佛传记作者查阅了当年文件并且做出结论：胡佛治下的联邦调查局的大部分活动都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以至于每当有人质疑联邦调查局秘密行动的权限时胡佛都会采取态度粗暴的防守姿态。”不过遭遇质疑的情况很少发生，反情报程序行动也确实帮助胡佛维持住了他想要的探员队伍。1959年联邦调查局针对斯坦利.利维森重新开展调查的时候，调查局纽约办事处为国安稽查队分配了四百名特别探员，与此同时负责调查有组织犯罪的探员只有四人

对于当时的胡佛来说，关注利维森只是为了未雨绸缪，因为当时调查局里人手调配的严重倾斜状况尚且不为公众所知，胡佛的统治更没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政治挑战。要是政治家们试图声称共产党人在美国已经被彻底消灭，胡佛将联邦调查局的人手用在了错误的方向，胡佛就会举出利维森这样的例子来证明威胁依然存在。在此之前他并不特别关心利维森。事实上同年晚些时候胡佛还授权特工们招募利维森充当线人。经过多次尝试后，一贯敏感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向胡佛保证，虽然利维森拒绝当线人，但他也并没有口出恶言。

这一时期胡佛对金的敌意也不算特别旺盛，因为民权运动对于联邦调查局的势力范围尚且没有造成迫切的威胁，而且社会大环境依然会使得金与胡佛彼此独立地站到民权危机战线的同一侧阵营当中。马克.帕克私刑事件就是个好例子。1959年4月，一群蒙面男子冲进密西西比监狱，劫持了被控强奸白人妇女的在押犯人马克.帕克（Mack Parker）。金第二天立即打电报给总检察长敦促对帕克的失踪进行联邦调查，他指出寥寥可数的已知事实表明“暴民看起来几乎好像是被有意放进了监狱一样。”罗杰斯表示同意，密西西比州州长詹姆斯.P.科尔曼也认同这一看法并向联邦调查局求助。按照密西西比的政治标准，做出此等示弱之举的科尔曼从此沦为了“温和派”。

没过多久，帕克的尸体就漂在了珀尔河上，浑身血肉模糊。胡佛派出了一支六十人的探员队伍抵达了波普勒维尔。这是自1955年埃米特.提尔案以后最轰动的一次私刑调查工作。特工提取了三名私刑参与者的口供，辨识了其他若干同案人员的身份，还确定了执法人员同谋参与绑架的事实。当地检察官拒绝向大陪审团出示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于是胡佛授权探员们自愿为密西西比州大陪审团提供证词，这一回陪审团干脆无视了来自联邦调查局的证人，气得总检察长罗杰斯痛斥本次调查是“对于司法正义公然且蓄意的歪曲”。司法部试图利用效力不强的联邦法令提起指控，但密西西比州联邦大陪审团拒绝依从。这场原本十分出色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就这样被糟蹋殆尽，行凶者逍遥法外，所有证据都被封藏了起来。

鲍威尔不仅要求政治援助，还要求资金援助。他寄给金的信件充分体现了他那直来直去的性格：“如果你希望匿名（捐款），请事先通知我。或者你也可以用标注有‘个人-机密’字样的信封装上现金寄给我。”

罗杰斯声称自己对于民权事业的兴趣源自二战期间的经历。美国海军在二战期间奉行种族隔离制度。当时他在一艘航母上服役，亲眼见到毫无遮蔽的黑人水兵们抱着点五零机关枪冲着日军的神风飞机拼命扫射，成为了保护航母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是战斗结束后同一批黑人水兵又要返回甲板之下的厨房里为罗杰斯以及其他白人军官做饭。他为民权事业做出的诸多努力当中包括代表司法部起草了支持布朗案的简报，并且推动南方各州法院任命了一大批公允正直的共和党法官。这些法官们日后也都会在民权斗争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

1

原文

Not since the First Battle of the Marne has the taxi been put to as good use as it has this last week in Montgomery,

原译

自从在第一次马恩河会战期间运送士兵以来，出租车还从没有像上周的蒙哥马利那样得到如此充分的利用

辨析

put something to good use

Employ or utilize something in a way that is greatly beneficial.

Good不是程度上的充分与否，而是价值上的好坏。

上下文中也可以看出这位图书管理员对扺制活动的歌颂。

参考

自从在第一次马恩河会战期间运送士兵以来，出租车还从没有像上周的蒙哥马利那样得到如此伟大的使用

2

原文

One feels that history is being made in Montgomery these days, the most important in her career,” she concluded.

