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昨天在海外校友群与老大学生果粉的对话 -- 脊梁硬

另外老板比较牛，每月给200。回家的车票还能给报销。

我上研究生那段是非常爽的。

如此恨中国，欢呼有人想给中国做对。 看来这帮人离汉奸只有半步之遥：

“”川普起义

台湾前行政院长游锡堃先生应美国政府及当选总统川普团队邀请前去华盛顿祝贺，祝贺团队由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及时代力量各政党组成，撸国发表抗议，认为是炒作。中国大陆参加美国新总统就职大典只有一人: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先生，中国驻美使领馆一概未被邀请观礼。面对川普起义，撸帝和撸国心里不爽得很！“”

下马了那么多项目，

军队经商

治安一片混乱，车匪路霸兴起，到90年代黑社会达到极盛，新世纪之后治安才转好

所以80年代，呵呵吧

这个问题太大了，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

国家办教育，是个长期规划，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全国高等院校能容纳多少学生，就应该尽可能招满。但全国在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吸纳应届毕业生的能力是变化的，有时高，有时低，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的现象。

从国家的角度考虑，供过于求总比供不应求要好，所以教育要“先行一步”，因此所谓的“人才浪费”就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对国家来说，应该是个好现象，但对学非所用的个人来说就是悲剧了。

请注意，我谈的并不是条件是否艰苦，而是条件是否具备。在我看来，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他们那批人，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国家的鼎力支持。那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的支持！这样的支持，在八九十年代根本不存在，那是一个全民经商，科研工作干不干谁都无所谓的年代。

公派留学生不回国，无论如何都是错的。不过当年的公派留学，情况也是多种多样。一开始是国家全包，但后来就只是提供第一年的费用，以后都要靠学生自己去争取学校的奖学金。如果拿到足够的奖学金，才能继续学业，国家也鼓励，否则就只好回国。所以，当年按期回国的，多数都是没能在国外完成学业的。可一年时间里究竟能学到什么？连个硕士都拿不下来。国家派这些人出国，其实也不指望他们能学成什么，基本就是开开眼界，了解一下国外的科技动态而已。真在国外“学成”的，都是走到了该领域的前沿，回国就必然又要面临一个除了教学以外没有用武之地的窘境。这是一个科技落后国家必然要面对的高科技人才流失的痛苦现实。

从留学生个人角度看，如果一年后没拿到足够的奖学金，一般来说，回国就是最好也最自然的选择。但如果拿到了奖学金，继续留下来完成学业也是最自然的选择。这些人做这种选择的时候，多数人也是期望着到“学成”的时候，能回国效力。但越是接近“学成”，却又越发现回国后没有“用武之地”的危险。任何一个有希望破纪录的人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去当教练，这是人之常情。

我常想，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学非所用，和继续留在国外但保持着与国内的学术交流，究竟哪个对国家更有利？我觉得恐怕还是后者，毕竟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国内其实并不真正缺乏人才，保持着与海外华人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在现阶段对中国更划算。

科研水平从根子上讲，其实是钱堆出来的。有钱才能创造有利的科研环境。有了最好的科研环境，自然能吸引最高水平的科研人才。好在中国已经度过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窘迫状态，以后的路会越走越宽广，大家对当年留学生滞留海外的心态似乎也可以平和一些了吧。

邓本人只能做到大方向的确定，而具体执行的人只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偏好去制定具体的计划。这里就因人而异，效果差异巨大了。同样是“市场换技术”，火车出了中国高铁，占据世界头把交椅，而汽车工业则全军覆没，成了世界名牌汽车的加工厂，这显然是具体执行人的问题。

我认为，看问题要看本质，邓的大方向基本是对的，但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对这里面的偏差，邓没有及时制止和纠正，说明这些偏差在邓的允许范围内，所以他也有一定的责任。邓是摸着石头过河，能选出一处水浅流缓的河段，就说明大方向选对了。锅巴樵夫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却选了一处水深流急的河段，结果苏联在过河途中淹死了。