原译

人们难免觉得这几天的蒙哥马利正在创造历史，如今正是蒙哥马利建市以来最重要的一段时光。”

辨析

the most important in her career是限制history而不是时光。

下文也可以看出，比较的是事件。

Who of sound mind could write that a shift by Negro maids in their common mode of transportation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all the past glories of Montgomery?

不过就是一帮黑人女佣改换了惯用的交通方式而已，怎么会有神智健全的人认为这点小事居然会比蒙哥马利的整个辉煌历史更重要呢？

参考

人们难免觉得这几天的蒙哥马利正在创造历史篇章，而且是蒙哥马利建市以来最重要的篇章。

3

原文

and complicated relays in getting from home to job without being late or getting fired or getting into an argument with the employer,

原译

他们不得不借助于复杂的接力式通勤方式，不能迟到，不能遭到解雇，不能与雇主顶嘴。

辨析

being late与getting fired or getting into an argument with the employer 之间有因果关系。

参考

他们不得不凭靠复杂的接力式通勤方式而不能迟到，否则就可能被解雇或是与雇主发生争吵。

4

原文

the loss of what was most important modern convenience—cheap bus transportation

原译

对他们来说，参与公交车抵制运动就等于放弃了最重要、最便利且最廉价的现代交通工具。

辨析

现代社会有各种便利，飞机，私家车，电话等等对这些社会底层人员来说都没有意义。

公交车就因为廉价，所以他们才能享受得起，所以说

公交车是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现代社会的便利。

参考

对他们来说，放弃乘坐公交车，就意味着失去了他们在现代社会中享有的最重要的便利。

5

原文

Cars lent to the boycott by the wealthier Negroes doubtless would be wrecked, worn, soiled, and abused by student drivers or by passengers.

原译

富裕的黑人出借给抵制运动的汽车无疑会遭到破坏、磨耗与污损，或者被学生司机乃至于乘客滥用。

辨析

有两个问题，一是be wrecked, worn, soiled, and abused是并列的，by student drivers or by passengers 是针对以上所有，不单针对abused。

二是abuse在这里是Treat with cruelty or violence，而滥用在汉语中更多地是指

过多的使用。

参考

富裕的黑人出借给抵制运动的汽车，在学生司机或乘客那里，无疑会被弄坏，被磨损，被染上污迹，被粗暴对待。

6

原文

Between 30,000 and 40,000 Negro fares were being denied to the buses every day.

原译

每天都有三四万黑人乘客拒绝乘坐公交车。

辨析

这里不是人数，而是乘车人次。数量上的差异大约在一半左右，考虑到普通人都

是往返。

参考

原本黑人每天有三四万乘车人次乘客乘坐公交车。

7

原文

the three co-equal city commissioners parried King’s arguments before a large crowd of reporters, boycotters, and white spectators. Commissioner W. A. “Tacky” Gayle (who was designated mayor because he supervised the employees at city hall) finally suggested that the negotiating parties retire to talk more frankly in private,

原译

蒙哥马利市政府派出了三位地位平等的谈判专员，这三个人在一大群记者、抵制运动参与者和白人观众面前施展兵来将挡的手段，将金的各项主张全都抵挡了回去。有一位专员名叫W.A.“黏糊”盖尔（W. A. "Tacky” Gayle）（他的工作是监督市政府全体员工，因此被指定为市长的代言人），最后他建议以闭门会议的方式继续谈判，以便各方进行更坦率的讨论。

辨析

其实看下文就可以看到，Tacky” Gayle他就是市长，不是什么代言人。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aw》中写道

One of the commissioners would be designated mayor, but this was strictly a ceremonial post, with no more authority than that of the other commissioners.

这虽然是1901德州某小镇的情况，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

designated mayor。

更准确地在这里

Montgomery is governed by three co-equal elected commissioners known as the "city fathers." Because Commissioner W.A "Tacky" Gayle administers City Hall he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Montgomery's "Mayor," though officially he has no more authority than the other two — Frank Parks and Police Commissioner Clyde Sellers.

http://www.crmvet.org/tim/timhis55.htm

Wiki 百科上City commission government条目有更一般的介绍。

所以，并不是蒙哥马利市政府派出了三位地位平等的谈判专员，而是该市执政的三名

市政委员都参加了谈判。

参考

蒙哥马利市政委员会有三位地位平等的市政委员，这三个人在一大群记者、抵制运动参与者和白人观众面前施展兵来将挡的手段，将金的各项主张全都抵挡了回去。有一位委员名叫W.A.“黏糊”盖尔（W. A. "Tacky” Gayle）（他是名义上的市长因为巿政厅的雇员都归他所管），最后他建议以闭门会议的方式继续谈判，以便各方进行更坦率的讨论。

8

原文

When Crenshaw leaned back to huddle with the other white negotiators, King thought he heard him whisper that if the whites gave in on this point the Negroes would go around boasting of a victory, which would be unacceptable. Some time later, Crenshaw recalled objecting that under the MIA plan a Negro man could be “practically rubbing knees” with a white woman.

原译

当克伦肖靠着椅背和其他白人谈判员耳语交流时，金认为自己听到了这样一番话：如果白人在这一点上妥协了，黑人就会大肆吹嘘这场胜利，这样的局面绝对不可接受。后来克伦肖回忆道，他之所以反对蒙改联的计划，是因为这项计划可能导致一个黑人男子和一个白人女子“腿碰腿挤在一起”。

辨析

Some time later 指向的计时起点只能是耳语交流时， 所以这里绝不可能是后来克伦肖回忆道。后来回忆的话，那只能是扺制活动结束之后了，时间长度不是Some time later 能承担的。

关键在于recall的含义，虽然回忆用得多些，但并不排除其他用法，第四章有

which the women stressed above the lawsuit, and the ministers defended themselves by recalling the lawyers’ advice against poisoning the trial atmosphere with too much excitement.

女性团体领袖批评教士们在谈判期间没有更加强硬且更加雄辩地强调种族隔离问题，她们认为彰显这一问题要比法律诉讼本身重要得多。教士们则引用律师的建议为自己辩护，认为不应当过分炒热审判的氛围。

recalling the lawyers’ advice 并不是回忆，这里原译引用，可通，但更准确地说应该重新，再一次说起。

这里recalled objecting 正是同样的用法。

参考

当克伦肖靠着椅背和其他白人谈判员耳语交流时，金觉得自己听到了这样一番话：如果白人在这一点上妥协了，黑人就会大肆吹嘘这场胜利，这样的局面绝对不可接受。不久之后克伦肖重申对第三点的反对，因为这会能导致一个黑人男子和一个白人女子“腿碰腿挤在一起”。

9

原文

He proposed that they all rally to the boycott and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Christmas at the same time by refusing to shop at all.

原译

他建议大家共同支持抵制，同时还要回归圣诞节的本来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彻底放弃购物。

辨析

at the same time不是同时还要如何如何，而是一举两得。

参考

他建议大家彻底放弃购物，由此既支持了抵制运动，又回归了圣诞节的本来意义。

10

原文

By restoring the true spirit of Christmas, they could give each other a lasting gift that no amount of money could buy.

原译

只要恢复圣诞节的真正精神，人们就可以互赠经久不衰、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礼物。

辨析

这两件事不是条件关系，而是互为表里。

参考

通过恢复圣诞节的真正精神，他们彼此之间就互相赠予了经久不衰、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礼物。

11

原文

There were remote technical objections, such as what would happen if disagreement arose among the passengers as to which of them needed to move, but the more powerful objections were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原译

三位市政专员断然拒绝了新的提议，因为这项提议暗藏着长远的技术缺陷，比方说乘客们可能因为谁应该起身的问题产生分歧。但更强大的反对原因源自政治与心理因素。

辨析

remote technical objections 不是长远的技术缺陷，不是说长远看来，而是说离主题很远。

参考

三位市政专员断然拒绝了新的提议，有一些不着边际的技术细节问题，比方说乘客们可能因为谁应该起身的问题产生分歧。但更强大的反对原因源自政治与心理因素。

12

原文

Their position was hardening, the more so because they saw the MIA weakening.