过河总难免要深一脚浅一脚，摔个跟头呛口水也不奇怪，能过河就是成功。好在现在看来过河已经基本成功了，大家还是向前看吧。

但是目前中国国内科研水平是高于那些留在国外的学者的科研水平还是低于他们呢？

国内很多方面不输于国外，国外处于领先地位的那些领域的带头人又有多少是当年留在国外的华人呢？

没条件做科研只是一小段时间，不然也没有中国的今天

当年没回来的只能说是眼界看的略短吧

降低积累，降低科研投入，让军队、公检法自己找食吃，出口石油，大肆举债，最后呢，省下的钱主要用于给一小部分人补发工资、供各级领导挥霍了。

没过几年，石油价格下来了，贷款还不上了，强行启动通胀，导致物价飞涨。随之89年发生大事件。然后，被全面制裁，被迫闭关锁国。然后整个90年代，从银河号事件，到大使馆被炸，南海撞机，如果不是拉灯，中国现在真不知道咋样。

请问一下：有战略么？有执行么？

另外，毛泽东说，路线定了，干部是关键。高层管理，首先是用人，作为国家领导人来说，用错人是非常大的错误。

而且，高铁是什么时候的事情？犯得着拿来给8、90年代贴金吗？

就是降低积累，提高消费，让人民生活水平以比较显著的速度提高，以平安度过理想幻灭的危险阶段。

到了具体执行的层次，就涉及到了积累降低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已经如何将降低的积累合理地分配到必须保证的部门。提高消费也同样要面对如何花钱，如何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比如说，一个科研单位领导，是拿钱去买科研设备，还是给单位买进口车，这就不是邓所管得着的事了。像我当年所在的单位，面对不多的经费，是花钱买设备，还是花钱改善职工生活，单位领导在改善职工生活方面确实做得不错，而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就显得不太够了。

正所谓“见微知著”，从一个小小的科研单位就可以看出整个大形势的影响。层级越高，决策所产生的后果也就越显著，影响面也就越大。另外，我只对正常的国家运作机制所产生的影响感兴趣，贪污腐化所产生的问题不在我讨论的范围之内。

至于高铁，不过是“市场换技术”这个政策的一个成功例子而已。“市场换技术”是一个政策，什么时间提出的并不重要，具体例子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也不重要。

咱们讨论能不能别这么激动？提“高铁”就成了为8、90年代贴金？我在这个主题下的帖子一直都在讲那个年代的无奈，你是没看呢还是看不懂？如果高铁是贴金，那我举的汽车例子又算什么呢？

你要是只会这么说话那就只好恕我不再奉陪了。

我们村里就有一个，华东纺织工学院公派英国留学，然后就没回来。

您工作的时候，科研经费已经被砍得七零八落了吧。河里的老人都知道，萨苏写过中科院数学所差点被解散，数学家准备出去做推拿、按摩的故事。

具体单位的领导怎么花钱，国家领导人管不过来，但是国家的贸易逆差该不该国家领导人管呢？根据河里的数据，85年进口轿车10.6万辆，花了30亿美元，当年的贸易逆差149亿美元，是84年逆差的11.7倍。作为领导人，看到了这样的数据，是不是该处理一批干部呢？

https://www.ccthere.com/article/4225101

还有，国家借外债是不是该国家领导人管？中国的借贷计划又是怎样从65亿美元激增到800亿美元，致使最后无法偿还，只好启动通胀抢老百姓的呢？

https://www.ccthere.com/article/4225039

货币发行该不该国家领导人管？1978年1月，全社会流通现金总额也仅有229.59亿元。1981年1月，中国社会现金流通量达到415亿元，1985年1月达到839亿元，1986年1月突破1050亿元，1988年1月达1553亿元，1988年11月达2027亿元。短短10年，货币发行量是10年前的8.8倍

https://www.ccthere.com/article/4224951

这种公然掠夺老百姓的事情，中央领导知不知道？

轿车引进，是8、90年代的事，高铁引进事21世纪的事。8、90年代的引进，您能找出成功的例子吗？引进技术难道是改开后的独创？73年的43工程算不算，当年的156工程算不算？