原译

他们的立场原本就极为强硬，看到蒙改联示弱之后更是有恃无恐。

辨析

hardening, weakening 的动态没有译出。

参考

他们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而当他们发现蒙改联在退让之后就更加得寸进尺。

身体出了些问题，下周就开始住院。

何时能重新拿起放大镜来审视万年兄的译文，尚在未知之数。

校了这么久，原本有些一般性的感概和建议想写出来，或可略有助益。

现在也没时间了，只有一句留作箴言，可以说是翻译的魔鬼定理。

凡是对原文理解得没有把握，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的时候，

就一定会出问题。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还期待能得到您进一步指正呢。

不是太要紧的问题吧？

与此同时，远比私刑更为低调的不公正也正在向金步步紧逼。在路易斯安那州，州政府官员审查了注册选民名单上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黑人姓名并且剔除了一万个名字，彻底摧毁了领导大会此前在选民登记方面做出的努力。尽管这件事鲜有新闻报道，但民权工作者仍然沮丧不已，以至于艾拉.贝克只得再次主动离开纽约回到了亚特兰大。虽然她被领导大会排挤了出去，尽管领导大会当中的布道人们不紧不慢的办事作风让她感到憋气，但贝克还是花费五周时间紧急走访了什里夫波特。之所以她要到这里来，是因为这座城市居住着一位与她关系不错的领导大会牵头运作人员，此人名叫C.O.辛普金斯（C. O. Simpkins），本职是牙医，他也是领导大会高层当中唯一一位不是布道人的成员。两人竭尽全力试图重振公民十字军的势头，但是响应号召前往法院登记的人数只有区区二百五十人。负责登记的前台人员仅仅与其中四十六人谈了话，最后成功登记的只有十五人。按照这个速度，就算仅仅要想将登记选民人数恢复到公民十字军运动之前的低下水平也依然需要数十年时间。

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失败案例在南方各州持续增多。金从印度回来以后针对这种境况采取了与他的惯常性格大相径庭的一招，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几乎算是仅此一例：他亲自解雇了一名手下员工。在指出公民十字军运动“一直没有提出与其开销相匹配的高效方案”之后，金要求领导大会执行主管事约翰.蒂利立即辞职。然后领导大会又再次开始寻找他的继任者。最理想的人选必须满足两条完全不可能共存于一身的品质：此人必须是地位足够高的布道人从而使得领导大会董事会感到放心，同时此人还必须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教会从而全职从事民权活动——没有哪一个董事会成员愿意为了民权事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就连金也不例外。在此期间金邀请艾拉贝克回到领导大会主持工作，这一次是聘请她担任带薪执行主管。董事会同意了金的安排，不过依然要求贝克的工作只是“代理”性质而不是永久任职。在她任职期间寻找继任者的行动还应继续。于是贝克再次搬回了屋顶漏水且没有空调的亚特兰大办公室，在熟悉的困难环境里继续处理往来公文信函。领导大会的悲惨财务状况更是导致了办公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金之所以解雇蒂利是因为他正在丧失耐心。他不知道怎样才能重新点燃抵制运动的精神——无论是他差点殉难的经历、他造访白宫的经历，抑或是他的千场演讲如今看来都像是泥牛入海，没能掀起半点波澜。回家后的金决心带着在印度学到的知识开始新的征程。到了4月份，他给自己的黑人神学导师之一、威廉.斯图尔特.纳尔逊（William Stuart Nelson）写了一封信*，认为领导大会“之所以未能在南方传达甘地主义哲学是因为没有花时间认真研究这门哲学。”金提议到了夏天在亚特兰大召开为期三天的非暴力运动讲习会，从而进一步组织一场美国式的反食盐税进军。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决定最好把一年一度的讲习会从蒙哥马利搬出来。‘自打从印度回来之后我就越来越按捺不住这个想法了。”他在给尼尔森的信中写道。

非暴力抵抗种族隔离讲习会于7月份在斯佩尔曼学院召开。令人失望的是，到场签名的与会者不足百人，尤其是没有特别像样的亚特兰大本地代表。不过非暴力运动小团体的每一位领袖都做了发言：金与阿博纳西自不必说，贝亚德.拉斯廷、詹姆斯.劳森以及格伦.斯迈利也都发表了指导意见。《甘地传》的作者理查德.格雷格指导了一组讨论。雷迪克就甘地反对印度种姓制度的运动做了报告。金在摩豪斯学院的指导老师梅尔文.沃森也前来捧场，他的演讲主题范围从教士求职一直包括了斯大林主义，此外他还带领大家进行了祈祷。什里夫波特的C.O.辛普金斯博士主持了一次会议。领导了里士满元旦大型游行并且积累了一肚子实战经验的新人怀亚特.蒂.沃克主持了另一场会议。艾拉.贝克则与威尔.坎贝尔（Will Campbell）进行了一场相互问答——此人是一位身兼布道人与作家双重角色的自由派南方白人。

这次讲习会的主要目的是为民权运动寻求新的斗争手段与新的突破口。此前的斗争经验告诉他们，基督教精神必须加以改造才能发挥政治效力，甘地主义也必须加以改造才能适应美国文化。这两套体系都需要塑形调校取长补短，然而究竟要怎么做却没有人知道。他们面临的问题就像“黑鬼”一词一样直截了当，他们寻求的解决方案却像“美国化非暴力”之类的措辞一样含混不清。稍微深入讨论一下，上百种语义差别就会浮现出来。发言人们把非暴力变成了一门社会科学，一种对实践者和实践对象都能产生复杂影响的处世态度。很多人都谈到了如何应对暴力以及甘地主义者如何准备亲身承受殴打。拉斯廷、斯迈利以及其他人本着过去二十年来的经历向听众们传授了许多消除敌意的非暴力招数。劳森在抨击他所谓的常见非暴力迷思时指出，当看到示威者逆来顺受地像胎儿一样蜷缩成团时，大多数诉诸暴力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只会更加恼火。这个看似自我保护的姿势很容易招致内脏破裂与脊柱骨折。他建议反抗者尽量与打人者保持目光接触。

劳森认为理论研讨需要“配合具体情况下的实际应用”。自从按照金的请求从俄亥俄州搬到纳什维尔以来，劳森一直在和学生志愿者们一起测试各种非暴力创意。他将他的纳什维尔研究小组称作“工坊”而非班级，每次讨论都会围绕一个“项目”来开展。项目可能是针对某家种族隔离剧院或者某位顽固投票登记员进行的示威、游行或者纠察封锁，又或者是三种手段的结合。劳森打算等到了秋天针对纳什维尔的种族隔离百货商场进行示威测试。一位来自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曾帮助怀亚特.蒂.沃克组织里士满游行的戈登.凯里（Gordon Carey）正计划在迈阿密实施静坐示威。

劳森和其他新派美国甘地主义者就像化学家一样精心推进着他们的项目。每一个步骤都经过了精心策划、执行和评估，同时还着眼于分解对方的行为并控制他们的反应。如此精密的培训固然培养了受训者的自信，但也使得非暴力运动变成了一项深不可测的特种作业。在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在游行示威之前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来训练自己，而且甚至就连这些人的支持者们往往也会认为他们都是一帮怪胎。北卡罗来纳州的很多非暴力活动都可以追溯至道格拉斯.穆尔的影响，但金在波士顿大学时一直与这位激进人士保持着距离。穆尔此前已经在北卡罗来纳州领导了一场静坐行动，并且与一家种族隔离冰激凌店打起了官司。金在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期间的表现令穆尔大为意外，于是他给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痛苦地谈到了“压在心头的事情”，并建议金组建一支甘地主义突击队的骨干队伍。“多年来我一直坚信，一支纪律严明的百人队伍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打敲断北卡各地种族隔离体系的脊梁骨。”不到两年后穆尔就成了领导大会董事会的北卡罗来纳州代表。在北卡罗来纳州再没有哪位布道人如此在意这个非暴力研讨会，以至于不惜独自长途驾车来参加会议。

面对似是而非的非暴力主张，金难免要与道格拉斯.穆尔这样的人们结盟。但是这样做并不能彻底解决眼下的问题：新甘地主义者怎么能指望组建一支由非暴力怪胎和空想家组成的人马呢？就算能找到大量的新兵，又要怎样将如此艰苦的行为准则有效传授给他们呢？非暴力运动专门吸收那些有胆量将挨打培养成特长并且有耐心在持久战当中坚持到底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似乎并不多，因此非暴力信条看上去也充满了自我设定的局限。

那年夏天的某日，一条解决问题的线索在蒙哥马利浮现了出来。当时阿博纳西邀请金马上到第一浸信会教堂来一趟。金赶来之后发现教堂里除了阿博纳西与弗莱德.格雷之外还有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名叫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阿博纳西告诉金，这个小伙子是纳什维尔的一名神学院学生，并且已经成为了劳森的非暴力研讨会的忠实成员。由于立志于成为亚拉巴马州白人大学中的第一名注册黑人学生，刘易斯想要起诉位于他家乡的特洛伊州立大学（Troy State College）。刘易斯在信件与电话当中表达了相当的诚意，深深打动了阿博纳西和格雷。他们两个为刘易斯支付了从纳什维尔到蒙哥马利的长途车票，从而当面考察此人究竟有没有能力实现如此前途莫测的抱负。