有些领域高于国外，有些领域低于国外。以前低于国外的占绝大多数，后来高于国外的开始不断增加，以后还会越来越多。我想这应该是比较客观的描述吧。

有能力在学术上有突破，做出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这样的人里面华人很多。而学术带头人需要资历和国际名望，人数又极少，在一个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的科研领域里，华人成为学术带头人比做出世界级成果的难度要大得多。

对于一个国家只是一小段时间，但对于一个人的科研生命来说，就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时间了，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了。

我说过，嘲笑前人是很容易的。但如果真正站在当时的历史关头，就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眼界的问题，不是自己能看多远的问题。而是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但却无法判断那些人有没有愿望和能力做正确的事情。90年代初，谁也不知道中国能不能度过难关，恐怕连江李朱都不知道。这就好比你坐在一辆大巴上，你自己视力很好，但你无法判断司机的技术如何，有没有喝酒，认不认路。漆黑的夜晚开在崎岖的山路上，能否安全抵达目的地，就不是你自己的“眼界”所能决定的了。

对当时的那些留学生来说，选择留在国外就是好比一次唯一的“下车”机会。下了车就避免了可能随车坠崖的危险，但是一旦下车，车不等人，也就永远丧失了再上车的机会。

我再说一遍：高铁，只是为了说明“市场换技术”这个政策下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这个政策是80年代提出的，但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整个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成功的极少，绝大多数都失败了。但是，执行的效果不好不能用来证明政策的失误，因为高铁就是一个反例。

“引进技术”和“市场换技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引进技术的风险只在于技术消化吸收而已，但市场换技术却有失去市场但没换来技术的风险，这难道还需要我来解释吗？

你对8、90年代的许多事情不满，为什么一个劲地朝着我发作？你难道看不出我对那个年代的失望吗？真是莫名其妙。

我很想听听国家欠的外债怎么靠启动通胀来偿还。据我所知，通胀再高也是国内流通市场的货币，而还债是要用美元的，还望不吝赐教。

虽然我年龄也不大。

我父亲经常把单位订的《半月谈》拿回家看，我清楚记得某期有一篇豆腐块儿文章说过这事，时间应该是在88--91年的样子，因为91年我就上大学了。当时说到进口轿车（印象里）是300亿人民币，文中提到足够建造一支还是两支航母舰队，由此判断应该是88年南沙海战之后的反思文章。以后又看到某人的回忆文章说这些轿车基本都分配给各部委，机关，老干部 ......

按忙总的话说：政策最重要的不是优越性，而是可行性。如果一个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成功的极少，绝大多数都失败了”，这个政策当然是错误的，这有问题吗？

很简单啊。通胀导致老百姓购买力下降，省下来的东西出口换汇、用于还债。我是农民，我小的时候，我们生产的大米、花生米、苹果什么的，最好的都挑出来，出口日本换汇了。花生要用大筛子筛，挑大个的、饱满的，否则人家不要。国家随随便便印钱，把我们生产的最好的东西买走，出口换汇，他们花两只航母舰队的钱进口轿车坐在屁股底下，还不准俺们嚷嚷两声？

老百姓5、6、70年代受苦，是为了国防安全，是为了原始积累。到了70年代末，前期的投入收获了(良种、农田水利、大化肥、大化纤、大乙烯、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他们大肆举债，大举进口奢饰品挥霍，弄得8、90年代老百姓继续受苦，工人下岗、农民被三提五统逼得上吊自杀。

我认为8、90年代的问题，根子在主席台，大方向就是错的。提高消费，应当优先民生，而事实恰恰相反，优先的不是民生，而是各级领导的挥霍；积累降低了，但是钱没去该去的地方，科研项目被砍、军队公检法没有经费要自己找食吃；不该大肆举债；农民负担有一段短暂的减轻，但是很快反弹，不堪重负。省下的钱和借来的钱，很多都被各级领导挥霍了。

您在对8、90年代失望的同时认为，大方向基本是对的，就不是我能理解的了。

言语得罪之处，还请海涵。