金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在外表上与他自己有点像——矮小壮实，肤色极深，长着一张保暖性能更胜于审美功能的圆胖脸——但是却完全没有金的风度与气场。刘易斯有口吃的毛病，而且就算不口吃的时候也几乎无法讲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他说他家的位置如此偏僻，以至于想不起来少年时代曾经见到过哪怕一个白人。这一点决定了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们决然不会选择他作为种族融合的试验品，因为他似乎是一个再怎么受教育也洗不掉一身土气的黑人。然而在刘易斯身上有一团耀眼夺目的光芒，遮蔽了他所有的缺点。他说他已准备好了拼上这条命也要进入特洛伊州立大学，但如果遵循非暴力原则，那么他很可能会避免这样的命运。会面结束时两位布道人同意想办法为诉讼筹钱，格雷也同意接下这个案子，但前提是刘易斯要获得父母的许可，因为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

在返回纳什维尔的长途车上，追星族刘易斯不住嘴地自言自语，因为今天他终于见到了金博士，还与对方聊了半天。令刘易斯感到自豪的是，早在金通过公交车抵制运动而一战成名以前他就知道了金的存在。当时是1955年，刘易斯偶然收听了一场布道，名为“致美国基督教徒的保罗书”，金在布道当中模仿圣保罗的风格和神学思想批判了美国基督教徒的自私与兄弟情谊的败落。刘易斯仍记得自己当时坐在收音机前受到了何等的震撼。他一直梦成为一名布道人，而在那一个小时当中他的梦想已经聚焦到了一位全新的偶像身上。

刘易斯从小就被大人们打上了怪小孩的烙印，因为他特别喜欢异想天开。他在一个不通水电的小农场长大，从小就不喜欢干农活，气坏了他的父母。刘易斯反对农业活动，认为这样做无异于与大自然赌博。他的父母一开始认为他只是存心偷懒，后来他们才逐渐意识到儿子的古怪借口背后潜藏着怎样强烈的意志，急得他们简直巴不得儿子只是个懒汉而已。少年时代的刘易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对猪狗之类的大多数农场动物都没什么特别感觉，但是漫长的研究让他坚信鸡是纯洁无罪的生物，值得被人收养。因此每当家里杀鸡做菜的时候刘易斯总会哭得歇斯底里，不惜绝食抗议，一连好几天都不跟家里人说话。刘易斯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摆脱对于鸡的执迷，反而将这份情感与八岁以来就在他身上显露头角的宗教热情嫁接在了一起。

没过多久少年刘易斯便开始对鸡布道。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偷偷溜到鸡舍里，结结巴巴地面向鸡群发表长篇大论的布道词，从而缓解自己的口吃症状。每天睡觉之前刘易斯都要在鸡舍里举行宗教仪式，他会凝望着这群叽叽喳喳的教众，用祈祷将它们平静地送进梦乡。十岁那年他已经围绕着鸡的生活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法事活动。如果小鸡死了，他就会用猪油罐收殓并且安葬小鸡的遗体并且在坟头栽种鲜花。他还会为刚刚孵化的小鸡施洗。有一次他为一只小鸡施洗时只顾着祈祷，让小鸡在水里泡得太久，结果把小鸡淹死了。这件事成了他最糟糕的童年记忆之一。将一动不动的小鸡从水里捞出来的恐怖情景一直让他噩梦连连。

布道一直是刘易斯这个农家孩子的梦想。1957年他成为了家里第一个完成高中学业的人。怀着前往摩豪斯学院追随金博士的梦想，他写信向摩豪斯索取了一份招生手册，可是立刻就发现他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摩豪斯的学费。他最终选择了他唯一能找到的免费学校，也就是纳什维尔美国浸信会神学院。刘易斯是个乡下孩子，从小到大只进过一次城，此前他对城市的最深刻记忆就是于搭乘电梯的神奇感受。因此纳什维尔的独立大学生活一方面吓得他手足无措，同时又让他心里充满了冒险的刺激感。在学校的教堂里，刘易斯听说有人正在开班传授金博士的非暴力哲学，在他看来这简直是上天的完美安排。詹姆斯.劳森和刘易斯同时来到了纳什维尔。1958年秋天，身为和解团契地方联络员的劳森在纳什维尔开设了每周一期的非暴力哲学课程。若是他碰巧外出办事，他的同事格伦.斯迈利就会代他上课。在所有课程参与者当中就属刘易斯最热忱，他觉得这些课程远比平时的神学课更引人入胜。在完成英语与数学补习课之前，他已经如饥似渴地汲取了大量关于甘地、梭罗和美国宗教信仰自由先驱们的知识。刘易斯在纳什维尔经历了两年历练，接受了金的激励与劳森的培训。他激动地乘车从蒙哥马利回到家里，做好了为社会福音运动冒险的准备。

这一年秋天，劳森把一车纳什维尔的学生送到了高地人民俗学校，并且拉上了他在神学院的室友詹姆斯.贝弗尔（James Bevel）。一年多以前贝弗尔曾拒绝参加劳森的研讨会，这次他答应拜访高地人是因为觉得这次出行听起来更像是去度假。神学院里的人们都认为贝弗尔是个天生的领袖。他从小父母分居，母亲住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父亲住在克利夫兰（贝弗尔青少年时期曾在那里的轧钢厂工作过），他则往返穿梭于两地之间。贝弗尔是一个性格急躁、心直口快、善于社交的人。在就读纳什维尔神学院之前，他和他的兄弟刚好签下一份摇滚唱片合约，但突然的宗教皈依促使他来到了学院。有传闻说他的一位女伴给他生了个儿子，而他还没有当爹的打算，所以才躲进神学院里。不管怎么说，总之他成了一名崭露头角的布道人，在学校里名气很大。他能够长时间以最大音量连续布道，惯于尝试大胆的理论与古怪的即兴发挥，满口都是天花乱坠，很容易就会陷入狂热状态。有人开玩笑说贝弗尔给别人洗脑后自己也需要洗澡，因为他全身上下肯定会大汗淋漓。贝弗尔对社会福音和刘易斯的非暴力理论都不感兴趣，但刘易斯是个不屈不挠的传教者，他劝诱贝弗尔先去高地人看看再说，希望能借此赢得对方的支持。

贝弗尔一直觉得自己在布道领域已经达到了大师级别，来到高地人学校之后他的信心首次遭到了打击。来自高地人的发言人当中有一位迈尔斯.霍顿，他向学生们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学生们声称他们已经与种族隔离主义断言他们生来劣等的主张拉开了距离，霍顿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要求学生们质疑自己到底是谁，自己到底在说什么。贝弗尔从没听到过有哪个白人说话如此直白却又如此巧妙。这个人就像苏格拉底一样，总是提出假设再加以质疑，从而进一步向更深层次的核心掘进。这样的说话方式让贝弗尔感到如坐针毡，逐渐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在接下来的一次会话中，另一位发言人训斥这群学生怯懦无为：“看看那些波兰学生吧，他们正在忙着矫正政府的错误，而你们却在这里忙着缠五朔节花柱、搭伙看电影或者玩桥牌，你们是不是还自我感觉挺好啊？”贝弗尔的脾气噌地一下就上来了。他当场起身离开了气氛压抑的演讲现场，并且砰地一声甩上了门。

刘易斯则继续留下来听课，与他一起留下来的是一位赛提玛.克拉克（Septima Clark）。金对于高地人学校里的很多人都寄予了看似不切实际的厚望，希望他们能在校门外发挥润物无声的作用，克拉克就是其中之一。现年六十岁的克拉克是奴隶的女儿，她的父母曾属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波因塞特家族（这个家族的姓氏后来成为了一种冬日盛开的花卉的名称）。她专门从事成年人扫盲，让彻底不识字的人学会阅读，将几乎不识字的人培养成老师。克拉克在教育领域的非凡天赋引起了迈尔斯.霍顿的浓厚兴趣，于是霍顿委托她在高地人学校里负责一个名为“公民学校”的实验项目。在每周例行研讨会上，克拉克承诺把佃户与其他没有受过教育的黑人变成潜在的选民，用基本的读写能力武装他们，让他们掌握自己的民主权利。她甚至希望设计一套教学进度呈几何式增长的系统，从而迅速地将有天赋的文盲训练成这一领域的老师。她的性格在坚韧的激情与无尽的耐心之间保持着近乎奇迹的平衡。即使那些预言克拉克肯定会失败的知识渊博的批评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她具有圣徒一般的品行。有一位访问高地人的教授抱怨道，约翰.刘易斯并不是一位合适的领导者——他说话结巴，拆分不定式，朗读的时候全然不顾抑扬顿挫。“那又怎么样呢？”克拉克反问道。意思到了就行。再说需要他引导的人们已经了解他了，贝弗尔也是。她预言贝弗尔肯定会回来的，并且劝导大家要耐心。她一如既往地在阶级鸿沟的两侧做工作，而自己的心灵却丝毫不受摩擦的伤害。

那年秋天，艾拉.贝克专程来到高地人学校，试图将克拉克的公民学校项目和领导大会尚不成熟的公民十字军项目结合在一起。贝克早就听说克拉克正在招收的老师几乎全部来自在她眼里最有潜力可挖的南方人力资源——也就是女性黑人群体——而且克拉克的项目还专门针对完全不识字的黑人，这部分人在尚未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群体当中占据了压倒性的比例。但贝克也知道，正是这些因素会致使领导大会当中的布道人们本能地打起退堂鼓。扫盲学校里的工作烦琐乏味，引不起神职人员的日常兴趣，更不能满足他们的控制欲。此外所有人都承认，黑人神职人员高人一等的地位完全取决于在黑人当中广泛存在的无知境况。许多民权领袖都在竭力塑造举止得体的“新黑人”公众认同，他们很担心与神职人员走得太近会产生形象问题。出于这些原因，贝克回到亚特兰大后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对于扫盲学校的热情，她只要求“得到进一步探索这一领域的授权”。

纳尔逊是华盛顿霍华德大学的系主任。金曾经希望他能在访问印度期间陪同自己。1958年下半年他一直以富布莱特访问学者的身份待在印度，但是在金抵达之前他就因为没能续签签证而回国了。

非暴力讲习会结束后，金感到十分气馁。在领导大会的年度会议上他直截了当地向董事会承认公民十字军运动已经失败。筹措资金与选民注册这两条战线上的表现都非常惨淡，完全无法满足一年半以前提出的目标。“本着有一说一的原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进展就连浅尝辄止都算不上。”金认为领导大会与协进会正在相互掣肘，而他开出的药方是召开一场地区会议，希望能在选民登记方面与协进会南方分会以及其他当地组织达成合作协议。金的实际打算是想绕过协进会总会，但更讲究现实主义的与会者则指出这个方案绝对躲不过威尔金斯的注意。

无奈之下金只好指望公关。他抱怨“报刊或其他媒体上面从没见过关于领导大会的报道”，因此提议聘请一位专业公关人员，聘任期至少六个月。金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贝亚德.拉斯廷，但他并没有马上表态，唯恐重新点燃曾在抵制运动期间迫使拉斯廷离开蒙哥马利的论战。金很清楚将一名前共产党员兼男同性恋推荐给一群浸信会布道人有多么困难，此外他也希望先赢得其他人的支持。各位牧师们投票决定开始寻找一位宣传助理，然后就通过恭敬讨论将金聘请拉斯廷的打算请进了冷宫。不久之后《喷气机》杂志发表了一则不署名的小道消息：“神职人员发起的南方各州选民登记运动几乎陷于停顿。”这篇文章将领导大会内部的窘境掀了个底朝天，提到了蒂利的离职，远远低于领导大会预计目标的选民登记人数，以及金本人最近向同僚们承认的其他败象。文章进一步写道：“与此同时协进会正在悄悄地扩展其在南方地区选民登记领域的影响力，在许多州都取得了切实进展。由此可知：空喊口号并没有用。”

最后这句话浓缩体现了威尔金斯对于金的评价。这些字句深深刺痛了金，以至于他立即打电话给《喷气机》华盛顿办事处主管提出了强烈抗议。一周后他在领导大会会议当中呈交了一系列提案，旨在“反制那些已经散布开来的错误观念”。几乎每一项提案的着力点都位于公共关系领域。金要求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对外宣称领导大会的“活动范围正在扩张”；他还打算发表一封“寄给至少五千人”的公开信，信中要重申新闻发布会上的内容并提出募捐请求；最后，“在经过虔诚认真的思考之后”，他推荐拉斯廷掌管领导大会的公关事务。领导大会面临着如此紧迫的危机，迫使金不得不收起了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做派，直言不讳地敦促同事们去冒一冒“风险”。当然他也很清楚聘用拉斯廷“可能引发十分凶险的局面”，并且向大家保证一旦出现令人尴尬的公众反应，拉斯廷肯定会“悄然辞职”。

此外金还建议另外安排一个寻求和解的特派团访问协进会纽约总部，从而“清除那些似乎由协进会高层人士种下的异议种子”。金想和威尔金斯做交易，但领导大会里的布道人随即指出，聘请拉斯廷会损害金的谈判筹码，因为威尔金斯很熟悉拉斯廷的背景。假如金当真任用了拉斯廷，那么威尔金斯就捏住了金的短处。就像以往一样，这一回金的一个目标再次遭到了另一个目标的劫持。推荐拉斯廷为领导大会工作的提案就这样遭到了无限期搁置——至少要等到拉斯廷旅行回来再说，因为他新近参加了一场深入法属非洲殖民地的政治大篷车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